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仰曦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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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又见瞿秋白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痕迹：又见瞿秋白/胡仰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743-4
Ⅰ.①痕… Ⅱ.①胡…Ⅲ.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435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王一珂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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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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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2千字
开 本 68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页3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43-4
定 价 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文前插图瞿秋白（1899—1935）少年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瞿秋白的母亲金璇1920年5月，瞿秋白在北京1920年赴俄前，瞿秋白与友人摄于北京（左起：李子宽、瞿秋白、金诚夫）1920年，瞿秋白与《新社会》同仁摄于北京（左起：瞿秋白、郑振铎、瞿世英、耿式之、耿济之）1920年赴俄前，瞿秋白与友人（左起：李宗武、俞颂华、瞿秋白）1921年，瞿秋白与李宗武（左）在莫斯科1921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在莫斯科（后排左四为瞿秋白，左五为张太雷；前排右四为俞秀松）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在莫斯科（前排左一为刘仁静，左四为季诺维耶夫，季诺维耶夫前面为布哈林；倒数第二排左六为陈独秀；后排左三为瞿秋白）1923年，瞿秋白在上海1924年8月，出席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成员合影(后排左三为瞿秋白；前排左四为廖仲恺，左六为孙中山)1924年底，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1927年4月28日，瞿秋白与杨之华在武昌第一小学。这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1927年，瞿秋白在汉口中共中央办公室门前1928年，瞿秋白与杨之华摄于黑海之滨1929年9月，瞿秋白、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在莫斯科1929年，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照片上文字系瞿秋白亲笔1930年，瞿秋白与苏联友人在莫斯科郊外巴库疗养院（前排左二为杨之华，右一为蔡和森，蔡和森左面为瞿秋白）1930年7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回国前在莫斯科瞿秋白狱中赠送陈炎冰的照片及题词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留影1930年8月，瞿秋白从苏联绕道柏林回国。柏林广场文化角的剪纸艺人为他制作了这张剪影本书作者与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外孙女李晓云合影自序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政治的先驱，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他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不朽建树，特别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他本人潮起潮落、多姿多彩的一生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画廊平添了一层瑰玮幻丽和气韵深长。瞿秋白逝世后，特别是最近的三十余年间，他的传记出版过多种，内容笔触大多投放在其政治生涯与革命历史上，以纪念性文本和研究性评传的形式流传，从文学的视角或者说更多地从精神和思想史层面为瞿秋白的生命史、心灵史作解读与诠释的似乎很少。瞿秋白作为文学的天才，他心灵深处无比丰富的文学世界没有能够得到合理充分的开掘和深刻精细的演绎。瞿秋白的一生有一根“文学”的线牵引着，贯穿着，他的心灵史完全可以用文学的烛火来尽情观照，也完全可以用文学的笔墨来完整表述。——事实上瞿秋白本人曾考虑过用文学的笔墨为自己的一生作传。
瞿秋白被关押在福建长汀囚室中时，曾草拟过一份《未成稿目录》，内容大抵两部分：一是《读者言》，包括十个题目：1.王凤姐。2.张飞与李逵。3.安公子。4.野叟曝言主义。5.“阿Q”。6.“阿Q”以后。7.酒瓶问题。8.“不成话”。9.古汉文。10.翻译。二是《痕迹》，包括三十一个题目：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蓝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7.□□□（缺漏）。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干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
历来的史家与瞿秋白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份《未成稿目录》是瞿秋白准备撰写文学札记文章和自传性作品的初拟目录，《读者言》是他内心盘旋多时、一直想一吐为快的札记杂文，而《痕迹》无疑就是他自传草稿的章节目录。即是说文学自传的纲目瞿秋白自己已经拟定，虽粗糙、简略，但他一生历史的人事线索、事业大纲都涉及了，而且时间结构、空间安排与人物地点均合乎历史逻辑与记忆伦理的惯常律例。
