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勒庞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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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试读：
作者自序
下面将对群体特征进行简单的研究。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整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精神。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并不一致。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唯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例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精神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是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藏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左右。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打算待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踏足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域，那么，我们所有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思考它们的范围内。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还有一些则是我们看不到的现象。
引论 群体时代
本节提要当今时代的变革，文明的变革是民族思想演变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群体力量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大众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滋生出力量的，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充当破坏者，群体不扮演别的角色，群体推动了衰朽的文明走向解体，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研究群体对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这些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表面看来似乎是由政局变动、外敌入侵或王朝的更迭决定的。但是，如果对这些事件做一个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你会发现隐匿在表象下的深层原因：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促成了这些影响深远的大变革。
真正的历史动荡，并不是那些恢宏和惨烈的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事件。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重要变化，就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在一个种族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更加稳固。
当今时代便是人类思想正在经历转型的关键时期之一。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第二，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唯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将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群体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群众的举动，使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那声音的内容。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最好地反映着这些阶级较为偏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被神祇所打动，此类措施也不会对那些头脑产生同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大关心使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抛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从来没有陷进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非它所造成。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它不理睬我们以为它过不了多久注定停止增长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能够阻止这种结果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蕴含着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还未处在一个能够做出肯定回答的位置上。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这是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使得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所有障碍已经被一一清除。
对于这些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所知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与它们相距甚远，对它们视而不见，因此当他们后来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便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有犯罪群体。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
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治理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有时他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完全缺乏了解。正是因为出于这种无知，他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陷入了使自己的力量遭受致命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归于毁灭。今天，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这正在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仍会引起无数的抗议。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是，一笔数目较多、显得数量很大从而刺激了人们想象力的钱，已经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代替了。新税看起来不重，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涉及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茫然无知，因而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经验至今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会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切的说明，而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
我将有机会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当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这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时，他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作为自己的指南，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几乎不存在道德因素。然而，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脉的，正是这些因素。因此，只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特性的研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奢望。我们至今所做的，不过是刚刚触及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其他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
