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华杰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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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致知试读：
前言
有首歌唱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梦还有好梦、坏梦，而理性点看，人类的未来并不美妙。
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乐观主义缺少根据，人类没有未来，人类会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自毁前程。
有几件事明摆着：第一，随着高科技的迅猛推进和人这个物种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人们收获的不会是事物的单个方面，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程度在增加，自毁能力和机会都在增加。第二，智力竞争加剧，水涨船高，学制延长，人类个体用于学习的时间占整个寿命的比例必然增加，本来用于户外玩耍的时间却用在了算计、博弈。第三，人们习惯于生活在城市、水泥环境、虚拟世界之中，人与大自然日渐疏离，后果很严重。总之，人们会越来越忙、精神越来越不放松，虽然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有了A有了B有了C之后，生活质量会线性地提高。
但是，不能任由这些趋势蔓延！
要反对科学主义缺省配置下的“现代性”发展思路，同时要恢复古老的博物学传统，因为它是可持续的、不过分竞争的、让人得以休闲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的诗时常流露着对自我、机器开拓、时代进行、人类理性的赞美，但也有例外，他曾说：“瞧，牛皮哄哄的科学，仿佛从高峰俯视着现代，接连发出说一不二的律令。现瞧，灵魂在科学之上，有了它历史在地球外表沉积，满天星斗之运行才有意义。”有了这种意识，才有能力反省科学主义、现代性。
本书收录的文字，大致说来，想通过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憧憬“桑者闲闲兮”的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切均与博物有关，文集于是起名为《博物致知》。“致知”不限不于认识论，也有人生观的含义：通过博物学，质疑现代性社会的宏大叙事、人生规划，过人这个物种该过的普通生活。真理、进步、客观性、科学之类“大词儿”，在我这里并不闪光；未加反思地使用它们，要么榆木脑袋要么别有用意。
博物学进路是一种可能性，我想试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PlantConservation：ANaturalHistoryApproach。我说的博物学进路不限于“植保”，还要扩充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说到底，我对未来并非彻底悲观。华杰2013年02月20日第一篇着眼可持续未来的博物学1 什么能让我们一直爽
美国的伯恩斯（Gregory Berns）来到古巴哈瓦那，他发现碎石瓦砾中玩耍的孩子们，竟然无视自己的贫穷。他发觉，层层过滤后的美国新闻并没有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这里的人似乎很快乐”。
贫穷且快乐着！
如果不是与“富裕＋快乐”相比，这样的组合不是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吗？
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国家所经历的贫穷年代。那时，我们不快乐吗？不比现在快乐吗？至少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半年里吃上二两五毛钱一斤的饼干，三年当中爸爸终于给我买了一只普通的钢笔，学校要开运动会，我们两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翻一座山到林中砍几根旗杆（学校条件不好，红旗是借的，旗杆就得自己准备了），等等，都让我满足、兴奋。回忆起来，仍然是那么美好、快乐。
物质生活在发展，人的欲望也在升级，两者形成竞争。
田松博士到云南西盟佤寨走了一趟，深有感触，写出了优美的散文“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田松说，毫无疑问，佤寨人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年均收入不过600元人民币，他们处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之中，但是他们的“落后”却并没有妨碍他们获得幸福。
当下，尼泊尔人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但是那里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
让现在的穷人继续穷着，并希望他们快乐着，这也许太不厚道。不过，我们与伯恩斯一样，关心的事情范围可能更广：如何让人持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这便是《好满足》（伯恩斯著，颜湘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一书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人类想要什么？性爱、金钱、地位等等，都是人们所追求的，满足一次两次也许并不难，因为原来的基础水平可能很低，而持续满足则相当困难。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绝对值、客观性虽然重要，但对于满足感而言，要更多地考虑到相对性、主观性。第二，当下的水平不能忽视，但在通向未来时的“增量”更为重要。《好满足》中指出，布里克曼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彩票没有让人更快乐”。看到这，你也许会想，“这不可能，如果是那样的话，哪位愿意把数百万的大奖贡献给我！”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布里克曼说的是统计结果。他经过测试，的确发现赢得奖金者当时虽然很兴奋，但满足感衰减得也很快。
布里克曼还研究了成镜像的事例，“如果遭遇与中彩票相反的事会有什么感觉？”他的研究结论是，事故受害者与彩票中奖者都遭逢命运骤变，但最后也都适应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快乐程度与先前相比，接近得令人吃惊（第22页）。“不管变好还是变坏，我们似乎都注定会适应生活上面临的一切。”“就在我们全神贯注于对某种特定成就的满足感之际，这份满足已经逐渐淡去。”（第22页）抓住某种令自己满足的东西不放，希望它持续发挥效力，通常不切实际。
