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瑞德·莫西斯——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校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鸿宇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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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瑞德·莫西斯——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校长试读：

前言

早在1996年，我即萌生组织世界各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女校长进行交流合作的想法，但当时忙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转型，这一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2001年，在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才将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召开了大学女校长“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此后论坛每隔两至三年举办一次。2006年，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建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负责论坛的筹划、组织工作；2009年，在江苏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论坛筹集资金。迄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已在中国北京、南京、厦门举办五届，并在新西兰、日本、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地召开六次分论坛，吸引了79个国家的800余人次大学女校长。

十年来，在与各国大学女校长的交流互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决策者和领军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人生历练和办学实践值得浓墨重书。翻阅每位女校长的简历、细读她们给论坛提交的论文，总能激起我发自内心的共鸣，赞佩她们的治校理念、管理智慧和人格魅力。每一位女校长都拥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卓尔不凡的领导能力与永载史册的辉煌业绩。

我的一位好友、著名女性传记作家赵凤翔教授曾说：“女人要写女人。”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女校长要研究女校长。追溯大学女校长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总结女性领导力的形成规律和独特优势，开展大学女校长及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就成为“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0年，我们筹划设立了“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组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80余人的研究团队，选定34个国家80余位大学女校长，进行个案研究和群像描绘；对23个国家的女子大学进行历史梳理与全面考察。2011年，这一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2013年，由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世界大学女校长·女子大学”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这套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四个系列：女子高等教育系列、中外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系列、女校长群体研究系列和“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图文集锦系列。三个特点：一是全景式描述。丛书对世界范围内大学女校长及女子高等教育，首次进行比较全面的观照和挖掘。女校长研究既有共性的揭示与比较，又有个性的剖析与呈现；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全球视野的巡礼，又有具体国别的探究。二是人物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丛书以访谈当事人、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力求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突出其办学理念和治校业绩。三是可读性强。传主的真知和作者的匠心历历可见，读者能够在图文并茂中感受到智慧和灵感的融会。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通过教育追求真善美、通过自身努力彰显智仁勇的真实颂扬。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就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应是智仁勇的写照。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如何通过交流互鉴，凝聚智慧、取得共识；体认困境，直面现实、自立自强；付诸行动，同心同力、坚持不懈。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是改造世界的温柔力量”的生动诠释。置身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女性要取得成功，需要充分展现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思考、解决问题。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校长们如何在战略决策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引领未来；在具体工作中，体贴入微、心系师生，用愿景激励师生，用行动示范师生，用厚德包容之心协理校务；在领导风格上，追求完美和精致，重视以人为本，在管理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契合。

这套丛书是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社会价值的全面展示。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形塑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校长是具有社会象征、示范和引导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在改变高等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家庭角色分工、社会责任担当、时代价值导向。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子高等教育和大学女校长的发展历程，正是社会不断进步、两性趋于平等的见证，而她们成长的艰辛和不易，也呼吁现代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完善之路。

丛书已然油墨飘香，感激的话语也充溢心头。感谢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项目提供启动经费，感谢教育部将此课题列为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感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女士担任项目和丛书的总顾问，并欣然作序。

感谢这套丛书的传主、作者和编审们。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千方百计，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传主们倾力支持、积极配合；作者们夜以继日，数易其稿；编审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叹。课题跨越四载，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常常使我们困扰于“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殚精竭虑之后的新意迭出，又使我们惊喜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作者之中定会有著名的传记作家、女性研究专家脱颖而出。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出版社，为项目的完成和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丛书煌煌五十本，从策划、组织、申报、撰写到编辑、装帧，学校教师及出版社职工都是主力军，都是可靠、堪用、高效的突击队。如今项目和丛书按期完成、保质保量出版，我要向他们衷心致谢！

任何一项事业，都是“一人启其端，百人扬其华”。我只是一个组织者、牵线者，项目得以完结、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各位热心的支持者、参与者。让每一位年轻的女性都能自由地筑梦、勇敢地追梦、幸福地圆梦，是我最乐意为之奔忙的事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刘继南2014年7月于北京