进一步，即是说，假以时日，延缓执行死刑，让瞿秋白多活一段时间，哪怕两周、三周，多至一月、两月，瞿秋白肯定会如数写出那些腹中酝酿已久、口中一吐为快的“未成稿”，包括那份题为《痕迹》的文学自传稿。我们说它是“文学自传”，因为《痕迹》清一色的文学题目设定，文学语词峻深，文学意味浓重，文学情趣沉厚，文笔驰骋的空间宽广远大。——“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瞿秋白确实想，也完全能用他文学家的笔墨才情完成这份《痕迹》的书写，了却自己曲折深重的文学宿命，包括“眼底烟云过尽时”的世事浮沉与人物教训。瞿秋白认为他的政治层面的文字债已经全部还清了，他的《多余的话》正可以说是一份政治自传或者政治自白，先前已经交卷。可惜的是国民党没有给瞿秋白留延时间，历史无情，《痕迹》胎死腹中，这不仅是瞿秋白的无奈，也是我们后人的遗憾和损失。
瞿秋白的一生固然是短暂的，其内容却极其丰富，可以说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且本质上充盈了文学的浪漫。但似乎再也没有人想到依照其《痕迹》那样来叙述来回刍他的一生。——这部人生往往被史家与研究者写成了革命奋斗的悲壮历史，其间的文思横溢、多才多艺、笔墨香与书卷气由于时间的流失、扬弃、遮掩与淡忘，渐渐变得愈来愈稀薄了，即是说“痕迹”愈来愈淡薄了，一些刻骨铭心的细节渐渐被埋藏在历史记忆的深处了。本书是我的一种尝试，它的构思与撰写即是完全依照瞿秋白的遗愿设计与叙述程序，完全依照《痕迹》“未成稿”的纲目章节梳理人事、安排框架的。《痕迹》的传记框架基本是完整的，瞿秋白思考它、设计它的时候一挥而就、胸有成竹，但到了我的手里却困难重重，所谓关山层叠、烟雾迷茫。但既然是试辟草莱，便须给自己添一点大胆莽闯的粗气热血。瞿秋白已经设计好了这部大戏的几本几折、出场人物，他甚至亲手绘画了历史背景并搭建了戏剧冲突的若干场景，有时道具都准备好了。我们完全可以忠诚地沿着他的原有思路与编剧线索大胆闯一回，大胆演一场。
要写出《痕迹》设定的宽阔与曲折，我得细细读完瞿秋白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文字，深深走进瞿秋白的内心世界，尽情鉴赏他的文学世界里显现过的形象美色，体验他头脑里、胸襟中掀起过的每一次汹涌的波涛，即是说，瞿秋白所有的饱满文学情趣的作品，心灵颤动的乐章，每一段旋律，甚至每一个音符都要细细考索与聆听，都要切入腠理地观察与鉴赏，都要领会与消化。大到《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多余的话》一类的诗史，小到《心的声音》《儿时》《“美”》等珠玑小品，有时一段笔记、一纸信笺、一句半句题跋，往往就是一首需要读懂的诗。瞿秋白不仅是个意义完整的文学家，而且本质上更像是一个诗人。他的许多文章均有诗的质地、诗的旋律，诗性的哲学组成了瞿秋白诗意的生命历程。我甚至隐隐觉得瞿秋白许多时候是用写诗的态度来处理他的政治事业，甚至用诗的形象创意和建构逻辑来分析判断现实中的矛盾与困惑，他对自己的生命荣辱千秋功罪的处置也秉持了诗人的胸怀气度与认识思维。——瞿秋白的“诗”或许正是我们观察他的最佳视角。作为诗人的瞿秋白已经完满地完成了“诗人”的使命，留给我们大珠小珠一盘珠玑，我们能不一一摩挲拂拭，寻觅心痕、辨识真迹，透射出其内质的光芒的同时，梳理出诗人革命家一生的心路历程与历史坐标。——我暗下决心要利用瞿秋白每一寸文学的波澜、每一段美感的漩涡，借助瞿秋白每一句“诗”来塑造好其历史，更感性、更“感觉”，也更艺术、更诗意地描画出他的心灵。
瞿秋白的一生经历——血肉的、精神的——比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更深刻，也更丰富，更符契“诗”的本质。瞿秋白曾说：我已经“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瞿秋白已来不及依照自己设计的线索编织出经纬鲜明、血肉饱满的《痕迹》，但愿我的这册《痕迹》能够扛起瞿秋白遗下的重担，镂刻出其逼真的人生“痕迹”，不仅描摹全他的躯壳，而且透凸出他的灵魂。长袖善舞，情采风靡，为人境留下一轮高挂绝丽的长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最后——说尽了政治遗嘱与名实千秋之后，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一句话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瞿秋白表达潇洒风度与放任文艺才情的一句俏皮话，或许也是他对人世间包括中国物质文明的另类的留恋与赞赏吧！但这句话并不“多余”，加上了这句话，才是完整的瞿秋白。而容纳了、放置了瞿秋白的世界才是“美丽的世界”，才是他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永别了”的世界。
最后，感谢李晓云、景同生老师对本书写作提供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帮助。他们不仅贡献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历史图片，并对书中诸多史实、细节进行了核实与修正。在此更诚挚祝愿瞿独伊老人身体康健。第一章 家乡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覆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瞿秋白《饿乡纪程》1.环溪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青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瞿秋白《饿乡纪程》
清高鹗补《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讲到贾政赦罪复职，“一日，行到毘陵驿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抬头便见一僧一道，夹着宝玉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待他赶上前去，心虚气喘，惊疑不定，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
在“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中，那下凡历劫的怡红公子，终在“毘陵”了却尘俗，飘然登彼岸而去，留给世人无尽唏嘘。虽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然“毘陵”这个地界倒也不虚，还颇有些来历：春秋时期为吴属延陵邑，汉代改称“毘陵”，后随年代变迁，又有“晋陵”“兰陵”之谓，至隋代始称“常州”。唐宋元明后至清乾嘉时代，成就“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的文化重镇。到了清末民初，所谓“中吴要辅”的常州府治正设在首县武进。