第一章 群体心理
第一节 群体的一般特征
本节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体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体的情感和思想全部朝向一个固定方向转变，他们的个性也将消失，群体总是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及脊髓活动的主导，智力的下降及感情的彻底变化，变化后的情感会比群体中个体的情感更好或更坏，群体既易于英雄无畏，也易于犯罪。
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凑在一起。一般而言，只要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作“群体”。在现代心理学看来，群体一旦形成，就立即有了一种群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
然而，所有的群体都是一样的，群体就像是一个活的生物，它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思想，这种群体中共同的感情与思想，就是所谓的“群体心理”。
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一旦形成，他就获得了某些临时性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普遍特征。在这些普遍特征之外，还存在很多与之相辅相成的特殊特征，这些特征由于群体组成要素的差异而各有不同，并且会影响到群体的精神结构。因此，心理学群体的分类比较容易。当我们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也就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群体一会呈现出某些与同质性群体——也就是由基本类似的要素（派别、阶层、等级）组成的群体——共同的特征，除此之外，他们还附带着一些共同特征之外的特殊特征，从而能让这两种群体区别开来。
但是，在对群体的不同类别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先研究他们共有的那些特征。我们应该像自然学家一样开始工作，他们总是从描述一个族系所有成员的普遍特征入手，随后才会专注于那些能够区分这个族系所有成员的具体特征。
精确描述群体的心理不是一件易事，因为组织结构的差异不仅来自于种族和构成方式，而且也来自于激发群体的那些因素的性质和强度。然而，同样的困难也会出现在对个体的心理研究之中。只有在小说中，一个人才会以一成不变的性格走完整个人生。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会导致性格表面上的单一性。我曾经在另外的著作中证明了所有的精神结构中都包含有各种性格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会在环境的忽然改变后显现出来。这就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残暴的成员为什么会是过去那些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会是平和的公证人员或者品德颇受称道的地方官员。风暴过去之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的性格，成为了安静、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就从他们当中挑选到了最驯服的侍从。
这里不可能对各种组织发展程度不同的群体都进行研究，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会变成什么样，而不再是他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某些新的特征才会被叠加在种族亘古不变的主流特征上，随后群体会将全部的情感和思想转向同一个方向。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提到过的“群体精神一致性的心理学定律”才会开始发挥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与孤立的个体是一样的，另外一些则完全相反，为他们所独有，而且只能在群体中产生。我们最先要研究的就是这些特征，以便能够揭示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征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无论是谁，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不是相像，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事实，使他们拥有了一种集体心理，让他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与他们在独处状态下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众多的个体如果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思想或情感就不会产生，或者不会将它们转变成行动。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是由异质因素形成的暂时性的存在，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刻，完全就像那些通过重组一个新的存在而形成生命体形式的细胞，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征非常不同。
与人们在赫伯特·斯宾塞那样机智的哲学家笔下发现的观点完全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集合中，各个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汇总或者平均求值的情况。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组合之后产生出新的特征，就像化学中的某些元素，比如碱和酸结合后形成一种与形成它的那些元素完全不同的新物质一样。要想证明组成群体的个体与孤立的个体之间有多大差异并不困难，而要想找出这种差异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
要想对它们多少有些认识，首先必须牢记现代心理学已经明确了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生命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无意识的精神世界相比，有意识的精神世界意义不大。最细致的分析者和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只能找出一点决定着他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大部分是由遗传影响所产生的无意识本体的产物。这个本体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精神。在我们的行为可以说明原因的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而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许多我们自己也无从得知的神秘原因。
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秘动机的结果。尤其是在涉及那些形成种族精神的无意识因素方面，属于这个种族的个体都表现得极为相似，而在涉及他们的个性中有意识的因素方面——教育的成果以及更为重要的那些独特的遗传条件，他们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那些在智力上差异最大的人之间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范畴的每一件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情，等——最杰出的人士不见得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角度看，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微乎其微，或者根本不存在。正是这些受到我们无意识因素支配的、由种族中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以同等程度所拥有的普遍的性格特征，我认为，恰恰就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所共有的属性。在群体心理中，个体的才智被弱化了，他们的个性也相应地被弱化了。异质性湮没在同质性之中，无意识的品质占尽了先机。
群体平常只有普通的素质，这就解释了他为何从来都无法完成那些需要高度智力的工作。由各行业的专家所组成的群体做出的那些影响到大众利益的决定，并不会明显地比一群蠢人的决定更高明。现实的情况是，他们只能用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来的平庸素质来处理手头的工作。在群体中，能够累加的是愚蠢而不是天资。如果按照“整个世界”的概念来理解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通常说的，整个世界比伏尔泰更有智慧，而是可以肯定地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有智慧。如果群体中的个体仅局限于把他们都具有的寻常素质奉献出来，那么只会导致寻常情况的出现，而不会如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会创造出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不同的原因决定了这些为群体所独有而孤立的个体并不具备的特征。