英格瑞德·莫西斯（1941-）

高等教育学博士，原新英格兰大学校长。1941年出生在德国，1966年随丈夫移居澳大利亚；1986年从昆士兰大学毕业，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7年在堪培拉大学任职副校长；1997年到2006年任新英格兰大学校长；2006年至2010年任堪培拉大学董事长。莫西斯曾任国际大学校长联合会主席，也曾服务于联合国大学董事会六年，任主席两年。2003年，因对澳大利亚农村教育的巨大贡献，莫国斯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百年纪念奖章。

Born in1941 in Germany, Ingrid Moses moved to Australia from Germany in 1966 as wife of Dr. John A.Moses.She was Deputy Vice-Chancellor and Pro Vice-Chancellor（Academic）at the University of Canberra from May 1993 to June 1997.From 1997 to 2006，she was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in Armidale, Australia.From 2006 to 2010，Ingrid Moses was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nberra.She holds a degree in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rlangen-Nürnberg in Germany, a Master of Arts in Sociology and a Ph.D in higher education（UQ）.S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and Chair of the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In 2003 she was award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 Centenary Medal for her contribution to rural education.写在前面的话

Wherever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just grasp them and make them work in your favor. When you make a choice, make it a success.

当你面对机遇，抓住它们，让它们为你服务；当你做了一个选择，把这个选择变为成功。——Ingrid Moses英格瑞德·莫西斯

2003年6月，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市，国际大学校长联合会与国际大学联合会共同举办了名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女性与领导力：玻璃屋顶有多厚？”的会议，会议中谈到了一个比喻，就是女性的头顶上有一个“玻璃屋顶”，你看不见它，但是当女性发展到某一个高度后却能感觉到很难突破，你会发现男性会在这个高度之上。这个比喻形象地描述了女性的发展难以突破某一个高度的情况。会议对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以及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遇到的就业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学术机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要从女性发展的大环境谈起。20世纪60年代，针对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存在歧视的问题，包括工资水平、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金融借贷权利的不平等以及家庭、工作、夫妻关系的不平等、法律上的不平等，全世界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经过多年来许多女性对相关问题的奔走呼吁，这些不公平的状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善。事实表明，许多参与社会工作的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能力，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在高等教育领域，仍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头顶上仍有一个“玻璃屋顶”，改善高等教育领域中女性的现状，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莫西斯时任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校长，在国际舞台上任联合国大学主席、国际大学校长联合会主席，她呼吁社会理解女性，给女性应有的公正、公平，解决女性在发展中的后顾之忧……在高等教育——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莫西斯身为女性，担当了重任，展示了她的才华。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争取女性的自我发展做出了表率，也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持续发展、突破“玻璃屋顶”的努力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有成功女性的引导，有年轻一代的努力争取，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坚持，人们将最终赢来一个性别公平、机会均等的时代。

莫西斯为女性树立了榜样。我们不妨沿着莫西斯人生轨迹，看看她是怎样做到的！童年印象

听莫西斯校长娓娓道来，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宁静祥和的奥利希（Aurich）。这是一个德国北部的城市，虽然面积不大，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奥利希地区的首府，一个行政中心，那里有政府、法庭等等。小城有1.5万的人口，还有一所非常古老的高中，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

1941年7月15日，在这个德国北方的小城，一个可爱的金发女孩儿呱呱落地，欣喜的父母爱怜地给她取名为英格瑞德（后随夫姓为莫西斯）。由于战争，这个原本宁静的首府城市，在风雨飘摇中发出凄厉的叫喊，接下来的1942年正是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失利的那一年，也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陷入泥潭的那一年。罪恶的纳粹集中营在奥利希建立，给这座小城蒙上了耻辱。纳粹的垂死挣扎、犯下的滔天罪行终于在1945年以纳粹德国的战败而终止。德国的这一历史给世界人民及当时所有的德国家庭都带来了重大灾难，凄风苦雨、民不聊生正是无数德国家庭的生活写照。1941年流通的奥利希明信片

小英格瑞德的家原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此时生活也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基本靠变卖家产度日。战败后的德国被分为英美法俄四个占领区，而奥利希则属于英占区。战后德国因为遭到战争的破坏，一切几乎成为废墟。城市的粮食、居住等最基本的供给都难以保证，物价飞涨、秩序混乱，整个德国包括奥利希在内都投入到战后重建的工作中。