人这种动物，对于外界刺激“弹性”变小、“边际收益”递减。这也许是生命进化过程中“养成的”、已经被基因编了码的一种有效的防御性措施。说“养成的”，其实不符合标准的进化论解释，因为进化并无目的性。科学的说法是倒着来的：基因突变时没有预测功能，并不知道好坏，只是在事后的演化过程中，“不适应的”（这也要循环定义）被淘汰了，因而存留下来的性状不能算是“养成的”，而要算运气好，小环境比较适合。但在A环境下适应不等于在B环境下也适应。《好满足》是部有趣的科普书、科学文化书，主要从生物化学、心理学、功能核磁共振等角度探讨人类获得与维持满足的机理，书中虽然也有许多专业术语，但并不妨碍普通人阅读。与其说作者想讲讲科学知识，还不如说要讨论人性，即如何理解人这种欲望甚高的怪物。
人有多怪？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从书中讲到的柯立芝效应就可见一斑。有人问：“男人的四大需求是什么？”答曰：“食物、水、女人、新的女人。”那么女人的四大需求是什么呢？书中222页有回答。
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有许多版本，其中之一是说：总统柯立芝与第一夫人参观某养鸡场。第一夫人经过鸡笼时问农场主公鸡每天是否交配一次以上，回答是“数十次”。第一夫人对这一信息似乎很在意，要求随行人员记下来，告诉总统先生。而总统经过鸡舍得知此事时，却问：“每次都是与同一只母鸡交配吗？”回答是：“不是的，总统先生。每次都不一样。”总统点点头说道：“请把这个信息告诉第一夫人。”男女各取所需。
当然，这只是在动物性行为学研究中流传的一则笑话，它似乎在为“男性天性具有寻求性爱变化的内驱力”这样的论调寻找生物学、生理学根据。“许多人都认为男人喜欢和一大堆女性发生关系，女人则想和一个男人安定下来生儿育女。”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简单。“从今日男性生殖器的大小看来，我们可以推断不只有男人是适度的多偶动物，女人也是。”（第230页）
米勒（Geoffrey Miller）等人有一个惊人的判断：人类的聪明才智、语言技能、创造力与艺术等特质，都是为了求得具有孔雀尾巴之类特征而失控竞争的结果（第227页）。有了那样的尾巴能做什么？其实它本身什么用也没有同，而且还是个累赘。但是，它能吸引异性，这是失控竞争的一例。权力竞争、军备竞赛，想必也有这方面的影子。想来，官员普遍好色，也是合乎生物学道理的。官员好色，有物质基础和权力基础。至于获得了什么样的满足感，那只能是“谁做谁知道”了。如果米勒等人的判断有根据，那么“适度讲科学”、“适度发展科学”也将是避免“失控竞争”的一项要求。
什么是“性择”？“隐性排卵”意味着什么？“爱”是什么以及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满足？这些都是一些永恒的话题。科学家已在尝试科学地回答它们。
很难说《好满足》已经回答到什么程度，但它至少让人深入思索一些问题。“什么能让我们一直爽？”我的回答是“nothing”。毒品让人过瘾，但它所提供的满足无法线性地持续，最终害了人的身心。反过来，我们也要问：“为什么人们要求一直爽？”这个企盼难道不过分吗？“满足”是以其对立面的普遍、坚韧存在为前提的，是参照它、暂时克服它而得以实现的。（刊于：《科学时报》，2009.07.16）2 在英格兰看鸟
对于观鸟我完全是外行，但从研究博物学史的角度，我倒是想着有机会一点一点介入“一阶”的“观鸟”。最近也试着拍鸟，在北大校园拍过虎斑地鸫、灰椋鸟、灰头绿啄木鸟、大斑啄木鸟等。我对鸟的了解不多，认识的鸟太少了。我的行为只能算偶尔看看鸟，不能算“发烧友”观鸟（birdwatching或birding）。
2010年初第一次去英国，究竟要带几只镜头？琢磨了好一阵，一开始装上了微距105mm，标准变焦24～70mm和“大炮”150～500mm。考虑到太笨重，过了几天，只留下中间一种，另两种又拿出包。临行前，咬咬牙还是把“大炮”装进行李，没准能用上呢，比如拍拍鸟。代价是，回来时东西太多，必须额外邮寄图书，运费165英镑！
没有预料到的是，在英格兰短短的二十几天，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看鸟、拍鸟。我的感受是，在英格兰，想不爱鸟都难。因为书店里有各种鸟类图书，一出门就能看到各种鸟。
我看鸟的地点分别是伦敦的海德公园、伦敦郊外皇家植物园邱园、牛津城外泰晤士小路、汉普郡塞耳彭。海德公园位于大都市内部，但树木、鸟类非常多。这里的动物多数不怕人，小松鼠和白天鹅会主动跟行人要吃的。水平伸出一只手，一群小鸟就会聚过来，以为你要喂它们。这一招我是跟一个小男孩学的。他显然是老手，专门带了多种谷物，不时从袋子里掏出一把，小鸟会直飞到手掌上啄食。我没有麦子、小米等，但包里有许多烤面包片，揉碎了也是不错的鸟食。靠着这种办法，我得以仔细观察青山雀和紫翅椋鸟。前者非常小，机灵得很，移动迅速，用相机跟踪很困难。明明看着它在树枝上，它瞬间飞到手掌上啄走食物并飞走，而我还没转过神。紫翅椋鸟的视力和预测能力颇惊人，很碎的面包碴平抛出去，在落地前，来自几个方向的若干只紫翅椋鸟能实施有效的空中拦截。海德公园中有宽阔的水体，水鸟很多，光潜鸭就拍摄到帆背潜鸭、凤头潜鸭、赤嘴潜鸭、白眼潜鸭。在公园里，我还高清晰地拍摄到了苍鹭、海鸥、红领绿鹦鹉、白骨顶、大山雀。
但看鸟也是有代价的，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西敏寺是必去的地方，但我没时间去了。为了看鸟和植物，20多天内除了学习，我去了三次海德公园，两次邱园，在牛津走了四次泰晤士小路。不算邱园另外还看了两个植物园。
冬季，英格兰雨水很足，泰晤士河上游的各个支流水满外溢，水面上聚集了大量水鸟。我注意到在阴天拍摄飞行中的雁队很合适，英国晴天少，而晴天雁们反而不大起飞。雁飞行时声音较大，因此可以提前做好准备，调好光圈，特别是速度。经反复试验，速度定在一千分之一秒较好，低了影像会模糊。高了，感光度就得定得更高因而颗粒显得较粗。根据雁翅的声音，预测其飞行空域，为便于锁定目标，焦距要由150mm快速加大到500mm，并随目标平稳转动相机。当然，快门要随时按下，反正不花钱。我没带三脚架，即使有，拍飞行的鸟也用不上。在英格兰先后见到欧洲雁、埃及雁和加拿大灰雁。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邱园，我正在拍金缕梅花，突然一只红胸的小鸟跳到镜头前的枝头，歪着脑袋看我。接着，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在附近的枝头跳来跳去。显然它想引起我的注意，并想与我交流什么，样子十分可爱。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奇特的经历。将照片传回国，我的朋友、鸟类老师、《中国国家地理》的高新宇在邮件中告诉我，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欧亚鸲（Erithacus rubecula），也叫红胸鸲，俗称robin。“鸲”字读qú（渠）。英国人非常喜爱这种小鸟，称其为“上帝之鸟”，据说1960年英国国民选它为国鸟。后来我想了一想，那只欧亚鸲并非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侵犯了其领地，它凑近我叫几声以示警告。如果是这样，这小鸟的确勇气可嘉。我查了一些资料，并分别听了此鸟唱歌和发出警告的MP3，不幸证实了这一猜测（详见http：//www.garden-birds.co.uk/birds/robin.htm）。那天之后，我又三次见到这种鸟。
鸟有什么好看的？2008年《科学时报》一篇文章中说：“拥有120年历史的皇家鸟类保护学会（RSPB），其会员有100多万，而英国人口才6000多万。”100万人？可能吗？每60人中就有一人喜欢看鸟，而且成为会员？英国自雷（John Ray）以来有大批博物学家，其中鸟类看好者不少，但有如此数量吗？核对这些数字很容易，到网站http：//www.rspb.org.uk瞧一下就行了。