第一个原因是本能的力量。首先，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体也会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从而敢于随心所欲，但在独自一人时，他一定会有所节制。他会很难约束这样的想法：匿名的群体，以及因此而来的法不责众，让总是约束着个体的责任感彻底消失。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现象。它决定着群体特征的表现形式，同时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倾向性。传染现象的存在很容易证明，但是解释起来却不容易。这种情况应该归类为催眠形式的一种，我们就将对此做一简单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情感和行动都有传染性，而且达到了使个体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程度。这是一种与人的天性截然不同的倾向，除非在他成为了群体一员的情况下，否则他几乎是不会有这种能力的。
第三个原因是暗示。这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原因，决定了群体中所有个体与孤立个体的特征截然相反。我这里想提醒的是，不要忽略了这种暗示，上面所说的传染造成的恰恰是这个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通过各种不同的程序，个体可以被带入到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会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操作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完全矛盾的举动。最为谨慎的观察者似乎已经证实，个体在融入到群体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要么是因为群体凝聚力的作用，要么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这种状态很像受到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所进入的迷幻状态。催眠对象的大脑活动在催眠过程中麻痹了，成为了一个中枢神经没有任何意识的奴隶，一切任由催眠师随意支配，有意识的人格彻底消失，意志和辨别力也丧失了，一切情感和思想都屈从于催眠师的支配。
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中的个体差不多也是这种状况。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再有什么意识。他的情况与被催眠者一样，在某些能力被摧毁的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所有个体得到的暗示都是同样的，而且是通过相互作用获得力量，我们可以说，在群体中，这种冲动比在受到催眠的状态下更难以抗拒。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体寥寥无几，根本无法抵制这种潮流。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为另外的暗示改变行动。比如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千钧一发之际由某个印象及时唤起的愉悦表情有时候就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所以，我们看到，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情感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识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成为了有组织群体的一部分，这就能使一个人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在孤立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一个群体中，他是一个野蛮人，也就是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不由自主、残暴、狂热、表现出原始的激情和英雄气概，令他更像野蛮人的情况是，他甘愿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打动。而他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而且，他会被诱导做出与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不过是湮没在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狂风吹到任何地方。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在作为个体的情况下不会赞成的判决，看到议会通过了每个议员在作为个体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单独分开来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的成员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结成一个群体后，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支持最野蛮的提案，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而且，完全与自己的利益相左。他们宣布放弃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自相残杀。
群体中的个体与自身之间的本质差异不只是表现在行动上，甚至在他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情感就已经在转变了，这种转变是如此彻底，能够把守财奴变成挥霍者，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英雄。在1789年8月4日那个著名的夜晚，贵族们在激潮澎湃的冲动中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在单独征询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有人同意。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单独的个体，但是从情感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表现得比个体更好或更坏，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以及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性质。这就是那些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误解的地方。毫无疑问，群体通常是罪恶的，但是通常也是英勇的。正是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体，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一种教义或者思想以取得胜利，会为了荣誉和尊严而激情似火，会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没有粮草和武器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然而历史正是由这种英雄主义创造的。如果人们只是冷血地做出伟大行动，那么世界史上能够留下他们的记录就微乎其微了。
第二节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本节提要（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2）群体的轻信和易被暗示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简要地描述完群体的基本特点后，接下来将研究这些特点的细节。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群体的一些特质，比如冲动、躁动、没有理性、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的缺席、情感夸张，等，总会出现在进化形态比较低的生命中，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这一观点我只是提及一下，本书不涉及对它的论证和说明。另外，这些内容对已经掌握原始人的心理知识的人没有任何用处，同时又不能让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信服。
下面，我将按照次序讨论群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绝大多数群体都可以看到。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知道，无意识的动机几乎完全支配着群体的行为。确实群体的行为基本上不受大脑的指挥，而主要听命于脊椎神经的号令。群体在这个方面与原始人极为相像。
从表象上来看，他们的行动不能不说是完美的，但这些行为不是经由大脑完成的，个人采取行动的方式主要来自于他所受到的刺激。只要是刺激因素，就会对群体发挥控制性的作用，而且这一作用会不停地发生变化。
群体只能算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独处的个人在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这一方面，与群体中的个体一样，只是他的大脑会对他发出命令——受冲动支配并不可取，由此他规约自己的行为，不受冲动的摆布。用心理学的语言表述这一说法的话就是：独处的个体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并对这一行为进行反省后做出反应，而群体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让群体激昂亢奋的因素，主要听从于各种各样的冲动。冲动是大度的，也可以是残忍的，是奋勇的，也可以是怯弱的，但它表现总是极强烈的。因此，个人利益以至于生命存活下来的权利都难以触动它们。