虽然是在战乱中出生，父亲和母亲用坚实的臂膀保护着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外部大环境的动乱并未给小英格瑞德留下太多不愉快的回忆。在英格瑞德记忆中，父亲和母亲都非常慈爱。父亲是一位公务员，一位城市规划师，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当德国迎来了新的时代，小英格瑞德也一天天快乐地长大了。

对于记忆这个问题，英格瑞德认为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一个记忆分水岭，她后来到了澳大利亚，很多德国的人和事都淡忘了，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还没有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时代，英格瑞德和家乡算是真正地断绝了联系。虽然人们总说当你变老后，儿时的记忆便会回来，不过对于回忆过去的英格瑞德而言，这种情况似乎还是未能发生。或许当时年轻的英格瑞德一直往前看，而且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当你没有办法去谈论那些记忆时，很多记忆便随着时间的流逝埋藏到了某个偏僻的角落。

回顾儿时星星点点的片断，英格瑞德感觉是幸福的。

英格瑞德有两个哥哥，一个哥哥比她大四岁，另一个则比她大一岁。在她出生两年后，小妹妹来到人世。从英格瑞德有记忆开始，她就常常是和母亲还有兄妹们待在一起，因为父亲在战时入伍，后又作为战俘被关押。在她的记忆中，自己非常调皮，总是故意地把衣服弄脏而让母亲非常生气，娱乐活动常常是追着兄妹们满屋子奔跑……尽管奥利希是沿海城市，气候比较温和多雨，但在她记忆中外出的机会是不多的。冬天这个小城还会下雪，有一条穿过城市的运河会结冰，它离英格瑞德的家较近，于是小英格瑞德和兄妹们便胆大地在河面上溜冰，这常常让母亲很是担心。

在英格瑞德的记忆中，这里发生过爆炸的次数屈指可数，她现在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奥利希这座城市只是一个行政中心而非工业中心。记得有一天，母亲推着妹妹，和兄妹四人一起在路上走，走着走着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们急忙走进了最近的一个防空洞躲藏。这恐怕是英格瑞德为数不多的幼年印象了。

英格瑞德是幸运的。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她所在的小城也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七岁的英格瑞德开始上小学了，她和哥哥、妹妹都就读于同一所小学。应该说，她和兄妹们从小就受到父母良好的教育，在学习上都很自觉用功，但她是个非常有主见的孩子，遇事总有自己的想法，总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在当时被认为有些叛逆。尽管如此，她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优秀。

英格瑞德在家中着实有些自己的坚持。二战结束时父亲作为战俘被关押，因此母亲似乎将家中照顾弟弟妹妹的一些责任交给了大哥。后来父亲回到家中，在父母出门时，哥哥便会自然地承担起家长的角色。因为那时还小，英格瑞德倒也没有太多的记忆，不过对于十几岁的点点滴滴，她还是略有印象的。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外出几天，留下兄妹四个在家中，大哥便是“家长”。那几天因为哥哥既不允许大家在夜晚出门，也不允许他们和其他的伙伴们一起到处玩耍，小英格瑞德对此颇为不满。有时哥哥严肃地对闹着出门的大家提出批评，小英格瑞德会嘟起嘴、扭过头、双手背到身后表达自己的反对。那时的她喜欢自己的事由自己决定，不喜欢什么都由哥哥或者父母说了算，她觉得无论是谁要让她做什么，都需要给出让她信服的理由。因为坚持自己的见解，她被家里人认为是十足的叛逆。记忆中父亲是非常博学的，知道很多故事、谚语、儿歌、童谣，父亲常说这样一句拉丁俗语：“Quod licet Iovi, non licet bovi”，字面的意思是说很多事情上帝能够做而牛却不能做。英格瑞德开玩笑地表示：因为父母就是“上帝”，可以做决定，而孩子们是“牛”，所以不能做决定。在英格瑞德眼中，那个时代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与现在不同，那时的孩子们和父母并不是那么平起平坐的，对父母更多的是充满尊重。孩子们被教导要有礼貌、要自律，在公共场所如在地铁或者汽车上先给老人开门让座，行握手礼，见到大人们要行屈膝礼，是女孩儿需要手拉小裙子、膝盖微屈，以表示尊重。对于那个时代的礼仪，英格瑞德还是认可的，只是对于不给出理由的命令式要求不愿意接受，也会因此对哥哥的要求总有着小小的反抗。

