中东欧国家转型：外部约束与现代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夏海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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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转型：外部约束与现代化试读：

2017年，是华东政法大学65华诞。65年来，华政人秉持着“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学校始终坚持将学术研究与育人、育德相结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一代代华政学子自强不息，青蓝相接，成为社会的中坚、事业的巨擘、国家的栋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65年栉风沐雨，华政洗尽铅华，砥砺前行。1952年，华政在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历经65年的沧桑变革与辛勤耕耘，华政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人才培养硕果累累，科研事业蒸蒸日上，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步步登高，国际交流与社会合作事业欣欣向荣，国家级项目、高质量论文等科研成果数量长居全国政法院校前列，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登高望远，脚踏实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为先，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秉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形成“三全育人”的培养管理格局，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革故鼎新，继往开来。65周年校庆既是华东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当前华政正抢抓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度聚焦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紧紧围绕学校综合改革“四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模式，构建“法科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两基地（高端法律及法学相关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基础、深化特色、提升实力。同时，华政正着力推进“两院两部一市”共建项目，力争到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65周年校庆既是对辉煌历史的回望、检阅，也是对崭新篇章的伏笔、铺陈。在饱览华政园风姿绰约、恢弘大气景观的同时，我们始终不会忘却风雨兼程、踏实肯干的“帐篷精神”。近些年来，学校的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课题立项数持续名列全国第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核心期刊发文量多年位居前茅。据中国法学创新网发布的最新法学各学科的十强排名，学校在法理学和国际法学两个领域排名居全国第一。当然我们深知，办学治校犹如逆水行舟，机遇与挑战并存，雄关漫道，吾辈唯有勠力同心。

为迎接65周年校庆，进一步提升华政的学术影响力、贡献力，学校研究决定启动65周年校庆文丛出版工作，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优秀学术成果，集结成书出版。文丛不仅囊括了近年来华政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包含了华政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集。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华政65华诞的献礼，也是向广大教职员工长期以来为学校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致敬。

65芳华，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似惊鸿一瞥，更如流风回雪。衷心祝愿华政铸就更灿烂的辉煌，衷心希望华政人做出更杰出的贡献。华东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文丛编委会2017年7月绪论一 选题宗旨及研究意义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所说的1974年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距今已有4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经济转型，甚至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浪潮，有30多个国家从权威主义转向了民主政治，还有几十个国家受到了民主化的冲击。在此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极大改善、东欧的政治变革、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组织的解散以及苏联的解体，持续40多年的“铁幕”骤然终止。如果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算起，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距今已近28年；2004年最大一次规模的欧盟东扩，有10个国家加入欧盟，其中中欧国家就有4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距今也已13年；如果自2008年9月，因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进而对中东欧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算起，至今也近9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东欧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大国尤其是欧盟的约束？这种约束是如何作用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中东欧国家又是如何评价这种外部约束的？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欧洲模式”、“中东欧转型模式”是不是成功的模式？2012年4月26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波兰华沙举行会晤，开启了中国政府同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模式，先后达成并发表了2012年《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2013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2014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2015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和201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2015年在中国苏州，中国与中东欧16国以《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为中欧关系的指导性文件，依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新闻公报》、《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制定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本规划旨在明确2015年至2020年的合作方向和重点，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推动“16+1”合作提质增效。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包括中东欧国家的高度关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不断升温，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的建立促使二者之间的合作迈向新高度，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板块和新亮点。新近欧洲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所引起的欧洲变局，将对中东欧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最终选择“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分析，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中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较为成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被大家公认为转型的“优等生”，本书的许多典型案例就选这三个国家。

一般认为，中东欧国家是在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这三大外部因素影响下进行转型的。但这三大外部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就是欧盟（欧共体）。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大大改变了欧盟的外部环境，这使欧洲得以“松绑”。一方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结束，欧盟暂时可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从而享有了独立发挥国际影响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冷战的两极体制下，欧洲的国际关系被安全议程与军事力量所主导。欧共体从最初的德法“煤钢联营”，发展成为渐趋成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无法发挥首要的作用和影响。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和安全问题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暂时下降，经济和政治议程的重要性大幅上升。这使拥有巨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欧共体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欧盟最重要的对外影响就是1993年6月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的“入盟标准”。欧盟东扩的进程注定会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提供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同时中东欧国家在内部体制上通过政治经济转型与西欧国家趋同，在外部关系上通过加入西欧国家所属的西方社会的核心组织——欧盟和北约——与西欧国家融为一体，内部趋同与外部融合同时进行，相互促动。