刺激群体的因素有很多，而群体在这些刺激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因而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态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在转眼之间就可以从血腥暴力的躁动转变为极度宽容平和，并走向英雄主义。群体的举动可以是刽子手模样的，同样也可以是慷慨赴难、义不容辞的。
群体能够为自己的信念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流血和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群体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要想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必回到过去的英雄年代。在起义时，人们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声名卓著的将军能够做到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轻松地聚集起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那些人就肯为他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群体几乎不提前做什么谋划，他们的情绪被挑动起来，而前后可能是完全矛盾的。无论如何，群体中的人们总是受眼前刺激因素的支使。风暴吹动树叶高高飞起，散向各个方向，飞舞着然后重新落在地上，群体中的人们好比这些树叶。接下来，我将讨论革命时期的群体，还会列举出许多群体情绪多变的例子来。
群体有多变性，这让它显得难以驾驭。公共权力一旦掌控在它们手上，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平日生活中有很多必要的框框会对社会生活形成一种不可见的约束和规定，如果这种约束消失，政治基本上不可能再持续多长时间。另外，群体是不可能长久的，即便它有各种各样的热切愿景，但不具备任何深谋远虑的能力。
群体易冲动而善变。群体像野蛮人一样，对愿景和实现之间的任何障碍都置若罔闻。它不会关注中间存在的这个障碍，因为群体自认为足够强大，一切障碍在它面前都不是什么问题。在群体中的个人看来，根本没有不可能的观念。而孤立独处的个体就很清醒，独自一人时是不能去焚烧宫殿或抢劫商店的，即便有这样的冲动，也很容易把它抑制下去或打消掉。而一旦在他进入群体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时，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激发出打家劫舍或烧杀抢掠的念头，并且人们会马上听命于这种冲动。之前所有想到的障碍都会被激烈地毁弃。充足的狂热情绪从人类那里产生，因此当愿景不能实现时，群体累积而成的只剩下这种亢奋的状态。
种族自身的一些特质可以视为我们一切情感的源泉。就像它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的人们的一切情感一样，群体的躁动、冲动和易变都在种族特质的影响范围之内。毫无疑问，一切群体都是躁动且冲动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例如，由拉丁民族构成的群体和由英国人构成的群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十分明显。还有法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生动有趣的案例。在25年前，仅仅是一份电报——据说一位大使遭到了侮辱一经公布结果就让民众暴怒，紧接着引起一场骇人的战争。几年之后，又是一份电文关于谅山一次意义不大的失败，又引燃了民众的怒火，政府为此而立刻垮台。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件事在英国的反响却只是微波荡漾而已，人们的情绪没有巨大的波动，甚至内阁大臣都没有被解职。各地的群体多少都会有些女性气质，其中由拉丁族裔组成的群体女性气质最重。只要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你的命运会立马为之改观，但不要为此高兴太早，现在的你好比在悬崖边上闲庭信步，未来的一天必定会掉到深渊之中。
2.群体的轻信和易被暗示
在对群体进行定义时，我们说它的一个普遍特性是特别容易接受人的暗示，并指出这一感染程度在人类群体中能达到的位置。这一实情可以对群体情感的突然转向做出合理的说明。也许人们说这并不怎么重要，其实，群体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时时在期待被关注，因而它极容易受人暗示。最开始只是一个示意，经过相互感染，很快就进入到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之中，于是一个事实即刻降临，群体一致的倾向性情感得以形成。
在暗示的影响之下，每个个体的表现都一样，即意念一旦进入头脑就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是去放火烧毁宫殿，还是牺牲自己的生命，群体都会毫不顾惜。与独立的个人不同，群体的所有行动都取决于刺激它的因素，还取决于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接受暗示而采取行动和理性之间的博弈，理性思考很可能与采取的行动是尖锐冲突的。
由此可知，群体就徘徊在一个无意识的领域中，时时对所有暗示都可能闻风而起，理性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像生命有了一往无前的激情，丧失掉一切省思的能力，极度轻信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事情在群体中间都有可能存在和发生，明白了这点，就会理解为什么编织虚无的神话故事，并使之传播开来的力量有那么大，这是我们必须谨记的。
神话在群体中间一般都可以轻易地传播开来，之所以如此，除了群体极度轻信之外，还有就是事情在经过群体的想象之后，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即便是在群体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不久也会变得纷繁复杂难以辨认。群体用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来思维，而形象自身立刻会牵出一系列的形象，实际形象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件事情，据此我们会产生一系列的幻象。我们都有理性思维，知道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群体对这一事实毫不在意，混淆幻象和实际情形之间的不同，也不在主客观上加以分别。群体会把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幻象当成现实发生的事情，其实经过观察会发现两者间的关系只是微不足道的。
群体会扭曲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表面看起来，它采取的方式和途径不仅多而且杂乱，还缺乏一致性，这些好像都是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喜欢不同造成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群体间的感染是相互的，作为最终的结果，不仅事情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连群体中每个人的状态也是相同的。
群体当中的某个人对真实情况的第一次扭曲，可以视为感染性暗示过程的第一步。在所有的十字军官兵面前，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了，在此之前，在场的人群中肯定会有一个人首先看到圣·乔治在那里。这一暗示交互感染，推波助澜，把一个人幻想出来的奇迹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接受并认可。这一类的集体幻觉在历史中反复出现，但发生的机理始终如一。这种幻象说来具有所有真实可靠的特征，似乎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因为成千上万人都目睹到了这一景象。
如果要反驳上述现象，群体中的个人的智力因素大可不必考虑在内。这一因素一点儿也不重要。自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博学多能之士和笨蛋一起不再具备观察能力。这一主张好像不通情理。只有对大量的史实进行深究才能打消这个疑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撰写出多少本论著也不会如愿以偿。
我不愿意让读者觉得这些看法是没有实证的。为此，我举出几个实际的例子来——它们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其实有无数个例子可以拿来引用。
下面这个实例最为典型，其中的集体幻觉让一个群体为之毁灭。这群人中有最无知的，也有最博学的。朱利安·费利克斯，一位海军上尉，曾在他撰写的《海流》一书中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事例，《科学》杂志之前也引用过。护航舰“贝勒·波拉”号正在外海游弋航行，目的是找到“波索”号巡洋舰。两者在之前的一场大风暴中走散了。当时是一个大白天，阳光明媚，一个值勤的士兵突然看到远处一艘船正在发出遇难信号。沿着信号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船拖着一个木筏，上面载的都是人。然而，这只是一种集体幻象。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打算去营救那些遇难者。船上的官兵在接近目标时，耳闻目睹的景象是“一大群人还活着，他们在伸手，有许多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哀号声清晰可闻”。但就在靠近目标时，除了找到一些挂满树叶的树枝外——它们显然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船上的人员发现自己别无所获。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在此时，人们的幻觉才得以消失。
