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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尚国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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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倒霉的外国政要试读：

前言

第一章　被告席上的政要们

1　“巴尔干不死鸟”的孤胆征途　米洛舍维奇

2006年3月11日，远在欧洲一隅的荷兰第三大城市海牙，迎来了不寻常的一天，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当地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简称前南刑庭）的监狱中突然去世。初步验尸结果显示，米洛舍维奇死于心肌梗死，而塞尔维亚社会党和米氏家人认为是海牙国际法庭谋杀了米洛舍维奇。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传奇色彩，就连他的去世也耐人寻味。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不死鸟是神话中的一种鸟类。罗马诗人奥维德曾经充满感情地描述道：“大部分怪物都是由其他生物衍生而来的，只有一个例外，它们可以再生，亚述人称之为不死鸟。不死鸟不吃花草果实，而是以乳香为食，在降生五百年后它会在棕榈树顶端为自己搭建一个巢，然后出外收集肉桂、甘松和没药等香料，衔入巢内，垫在自己的身下并点燃，在燃烧的火焰中，一只新生的不死鸟腾空飞起。等这只不死鸟长大到有足够的力量时，就会把父母的巢衔往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城，放在太阳庙里。这个巢是它的摇篮，同时也是它父母的坟墓。”

同样是“不死鸟”，有“巴尔干不死鸟”之称的米洛舍维奇最后却孤独地死去。

米洛舍维奇猝死狱中后，他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内的支持者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在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社会人民党的倡议下，塞黑全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哀悼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市，尽管下着暴雨，但前来悼念米洛舍维奇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包括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和许多普通市民。社会党秘书长佐兰·安杰尔科维奇表示：“听到米洛舍维奇在海牙国际法庭监狱中去世的消息后，塞黑人民非常痛心、哀伤和愤怒，表明我们的人民信守这位名人终生坚持的自由、和平、公正的理想，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枭雄出世巴尔干

塞尔维亚是一个出勇士的地方。正是当年塞尔维亚勇士的一枪，击碎了奥匈帝国的野心。“巴尔干不死鸟”米洛舍维奇就出生在这片战火纷乱的土地上。

在欧亚两大洲接壤的地区，一处向南突出伸入地中海的半岛，近千年来战火不断。它就是巴尔干半岛——欧洲的火药桶。1914年因为此地的塞尔维亚问题，欧洲各国纷纷投入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究其原因，显然与此地复杂的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历史原因，在这里催生出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差异、边界纠纷、政治分歧等种种棘手的问题，彼此相互联系，盘根错节，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其中，南斯拉夫地区更是矛盾与冲突最为集中和激烈的区域。又因为巴尔干地区地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欧洲各国出于自身利益，一向关注这里的动态和变化，乃至积极插足各种矛盾与冲突。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政局的剧变，成立于1945年的南斯拉夫联邦存在了不到半个世纪便迅速解体：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率先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是年10月15日和11月20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马其顿先后宣布独立；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塞黑）两个共和国宣布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样，原南斯拉夫联邦分裂成为五个独立的国家。

在南联邦解体过程中，由于领土和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以及原本就存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各共和国之间和各国内的不同民族之间先后发生规模不等的冲突乃至战争，其中最严重的战争发生在波黑境内，并波及其周边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1992年3月，波黑因国家的独立地位进行全民公决，触发了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波黑塞族得到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支持，克族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支持，穆斯林得到相关国家支持），事态愈演愈烈，最终形成长达三年半的全面内战，死亡人数超过25万人。直至1995年11月21日，打得精疲力竭的各方才在美国的干预下，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空军基地签署了和平协议。

代顿协议并没有平息南联邦解体带来的动荡，波黑战争结束后，民族冲突的热点很快转移到南联盟境内，进而科索沃危机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势造英雄，米洛舍维奇就这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在克罗地亚和波黑两场战争后，有近百万塞族人先后从这两个国家逃往塞尔维亚。对于只有900万人口的南联盟来说，在西方制裁封锁的情况下，要安排近百万难民的吃、住、工作和儿童的教育等，谈何容易。米洛舍维奇却说：“我不能把他们推出去，不能不管他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塞尔维亚人，是我的兄弟姐妹。”

米洛舍维奇已经清楚地看到，南联盟已经是一个崩溃之前的空壳了。是为了南联盟而牺牲塞尔维亚，还是将塞尔维亚拖出泥潭，避免一起沉没？他选择了后者。他以塞尔维亚人的代表自居，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塞尔维亚人民的正当权益，支持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的塞族是他的天职。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经鲜有人公开申明自己的左派立场。不过，米洛舍维奇则不然，他强调，他在中学时就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深信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要公正、合理、人道的一种社会制度，并从此矢志不移。

1992年，前南局势已经呈现出多米诺骨牌般的崩塌效应。随着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南共联盟也解散了，米洛舍维奇率先筹组了塞尔维亚社会党，并出任党主席。塞尔维亚社会党有60万名党员，仍是欧洲的一个大党，曾在法国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也不过30万党员。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米洛舍维奇自身两种矛盾的个性。他的性格具有不怕孤独、直面逆境、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特点，但也有妥协的一面，这可能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8月20日米洛舍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南部的波扎雷瓦茨出生了，他成为一个贫穷而保守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牧师的次子。他的童年并不幸福，在“二战”结束后，父亲独自离家到黑山当教师，1962年自杀身亡，12年后母亲也离他而去。这给幼小的米洛舍维奇造成了深深的心灵创伤，也造就了他坚强和孤僻的性格。

小时候，他沉默寡言，酷爱整洁，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总爱穿一件白色衬衣，系一条端端正正的领带；他喜欢跟比自己大的孩子在一起，而不愿与同学为伍；他循规蹈矩，“把自己想象成车站站长或彬彬有礼的公务员”。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米拉·马尔科维奇。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位女士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米拉的父亲和叔父在“二战”时是铁托的忠实追随者，在战后的政权里声名显赫，对米洛舍维奇多有提携。她的母亲在“二战”时担任贝尔格莱德的党的书记，后来被法西斯逮捕，死在狱中。在米洛舍维奇成为政治领袖的时候，米拉既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兼职专栏作家，又是丈夫事业的好帮手和支持者。当反对派崛起而米洛舍维奇的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她和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左翼联盟”，从多方面给予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以有力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末，米洛舍维奇来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法律。他的出色表现逐渐引起了当地党政机关的注意，随后被吸纳到组织中，并担任学生支部的负责人。期间，他同伊万·斯坦鲍利奇成为好朋友，进而认识了伊万的叔叔、时任塞尔维亚总理的佩塔尔·斯坦鲍利奇，并受到后者的大力褒奖和推荐，仕途得以一帆风顺。

大学生涯是对米洛舍维奇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大学毕业后，米洛舍维奇担任过贝尔格莱德市市长的经济顾问，并有在该市天然气技术公司出任总经理的经历。1978年，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最大的银行贝尔格莱德银行董事长。在任贝尔格莱德银行董事长期间，米洛舍维奇曾赴中国访问，此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他再次访华。时隔多年，中国的巨变使他感慨不已，他对记者说，当看到上海的夜景时他惊呆了，不去细看闪烁的霓虹灯上的汉字，真会以为是在纽约、伦敦，或者巴黎、东京。他从所见所闻中得出结论：中国有希望，中国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未来世界的希望，他由衷地期望中国强大再强大。他说，南斯拉夫计划在贝尔格莱德开辟一个多瑙河开发区，希望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来投资，举办独资企业、合资企业都可以。米洛舍维奇也曾多次访问美国，进而对美国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的英语非常流利，这让他在与外国同行交流时得心应手。

1983年，米洛舍维奇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当选为南共联盟（全称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中央委员。此后，米洛舍维奇在政坛步步高升，1984年当选贝尔格莱德市的党主席。两年后，又跃升为塞尔维亚政治局主席，从而跻身最高领导层。同年5月，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

然而，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加剧，塞尔维亚学院在1987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备忘录”，强烈要求把移居南联盟其他共和国（主要是克罗地亚和波黑）的200万塞族人纳入塞尔维亚共和国。米洛舍维奇对这份备忘录十分欣赏，这成为他未成文的“大塞尔维亚”计划。要实现该计划，必须重新划定边界、迁徙人口等，由此引发了以后多年的冲突。

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普里什蒂纳（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的首府）城外的波列村，愤怒的塞族人成群结队，声称受到占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压制，他们涌向一个会议厅，想让新任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了解其苦衷，却被手舞大棒的警察拦住了。这时，身材敦实、长着一副娃娃脸的米洛舍维奇走出大厅，看到眼前的景象，他告诫警察不要乱来，随后慷慨激昂地对请愿者说：“你们不会再挨打了！”随即，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塞尔维亚。

紧接着，暴风雨般的民众集会随之而来，米洛舍维奇几乎走遍塞尔维亚的每一个城镇，掷地有声地表示要掀起一场“反对官僚作风的革命”，并承诺实行改革以及把科索沃确定为第一个目标。这赢得了塞族人的极大支持，他们走上街头游行，在塞族人的住宅、店铺和汽车里，米洛舍维奇的画像已经取代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东欧在1989年发生剧变后，该地区的政党人物纷纷改换门庭，米洛舍维奇经过科索沃战争则乘势而上，于1990年7月当选为由塞共改组而成的塞尔维亚社会党的主席，并凭借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实力，在年底举行的由多党参加的大选中，一举当选为该共和国总统。

1991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不得不宣布解体，而塞尔维亚和黑山于1992年4月宣布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此时，前南斯拉夫的一些政坛元老、新秀也在多党竞争的浪潮中纷纷下野，米洛舍维奇却稳如泰山，甚至加强了自己的地位。1992年12月，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大选中，米洛舍维奇以较大的优势战胜对手——南联盟总理帕尼奇，再次登上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宝座。1997年7月，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联盟总统选举中获胜，出任南联盟总统。

米洛舍维奇的胜出，是南联盟在特殊时期的产物，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对强人政治的渴求。米洛舍维奇是优秀的，他清晰地看到了隐藏在南联盟背后的复杂的民族问题，看到了分崩离析的征兆，于是他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希望以一己之力，将塞尔维亚拖出泥潭。

但是我们也往往看到，每一个强人的崛起，都伴随着无数的流血牺牲。米洛舍维奇会成为一个例外吗？他能拯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南联盟吗？

挡不住的崩裂

南斯拉夫的问题，是当时整个世界变化的序曲。此时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即将结束，苏联内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一切，无不在南联盟这个特殊的地方被无限放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南斯拉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逐步陷入充满血腥的动荡、解体之中。看到统一强大的国家走向瓦解，米洛舍维奇感到非常痛心，他认为是西方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然而，西方却声称，正是米洛舍维奇强烈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才使南斯拉夫联邦的其他民族感到害怕，于是离心倾向日增，最后导致南斯拉夫解体。

错综复杂的形势，让米洛舍维奇深刻地感到再打“共盟”的旗号，已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于是，他极力主张对“共盟”进行改组，成立塞尔维亚社会党，并亲自出任党主席，随后又在议会多党竞选中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并在两年后的大选中连任。

另外，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一直是影响整个局势的敏感地区。在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议会的绝大多数问题，均以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协商的方式解决，而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有分歧或矛盾的重大问题，则由集体国家元首——联邦主席团以多数票方式作出决定。而按照南联邦宪法，属于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伏、科两个自治省在联邦主席团中也有代表，并实行轮流“坐庄”的模式，但是他们在关系塞族人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并不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这引起了塞族人的强烈不满。许多塞族人强烈要求修改宪法，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表决方式。

在危机面前，米洛舍维奇展现了自己丰富的政治技巧，他通过一条“间接路线”巧妙地满足了塞族人的要求。在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他暗中鼓动塞族人搞串联、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抨击自治省的领导人。进而借助“群众运动”，米洛舍维奇换掉了这两个自治省的领导人，并安插上自己的亲信。

然而，纠缠不清、错综复杂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去解决了，一遇时机，便会再次爆发。

1991年2月16日，塞尔维亚的首府贝尔格莱德市电台播发了一篇评论，引起反对党的强烈不满。随即，以“复兴党运动”为首的十个反对党以此为借口，要求罢免该电台负责人，并要求电台公开宣布撤销那篇评论，否则将举行抗议示威。

1991年3月9日上午11时，数万人聚集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他们高呼口号，抨击现政府，矛头直指两个月前在选举中获胜的社会党及其领袖米洛舍维奇。维持治安的警察进行干预，试图平息示威活动，但双方发生了冲突。数千名示威者投掷石块袭击警察，导致一名警察和一名青年死亡。抗议者还放火焚烧军车，袭击外交部。警察两次使用催泪弹，都没能驱散抗议者。塞尔维亚政府决定派出军队平息动乱，当坦克和装甲车缓缓开进市中心时，大多数抗议者四散离开，风波暂时平息。此次事件共造成2人死亡（一警一民），76人受重伤，反对派领导人、塞尔维亚复兴运动主席德拉什科维奇等数百人被捕。

第二天下午，军队撤出市区，贝尔格莱德的形势又开始出现反复。晚上，该市大学生举行了自1968年大学生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集会，要求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部长对流血事件负责，并要求当局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释放被捕的反对党领导人和大学生。

第三天，塞尔维亚议会开会讨论学生的要求。开始，一些反对派议员纷纷退席，表示将从外地召集更多的示威者来扩大事态。会上分歧很大，经过激烈争论，于第四天深夜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决定满足学生们提出的全部要求。

第五天，塞议会解除了贝市电台、电视台等单位五名负责人的职务，释放了反对党领导人，内务部长波格丹诺维奇也“被劝”辞职。

随后，反对派宣称，塞当局实际上已向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低头，遂于第六天也就是14日，将最后一批学生撤离广场。这起反塞尔维亚当局的示威集会以当局的妥协而结束，但由此引发了南斯拉夫自“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从1991年到1992年，南斯拉夫联邦六个加盟共和国中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先后宣布独立。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只剩下两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

波黑虽然宣布了独立，但是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穆、塞、克三方的武装冲突连续不断，使得巴尔干地区一片惊慌、混乱。这就给美国和北约等国外势力插手干涉提供了借口。

1997年7月23日，米洛舍维奇当选为南斯拉夫联盟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他发誓要恢复巴尔干地区的和平，让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当时，波黑冲突扩大，战火连绵不断，在波黑的穆、塞、克三方冲突中，西方国家认为波黑塞族强硬派的后台就是米洛舍维奇，继而频频对其施加压力。面对西方的重压，米洛舍维奇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外交策略，尽管他十分同情波黑塞族兄弟，但是为了不使各族人民进一步遭受战乱之苦，为了不给西方国家军事入侵以可乘之机，他对塞族强硬派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促使波黑冲突各方签署了停战协议。随后，米洛舍维奇又亲赴波黑塞族共和国，促成了塞族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最终和解。

尽管波黑塞族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不过，由于一再发生冲突的波黑各族人民终于得到了和平，美国和北约也失去了干涉巴尔干地区事务的理由。而米洛舍维奇则成为了巴尔干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不可避免地招致美国和北约的密切“关注”。

事实上，波黑的战火刚刚熄灭，美国和北约就在科索沃找到了对南联盟动武的借口。

战火蔓延科索沃

科索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

科索沃原本是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占全国总面积的12%左右，90%的人口是阿族。1992至1995年，阿族中的分裂势力趁米洛舍维奇全力解决波黑冲突之际，在南联盟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先是提出自治，后又提出独立，最后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继而与南联盟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1999年3月24日晚，近百架战机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从意大利的军用机场起飞。随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北约空军突袭了南联盟。

这是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首次向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遭到空袭一个小时后，米洛舍维奇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

北约一开始乐观地以为，空袭只需一至两周时间，就能迫使南联盟屈服。然而，就连一些北约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低估了米洛舍维奇。空袭非但没能使其屈服，反而使南联盟的各种政治力量团结起来，“炸弹加强了米洛舍维奇的地位”。

米洛舍维奇一方面加紧进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南联盟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北约的空中打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他果断地通过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努力，企图使美国和北约陷入困难境地。

尽管北约的轰炸使南联盟受到巨大损失，但是，在米洛舍维奇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军民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至4月20日，南联盟防空部队已使北约损失了十多架战机，其中包括击落了两架当时最先进的F-117A隐形轰炸机。而北约战机在袭击一些重要设施和军营时，只不过炸毁了一些“空结构”，重要设施和人员早就迁移和撤离了，以致北约领导人怀疑内部出了奸细；其次，为了取得俄罗斯的支持，在米洛舍维奇的策划下，南联盟议会一致通过了加入白俄联盟的决定。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则明确表示，支持南联盟加入白俄联盟的设想。甚至，从莫斯科传出一条让人心惊肉跳的信息：“叶利钦总统已经下令把战略核导弹重新瞄准对南联盟动武的北约国家。”尽管这条消息后来没有被完全证实，也许只是叶利钦在和俄罗斯议会议长谈话时讨论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也够吓人的了。德国很快就找借口撤了回去。

然而，塞尔维亚毕竟只是一个拥有10万平方千米的“小国”，而它面对的则是世界上最庞大和凶狠的军事同盟组织——北约，军事实力的悬殊显而易见。北约甚至动用了包括B-1B和B-2战略轰炸机在内的世界最先进的武器，砸下约130亿美元的高额军费。

1999年4月1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对南联盟启动第三阶段空袭，不仅增加空袭强度，对相关军事设施实施24小时不间断轰炸，而且扩大空袭范围，进而将民用设施列入轰炸目标，如桥梁、铁路、公路、工厂、电视台、通信系统和电力系统等。此外，美国还调集地面部队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地面进攻作准备。

1999年6月3日，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相关决议。6月9日，北约和塞尔维亚代表在马其顿签署了关于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的协议。第二天，北约宣布暂停空袭。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

至此，历时两个半月的科索沃战争以一种创纪录般的方式落下帷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仅仅通过空袭便迫使南联盟投降，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新型作战方式。

据相关统计，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共派遣1000余架飞机、40多艘舰艇，共出动飞机32000架次、投弹13000吨，造成南联盟1800余名平民死亡、6000余人受伤，50多座桥梁、12条铁路、5条公路干线、5个民用机场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超过了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的损失。南联盟军民则击落包括美国F-117A隐形战斗机在内的61架北约战机，以及直升机7架、无人机30架、巡航导弹238枚。

令每一个中国人义愤填膺的是，在这次袭击中，北约战机使用激光炸弹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和馆舍毁坏，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与海湾战争不同，北约这次发动战争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不得不说，科索沃战争在人类战争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八年弹指一挥间。然而，正是在这一挥之间，人类文明的许许多多最新成果成了军火商们大发横财的工具。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高技术武器只占所用武器的10%左右，而北约这次空袭南联盟的高技术武器几乎达到100%。从游弋在亚得里亚海的航空母舰，到幽灵般掠过长空的隐形战机，一批又一批高技术武器登台亮相，悲哀的科索沃则成了这些新武器的试验场。

在空天武器的运用上，此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使用航天武器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约用50多颗卫星直接参加了针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为其战斗行动提供保障。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2颗雷达成像军事侦察卫星、3颗传送图像和数据的卫星和另外3颗轻型卫星也加入了情报保障行列。除侦察卫星外，北约还动用了大量的气象卫星，包括美国空军军事气象卫星、4颗观测海洋和大气的气象卫星和2颗欧洲气象卫星。美国全球卫星系统的24个航天器，以及各种通信和数据卫星也为打击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提供信息支援。事实上，南联盟上空已经被北约大批军事卫星密织起一张太空数据网。

从空中力量对比看，北约在空袭一开始就集中了460架先进作战飞机对付南联盟空军的170架老旧作战飞机，后来更是增加到1200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绝对的优势，是所谓“第四代”航空兵器与“第二代”航空兵器的较量。美国空军最先进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全部投入战场。特别是价值22亿美元的B-2隐形轰炸机首次投入实战，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军方透露，这种世界上最昂贵的隐形战略轰炸机是从美国本土的怀特明空军基地起飞，经过四次空中加油到达作战区域的。北约的大规模空中作战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正是由于它完全掌握着制天权、基本上掌握着制空权和制信息权，并且形成了信息与火力一体化的作战系统。北约多次增调EA-6B电子干扰战机和能发射“哈姆”反辐射导弹的战斗机，就是为了夺取制信息权。而精确制导武器，靠的是预侦察获取的目标信息和投射过程中的实时信息进行导航、定位和主动寻向的。毫无疑问，科索沃战争是现代战争的最新版本。它告诉我们，现代战争不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争，而是陆、海、空、天、电一体的多元空间的战争。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导形式。