话说正值世纪交替之年，府城东南角有一广化门，门内有一天禧桥，桥北有一青果巷，巷内一条长石板路指向东西，坐北朝南数间巍峨石库门宅邸林立其间，均有了些年纪。沿途数到第八十六号，却是东西两院，前后五进。走进西院第三进，赫然一座堂皇楠木大厅，厅中屏门上悬“百鸟朝凤”中堂，厅内高挂一排玻璃宫灯，两壁布满山水、花鸟条幅。堂前堂后更各植有桂树四株——主人家“八桂堂”之称由此而来，远近闻名。
东院第四进是一幢精致秀雅的双层小楼，为内眷所居，因遍植兰、桂、菊、梅，更有芍药、凤仙、鸡冠、牵牛，百卉争奇斗艳，天成奇异之香，故取芳名“天香楼”。这一日正是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申时（1899年1月29日），瞿家老二房一支内四房第十六世懋字辈添一新丁，初名懋淼，号熊柏。因此儿发际天生长了两个旋儿，俗[1]称双顶，父母亲便顺天意，为其取一乳名“阿双”。
瞿家先祖世居湖北黄梅，宋代南迁至吴越，定居虞山。明初，虞山瞿氏一支迁往荆溪。明中叶成化年间，再迁至晋陵。据《瞿氏宗谱》记载：“晋陵瞿氏，明季巨富，号‘瞿半城’。西郊有覆街屋，至今犹称瞿家棚。武进县仓廒则瞿氏之仓廒也。”“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世代科名，两朝勿替，迄于今已数百年簪缨不绝。”“三自世祖以来，至今奕奕缙绅，蝉联八代”，“相继为士大夫者十余世矣，诗书之泽如此绵远，亦人家所难能而不可必得者也”。甚至留下“无瞿不开榜”之佳话。阿双的曾祖父瞿锡保，道光丁酉顺天乡试举人，拣选知县。祖父瞿廷仪，字贞甫，获五品顶戴，挂“云南白盐井大使”虚位，实际上却是胞弟瞿廷韶（字赓甫）幕下文案职司。就在阿双呱呱坠地的同一年，叔祖瞿赓甫荣升湖北按察使，翌年又升为布政使，因曾经参与镇压捻军和辅助张之洞“西学为用”的新政而获三次面圣的殊荣。阿双的父亲瞿世玮，字稚彬，号一禅，道号圆初。在十五世同辈中排行老七，人称“瞿七爷”。与父亲一样，瞿世玮也只有一个“国学生”及“浙江候补盐大使”的虚衔，实际上却是赋闲家中，侍奉风瘫老母，并帮忙照管叔父功成名就后大兴土木、用以收官之后颐享天年所建之“八桂堂”。
对于祖父、父亲两代托庇于叔伯门下的尴尬身份地位及其所注定的未来凄苦畸零之前途命运，童年阿双不可能有所知觉，平日里气氛森严、奢华富丽的“八桂堂”根本无法拴住他活泼好奇的稚嫩身心。对他来说最开心的头等大事，莫过于母亲说要带他去大姑母和外祖母家“白相”。天香楼里雕廊画栋上精雕细琢的葡萄、松鼠，再栩栩如生也比不过田野中的蚯蚓、溪流边的青虾、稻田里的黄鳝来得活泼有趣。没有什么能比大自然无忧无虑的“游乐场”本身，更能吸引孩子们的“童心大悦”了。
大姑母与外祖母的家位于江阴西乡贤庄，离常州城约二十里，清流禾稼，风光旖旎。庄外有一条澈碧灵动的小溪，仿佛一枚玉环，将整个村庄环抱其中，人们便称它为“环溪”。环溪岸边，外围一圈白杨绿柳，内围一园粉桃翠竹，核心则是一片青瓦白瓷般的玲珑村舍。远远眺望，活脱脱一枝水中浮荷，让人不禁牵动心弦，浮想联翩。
环溪周围，一片广袤的原野，贤庄的农民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生生不息。不远处的姬墩山上，满山遍野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散发着清馨的淡香。在山坡上草丛中嬉笑打滚的孩童中，常有阿双小小的身影。他喜欢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撒欢地奔跑，把白色的纸鸢高高放起，给纤纤看；他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赶牛上山，牛儿吃草，他就采各色野花，编个花环给纤纤戴；他还喜欢钻进稻田抓黄鳝，伏在溪边钓青虾，拿给纤纤玩。大姑母的四个女孩儿中，也不知怎地，阿双最欢喜纤纤，觉得和仙仙、明明、珊珊都不如和她来得亲密友爱。
不知不觉中，夜色降临。在星光月影下，孩子们又在谷堆旁开始了追跑打闹的捉迷藏游戏。游戏的后续节目自然是罚唱歌、讲笑话和猜谜语。阿双不爱这些，便把母亲平日里给他讲的“鬼故事”抖出来吓人。他绘声绘色、连唬带跳地讲“画皮”，说这世上真的就有当面对你笑、背后挖你心肝的“人”哪。吓得小伙伴们四下逃窜，一哄而散。这时，他又自觉无趣，想把大家再唤回来。可是伙伴们仿佛田野里的泥鳅，钻进草丛中便呲溜不见了。只留下阿双和堂兄弟姐妹们，胡乱抓了几只萤火虫，装在小玻璃瓶里，便悻悻地踏上青石台阶，走进村庄正中一所深宅大院的黑漆大门内。
一进门，又是几进几出，厢房林立，人工穿凿的园林、假山、小桥、凉亭、荷花池一应俱全，可阿双却没了兴致。他常常独自在厢楼凭窗而坐，望着厅壁上的五色玻璃发呆：想着各回各家的小伙伴们此时在做些什么。那时的他，还不可能明白，贤庄四周都是贫苦的农家，伙伴们的父辈祖辈，正是以佃户的身份，世代租种当地最大的地主——金家的土地维生。而他的大姑父金翰如，身为十乡总董，家资富足，正是环溪的头面人物，与阿双的外祖父金心芗更是同宗。金心芗，名城，祖籍安徽旌德，原住江阴县西乡大岸上村，后迁居贤庄。出身世代官宦之家，本人官至广东盐运使。阿双的母亲金璇，字衡玉，是他的次女，自小聪慧，文史诗赋均具修养，更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有才女之称。就连婆婆都称赞她说：“如果稚彬也能像我家媳妇那样有学问，考科甲就很容易了。”而当年的瞿稚彬，由于父亲早逝，母亲久病，寄居叔伯门下，婚事便是在岳丈家成礼，并住了一段时间后，才搬进八桂堂天香楼的。“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堆儿”的阿双在和农家孩子们的游戏追逐中，与他们建立了一种莫名的情感：既然同在一处玩着，那么所谓“我们”与“他们”之间究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次，阿双和小伙伴一起放牛。回到家中，母亲却发现他的褂子不见了，反复追问下，阿双才说山上风大，看到小伙伴光着背，冷得瑟瑟发抖，便把自己的褂子脱下来给小伙伴穿了。一向也尽力接济别人的母亲听后，淡淡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阿双听了，不服气，顶嘴道：“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直到十年后，阿双在上海与爱人、友人忆起此事时，仍为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母亲的回嘴懊悔不已。
1920年，在人生一次重大的旅途之前，他曾有过这样一段自述：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青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瞿秋白《饿乡纪程》