英国竟有百万人观鸟，人们为什么观鸟？我以前也这样问过自己，三言两语无法回答这个问题。BBC博物学部的莫斯（Stephen Moss）写了一部有趣的书《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A Bird in the Bush：A Social History of Birdwatching，2004）很好地回答了这类问题。此书共17章，每章的标题都是一个动名词，再加上一则简要说明，这些动名词很有历史感，真切描述了历史上人与鸟、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observing，believing，understanding，collecting，traveling，protecting，watching，fighting，counting，escaping，learning，driving，flying等等。其中fighting一章不描述人打鸟，而是描述许多士兵在前线战壕中观鸟，他们的记录在英国的鸟类爱好者杂志上发表出来。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瑞文（C.E.Raven）、约翰·雷的传记作者，也是鸟类爱好者，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阵地观过鸟。《丛中鸟》从塞耳彭的怀特（Gilbert White）写起，直接切入现代观鸟活动的起源。艾伦（Grant Allen）说，“要想透彻地理解《塞耳彭博物志》（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名字为《塞耳彭自然史》），就应该去一趟塞耳彭。那里你会见一所老房子，临村子的主街而立，安静，不张狂，就是在这里面，怀特做出了他不朽的观察，在平静中，写下了他不朽的信。”这次真是幸运，我一个人能到依然保持着18世纪风貌的英格兰乡村塞耳彭住上三天。晚上看怀特传记、听温斯洛（Benjamin Whitrow）配乐（鸟的歌唱）朗读《塞耳彭博物志》片断，白天与怀特一样走在山毛榉、榛树、橡树林中听鸟歌唱。遗憾的是，去塞耳彭，我再三宣传，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同道。
莫斯从第二章起按历史顺序描写，从史前时期写到中世纪、现代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写了三章，然后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前与战后各写了一章，当然也写到博物学家疯狂采集鸟类标本的时代。书中交代，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热心的观鸟人。罗斯福访问英国时，国事繁忙，但仍然优先安排一整天由格雷陪同罗斯福观鸟，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到汉普郡乡下。格雷卸任后，出版过畅销书《鸟的魅力》。
第16章写到女性与观鸟。标题下引了一句：“女人喜欢鸟，而男人喜欢观鸟”。观鸟与保护鸟，女性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前文提到的RSPB就是由中产阶级妇女于1889年创办的。在中国，鸟类学史研究就已经很边缘，观鸟史的研究，根本就不算学问。到户外观鸟，也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人们喜欢在笼中养鸟并清晨遛鸟。直到最近才有类似西方的观鸟活动。
莫斯的好书实在应当翻译过来，我相信终有一天，现代中国人会像我们的古人一样，欣赏鸟，也会像如今的英国人一样，热衷于观鸟。“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与看鸟有关的科学研究、美学欣赏以及五花八门的体育、社会活动，逐渐演变成由数百万人热衷的更加结构化的一种运动，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观鸟的休闲过程。”观鸟人数的多寡，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观鸟”是一种自愿的博物学活动，一种涉及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活动。它与科学有关，而且可以达到相当专业的程度。但据我的经验，最好别把它硬扯到科学研究或“科普”题下。一个人可能不喜欢通常的科学，而喜欢观鸟；而一个叫喊喜欢科学的人，可能压根不知道有观鸟这一项活动。鸟类科学史与鸟类文化史，在中国几乎是空白，希望有人在这方面做扎实的工作。
在牛津大学的Blackwell书店，博物学类别的书就占了四个书架，鸟类图书相当齐全。我见到一位年轻人取下一本厚厚的鸟类图册，坐下来用本子抄写一些鸟的名字。过了一会，书店的一位戴眼镜、很胖的清洁工坐下来与他轻声讨论。当然不是禁止小伙子抄写，而是与他讨论有关鸟的事情。半小时后我离开时，俩人还在认真地交流着。真希望在中国也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18）3 博物顺生
下面要讨论关于“发展”的一个哲学问题，但不想以学术论文的呆板方式进行。
今天是2012年12月10日，距离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还有一周多的时间！等到此文刊出的时候，就能检验这项“预言”了。我估计，那时候人们早就忘了这件事。不过，无论是凭感觉还是凭推理，我们现在就可以判定：2012年的毁灭不会发生。但这并不等于说世界末日之类的隐喻没有任何意义，连《时间简史》作者霍金都发出了类似的声音（他发善心，把灾难推迟了300年！），实际上，若干宗教学说、传说中的此类隐喻会不断提醒人类，当“恶”的条件累积到一定程度，天地是可以毁灭的。这并不违背科学。一切都处于演化之中，从根本上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人类、人类的创造物，都一定要毁灭。问题不在于是否会毁灭，而是何时毁灭，如何推迟毁灭。“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是生成、演化的意思，不限于与人类相关的事物，它道出了古人对世界流变、演替过程的深刻理解。生成与毁灭不完全是对立的，在更高一层观察，它们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毁灭就不会有新生。做冷静的自然哲学思考，我们清晰地确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必然是昙花一现，不管我们如何留恋。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出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
明了这一切后，是逆生还是顺生？要看人类的选择了。依照博物学，应当选择顺生。“师天地心广大，顺自然致中和。”（楼宇烈语）
现代高科技与博物学
如果地球或者太阳系有其命定的“寿数”的话，什么东西可以严重影响到它，令其折寿？
在2012年，的确有物种在消失，也可以说它们是被毁灭的。被谁毁灭的？有自然毁灭的，更有人为毁灭的。
这些涉及若干科学问题，更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值得每个人，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思考。