回望南联盟上空的战争硝烟，不由得让人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本应为人类造福的科学技术竟被移植到了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凝聚着人类智慧的现代化武器成了恃强凌弱的工具。北约19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美、英、法、德、意、加、荷、挪、比、土、葡、西、丹）直接参加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致使8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昔日美丽的南斯拉夫变得满目疮痍。

然而，弱小的南斯拉夫展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在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还是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抗，并以击落F-117隐形战斗机的事实，打破了高技术武器不可战胜的神话。尽管南联盟在军事上最后失利，但塞尔维亚人不屈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刻在全世界人民的心里。

从总统到死囚

科索沃战争的“和平”解决，并没有令美国和北约忘掉米洛舍维奇。

2000年9月，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及国会大选中，反对派激烈地指责米洛舍维奇有舞弊行为。最终，米洛舍维奇的得票率为40.23%，落后于在野的民主阵营的科斯图尼察48.22%的得票率。因无人得票过半数，选举委员会裁决，必须在10月8日举行第二轮决选。

9月底，米洛舍维奇不顾西方和国内反对派的反对，宣布参加决选。科斯图尼察阵营一方面宣称，在首轮选举中已获得过半数选票，拒绝参加第二轮选举，一方面要求重新验票，但遭到选委会拒绝。随后，反对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进而促使宪法法院裁定科斯图尼察当选总统。

随后，海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宣布将米洛舍维奇列为战犯，指控其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及科索沃战争中犯下66项罪行。对此，南联盟宪法法院认为，因法律禁止引渡本国公民到国外受审，进而宣布冻结任何引渡米洛舍维奇的事项，新任总统科斯图尼察也拒绝批准引渡米洛舍维奇。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北约看来，只要米洛舍维奇还存在于南斯拉夫，这片重要的战略要地就不会处于北约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美国展开了一轮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攻势。很快，美国宣称可以取消对南联盟的经济制裁，并许以l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其中包括南政府必须与国际法庭合作，包括逮捕移交米洛舍维奇以及停止支持波黑塞族等，若2001年3月31日前未满足上述条件，不仅不会发放尚未支付的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还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放贷款。

南联盟因连年战争及长期遭受制裁，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外债高达122亿美元，已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了。美国这一轮举措，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以霸权行径控制世界性组织的事实，激起了全球性的反美浪潮。

2001年4月1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金吉奇的指挥下，警察与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经过短暂的对峙后，将其逮捕并依据国内法进行控罪。事后，南联盟内务部长日夫科维奇承认，美国发出限期逮捕米洛舍维奇的最后通牒起了重要作用。

在被捕后，米洛舍维奇动情地感叹道：“我替国家服务，却成为罪犯。”

对于米洛舍维奇的被捕，南联盟国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他领导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及其妻子米拉掌控的南斯拉夫左翼联盟与南联盟及塞尔维亚政府之间的矛盾。前两者对米洛舍维奇表示支持，并发表声明要求司法部门立即放人，因为米洛舍维奇“永远不会逃离自己的国家”，并称“我们要求立即释放米洛舍维奇，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停止这场玷污塞尔维亚历史的可笑闹剧”。

与此同时，社会党组织的约两万名支持者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塞尔维亚政府大楼前举行集会，人们高举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旗、塞尔维亚社会党党旗以及米洛舍维奇的画像，呼喊着“释放米洛舍维奇”等口号。在集会上，还宣读了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声明，指责当局的“非法逮捕”行为，并称：“在逮捕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动用的警察比在塞尔维亚南部‘安全区’投入的警察还多，这是塞尔维亚和南联盟的耻辱。”

米洛舍维奇在被捕后，先在塞尔维亚中央监狱拘押了30天，接受贝尔格莱德地区法庭的调查，被控犯有“腐败和滥用职权罪”。随后，塞尔维亚司法部门展开进一步调查，为其他起诉作准备。塞尔维亚内务部长米哈伊洛维奇表示，米洛舍维奇将面临更多指控，包括一些严重犯罪行为，因此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塞尔维亚总理金吉奇也表示，米洛舍维奇在两个月内将受到谋杀私敌和政敌的指控。

与此同时，米洛舍维奇的家人也受到不同指控：其妻子米拉涉嫌参与谋杀政敌，包括刺杀马其顿前总统戈里格洛夫；其女儿玛丽亚受到非法持有和使用枪支的指控；其儿子马尔科虽流亡国外，但也面临多项指控。

至于米洛舍维奇本人，只承认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期间将国家的3900万美元资金用于资助当地塞族武装，自己除工资以外，一分未得。

针对海牙国际法庭以及西方国家提出的引渡要求，南总统科什图尼察多次表示，虽然贝尔格莱德愿意与国际法庭合作，协助该法庭就米洛舍维奇受控犯有战争罪、滥用职权罪等展开调查，但米洛舍维奇还是必须要向他自己国家的人民负责，有关司法程序必须在南联盟法庭进行。科什图尼察坚决反对将米洛舍维奇引渡给海牙国际法庭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南联盟宪法不允许南公民被引渡。二是海牙国际法庭不是国家，不存在“引渡问题”。

不过，由于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过大，南联盟已经着手制定“与国际战犯法庭合作法”，为引渡铺平了法律道路。随后，海牙国际法庭秘书长霍尔特休艾斯透露，他“获取了南联盟正在制定关于可以向海牙法庭引渡南公民新法律的珍贵情报和该法律草案的复印件”。

事实上，在米洛舍维奇被捕后，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这是南联盟与海牙国际法庭合作的“第一步”。而鉴于恢复经济以及处理科索沃与黑山问题的需要，南联盟也需要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

不出所料，南联盟在6月宣布可以把本国公民送交海牙国际法庭。很快，米洛舍维奇被送交过去，成为历史上首个被送上国际法庭的前国家元首。

如果说科索沃问题是直接决定米洛舍维奇命运的绳索，那么，他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则是导致悲剧的更重要原因。由于历史的原因，科索沃对于塞族人和阿族人所具有的意义，同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意义相似。而米洛舍维奇以塞尔维亚民族的利益为至上考虑，赋予自己塞尔维亚民族的代言人的使命，却不顾其他民族平等的利益和愿望，才使得他先是取消了阿族人占多数的科索沃省的自治权，后是以武力平定科索沃独立的企图，最终招致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

正是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如果米洛舍维奇确实造成了某些“人道主义灾难”，那也与他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有关。而科什图尼察政府在西方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下，不得不“以米（米洛舍维奇）换钱”的行为，也表明了弱小国家面对强权的无奈与可悲。

2006年3月11日，遥远的荷兰海牙传出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米洛舍维奇被发现死在牢房的床上。

事后，米洛舍维奇的遗孀宣称，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蓄意谋杀了她的丈夫，但也有媒体认为这与米洛舍维奇长期患高血压有关。不过，前南刑庭公布的医学报告称，血样检测结果表明死者的血液里没有毒药或者非医生处方药的迹象。也就是说，排除了他被毒死的可能。

漫长的五年庭审中，传唤了数百名目击者，其中包括2002年10月2日克罗地亚总统梅西奇出席前南刑庭作证，指控米洛舍维奇挑起战争；2005年6月1日，在前南刑庭上播放了一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录像短片，试图向法官证明米洛舍维奇确实在波黑犯下灭绝种族的罪行等；由此积累了成千上万的文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之后，却无法判定米洛舍维奇有罪还是无罪。许多西方观察家指出，这不得不使他们对前南刑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前南刑庭任凭审判工作一拖数年，失去了进行历史性宣判的机会，继而对南联盟今后与前南刑庭的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名国际组织的官员说：“米洛舍维奇之死使审判工作遭遇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可怕罪行的受害者遭受挫折，因为审判提供了揭露真相、纠正错误的机会。”战争与和平报告机构的官员对媒体表示，在联合国战争罪行法庭进行的众多审判中，以及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事件中，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核心人物。谁应该对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没有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法庭就不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法新社认为，审判中不成熟的结论也引发了对主审法官把这起案件变成一个令人疲惫、代价昂贵，而又最终浪费了五年时间过程的质疑。

法律专家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迅速审判的教训，已经用在了审判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的案件中，并有可能在今后复杂案件的国际审判中被人牢记。

埃菲社发自贝尔格莱德的一则电讯说，米洛舍维奇的死成为巴尔干与欧盟接近的象征性事件。在巴尔干国家与欧盟为未来的接近共同努力的同时，米洛舍维奇的死讯传来，使欧洲国家更倾向于摒弃过去，面向未来。

欧盟主管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表示，希望米洛舍维奇之死能让塞尔维亚掀开新的一页，“米洛舍维奇走了，我希望他也能最终带走多年来我们承受的苦难和分歧。”

在一些西方人眼里，虽然米洛舍维奇是巴尔干地区一系列麻烦的制造者，但在支持他的人眼里，是他在危急关头拯救了塞尔维亚，拯救了南斯拉夫联盟，他是民族和国家的骄傲。前南刑庭在2006年3月14日将米洛舍维奇的遗体交给了其亲属。当米洛舍维奇的棺椁空运到达贝尔格莱德时，吊唁者情绪激动地将塞尔维亚国旗覆盖在棺椁上，并要求为其举行国葬，但被政府拒绝。3月18日，米洛舍维奇的数以万计的支持者聚集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向其遗体告别。仍被通缉的米洛舍维奇遗孀以及儿子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没有回国参加葬礼。

之后，米洛舍维奇被安葬在波扎雷瓦茨他自家的后院。

西方媒体报道称，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的影响力在他赴海牙受审五年后已经消退，今天还怀念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塞尔维亚社会党在上一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仅为10%左右，观察家认为，米洛舍维奇的去世不会对这个党的选情带来长久的影响。

在对米洛舍维奇的认定上，世界舆论也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事实上，他至今仍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支持他的人称他是“民族英雄”，反对他的人称他是“历史罪人”；有人将他视为“天使”，有人把他看成“恶魔”；有人认为他狡诈阴险，有人赞美他智慧超群。但不论褒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政治强人。“不死鸟”的死亡，意味着重生，强人已走，又会有新的强人再生。然而对于南斯拉夫各民族来说，在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中，他们的国家错过了一轮崛起的机会，从此陷入了不断的纷争中，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呢？

2　牢狱中的乌克兰美女总理　尤利娅·季莫申科

在政治环境如此成熟的今天，出现女性政治家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不仅因为性别的弱势，还因为八卦的闲言。一个女人的出现，尤其是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她们或许强势，或许铁血，或许冷酷，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们还是女人。尤利娅·季莫申科

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政治家进行一个总结后，我们发现，可以将她们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女承父业型，如菲律宾的阿罗约、印尼的梅加瓦蒂、斯里兰卡的库马拉通加夫人、巴基斯坦的贝·布托；第二类是妻继夫志型，如阿根廷的贝隆夫人、孟加拉的卡莉达·齐亚；第三类是个人开创型，如曾两度出任乌克兰总理的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

乌克兰，这个地处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似乎已经被世人遗忘在了历史中。但一个女人的出现，又让世界的目光回到了这片黑土地上。然而，此次，吸引世界的不是她的美貌却是她的牢狱之灾。

2011年12月30日，美女总理季莫申科被送往卡恰诺夫斯基女子监狱服刑。监狱方面透露，季莫申科居住的牢房，总面积为37.5平方米，居住面积为31平方米，房间带有独立的卫生间。虽然这是一个7人间，但里面只住着季莫申科和另外一名囚犯。

破蛹成蝶——季莫申科的蜕变“我不是受欺负的小姑娘，我是战士，不会屈服！”这是季莫申科在面对反对派指控时的呐喊，即便如今身陷囹圄，也不改她的秉性。

1960年11月27日，季莫申科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州罗夫斯克乡间。乌克兰是世界上著名的黑土之乡。这样的黑土地在世界上仅有三大块，除了中国东北外，还有两块分布在乌克兰大平原和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上，乌克兰被誉为欧洲后方的粮仓。1946年，乌克兰开始实施第四个五年（1946—1950年）计划。到1985年，乌克兰随同整个苏联执行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在乌克兰加入苏联的六十多年中，工业产值扩大近300倍，建立了发达的农业，消灭了文盲。季莫申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生的。

季莫申科的母亲叫柳德米拉·捷列金娜，父亲名叫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格里吉扬，是亚美尼亚人，所以她的血统里既有俄罗斯族，又有亚美尼亚人成分。有人说她姓捷列金娜，另有人说她姓格里吉扬，但这些都不是典型的乌克兰姓氏。身为领导人季莫申科否认了这些谣言：“从我父亲这代算起，往上追溯十代，都是拉脱维亚人，而我母亲整个家族都来自乌克兰。”

由于乌克兰人偏爱“纯血统”政治家，她只能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

季莫申科是在前苏联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20世纪30—50年代，前苏联教育制度存在着过分强调文化知识教育，轻视劳动教育，“突出智育第一”的倾向。1958年，苏联开始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但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知识教育，致使改革最终失败。随后的20年时间里，苏联继续对教育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改进。本名尤利娅的季莫申科，正是在这样一个新式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姑娘。

在上中学期间，文体类课外活动逐渐引入到主要教育课程当中，性格外向的尤利娅参加了体操训练班。她曾一度接近专业运动员的标准，但不幸在训练中摔断了锁骨，自此她的体育明星梦被画上了句号。

季莫申科在学校里算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和一般的女孩子不同，尤利娅不喜欢摆弄洋娃娃，也不喜欢和女孩子们玩。她后来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时说：“我只喜欢男孩子的游戏，比如踢足球，我都是打前锋，还经常很漂亮地射门。”“最好玩的是我那时都是穿着裙子和一帮男孩踢球。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裤子，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喜欢足球。”尤利娅回忆说：“我很小就有一种当领袖的欲望。虽然我是个典型的女孩，性格中并不具有男性的特点，但我总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事实上，在学校里，我指挥过所有的男孩。”

1978年，年仅18岁的尤利娅·季莫申科考入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经济系。当然，那年，她还没有使用这个让她质变的姓：季莫申科。

20世纪70年代末，乌克兰大学生享受非常高的国家待遇。在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分配住房，还为他们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大学生基本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过着悠闲的生活，每天下课以后流连于舞池、酒场，很多人忙着恋爱、约会，享受青春的快乐。

但她并不热衷于这样的生活。也许是不满足于可以预见的平淡的未来，也许是多民族的血统给予她个性中某种不安分的因子，尤利娅在大学里显得鹤立鸡群。她一方面继续对学业保持着很高的要求，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与此同时，她还担任了学生会干部，开始展现自己的领袖才能。

在她的愿望清单中，“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一直是她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她对大学生之间那些快餐式的恋情也没有什么兴趣。有时间的话，她更愿意待在宿舍里，与那些颇让她头痛的数学题打交道。大学一年级的某天晚上，同班的女同学们几乎都去参加聚会了，尤利娅正在宿舍里埋头验算一则经济报表的数据，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并不是找她的，但结局却颇具戏剧性。“哈啰，找一下尤利娅。”一个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在电话的那一头说道。“你好，我就是，有事吗？”尤利娅随口答道。“你真的是尤利娅·彼得列夫娜？”打电话的人要找的是另一个尤利娅。“噢，你打错了。”也许是被对方的声音所吸引，尤利娅没有像往常一样随手挂掉电话，而是继续手握听筒，等待着对方的回答。“是这样啊……没事，反正也打错了，那就聊一会儿吧。”

就这样，尤利娅与电话那头完全陌生的男子攀谈了起来。就是这短短的两分钟，让那个叫亚历山大·季莫申科的小伙子成了尤利娅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在电话里，他们不仅聊天，还讨论数学题。亚历山大的理科比较过硬，帮助尤利娅解答数学难题是他的拿手好戏。在通过电话互诉衷肠整整一个月之后，亚历山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和尤利娅约会的要求。相识不到一年，尤利娅和亚历山大喜结连理。这个速度，比尤利娅那些流连于各种聚会和酒吧的女同学们快了很多。

幸运之神降临到尤利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身上。她这位通过电话绑定情缘的夫婿亚历山大·季莫申科，是一位家世背景深厚的“富二代”。虽然在与尤利娅结婚时，亚历山大不过是个20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也没有显示出什么雄才大略，但他那不一般的家庭背景，却是尤利娅日后在商界崛起进而迈入政坛的关键。在与亚历山大结识不久，尤利娅就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正式拜见了未来的公公——根纳季·季莫申科。后者是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市的一名党务工作者，在官场经营多年，政治资源丰富。虽然只是前苏联巨大行政机器上的一名普通官员，但他已经开始利用权力之便涉足商界，并让儿子分管了部分家族生意。

与亚历山大·季莫申科结婚后，尤利娅终于变成了季莫申科，乃至今天我们很多人只知道季莫申科，而不再记得当年的那个尤利娅。那时候她大学一年级还没有念完。在乌克兰，大学生结婚生子并不违规，只要能处理好家庭与学业的关系就行。结婚后，对季莫申科来说，她要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嫁入豪门世家的女子，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学业，在家相夫教子。是继续学习还是回归家庭？我们不知道家人或朋友是否曾经要求或劝说季莫申科放弃学业，但即使有人这么做，相信也会遭到她的断然拒绝。因为她不仅读完了学士，而且一直读到了博士。

1984年，季莫申科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顺利进入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机械制造厂担任经济师。至此，命运提供给季莫申科的玫瑰花，不过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一份让人羡慕的好工作，以及一些由公公的职位便利所带来的特供产品而已。季莫申科并不想在这个身份上止步。她对自己一贯是有要求的。在工厂中，季莫申科很快就被提拔为团干部，使她有机会结识更高层的大员。据说，早在那个时候，季莫申科就表现出了与其年龄很不相称的娴熟的人际协调能力。当团干部的经历是季莫申科正式政治履历的开始。直到今天，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嫁入苏共豪门，如果没有在共青团干部职位上的历练，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乌克兰铁娘子”。

除了政治上的积极表现外，季莫申科还一如既往地对经济学怀有强烈的兴趣。在工厂工作的几年里，她先后发表了50多篇经济方面的论文以及专著，成为有名的经济控制论专家。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则晋升为中层干部。事业有成、夫妻和睦。如果没有后来的社会大变动，尤利娅·季莫申科也许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工厂甚至地区担任更高一些的领导职务，同时相夫教女，平静地度过一生。但命运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在季莫申科为个人的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已经在苏联社会孕育、发酵，并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命运。

与老季莫申科一样，这位季莫申科家族年轻的媳妇也具有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头脑。这使她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中迅速地发财致富。1989年，乌克兰开始允许私人办企业，季莫申科和丈夫在第一时间双双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终端青年中心”。夫妻俩把公司搞得红红火火，季莫申科很快显示出她过人的经商才能，这让公公都对她刮目相看。与此同时，季莫申科还逐渐接管了季莫申科家族的电影院和录像带租赁业务。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剧烈的局势变动中，季莫申科家族的生意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越做越大，成为当地数得着的富有之家。

1991年，在不足两年的经商实践后，年仅31岁的季莫申科果断地把经商的触角伸向了能源领域，成立了“乌克兰汽油公司”。仅仅三年以后，“乌克兰汽油公司”更名为“乌克兰统一能源公司”，垄断了乌克兰各地的天然气供应。由于公司利润丰厚，生意越做越大，季莫申科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人们甚至开始用“天然气公主”来称呼她。到1996年，季莫申科已经控制了乌克兰的20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和银行，成为乌克兰名噪一时的女富豪，手中掌握了全乌克兰20%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种财富故事有别于任何一个一夜暴富的神话，它是一种灵性遇到一个机遇时的能量爆发。但是直到今天，人们都无法描绘出季莫申科在短短五年中飞速致富的路线图，这个秘密也许要等到很多年以后才能揭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大变动的年代，季莫申科的发家致富虽然有其偶然性，但也蕴涵着一定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使得季莫申科成为今天的季莫申科。这个外表时尚美丽的女性，有着果敢决然的内心，还有着超乎寻常的与人打交道的能力。通过今天一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我们可以对季莫申科的能力有所了解。当年，乌克兰希望推迟偿还拖欠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债务，同时希望能够得到新的供应，但派到土库曼斯坦谈判的人都铩羽而归。后来，季莫申科前去面见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并与他进行了商谈。据说，尼亚佐夫在见到季莫申科后感叹道：这样柔弱的女人，却领导如此大型的企业！他答应了季莫申科几乎所有的请求。还有一次经历，显示了季莫申科非凡的女性魅力。乌克兰因为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而欠下了巨额债务。当时身为副总理的季莫申科决定亲往莫斯科，拜会当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的掌门人维亚希列夫。与维亚希列夫第一次会面时，季莫申科身着一件迷你裙，脚蹬一双长靴，浑身散发着一种让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据说，在听季莫申科介绍完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债务偿还方案之后，维亚希列夫哈哈大笑起来。他采纳了季莫申科的建议，并且从此成了她的一把保护伞。