那一年的环溪梦中还有一幅蕴涵着初恋情愫的山水画作：只见江水滔滔，一叶小舟颠簸；江岸上山岭险峻，林木苍翠；秋雾蔽日，飞鸟远去。那是游子注定远行的形单只影，那是离人身后故乡佳人牵肠挂肚的一腔泪滴。画外飘然有谢灵运《登池上楼》诗句袅袅：“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上题“丙辰孟秋临鹿林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落款“秋白瞿爽”，[2]下有白文“瞿爽”、朱文“秋白”印二方……
再到十五年后，那一日的晌午时分，环溪之梦真正走向了尽头。他奋力拖着实在沉重得已然挪不动的身体，勉强倚靠在一棵小树旁坐下隐蔽，在茂密的草丛中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只听得四周风声渐起，树枝与草丛摇晃了起来，幅度越来越大，散发出阵阵原野的清香。神经本处于极度紧张中的他，忽然全身松弛了，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在内心作出一种等待与迎接的姿势。那不期而至的来自环溪的温柔撩拨，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恍然如隔世……
环溪，环溪，为何你在此时此地踏梦而来？
只听得草丛外边有人端枪大喊：“里面有人没有？”
刹那间，他从内心醒来：唯有回不去了的，才是故乡。
一路走来，他已经太疲倦了，剩下的只能是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那一口属于自然、属于童年、属于初恋的气息；那一抹无邪无忧、天真烂漫的绚彩；那一种关于“故土”的真实记忆的虚空。
那一刻，他明白，环溪的清流云影、草树禾稼，从此真的只是一梦了……[1] 文中对瞿秋白度过童年、少年时期的故乡居所八桂堂、天香楼、星聚堂、贤庄等地的文字描述，参考了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谨此致谢。[2] 此画是瞿秋白于1916年秋赠予表妹纤纤的《江声云树图》。该年年底，瞿秋白便离开故乡常州。日后，纤纤亦应父母之命，侍嫁他人。2.大红名片
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与东周的辞赋，与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上古、中古、近古，特别是近代史以及私人著述的野史笔记；哲学如先秦的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羊牧之《霜痕小集》引瞿秋白语
对于1903年发生在家族历史上那一场声势遮云蔽日、排场铺陈浩大、气派如压地银山般惊动了整个武汉三镇的大出殡，四岁的阿双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他只仿佛从大人们的慌乱中听得叔祖瞿赓甫没了。据说当时，不仅朝廷诏令湖北官府大事周章：“寅僚垂涕，兵民巷哭，汉口各商，三营兵弁，恭送牌匾，日几数起。”张之洞电挽一联：“人琴怀旧三千里，风浪同舟十五年。”就连驻扎汉口的各国洋人使节都屈尊免贵地下了半旗，中西合璧式的志哀仪礼将瞿家之尊荣体面推向顶峰，以至多年以后，这场丧礼仍成为家族人氏追念往昔辉煌的谈资。
而就在这热闹非凡、烈火烹油的盛景之下，瞿稚彬却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地举家迁出了八桂堂，暂且落脚于河对面的乌衣巷。不几日，由于乌衣巷房屋过于狭小，无法久居，只好又带着母亲、妻儿搬进了寄居八桂堂之前的另一寄居所——星聚堂。在瞿稚彬外祖父庄士全名下之星聚堂，位于常州西门织机纺，是一座前后五进、大墙门口有左右石狮坐镇的祖传老宅。院内轿厅、大厅齐备，并有数进家族厢楼耸立。瞿家人一进门，只占据了九皋楼正楼底层的三间小小的房屋。瞿稚彬带着母亲、妻子住在东面两间，阿双与弟妹则住在西面的后房。门面上是以照管老母为名借住于母亲的娘家，实际上却难掩八桂堂主人身后，不堪其直系遗族争夺财产的严辞催逼，而被世态炎凉那一把“冷嘲热讽”的风刀霜剑直接扫地出门的尴尬窘境。更何况，眼下星聚堂的借住也还是几经周旋告求，外加缴纳每月七块大洋的租赁条件才好不容易得来的。所谓“亲到贫时不算亲”，亲戚关系不过一纸租赁合同。
小小年纪的阿双，尚不懂得什么是“寄人篱下”的运命，更不会产生对于未来全家人即将走向“坐吃山空”的不归路的惊惧。孩子无瑕的内心想要抓住的，只是当下无忧无虑的嬉戏童真与阖家团圆的温馨欢乐。在他之后，父母已经相继有了妹妹轶群、大弟云白，很快又[1]会迎来景白、壵白的出生。他还有一个非亲兄弟，便是母亲陪嫁丫头徐氏的儿子羊牧之。据说，当时阿双和羊牧之合睡一床，两人常常[2]并头抵足，互唱唐宋小诗及小令为乐。
这一年，阿双五岁，到了入塾读书的年纪。坐镇星聚堂庄氏书馆的是年仅十八岁的庄怡亭。此人年岁不大，身体柔弱，据说脸上还带几点麻子，却也能规矩方圆严格要求，并不脱严师风范。另一方面，虽也是六扇格窗、四方书案、笔墨纸砚、蒙童读本，毕竟尚未脱少年心性，不肯正襟危坐，颇愿开明创新。识字之余，便带着八九蒙童在天井游戏耍玩，并植树种花，名为“体育”与“自然”。阿双植了一株桂树，常常爱惜浇水。平日家中又有严母《千家诗》《唐人万首绝句》的教诲，在书写方面颇有进益，博得塾师“聪敏伶俐”的四字评价。
转眼到了1905年，阿双进入星聚堂外靠近织机纺旁觅渡桥下新建的一所冠英两等小学堂读书。堂长庄苕甫是举人出身，却力主改革维新，矢志废科举而兴办新式学堂。校名“冠英”，即取“冠乎群英”之意，有《校歌》唱道：“欧风美雨，飞渡重洋，横来东亚兮。睡狮千年，誓将惊醒兮。大有为兮，冠英学生兮。”在《春季旅行歌》和《春秋季运动会歌》中，更有“花花草草有精神，莺燕都成阵。少年世界春世界，努力向前行”以及“天择由来因物竞，运动要竞争……”等张扬维新思想的语句。在实际教学方面，冠英学堂更是开风气之先，成为最早聘请“洋教习”全面施行新式教育的学堂之一。据比阿双早半年进入冠英小学堂的庄均回忆，当时他与阿双身材相当，便坐了同桌，共用一条板凳，就坐在倚墙第二排第一和第二座。教室进门处是一排落地长窗，上下都是玻璃。这个表面看起来穿着普通、沉默文静的男孩，性格上却不普通。由于酷爱读《三国演义》，在班上还与其三弟景白的奶妈的儿子杨福利以及姑表兄弟金庆咸仿效“桃园三结义”，三人各取一个别号，结为异姓兄弟：杨福利居长，号“霁松”；金庆咸次之，号“晴竹”；阿双居末，却号“铁梅”。明明本是单薄瘦弱的微小身躯，却在内心渴望着一副挺拔直节的铮铮傲骨。不过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层躁动不安的少年常捏合的社交形态，常凝结的江湖理想，松、竹、梅、菊或梅、兰、竹、菊也是此时节最常套用的“比德”性质的名字。