现代科技很难延长人类家园地球的寿命，却已经提供了令其提前结束生命的手法，并将继续发明更高效的毁灭方式。土匪、恶霸、政客单靠自身都没这本事。显然，这不是在表扬科技和科技工作者，也谈不上侮辱、诽谤。地球上无数生命中只有人类掌握现代科技，并且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推进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项制度性要求，被认为天经地义。质疑科技进步，就会被认为荒唐透顶，是反智、反文明，甚至反社会、反人类。真的不可以质疑吗？学者依据什么可以质疑，质疑之后人类的能量如何释放？
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相当多学者意识到滚滚向前之现代科技的问题，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是明证。不过，这些反思并没有开出合适的药方，并没有明确提出要限制科技的发展，也没有为人类强大的求知欲望寻找到释放的出口。前者可能是因为这些学者思想仍然不够解放，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类知识的生产速度已经远超过人类驾驭相关知识能力的增长速度。后者在于，学者没有对不同的认知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看到博物类知识与其他知识（数理类知识、还原论知识等）的区别。
好，我们终于提到了博物学或博物类知识！
博物学从宏观层面了解外部世界，包括自然观念、描述和分类方法、实用知识和技能、对自然事物生克与演化的了解，等等。
历史上，博物学也同样干过坏事，与帝国扩张、掠夺、破坏等纠缠在一起。但是，综合起来看，博物学依然是相对“完善的科学”（吴国盛教授的说法），它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在此我愿意提出如下命题供思索、批判。
命题一：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中，人类是靠博物类知识（也可以称博物学）过活的，而不是靠高科技。在这方面，庞廷（Clive Ponting）的《绿色世界史》依然是经典著作。人们可能会质疑博物学知识的深度。对于“博物学知识肤浅但依然值得夸耀”，是可以给出有效辩护的，不过，要补充我在《博物人生》中说过的话：“获取知识并非目的，求得理解，也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实实在在地生存才是根本。在盛世或乱世，社会中的一个个体，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博物，提供了一种生存哲学与实践。知行合一，修炼博物学，在现象学“生活世界”框架下关照人、自然与知识，可能有助于人地系统的持久共生。
命题二：相对于数理类、还原论知识，博物类知识力量有限，因而破坏力也相对小些。仿莫言诺贝尔奖致辞的句型，可以说：“博物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博物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没有用处。”难道博物学不是科学吗？博物学中只有一部分可以算作科学，因而整体上没必要生搬硬套，把它全说成是科学。某物不是科学，并非某物就不值得尊重和传承，比如文学、艺术，博物学也一样。把博物学全说成是科学，可能自取其辱；反过来，也可能有损于博物学的声誉！
命题三：生态破坏与人类的扩张有直接关系，而人类扩张的最终杠杆是科学技术，特别是数理科技、还原论科技。最新的科技进展通常被用于军事目的或者进一步“压榨”大自然，当然也会考虑用于保护环境。迄今人们只高度评价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文明进步，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另一方面的作用。好比开车时人们只感谢发动机的推力能让车子高速行驶并且企盼加速，而不知道如何制动、熄火。坐在这样的车子上，人们会强烈感受到风险，但是现实中人类集体乘坐在现代科技的列车上，即使感觉到一点紧张，却依然无限乐观或者还抱怨速度不够高。这就是现实。
命题四：许多人只图一时“快活”并希望持续“快活”。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在于提高个体和群体的觉悟，做出自我约束，控制发展的速度，过“漫生活”，使人与自然协调演化。我相信，目前绝大多数人不会认同这一命题，即使理智上同意也不愿意行动。今日，生产力的水平已经相当高，平均起来看，人们根本不需要一周工作五天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工作三天是否可以？但是，这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闲不住并希望其他所有人跟他们一起忙起来，此谓“折腾”：肥己、损人、害社会、伤大自然。他们不断折腾的美丽借口通常是，如果不折腾，就会有人饿死。其实，把多余的钱分给穷人就可以了。其折腾的真实动机和实际效果是，扩大势差，做人上人，后果是人心不古、大自然不堪重负。
命题五：修炼博物学，一方面可以满足求知欲，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意识到共生的重大意义，进而生发出对自然对他人的敬畏、谦卑、感恩之情。
命题六：限制现代科技的发展不等于不让科技发展，关键是掌握速度；反对某项科技的发展，不等于反对一切科技的发展。
命题七：约束科技的发展相当困难。“目前做不到”并不能成为“不应当做”的决定性理由。Q大学某教授声称，伦理学是管不住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的（如克隆人、转基因作物），所以就不应当管。自古以来法律和伦理都反对杀人、偷盗，从来也没有完全杜绝过，于是就不应该管了？
命题八：通过冷静的思考、协商，人类共同体有可能找到智慧的办法，解决知识增长中的诸多矛盾。当下，国与国的竞争，已经演化为科技的竞争，谁肯让步？让步不等于提前宣布失败吗？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但聪明的人类有能力解决它。普通人也不难想到，目前的恶性竞争对人类整体没有好处，面对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每个国家都显得无奈。国家视角、立场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只有小人、军火商、邪恶势力等希望维持目前恶斗的局面并希望火上浇油而进一步从中渔利。族群隔阂、对立是可以打破的。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鸿图大志的中国思想家，难道可不以设想超国家的立场吗？推动军事技术竞争升级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恶人。世上也有无数两才兼备、矢志不渝的“英雄”，他们的恶行被打造为一代又一代年轻学生学习的榜样。