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中，经济上激进或渐进的改革和政治上政权的剧烈变革，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较大混乱，这些国家不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政治上也完成了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东欧国家摆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否改变了中东欧的国际地位，也是本书要研究的内容。

2009年7月16日，中东欧国家多位驻外使节和政要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取消在波兰、捷克部署导弹的计划，不要“遗忘”中东欧国家。美国借机加强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2015年北约军演近270场，其中半数在中东欧地区举行。北约制定战备行动计划，组建“高度机动联合特遣队”，并将“快速反应部队”扩至4万人，还新设8个中东欧指挥控制中心，成立常设联合后勤总部，优化指挥结构，授权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提前做好军事部署和行动准备。2016年2月，美国宣布2017年对欧军事预算增加34亿美元，并在东欧部署一支约4500人的陆军装甲战斗旅。美还不时派出F-22等战斗机飞往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2016年5月5～19日，北约在爱沙尼亚境内举行代号为“春季风暴”的年度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人数近6000人，演习地点为接近俄罗斯边界的塔尔图、沃鲁区以及珀尔瓦县。2016年5月12日，美国在罗马尼亚代韦塞卢空军基地的反导设施建成并投入运行。2016年5月13日，美国在波兰的反导设施开工，定于2018年完工，届时，美国将建立起完备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目标能否实现，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特性是否为未来欧洲一体化前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书主要梳理中东欧国家在入盟前后、经济危机至今等不同时期受到的外部约束是如何引起其国内制度变迁的。入盟是导致中东欧国家发生制度性变化的一种外部影响，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中后期的总体目标设置和战略调整。

全球性经济危机可以说是对中东欧国家转型模式的一次检验。中东欧国家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同时受西欧、俄、美的影响。中东欧的地缘政治也是影响其转型的重要因素。弄清楚中东欧国家转型模式的得与失、成与败，可为我国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提供借鉴。中东欧国家转型后也出现过民主乱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过危机，当前逆全球化现象凸显，这些说明全球化进程抑或欧洲化进程并非直线向前的。二 研究现状

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研究，大多数主要是从欧洲一体化的视角进行的。中东欧国家普遍认为，实现回归欧洲愿望的一个捷径就是同西欧现有的各种机构建立、加强和扩大制度上的联系。因此，中东欧国家积极要求加入欧洲现有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申请加入欧盟是中东欧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欧洲化研究阶段，关于欧洲化许多学者把其当作欧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还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最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同时，中东欧国家为对接中国—中东欧合作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调整其国内外政策。本书试图系统梳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的不同时期受到的各种外部约束是如何影响其内部制度变迁的，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看成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以下就是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的研究现状。（一）国内研究现状1.国内研究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与其国内制度变迁的文献

冯绍雷、安源主编的《制度变迁与国际关系》一书，以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认为1989～1991年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变是由相当长时期中所蕴含的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制度变化造成的。其中对东欧国家在外交上向西方靠拢、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转向市场经济制度等进行了独到的阐释，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进行了评估。金雁、秦晖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对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的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阐释了东欧改革的进程。朱晓中著的《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东欧经济大转轨》、《东欧政治大转轨》、《经济转轨进程及难题》，重点研究了“外部约束”（欧共体/欧盟）的作用（入盟条件）如何影响和制约中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转轨的方向和进程，考察和分析了“欧洲协定”签订之后，欧共体/欧盟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这种经贸关系对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特别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并研究了哥本哈根条件如何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轨。薛君度著的《转轨中的中东欧》，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转轨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孔田平在《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东欧的经济转轨是制度重建的过程，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高歌的《国内有关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综述》和吴志成、王霞的《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的政治影响》，主要分析了欧盟框架下各成员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决策方式的调整等问题。徐刚的《中东欧转型研究25年来的文献评介》，围绕过去25年来关于中东欧转型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中东欧转型的历程，阐释了中东欧转型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转型研究的学理意义为何。2.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成员国国内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方面的著作有杨烨与捷克的梅耶斯特克教授主编的《欧盟一体化，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该书对欧盟的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的影响做了介绍，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角度阐述成员国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中东欧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含义，也包括欧盟的统一汇率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彭刚、关雪凌编译的《稳健东扩 积极整合 协调发展：新入盟成员与欧盟经济整合研究》，主要阐述了新入盟成员国的经济整合。杨友孙著的《欧盟东扩与制度互动：从一个入盟标准说起》一书，主要通过欧盟标准中要求保护少数族群的视角，并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该标准与入盟申请国保护少数族群制度之间的互动途径进行了论述。3.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对中东欧转型研究的反思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徐坡岭、张鲁平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及特点》，余南平的《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等，可以说都是对金融危机形势下中东欧转型模式的一种分析和评价。以上都是对不同历史时段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具体分析，而把欧盟作为外部约束因素的长时段系统性分析很少。马细谱、李少捷主编的《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主要介绍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过程和特点、欧盟东扩及其影响、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西巴尔干地区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艰难过程和发展前景。朱晓中著的《曲折的历程：中东欧卷》，对国内外有关转型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客观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并通过这种系统梳理揭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同规模和深度。本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主要讨论转型中的基本问题，在国内首次系统讨论了民族国家重建和转型、外部约束对转型的影响、市场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互动，以及转型与现代化等问题。4.关于中东欧地缘政治的研究