一日，上完日本教习开设的“博物”课，阿双无比兴奋地跑回家向羊牧之报告，原来课上的内容居然是一次狗的尸体解剖。阿双避开大人，特意找出纸笔，准确地画出心脏的位置，压低声音向小伙伴解释：“我母亲平常总对我说，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心在当中的，可见古人不了解心的位置。”这也是童年阿双第一次接触到近代科学原理，而他关注的命题居然是人心的位置，颇具世道权衡取舍的宿命启示与哲学义理选择的象征意味。
后来，羊牧之也进入冠英小学堂，二人每每放了学便在一处做作业，母亲常常过来查看，放下手中的一把红枣和花生糖。闲时，他们便将白洋蜡烛切一段，刻上字，充当象棋对弈。一次，羊牧之吃了阿双一个炮，却反被他将死。阿双拍掌笑道：“你不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啊！”
也许正是母亲平日潜移默化的影响，阿双的头脑中，从没有自居“少爷”的意识，也不明白为何别人会把自己当作“少爷”。上街遇到年长的乞丐对他喊“少爷”，他便会赶忙制止，把一个铜元放在人家手中，嘴里却彬彬有礼地说道：“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
一日午后，阿双和羊牧之往东门外天宁寺林园游玩，边捕捉各色昆虫，边采集各类树叶做标本，忘情之间走入园林深处。时至傍晚，两个孩子正伸脖聆听鸟儿的欢唱，忽见天上盘旋一只苍鹰，瞬间削入林际，攫一小鸟，振翅而飞。除了树木惊慌的晃动，林间却是一片死寂。阿双显然被此情此景弄呆了，一时之间似乎颇有所悟。
回到家中，阿双依旧神魄不定，若有所思，在廊上走来走去，就连手中那册旧历春节好不容易央求父亲给他买的《绣像三国演义》仿佛都失去了吸引他的魔力。翻到《张翼德怒鞭督邮》那一回，正不得要领，忽听得屋中杯盏碰落地面的声音，接着，便是父亲震怒的吼声：“混账东西，办他！拿我的名片，送他到衙门里去！”在阿双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不愠不怒、平和可亲的，此时却暴跳如雷，就仿佛林间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苍鹰！阿双吓坏了，头脑中不断涌出问号：什么是衙门？什么是名片？为什么要拿名片把人送到衙门里去？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九岁孩子的好奇心，很快他便知道了个大概。所谓名片，就是印着父亲“候补盐大使”头衔（孩子尚不懂得什么是虚衔）的一张大红纸；所谓衙门，就是治理一方老百姓的官府；而拿了父亲的大红名片去衙门，就可以把父亲嘴里那个“混账东西”扒下裤子，打上二十下屁股。知道了这些，回头再看《张翼德怒鞭督邮》，便觉得“特别有滋味”了，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阿双想：肯定也是怕有人要打他们的屁股吧。“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总之，这世间有苍鹰抓小鸟，也有人打别人屁股；鸟，既有苍鹰与小鸟之分，那么，人便也有打别人屁股的和被别人打屁股的之别。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根据什么分别，以及应该如何看待、解决这种分别，当时的阿双是不可能搞得清楚的。
1909年春，阿双顺利从冠英小学堂初等班毕业，在家自修半年后，于秋天考入当时常州唯一的一所新式中学——常州府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其时正值中国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们与清政府千钧一发、决战在即的历史时刻，“斗争”“牺牲”“鲜血”等语汇与孙中山、章太炎、秋瑾、徐锡麟、邹容、陈天华等名姓相结合，在广大少年人的头脑中掀起一场来势汹涌的革命风暴。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军国民教育”口号与古希腊勇士尚武的“斯巴达精神”笼罩在学堂的上空。年仅十岁、因矮小瘦弱而排在全班末尾的阿双也在军操课上一边嘴里唱着“心肝虽小血自热，头颅虽小胆不惊”，一边奋力掮枪操练不止。
然而，回到星聚堂，眼见阶前白菊花盛开，内心纤柔善感的阿双却作出这样一首工整的小诗：
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母亲读了称好，而素来颇信星相之说的父亲却摇摇头，产生“恐怕是儿不得善终”的看法。阿双却也自此逐渐淡用了此前用于自勉的“雄魄”“铁梅”等别号，即以接近天然本性的“秋白”字行。
据羊牧之的记忆：少年秋白在中学时期除钻研正课外，旧文学如《西厢记》《牡丹亭》《聊斋志异》《花月痕》等，都看过。已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群学肄言》、扪虱谈虎客（韩文举）编的《中国近世秘史》等，书桌上摆着红木盒的大端砚、白瓷水盂、刻字的铜尺、大笔筒，枕头边则经常乱堆着《杜诗镜铨》与《词综》。
一次，秋白在吃饭时意味深长地对羊牧之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与东周的辞赋，与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上古、中古、近古，特别是近代史以及私人著述的野史笔记；哲学如先秦的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这一时期的秋白，劳心忧思的爱国情怀已如荷尖初露。对此，同学李子宽在《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一文中有如下的追忆：“秋白少年时多病体弱，面色惨白，发深黄。当我入中学时（一九〇九年入中学补习班），秋白已先我在校，为一年级正班生，较我高半年，即因病留级，以是次年乃与我同班。……秋白由于体质孱弱故，不好运动，游息时仅偶而跑跑浪木，打打乒乓，留在自修室时间较多。平时沉默寡言笑，鲜与人争；即偶遭欺罔不堪忍受事，亦只微露怒容，掉头不顾；较之其他少年立即抗争甚至恶声动武者迥不相侔。略久始了解其内心常在幽郁惨怛之中，其反应之所以不同，并非由于怯懦。……独于课外读物，尤其是思想性读物，研读甚勤，如《庄子》、《仁学》、老子《道德经》、《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在民初中学初级生中能注意此类读物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江苏五中。我班同学受秋白影响亦偶向其借阅《饮冰室文集》及《仁学》等，此两书内容秋白在校时常引为谈助。惟《庄子》除秋白外，他人皆不易无师自通，亦惟秋白能独立思考。”
与此同时，思想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也在少年不羁反抗的心中厚积薄发地渐次显现。一次，秋白在一篇作文中借题发挥，对反抗政府的农民表示了同情与支持。国文教员是一个因循守旧的老秀才，历来视革命如洪水猛兽，斥革命党人为“乱臣贼子”，自然将瞿文打上“思想反动”的标签加以叱责。不料，秋白看到此人的批语之后，竟不知“悔改”，又兀自加上一大段批语的批语予以反驳，一副“不怯懦”的傲骨已暗中养成。