从政不是轻松事

商而优则仕，似乎是每一个商人的梦想。对于一个从小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在拥有巨大财富的同时去攫取巨大的权势，似乎路是如此的自然和不可阻挡。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季莫申科开始向政坛发展。1992年，季莫申科的公司成为向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农工综合体提供石油产品的特供商。因为生意上的往来，季莫申科结识了时任该州州长的帕维尔·拉扎连科。拉扎连科长期为季莫申科提供生意上的庇护，并将这个美女富豪介绍给了首都基辅的上流社会。不久之后，拉扎连科成为乌克兰总理，而季莫申科也正式步入政坛：她当选为乌克兰人民代表，并以这样的身份访问了美国。

帕维尔·拉扎连科被誉为是季莫申科的“政治教父”，是她发财致富、进入政坛的引路人，乃至有传闻称，季莫申科和拉扎连科有“暧昧关系”。当然，像她这样美丽而又有手段的明星女人，自然招人嫉妒，更何况她还有许多政治对手，随时随地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说不准，这些绯闻就是嫉妒者或是敌对力量散布出来诋毁季莫申科的。反正像绯闻这种事，只需要一点点的想象力就可以让它无限膨胀。但谁都知道，在波谲云诡的政坛，只靠美貌和一号人物的“力挺”，是不可能上位的。

从1990年起，季莫申科开始大刀阔斧地收购乌克兰大大小小的能源公司，以期达到逐渐垄断乌克兰各地的天然气供应的目的。1995年，季莫申科将公司改名为“乌克兰统一能源公司”，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商和批发商。拉扎连科1996年出任总理后，通过建立天然气垄断公司，从它们手中换回了大量现金、货物和股票。季莫申科的“乌克兰统一能源公司”就是拉扎连科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就在她攻城略地，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同时，季莫申科脱下商人的外衣，开始向政坛全面出击。但是，即将开始的政治生涯，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虽然通过从政，季莫申科走向了人生的又一个高峰，但她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96年，36岁的季莫申科着手准备竞选基夫格勒地区的议会议员。基夫格勒是乌克兰一个落后的农业地区，有90多万选民。贫富差距造成的鸿沟，使人们一开始对季莫申科这个女“暴发户”心存疑虑，季莫申科与民众的最初沟通颇为困难。当时已经身为亿万富翁的季莫申科被当地民众认为是哗众取宠的“小丑”。当地一家报纸特别刊登了一幅漫画，在漫画中，季莫申科虽然身材窈窕，却头戴一顶小丑帽，背上扛着一麻袋钞票。在当地居民眼里，像季莫申科这么貌美的女性，如果出现在娱乐杂志或者电视节目上，大家也许会喜欢她，但要季莫申科来代表他们行使权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季莫申科显然不是一个轻易就放弃的女人，恰恰相反，她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她放下自己的“新贵”架子，以一个平民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个时候，季莫申科脱下了自己最喜欢的皮草大衣，放下了手中的LV皮包，走进一个又一个选民的家中。她衣着朴素，用最能打动人心的话语向选民讲述自己贫困的童年生活，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经商经历，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富裕生活。她信誓旦旦地说：我有足够的知识、能力以及经验，只要我进入政界，就会尽我所能使你们过上好日子。

诚恳的态度与曾经的贫困经历让季莫申科在这个落后的农业地区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她赢得了选民的信任，顺利当选。地区议员的身份给了季莫申科施展自己交际能力的空间。此后，她频繁地出现在乌克兰上流社会的各种场所。在丈夫亚历山大以及前总理拉扎连科的帮助下，季莫申科很快就在乌克兰政界刮起一股“美丽旋风”。1997年，她以92.3%的支持率高票当选议会议员。事后，有乌克兰媒体这样评论道：季莫申科成功的原因在于她的胆识。当所有人都把政治生涯的起点放在更加发达的地区时，她却选择了基夫格勒。因为她很会选择自己的同盟军。她出身穷人家庭，她知道穷困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安慰。

对于乌克兰的男人们来说，季莫申科的“天使”外表和“魔鬼”才能极具杀伤力。当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女婿维克托·平丘克的公司，也在从事从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业务。但在激烈竞争中，平丘克不得不甘拜下风，他给季莫申科这位美女商人的评语是“致命”。季莫申科的“致命”不同于一般的咄咄逼人的强势，而是一种“温柔的致命”。大量的天然气进口使季莫申科的公司对俄罗斯欠下了巨额债务，面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步步紧逼的讨债，正如前文所述，季莫申科亲往莫斯科拜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维亚希列夫，先用一身年轻时尚的装束赢得了很高的印象分，继而在谈判中向俄罗斯老总大倒苦水，并作出种种承诺。结果，维亚希列夫根本抵挡不住这位乌克兰美女的另类攻势，他显然对季莫申科的美貌与气质产生了兴趣。维亚希列夫虽然没有减免季莫申科的债务，但在还债条件、期限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让步，并从此“罩着”季莫申科，直到他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

季莫申科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了解男人看待女人的方式，也了解男人对女人的审美观念，扬长避短地发挥身为美女的优势，借助美貌和服饰，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博取同情、争取支持，使“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她力图给人一种印象：她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才是个谈判对手。这种非常精明的方式通常会让苛刻的男性对手变得“心慈口软”起来。部长、议员、企业家等许多男性精英愿意为她鞍前马后地效劳。“我很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本在这个男性统治的圈子里保全自己的地位，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这话是季莫申科在走上政坛后说的。其实，早在这之前，她就很清楚这一女性的制胜法宝。

涉足政坛之后，有好事的媒体讽刺季莫申科应该想想办法登上《花花公子》的封面。不少媒体还跟风道：以季莫申科的美貌和她的才华，她完全能够迷倒休·赫夫纳（《花花公子》掌门人）。然而，季莫申科却没有被激怒。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了也许是她一生中最让人难忘的名言：“成为《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但我更想被载入《时代》杂志，这才是我的风格。”不过，正是这样致命温柔的美丽，加上出众的工作能力和游刃有余的交际天赋，季莫申科获得了大批追随者，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政界要人的青睐，这其中就包括曾任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后任乌克兰总理的拉扎连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掌门人维亚希列夫，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扶持下，季莫申科的从政之门被真正打开了。

尤先科是季莫申科政治生涯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人物，可以说季莫申科的成长和垮台，都与这个男人密不可分。1999年，尤先科出任乌克兰总理，他亲自找到了季莫申科，任命她为主管能源的副总理。此时，距离季莫申科当选议会议员不过两年的时间。尤先科起用季莫申科，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当时，尤先科被任命为总理，但其政治实力与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比起来还有较大差距。亟须积攒力量寻找援军的尤先科很快就看上了曾经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季莫申科。一方面，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在政治理念上有相似之处。尽管当时季莫申科的公开政治立场转变为支持库奇马，但尤先科认为这只是季莫申科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权宜之计。另一方面，既然季莫申科已经与前任总理拉扎连科划清了界限，又向库奇马阵营发出了和解的信号，那么库奇马方面自然也不好过多地阻挠她出任副总理。最后，季莫申科从1998年开始出任乌克兰国家预算委员会主席。在国家预算委员会工作的两年中，季莫申科制定了一套全新的预算规则，成功地改变了收支比例，构筑了积极的补助金制度。这使得季莫申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间政治基础。如果能够拉拢她，对于巩固和扩大尤先科的民众支持率也是有帮助的。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尤先科第一次把季莫申科送上了副总理的位置。

季莫申科的特殊地位让人们对此颇有争议，因为季莫申科及其家族就是乌克兰最大的能源所有者，再让她成为能源大臣，岂不是监守自盗了？所以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次任命称为“盗猎者成了护林员”。但季莫申科管理经济的能力却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她充分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和多年经商的经验，大胆管理经济。她大刀阔斧地在经济领域推行改革，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加快大中型企业私有化进程。在她的领导下，乌克兰解决了拖欠俄罗斯数十亿美元的债务问题，恢复了与其他国家在机械制造、管道工业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使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工业产品出口几乎翻了两番。季莫申科管理经济的能力不得不让大多数人刮目相看，她也因此获得国际经济学专家评出的“世界最优秀的危机处理经理人”称号。季莫申科也没有欠尤先科的债。后来，在2004年尤先科竞选总统时，季莫申科是他主要的推动力量和支持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抗议大选舞弊的游行示威中，季莫申科始终站在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的左侧，他们手挽着手，俨然是一对完美搭档。季莫申科声称：“我和尤先科在如此艰难的政治斗争中将并肩战斗，直到胜利，我将永远与尤先科在一起。”俄罗斯政治分析家鲍尔德勒夫称，季莫申科是反对派领导人当中的强硬派，最不愿意与当局妥协，最希望将当局逼得无路可走。不少政治分析家还指出，在“美女总理”看似弱不禁风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真正的女强人”的全套手腕，尤先科的许多政治主张，其实都是季莫申科的点子。

这种“男女搭配”的政治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乌克兰国内不少风言风语。也许因为季莫申科拥有出众的外表，加上打扮时尚，举手投足更像个光彩照人的明星而不像政治人物，所以一些人认为，季莫申科在乌克兰政坛能够顺利打拼出总理的位子，她的美貌起了很大作用，而她和尤先科的“深层关系”，远不只是所谓“政治伙伴”那么简单。不过，尤先科聪明能干的夫人卡捷琳娜·丘马琴科与季莫申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有关季莫申科与尤先科的流言蜚语也渐渐自生自灭了。尽管“教父”拉扎连科帮助季莫申科发财和走向政坛，尽管“伙伴”尤先科帮助季莫申科迅速上位，不过，对季莫申科一生影响最大的并非是这两个人，而是她的政敌——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正是他在2001年免除了这位乌克兰第一位女副总理的职务，并以走私天然气、行贿和偷税漏税等罪名亲自下令将季莫申科关进监狱。

在拉扎连科事件之后，季莫申科投向了库奇马阵营。但是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季莫申科与库奇马在政治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她与库奇马的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实际上，从季莫申科上任副总理开始，她与库奇马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牢狱之灾：是陷害还是渎职？

政治很多时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游戏，尤其是当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必须要有一方失去政治生命，这种争斗才会停止。显然，季莫申科此时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在上任之初，季莫申科首先抓石油领域。她不顾寡头们的反对，对国家石油开采举行公开招标，最后成交价格比总统答应的每吨50美元要高出四倍。这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但同时也侵犯了许多寡头的利益。正当她有意对被寡头控制的煤炭领域进行改革时，寡头们开始不断向库奇马施加压力。当然，副总理的活力也让库奇马非常担心。

季、库结怨可以追溯到2000年9月16日一起著名的刑事案件。当时，著名反对派记者贡加泽神秘失踪。贡加泽是《乌克兰真理报》的记者，以异常尖锐地批评当局著称。就在贡加泽的尸体被发现两个星期后，乌克兰前议长、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向媒体公布了一盘神秘录音带，声称录音地点就在总统办公室，而内容则是如何干掉贡加泽。莫罗兹透露，对话是在总统库奇马、乌内务部长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之间进行的。对于莫罗兹的指责，库奇马断然否认，并以查案不力为由解除了国家安全局局长捷尔卡奇等人的职务。作为政府副总理的季莫申科不但没有在这一事件中划清界限，反而号召她的政党积极投身到这场反对现政权的运动中去。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期间，季莫申科又被爆出与流亡在外的前总理拉扎连科合谋推翻库奇马政权。尽管这只是一则传言，但却使得季莫申科与库奇马的恩怨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2001年1月15日，乌总检察院以走私、行贿和偷漏税等罪名对季莫申科正式提起诉讼。1月29日，乌总统库奇马解除了季莫申科副总理的职务。

这种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2月13日，乌总统、议长和总理联名发表“告乌克兰人民书”，宣布将以法律手段反击反对派在国内发动的“空前的、带有心理战特点的政治运动”。同日，季莫申科因涉嫌参与行贿受贿，给国家造成了22亿多美元的重大损失被警方正式逮捕。在此之前，季莫申科的丈夫亚历山大已经因为被控向前总理拉扎连科行贿7500万美元，而被当局收押。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42天的牢狱生活后，季莫申科的声望却一下子如日中天，许多对她曾持怀疑态度的政党和组织都将她视为真正具有反对派气质的领袖人物、政坛新星。季莫申科一下子成为反对现行政权的受难者和女英雄。据说，她在出狱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体重只有42千克，不得不到医院疗养。从监狱出来之后，季莫申科就发起了全国性的“乌克兰不要库奇马”运动。第二年，季莫申科在一场神秘的车祸中受伤，差一点丢掉性命。此后，她加强了保安措施，据说她的保镖均由特种部队退役士兵组成，而且整整有一个排。

季莫申科被捕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导火索，乌克兰政坛中的炸药正在这个导火索的尽头等待爆炸。不管季莫申科是真的渎职了，还是被陷害，此时都已经不再重要。战斗还将继续下去。

事后，季莫申科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采访时称，她起初认为当局关押她是想剥夺她作为议员的刑事豁免权，但她后来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他们想把我秘密地杀害在监狱里。因此，他们送来的食物我从来都没有动过”。季莫申科不仅在乌克兰受到了审查，而且还被俄罗斯方面传讯。对此，她指责说：“这是基辅和莫斯科的当权派们共同策划的又一起阴谋。”尽管季莫申科获得了自由，但俄罗斯方面似乎并不愿意这么轻易放过她。2001年，季莫申科因涉嫌行贿被俄军事检察院立案调查。此后不久，俄军事检察院再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向季莫申科发出了传票，要求她在2001年9月21日接受询问，但是季莫申科以身为乌克兰议员为由拒绝接受传票，而俄罗斯方面仍然不愿放弃。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在2001年12月的“国际追查通告名单”中赫然出现了这位乌克兰前副总理的名字。通告中明确标明，季莫申科因为涉嫌贪污和行贿而被莫斯科地方检察院调查，后者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其的国际追查通告以协助调查。

季莫申科和库奇马这两位乌克兰战后历史上最强硬的政治家的恩怨，在2004年的乌克兰大选中，终于有了一个了断。就在库奇马下台之后，季莫申科坚决要求继续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而不是尤先科等人提出的可以免除对库奇马的刑事调查。在与库奇马最后一次会晤之后，季莫申科对乌克兰媒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库奇马是一个苍白的人，他现在连用手扶一下墙的力量都没有。”乌克兰《自由政治家》杂志评论她这句话的时候说，这一时刻对季莫申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很可能已经在这次会晤中预料到了自己将来的胜利。她从最憎恨自己的那个人眼中看到了恐惧。

季、库之间的政治斗争，包含了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需要的各种元素。而她通过同库奇马的尖锐冲突，使自己短时间内获得了许多用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东西——不用任何富有号召力的政治计划，她的政治威信就获得了巨大提高。季莫申科以前的一位助手曾说：“她（季莫申科）曾经亲口对我说过，‘我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让库奇马一想到反对派的时候就忍不住想用机枪扫射他们’。”《自由政治家》的评论指出，对季莫申科来说，同这个体制作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工具。也许库奇马就是她那些以前不得不周旋和面对的男性统治者的集中代表。季莫申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人具有强烈的报复心。库奇马也一定对自己的这位女政敌非常了解，据说乌克兰议员土尔其诺夫曾想劝说库奇马和季莫申科讲和，库奇马的回答是：要让季莫申科停止战争，比让她喝赫尔涅酒（一种乌克兰烈性白酒）都困难。她就像是大炮的引线，点燃之后就再也无法熄灭！

42天的牢狱生活以及与库奇马的恩怨，成为季莫申科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政治资本。“是库奇马将季莫申科推向了尤先科，也坚定了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亲欧立场”。而这段遭遇不仅可以时时刻刻让人记起她为乌克兰经济和政治所作出的牺牲，也是打动民众的一大法宝，使得季莫申科具备了成为一名出色政治家的全部要素——经济实力、政治同盟、群众基础以及个人魅力。

尽管有人说，季莫申科与尤先科的结盟是利益的结盟，但更多的人认为，是尤先科将季莫申科推向了前台。事实上，季莫申科也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而是背后等着捕食螳螂的黄雀。2001年6月10日，乌克兰的七个少数党联合创建了一个名为“民族拯救论坛”的反对派联盟。这七个党派分别是巴特基夫西纳党、集会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乌克兰共和党、乌克兰保守共和党、乌克兰爱国党、乌克兰天主教民主党。季莫申科在联盟大会上被推举为联盟的领袖，这几个政党都积极地参与了2000年底到2001年初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求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辞职。2001年11月7日，在六党领导人的联合提议下，“民族拯救论坛”正式改名为“季莫申科联盟”。乌克兰共和党领导人鲁其扬涅克在改名提议中表示：改名对整个联盟有利。在乌克兰，选民们更看重的是各个党派推出的候选人，而不是该党推出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季莫申科在乌克兰的知名度远远大于“民族拯救论坛”，因此，以她的名字命名我们的联盟，将使我们赢得更多的注意力和选票。“民族拯救论坛”更名为“季莫申科联盟”后，得到了乌克兰506个社会团体的支持。季莫申科自己声称，支持她的联盟的乌克兰团体占到了乌克兰登记在册的所有社会团体的一半以上。这些主要以青年和妇女组织为主的社会团体此前就纷纷表示了要加入季莫申科联盟的愿望。当年年底，在所有乌克兰反对派出席的大会上，季莫申科联盟中有九人当选为“反对派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占这个委员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2001年12月22日，新的“季莫申科联盟党”正式在乌克兰注册，这是乌克兰唯一的以政治家个人名字命名的政党。

季莫申科成为反对派的新领袖后，面对错综复杂的乌克兰政治局势，在关键性的战略选择上表现出了极为老到的判断力。季莫申科曾经多次致信时任乌克兰总理的尤先科，希望与他领导的“我们的乌克兰党”组成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反对派。在季莫申科联盟内部，对与现任总理联合存在不同声音，联盟内部的大多数人更希望与另一位声望颇高的反对派领袖——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结成战略同盟，因为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接近，而且也都明确提出了要求库奇马辞职的政治口号。但季莫申科此时表现出了她的政治远见，她坚决阻止了联盟内部的这一企图。虽然后来未能与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结成统一战线，但身为两大政党领导人的季莫申科和尤先科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力量和支持。

让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们大跌眼镜的是，无论是在联合大会上通过的联盟纲要还是在季莫申科本人的演讲中，都罕见地没有提及推翻库奇马的政治任务；相反，她要求反对派们更加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被人们认为是季莫申科要与现政权作出妥协的信号。也有分析家认为，这是尤先科的建议在起作用，后者在政坛上温文尔雅的举止影响了这个自命为“乌克兰最激进分子”的女人。

政治投资带给季莫申科的回报物超所值，证明了她非凡的政治远见。她与尤先科签订政治攻守同盟，为尤先科竞选使尽浑身解数，无论是组织群众还是对抗武装警察，她始终手拉手与尤先科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一手为他铺就了通往总统宝座的红地毯。而季莫申科自己，则不仅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乌克兰首位女总理，还为自己和丈夫向前总统库奇马报了仇。即使在前苏联时代，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家们也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对下属发号施令。而季莫申科却喜欢在乌克兰公众面前高调亮相，热情地阐述她的政治主张。季莫申科的号召力颇有些传奇色彩。一位欧盟官员曾经建议说，要和她谈判，就要遵守以下规则：别看着她的眼睛，把谈判中的要点写下来，然后回家洗个澡，然后再仔细考虑那些要点。对公众而言，她表现出了摄人心魄的众多潜质：热情奔放、富有同情心，甚至妖冶迷人。