透过这个实际的案例，之前曾说过的集体幻觉的机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一边是一个在期待中的群体，他们在守望着；一边是一个暗示，值勤人员所发现的海上遇难船只发出的信号。经过相互的感染，当时所有的官兵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暗示。
眼睁睁看着的事情遭到了歪曲，真实的情形被不相关的幻象遮蔽了。这样的状况降临到一个群体中间，群体的数量不一定需要太多。几个人能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群体。哪怕组成群体的成员都是饱学之士，除了他们有自己的专长之外，这个群体同样会表现出一切群体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每个个体身上具有的观察力和反省精神立马会消失殆尽。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我们可以在这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新近出的《心理学年鉴》曾提到过这个案例。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优秀的观察家聚在一起，这里边有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首先让他们验审物品，并按自己的意愿做好标记，然后达维先生在他们的面前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让他们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这批优秀的观察家一致同意，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达维先生对他们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是由再简单不过的欺骗伎俩造成的。“在达维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那部分，”这份文献资料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有多神奇，而是置身其外的观察者提供出来的结论报告是那么的虚妄不实。”他说：“很显然，即便目击者为数众多，他们也会提出完全不实的事理联系。然而，他们的结论会是这样的，假如认定他们的描述是正确无误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率先采取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以至于人们对他采用这些方法感到很吃惊。但他确实拥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有能耐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的事情其实自己根本没有看到。”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这种能力，不外乎是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本事。由此可见，即使是一个头脑无比严谨，先入为主地秉持着怀疑精神，这样的一种能力对它仍可以屡试不爽。由普通人组成的群体因为遭遇到这种能力而误入歧途，也就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与之相似的例子为数不少。
在我撰写这些文字的同时，报纸还在连篇累牍报道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都惊人地一致，容不得预审法官再有任何的疑虑，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书。但就在为两个孩子举行葬礼之时，一个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它让人们发现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人其实还活着，并且她们的外表和溺水死去的两个孩子相差很大。
与前面举的例子相仿，第一个目击者自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提供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类的事件中，暗示往往来自于幻觉。而这个幻觉一般是从人的模糊不清的记忆中生发出来。最开始出现的幻觉在得到肯定之后，就相应地引发相互感染。假如第一个目击者没有任何的主见，他相信这一尸体自己已经辨认出来了。尸体此时往往会显现出一些特征——除去所有实际上的相似处不算，比如好像是一块伤疤，或是一些服饰的细节，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认同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认同感，就是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一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都会在它的面前俯首称臣。目击者此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物体自身，而是他头脑中所产生的幻象。报纸报道过诸多往事，在它记录的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然会被母亲认错。其实，这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我刚才提到的两种暗示在这类现象中一定可以找得到。
另外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然而他弄错了。接下来又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喊：“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仔细察看他的衣服，接下来看到他额头上的伤疮。“他肯定是我的儿子，”她说，“他在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骗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蕾。她的表弟也被喊过来。当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一起居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蕾。这其中还有这个孩子的同学，根据那个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而得出结论。但邻居、表弟、同学和母亲全错了。六周之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孩子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人运送到巴黎。
必须说明的是，发生这种误认事情的通常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最没有主见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一类的目击者在法庭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尤其是儿童，他们提供的证词绝不能当真。地方管理者最爱说孩童吐真言。其实，哪怕他们只要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他们就该明白，事与愿违，儿童一直都在说谎。当然，这样的谎言是无辜的，但不可否认它仍是一种谎言。回顾那些经常发生的事例，一个被告的命运如果靠的是孩子提供的证词，倒还真不如以扔钱币的方式来决定谁是谁非。后者或许更合理一些。
下面，再来讨论群体的观察能力这个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进行的观察很可能会出错，它描述的通常是个体的幻觉。这一幻觉在感染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群体中的其他人。应当明智地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太多的例子都在说明群体的证词根本不值得信赖。它不可靠的程度甚至是无以复加、不可想象的。25年前，在色当战役中有数千人加入到著名的骑兵进击当中。但如今看到的目击者的证词是最矛盾的，从中我们甚至根本无法得知指挥此役的人是谁。沃尔斯利爵士，一位英国将军，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表示，至今还有人对发生在滑铁卢战役中的最重要的事件还在犯极为严重的实质性错误。这些实质性的错误曾经有数百人证明过——它们是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了群体提供的证词的价值是什么。一篇讨论逻辑学的文章如果有无数证人一致认可，那么它即可用来支持证明事实的确就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对群体心理学的认识，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必须重新加以考虑。一个事件如果受到的怀疑程度最深，那它肯定是参与观察的人数最多的。当人们说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过，这常常是在告诉我们——公众认定的描述和事情的真相远不相符。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史学著述完全就是想象的一个产物。它对事情的观察是有误的，所做的记述是毫无根据的，其中还夹杂着主观思考的结果和解释。花时间撰写这样的作品完全是在浪费生命。幸亏历史为我们遗留下了文学、艺术和不朽的作品，否则我们对过去的真相就会两眼一抹黑。那些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有哪怕一句真实的记载吗？极有可能是一句也没有。不过，实际的情形是，他们的生平有无真实的记载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这些伟人在民众的神话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神话故事中的英雄能触动群体的心灵，而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则不能。