当时的常州中学堂已日渐发展成为伺机推翻清廷的秘密据点，学校重视的是课本及行动纪律，师长一味贯彻主观愿望，模仿日本教育模式，对学生进行严厉管束，不仅不注意多方启发思想，甚至对性情较活跃的学生存在有意压制行为。而秋白不仅不以为意，还有着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校友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便爆料了这样一段往事：
时全校皆寄宿生，家在城中者，周末得离校。一日，舍监室又出示，周末须告假，乃得离校。时低余两级有一同学名瞿双，因其发顶有两结故名。后易名霜，遂字秋白。其人矮小文弱，而以聪慧得群誉。周末晚餐后，瞿双独自一人直入舍监室，室内壁上有一木板，悬家在城中诸生之名牌。瞿双一人肩之出室，大声言，今晚全体告假。户外数十人呼哗为助。士辛师一人在室，竟无奈何。遂大群出至门房，放下此木板，扬长离校。瞿双星期一返校，是否特有训诫，则未知之。
不久，辛亥革命的枪声传至常州。秋白第一时间跑到屋中剪下发辫，用手提着连蹦带跳地拿给母亲及众人看，嘴里喊着：“皇帝倒了，辫子剪了！”只觉得痛快淋漓。妹妹轶群在《怀念哥哥秋白》一文中表达了对此情此景的深刻印象：“他在中学读书时，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风云所激荡，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围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我现在还记得他高擎着自己剪掉的辫子，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的样子。在当时他幼小的心里，以为国家已经有救了。”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双十节，形势却急转直下。轶群眼见着又发生了这样的一幕：“那年的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许多人家都挂上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灯笼上写上‘国庆’。哥哥却与众不同，弄了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两字，挂在侧门上。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去挂上；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悬挂门外，直到天明。事后，我听他对人说，这时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
这一年，秋白不过一介十二岁少年，却怀着如此深沉的忧国之心，这样明晰的政治见识。这与他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校长屠元博本人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庶务长、兵操教员等也都是同盟会员，他们常在学生中进行潜移默化的民族革命教育。何况当时瞿秋白与晚两年入学的张太雷已成挚友，时相过从。师长与同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与此同时，母亲平素从“旧道德”范畴出发的“与人为善”“扶危济困”的言传身教又将“铲不均”的理想早早植入秋白的头脑之中。羊牧之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情：“记得有一次上午，他邀我去东门外走走，在太平寺那边，正碰着一位四、五十岁衣衫褴褛的农民，站在一家不开门的店堂前，身旁站着头上插一个稻草结的小女孩在卖。路人都同情地围绕着议论。秋白看后，拍拍我的肩说：‘走吧，那个小女孩低垂着脸，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并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戴阔边礼帽的大胖子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
此时，他的家庭距离堕入“不得不出卖自己妹妹”的“不均”的最谷底尚有一段喘息的距离，他个人的内心因此也还保留有一份不多的余裕。
总之，少年秋白的思想内核，用当时他自己的话概括出来，便是：“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这也是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先进少年所共有的意识。他们的大多数没有赶上亲身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机会，只能慨然失望于辛亥革命未能如想象般一扫阴霾，拯救中国于深重危难，而未来将唤他们于觉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尚未到来，在这一段思想理论的空白期，用什么实现这一个“均”字，依然是时代留给他们的一道待解的命题。
若干年后，他将九岁时发生的这一张大红名片的故事写在信里，[3]寄给挚友鲁迅。那一张大红的名片，仿佛那一只苍鹰，依然在上空盘旋，依然在向地上的人们叩问那一个“均”字实现的途径。[1] 星聚堂期间，瞿稚彬与金衡玉还生有懋红、懋鑫（一女一子），皆早夭。[2] 参见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本书所涉及羊牧之对瞿秋白的回忆还有《霜痕小集》等文字。[3] 信落款1932年6月10日，当时未发表，1953年据手稿编入《瞿秋白文集》第2卷时，编者加题目《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3.父亲的画
……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瞿秋白《饿乡纪程》
童年时，阿双记忆中的父亲，是这样一幅画：