季莫申科人长得漂亮，衣着也讲究，向来以一身名牌行头示人，因此时常被政敌指责腐败。乌克兰议会在讨论削减议员福利措施时，在台上慷慨陈词的亲俄罗斯的地区党负责人、现总理亚努科维奇的盟友埃亨·库切纳里夫手指季莫申科，当众发难：“你口口声声热爱人民，并将自己描绘成他们的守护神，可是你所佩戴的那串珍珠项链就够一户普通乌克兰家庭五年的生活费。”

始终端坐在议会席上的季莫申科，上身穿一件纯白羊毛衫，下身穿一条灰色紧身裙，脚蹬细高跟鞋。只见她突然站起身来，一把摘下脖子上的那串珍珠项链，又摘下耳环和珍珠金腰带，三步并作两步直奔中央讲坛，抢过麦克风，对台下议员们说：这些全是廉价品，上面没有一颗珍珠是值钱的。话音未落，议员席上一片哗然。眼见众人将信将疑，季莫申科趁热打铁，建议请专家对此来个权威鉴定。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走上台来，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珠宝装入一个大信封之中，然后封上口，立即送往珠宝鉴定专家那里验明正身。很快，乌克兰珠宝首饰协会主席伊格诺·洛波塔斯便得出了结论：季莫申科佩戴的这些珠宝的确属于“水货”。他说：凡是名贵珠宝都会刻有厂家标识，可是这条项链上根本没有。另外，从珍珠成色来看，应当属于价格低廉的淡水珠，每串价值约为100至200美元。由于这条项链由三串珍珠组成，因此其总价值不会超过500美元。至于季莫申科那条打有意大利著名设计师“Dolce＆Gabbana”标记的珍珠金腰带，洛波塔斯仔细检验后认为：不过是不锈钢的而已，绝对不是金的。

这一次，这位久经沙场的“铁娘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形象。“铁娘子”强硬的个性让她在公众眼中成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在乌克兰大选激烈进行的时候，各种话题都被搬上了电视。季莫申科有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现在乌克兰（在俄语中为阴性）和两个同叫维克托的男人（指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和其对手乌克兰“地区党”领导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睡在一张床上。她夹在这两个男人中间，向左看看，叹了口气，向右看看，又叹了口气，凄然言道，两个都不中用。季莫申科的电视笑话一出，有好事的乌克兰媒体干脆就报道说，季莫申科是把自己比做了乌克兰，她的这个绝妙比喻正说明了她本人现在所处的境地：夹在这两个男人中间左右为难。

美丽与强势是季莫申科成功的两个最重要的砝码，但她倔强强硬的性格则注定了她的政治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这种性格的悖论如果存在于男性政治家身上，或许会被包容，被原谅，但在一个女性身上，尤其是像季莫申科这样美丽的女性身上，则会被无限地放大，最后成为吞噬她自己的黑洞。

再次入狱，绝食引发国际关注

在2001年遭遇牢狱之灾，以及俄罗斯的指控和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同时及之后，季莫申科还不断面临着新的麻烦。警方怀疑她在统一能源系统公司任职期间，曾向拉扎连科行贿7900万美元。据调查，季莫申科在任乌克兰统一能源系统公司总裁期间，曾与政府官员勾结，从俄罗斯走私天然气达30亿立方米，获利达4.45亿格里夫纳（约合8000万美元）。在走私天然气的过程中，她使用了伪造的文件并利用犯罪团伙达到目的。同时，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院也怀疑季莫申科与俄国防部军事财政和预算总局局长奥列尼科将军渎职案件有牵连。他们两人在任职期间，曾促成俄国防部与乌统一能源系统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为4.5亿美元的电力供应合同，双方均从合同中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奥列尼科将军已被俄警方逮捕，俄罗斯当时就希望能提审季莫申科。2001年4月2日，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基辅佩切尔区法院2001年3月27日关于释放乌克兰前副总理季莫申科的判决有效，暂停实施基辅市法院2001年3月30日关于再次逮捕季莫申科的决定。乌最高法院院长博伊科当天审议了季莫申科的律师的上诉，并裁定基辅市法院在审议该案件时没有遵循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监督程序。

2010年5月11日季莫申科的新闻发言人索罗卡说，乌总检察院已传唤季莫申科接受刑事案件调查。索罗卡说，季莫申科被要求于当地时间12日上午10时前往总检察院调查局。她表示，季莫申科可能会遭到刑事调查和被限制人身自由。据乌克兰总检察院新闻处透露的消息，检察官将向季莫申科递交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决定，要求她配合一起刑事案件调查。

乌政府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西夫科维奇2010年5月11日对媒体说，季莫申科政府滥用国家财政支出款项超过1000亿格里夫纳（1美元约合7.92格里夫纳），其中涉嫌贪污150亿格里夫纳。季莫申科当天参加了反对派在议会大厦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她呼吁支持者们向当局施压，要求废除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的关于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扎期限的协议。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季莫申科和俄罗斯2009年签署的天然气协议被指责是滥用职权而签署的高价进口协议，使得乌克兰蒙受1.9亿美元的损失。

曾经的“公主”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叛国、卖国的罪人，不断地有媒体跳出来指责季莫申科的勃勃野心和肮脏的内幕交易。乌克兰检察官就此对季莫申科提起诉讼。除此之外，季莫申科还受到两项涉嫌腐败的指控：挪用5.26亿美元的环保基金来支付养老金，及将斥资数百万美元购买的救护车用于私人活动。对此，季莫申科都给予了否认，并表示自己是清白的，这是总统亚努科维奇打击反对派的手段。在闷热的审判室里，季莫申科对法官说：“我不会站在你的面前，那样做是对黑暗势力下跪。”最终，法院判定季莫申科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入狱7年。

2011年12月30日，季莫申科被送往卡恰诺夫斯基女子监狱服刑。季莫申科的女儿于2012年4月20日对外界称，季莫申科在未经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监狱转移到乌克兰国营铁路运输公司下属医院，在转移过程中监狱人员对她施以暴力，造成她腹部血肿，手上淤青。上次入狱42天即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季莫申科，这次是由于在狱中绝食抗议受到“非人待遇”狱方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的。

季莫申科事件已经成为国际政坛的热门话题。欧盟指责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公报私仇”；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不释放季莫申科的话，德国将抵制乌克兰和波兰联合举办的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欧盟27国政要随即表示不会出席欧洲杯开幕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事件表示关注，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对季莫申科再次入狱表示关切。

季莫申科仍然在监狱中服刑，据网上的照片显示，监狱各项设施非常完善，这位昔日的美女总理仍然爱美，不断地传出她自拍的照片。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尽管扑朔迷离的案情之谜未能全部解开，她的政治生涯也已暂告一段落。

3　埃及新“法老”的专制岁月　穆巴拉克

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这是一个在埃及无人不知的名字。在他执政的30年里，埃及完成了从萨达特时代开始的一次蜕变。毫无疑问，埃及是中东的王者、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6月的埃及正进入旱季，遍野的黄沙在风中飞舞，古老的金字塔正在黄沙的摩擦中慢慢地销蚀。曾经站在金字塔尖的埃及最后的“法老”，如今却躺在病床上，等待死神的召唤。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正常结局，也不是一个法老的结局，这是穆巴拉克自己的结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老穆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

2012年的6月2日上午，埃及历史性的一幕在开罗警察学院的一个法庭上演。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法庭上，现年84岁的穆巴拉克身处一个偌大的铁笼子里。他戴着墨镜，身穿浅棕色夹克衫，在听取主审法官陈述和宣判过程中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此情此景，令人五味杂陈。这绝不可能是穆巴拉克设想过的情景，但真的发生了。开罗刑事法庭主审法官艾哈迈德·里法特宣布，判处前总统穆巴拉克和前内政部长阿德利终身监禁，六名前高级警官则被判无罪。穆巴拉克是在当天上午从开罗东郊一家军事医院乘直升机抵达开罗警察学院的，和此前的庭审一样，他躺在担架上被送进法庭。埃及国家电视台直播了宣判过程。

从农民之子到军界帅才，从埃及英雄到阶下囚，穆巴拉克以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30年的漫长统治，18天的民意怒火，半小时的终审，可以概括穆巴拉克的一生。

法庭外聚集了数千人，有穆巴拉克的支持者，也有他的反对者。埃及当局部署了7000多名军警在法庭内外维持秩序，骚乱时有发生。一代强人，在国内分裂的民意中，走上审判台。

时间回到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中被迫辞职，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结束了近30年的总统生涯。同年4月，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阿拉、贾迈勒被批捕。8月3日，穆巴拉克及其两子首次出庭受审，前内政部长阿德利及其六名助手一同受审。他们所受指控包括武力镇压示威者和腐败。但穆巴拉克否认了所有指控。

在下台前的最后一次国民演讲中，穆巴拉克说，他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宁愿死在这片土地上。而今，这个曾经的中东风云人物，驰骋政坛30年的埃及前总统，距离“鬼门关”只有一步之遥。埃及中东通讯社称穆巴拉克已“临床死亡”，但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穆巴拉克陷入昏迷。这位垂垂老矣的埃及最后的“法老”告别了权力的舞台，尚在生与死之间挣扎，但埃及人早已在“后穆巴拉克”的时代继续前进，尽管方向仍然模糊，道路依然曲折。

强人时代的终结，对风雨飘摇中的埃及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被祝福的人

法老、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是埃及最好的名片。这片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培育了超过5000年的文明。但同样，这些数千年的遗迹用它们的存在告诉所有人，自古以来，在埃及这片土地上，从不缺少专制和强权。

穆巴拉克，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被祝福的人”。几十年里，祝福都在穆巴拉克身上一一得到应验：他仕途亨通，经历了无数政治风雨，躲过了多次暗杀……运气，似乎喜欢上了这个长得颇为敦厚的年轻人，伴随他一路从战斗机的座椅上走到了法老的王座上。

1928年5月4日，穆巴拉克出生在埃及曼努菲亚一个农民家庭。这一年是中国的龙年。他的父亲在任司法部监察员之前是一家法院的小职员，母亲是一位农民。有人说，穆巴拉克的童年是在棉花地、甘蔗田里度过的；但也传说他天赋很好，六岁时就能够背诵《古兰经》。尽管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是一个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曼努菲亚省米塞利赫村的农民之子，家族向上追溯多少辈都与军队、政治、权力这些词扯不上半点关系，但如此的家族基因却在穆巴拉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彻底改变。

强人天性在穆巴拉克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作为家中的长子，穆巴拉克从小便展现出果敢、勇猛、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以优等生的成绩结束高中学业后，并没有选择一条上一所好大学、学一个好专业、找一份好工作来光耀门楣的传统路线，他的目标是军事学院，尽管父亲极力反对。1947年，埃及还处在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19岁的穆巴拉克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在军事学院两年的学习之后，穆巴拉克进入机械步兵旅任职，但成为一名步兵绝不是他的理想，他的梦想存在于更高远的地方，不久，刚刚创建的空军学院招生，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二战”中的埃及是英法与德意对抗最激烈的北非战场所在，战争给埃及人民带去了无尽的悲哀。青年穆巴拉克先后在1949年和1950年毕业于埃及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三次赴苏联学习。颇具军事天分的穆巴拉克很快在军界步步高升。1952年，已经当了两年空军军官的穆巴拉克经历了这个国家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自由军官组织在这一年的7月22日晚上发动政变，只是从日落到日出的短暂时间，这场政变就取得了胜利。一年后，存在于埃及这片土地上数千年的君主制被彻底废除，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成立。1956年，纳赛尔正式出任埃及总统并在此后率领军队多次击败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使埃及真正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共和国时代，穆巴拉克于军旅中一路升迁，从空军学院教官到轰炸机旅旅长再到空军基地司令，其间还三次赴苏联进修，36岁时更是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研究生教育。1969年，41岁的穆巴拉克因为战功卓著晋升为空军参谋长。一年后，纳赛尔病逝，军人出身、一直追随纳赛尔的副总统萨达特成为埃及新一代领导人。

1973年10月6日，萨达特发动了阿拉伯世界引以为傲的“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在埃及、以色列、叙利亚和西奈半岛等地区全面展开，由于这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所以又被以色列人称为“赎罪日战争”，埃及与叙利亚发誓要收复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

1948年，走投无路的以色列人回到了死海沿岸，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中东建国，从此开始了与阿拉伯国家连绵不断的战争。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士气低迷。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却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这完全出乎美国和以色列的意料，使美国开始意识到介入阿以冲突的必要性。

穆巴拉克作为埃及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委员会成员，参与了这场战争所有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正是在“十月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成就了穆巴拉克完美的军旅生涯。据报道，战前他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行动方案。为了迷惑敌人，扰乱以色列空军的监视，他制造了种种假象，有效地迷惑了以色列情报部门。就在战争开始的10月6日凌晨2时，穆巴拉克还独自驱车到开罗西部空军基地，与那里的飞行员一道吃穆斯林的“封斋饭”，这让以色列方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天上午，穆巴拉克突然召集空军基地指挥部的高级军官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始实施“十月战争”计划。穆巴拉克命令埃及空军的222架飞机（包括米格-21MF）从阿斯旺、曼苏腊、开罗和尼罗河三角洲中部的30多个机场同时起飞，闪电般突袭了以色列部队在西奈半岛的空军指挥部和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比他们的叙利亚兄弟高明的是，埃及空军的飞机在雷达可探测高度之下做低空飞行，避开了以色列的雷达，他们的袭击大部分都没有被探测到。开战不到半小时，埃及空军一举摧毁了以色列在西奈半岛90%以上的军事目标，而埃军只损失了5架飞机。空战首战告捷，使步兵和装甲兵部队顺利地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并占据了西奈阵地。还有报道说，穆巴拉克不仅指挥出色，还亲自驾机轰炸以色列军队，极富传奇色彩。

但是，以色列在短暂的慌乱之后，迅速稳住了阵脚，并开始进行卓有成效的反击。到了战争的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越过了苏伊士运河。战争形势开始逆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扎耶特开始讨论停火。“你们已经取得了优势，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使事情超出你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基辛格说。同年11月11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六点停火协议”。由于在战争第一阶段对以色列的沉重打击，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埃及人因此士气大涨，穆巴拉克也荣获埃及共和国勋章“西奈之星”最高军事奖章，他被称为“杰出英雄”，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两年后，对穆巴拉克颇为赏识的萨达特任命其担任埃及副总统兼空军司令，阿拉伯世界中最年轻的空军司令由此诞生。萨达特评价说：“我之所以选穆巴拉克作为我的副手，因为他是飞行员，是空军司令，是十月战争的指挥者之一；还因为他是我们祖国人民灵魂的代表，我希望他走上国家最高领导岗位。”。

同年10月6日，位于开罗广场的埃及无名英雄纪念碑落成，萨达特亲自为其揭幕并将这一天定为“武装部队节”。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埃及全国都会放假一天，还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这个惯例一直延续到1981年10月6日。当日上午11时，身穿最高统帅服的萨达特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一同坐着敞篷车进入胜利广场。在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朗诵《古兰经》中第一篇“赞圣”、军乐队高奏《烈士曲》之后，阅兵仪式正式开始。一列列整齐的部队方阵通过主席台，六架F-4鬼怪式飞机喷射出红、白、黑三色烟雾，萨达特不时起立向受阅部队敬礼，整个胜利广场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在一个炮兵部队方阵通过主席台时戛然而止。一辆拉着大炮的卡车停了下来，四名士兵突然跳下卡车冲向看台，手榴弹的轰炸声、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萨达特身中数弹不治身亡。八天之后，穆巴拉克以全国98%的支持率当选埃及新一任总统，并兼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记者问穆巴拉克：“你是穿新鞋的萨达特还是纳赛尔？”穆巴拉克紧紧地盯着记者说：“我的名字叫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这是他的回答。

收拾埃及的烂摊子

然而，对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国家来说，承受不起一场异常艰苦而没有胜算的战争。“赎罪日战争”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论阿拉伯国家怎么团结，拥有美国支撑的以色列难以撼动，就算前期取得巨大的优势，仍将一步步变成均势。而对埃及来说，萨达特留下一个烂摊子需要人收拾。

战后，一个烂摊子摆在了穆巴拉克面前。首先是国内暴力恐怖事件频发，通货膨胀严重，治安恶化，贪污盛行。其次是国际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因为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的埃以和平协议、并成为第一个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埃及从此在阿拉伯世界中孤立无援。穆巴拉克是埃及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绝大多数民众都将总统选票投给了穆巴拉克，但美好的愿望并不代表信心，对于穆巴拉克的执政前景，没有多少人看好，除了他自己。“我绝对不会做我做不到的事情，不会向人民隐瞒实情，或把这个国家引向腐败和混乱。”这是穆巴拉克在就任总统后首次演讲中的承诺。

穆巴拉克选择先从国内问题入手，解决国内政坛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先被他拿来开刀的便是前任总统萨达特的家人。他将目标对准萨达特兄弟一家官商勾结的利益网，并把萨达特同父异母的兄弟及其儿子投入监狱。萨达特圈子中的很多重要人物都被指控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为了稳定国内动荡的局势，穆巴拉克一方面重启萨达特时代暂停了的《紧急法》，另一方面则在上任伊始释放了1000多名反对派人物，实现了政治和解。埃及国内的经济开始复苏，在保持大型企业国营的同时，穆巴拉克也在一些领域放开了对私有化的限制。穆巴拉克上台之初，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06.2亿埃镑，而到2003—2004年度时，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2640.4亿埃镑。

然而，这些政策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势力，严厉的政策也招致了对他的多次暗杀。激进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曾三次试图暗杀穆巴拉克，另一个已被取缔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也两次策划刺杀行动。但他总能化险为夷。穆巴拉克所有遇刺未遂事件中，最惊险的一次莫过于在埃塞俄比亚遭枪击。1995年6月26日，非洲各国元首陆续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一年一度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午，穆巴拉克的座机在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徐徐降落，9时许，当穆巴拉克的庞大车队行驶到巴勒斯坦驻埃塞俄比亚使馆附近时，突然，两辆汽车从横街疾驶而出，在马路中央停下，四名手持苏制AK-47自动步枪的枪手跳下车，向穆氏座驾——高级防弹车射击。这时，潜伏在屋顶和附近其他地方的枪手也把子弹射向他的专车。几秒钟内穆巴拉克的汽车已中12弹，其中一颗子弹险些击穿车窗玻璃。穆巴拉克虽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所震惊，但他毕竟是军人出身，很快镇定下来。这时，反应敏捷的三名贴身保镖随即冲出车外，向袭击者射击，两名杀手当场中弹身亡，其他人边打边撤，钻进汽车，逃之夭夭。就在双方交火之际，穆巴拉克的专车急忙掉头，驶向机场。在经历了一场袭击之后，穆巴拉克下令专机立即返回开罗。回国后，他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他死里逃生的情况，并谴责这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事件。

除了运气出奇的好之外，穆巴拉克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外交才能。上任之初两伊战争激战正酣，穆巴拉克审时度势地选择了支持萨达姆，并由此重返阿盟，开罗也再次成为阿盟总部。而在此后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则站在美国一边，赢得了西方世界的信任。每年，埃及都会得到来自美国的20多亿美元援助和300亿美元外债的减免，因为，在美国眼中，埃及是它在中东地区最坚定的盟友。