主要有龙静的《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该文认为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策源东进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都将中东欧地区视为控制欧亚大陆，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关键。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的价值不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中，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也得到了印证。张健的《中东欧地缘政治新态势》一文认为中东欧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逐鹿场，近年来更是地缘政治热点，呈现美、俄、西欧、中东欧四方激烈博弈的新态势。但中东欧国家也日益成为主动的地缘政治玩家，特别是一改以往“一边倒”的做法，对外政策趋向多元务实、自主性增强。5.关于中国与中东欧的研究

自中国政府2012年提出全面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和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关于中东欧的研究可以说出现了新的高潮，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和细化。

朱晓中的《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几个问题》系统梳理了中东欧研究历程，考察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洞察这些变化的动因，检讨中东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中东欧研究的未来。正如作者所言，该研究对局内人而言，有助于中东欧研究者审时度势，根据研究对象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双变量，定位自己在未来中东欧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旁观者而言，虽是雾里看花，但可以管中窥豹，对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进行第三方评判。对国家而言，改善中东欧研究环境，提高中东欧研究的质量，对中国政府当下大力推进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无裨益。文章围绕《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在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合作，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合作，农林与质检合作，科技、研究、创新与环保合作，文化、教育、青年、体育和旅游合作，卫生合作，地方合作等诸多领域进行了研究。（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主要是从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有开放社会研究所主任希瑟·葛拉伯（Heather Grabbe）的《欧盟的变革力量：约束条件与中东欧的欧洲化》一书，该书认为中东欧国家在入盟的约束下，采取了很多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和制度，人们一般认为这是由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决定的，但是她做了更详尽的阐释，认为欧盟的议题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愿望是一致的，转型国家的脆弱性使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并且接受欧盟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本国的统治者避免国内分歧和转移注意力。作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核心的解释，即欧洲化进程是与谈判进程同时进行的，当谈判专家在布鲁塞尔谈判时，国内有些机构已经开始进行政策转移了。欧盟促使成员国按照自己的目标改革，也有其制度规范和途径。有关欧洲化的研究表明欧洲化对成员国内部公共政策各方面是有相当影响的，欧盟法规旨在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而不是构建一个“差异化的欧洲”。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Lopez-Santana教授的《软约束如何由上而下影响成员国的社会政策及其制定过程和欧洲化》一文，分析了欧洲政策制定者如何在欧洲联盟框架内建立社会政策合作机制。例如，1999年颁布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就有一项欧洲的就业战略，该战略采用一种新的监管模式，旨在提高欧洲的就业率和欧洲竞争力，对成员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在本质上是自愿的。该文的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具有非约束性的欧洲社会政策领域的法规是如何影响成员国现行的政策决策过程和福利政策的。此外，它试图解释，欧洲就业战略在何种情况下能转换成欧盟成员国的福利结构和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对成员国产生影响。此外，它旨在强调对欧洲化“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最后，文章谈到外生的压力是如何影响成员国国家决策进程的。英国剑桥大学大卫·雷恩（David Lane）教授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文中回顾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进而用数据说明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欧盟中的新成员更容易受到外部银行危机的影响。美国杜克大学朱迪·凯利（Judith G.Kelley）的《欧洲的民族政治：规范和激励机制的力量》一书，通过梳理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制度驱动，提炼出了规范性压力、条件约束性压力和激励性动力相结合的制度驱动模式，认为只有同时使用“大棒”和“胡萝卜”，才能使欧盟作用于中东欧的制度发挥作用。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的《1989—2029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一文对自1989年以来中东欧国家发生的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认为这些国家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以上文章主要是关于欧盟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对这种外部约束与转型成果的评估很少。