英格瑞德的性格形成或许与父母的开放式教育有关。父母更多地对孩子们的意愿表示尊重，并给她们提供了宽松的成长环境。在读书问题上，英格瑞德的父母给儿子和女儿们同样的机会；在选择专业上，英格瑞德的父母更是鼓励儿女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读书，将来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由于父母亲包括父母的朋友们对待儿女的培养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在英格瑞德成长的氛围中没有性别歧视，她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平等的认知，也为她将来的人生和成就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当时的德国，对学习阶段有这样的规定：一个孩子读到小学4年级后就要参加一个考试，最出色的学生会去文法学校（中学）读书，接受9年制的专业知识学习，然后进入大学继续深造；而那些不愿意选择文法学校或者不能去的孩子们就需要选择究竟是进入5年制的技术学习如厨师，还是6年制的职业学习如文秘，这些没有进入文法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便会直接开始工作，做的主要是不需要高等学历的工作，例如理发师、店员等，最主流的形式便是学徒制，此外还有工作培训。

那个时候，只有很少数人会去文法学校学习，而英格瑞德就属于那些最出色的孩子们当中的一个。或许是因为父亲和母亲希望孩子们将来可以去大学继续深造，或许是因为英格瑞德的家庭是一个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自然便有了这样的期望。结束了第一阶段4年的学习后，便到了英格瑞德抉择自己未来的时候。因为成绩优异，英格瑞德选择了与哥哥们一样去文法学校读书，事实上，英格瑞德兄妹四人是在同一所文法学校就读的。

父母亲的期望影响了她的一生。在文法学校，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英格瑞德和妹妹都选择了现代语言专业，专业方向上妹妹选择法语，而英格瑞德在选择法语的同时还多选了一门拉丁语，虽然拉丁语不算现代语言，但要学习还是可以的。哥哥们选择的专业也很有特色，是人文学科，在外语方面选择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学习。除了专业课外，所有人都要上数学、化学、体育和英语，只是每个人因专业不同，侧重的领域有一定差别。

在英格瑞德记忆中，中学生活是充实而愉快的。文法学校是9年制，在英格瑞德读完第七年时，她的生命中迎来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由于表现优秀，英格瑞德被选中参加了为期一年的美国交换生项目。那时，英格瑞德正在德国读11年级（包括第一阶段4年的学习），当时有许多交换项目，就好像今天一些国际机构承办的许多项目一样。那时有一个来自美国北部的项目叫做“青春的理解”，参加该项目的学生通常会交换到美国密西根这样的城市。英格瑞德对整个遴选的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可能这些机构先和德国北部的文法学校取得联系，然后学校会推荐合适的人选。无论如何，英格瑞德是被推荐的学生之一，她的优秀，不仅表现在学习成绩上，且各方面的能力都很不错，特别善于辞令、辩论，语言表达能力是英格瑞德的专长。被学校选中后，她还要去比奥利希大一些的城市不莱梅参加面试。回忆当时的面试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面试官问：“你有什么兴趣爱好？”英格瑞德答：“我比较喜欢现代艺术。”他们接着问：“毕加索的作品《格尔尼卡》（描绘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战争给人民带去的灾难）你觉得怎么样？”虽然英格瑞德也作了解答，但当时的她对这幅画实在知之甚少，觉得非常尴尬。她觉得，如果现代艺术是你的爱好，那么你就应该对它有一定的认知，然而她却没有。虽然这个插曲倒也没有影响英格瑞德成为交换生，但在英格瑞德内心引发了震动，在她之后的学习中，她一直努力秉持着非常认真、求实的态度探索未知的领域。

被选上“交换生”了，全家人都很开心。能到不一样的环境去生活、读书、去深入了解别的国家，英格瑞德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父母虽然内心非常自豪，但对没有离开过家的她是否能照料自己表示担心，英格瑞德自己倒是表现得颇为开心和自信，每天乐呵呵地帮着妈妈开始早早地整理自己的行装。英格瑞德现在想来，父母当时能够支持自己去参加这个项目，真是非常慷慨的，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也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当时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中共有四个孩子，生活虽然尚算过得去却绝谈不上富裕，即便她可以在美国一个家庭中生活，且生活费全免，但仍然需要自己支付旅行的费用，而且父母还需要给一些零花钱，并支持她买衣服等日用品。因此送她去另一个国家、去一个外国家庭生活一年，在那个时候绝非一个容易的决定。