父亲牵着他的小手，一同出常州东门外，沿着护城河，隔岸有一处道观，观中晨钟暮鼓，内有一阁，高六丈，其上金碧交辉，古木藤蔓缠绕在侧，翠竹红梅点缀其间。踏径而去，阁后又有柏屋三间，悬额曰古春轩。壁上张悬名人字画，其中石几木榻、诗文笔墨俱全，兼有道士焚香奉茶、文人墨客谈禅论道，池边还有白鹤闲庭游走，不胜清高雅致之极。小小的阿双大气也不敢出，只得踮起脚尖，费力地攀着桌沿儿，看父亲与友人高谈阔论并时不时手到拈来，看似潇洒随意地在纸上画上几笔，感觉十分羡慕，不自觉间便深深熏陶在这一片飘飘然的诗情画意之中了。有时，这个淘气鬼会忍不住爬上画案一气涂鸦，父亲也只是宽容地“微笑着”，并常常抚摸他的头。回家路上，父子二人每每手牵着手，嘴里一同吟咏诗词，阿双记得其中一首是清初乡贤诗人赵翼的名句：“出郭寻春羽客家，红梅一树灿如霞。樵阳未即游仙去，先向瑶台扫落花。”在阿双的心目中，离开故乡之前，曾寄托了他孩童时代一腔“奇思遐想”的，除了“环溪的清流禾稼”，便是“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了。后来，他特作《红梅阁》诗一首，纪念那些在他人生初期颇为难能可贵的与父亲一起谈画论诗的风雅时光：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榾柮，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成年后，秋白记忆中的父亲，则是另外一幅画：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趣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位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飕飕作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为情呢？——瞿秋白《饿乡纪程》
翻开中华书局1929年5月初版的画史权威郑午昌所著《中国画学全史》，《现近画家传略》名目中赫然记载着“瞿园初，武进，山水”。可见，瞿稚彬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在济南）是以画家的身份跻身文艺界的。据在济南曾拜园初为师学画的王凤年的回忆和他保留下来的几十帧瞿稚彬的画作（有《岁寒图》《田家乐》《山居图》《秋山落叶图》《洞庭春色》《小山长河图》《寻隐者不遇》《风雨归舟》等）判断，画风隶属清初江南主流画派“四王吴恽”一路，尤爱王石谷。笔泽苍润，古朴典雅。同样是这位王凤年，向世人交代了瞿稚彬在济南也是在人间的最后几笔痕迹：瞿稚彬流寓济南后，生活十分清苦，与儿子阿壵二人相依为命寄居在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王姓友人家中，以园初为名教授绘画维持生计。1927年白色恐怖的旋风袭来，秋白作为“共党要犯”被通缉，为了不连累友人，瞿稚彬带着阿壵从王家搬出，在济南“私立美术学校”教授书画糊口。该校1931年出版的《山水入门歌诀问答》一书，据说便是瞿稚彬一生教画的心血之作，由浅入深地为初习山水画者介绍基础知识、入门引路，书中[1]所有示范性图例，都出自其亲笔。此后，瞿稚彬穷困潦倒，又几经流转，最后不得不迁住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直至1932年6月19日病逝。经同乡友人和学生的救助，他被安葬于南郊千佛山西麓的江苏第二公墓。而阿壵则在父亲死后，流落道观，直到1935年被瞿云白寻至接往南京同住，第二年病死于武汉。没有人知道瞿稚彬在人生最后时期的心理状态，以及撒手人寰之际，作为父亲的内心究竟怎样看待自己那个已经轰轰烈烈、做了共党“匪首”的儿子。
在这两幅有关“父亲的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凡想要描画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命运，其住所的“搬迁”往往成为一条主线。“星聚堂—八桂堂—乌衣巷—星聚堂”正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瞿稚彬带领全家老小行进的路线，而随着贤庄大姑母的去世，柴米接济的断绝致使瞿稚彬竟连星聚堂每月七元的租金也交付不起，这个世代定居常州的家族之一脉终于走到了月落星散之前的最后一站——城西瞿氏宗祠。
同样由叔祖瞿赓甫出资建造的瞿氏宗祠，坐落在城西觅渡桥北，门前蹲两尊石狮，门额上有“城西瞿氏宗祠”木匾。一河之隔，便是星聚堂，短短几条街道，却仿佛一条不归之路，唯有遥相望，黯神伤。随着瞿稚彬一家一脚迈进宗族祠堂的门槛，便也意味着他们一脚堕入了赤贫的深渊，命运中只剩下最后的挣扎。
景况至此，亦年老体弱的徐氏便携子羊牧之离开了瞿家。无可奈何的分别之际，秋白犹对羊牧之执手相嘱：“好好读书。”此后，但逢周末或假期，羊牧之还是会常常光顾这个冷清阴森、停放着瞿姓许多潦倒族人的灵柩、本是用于供人祭拜祖先的祠堂，来向秋白讨教数学与英语。每一次，他都是从东院首进的宗祠侧门进入，通过厨房、饭厅与客堂，屏门后便是瞿稚彬与金衡玉的卧房。二进与三进之间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小廊回合，种植着淡雅的菊花。西侧有一口水井，瞿家兄弟姊妹几个常常会从井中汲水，或浇花或作为日用。随后穿过三四进的穿堂，阳光充足，照得见书案与笔架，只见瞿稚彬正在那里专心伏案，埋头作画。羊牧之不敢打扰，快步闪进第四进房间。大屋里秋白的几个弟妹正在嬉戏玩耍，内间小屋名“翻轩”的，便是秋白的卧室兼书房。轩东墙下一小床，窗下一方桌，上置煤油灯一盏，壁上悬一地图，挂玉屏箫一支。一见到他来，秋白微锁的眉头便会暂时展开，有时会随手递给他一本《泰西五十轶事》，或是一本《花月痕》，翻开扉页，上面自画老梅一枝，明月一轮，掩映其间，上盖“铁梅”小方章一枚。
那时的秋白，常穿一件黑色马褂罩在旧棉袍上，脚下的鞋子也是补丁上加补丁。饭食是最简单的豆腐百页与蔬菜，并不见荤腥。一日，羊牧之奉母命给瞿家送一篮芋头。秋白留他吃中饭，却是早上剩下的一点白粥。秋白仿佛毫不介意，边吃粥边询问其学习及生活近况，并用筷敲敲碗边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又一日，正值中秋前夕。羊牧之一踏入“翻轩”，不见笔墨书香，却眼见秋白在整理一包衣物，说是母亲暂时不穿的一件绸棉袄和几件陪嫁时的旧衣服要送到孙府弄当店典质。羊牧之发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秋白苦笑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切身感受到的家庭的悲惨境遇加剧了秋白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坏象的失望、迷惘之情，又苦于寻不着出路。在一次闲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时，他竟然语出惊人地愤然说道：“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羊牧之笑说：“做个酒保有什么出息？”他便也笑了，回答：“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
除了玩笑闲谈，秋白的痛定思痛也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瞿秋白《饿乡纪程》