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和埃及在中东一等一的地位，使得他在巴以和平进程中扮演着中间人的重要角色。他一直高举和平旗帜，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埃及在中东和世界上的地位是显赫的，其外交是多方位的。穆巴拉克清楚地知道，埃及只有充分发挥其在中东地区的大国作用和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独特影响，才能在世界上显示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付出了努力，也赢得了尊重，受到重视。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东形势的变化，埃及的外交也受到一定影响。穆巴拉克支持中东和平进程，积极调解巴以冲突。但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采取了进一步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总理沙龙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强硬立场。“9·11”事件后，沙龙以反恐为由，不断向阿拉法特施压，多次扬言要推翻阿拉法特。埃及一再重申其关于中东问题的立场。2001年沙龙上台以来，埃以关系紧张。同年11月，埃及召回驻以色列大使。2002年4月，埃及宣布除为争取地区和平进程的接触外，中断与以色列的一切联系。但双边关系并未冻结，仍保持一定往来。在中东和平进程停滞的情况下，埃及难以发挥作用。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作为阿拉伯世界中崛起的新贵，伊拉克的萨达姆向自己的兄弟开刀了。在伊拉克问题上，埃及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海湾危机爆发后，埃及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认为伊拉克必须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确保其邻国安全，同时强调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主张是否改组伊拉克政府属伊内部事务，反对外来势力插手伊拉克内政。在伊拉克危机中，埃及反对美国对伊进行军事打击，认为美对伊开战将殃及伊无辜平民，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负面影响。伊拉克战争后，埃及主张尽快恢复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伊拉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埃及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很难发挥作用。1994年5月5日，阿拉法特和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开罗正式签署《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穆巴拉克作为见证人出席了签字仪式。准备签字之时，双方在杰里科面积条款上发生了争执，眼看就要闹翻，穆巴拉克及时出面，一番耐心劝说，危机得以化解，而巴勒斯坦自治则是巴以乃至整个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不倒翁”是国际社会对穆巴拉克最形象的称呼，因为，他和他的埃及不仅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也是中东最大的安定力量。成就的作用就是促成更大的成就，显然，穆巴拉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他执政的后期，总统大选、腐败和《紧急法》成了埃及人心中无法释怀的三个问题。

以前的埃及宪法规定，总统六年一届，为了谋求连任，穆巴拉克曾多次修改宪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于是，他分别于1987年、1993年、1999年和2005年四度连任，而且从未设置过副总统一职。“在埃及，没有人知道谁会成为穆巴拉克的继任者。”美国驻埃及大使思科比在2009年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如此写道。2005年，是穆巴拉克参加的最后一届总统大选。迫于美国的压力，他终于同意修改宪法，举行一次有多个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选民可以从10名候选人当中，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表面文章，穆巴拉克不仅再次高票当选，其挑战者艾曼·努尔还在随后因欺诈罪名陷入四年的牢狱之灾。而就在这一年，埃及的经济面临着高失业率以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困境。

尽管曾在上任之初通过打击萨达特的利益网显示自己的不同。“但是时间一久，他周围的亲信就开始利用政府为自己谋利，他的子女也进入了商界，任何一个想在埃及经商的公司都要给他们提成。”一位常年在埃及做生意的美裔商人如此说道。因此，穆巴拉克家族的财富迅速膨胀。据报道，从伦敦、巴黎、纽约到贝弗利山，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比比皆是。此外，还要算上他们在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豪宅，以及在开罗的房产。他们还在伦敦的骑士桥区有一座六层大宅，在巴黎有一幢豪宅和两艘游艇。

然而，他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使国内经济如同他个人财富的增长一样蒸蒸日上。相反，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埃及社会陷入了一种爆发之前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埃及的经济同样遭到重创，国内物价飞涨，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的贫困人口高达2800万，占人口总数的40%。而同样占全国总人口40%的年轻人有一半没有工作，有些大学毕业生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据美国媒体分析，穆巴拉克家族的净资产超过50亿美元。而就在金融危机的这一年，埃及的底层民众则为了得到政府补贴的面包发生哄抢骚乱。矛盾在激化、民怨在沸腾，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在埃及国内，《紧急法》像套在埃及人头上的紧箍咒，无从摆脱。根据《紧急法》，警察权力得到扩大，宪法规定的权利被暂停；同时不允许任何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未经当局批准，不允许五人以上的群众聚会。“‘9·11’悲剧很有可能源于埃及的监狱”，《纽约客》杂志记者劳伦斯·赖特在描写自己在“基地”组织中的见闻的著作《海市蜃楼》中作了如此推断。在他看来，穆巴拉克政府对埃及国内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软禁、酷刑、流放，是促使本国的激进分子走向极端化和国际化的原因之一，如今的基地组织首领扎瓦赫里便是从埃及的政治圈转投本·拉登的。

黯然下台的暮年法老

我们知道，古代埃及的王权掌握在法老手中，法老代表了太阳神，代表了人世最高的力量，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而穆巴拉克因为执掌埃及近30年，被称为“现代法老”，他似乎从没想过狮身人面像也会有坍塌的一天。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表面强大的埃及，其内部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多数都与老穆统治下的高压政策有关。在穆巴拉克执政期，“裙带风”盛行，家族的根系遍植国内各个领域。虽然穆巴拉克一再否认自己有贪腐行为，但埃及国内关于其家族拥有巨额财富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此外，经济发展停滞与高失业率也让埃及民众怨声载道。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埃及8000万人口中，有40%生活在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不到人民币12元）的贫困线下。另据埃及官方统计，埃及的失业率为10%，但是外界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超过20%。雪上加霜的是，埃及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其食品价格通胀率达每年17%。在金融危机的波及下，社会矛盾增多，埃及局势开始显现动荡的苗头。

谁也没有想到，危机竟然是从社交网站开始的。2008年4月，一帮埃及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站Facebook发动了一场近8万人参加的游行。他们在Facebook建立了活动页面，向300人发送了邀请，当天就有3000人加入，10天后人数达到7万。穆巴拉克政府对此极为不满，活动的组织者艾哈迈德·海马尔因此遭到逮捕并备受折磨，埃及的互联网和通信也一度被中断，但显然这次强权干涉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众在通信不畅的状况下不得不走上街头。

2011年1月25日，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三年前的那一幕再次重演。数万人不眠不休地抗议，穆巴拉克节节败退——从改组政府班子到宣布自己和儿子都将不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再到同反对派对话、给公务员涨薪——广场上抗议的人群一直未曾散去。2011年2月11日，新当选的副总统苏莱曼突然在电视上宣布：“以最仁慈的真主的名义，亲爱的公民们，在国家正经历困难环境的时刻，穆巴拉克总统决定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并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转交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穆巴拉克从执掌了近30年的总统宝座上离开用了18天的时间。他同妻子登上飞往沙姆沙伊赫的飞机，他发誓自己死也不会离开埃及。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下，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希望通过捐赠财产的方式躲过审判。穆巴拉克和夫人苏珊表示，他们将向国家捐献总价值接近1.5亿美元的私人财产。埃及官员2011年5月16日证实，苏珊已经承诺将捐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郊区的一座估价为74万美元的别墅，此外她还将交出大约300万美元的银行存款。苏珊此前曾表示，她原本计划使用这笔款项发起一个慈善项目。5月12日，70岁的苏珊被埃及检察部门传讯，原因是她涉嫌利用丈夫穆巴拉克的总统职务为自己非法牟利。5月13日，检方决定对她拘押15天。苏珊闻讯后因“心痛”被送进医院，医生起初怀疑她患有心脏病，但后来又宣布苏珊只是“受惊过度”。目前，她的身体状况正在恢复之中。此外，老迈的穆巴拉克也已宣布将其名下的1.43亿美元银行存款捐献给政府。他强调，这笔钱是他为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专门筹集的。埃及律师阿明分析说，穆巴拉克和苏珊或许是想“以钱赎罪”。埃及法律规定，被指控非法牟利者在交出其非法所得后可免予被起诉。

然而2011年8月3日，全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这样一个画面——穆巴拉克一身白衣地躺在开罗警察学院审判大厅的铁笼中，身旁站着他曾经引以为豪的两个儿子阿拉和贾迈勒；他的左手正在接受静脉注射，右手则伸出食指左右摆动：“我否认对我的一切指控。”他的表情平静，眼神中有看透一切的不屑。埃及人称这是一次世纪审判，而起诉穆巴拉克这位“埃及当代法老”的罪名包括不正当牟利、挪用公共资金、下令开枪射杀和平抗议示威者等。其实，对穆巴拉克的“审判”，从他辞去总统职务登上前往沙姆沙伊赫的飞机时，便已经开始。他和家族成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被冻结，他在位期间的亲信纷纷身陷囹圄，两个儿子和妻子先后遭到拘捕，他曾经绝食、心脏病复发，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最后走进开罗警察学院的审判大厅，而这个地方在几个月前的称呼则是“穆巴拉克警察学院”。

2012年6月2日，经过10个月、49次开庭，埃及法庭对这位中东强人的“世纪审判”结果终于揭晓。当天上午，现年84岁的穆巴拉克被一架直升机从开罗东郊一家军队医院送到开罗警察学院。和此前庭审一样，他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法庭，和他两个儿子阿拉和贾迈勒、前内政部长阿德利及其六名助手一起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内。上午10时许，法庭正式开庭。开罗刑事法庭主审法官艾哈迈德·里法特用了约20分钟介绍了案件审判情况，随后宣布，在被控镇压示威者的案件中，穆巴拉克和阿德利被判终身监禁，阿德利的六名高级助手被判无罪。里法特说，由于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与商人萨利姆涉嫌土地买卖等贪污案件已经超出法律追溯时效，法庭放弃对他们的这一指控。

此次庭审大约持续了半小时。宣判后，原告和被告律师在法庭上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扭打成一团。法庭外通过广播听到判决结果的一些民众立即高举旗帜欢呼起来，有人还燃放起了烟花。另一些对判决结果不满的人则与警方发生冲突，双方互掷石块。埃及总检察长马哈茂德在法庭宣判后，立即下令将穆巴拉克从医院转入开罗南郊的托拉监狱关押。有报道称，穆巴拉克在飞机快到托拉监狱时才被告知他将在此服刑。他迟迟不肯下机，一度哭泣，在僵持了两个半小时后才被说服。6月3日，监狱管理人员为身穿囚服的穆巴拉克拍照备案并为其编号。

穆巴拉克的妻子苏珊4日前往监狱探视。随后，穆巴拉克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监狱方面不得不将其转入监狱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穆巴拉克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被迫下台并接受审判的总统。审判结果公布后，各方反映不一。

此时的埃及的确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但在赶走穆巴拉克的同时，也赶走了游客和投资者，新宪法的制定一拖再拖，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依旧令人头疼。接下来，埃及又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提出重新审判穆巴拉克等人和对前总理沙菲克适用“政治隔离法”，剥夺其参选资格等诉求。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宣判将对埃及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和未来政局的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二章　政变倒台的政要们

4　“人民党之父”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巴基斯坦，一个从帕米尔高原蜿蜒至印度洋的南亚国家。这个国家，从来不缺悲壮。据说当年亚历山大入侵东方时，曾经从巴基斯坦路过，遇到了激烈的抵抗。然而，历史的发展使巴基斯坦终于在近代来临之前衰落了。

1757年后，巴基斯坦随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使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加剧。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领导了阿利加尔运动，其继承者于1906年成立的“全印穆斯林联盟”，曾一度与国大党合作，共同争取印度的民族独立，但在1928年合作破裂。1940年3月23日，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全国会议，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同意印巴分治。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改自治领为共和国，定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1971年至1977年的总理。1928年1月5日，布托出生于印巴分治前印度信德省拉卡纳县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父亲夏纳瓦兹·汗·布托爵士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曾在孟买政府中担任部长级职务和信德省政府首席顾问，参加过穆斯林联盟，是巴基斯坦独立运动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挚友。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曾是一位印度舞蹈演员。家境富裕的布托在孟买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度过了青年时代。13岁时，他与一位比他年长的堂姐成婚。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三分之一的封地。1951年，他娶了努斯拉特·布托为妻，共生育了四个孩子。

父亲对布托的未来影响深远，在青年时代他就加入了穆斯林联盟。布托亲身经历并参加了穆斯林联盟发起的要求穆斯林聚居地区同印度分离的运动，投入为此目的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罢课等“直接行动日”活动。以后，布托专心致力于研究政治。195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然后入英国伦敦基督教会大学和牛津大学法学院深造，攻读法律，于1952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53年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获高级律师资格。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受聘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讲授国际法，成为该校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讲师。

1953年，25岁的布托毅然从条件优裕的英国返回巴基斯坦，在卡拉奇穆斯林法学院任宪法学讲师，兼任信德省高等法院律师。其时，巴基斯坦虽已成为独立国家，仍十分贫穷落后，布托立志改革，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从1954年起任信德省青年阵线主席。他重视联络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深得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支持和爱戴，被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布托在政治活动方面的才能很受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赏识。1957年，米尔扎总统派他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的成员出席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翌年，他又被任命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布托的名字开始为巴基斯坦国内外所熟悉。

然而好景不长，巴基斯坦特殊的军政结构很快带来了麻烦。1958年10月，巴基斯坦陆军司令阿尤布·汗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宣布实行“军法统治”，组织新内阁，自任总统。布托被吸收入阁，其时年仅30岁，是内阁中最年轻的部长。布托在阿尤布政府中先后担任商业部长、新闻、广播、国家建设、农村援助、基层民主、旅游和少数民族事务部长，燃料、动力、自然资源和克什米尔事务部长等职；1963年2月出任外交部长兼工业和燃料、动力、自然资源部长。布托加入阿尤布政府初期，曾积极支持过阿尤布·汗总统提出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措施。在内政方面，他支持土地改革、实现基层民主、制定宪法和实行总统制政体等一系列主张。布托十分赞成阿尤布·汗制定的对美政策，认为阿尤布·汗政府1959年同美国签订的《巴美双边防御合作协定》和《巴美友好通商条约》，使巴“得到保护”，有利于争取美援和美在巴投资，增加巴美贸易和资本流通。布托也主张接受苏联援助，开展同苏联的经济贸易；他还支持阿尤布·汗总统提出的关于印巴“共同防御”的建议，赞成印巴合作，尽快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同时坚持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的立场。布托积极执行阿尤布·汗总统制定的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通过友好谈判，巴基斯坦于1963年同我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

1964年，印巴因卡奇沼泽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这片名为卡奇的沼泽地位于信德省和古吉拉特邦之间，占地9000平方千米，雨季时会被淹没，它的北部本属于巴基斯坦。由于边界问题产生的纠纷导致了持续几周的坦克战，巴基斯坦明显占上风。布托坚持认为印度无权占有克什米尔地区，他要求举行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还向克什米尔派遣了圣战者。鉴于中国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表现出的实力，他在和中国签订边境条约时，承认不属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阿克钦赛地区属于中国，从而找到一个对付印度的盟友。这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1965年9月，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是印度利用克什米尔地区的紧张局势向巴基斯坦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轰炸了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卡拉奇等大城市。巴基斯坦军民奋起自卫还击。1966年1月上旬，在中国外交部要求印度三天内拆除边境防御工事的情况下，印度停止进军，而巴基斯坦也无力再战，阿尤布·汗总统接受苏联总理柯西金的“调停”建议，在塔什干同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达成停火协议，签署了《塔什干宣言》。由于宣言只字不提印度的侵略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不分是非地笼统宣布“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布托认为协议内容对巴基斯坦不利，遂同阿尤布·汗总统发生分歧。1966年初，布托借口出国治病，辞去外交部长职务，脱离了阿尤布·汗政府，重操律师业。

然而，这并不是布托真的决意远离政治，而是选择一种曲线进取。很快，一年以后布托重返政界。当时，巴基斯坦人民对阿尤布·汗军人政府的长期统治感到厌倦。阿尤布·汗政府在执政期间，没有实行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封建关系束缚着广大农民，农业十分落后，致使巴基斯坦每年要从国外进口约150万吨粮食。受阿尤布·汗政府支持的全国22个大家族控制着80%的银行业和65%的工业资本，激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在这种人心思变的形势下，布托于1967年11月宣布组织“人民党”，自任该党主席。人民党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为主旨。布托表示，他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类似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那样的“社会主义”。布托强烈反对阿尤布·汗总统及其政策，提出举行大选和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张，很快赢得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但这种新生力量的崛起威胁到了当局的统治，人民党的活动使阿尤布·汗坐立不安。1968年11月，阿尤布·汗下令逮捕布托，将他监禁在拉合尔集中营。但是，此举非但没有控制住反政府运动，反而使人们认为布托是他们的代言人，使布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广大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要求释放布托，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阿尤布·汗不得不于1969年2月释放布托，并于同年3月将政权移交给当时的巴基斯坦陆军司令叶海亚·汗。

走上政坛，力挽狂澜

激烈的抗争取得了胜利。1970年12月，全巴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布托的人民党共获82个席位，仅次于穆吉布·拉赫曼的人民同盟（其势力主要在东巴基斯坦），成为巴基斯坦第二大党。按照选举的结果，应该是拉赫曼出任巴基斯坦总理的，但这在西巴基斯坦人士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是不能容忍的。拉赫曼的人民同盟也知道这不现实，遂要求在东巴实行全面自治。这个要求也不能为巴基斯坦政府接受，布托同拉赫曼就这个问题多次进行谈判，没有取得结果。1971年3月东巴发生内乱，并宣布独立，巴政府出兵镇压。然而，叶海亚·汗没料到，这为印度出兵提供了借口。1971年11月，印度打着支持孟加拉人民自决的旗号出兵干涉，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布托以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率领巴基斯坦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讨论印巴战争问题的会议。然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只有中国明确支持巴基斯坦，苏联站在印度一边，英国和法国态度暧昧，美国也不想得罪苏联和印度。尽管布托在联合国奔走游说，但却一无所获。

在印度军队的进攻面前，东巴守军于1971年12月16日向印军投降。战争结束后，印巴双方签订了《西姆拉协定》，东巴脱离巴基斯坦，于1972年1月宣布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叶海亚·汗政府因战败而垮台。布托旋即从联合国赶回巴基斯坦接管政权，就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在这种危急关头接任总统，对于布托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次战争中，印度占领了西巴5000平方英里土地，9万多巴基斯坦军人被俘，关押在印度。印巴之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巴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一片混乱。为了稳定政局，布托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1972年1月3日，布托宣布无条件释放叶海亚·汗政府逮捕的拉赫曼等东巴人民同盟领导人。同年6月，布托到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市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举行会谈。由于此前他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采访时，不小心说了一句“英迪拉·甘地才智平庸，远远赶不上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此次遭到英迪拉·甘地的恶意报复。面对布托这个败军之将，英迪拉·甘地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把领土、战俘以及克什米尔问题一并解决。对于这个屈辱性的方案，布托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我宁可回国下台，也不会签订这个条约！”在谈判中，布托的律师特长显现出来。在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充满感情地对英迪拉·甘地说：“夫人，印巴是南亚的两个大国，为什么我们要让彼此的伤口加深呢？不错，军事征服固然是一项光荣，但那毕竟是非正义的。一个睿智的政治领导人，为什么不作适当的让步以换得永久的和平呢？”经过他的努力，加上艰苦的谈判，英迪拉·甘地作出让步，同意退出占领的大部分巴领土、释放巴战俘，双方恢复正常经贸关系，至于克什米尔争端则维持现状。巴基斯坦在战败的局面下最大限度地保住了国家利益，布托功不可没。回国后，面对欢迎的人群，布托若有所思地说：“这不是我的胜利，也不是英迪拉·甘地的胜利，而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胜利。”

在西方多年的生活经历，使阿里·布托在为巴基斯坦做政治规划时有了更多的底气和想法。他上台之后，决意要在巴基斯坦实行类似西方的民主改革。在他的推动下，1973年巴基斯坦颁布了新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禁止种族和教派歧视等，并改总统制为议会制政体。他通过国会选举，就任内阁总理，组成人民党政府，掌握实权。布托提出在巴基斯坦实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目标，主张“给人民面包、衣服和住房”，决心在平等的原则下在全国实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他认为巴基斯坦当时的主要经济命脉控制在22个大家族手里，由于他们的垄断和剥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人们的贫困。因此，他从1972年开始推行“国有化”政策，把银行、保险、交通运输、矿业、电力、化工、机械等十个部门的企业通过赎买收为国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布托在其执政的五年内，两次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使无地少地农民有地耕种，以促进农业生产。布托政府1972年颁布的土改法规定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灌溉地不得超过150英亩，旱地不得超过300英亩。1975年土改时又进一步将限额降低，规定灌溉地不得超过100英亩，旱地不得超过200英亩。超过限额的土地由政府支付补偿费后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为推行土地改革，布托不惜拿自己开刀，他在议会的一次讲话深深地感动了议员们：“最近三个月来，我推行的土地改革，使我的家庭失去了4.5万英亩土地。但这样的改革还将继续下去，我的家庭还将继续失去土地，直到农户都有自己的土地为止。”