命题九：博物学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贡献良多。“早在16、17世纪，当自然哲学家、博物学家们开始组建学会，将理性探索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科学方法，并提出科学共同体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之时，科学文化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科学家成为科学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韩启德，《民主与科学》，2012，（05）：2）但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向纵深发展，博物学已经淡出当代科学研究和教育体制。现在看来仍有恢复的必要。生命系统、自然世界具有不可还原的结构和性质，这就决定了博物学在理解世界的构成与演化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在这方面，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和他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Life's Irreducible Structure仍然值得反复阅读（Science，160（3834）：1308-1312）。科学史家皮克斯通写出的新型科技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为博物致知保留了位置。这代表了知识界的一种新认识。
命题十：博物人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存方式。博物使个体快乐，并且对环境少有伤害。博物人生不是唯一的选项，但确实是一种不错的选项。
细致论证或者反驳上述命题，不是这里的任务。聪明的读者立即就觉察到：“为了一个不大靠谱的未来断想，就改变现在的发展模式、享乐式生活方式，完全不值得！”没错，什么是好的，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涉及认知、信仰和个人意志。如果世界明天就毁灭，或者人类只生活几代就结束，的确犯不着想那么多，一切变得简单。人们确实可以像媒体报道的某知识分子那样，相信2012世界末日说，抵押房子、捐款，或者贼吃贼喝。不过，即使在这里，人们也依然能看出善举和恶行的差别。
我相信目前就有一小部分人是认同上述十条或者其中一部分的，估计这些人同意在当下恢复博物学。有些人则出于别的考虑而同情博物学。也许更多的人热爱博物学，根本不需要考虑前面的命题。
针对这些同情或支持博物学、想修炼博物学的志同道合者，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操作，这涉及的是一阶博物学问题。
响应孔子的号召：多识
依个人的经验和对博物学史的初步考察，第一步是响应教育家孔子的号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简称“多识”。
在21世纪的今天，修炼博物学的第一建议竟然是多认自然界生物或者非生物的名字？一点没有错！只要实践了，就可以检验这一建议是多么合适。
名字是索引、是钥匙、是手段。在网络时代人人都知道检索有多重要，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关心名实对应。多识不是指在书本上摆弄名字。“多识”的用意是通过识名而达到广泛的亲知（personal knowing），求得横向贯通，对大自然有所领悟。
具体讲，多识的博物学之路有如下环节：名实对应，综合已有的各种学识；亲自观察、探究，化公共知识为个人知识；长期坚持，可能有所发现，通过写作将个人知识转化成公共知识。在此过程中，也将强化人类社会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博物学特别强调个人知识和亲知。比如说一百多本的《中国植物志》出版了，也得了奖，但理论上与百姓个体无关。对个人而言，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知识，只有通过“多识”的名实对应过程，才有可能把《中国植物志》中的一部分变成对自己有用的个人知识。仿照利奥波德的句子，修炼博物学有助于防止两种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则以为热量来自火炉”。为避免第一种危险，人们就应当亲自种菜或者到麦田里瞧瞧，为了避免第二种危险，人们就应当亲自劈柴或者到森林中感受一番。
如此展开的博物学修炼，后果或者我们追求的效果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顺生或维生”，让个体和群体更好地生存。在原始社会如此，在现代社会也如此。在野外如此，在城市也如此。有了一定的博物学知识，人们对大自然就有了更敏锐的感受力，也可能更从容地应对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
对于个体，修炼博物学，有几个好处：第一，博物洽闻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增强对事物的理解力。第二，提高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培养对大自然的亲情。第二，心境平和，减少不必要的争斗，使自己的生活更富情趣、更幸福。对于群体，博物学能让人类时刻意识到人是地球上一个普通物种，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唯一家园就是地球；人类群体利用博物学知识能够更持久地延续文明。
值得指出的是，修炼博物学，也并不是要把博物类知识与其他知识对立起来。恰好相反，从博物的眼光看，要尊重所有知识，但一切知识都要受博物情怀的调控，为我所用。因此，博物学并不排斥来自分子生物学的成果。
博物学与大众文化
博物学在西方曾经是绅士阶层的一种体面的职业，现在则更多地成为普通人的消费对象，与百姓的“生活世界”有密切关系，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相应地，在出版业，博物学长期以来是一个巨大的板块，在欧美国家的书店中都容易发现博物学专架，图书精美定价却相对较低（印数大）。
中国古代的情况暂且不提，就当前来说，博物学由于门槛低，与大众有天然的亲和性，可配合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做实，而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很难整合到其中。我曾说过，博物学应当优先传播。复兴公众层面的博物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真实的关联，很难设想百姓不了解周围的自然世界而会发自内心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认识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虚假的。”（缪尔语）某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提到在黑龙江见到水葫芦，作者担心会出现生态问题。其实根本不会，作者可能并不了解水葫芦的繁殖方式以及在北方户外它根本不无法越冬的事实。在中国北方，真正有危害的外来物种是豚草、三裂叶豚草、黄顶菊、鸡矢藤、火炬树，而不是紫茎泽兰、微甘菊、水葫芦（凤眼莲）。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连生物系的学生通常都分不清楚本地常见的入侵植物和本土植物。辨识植物只是一个具体的方面。如刘宜庆先生所说：“博物学不是‘拈花惹草’这么简单，对丰饶土地的关注，对大自然保持热情，是走向博物学的必经之途。”