关于中东欧转型的历史进程研究，主要有伊万·贝伦德（Ivan Berend）的《中欧和东欧，1944—1993：周边绕行》，该书追踪了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的战后财富。同时他的研究超越了经济史的范围，对过去五十年革命变革中“东欧集团”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阐述，特别对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东欧政治生活中的人格的分析，为西方工业化世界边缘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另一种观点。丹尼尔·格罗斯、阿尔弗雷德·施泰纳的《中欧和东欧的经济转型》一书通过分析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描述了中央计划制订者的遗产、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了转型途径的得失与成败，指出转型过程显示一些国家加入欧盟的努力已经从“转型”发展到“一体化”，讨论了向东扩大欧盟的成本和收益，审查了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复杂改革的具体经验以及需要在巴尔干解决的具体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对中欧和东欧民主变革的影响》一书探讨了斯特拉斯堡人权制度对新成员国国内法、政治和现实的影响。基于欧洲人权法院过去和现任的法官以及各国宪法法院的贡献，本书提供了中欧和东欧国家与欧洲人权法院关系的内部观点，并探讨了欧洲人权法院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自由权、言论自由和少数族群权利等领域。指出人们对《欧洲公约》和人权法院帮助实现中东欧国家的基本自由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能力寄予厚望。《中欧和东欧国家和欧洲联盟》一书分析了10个新成员国中的8个，研究中欧和东欧国家受欧盟扩大影响的关键方面，说明中东欧国家的繁荣和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欧盟平均数，指出基于这些国家执行中央计划制度的历史，扩大可能给新成员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东欧地缘政治的研究主要有英国艾伦·帕尔默的《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该书详细地叙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68年的历史。作者记述了这个地区各国各民族人民遭受邻近大国（德、意、奥、俄）的侵略、兼并、凌辱，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涉及了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与邻近大国的关系史。书的主要内容有：东欧各国各民族复兴运动的发展，摆脱异族统治、大国控制、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各国所做出的反应，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影响等。三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本书在已有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使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分析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包括入盟标准、特殊的地缘政治以及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并用案例分析说明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中东欧转型的成果进行评估，以此来衡量外部约束的作用。四 框架结构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外部约束”，分别对“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外部约束”进行了界定。提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除受到欧盟特有的约束机制影响外，还受到俄罗斯、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第二章“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及其成果”，分别阐述了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的转型成果，并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为例分析外部约束是如何促使这些国家取得转型成果的。

第三章“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途径”，分析了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指出“华盛顿共识”、“欧洲共识”理念、欧盟制定的有约束力的标准和规范、经济援助、区域政策等都促使新成员国的制度发生了变迁。

第四章“金融危机以来中东欧受到的外部约束”，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指出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部影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领域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其所直接导致的制度性变化是不多的，但也有一些间接的制度性影响。例如要求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规范与管理。虽然中东欧国家只是作为难民的中转国，但新近的欧洲难民危机对中东欧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章“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的评价与展望”，认为中东欧的转型还在继续中，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改造必将影响到其转型的进程。中东欧转型的模式不仅是为入盟而采取的强制性适应、短期策略性考虑，各国同时也借此在探索适合国内要求的长期战略。本章最后对中东欧转型的成果进行评价，以此衡量外部约束的作用。欧盟的地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其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且北约的战略也不是太明晰，中东欧国家处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其转型进程注定也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外部约束的条件性。

第六章“中东欧国家转型与现代化”，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梳理。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前沿变化和国际竞争，是文明发展、文明转型和国际互动的交集，是现代文明的世界前沿以及达到世界前沿的行为和过程。从这些角度讲，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本章以世界现代化指数、全球治理指数、法治指数等对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行评价。在当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将更多地受外部约束，将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特色，中东欧国家需要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附录“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分析”，主要分析了中国—中东欧合作的背景及进程，地方合作、“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自中国政府2012年提出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全面合作和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中东欧合作已在主体上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在渠道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涵盖诸多领域的多元沟通交流方式；在内容上，形成了覆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机制。第一章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外部约束第一节 中东欧国家转型概念一 中东欧国家