神话被明白无误地记述在书籍当中，但它们却不能说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种不幸。时光在逝去，特别是因为种族的兴衰起伏，群体的想象力一直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中残暴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所爱的上帝有极大的不同。中国人顶礼膜拜的佛陀，和印度人尊崇的佛祖的共同之处也不多。
讲述英雄的神话，会因群体想象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使得英雄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这样的改变用不了数百年的时间，有时就在几年之内。在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可以称得上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神话已经发生多次的嬗变。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拿破仑属于简朴的、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慈善家，一个低贱者的友人。在诗人看来，他必定会长时间地存活在乡村民众的记忆当中。这个英雄曾经稳健安详，但在30年后转而成为一个嗜杀的暴君，他攫取权力，毁灭自由。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300万人也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生命。
今天，这个神话在我们的视野里又开始发生变化。数千年过后，想必那些将来的智者面对这些矛盾，都会怀疑这个时期是否有过这样一位英雄，正如释迦牟尼在今天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一样。在他的身上，未来的人们看到的只会是一个奇迹般的神话，或者是在上演一部赫拉克勒斯式的传奇。这种没有确定性的状况，他们肯定会于心无碍，不再旁生枝节，因为他们可能会比今天的我们更懂群体的特性和心理状态。他们明白历史留存记忆的能力是有限的，除了神话之外，它把其他的都会毁弃掉的。
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情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极简单，言过其实。无论群体表现出的情感是好的，还是坏的，总而言之，群体中的个人与原始人非常相像。因为，原始人会把事情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再做更细致的分别，事情的中间状态往往会被忽略掉。这样的一个事实也会增强群体情绪的夸张倾向，即任何一种情感一旦表现出来，由于暗示和感染的作用会迅速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情感明确认可的那个对象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加。
群体情绪的简单化和夸张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群人既不去质疑什么，也不去确认什么。他们像女人一样，不分时间和地点，即刻就会走向极端。猜疑一经宣布就会立刻成为无可争议的证据。假使是个体，即使再反感或不愿意，也不会表现出什么反抗之力，然而，如果发生在群体中的个人身上，他可能立马会变得狂怒。
群体情感的暴力倾向在丧失掉责任感时会得到增强，这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尤其如此。当知道了自己肯定不会受到惩罚，特别是在人数众多时，人们激发出来的力量感，会使群体呈现出孤立的个体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为。此刻，群体的暴力特性就非常明显。群体中的笨蛋、无知者和妒忌之人，为从自己的卑微和无能为力的感觉中解放出来，内心会被一种兽性的感觉占据，虽然它很短暂，但力量却是巨大的。
群体的夸张倾向，很不幸常常会对卑劣的情感发挥作用。这些情感来自祖先的本能，经过世代遗传但还残留在我们的身上。独处的个体如果有责任心，他会因为担心受到惩罚而对这些情感严加管束。而群体则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引发出最坏的事端。
然而，群体还是有能力去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高尚的美德的。这需要透过曲折微妙的影响力。群体甚至可以比孤立的个体更能表现出这些品格。在接下来对群体道德进行探讨时，我们会回答这个论题。
群体总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大，由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情感打动。
一个演讲者要想打动听众，必须学会强词夺理，滥用断言。像夸大其词、断言、重复是常用的手段，而绝不采用推理的方式去证明任何事情。以上这些方法都是演讲者在公众集会上经常使用的论辩技巧。此外，一个群体对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感和情绪，同样渴求能夸大其实。英雄表现出的品行和美德总是被夸大。舞台上的那些英雄，观众要求他们所具有的勇气、道德和优秀品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在剧场里对事物进行观察时，可以获取一个很特别的立场。这一点毫无疑问是相当重要的。这样一个立场无疑是存在的，但它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常识和逻辑没有什么关系。能够吸引观众的艺术作品自然都是等而下之的货色，但这需要一种独特的天资。只是通过阅读剧本来判断一出戏能否成功，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剧院的负责人在接手作品时，他们自己对剧目能否取得成功，通常来说做不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要做判断，他们必须要把自己转换为群体性质的观众。
此时，我们可以再有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来说明种族因素有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一部歌剧在一个国家的民众中间激发了不尽的热情，而在另一个国家却没有获得成功，或者只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或者不得要领反映平平。这是因为这部歌剧自身不具备可以对后者国家的公众起作用的影响力。
群体倾向于夸张，并且这一夸张只对情绪有用而对智力不发生任何影响，这一点我不需要再加以补充说明。我已经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见解，个人只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智力水平就会急剧下降。塔尔德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地方官员，他在研究群体犯罪时证实了这个观点。仅仅对于情绪，群体能够把它哄抬到极高的境地，或者完全相反，把它拉到极低的处境。
4.群体的独裁、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有简单而偏激的情感。对给他们的观点、想法和信念，群体或者完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并视之为绝对真理或一无是处的一派胡言。事情总会这样，尤其当一种信念是用暗示的方式引导出来而不是由理性推论造就时。我们都清楚这样一种偏激——它与宗教信仰如影随形，专横地统治着人的头脑。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群体对之持有疑虑之心。另一方面，群体对自己的力量有清晰的认识，于是群体倾向于为自己的激情和独裁加上权威的印象。个体能接受反驳的建议并对之进行讨论，但群体绝不这么干。在公众集会的场合，演讲者即便有一个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狂暴的怒吼和粗野的谩骂。如果演说者还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接下来便是殴打和驱逐。如果没有权威代表（它是一个约束性因素）在场的话，毫无疑问，反驳者经常会被置于死地。
专横和独裁是所有种类群体共有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问题上，种族的基本观念再次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即种族支配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特别是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暴横和独裁可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拉丁民族群体的暴横和独裁，已经发展到完全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原本具有的强烈的个体独立精神。拉丁民族的群体所关心的独立，只是自己所属的那个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的认识有一个特色，就是需要让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直接且全情投入地服从自己的信念。在拉丁民族中，自宗教审判时代以来，各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认识都是相同的。