在公民社会复兴博物学需要许多必要的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现是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如果说有欠缺的话，缺少的是理念引导和操作指南，需要出版界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多站在民众的立场思考问题，规划引进博物类图书。出版社也应当组织国内学者自己撰写博物学著作，毕竟博物学强调本土性。贴切生活的本土动物、植物、生态、地质著作的出版，也可以增强民众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热情。
博物学的价值不能仅从科普的角度来理解，虽然那样考虑也是可以的。今日在小康社会中向大众推介博物学，强调知行合一，用意主要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而在于培养一种“新感性”，重塑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方式，改进我们的生存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持久延续人类文明。也就是说，要从存在论的角度理解博物学理论与实践。托马斯撰写的《人类与自然世界》是部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顾的优秀作品，可以把它视为科技史、环境史的著作。它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特别有趣，不是科学专著也非通常的专业科学史料，而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如果这部著作所描述的三个过程有道理的话，博物学在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近年来国内译介的博物学著作《枪炮、病菌和钢铁》《沙乡年鉴》《生命的多样性》《溪畔天问》《绿色世界史》《生命的曲线》《植物的欲望》《生命的未来》《香料传奇》《香草文化史》《贝壳的自然史》《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植物猎人》《改变世界的植物》《吃太阳的家伙》《生态扩张主义》《所罗门的指环》《绿金》《野果》《花朵的秘密生命》《味觉乐园》《青鸟译丛》《笔记大自然》《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盖娅》《植物学通信》《发现之旅》《乡间漫步》《我们的国家公园》《异域盛放》《危险花园》等，均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总量还是太少，不成体系不成规模，这方面的著作应当翻译出几百种、上千种才好。中国人也写出了一些不错的博物学作品，如《花与中国文化》《浮生悠悠》《植物记》《影树流花》《常见野花》《中国棉文化》《诗经植物图鉴》《草木精神》《拈花惹草》《野性亚马孙》《非实用野鸟图鉴》《水流花开：南方草木札记》《我的花鸟虫鱼》《温文尔雅》《那些花儿》《中国兰文化探源》《餐桌上的植物史》《杂花生树》《看草》《教你认识北京的植物》《西藏野花》《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台湾森林探险》《失落的蔬果》《燕园草木》《北大看花》，等等。我也写过《天涯芳草》和《博物人生》，其反响超出了我的预期。
上述作品可以从科普的角度来阅读，但这并非是唯一的角度，在我看来也并非是读者喜欢的角度，因为在当今时代很少有人喜欢“被科普”。这些图书的作者也未必愿意或者有能力去给别人“科普”。当然，它们与文化传播有关，其中相当部分记述的是个体与大自然之间“对话”的“故事”。
我个人一直盼望有人写出《辣椒博物志》，它有着显然的文化意义，四川、湖南或者国家的社会科学规划为此立个重大专项也不为过，它肯定比那些应景项目有趣、有价值。《大豆的博物学》也值得期待，豆腐也绝对是令中国人十分骄傲的一项重大发明，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勾股定理的举例、圆周率的计算、马鞍马镫的发明、马克沁重机枪的设计。但是，目前很难在哪部科技通史著作中找到豆腐的影子。
科学史里的显学？
博物学文化、博物学史研究在最近二十几年里也开始流行起来。剑桥大学出版了《博物学文化》论文集，《科学史》杂志出版了博物学史专刊。基尔帕特里克的《异域盛放》（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与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虽然不同类，但读者可以将它们相互补充，从而获得晚清中西博物学交流的大致图景。
两书的中译本恰巧都是2011年推出的。前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勾勒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的觊觎，细致讲述了他们如何派遣博物学家来到尚未开放的中国采集标本、远程运输活体植物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博物学活动与帝国扩张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事业。后者则从更为学术化的层面，以科学编史学的新理念为指导，考虑资本主义的英国与晚清中国之间的博物学互动。范发迪的著作外表平淡，但编史观念新颖、功力深厚，科学史领域的研究生阅读这部著作会很受启发，发现诸多值得研究的选题。
科学史家范发迪在中文版序言中说：“最近几年，博物学史俨然成为科学史里的显学。相对而言，‘博物学’在中国科学史学中，仍受冷落。”
范先生的描述非常准确。反过来，我们也很难设想，到现在为止，在一个有着深厚博物学资源的古老国家中，竟然极少有人从科学史、文化史的角度探究自己民族博物学的特征、历史、意义，更谈不上传承了。
可是，中国学者目前做中国自己的博物学史研究，依然面临一些困难，虽然素材并不缺乏，但缺少理论框架、视角和学术自信。
依我个人的看法，科学史学者进入中国博物学史研究注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一开始可能依然要学习、借鉴西方博物学史研究的方法，要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案例研究也宜选取西方的，有了相当的积累后，就可以直攻我们民族自己的博物学史了。