中东欧国家的概念，是一个特定的，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概念。东欧是一个在政治意义上与西欧相对的概念，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依据《雅尔塔协定》控制的欧洲东部地区。关于中欧的概念，许多学者从内涵、地缘和制度三个层面对其加以界定。但是宽泛的概念界定不利于具体转型问题的阐述。本书的中东欧国家是指传统上的东欧国家，习惯上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加上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国。1990年，东、西德统一；1991年，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成为五个独立的国家；2006年黑山和塞尔维亚宣布独立；2008年塞尔维亚的自治省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至此南斯拉夫联盟变成7个独立的国家。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冷战期间这些国家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冷战结束至今，他们已经或者正在加入欧盟，普遍受到欧洲模式的影响。

关于中东欧，也有研究用其泛指欧洲大陆地区曾受苏联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除俄罗斯外的苏联的欧洲部分成员国。中东欧国家的一大共同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体制随着铁幕在1989年瓦解和随后苏联及南斯拉夫的解体而终结。之后，中东欧国家开始了政治改革和经济转型的进程。虽然各国的发展水平、过渡方式和转型速度各不相同，但都在朝着自由市场经济和“重新统一欧洲”的方向发展。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中的中东欧国家是指位于欧洲中东部，总面积133.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3亿的16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中东欧绝大多数成员加入了申根自由边境区，还有3个国家（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加入欧元区。此外，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其中14个国家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6个是经合组织成员国。

2012年中东欧16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4万美元。中东欧人口最多的国家为波兰（3820万，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和罗马尼亚（2150万）。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为捷克（每平方公里133人），其次是波兰（每平方公里122人），而爱沙尼亚的人口密度最低（每平方公里29人）。中东欧较大的城市有卡托维兹、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布拉格。中东欧的北部地区主要是欧洲平原，南部地区则有大半属于山区，如环绕潘诺尼亚平原的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干半岛。该地区的海运网络也很发达，北临波罗的海，南接亚得里亚海和黑海。流经整个地区的最重要河流是多瑙河及其众多的较大支流、维斯瓦河和道加瓦河。绝大部分中东欧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区。

中东欧地区至少包含五大言语群体。斯拉夫语（如波兰语、捷克语和保加利亚语）是最普及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而波罗的语、罗曼语（罗马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也属于印欧语系。匈牙利语和爱沙尼亚语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系。除了各国的本土语言外，越来越多人说英语，而区内部分地区也广泛使用德语和俄语。二 国家转型及其特征

本书中的转型国家又称为转轨国家，是指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和东欧国家，它们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产物。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白俄罗斯等前苏联成员国及前东欧国家，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如今发展市场经济，如同“改弦更张”，转变了发展轨迹，遂得此名。

转型国家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转型指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今世界上进行这种经济转型的国家较多，比如俄罗斯、东欧各国、越南等，各个国家的经济转型都要经历较长的时期。这个概念原本来自英语的“新工业国家”，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现在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各自不同的概念，把10～30个国家归于这类国家。区分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是工业化程度、成品出口率和出口率等经济指标，人均收入在分组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工业国家和转型国家通常按社会发展标准来区分。标准中包括文盲的比率、新生儿死亡率、期望寿命以及环保等指标。转型国家尽管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但在这方面却在工业国家之后。转型理论出现于20世纪最后20年，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本书的中东欧国家转型借用“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即“一般是指20世纪最后的大约30年，中东欧国家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所伴随的社会转型，这其中又特别指向前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指令性计划体制向着市场与民主法治体制转变所伴随的社会转型”。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许多特征是由特定的国际环境铸就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援助和约束条件使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实践有其自身的路径和特征，并使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转型的基本任务，成为史上耗时最少的转型。忽视了这一点，人们或许不能深刻认识这一地区国家转型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总结了中东欧国家转型25年来的12个特征，主要包括转型主要向西方文明发展、转型具有全面性和同时性、转型非战争或外部占领的结果、转型呈非暴力性等。转型初期，所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活动骤然萎缩，部分国家经济大幅下降，在经历了大约4年的经济下降之后，1994年中东欧国家普遍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虽然转型之初存在有关转型方式和转型次序的激辩，但25年后转型的结果差异并不十分明显。转型初期的经济下降并没有导致普遍担心的民粹主义暴动。对转型迅速进行的最重要的解释是：转型具有很强的外部约束性，外国投资对中东欧国家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历史因素对转型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书所用的转型概念还包括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按照欧盟标准继续进行的制度性变革。虽然这些国家已加入欧盟，但要加入欧元区还需要一系列制度变革，也就是说本书把转型看成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而且主要梳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后、金融危机至今的几个时期，以及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受西欧、俄、美等的外部约束影响所引起的国内制度的变迁。2011年后，中国—中东欧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和行动的实施，也将对中东欧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影响。第二节 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外部约束一 约束的界定