布托站在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立场上，不断地为他们争取权益，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但遭到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对。地主都采用将土地划小然后分别列入家族其他成员名下的办法，逃避国家对其超额土地的征收，因而土改很不彻底，只有极少部分农民分到了土地。在国有化过程中，资本家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加之政府官员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生产反受影响。加之，巴基斯坦是一个教权渗透很深的伊斯兰国家，布托的世俗化乃至西方化的改革，显得有些不合国情。另一方面，布托还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为维护巴基斯坦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坚决顶住外来压力，坚持克什米尔人民自决的立场。他毅然宣布退出英联邦，对其在关键时刻未支持巴基斯坦的态度表示不满，1972年11月，他决定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他于1974年2月下旬作为东道国的政府首脑，积极筹备并主持了第二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拉合尔宣言》，强调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保证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布托开展了大量国际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巴基斯坦的民族尊严，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地位。1975年他热情接待了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但他要求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稳定巴基斯坦银行、限制通货膨胀的要求却遭到拒绝。

在同中国的关系上，布托清楚地看到与中国友好对巴基斯坦的重要性，所以他坚决奉行同中国友好的方针，为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布托一生曾九次访问中国，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外国领导人。1963年3月，布托第一次访华时，即代表巴基斯坦同陈毅外长一起签订了中巴边界条约，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1972年，布托政府同我国政府共同商定，两国继续合作修筑并延长连接两国的中巴友谊之路——喀喇昆仑公路，进一步增强两国的联系。布托曾多次会见我国领导人。1976年5月，布托再次访华，成为毛泽东主席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政治家。

毫不夸张地说，巴基斯坦能够从政变的旋涡中走出来，并开创这样一种局面，布托实在是居功至伟。可是，事情的变化往往让人始料不及。

政变前夜的致命错误

反对派的崛起要感谢巴基斯坦那几年经济的停滞，尽管布托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经济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布托政权开始不稳。1977年1月7日，布托自认政绩卓著，局势稳定，形势对人民党继续执政十分有利，决定提前在3月举行全国大选。九个反对党联合组成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由前空军司令阿斯卡尔·汗领导，他们指出国内的许多问题，如收归国有的大多数企业没有利润，政府的挥霍浪费，等等。

1977年3月7日，巴基斯坦的大选在国内一片争议声中进行。经过几轮的交锋，人民党还是取得了本次大选的胜利，布托再次当选为总理；而由九个党组成的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伪造普选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政府行动。从3月到7月，在将近四个月中，对抗愈演愈烈，反对党组织的游行示威多次同警察发生冲突，人民党的支持者也举行拥护政府的示威。由于冲突，死亡约350人，在罢工期间，国家经济遭受损失达16亿美元，布托被迫让步，同反对党就10月份重新举行大选进行谈判，然而谈判破裂。面对乱局，布托并不害怕，他真正担心的是军方政变。为控制军方，布托越级提拔了他眼中的“自己人”——当时的第三军军长齐亚·哈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此人可以帮他挡住公众的谩骂而不用担心他的反抗。7月3日，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和各军司令到总理官邸拜访布托，哈克向布托表示，军队支持布托，对布托是忠诚的。布托很高兴。大家一起共进晚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拉瓦尔品第显得很平静，四个月的示威、游行、冲突已经搞得人们筋疲力尽，人们不仅在等待着谈判的结果，也在酝酿着10月份的重新选举。夜深了，1977年7月5月凌晨1点30分布托才上床休息。哈克将军及各军司令的来访，对布托来说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一直兴奋了两天，今晚他想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然而，布托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上床的时候，拉瓦尔品第的大街上，军车正一辆一辆地疾驶而过。很快，电台、机场等重要目标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通往各地的主要路口也布下了岗哨，戒备森严。

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立刻引起了布托的警觉，但为时已晚。军队开始包围总理官邸。一名忠于布托的警察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一队队士兵匍匐前进，终于爬到了布托的家门前。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布托的贴身男仆乌尔斯。乌尔斯警惕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这名警察喘着气说：“快告诉布托先生，军队正前来捕杀他！他必须尽快藏起来，藏起来！”说完，这名警察就在黑暗中消失了。乌尔斯急忙叫醒了布托，把这一凶讯告诉布托，并劝他赶快逃走或是藏起来，布托拒绝了乌尔斯的建议。他平静地说：“我的生命掌握在真主手中。如果军队要杀我，那么，让他们杀吧！躲藏与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让他们来吧！”此时，布托心中还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是军队造反，又是哪个军事集团领导的呢？他没有忘记的是，两天前齐亚·哈克将军亲自向他表示军队对他是忠诚的呀！布托立刻给齐亚·哈克将军打电话，可是，电话打不通。他又给政府各部部长打电话，仍然打不通。布托没有死心，还是不停地打。7月5日凌晨2时。士兵们拥进了布托的卧室，为首的一名军官说道：“布托先生，您被捕了。”士兵们围了上来。布托放下手中的电话，平静地望了望紧张得脸色惨白的夫人和女儿，一言不发地大步走出门去。

当夜2点30分，当世界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巴基斯坦电台向全世界报道了一条重大新闻：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接管了政府，并且对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政治领导人包括布托总理，以及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实行拘捕。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的局势正常，各地平静，军队在各大城市和机场布岗，国际和国内航班照常起降。反对派同时宣布：军队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为军政府的首脑。从1971年以来的巴基斯坦的文官政治宣告结束。

谁也不会想到，政变的领导人正是齐亚·哈克将军。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高等法院全体法官都出了庭，首席法官穆斯塔克·侯赛因宣布：前总理阿里·布托因为在1974年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而判处绞刑。另外还有四个人，包括保安部队的总指挥米安·穆罕默德·阿巴斯和三个下级军官参与了共谋并且实施杀人而同时被判处死刑。布托被据以判处死刑的谋杀罪行，是由反对党的艾哈迈德·拉扎·卡苏里提出指控的。卡苏里过去曾是布托的支持者，两年前转入了反对党，而且对布托批评得最凶。1974年卡苏里同他的父亲坐在同一辆汽车里，遭到枪击，卡苏里幸存下来，而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汗被打死了。自那时以来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主要嫌疑犯是布托建立的前联邦保安部队的首脑穆罕默德·阿巴斯。起诉书说，这是布托下令进行的一次政治谋杀。

1978年8月，一位住在北爱尔兰的巴基斯坦商人、44岁的阿卜杜勒·米尔扎，在当地电视节目中说，1974年是他在拉合尔依靠巴基斯坦游击队的帮助，杀死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汗，他之所以杀死艾哈迈德·汗是同早在1952年的一次行贿事件有关。然而，巴基斯坦法院确认的案情是：艾哈迈德·汗是被布托指使人谋杀的。因此，对这位商人供认的事实无人过问。1979年2月6日，米尔扎再次供认，使布托被判死刑的那一谋杀事件是他干的。他说，他要回到巴基斯坦去证明他讲的话属实。但是，巴基斯坦驻英国大使馆没收了他的护照。

1979年4月4日凌晨，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布托被反缚双手，在保安人员的押送下，步上绞刑台。在经过其他犯人面前时，犯人们高声齐诵《古兰经》。51岁的布托，在死牢里关了一年后显得特别苍白瘦弱，他穿着自己的服装。当他站在绞刑架上，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哪！救救我吧，因为我是无罪的人！”

5　垂死的“公牛”　纳吉布拉

位于西南亚的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国土总面积约65万平方千米，境内多山，山地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四，有“山国”之称。因为闭塞和土地贫瘠，阿富汗自古以来就不是富庶繁荣的地方。

阿富汗历史上是欧亚间的交通要道，素有“亚洲的十字路口”之称。然而由于既没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也缺乏惹眼的财富，阿富汗尽管屡遭征服者的侵袭（亚历山大、匈奴部落、突厥部落、蒙古部落），却从未引起过强邻们的垂涎，侵略者“逗留”的时间都非常短。到了近代，阿富汗地处沙俄和大英帝国两大势力范围的交汇处，因此也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也恰恰是由于两强的相互牵制，加上阿富汗人酷爱自由、骁勇善战，阿富汗既没有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没有被虎视眈眈的沙俄吞并。阿富汗共有大小民族20多个，各民族由若干部族组成，部族下面又有许多部落。长期以来，阿富汗农村社会结构处于部族形态，部族首领具有绝对权威，统辖一切事务。各个部落各自为政，很少来往。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居民们基本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山谷和沙漠绿洲地带，因此长期以来倒也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战。纳吉布拉

噩梦之始：前苏联入侵阿富汗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任何一场战争背后，都闪现着大国争霸的影子。尤其是美国入侵越南和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典型的大国争夺霸权的战争。

阿富汗的故事须从前苏联入侵说起。前苏联从与美国争霸的全球战略出发，为了取得从陆地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同时为了获得波斯湾丰富的石油资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控制了阿富汗的经济命脉和阿富汗军队。1979年以后，阿富汗总统阿明与前苏联的矛盾日益激化。为防止丢失阿富汗这块战略要地，1979年12月27日晚，苏联共出动八个师的兵力，在特种部队和空降部队的配合下，悍然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仅用了三个半小时，苏军就击毙了阿总统阿明和其一班部长，并于次日迅速建立了新的傀儡政权。从12月28日起，以六个师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群，沿两条战略公路迅速向纵深推进，一周之内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国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切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伊朗边境上的主要通道。至1980年侵阿苏军兵力已达8.5万人，后来又陆续增加到10多万人。前苏联对阿富汗这个主权国家的入侵，遭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严厉谴责，联合国曾六次通过决议，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前苏联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继续对阿富汗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不断强化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在苏军入侵前，阿富汗人民为了反对执行亲苏政策的政府，已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分别组织了几十个游击队，共计3万～4万人。苏联公然入侵后，阿富汗处于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原先具有内战性质的反政府游击活动很快发展成更大规模的反苏抗苏游击战争，而且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各派武装逐步走向联合。截至1988年7月，阿富汗游击队组织发展到200～300个，人数扩大到10万人左右。经过六七年的艰苦战斗，阿富汗游击队打死打伤苏军官兵2万余人，击落击毁大量苏军飞机和坦克。苏军在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抗击下，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于1989年2月，被迫撤出全部军队。此次战争，促使阿富汗国内武装集团林立，派别繁多，为战后国内政治斗争埋下了祸根。随后，经过十多年的政治、军事较量，原亲苏政权因苏联解体而覆亡，阿富汗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在新兴的学生运动组织“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战争给阿富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其后果至今都无法消除。据统计，苏阿战争使阿富汗30%的人口成为移民、难民，近10%的人口战死、饿死，年人均收入仅为20美元，半数以上可耕地废耕。那么苏联又从阿富汗战争中获得了什么呢？苏联侵阿投入总兵力12万人，伤亡3.5万人，损失飞机1000架，每天消耗军费1000万～1500万美元，年均消耗军费20亿～40亿美元，总共消耗军费200亿美元以上。可见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八年，不仅没能消灭抵抗力量，反而使自己蒙受了巨大损失。战场上的失利不仅使侵阿部队士气低落，而且引起国内人民强烈不满。

最为人诟病的是，今天被美国列为头号恐怖主义组织的“塔利班”，正是美国人一手培养起来的。当年，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出于遏制苏联势力的需要，扶持援助了各式各样的阿富汗“圣战者”。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维逻辑指导下，宗教激进组织被姑息养奸，使恐怖主义这把“回镖”打到了自己头上，让人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以肯定地说，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前苏联战车上的傀儡

1979年12月27日，前苏联彻底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其他大城市，处死了阿明。之后，苏联扶植卡尔迈勒组成了亲苏政权，卡尔迈勒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职。苏联入侵后，阿富汗人民奋起抵抗，十几支爱国武装在喀布尔市郊、坎大哈、赫拉特和全国的山区要塞展开了抗苏斗争。1981年，其中的几个抵抗组织联合成立了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并开始接受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的军事援助。经过六年多的持续战争，阿富汗人似乎已经适应在这种战争环境中生存了，特别是在喀布尔等大城市，尽管每天都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或者激烈的枪声，甚至有时家里的窗户也被震得哗哗作响，但是大多数居民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阿富汗政府仍然坚持每天晚10点至凌晨4点实行宵禁，除了这段时间，大街上的喇叭里大多数时间都在不停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居民们则在商品有限的各大市场上买东西或闲逛。后来，商品逐渐变得丰富起来，鸡蛋和肉类虽然每天都在涨价，但仍然可以买到，而糖、植物油、肥皂和布匹等依然由政府控制，实行配给。各地出现了大批的消费合作社，而且生意红火。在喀布尔市区西部的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孩子在那里放风筝，一片欢声笑语，人数最多时可达几千人。

首都喀布尔本来就不大，这下变得更拥挤了，人口一下子从原来的70万人，猛增到200多万，并且全国各地有钱人仍然络绎不绝地从各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涌向这里。喀布尔正在以1978年4月革命前四倍的速度建造公寓，但仍然供不应求。房租在不断飞涨，一套最普通的公寓月租金为3000阿富汗尼，这个价格相当于喀布尔市居民的平均月工资，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在等着购买房子。在喀布尔繁华的路口，或是较为高大的建筑物上，人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幅巨大的油画：卡尔迈勒同伊斯兰教的毛拉（伊斯兰教中的神职人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脸上流露出真诚的笑容。这说明卡尔迈勒政权当时正在拼命地推行民族和睦政策。每逢星期五，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休息日，街头的喇叭里都会改放《古兰经》。街面上的清真寺也正在不断地被修复或重建。隶属于政府的伊斯兰事务局已于1985年升格为伊斯兰事务部。伊斯兰圣职人员的月工资也由六年前的50阿富汗尼提高到2000阿富汗尼，喀布尔已先后建立了10所伊斯兰学校和10所古兰经讲习所，一些非党员伊斯兰教徒也得到了一定的提拔。

到1986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已建党21周年，正式党员近7.5万人，尽管已比四月革命时增加了近10倍，但与全国1700万人口相比较，仍然是极少数；而且按党员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占60%，学生占10%，而工人和农民只占30%。看来，人民民主党还是一个头重脚轻的党，群众基础很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卡尔迈勒不得不提出建立“祖国阵线”的主张，大力推行民族和睦政策，以笼络民心。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政策已无济于事了，因为卡尔迈勒无法洗刷掉他那“与苏联坦克一起进来的总书记”的形象。侵略者苏联人仍然是喀布尔最高等的“市民”，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对他们侧目而视。尽管戈尔巴乔夫此时正在苏联国土上大力推行禁酒令，但在这里的苏联人面对着随处可以买到的伏特加兴高采烈、狂喝滥饮。

山区的战斗仍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甚至有时炮弹会落进喀布尔市区。卡尔迈勒此时已不比当年，一米六五的身材顶着一头坚硬的白发，仍然住在人民宫最里边那座二层的石造小楼里。在这里，他不断地向美国、伊朗等国发出抗议，措词强硬、态度坚决。但对于苏联，他却越来越看不懂戈尔巴乔夫究竟想干什么了。1986年刚一开始，上任未及半年的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迭戈·科多维斯时说：1986年将成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取得进展的一年。

此时此刻，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正在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位“苏联的掘墓人”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在国际上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苏联领导人的形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公开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的政治人物，很值得与其打交道。此举甚至让美国政府惊呼：“戈尔巴乔夫究竟凭什么迷住了这位铁娘子？”1985年11月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成了苏美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几乎可以算作是结束冷战的开端，对立多年的美苏第一次发出了缓和的信息，美国总统里根表示出了愿意结束对抗、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向。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就阿富汗问题特别谈道：“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就把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而留在那里的苏联军队撤回国内。”尽管戈尔巴乔夫的这句话仍然是泛泛而谈，但可以肯定，他决不会像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一样，只是随便说说，至少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对如何摆脱阿富汗困境作出了很现实的思考。因为无论是发展苏联经济，还是改善苏美关系，阿富汗问题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障碍。

换代理人——纳吉布拉上台

其实早在1986年初，雄心勃勃却目光短浅的戈尔巴乔夫，就指使阿富汗政府放出风去，说苏阿正在制订一项撤军计划表，而且有可能将这份撤军计划交给联合国副秘书长迭戈·科多维斯。为了这项计划的顺利实施，戈尔巴乔夫需要阿富汗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当时的阿富汗总统卡尔迈勒上台六年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难以自立，迫使前苏联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一增再增，而卡尔迈勒却依然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甚至连人民民主党内部都四分五裂。除此之外，卡尔迈勒那将近60岁的年龄和多病的身体也难以让他在总统的位置上支撑下去，一旦在关键时刻有所闪失，阿富汗同样将陷入混乱。

所以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阿富汗亟须更换新的领导人，像苏联一样，需要一个年轻、敢于大胆开拓的新领导人。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的想法。1986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一纸电报，卡尔迈勒乖乖地来苏“治病”，当时的卡尔迈勒还以为苏联是与他秘密商讨撤军时间表一类的事情，却未想到自己会被撤掉总书记的职务。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议开始围绕着阿富汗问题一天接一天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简短了，原来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例行性会议往往长达七八个小时，上午11点召开，有时到了晚上七八点钟还未结束。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扬自己擅长演讲的优点，耐心地说服每一个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心意已决，决心为阿富汗换一个新的代理人。

在这种情况下，卡尔迈勒的下台就成了必然。作为苏联人的一个棋子，他没有任何办法。这一点在政治局会议上未经几个回合就获得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同意。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谁来代替卡尔迈勒。有人提名基什特曼德，有人建议起用一名无党派人士，但戈尔巴乔夫都一一否决了。最后，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提出一个人选——自己的同行、阿富汗国家情报局的负责人纳吉布拉，并一一列举了纳吉布拉的可取之处：第一，年轻，只有39岁，正是治理国家的黄金年龄；第二，是阿富汗极少的几个政绩突出者之一，过去几年，国家情报局已成为游击队最强大的敌人，它在暗杀和收买游击队领导人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为维护阿富汗的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他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是一名受过克格勃训练的医生，作为学生领袖步入政坛，是卡尔迈勒早期的得力助手，在四月革命胜利后，他成了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第四，他有着丰富的与苏联合作的经验，是苏联驻阿富汗克格勃头目彼得罗夫的最佳合作者；第五，纳吉布拉的出身有利于阿富汗政党的团结，他一方面是旗帜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普什图族人，与绝大多数人民党党员是同族关系；如此等等。戈尔巴乔夫听罢微微点头，似在思索。而实际上，他早就与切布里科夫商量妥当，在会上只不过是给其他人演演戏而已。经过一番讨论，终于无人再提出异议。于是，大局已定，这个被人称为“公牛”和“屠夫”的纳吉布拉顺利地获得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通过，被确定为阿富汗新的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

1986年5月4日，阿富汗总理基什特曼德刚刚结束对前苏联的访问，便紧急召开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十八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冗长的会议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数天，但讨论的内容仅仅三项。第一项内容是批准卡尔迈勒的辞职请求。卡尔迈勒在辞职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留恋之情，他说：“我把自己有觉悟的一生都献给了党、革命事业、热爱劳动的，光荣的阿富汗人民和我们可爱的祖国——阿富汗，现在我仍然相信，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将继续加强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的英雄主义传统。我呼吁你们，党的战友们，今后仍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要爱惜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平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忠于革命理想等原则基础上，争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统一的阿富汗的各大小民族和部族团结在一起。”在声明的最后，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在这个时刻，再一次对苏共领导、苏联政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给予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全面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是我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卡尔迈勒的声明是由别人代读的，苏联未让他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也许是不想给卡尔迈勒过于强烈的打击，那个对他来说已无任何意义的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仍然为他保留着。这种安排对一个政客来说毫无意义，但此时他只能接受。

在踢开了绊脚石之后，第二项内容就变得水到渠成。全会一致选举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纳吉布拉为党中央总书记。基什特曼德在提名纳吉布拉为候选人时，详尽地介绍了纳吉布拉的丰功伟绩：党和人民很了解纳吉布拉同志。他的一生是忠实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为我国人民服务的榜样。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他在学生时代的革命活动。受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托，纳吉布拉同志同卡尔迈勒同志一道从事了建党和加强党的工作，主持了中央组织工作和委员会的工作。