专断和独裁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群体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这种感情很容易生成，而且当他们被强加这一情绪时，他们乐观其成并随时付诸实践。群体对暴力展现出温顺、尊敬的一面，却很少为仁慈心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做法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外一种形式而已。他们的同情心不会给和风细雨的主人，而会献给那些无所不用而且极其欺压他们的暴君。接下来，最高大的雕像还要为这些人塑起。是的，他们会欣然地去践踏那些专制的暴君，那是因为对方垮台了而且已经变为一介平民。他们之所以蔑视那些暴君，是因为暴君不再让人感到害怕。英雄的典范，在民众的心里，永远是像恺撒一样。他的徽章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震慑着他们，他的剑让他们畏惧不已。
群体随时准备着去反对弱小无力者，而对强势的权威则奴颜婢膝。在断断续续的强权面前，群体总会受极端情绪的支配而摇摆不定，因而表现出反复的状态，从目无法纪到卑躬屈膝，从卑躬屈膝再到目无法纪。但是，如果你认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占据主导位置，这说明群体的心理完全被曲解或误解了。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会犯错，是因为群体有暴力倾向。群体的反抗和破坏在爆发出来时，总是十分短暂。群体几乎完全被无意识因素支配着，因而容易屈从于长时期形成的世俗的力量，并且不会极度地保守。如果放纵他们，很快会对混乱无序感到厌烦，本能地转向奴性。就在波拿巴压制一切自由时，就在波拿巴向所有人挥动铁腕时，雅各宾党人竭尽全力向他发出欢呼，而之前雅各宾党人则是最狂妄自大和最桀骜不驯的。
如果你认识不到群体所具有的强烈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真正理解历史，尤其是大众革命。确实如此，他们渴望改朝换代，并且为能有这样的改变，时常会发动暴力革命。但制度的本质是种族需要世袭传统的一种表达，因而它们不可能总是被坚守。
群体一直都存在的多变性，只会影响到十分外在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把拥有的保守本能视为不可触碰的。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信和尊重是绝对的，对所有的新生事物有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则深深地怀着一种无意识的恐惧。
5.群体的道德
很显然，假如“道德”的范畴是长时段内对特定社会习俗的尊重，且持续地对私心私利冲动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根本算不上是道德的。因为，它倾向于冲动和多变。相反，如果把“道德”的内涵理解为特定时刻表现出的品格，例如牺牲自我、勇于奉献、不计名利和吁求平等，我们不能不说群体表现出的道德境界常常是很高的。
少数心理学家研究过群体，但他们只关注群体的犯罪行为。他们注意到群体的犯罪行为经常发生，于是得出的一个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很低。
这一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呢？原始时期的人所具有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被传承过来，它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单个的个体在生活中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本能的，因为这是十分危险的，而当他加入到没有责任感的群体，并预判到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时，就完全地释放这一本能。在生活中，破坏性的本能当然不能施向自己的同类，于是就在动物的身上发泄。群体在捕猎时表现出来的热情与凶残，与之同根同源。群体会慢慢地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落难者，这种残忍手段看起来十分怯弱。但是哲学家却认为，这种残忍和几十个猎人聚在一起，用猎犬追捕并杀死一只不走运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
群体既能够做到无恶不作，又能做到举动极为高尚，例如献身、牺牲和抛却名利——这是独处的个体根本做不到的。以名誉、荣耀和爱国主义做旗号，对群体中的个人影响最深，甚至可以让他们不惧死难。类似于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只有集体才能够产生伟大的献身精神，人们可以为之而置名利于不顾。群体可以为自己将信将疑的信仰、信念而不惧死亡并放弃生命，这样的事例有多少啊！人们持续举行示威，或许不是为了要求增加薪水来维持生计，最有可能是为了听命于一个号令。而独立的个体开始行动时的唯一目的，几乎只有私人的利益，而这却很难成为群体运动的动力。有多少次的战争都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其中支配群体的绝不可能是一己之私。在这种战争中，人们甘愿肝脑涂地、遭人杀戮，此时的每个人都像小鸟一样被猎人催眠了。
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他们即便是一帮凶神恶煞一样的恶棍，只因为组成了一个群体，其中的每个个体也会在短时间内表现出严格遵守道德纪律的风尚。泰纳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完全可以解释群体不是受一己之私的诱惑：九月大屠杀中的暴徒把钱包和钻石——这是他们从那些死难者身上翻找出来的——摆放在会议的桌子上，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轻易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归为己有，但他们没有这么做。1848年革命期间，人们攻占了杜伊勒里宫，但只是匆匆走了一遍，而没有去攫取里边的物件，本来这些东西是让他们心潮澎湃的，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让他们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生计。
群体对其中的个体有一种道德净化的作用，但这注定不是一种常态，然而事例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即便在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下——不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么激烈严酷，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前面提到过，剧院里的观众会对上演的作品有一个渴求，沿望其中的英雄形象的道德是高不可及的。一般来说，一次集会，即便组成人员的品行低劣，我们通常也会看到他们表现得有模有样。一个浪荡子、一个靠妓女养活的皮条客，或者一个干脆就粗鲁至极之人，一旦进入到没什么危险的情景或谈话中，也会一下子变得轻声细语，也许与他们惯常的谈话相比，这种情境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
虽然群体经常自暴自弃地回到低级的本能状态，他们还是不时地会确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无私、放弃和绝对献身于真实或虚幻的理想都算是美德的话，那么可以说群体一直都具备这样的美德，甚至这一美德的水平即使最贤良的哲学家也达不到。毫无疑问，他们在无意识地践行这些美德，但这不重要。对群体被无意识因素主导，不进行理性思考，我们都不能抱怨太多。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开始思考算计自己的直接利益，那么根本不会有文明之树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长出来，人类将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了。
第三节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本节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象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象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象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考察能激发群体想象力的方。