约束中文的意思是缠束、环束、限制、管束、“以语言或文字订立共守的条件”。约束最早是个物理名词，指周围物体对某一被研究物体的位置和运动所加的限制，后被引申到社会领域指对拥有权力的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管理、惩处等的制度安排。

本书的外部约束是指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欧盟的外在规范性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对中东欧转型的约束。基于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再加上对其加入欧盟的特殊需要，中东欧国家都认可这种外部约束，而且主动求变，本书在对影响中东欧转型的外部约束进行分析后认为，外部约束更多的是起推动作用。本书将主要谈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约束。

1500年前后，被很多历史学者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欧洲大陆告别了古老的神权时代，王权（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创造了人类史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通过战争，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扩散，淘汰了帝国、城邦国家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出现后，民族国家也成为组织政府的唯一合法理由。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历时200年，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三次建国浪潮。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再到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为第一波建国浪潮。第二波建国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1878年独立，阿尔巴尼亚于1912年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产生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1917年，芬兰和波兰摆脱俄国统治而独立。1918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国建立联盟，1929年组成南斯拉夫王国。1921年，英国治下的爱尔兰建立自由邦，1948年独立。1944年，冰岛摆脱丹麦统治独立。第三波建国浪潮发生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解体产生了15个国家，南斯拉夫解体产生了7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捷克和斯洛伐克2个国家。以上出现的国家，是资产阶级运用“主权在民”（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的思想改变君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或者第三世界运用民族自决理论，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韦伯将国家定义为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吉登斯认为国家是被疆界所束缚的权力的容器，即一套由权力组织的、为权力服务的机构。显然，他们的国家定义都指的是现代国家。界定现代国家的关键词一是主权，二是合法性，由此引申出具有现代国家双重特性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

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开始改造这种模式，区域组织——欧盟开始出现，而且法律在欧洲一体化不可逆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从1951年《巴黎条约》、1957年《罗马条约》、1965年《布鲁塞尔条约》到1987年《单一欧洲文件》、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和2000年《尼斯条约》，再到欧盟27国领导人于2007年12月签署并于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欧盟的每一步发展都有法律依据和保障。法治不仅成为欧盟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构成欧盟的基本价值。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虽然目前的转型还在继续，但这些国家绝不是费正清评价中国这样的大国时所说的，需要外力的撞击，才能被动地做出反应，而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由于缺少天然的疆界，“他们好像是一些只有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在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统治期间，这些小国更容易受到外界尤其是大国的干扰，尽管有时小国依靠大国未必不是一项好的选择。

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欧盟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约束者。1993年6月，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4项入盟标准，明确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方向。哥本哈根标准是一个总体的约束目标框架，具体的实施步骤和计划，则要细化得多，包括改革理念、西欧价值观的宣传普及、相关的援助计划和制度设计等。自从1997年起，欧盟每年都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行评估，并就整改提出建议。哥本哈根标准不仅对中东欧国家构成强有力的奖惩机制，而且使中东欧国家在进行国内改革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历史上东欧经过20来年的变化，民主化浪潮席卷东欧，八个国家政权相继易手，其中以罗马尼亚最为血腥，这些国家虽然受到欧盟的影响，完成了一次洗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完成了形式上的转型，但从心理上、从身份角色上进行彻底的转变，最终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需时日。二 外部约束指标的界定和构建

要考察外部约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影响程度，首先要对外部约束的指标进行界定和构建。在转型初期，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居于转型理论的主流，在以往的研究中，宏观上的和微观上的考察兼而有之。宏观上的考察包括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是否采用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否实现了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而且具体到每年，欧盟委员会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都有很详细的评估。