大会认为，纳吉布拉同志在国家情报局局长的岗位上，表现出了他的革命才干。在中央领导下，在全党的帮助下，他缔造了这个情报局，并对使国家情报局成为革命的有威信的强大武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地区反动派和国内反政府组织颠覆新制度的忠实保卫机构起了促进作用。纳吉布拉同志对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新型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对纳吉布拉同志的原则性、毅力和渊博的知识给予应有的评价，一致选举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而政治局把困难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岗位委托给他，就是让他处理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问题。纳吉布拉同志的特点是力求实行委员制和集体领导，尊重党内同志和政治局同志（他从1981年起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意见。纳吉布拉同志是阿富汗人民忠诚的儿子、党的久经考验的战士，他以国际主义者和苏联的好朋友而闻名。他作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正式代表曾参加了苏共二十七大。

第三项内容显而易见，就是新上任的纳吉布拉讲话，他雄赳赳地谈到了阿富汗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即将采取的执政方案。他说：“由于当选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重大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把这看做是党的高度信任。作为党的一名士兵，作为你们为四月革命理想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的同志，我向你们保证，在实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方面，我将不惜力量、精力和知识。我将依靠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集体思想和意志，遵循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一致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力量，及提高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保证，就在于党员一致的思想和行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始终不渝地执行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中央全会，关于扩大和加强革命制度的社会基础，确保阿富汗社会各阶层以及各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积极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决议。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及其成果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将把大力加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和提高它的战斗力看做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制止流血、在我国的土地上创造和平和安宁。”

纳吉布拉还说：“继续加强和发展同伟大的苏联、伟大的列宁的党、英勇而慷慨的苏联人民的友谊将是全部工作的基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不断加强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及其人民，同不结盟国家、争取和平与进步的所有政党和组织的合作。当前的形势和条件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和全体党员要为实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四月革命的宏伟而人道的目标紧张工作，要求有同志式的团结、革命乐观主义、新的态度、对我们新工作形式的必要性的认识、对劳动人民的爱和在党的旗帜下同人民的团结。”

在获得总书记职位后，纳吉布拉谄媚地向苏共和戈尔巴乔夫表了忠心。正像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所说的，纳吉布拉上台说明苏联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效的苏联式国家和政党机构，并且能够尽快在脱离苏联的当面扶持后，可以让阿富汗独立抵挡住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同时也说明，苏联仍想保持自己在阿富汗的支配地位，不想让游击队或其他对苏联抱有敌意的集团接手阿富汗。另外，这次阿富汗领导人更换的时机显然是苏联有意安排的，因为所选的时间离阿巴日内瓦新一轮的间接会谈几乎不到24个小时，苏联可能希望通过换掉卡尔迈勒给人留下一种采取和解姿态的印象，以同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渴望寻找政治解决办法的言论相一致。

1986年5月5日，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第七轮间接会谈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如期举行，科多维斯继续穿梭传话。这是一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谈判，苏阿放弃了以前只有直接会谈才谈撤军问题的立场。苏阿作出让步后，双方第一次就撤军的期限展开了讨论，巴基斯坦要求苏联军队在六个月内全部撤出，而苏阿方面尽管在此前曾放风说苏联可能在十八个月内撤出，但在谈判中，阿富汗坚持说苏联要在四年内才能全部撤出。这次谈判再次以陷入僵局而结束。

戈尔巴乔夫给人的印象好像他正在两个问题上左右摇摆，一方面他想努力表示出自己对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决心和诚意，另一方面人们明显地看出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纳吉布拉能尽快改善阿富汗国内局势上。

纳吉布拉与塔利班

1947年8月，正当“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冷战的序幕缓缓拉开的时候，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诞生于喀布尔一个富商兼官僚家庭，为普什图族人。他幼年时随父亲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居住了12年，20世纪50年代回国上学。1965年加入人民民主党，属“旗帜派”。1975年他毕业于喀布尔大学医学院。他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政治活动，由于他精力充沛，高大强壮，声若洪钟，很受“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和前苏联克格勃在阿富汗分支组织的信任，被称为“公牛”。曾因从事反政府的政治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78年4月革命后担任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政府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后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外放为驻伊朗大使。1979年12月苏侵阿时回国，奉命解散原来的国家安全机构，另组国家情报服务局，自任局长。据说纳吉布拉领导的国家情报总局对反对者极为残酷，审讯中动用了从烟头到最先进的电刑等所有手段，极少有人能挺得过去，很多人都惨死在审讯中，不久纳吉布拉就有了一个血腥的外号“屠夫”。1981年6月任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4月晋升为中将，1985年11月任中央书记，卸去情报总局局长之职，负责全面安全工作。

纳吉布拉不过是苏联人换的一个棋子，他的上台对于原来反苏阵营的“塔利班”来说，并没有带来任何本质的改变。很快，在纳吉布拉上台后不久，很多人发现，纳吉布拉身上似乎总闪现着戈尔巴乔夫的影子。纳吉布拉一上台就宣布：阿富汗将推行五年经济计划，并且人民民主党为了同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建立融洽的关系，进一步巩固政权基础，将作出让步，直到产生“举国一致承认的政府”。在喀布尔街头和高大建筑墙面上的挂像也发生了变化，年初时还能看到的卡尔迈勒与毛拉拥抱的巨幅画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纳吉布拉，而是工人和毛拉在一起的画像，画中突出的是正在向工人讲述现政府尊重伊斯兰教的毛拉的形象。

纳吉布拉远远不同于卡尔迈勒，对于自己的私事和家庭等问题他非常坦率，在会见外国记者时，纳吉布拉基本上不看秘书为他准备的提纲，而是灵活地自由发挥。所以，很多记者都认为纳吉布拉就如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一样，不仅态度像，而且讲话内容也酷似，他不仅坦率地承认党内有分歧，而且还模仿戈尔巴乔夫的口头语，经常重复“言出必行”这句话。但纳吉布拉也未尝不是正处于困境之中：全国仍有90%的县镇控制在游击队手中，政府军几经扩充，依然维持在3000～4000人的数量，政府内的党派分裂也更为严重了。

虽然纳吉布拉的出身能让旗帜派和人民派都可以找到与其一致的方面，但这两派并未因此而拥护纳吉布拉上台。相反，纳吉布拉的上台进一步促进了派系间的斗争，甚至连旗帜派内部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卡尔迈勒的支持者与纳吉布拉的支持者针锋相对，互不让步。1986年5月4日，纳吉布拉担任总书记的消息刚一宣布，喀布尔便出现了反纳吉布拉的游行示威，而《喀布尔时报》也一连五天拒绝出刊，随后，又陆陆续续在各地出现了两人支持者间的枪战。对此，纳吉布拉极为恼火，他不断地通过中央委员会来铲除那些异己分子。上台不到四个月，他就几次改组政府，剔除了包括人民派最高领导人阿萨杜拉·萨尔瓦里在内的三名中央委员，井更换了几名人民派部长。对于旗帜派，卡尔迈勒的顽固支持者也被一一免职，共有69名纳吉布拉的支持者以中央委员会新委员的身份被拉入政府。

紧接着，纳吉布拉又宣布向贪污腐败开战，并保证平息叛乱。1986年6月15日，阿政府公布了新的征兵条例，取消了原来对大学生、政府工人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免征的规定，而且把服满兵役期作为受高等教育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成效，最后仍然是采取“抓壮丁”的方法征兵。此外，纳吉布拉还急于在苏联面前改变阿富汗政府军的形象。在5月份，纳吉布拉第一次要求由阿政府军独立完成地面进攻任务，苏军的支援限于空中打击方面。政府军的第一次进攻是在帕克蒂亚省进行的，结果政府军伤亡惨重。随着纳吉布拉上台，戈尔巴乔夫也改变了对阿富汗的战略，不再使用令阿富汗民众痛恨的“焦土政策”，而是运用手腕来赢得早已对战争感到厌倦的阿富汗人的合作。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的一位学者阿斯马特·哈亚特·汗评论说：“今年的战争已有75%是在打政治仗，而仅有25%是在打军事仗。苏联开始巧妙地利用部族间的分歧和人民对伊斯兰传统的尊重、并通过金钱收买来削弱人民对游击队的支持。”

1986年7月30日，纳吉布拉发表了面向世界的讲话，号召游击队各政党的领导人回国，并许诺只要他们拥护现政府，就可以参加组成全国性的新政府，并呼吁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回国，共建家园。为此，纳吉布拉多次派出大批官员前往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慰问各部族，答应给予他们经济援助。同时，他还不断释放一些因参加游击队而被关在监狱里的部族成员。纳吉布拉对各部族讲话时说：“阿富汗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它会竭尽全力减少人民的生活困难，游击队永远也不可能把苏联人赶走。相反，如果人民不再帮助游击队，配合现政府建立新秩序，那么，要不了几年，苏联人就会自动地离开。”在制造这个谎言的同时，纳吉布拉又借助苏联的资金出高薪组织民兵来防御游击队的活动。

纳吉布拉的新手段和新措施通过一段时间的推行，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开始出现游击队受到孤立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趁机进一步全面苏化阿富汗，一位曾在莫斯科任过职的驻喀布尔外交官在1986年下半年说：“阿富汗已经很明显地越来越像苏联了。”的确，到1986年下半年，已有成千上万的前苏联技术人员分散在阿富汗各地，他们不断以提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援助为手段，加强对阿富汗各级部门的控制。前苏联派来的顾问也已遍及阿富汗政府的各个机关及武装部队。前苏联克格勃的军官担任阿富汗秘密警察的顾问，很多苏联人成为喀布尔等大城市中各大学院的教师，甚至在各企业中苏联人也随处可见。例如阿富汗仅有的一家橄榄油厂，仅其实验室里就有六位苏联科学家。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正确使用消毒法进行生产，而该厂的厂长则是一位从前苏联克里米亚的一所学院毕业的阿富汗人。此时，已有四五万阿富汗人被送往前苏联学习，其中包括近两万名少年儿童，他们将在那里学习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俄文教育也几乎遍布阿富汗的每一所中、高等学校。

阿富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在积极地效仿前苏联。阿富汗唯一的政治组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显然已在按照前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运行了。重大决策都是由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执行这些决策的政府各部门也几乎都是前苏联政府各部门的翻版。喀布尔也同莫斯科一样，到处都挂着激励大家努力工作和捍卫革命的标语和红旗。阿富汗的群众团体也打上了苏联的印记，工会、妇女组织以及10～15岁儿童组成的少先队组织也都是仿照前苏联的组织建立的。

同样，阿富汗政权似乎决心奉行受苏联启发而制定的农业政策，即主要建立大型国营农场，而不依靠小农户。当时，阿富汗农业以小农户生产为主，而在纳吉布拉新宣布的五年计划中，阿富汗要建立两个国营农场，政府还鼓励实行集体化，并决定成立中央农机站，向农民提供机器，大部分的苏联援助将提供给农业合作社而不是提供给个体农民。纳吉布拉曾说：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是进一步加强同伟大的苏联人民、伟大的列宁的党、英勇的有求必应的和慷慨的苏联人民的友谊。

此时，正忙于在国内各地推行改革措施的戈尔巴乔夫，也在密切关注着阿富汗的局势，他对纳吉布拉的成绩感到欣慰，毕竟纳吉布拉的手段是远远高于卡尔迈勒的，果断换马是一步及时而正确的好棋。当然，制造和平气氛的主要操刀者还得是他自己。

苏联垮台，噩梦来袭

纳吉布拉永远不会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他看来极其稳固的苏联后台松动了，他这个前台小丑没了稳固的后台支撑，倒台不过在旦夕之间。

东欧剧变之后，苏联对自身矫枉过正，产生了巨大的问题。1991年苏联发生了“8·19”政变，国内局势动荡，根本无暇顾及纳吉布拉，随后苏联解体，阿富汗形势突变。1992年4月，纳吉布拉的爱将阿卜杜拉·希德·杜斯塔姆阵前倒戈，放反政府军进入喀布尔。危急中，纳吉布拉用飞机将家属送到印度新德里，自己却没来得及出逃，只好藏匿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反政府军首领知道纳吉布拉在国际上有一些声望，因此只是派士兵团团围住办事处，将他困了四年。

阿富汗局势在纳吉布拉被困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令人震惊的是塔利班势力崛起，并横扫国内一切反对势力，于1996年9月攻入喀布尔，封锁了该市。在塔利班看来，纳吉布拉这个“屠夫”必须严惩。当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正在喀布尔，他希望能帮纳吉布拉离开喀布尔。古尔丁带着阿拉伯文版的《联合国宪章》面见塔利班领导人，希望他们尊重人权，不要滥杀。塔利班领导人研究了《联合国宪章》，但是终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

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士兵找到了纳吉布拉的藏身之处，咆哮着冲进去将纳吉布拉抓住，并根据塔利班理解的伊斯兰教义对他进行了审判，判决纳吉布拉死刑。塔利班士兵先在众人面前把纳吉布拉的生殖器割下，然后把惨叫不止的纳吉布拉拴在一辆吉普车下，围着总统府拖了好几圈，直到纳吉布拉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用乱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接着他的尸体被悬挂在城市广场的灯柱上示众，一周后，纳吉布拉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扔进了臭水沟。

从阿富汗人民的角度来说，纳吉布拉无疑是苏联人的走狗，是苏联侵略者的帮凶。苏联垮台，无疑也意味着他的末日到来。但作为一个政治家，纳吉布拉在阿富汗国内急剧动荡的时候，能稳定局势，提振国内经济，无疑是有贡献的。他的惨死，也意味着政治这个游戏的残酷。

6　“黎明之子”的黯然谢幕　苏加诺

中国以南的东南亚地区，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形成了多国林立的局面。“二战”之后，东南亚国家赢来了独立的高潮，许多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建立了新型的共和政体。

然而，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并没有经过整个民族的一致觉醒，没有一种核心的力量去支撑共和体制，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军队势力，不断地干涉政府的行为，导致了许多政变。时至今日，尽管世界局势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时期，东南亚地区仍然时时发生武装政变。苏加诺

而本篇要讲到的印度尼西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苏加诺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黎明，辞世在黎明，因此被称为“黎明之子”。他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推翻了殖民主义漫长的黑暗统治，迎来了国家独立。他破坏了一种旧制度，却没能建立一种新制度。他是一位有魅力的革命家，长相英俊潇洒，对政治充满激情，又擅长演说，他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结合的产物。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一哲学使他成功又使他垮台。政治不仅需要妥协与调和，而有时则需要铁腕。苏加诺的倒台是典型的东南亚政治的产物，即当政府行为与军队产生交错的时候，正常的政治秩序往往会被打破，从而进入下一个轮回。

降生在黎明

1901年6月6日星期四，位于地球东九区的印度尼西亚迎来了夏日的一个早晨。尽管天刚刚发亮，但对于热带地区的夏季来说，气温已经开始有点高了。就在这样的一个平静的早晨，苏加诺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为此他得到一个雅号——“黎明之子”。

苏加诺的父亲叫拉登·苏克米·沙斯罗迪哈佐。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他父亲名字中的“拉登”，在穆斯林中是贵族的意思。换句话说，苏加诺是出生在爪哇的土著贵族。苏加诺的母亲伊达尤·尼奥曼·拉伊，是巴利一个婆罗门（僧侣）家庭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个穆斯林，母亲是个印度教徒，所以双方结合费了一番周折。结婚之后，苏克米夫妇就住在辛加拉查，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苏加米妮。女儿生下后不到两年，苏克米经申请获准调到苏腊巴亚（泗水），也就是在这里，苏加诺出世了，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加诺。不过在他童年时期，前面两个名字就弃而不用了，之后按照爪哇老百姓的方式，一直叫苏加诺。

苏加诺的童年非常普通，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加诺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的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他六岁的时候，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拔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搬到惹班之后，苏加诺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苏加诺小时候并不是由父母带大，而是由他们家的佣人沙里娜照看，这对他未来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苏加诺将这个佣人当成了理想化的印尼女性的形象，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加诺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他说：“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苏加诺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薪金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加诺影响很大。苏加诺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大。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加诺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1916年，苏加诺进入用荷兰语教学的中学。他父亲是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使苏加诺进入这所中学的，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加诺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位名叫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人，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度尼西亚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加诺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加诺民族意识的觉醒。

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加诺政治活动的导师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理论：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加诺在这段时间学到了丰富的政治知识。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1921年，苏加诺从苏腊巴亚荷兰中学毕业，进入万隆工学院。在这里，他扩大了与万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接触，认识了运动领导人埃内斯特·多威士·德克尔及其同盟者集普多博士等人。1926年苏加诺从万隆工学院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这时他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了。毕业后，他在克萨特里亚专科学校担任教员，后因他在教学中煽动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被解聘。此后，他和万隆工学院的同学安瓦里合办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创立了研究总会，他的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苏加诺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这一组织后来改名为印尼民族党。1929年12月9日，他因参加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集会被捕入狱，被判四年徒刑，1931年12月31日被释放。他从狱中出来后立即投入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1932年10月，苏加诺加入印度尼西亚党，并被选为党主席。不久，苏加诺再次被捕遭到流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赶走了荷兰人。苏加诺把日军看成是印尼的解放者，并甘心为之效劳。1945年日本投降。1945年8月17日，他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并任总统，提出了建国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奉真主。1950年8月14日，印度尼西亚通过了临时宪法，8月15日，苏加诺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为共和国。1963年5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收回了西伊里安。为了团结各派力量，苏加诺提出了“纳沙贡”学说，声称他的内阁将代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思潮：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长期以来，在苏加诺、陆军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苏加诺始终处于权力中心地位，起着平衡作用。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名叫苏哈托的军人，在苏加诺最脆弱的时候，挑起了政变的大旗。

政变前夜

1965年9月30日夜晚，地处热带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极为闷热，蒸腾的湿气围绕在人四周，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而这个时候在北半球温带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雅加达街道上的人们在休息乘凉。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人民协商会议的受命者苏加诺身着小西服领青年装，头戴黑色无檐帽，正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的印度尼西亚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了这个千岛之国。

总统的声音有些嘶哑，因为身体不佳，长时间的演讲使他难以坚持，以致中间突然中断了几分钟。苏加诺总统的健康状况，长久以来是人们忧心忡忡且众说纷纭的问题。他拒绝了他的维也纳医生对他的肾病开刀的建议。他之所以顽固地不肯开刀，据说是因为一个传统的占卜者曾告诫他说，他会死在刀下。他喜欢看中医，并采用针灸疗法。1965年1月，在茂物的一次典礼上，苏加诺给为他诊病的中国医生授奖，并对他已垂危的谣传加以驳斥。

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苏加诺对外界流传有关他健康的谣言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深知这种谣言背后隐藏的一种企图，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使节否认这些谣传并宣扬自己健康状况良好。确实，他的精力还是充沛的，他还可以在深夜的宴会上始终神采奕奕地与众人应酬，尽管那些贵宾们已无精打采地等待这位总统退席。然而，有迹象表明他的体力正在迅速衰退。虽有高级医疗顾问的照料，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征象还是不能完全掩饰。他变得动不动就发脾气，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会见他们讲话时有语无伦次的情形。8月5日，在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上，他晕倒了，于是引起了他病重的传言，也加深了人们对于行将出现的权力争夺的担忧。这一次，他突然中断演讲，显然是由于身体不舒服，虽然几分钟之后，他又铿锵有力地接着讲了下去。

就在苏加诺总统发表演讲的同时，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65年10月1日凌晨，雅加达以南约10英里的哈利姆空军基地，七辆满载着武装士兵的军用大卡车出发了。经过一个岔路口时分成了两批，其中六辆驶往雅加达，一辆开往雅加达的卫星城市马腰兰。他们的任务是绑架七名陆军将领，借口是奉总统紧急命令召他们去总统府。

哈利姆空军基地是这次政变的指挥中心。它位于雅加达郊外，一条不大引人注意的公路通往这个庞大的综合建筑群，它包括简易机场、兵营、军事设施、飞机库，中间有些小村子、水稻田和小块荒地。这里有个地方叫鳄鱼洞，是政变者专门关押反对派的地方。1965年7月以来，这个空军基地就成为志愿兵军事训练中心。在响应苏加诺“粉碎马来西亚”运动的借口下，进步的和革命的空军军官已为这次政变训练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和妇女。这次政变后来被称为“9·30”运动。“9·30”运动指挥中心有两个总部：一个是“进步的革命的军官总部”，其领导人有奥马尔·达尼空军少将、苏巴佐准将、拉蒂夫上校、赫鲁·阿特莫佐空军中校和翁东中校；另一个是共产党的指挥部，配备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迪·努·艾地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以及特别局的局长加马鲁沙曼，别名西亚姆。虽然这两个总部分立，但保持经常联系。