这是一段很难忘却的时间，那时正值1958年底、1959年初，全世界大规模的旅行时代还没有开始，虽然不久之后人们也开始去法国或者英国待一段时间学习语言或者旅行，但要住一年的时间恐怕仍是极为罕见的。人们更多地会在国内或去较近的地方旅行，且英格瑞德的父母也并没有太多的旅行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对自己的支持和鼓励让她感动不已。学校提名了英格瑞德，当然需要经过自己和父母的同意才行。或许那时的她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实在没有太多的想象，对于要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家庭生活真的没有任何概念。

就这样，对一切都还懵懂的英格瑞德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美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小英格瑞德第一次离开家就离开德国、离开欧洲来到了另一片天地。与战后的德国相比，美国呈现给英格瑞德的是更多的自由与繁荣，她睁大双眼好奇地感受着那不一样的文化与生活，她甚至觉得等待自己的将是一次探险。

来到美国后，英格瑞德便选择加入了他们最后一年的中学学习，也就是12年级。在美国的中学，她选择了英语文学、历史和社会学以及其他一些文科课程。美国的学校里有比较完善的咨询系统，每位学生都要咨询一位老师，并在老师的协助下选择所学科目，因此她可以较好地根据课程表安排上课的时间。

在生活上，在她到了美国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她还是有些想家的。英格瑞德觉得自己很幸运，与她同行的女孩儿中有因为对自己所在的家庭不满意而换了好几家的，而英格瑞德的寄养家庭很好。她的养父是当地一个高中的体育老师，她的养母则是一位钢琴教师，在家里教钢琴。他们有6个孩子，其中5个已经上了大学，只有一个和英格瑞德一起待在家中，她比英格瑞德大了半岁，并在英格瑞德还待在那里时就上了大学。在此之前他们家还居住过其他两个交换学生，都是女孩儿，一个来自芬兰，一个来自荷兰。

与德国的生活、学习相比，美国有着诸多不同。用英语进行课程的学习，英格瑞德觉得并不算太难，自己也能学得很好，因此在课业方面对她而言还是相对轻松的。但在美国的中学里，体育课会有很多学生一起上，这在德国是较为少见的。让她觉得新奇的是学校对于社交的重视，女孩儿们都有男朋友，都会去约会。学校里还有很多舞会和其他的社交活动，有时还会去汽车电影院，而在德国只有普通的电影院却没有能够将汽车开进去看的那种。学校里有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英格瑞德也加入了一个溜冰俱乐部，还参加了一些辩论活动。在那里，英格瑞德交了很多朋友，在寄养的家中也过得非常开心。养父莱恩先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莱恩太太则很有教养，如果你有什么想谈的可以找她，她是不会拒绝你的。那是非常美好的回忆，莱恩夫妇认为英格瑞德就是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常常带着她去其他州探望亲戚，而英格瑞德也因此见过莱恩夫妇的父母。事实上，几十年以后，英格瑞德还依然和这个家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莱恩夫妇后来也到德国和澳大利亚看望她。

英格瑞德觉得她在美国碰到了很多开放、热情的人，他们非常好奇，想知道很多东西，事实上可能到了现在，美国的很多人对于其他国家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有人曾问她：“德国有没有电话？”他们真的对德国没有任何概念，当然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不知道罢了。让英格瑞德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慷慨和热情，还有他们对参与公益活动的热衷。就拿莱恩家庭为例，几乎每个周末，莱恩夫妇都会带着孩子们去教堂参加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那是个属于英国国教一支的长老会教堂。当然他们还会参加其他的社区活动，而英格瑞德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会和他们一起参加。她觉得，与自己或邻居在德国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相比，她在美国花费在志愿活动上的时间要多得多。

在美国的点点滴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及至后来，她在人生中所做的某些重要决定也与这段经历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当年，英格瑞德从美国回到家中时，也将对美国的一些印象带了回去。让英格瑞德到现在还十分抱歉的是，那时的她似乎比较心直口快，曾以美国养母的生活方式为标准来看待自己的母亲。她认为母亲的生活并不艰难，虽然曾受过职业培训，却在结婚后就待在家中不用工作，只是照看孩子们，不用亲自做些什么，显得很轻松。那时总会有来自乡村的女孩儿到城市的家庭干家务活儿，而英格瑞德的家中也一直有人做家务，她虽然没有很直接地用“懒”这个词，但母亲听完后眼神一暗，慈爱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无奈与哀伤，看来母亲对她的直言不讳感到伤心了，而且久久难以释怀。