华盛顿共识作为中东欧转轨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最初由英国人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1981年，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伯格斯坦先生一起创立了美国最具影响的对外经济政策思想库——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IE），他还曾担任英国财政部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和世界银行南亚局首席经济学家。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亟须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些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中东欧国家转型是全面的、多维的，不仅涉及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外交转型，还涉及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等方方面面，而且这些转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经济转型首先必须明确经济转轨的目标。在经济转型方面，中东欧国家的初始条件存在共同之处，也就是低效率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曾直接参与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体制设计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中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3个指标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价格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无疑经济体制转型也是制度重新构建的过程，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新的经济职能部门，需要新的规则和法律，因此转型指标可归纳为4个，即稳定性、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欧盟东扩战略和欧盟联系国协定及入盟哥本哈根标准，也是欧盟宏观约束的指标。微观上，外部约束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进展，同时包括对少数族群的保护政策落实、欧盟的区域政策、执行欧盟统一法令的件数、就业情况、地区减贫和政府的财政赤字等明确要求。本书在此基础上，认为中东欧转型与世界经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相联系，需在世界形势的大背景下，动态分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进程；同时认为中东欧转型是多重约束机制的产物，包括上文提到的各种国际金融组织，俄罗斯和美国、欧盟的影响等，但主要还是欧盟的影响。欧盟通过各种援助和地区政策基金来促进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及其继续转型，欧盟的约束可以说是成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贷款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甚微，反而还导致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可以说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是功过参半。三 中东欧转型的外部约束分析

对于欧盟自身来说，在国际政治层面，欧盟意欲同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之一；在地区层面上，欧盟想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民主输出者”，扩大其影响力也是其生存之道。欧洲在历史上曾居主导地位，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的地位遭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严重挑战，为了重新确立欧洲在世界的地位，欧洲的联合、欧洲对外的援助、伙伴关系的建立，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5月出台的“东方伙伴关系”便是最新佐证。所有这些也促使欧盟加强其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但本书中欧盟发挥影响的国际格局还是冷战的结束这一大的国际背景。

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约束便是哥本哈根入盟标准。欧盟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援助条件不同，入盟标准主要是鼓励中东欧国家接受和实现欧洲共识。欧洲共识明确了欧盟发展远景，社会政策的具体实施，强调了欧盟发展援助在实现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冷战期间，苏联强制性地把东欧国家黏合在一起。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回报，是“自愿”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外部除受到欧盟的影响外，还受到俄罗斯和美国等（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的影响。波兰、捷克、匈牙利与苏联的关系很复杂，曾经出现过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对三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苏联解体后，三国急于摆脱苏联控制的原因之一。这三个国家既是欧盟成员国，也是北约的成员国，与美国的关系很特殊。从以下的事例可以得到验证，有观点认为北约东扩是冷战后美国受中欧、东欧局势的影响，是为了加强中欧、东欧国家在冷战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成果，同时有利于消除这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种族纷争。姑且不谈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就现实来看，中东欧国家除了得到欧盟的经济好处外，还极力想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中东欧国家对国际格局的平衡看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大国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小国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而往往是大国势力平衡下的缓冲区，小国的生存主要不是靠自己的斗争来获得的；一旦大国均势被打破，小国的生存即受威胁。由于中东欧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再加上与美国和西欧之间特殊的历史关系，中东欧在安全问题上较多地选择追随美国。

2009年11月1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欧洲：4个意外》。文章提到，自从苏联解体后欧洲的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特点，在欧洲出现了“老欧洲的伊斯兰、新欧洲的美国”。在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移民比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更具威胁性。当时，如果人们知道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有朝一日将成为亲美情绪的堡垒，也会感到惊愕不已。但是这些都是欧洲在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惊人事实。文章进一步提出欧洲可能会变成“欧拉伯”。因为阿拉伯国家移民已经占到西欧大多数国家人口的10%左右，在一些大城市甚至占到了30%。民意测验显示57%的欧洲人认为本国的外国人太多了。与此同时，一些前苏联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上还出现了日益浓厚的亲美情绪。于是乎就出现了中东欧国家的两难境地，即经济上依靠欧洲、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第三节 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约束机制的理论梳理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构建是不是主要由西欧的发达国家主导，而广大的中东欧新成员只能执行欧洲的一体化理论，也就是说中东欧“被理论”了？从理论的产生来看，这些理论的提倡者有许多是新成员国的，从现实欧盟的历次扩大看，也并非这样，而完全是欧洲所有成员国互动的结果。可以说中东欧国家实现“回归欧洲”与欧共体/欧盟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一 一体化理论与中东欧

冷战结束后，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总体以和平方式建立了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和渐进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外交上，由于地缘格局的变动，中东欧国家急于摆脱苏联的控制，同时加强与西欧、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系，希望通过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来实现“回归欧洲”。与此同时，自东欧剧变后，欧共体对中东欧的政策也做了相应调整。政治上持续推动中东欧国家政治制度改革，通过“欧洲协定”取代原来以援助为主要方式的东西欧合作协定，转而建立以贸易为主要合作方式，全面促进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回顾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进度，笔者将一体化理论的发展梳理如下。表1-1 一体化理论的三个阶段