1.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大量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提。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困于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去匆匆的观念，比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如今，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刚才说过的那种过眼烟云一般的观念，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此能够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不时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很少存在着有高下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剥夺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产生影响，其中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切莫以为，一种观念会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立刻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战不断，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心惊胆战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2.群体的理性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
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首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是在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0篇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没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的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象力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他们再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象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他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象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象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1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多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比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第四节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本节提要宗教感情用意在哪，对神明的崇拜不受约束，信仰的众多特征，深信不疑源于采取宗教形式，各种各样的例子，大众的神明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的新形式，无神论的宗教形式，这些观念在历史视野中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多罗买大屠杀、恐怖时期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情感而非独立的个体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说过，群体并不理性，也说过他们对观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对他们进行的那些暗示会侵入到他们的整个思想领域，使他们立即就想要把这些暗示变成行动。我们还说明了，受到适当影响的群体时刻准备着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牺牲自己。我们也看到，他们只具有狂暴和极端的情绪，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厌恶几乎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为了仇恨。这些常规性的解释，已经让我们对群体信仰的性质有了些了解。
当我们对这些信仰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的时候，不论是在以狂热的宗教信仰为标志的时代，还是在那些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十八世纪——可以发现的一点是，它们总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情感之外，再找不出其他比这更好的称呼了。
这种情感具有非常简单的特征，比如对一个想象中的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他的权力的畏惧、盲目服从他的指令、不敢讨论他的教义、传播这种教义的渴望、倾向于把不接受他的所有人都视为仇敌。这样一种情感不管是用到一个无形的上帝身上、一具木刻或者石刻的偶像上，还是用到某个英雄身上或者政治概念上，只要表现出了上述的特征，其本质便总也离不开宗教的范畴。超自然和奇迹呈现出了同样的情况。群体无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赋予政治原则或者获胜的领袖，只要这些东西在当时激发出了他们的热情。
一个人在他仅是崇拜某个神的时候，还算不上虔诚，但是当他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资源、彻底归顺的精神意志、全身心的狂热激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并将其作为他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指南的时候，他就真的虔诚了。
偏执与狂妄是宗教情感必然的伴侣。那些自信拥有世俗的或者永恒的幸福秘密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来。这两种特征也会在所有因受到某种信仰的激励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中表现出来。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存在着同样的根源。
群体的信仰呈现出盲目的顺从、极端的偏执以及对狂热宣传的需要等，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征，也就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就是这个群体中一个货真价实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神都拥有更多的忠实崇拜者和把人送上黄泉路的便利条件。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那些想入非非的感情，这些感情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偶像奉献他们的生命。这在任何时代都概无例外。甫斯特尔·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很中肯地说到，维系罗马帝国的绝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很肯定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帝国的30个军团居然就能让上亿人俯首帖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顺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帝国伟大之处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在那些曰子里，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这个宗教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许多年里，由60座城市所构成的整个高卢地区，无一例外地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一座庙宇相似的神庙供奉奥古斯都皇帝……其祭司由高卢城市联盟选派，同时也是当地的首脑人物……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畏惧和奴性。整个民族不会卑躬屈膝，尤其不可能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人，而且不仅仅是罗马人，还有高卢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和亚细亚人。”
今天，大多数支配着人们思想的大人物不再拥有圣坛，但是，他们有雕像，或者有崇拜者手里捧着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与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只有通过对群体心理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才能够理解历史的本质。在其他的所有要求之前，群众首先需要一个神。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过去时代的迷信，而且理性肯定已经把这些迷信彻底清除了。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来就没有失过手。群众固然不再能够听到神或宗教这样的词语，他们曾经长期地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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