目前我在给研究生开设的《博物学编史理论与方法》课程中，除了关于科学编史学、当下科学史观念的变化等一般性的介绍外，重点阅读、讨论如下著作：（1）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理由上面已经谈到，主要是借鉴方法，发现可以进一步做工作的选题。我会提示将此书与通俗读物《异域盛放》对照阅读。（2）法伯（P.L.Farber）的《发现大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这是一部框架清晰、极通俗的科学史读物。它勾勒的大致图景是可信的，据此可从宏观上把握近现代西方博物学的脉络和问题。由于此书过于简明，许多侧面、细节没有展开，它只是一本入门读物。（3）文集《浪漫科学：博物学的文学形式》（Romantic Science：the Literary Forms of Natural History）。这是一部令人思想解放的文集，从中可以发现博物学史研究的空间极为广阔。此书也贡献了博物学文本分析的一些具体技巧。可与托马斯的《人类与自然世界》一起来读。这两部书都会提示，文学作品同样可以是科学史研究坚实的原始材料。（4）文集《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这是一部经典的博物学研究案例汇编，影响巨大。它讲述了人们为何要关注历史上的博物学以及如何做具体的案例研究。初学者也可以借此知道目前世界范围哪些机构的学者在关注博物学文化、博物学史。（5）奥高维（B.W.Ogilvie）的《描述之科学：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博物学》和斯帕瑞（E.C. Spary）的《乌托邦花园》。均为典型的博物学史专题研究，同类著作还有一些。阅读这类书可以使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不同国家各个时期科学、博物学发展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习研究方法。（6）莫斯（S.Moss）的《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一部通俗、有趣的博物学史，从中可以了解相当多的英国博物学文化信息，它也会启发我们改进博物类科学的传播方式以及思考：是否可以撰写中国古代的“花鸟文化史”，甚至《中国古代虚拟动物史》？我曾见到一本《独角兽博物志》。（7）阿特兰（S.Atran）的《博物学的认知基础：通向科学之人类学》。少有的讨论博物学认识论的专著，可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及皮克斯通的《致知方式》（中译本为《认识方式》）配合阅读。博物类科学是否具有独特的致知方式？这是有趣的科学哲学问题，目前研究还不深入，但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与此相关，《诗经》“六义”中的“赋比兴”是否也有认知含义？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我在《博物人生》中尝试做了一些讨论。（8）阿姆斯壮（P. Armstrong）的《英格兰牧师－博物学家：科学与宗教的相伴》。博物学家与自然神学的结合是显然的科学史事实，由约翰·雷、佩利、格雷的著作可见一斑；而此书讨论英格兰的许多博物学家与牧师身份重合的现象，虽然不是特别深入，但由于具体、形象，确实给人诸多启示。由此是否可以考虑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博物学家”组合呢？
以上提到的多种图书只有少量译成了中文，也许经过努力可以把余下的若干种都译介过来！
科学史学界对博物学史的关注，与科学观的变革和科学编史学观念的变化有重大关系，在这些背后，必然涉及人们对知识、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反省。（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02），这里有删节）4 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引子：不该遗忘博物学
在赞美科学的音乐短片“科学交响曲”之五中，科学被描绘为“实在之诗”，“设计得最佳的用来理解世界运作的工具”。单纯从字面上看，这两项美誉并不很兼容。实际上，在“实在之诗”之前还有半句，全句则为：“There's real poetry in the real world；Science is the poetry of reality.”（大意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真正的诗歌，而科学就是这种实在之诗）于是，“诗歌”不过是一种比喻，短片表达的还是老套的科学主义的思想。另外，围绕着道金斯的一部新著《上帝的迷思》，有人讲出这样的话：“宗教的正面价值，科学都可以提供。”我不知道这是在赞美科学呢还是在挖苦科学。当然，这番话是想表明，科学很有本事，有了科学就可以不求人。对此我是怀疑的，证明如下：按科学主义的逻辑，科学家是一些足够精明、聪明的家伙，可是众所周知，科学家中许多人有宗教信仰。如果说宗教的正面价值科学都能提供，那么就有两种可能：A：如果这些科学家接受宗教是出于宗教正面价值考虑，那么这些科学家是不经济的，他们信宗教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是在浪费时间，因而他们是不聪明的。B：如果这些科学家接受宗教是出于宗教负面价值的考虑，那么伦理意义上他们至少在主观动机上是有问题的，即图谋不轨。而这两种结论都是科学主义者不愿意承认的。
本文并不想反驳科学主义（许多人在许多场合都做了有益的反驳），而是想谈谈在科学的旗号下，或者与科学沾边的行当中，一种古老的学问：博物学。那部小片子借萨根之口还说：“We can do science，and with it，we can improve our lives.”（大意是：我们人类能够从事科学，而且借助于科学，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相比而言，博物学更有诗情画意，千百年来也一直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人们的生活。
博物学的确是古老的学问，博物学曾经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幼学琼林》就有很强的博物色彩，作新社1906年出版过《新编博物学教科书》，虞和寅1907年编写过《博物学教科书》，教育家、科普作家贾祖璋在建国前也编写过博物学教材。建国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博物学字样不再出现在课程表中。
在新时代再阐述博物学的合理性和意义，是新课题。关于博物学，有许多没有讨论清楚的难题，比如我们应当在什么层面上提倡博物学？未来的博物学如何对待数理科学、实验科学的成果？对博物学的强调会不会仅相当于为动物普遍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而辩护？如今提倡博物学会不会有鼓吹蒙昧之嫌？博物学会不会只是少数人的一厢情愿？提倡博物学会不会影响个体、国家的竞争力，从而犯更大的错误？2010年夏天在青海湖西侧的橡皮山见到一位藏族女娃在草地上玩耍，她不读书，但很快乐。我的女儿小时候也不读书，也很快乐。但现在女儿整天要写一些完全无趣、摧残生命的作业，快乐不起来。在读书与不读书之间不应当划出明确的界限，问题应转化为读多少书、读什么书合适，教育界究竟要把哪些知识传播给下一代？
现在全面回答这些疑问，可能比较困难，也许可以放一放。一开始有更简单的一些问题要讨论。就博物学话题，学术文本我已经写过《大自然的数学化、科学危机与博物学》《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博物学论纲》，第一篇已经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后两篇近期可发表，此文是第四篇。一阶博物与二阶博物