同时，陆军及其有关机构是左右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另一股势力。他们对苏加诺越来越倒向共产党及左翼势力一边感到不满，他们也在等待，伺机夺权。在1965年9月30日晚苏加诺发表演讲的时候，陆军的许多将领并没有在现场，如后来控制局势的苏哈托将军，他既没有参加体育馆的大会，也没有在收音机或电视机旁收听收看。那天晚上，他到哪里去了？其中一个最绘声绘色的说法是，苏哈托在亲信巫师的紧急忠告下，那天晚上到河水汇合的地方做礼拜去了。据说，巫师告诉苏哈托，凌晨2点之前不要回家。如果他回家，将会大难临头。而这个时候正是“9·30”运动发动政变逮捕反对派陆军将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苏哈托由于不在家而幸免于难。午夜刚过，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在陆军总部门前站岗的士兵此时早已疲惫不堪地耷拉着脑袋，抱枪倚墙，不停地打着哈欠。

突然，一个政变的士兵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边上来结束了哨兵的性命，政变的士兵一窝蜂似的迅速包围了各个陆军军官的住所。三名将领帕尔曼少将、苏普拉普托少将和苏约托中将未及抵抗就已被捕，并被带到哈利姆。另外两名进行了抵抗，其中潘贾伊坦中将在其住宅前的花园中被击毙，哈约诺少将在卧室里欲夺枪，被当场打死。陆军参谋长亚尼见是一位不速之客请他去总统府，感到不妙，于是佯装穿衣，企图掏枪抵抗，也被当场击毙。三人的尸体，被丢进停放在外的卡车上带回哈利姆。只有纳苏蒂安将军听到枪响后，急忙翻后墙逃走。他身上仅穿了一条短裤，在跳墙时，不慎跌断了脚踝骨。他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逃到伊拉克大使馆，捡了一条命。然而他的一个副官膝德安中尉，因面貌与他酷似，被政变者抓走了。纳苏蒂安的女儿，在房内被乱枪击中，几天后不治身亡。当卡车回到哈利姆空军基地时，政变者为首战告捷而欢呼雀跃，喊口号和唱党歌。被绑架的陆军将领被关进了鳄鱼洞。在政变者绑架陆军将领的同时，另外的一些政变部队占领了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电话局。到了第二天上午，政变部队以飞机场为基地，已经控制了局势。

军人政变，苏哈托浮出水面

1965年10月1日凌晨，苏哈托的住宅非常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周围一片寂静，偶尔有些三轮车夫懒洋洋地踩着三轮车经过。没有吉普车的噪音，没有不寻常的活动，也没有政变者来劫持这位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司令，他不像那六位高级将领一样遭难。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苏哈托将军淡淡地说，他不在绑架名单上，“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留到以后处置的二流军官。”低估了苏哈托，是政变者的失误之一，这导致了政变失败和共产党被屠杀。

苏哈托的邻居、当时担任地方社会组织秘书的马舒里先生，天亮前得到一个陆军上尉的告急消息。这个军官从一个电视技术员那里获悉：他在回家途中发现纳苏蒂安和哈约诺将军的住宅附近有些不寻常的迹象。由于这个有着典型爪哇人礼貌的上尉不愿意冒险冒犯上级，所以马舒里就主动叫醒了苏哈托将军。这时已是10月1日清晨5时30分。苏哈托后来回忆说，他首次听到含含糊糊的报告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回忆说，“我冲了个淋浴，穿上军服，由于司机还没来，我亲自驾驶吉普车。在我前往陆军战略司令部途中，我遇到一些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他们属于陆军战略司令部指挥，但是他们不向我敬礼。”6时30分苏哈托进入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独立广场东街3号的总部（靠近独立宫）。当时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值班军官和雅加达卫戍司令已经了解到陆军将领被绑架的详情，并立即向他作了简要汇报。上午7时20分，印尼国家电台播放了政变者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第1号公告，公告说，他们成功地制止了“将领委员会”发动的政变。根据这项公告，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加诺总统的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手中。

很少有人熟悉这个人，但却被苏哈托有意识地记住了。当苏哈托将军担任解放西伊里安（前荷属新几内亚）作战部司令时，翁东曾经是苏哈托在中爪哇梭罗时的一个下属军官，翁东后来奉命在西伊里安空降。他知道翁东是一个有着极左思想的人，因此，苏哈托断定革命委员会和“9·30”运动是一个极左派的政变。10月1日早晨，还有许多情况仍然弄不清楚：“9·30”运动在首都和在各省的实力，被绑架的陆军将领的命运和下落，苏加诺总统的作用和卷入运动的程度。在人们情绪激动、谣言四起和议论纷纷的情况下，苏哈托已下决心挽救局势。他说：“我手下的军官赞同我担负起领导职务，因为我是唯一能行使职权的战地司令官。以前，当亚尼将军不在时，我曾被委任为陆军代总司令。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能够取得联系的范围内，尽可能了解有关雅加达所有军队是否忠诚的情况。其次，我命令所有忠于我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禁止离开营房。我希望避免同刚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引入歧途的军队发生流血事件。我试图说服尽可能多的叛乱者同我们合作。”

现在摆在苏哈托面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对面的独立广场上的两营部队，他们的倒向很重要。这两营部队曾奉命“保护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是从中爪哇第454营和东爪哇第530营调来参加计划在10月5日举行的建军节阅兵典礼的。他们已在前一天接受了苏哈托的检阅，并没有出现靠不住的迹象。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士兵很快就同这两个营的士兵进行了接触。苏哈托将军亲自和驻守在陆军司令部对面的这两营军官谈话，并告诉他们，翁东中校在苏加诺总统有生命危险的借口下，将利用他们来反对国家的真正利益。经过几个小时的协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

下午3时，苏哈托表现出强硬姿态。他对这两个营的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我给你们30分钟去集合队伍并投降，否则我将粉碎你们。”在苏哈托的高压威胁下，除第454营的一个连外，这两营军队最后投降了，举起了白旗，放下了武器。那个连撤到了首都郊外的哈利姆空军基地革命委员会总部。苏哈托扼要地把情况通报给他在雅加达所能接触到的司令官，包括海军、空军和警察官员。与此同时，他命令雅加达和爪哇以外的司令官让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苏哈托甚至用无线电和远在北苏门答腊棉兰的伊德利斯将军通话，当时他正待命率领该师进攻马来西亚。苏哈托要求伊德利斯立即派一个旅到雅加达。后来这个旅按时在10月中旬抵达雅加达，参加了镇压中爪哇的共产党人的起义。

10月1日下午5时，获得陆军战略司令部告急的消息后，陆军伞兵突击团从首都以南的营地赶来。这支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当时在沙尔沃·艾狄上校的率领下，奉调前往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芝利利坦，而该团的一个营则留下来增强陆军战略司令部能动用的部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总部设在万隆的西里万吉师的第一机械化部队到达雅加达。这个精锐师并非第一次奉命镇压共产党的起义。印度尼西亚人不会忘记，西里万吉师在镇压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茉莉芬起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苏哈托终于掌握了主动权。下午6时30分，他下令在尽可能不开枪的情况下，占领位于独立广场的国家电台和中央邮电局。“我本来在上午就可以用武力占领这两个地方，但我认为引发当时就已在意料之中的流血事件，那是愚蠢的。我宁愿采取不声不响的行动，所以，大约在下午7时，不用挑起激烈的巷战，我就大体上控制了首都的局势。”纳苏蒂安将军于下午4时左右来到陆军战略司令部。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反政变的陆军中心的力量。苏哈托上午就已从纳苏蒂安将军一张简短的便条中，获悉这位四星将军脱险的消息。纳苏蒂安脚上缠着绷带，头上也有一些擦伤，看起来疲倦不堪。

苏加诺的反击功亏一篑

面对暴风雨般来临的政变狂潮，生性敦厚的苏加诺明显缺乏一种对危机的敏感性。9月30日晚上，苏加诺总统在史纳延体育馆举行的全国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大约在当晚11点钟回到独立宫。他首先冲了个淋浴，因为天气太热，加上动情的演说，他出了一身汗。他洗完澡，穿上了宽大的浴衣，这时侍者已端上了茶点，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换上了一件方格衬衫，一条灰色马裤，这是他妻子黛维夫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为了迎接她，他特意穿上这身她喜欢的衣服。然后驱车前往印度尼西亚饭店去接他的日本妻子黛维。而她在苏加诺出席史纳延体育馆会议的时候，已在尼尔哇纳夜总会度过了一段时间。黛维夫人年轻漂亮，具有东方女性的一切魅力。她身穿艳丽的大花连衣裙，一头黑油油的披肩长发，戴着一幅大号变色镜。在苏加诺总统赶来之前，她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她抱怨苏加诺来晚了，苏加诺笑嘻嘻地表示歉意。然后两人同往史利比区卡托·苏布罗托街黛维夫人的豪华住宅。总统将在那里过夜。

上午6时左右，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苏加诺从梦中惊醒，他打开床头的台灯，离开身边的黛维夫人去接电话。他获得关于市区发生“不寻常事件”和纳苏蒂安将军及莱梅纳部长住宅遭到袭击的第一次报告。当他询问是否可以回到独立宫去时，黛维夫人住宅的警卫人员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苏加诺在少数警卫人员护送下动身。在前往独立宫途中，到达印度尼西亚饭店附近时，总统接到治安员扎伊尔兰上校的无线电话，要求总统不要进入独立宫，因为那里很不安全。他要求总统继续前往另一个妻子哈雅娣夫人在格罗戈尔的住宅。

总统在住宅里，接到了更多的消息：将领被绑架、纳苏蒂安将军的女儿受重伤和纳苏蒂安逃走。苏加诺听取了这些报告后说，这些事件对他来说是“太突然了”。然后他问扎伊尔兰上校：“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扎伊尔兰没有立即回答。他命令苏巴托少校跟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的司令官联系，但没有与陆军战略司令部的苏哈托联系。最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苏巴托少校只和部长、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联系后就回到哈雅娣夫人住宅。因为奥马尔·达尼是政变的参与者，他告诉苏巴托，其他地方都不安全，尤其是陆军战略司令部。他说让总统来哈利姆吧，这里最安全。

苏巴托向总统作了汇报后，苏加诺当时也搞不清哪一方已控制局势，于是决定去哈利姆。当苏加诺坐着直升机来到哈利姆时，他得到了空军少将奥马尔·达尼和空军准将雷奥·瓦蒂梅纳的欢迎。政变的领导人达尼和苏巴佐准将向总统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件。苏巴佐曾经作为政变一方的代表在上午6时左右到达独立宫，试图会见苏加诺总统，但他没能如愿，两手空空地回到哈利姆。直到上午9时过后不久，他才有机会向总统报告情况。当苏巴佐谈到国防和统筹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已经逃走时，苏加诺总统的反应是要弄清情况。苏加诺总统十分同情政变的左翼势力，因为长期以来陆军势力已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直接威胁到苏加诺总统的地位。苏加诺总统对绑架将领的评论是：“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他同时提醒政变参加者，纳苏蒂安的逃脱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总统的出现给政变者以极大的鼓舞，但苏加诺犹豫不决，避免明确表态，这使当时的局势更加混乱。政变者由于准备不足，难以对付苏哈托的攻势。在政变部队即将陷入困境的时候，苏加诺派出第二个使者到达陆军战略司令部。使者在下午7时30分到达，这时苏哈托忙于组织一支特遣部队，准备给空军基地的政变部队以致命的打击。苏哈托和陆军战略司令部仔细研究后，决定继续进行军事准备，同时派遣自己的使者到哈利姆劝说总统尽快离开空军基地，因为攻击即将开始。由于苏加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苏哈托难以对他下手，也不可能一脚把他踢开，所以他还是以最高统帅忠实军官的面目出现。由于作战的需要，陆军战略司令部迁到史纳延体育馆。

苏加诺的到达和派出的使者，并没有挽救政变失败的命运，因为苏哈托将军牢牢地掌握了军权，他指挥的部队在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政变的领导人劝苏加诺总统乘飞机到日惹去，总统没有接受，而是听从第二副总理莱梅纳的劝告，在几乎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当晚10点乘汽车到达雅加达以南40英里的茂物总统行宫。这时，空军基地便成为政变部队与苏哈托部队冲突的战场。进攻哈利姆的特遣部队在陆军伞兵突击团团长沙尔沃·艾狄上校率领下，于10月2日凌晨3时到达空军基地的外围。陆军伞兵突击团的部队、第328古羌营、一个装甲车连和一个坦克连已经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但在冲突前敌对双方用印度尼西亚传统的方法进行协商。

哈利姆空军基地负责防御的德宛托空军准将和他的对手沙尔沃·艾狄上校，尽力避免在武装部队之间发生流血事件。德宛托说服沙尔沃·艾狄，前往茂物进行一次最高级别的协商，因为几小时前苏加诺总统已经离开空军基地到他的茂物行宫去了。当这两位司令官去茂物时，他们的军队继续面对面地对峙着，准备战斗。

在茂物行宫，总统告诉他们避免发生流血冲突。当艾狄带着总统的命令回到陆军战略司令部时，苏哈托已完成了他的军事部署。因此他能在下午1时左右离开史纳延陆军战略司令部到茂物去会见总统。苏加诺、苏哈托和武装部队的其他司令官在行宫停留了五个小时。会见期间潜伏着紧张局面，但始终没有发生直接对抗。总统宣布，陆军领导权现在由他掌握。他指定陆军部长第三助理普拉诺托少将临时主持陆军日常工作，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将军按照他提出的政策负责恢复治安和秩序。

苏哈托面无表情地接受了总统以坚定语气表达的意志。雅加达的许多晨报早已发表了分散陆军领导权的总统命令。这项消息和陆军情报中心发布的消息互相矛盾。陆军情报中心发布的消息说：“苏哈托少将暂时掌握陆军领导权。”这两项公告的日期都是10月1日。

苏哈托与总统的会谈，越来越陷入困境，他尤其反对苏加诺总统分散陆军领导权。他怒气冲冲地说：“在军队生活中，同时正式任命两个指挥官是从来没有的事。”于是他决定撇开普拉诺托将军自行其是，牢牢掌握住陆军的领导权，使苏加诺分散陆军领导权的命令变得毫无作用。苏哈托回到陆军司令部时，用武力夺取哈利姆空军基地已不成问题。因为翁东中校已乘坐空军飞机去日惹的艾地主席那里。苏加诺总统让空军少将奥马尔·达尼及其家属在他的茂物行宫避难。次日凌晨，苏哈托的部队占领了哈利姆，政变完全失败。

10月5日，苏哈托为被害的陆军将领举行葬礼。葬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灵枢用装甲车运到加里巴达英雄公墓。参加葬礼的大多是军人，也有不少围观的群众。苏加诺总统没有参加葬礼。虽然政变已经平息，但苏哈托与苏加诺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显然，通过这次政变，苏哈托将军大权在握，苏加诺总统大权旁落。但苏加诺总统在尽力挽回，力图重振雄威。苏加诺在茂物行宫召集了两次“两项人民命令”内阁的会议，他邀请了著名的共产党部长，如鲁克曼和约多。10月6日，在谈笑声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苏加诺宣布，“9·30”运动应被看做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委员会将自行解散。11月6日，在茂物举行了第二次内阁会议。苏加诺在苏哈托大权在握的情况下，不得不任命苏哈托为部长、陆军总司令，结束了普拉诺托的插曲。但两人的关系疏远了，这在两个人的脸上反映出来，当时独立宫的气氛是冷冰冰的。在这次会议上，总统仍然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他力图撤销冻结共产党在各地区活动的命令。这一命令是军事行动最高指挥部苏吉普托少将于10月4日颁布的，苏加诺与苏吉普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吉普托是苏哈托的坚定支持者。当苏加诺力图减少对将领的杀害，而苏吉普托却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强烈行动时，苏加诺毫不让步地说：“你懂什么！这是高级政治。”苏吉普托反唇相讥：“总统大人，你靠边站吧！”

最后的斗争“二苏”的斗争最后还是以武力战胜政治而告终。经过一番交锋，苏哈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用武力镇压了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政变后，苏哈托开始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苏加诺总统因包庇和支持政变而大权旁落。为了对付政变失败后的局势，重新掌握政权，苏加诺命令组织苏加诺阵线。1966年1月15日，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发表演讲，第一次提出成立苏加诺阵线。第二天，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号召组织一个应包括城市和农村，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加诺阵线，“以反恐怖对付恐怖”。他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向全国呼吁，强调成立一个更加忠于领袖的团体、以增强现有组织的忠诚。苏班德里约主张把纳苏蒂安、苏哈托和沙尔沃·艾狄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因为他们要对杀害25万共产党人负责”。

既然苏加诺总统和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已宣布成立苏加诺阵线，苏哈托明知这是冲着他来的，但是他不能公开反对。于是苏哈托指示手下的人建立“建国五原则阵线”，并说苏加诺阵线是建国五原则阵线的一部分。这样就把苏加诺阵线纳入了建国五原则阵线。任何想要表示同“伟大的革命领袖”团结一致的个人和团体，都必须向军事当局登记。任何人都不得比其他人更忠于苏加诺。苏加诺阵线被如此紧紧地包围，以致毫无生存的气息，最后各地区司令官终于宣布没有必要成立苏加诺阵线，并加以禁止。苏加诺企图以苏加诺阵线来组成另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组织的努力失败了。苏加诺在这一回合中输给了掌握侧攻这一卓越斗争艺术的对手，但这还不是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苏加诺在建立组织的努力失败后，集中全力搞上层组织。从1966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苏加诺总统不断努力加强他在最高指挥机构，特别是在内阁和军事行动最高指挥部的权力。

1966年2月21日，苏加诺总统宣布组成“改组后的两项人民命令内阁”。当时，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势力和拥护苏加诺的左翼势力都很强大，双方势均力敌。苏加诺不得不确认苏哈托将军行使部长、陆军参谋长的职权，但他“体面地免除”了一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坚定的反共人士，如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和部长、海军司令马塔迪纳将军的职务。但是，这一行动更刺激了苏哈托势力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

1966年2月24日，苏加诺在国家宫主持新部长的宣誓就职仪式时，苏哈托指示青年学生示威进行抗议，苏加诺不得不宣布在国家宫门前实行戒严。2月26日，苏加诺正式下令取缔受苏哈托支持的学生组织“卡米”，同时暂时关闭了印度尼西亚大学，在雅加达实行戒严，并派出好几营突击部队和装甲车，异乎寻常地显示了军事力量。苏加诺命令他的扎克拉比拉哇警卫营镇压受苏哈托支持的青年学生和袭击其总指挥部。这个行动遭到了苏哈托将军的还击，他命令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军队保护印度尼西亚大学不受袭击。“卡米”被取缔后，2月27日，苏哈托又组织了中学生行动阵线“卡比”。继续以学生为枪炮反对苏加诺。总统和苏哈托将军之间不断发生冲突。3月11日事态发展到高峰。

当时，国家宫正在举行内阁全体会议。会上，苏加诺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谴责帝国主义，同时也指责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部长。他以坚定的口吻说：“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听从我的指示。你们之中如果有人不能跟随我，好吧，那就老实说吧。我非常乐意接受辞职报告，并任命别人来接替你……”苏加诺刚要求动摇不定的部长离职时，他的一位侍从武官庞邦·威查纳尔哥上校走进会议厅，交给总统一张便条，告诉他“一支来历不明的部队”（据后来泄漏的消息说，这支部队是由沙沃·埃迪率领的陆军伞兵突击团的士兵，他们摘掉徽章，执行苏哈托交给的“显示自己力量”的特殊任务）正逼近国家宫，包围会议大厅。苏加诺马上站起来，借口发生“重大事态”，直奔他的直升机，后面跟着没穿鞋子的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三人匆忙乘直升机回到茂物行宫。

当时苏哈托借口扁桃体发炎没有参加这次内阁会议，这实际上是耍手腕。在苏加诺召开内阁会议的同时，苏哈托、巴苏基·拉赫马特少将、M.优素福准将以及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阿·马赫茂德准将正在一起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苏加诺采取行动的方案。在苏加诺回到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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