以上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简称为：一体化（integration）阶段、欧洲化（Europeanization）阶段、政治化（politicization）阶段。理论来源于现实，但也高于现实，随着欧洲一体化实践的发展，与此相对应还产生了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以及各种制度主义等。二 欧盟及成员国的互动模式

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几种理论是如何阐述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的。表1-2 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模式表1-2 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模式-续表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创始人是戴维·米特兰尼，作为罗马尼亚的学者，他在《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中提出与联邦主义自上而下完成一体化进程不同，应充分考虑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才有可能完成一体化。功能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合作会产生辐射效应，合作会自动扩展，会形成功能性的机构，使相互之间的联系加强，在功能性机构的好处面前形成对国家的忠诚，政治权力、民族身份认同将转移到联合体。功能主义理论对莫内、舒曼等欧共体创始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1950年，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提出：“欧洲煤钢联营计划”（“舒曼计划”），是为促成煤炭和钢铁工业一体化而成立的经济联合体，建议愿将本国经济中的煤钢部门管理权委托给某一独立机构的国家成立煤钢共同市场。此后，法、西德、意、比、荷、卢6个西欧国家开始在此计划基础上进行谈判。1951年4月18日，上述6国在巴黎签订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它标志着欧洲煤钢联营正式成立。至1954年，这些国家的煤、焦炭、钢、生铁等的贸易壁垒几乎完全消除。联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共同规章，监督卡特尔和调整企业合并，其中央执行机构决定价格、规定生产限额并被授权对违反条约、规章的企业进行处罚。欧洲煤钢联营使“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得以实现，以后又发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1967年，其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对应机构合并。功能主义方法作为一种转型方式，对国际组织、一体化研究和区域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功能主义作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体化理论，是从功能主义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是介于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理论，新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厄恩斯特·哈斯、菲利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和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新功能主义认为经济领域的合作会导致政治方面的合作，进而导致超国家政治体的出现。经济合作促进政策领域的继续合作，形成超国家的权威，个体行为意愿不起作用。欧共体的超国家性并不是国家主权的替代物，而是与成员国政府共享主权，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互动就显得异常重要。

政府间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70年代初获得了大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利·霍夫曼、罗伯特·乔丹、沃纳·费尔德等。政府间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传统，坚持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政府间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把成员国，尤其是成员国政府当作首要的行为体，各成员国政府在加强合作时坚持主权原则，国家利益决定一体化进程的范围和深度，成员国政府对共同体的政策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如新功能主义者所设想的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合作。虽然1970年代欧共体的发展状况较好地反映了政府间主义的解释，但是198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政府间主义的理论解释相形见绌，无法给出有力的分析，《单一欧洲文件》（1986年）及后来的《欧洲联盟条约》（1991年）的签署和施行引发了新一轮的一体化理论研究，自由政府间主义应运而生。

如果说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侧重政治合作的话，新制度主义及其三个分支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已超越单一学科和领域，运用社会科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强调了制度、规则对个人、组织的影响。随着欧洲一体化实践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变迁理论，尤其是制度主义学派，他们认为制度变迁的模式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把制度变量引入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中，可以说是开辟了转型研究的新领域。从现代化的角度讲，制度变迁范畴是指从权力集中、封闭管理型的传统体制向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与法律秩序为目标的现代体制转型。制度变迁成功，往往导致较为平和与活跃的国际环境。由此可知，制度变迁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无论对转型国家还是对国际环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第二章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及其成果

本书把中东欧的转型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即入盟前、入盟后、金融危机至今。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有一个过程：1988年，匈牙利已向多党制过渡；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瓦文萨当选总统；在1989年最后的几个月中，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也结束了一党制；1991年10月1日，德国统一的“外部”约束在四大国的妥协中得以解决，德国最终实现统一。隶属于前华约集团的中东欧成员国纷纷改变政治经济制度，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战后持续40年的冷战体制彻底瓦解。美国《时代》周刊曾经用“10”概括了东欧的这一剧变事态：波兰的变化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而罗马尼亚仅为10个小时。剧变之后，东欧各国新政权在否定苏联制度模式、清算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奉行同苏联拉开距离、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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