当时的秋白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番少年意气的讲话，日后却成了中国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之一。当时的他还只继续沉浸在对自我的解剖之中：
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瞿秋白《饿乡纪程》
对于秋白这段避世的“名士化”生活，作为当时同学的李子宽在《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回忆作为佐证：
省立五中制度，上午上课四小时，下午上课两小时；下午三时后，学生主课较差者补课一小时，如国文、英文等。其他学生则于此时间上游艺课一小时，游艺内容有书法、篆刻、军乐、雅歌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分组练习。秋白曾一度选雅歌（昆曲）学“拾金”一出，继而弃去，以后彼于著作中曾批评唱曲行腔咬字不尽符自然，其认识即基于此。后一年改习篆刻（治印），我亦与俱，其时发现秋白于小学（说文）已具相当知识，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较诸我辈初作尝试者迥然不同。秋白于治印之皖浙两派，于浙派较为爱好，所治印章在校时为多……秋白于音乐能吹洞箫，偶于月下一吹，音调婉转而凄楚，似惟此器适合于其情性。于国画能作山水，但亦不常作，在校时只写过两三幅，我乞得一幅。
李子宽乞得的这幅山水，是秋白留世不多的几幅笔墨之一。画面上高山临水，老松数株，山下水阁一座，内有一人横琴抚弦。画上题词云：
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概，何必苦索解人耶。——己未春清明，为子宽五兄雅属，秋白瞿爽（附印）。
此外，李子宽还记得秋白亦好诗词：“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之间，秋白课余时间付诸吟咏者不少。最初，我班同学年龄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訚、宜兴吴南如与秋白和我，相约学作诗词，从咏物开始。我未得其门径，不久即退出。秋白与任、吴乐此不疲，各存二三百首，抄录成帙，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惟秋白间亦作词，事隔四十年其成品亦不复能追忆矣。”
羊牧之则记得秋白平日还擅长手工雕刻，在常州中学堂读书期间，他制作的木制汤匙曾作为学校八十多种展品之一被选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在篆刻石章方面，尤其偏爱浙派，苍劲古朴。据他回忆：“秋白替我刻一篆文名章，把羊字的角‘M’，刻得特别大，我说角太大了，不好，要重刻。他笑说：‘角大能克敌，角大能摧坚，角大能自卫，怎能不大！’”
虽然在校有国文教师史蛰夫的精心教导，但秋白之篆刻，还是自幼受五伯父瞿世璜的启蒙，家中便藏有鹅黄、鸡血、寿山、桃源等精石；秋白之书法学“龙门二十品”，爱临摹亲戚名书家庄蕴宽的魏碑，故终其一生下笔均带几分魏意；而他的山水国画，自然是师承乃父，自幼看在眼里，熏在画中，便也心领神会。虽然自小身处书香艺海，但在秋白眼中家族里最具名士气息的还要数自己的父亲。父亲不仅画得一手好画，更精通医书，钻习黄老之学，颇具有读书人不同流合污的精神，他在红梅阁中信手挥毫的风度派头正是中学时代的秋白最崇敬而羡慕的。虽然这种风度派头最终消磨于大明湖畔的凄凉晚景，但相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秋白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从未轰塌。作为父亲，虽然因“无能”“无用”而饱受世事摧残，承担命运不济，但即便在破产之后，却仍要将别人“视作敝屣”的旧时诗古文词稿整理出来“做个纪念”，画画、修行，了此残生，最终保持了君子固穷之风不堕。作为儿子，也依然能从世俗对其父“无能”“无用”的判词中超脱出来，将来自父亲血脉之中的文人名士清介自守的风格骨气继承并恪守一生。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秋白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现象有清醒的认识，使他并没有把家族的衰败破产怪罪到无力供养妻儿的父亲头上。在距今九十多年前，青年秋白便振聋发聩地告诉世人：“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他在《饿乡纪程》中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矇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
若干年后，在关乎生死的牢狱审讯中，当端枪的狱卒粗暴地讯问其“姓名？职业？”时，他迟疑了片刻，抬头凝望已然看不到了的天空。父亲的画就在那里高高飘扬着。端坐书案、手捧医书的父亲，正在下方定定地望着他，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他不禁眼前一湿，便从嘴边坚决地滑过一句：“我叫林琪祥。我是医生。”——
这也许是他对父亲最后的一声纪念了。[1] 参见王凤年《瞿稚彬先生二三事》，《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娘娘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瞿秋白《哭母》
耐铭甥倩如晤：前日名片与皮袄均收到，勿念。壬甥回后，时有不适。医者云：气血不足，故较前两胎病重。余劝其服药，彼又不肯，执定欲下胎。医与收生妇均不肯，云非比私生者，彼等须伤阴骘。昨经余再三言自愿，始允；须洋五元，明日来此。后又嘱余早通知甥倩，最好有本人在此云云。壬甥先时虽欲如此，现又觉愁急。余观之可怜，故一夜未能合眼。余想甥倩既欲来常谋事，不妨早日来此，余亦可胆壮此。余因壬甥产后失调，故想趁此调养，但子孙系尊父母骨肉，不敢独主，望禀。堂上彼人所要之五元，须尊处出，余非惜此小费，可免日后招怪之意。接得此函，可去看乡间小孩一次，即来常。余再不见面责备，实因人手太少。甥倩或能稍代余劳，况谋生之事，准在中校。能定后，壬甥亦多一喜慰之念。如肯来，望将壬甥之帽只（帽子在面架旁上面之描金箱内）与珠花，并自铺盖均带来，丝棉亦带来，欲甥倩为阿双温英文耳。此颂 侍祉 廿二 姨字
再者，洋头绳袜壬甥本拟自结，因身体不快，故未能结；如请人结，需费一元。甥倩果要否？又第三年及今年月报带来，借我一阅。（瞿稚彬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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