博物学工作也分一阶和二阶。理解“阶”（order）的概念非常容易，2010年夏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如果下场踢球者的行为算一阶行为的话，那么广大球迷的观球以及教练的指导和裁判的执法都属于二阶行为。如果把自然科学家的工作定义为一阶，那么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的工作就是二阶，编史学或史学史的工作就属于三阶。对于博物学，直接观察昆虫、鸟、植物等或者对其进行分类、描述，属于一阶工作，而研究历史上或现实中一阶博物学家或自然爱好者，则属于二阶工作，博物学文化、博物学史、博物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都属于二阶。而关于如何撰写博物学史的编史理论，则属于三阶了。比如，徐霞客、奥杜邦（J.J.Audubon）、班克斯、达尔文、劳伦兹、E.O.威尔逊等所做的工作主要属于一阶博物的范畴，而郑樵、季羡林、瑞文（C.E.Raven）、福柯、艾伦（D.Allen）、法伯（P.L.Farber）、路德维克（M.Rudwick）、奥高维（B.W.Ogilvie）等人所做的工作属于二阶。许多博物学家同时也做二阶工作，比如华莱士、古尔德、E.O.威尔逊。一阶工作与二阶工作可适当分离。做二阶工作的，未必要求成为一阶工作的行家，但是，如果二阶与一阶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则非常理想。如果没有一阶博物学的兴趣、实践，一阶知识甚少，那么做二阶工作很难做细、做好。现在北京大学招收做博物学史的研究生，要求考生至少有一种一阶的博物学爱好，比如对昆虫、岩石、贝壳、植物、恐龙等要有些关注。
一阶博物与二阶博物有不同的方法。一阶方法主要有：野外调查（观察、测量、记录、拍摄、采集），然后进行描述、分类，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和工作程序，为后续工作打下基础，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野外见多识广，对于室内分类工作极为重要，也可以避免若干分类错误。生态系统方法、有限还原方法。此方法建立在野外调查和文献对比基础之上。人类学方法和民俗学方法，主要涉及传统知识的收集和整理，包括口述方法、快速评估方法（RAP）、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方法（PRRA）等具体方法。现象学方法，侧重个体理解、生活。多种“个人致知”（personal knowing）方法，其中甚至可以包括神秘主义的体验，因为有些过程的确说不清楚。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首先是锤炼个人知识，然后是做增量，有所发现、发明。二阶方法主要有：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学）所提供的若干成熟方法，具体讲有百科全书方法、人物志方法、集体传记方法等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科学社会学方法，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等。福柯等人的知识考古学和文化批判方法。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哲学方法。一般性的文献法等。
如今，二阶博物学研究似乎还容易说清楚，毕竟过去有大量的博物学工作和博物学家，研究他人、研究过去，总是可以的。真正麻烦的问题是，博物学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年代，现在的个体如何成为博物学家。博物学家（naturalist）在汉语中听起来含义收缩了，似乎只指少数专家。实际上这个词可以指两部分人：科学家阵营中从事博物类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非科学家群体中的自然爱好者。经这样划分，后者似乎不成问题了，反正对他们要求不高！那么前者何以可能呢？即现在的博物科学家在哪里，他们做的是科学吗？贝茨在1950年写的一本书《博物学的本性》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按我的理解，博物学家是指这样的人，此人研究生命现象，对有机体的所有方面都感兴趣：研究其发育、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曾有人说，博物学家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过去，因为博物学已经被拆分，现在没有人能指望掌握已经专门化的科学的纷繁复杂的所有方面。不过，这就好像在说历史学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样，因为关于历史，已经积累了太多太多的细节。已经永远不可能掌握知识的所有细节，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或者博物学家，不是因为他记住了成千上万的事实，而是因为他看问题的观点。博物学家通常也限制自己，只活跃于某些领域，研究某些种类的有机体，比如鸟、真菌或蝴蝶；或者他可以把自己的研究限制于某些现象，比如寄生虫学或生态学。但是他仍然对他所研究事物的一般含义有兴趣，不把关于鸟、寄生虫学或真菌的有关事实本身当做全部目的。”不过，贝茨也指出，受大环境的影响，近些年“博物学家”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自然爱好者”（nature lover），出于安全起见，学者们不愿意被称为博物学家。但E.O.威尔逊却敢顶风上，他的自传就叫《博物学家》，中译本改译为《大自然的猎人》。
我们今天倡导博物学，对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博物学家（专家和爱好者）都很在乎。一方面希望科学共同体阵营中有更多的博物学家或者更多的博物学家有博物情怀，另一方面希望博物学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博物学能够优先传播。在此，也要澄清一种误解，有许多人以为自然爱好者不专业，仅仅叫喊着热爱自然，对自然的细节却不了解。这是一种很普遍的误解。以这种眼光来从事博物学传播也是有缺陷的。有多家出版社曾邀请我写“普适的”常见植物若干种。我反复解释：那样做没有意义，不存在各地都常见的数百种植物，那样做也违背博物学对本土知识、本土物种的强调，要做不如做某一地区的常见植物，或者做各地的某些科的植物。出版社的进一步说法是：自然爱好者都是业余的，不可能那么深入，如果太专了读者就不购买了。事实却是，只有专业到一定程度读者才愿意购买，除非他（她）不是合格的自然爱好者。爱好者有“菜鸟级”，也有“骨灰级”。在专业与否上，作为科学家的博物学家与作为自然爱好者的博物学家，有时很难区分，后者有时比前者还专业。这并不奇怪，自然太丰富了，任何人也不可能对所有事物都研究到同样深入的程度。一位职业植物学家也只是对某些科的植物非常熟悉。两者的主要区分可能在动机、目标、职业习惯上，专业与否只是一个参考因素。
博物学培育人类的“新感性”
在知识论、认识论或者哲学中强调理性，从来都很占理；以理性超越、驾驭感性，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博物学提醒人们要重视感性，通常感性并不比理性差，我们要时时想着发掘新的感性。其实细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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