在美国一年的中学交换生活结束后，回到家中的英格瑞德就开始补上一年落下的课程。因为在美国的学校中没有选择数学、科学或者其他理科类课程，回到德国后，英格瑞德需要努力补上许多课程，并继续完成文法学校最后一年的学习。在文法学校有这样的规定，除了一两名最优秀的学生外，每个学生都要在结业前完成笔试后参加口试，而英格瑞德就是那一两名免口试的学生之一。因为一直表现优异，英格瑞德在毕业时被授予中学奖章。那一年，她19岁。邂逅意中人

青春的年华总让人刻骨铭心。在父母的眼里，小英格瑞德长大了，不仅有主见也更有自信，青春活力的她满脸洋溢着微笑向他们挥手，第二次离开家奔向新的征程——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省的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

这也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1961年，英格瑞德凭借优异的笔试成绩进入了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在九年的文法学校学习结束后，有一个毕业考试，学生会凭考试的成绩进入大学学习，也就是说大学是没有单独的入学考试的）。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从1742年建校至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已经是德国最大的几所大学之一，在德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英格瑞德选择这所大学的初衷却是为了一个新学位。她读书的时代，在大学选择专业其实是非常自由的，可以随心选定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专业。直到数年后学生数量激增，大学中某些热门的专业才开始限制学生的人数。当时，大哥学的是法律，二哥学了医学，而一般的大学本科学位都是按照专业划分的，英格瑞德因为喜欢很多东西，就希望能够学不止一个专业。她选择了一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新学位，这个学位中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五个学期的法律学习。而这个新学位当时只有地处德国南部的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开设，英格瑞德便去了那里。

英格瑞德的另一种考虑便是，从这个混合专业毕业的学生有很多的工作机会。与单独学习法律相比，这些学生因为学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比较有优势。虽然不能像只选择一个专业那样可以对某个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但事实上英格瑞德的同学们毕业后从事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工作。而对英格瑞德来说，这个混合专业最大的益处在于能够让她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知识，且涉猎范围十分广泛。

英格瑞德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选择让她必须付出比一般学生要多得多的精力。因为在德国，开始本科学习后，学生就会被学校当做成年人对待，而一个成年人就应当自己做决定，有自己的选择，这些内容包括你要学什么专业，怎样完成学业。当然对于学生毕业的要求，学校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根据学位课程的规定，英格瑞德每个学期都有社会学的课程，每门课程都需要写论文以及做演讲，或者通过其他的考核方式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检验，然后才能拿到学分。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

自从进入大学后，精力充沛的英格瑞德便开始崭露头角。无论是专业课堂还是一些学校的社团，都出现她活跃的身影。她不仅在选择的专业课程上取得了好成绩，还在空余时间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其中之一便是基督教社团。每个大学的基督教社团都会有一个类似发言人的角色，而英格瑞德就被推选担任了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基督教社团的发言人。那时该地区各大学基督教社团的会议，每隔一段时间会定期召开。

当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所在的城市飘起大雪时，英格瑞德迎来了入学后的第二学期。那是1962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在空中飞舞、徘徊，似乎在期待着什么，总也不愿停歇。英格瑞德重温了准备好的发言稿，因为该地区各大学基督教社团的会议即将在她的学校召开，英格瑞德将作为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发言人参加这次会议。作为东道主方英格瑞德和其他接待人员在会议室门口等待各学校代表的到来，她望着窗外那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想起了故乡——位于北部的奥利希小城，想起了温馨的家，心里暖洋洋的……天虽然冷，代表们的到来让会议室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英格瑞德最后进入会议室，不经意间撞上了一个美丽的微笑，那是怎样迷人的微笑，竟吸引了英格瑞德的目光，她不由自主地想：那个微笑的主人是谁？怎么自己的心不自觉地快了几拍？

会议开始了，各个大学的代表一个个轮流发言，不多久便轮到了慕尼黑大学基督教社团的发言人约翰·莫西斯。原来是他，带着迷人的微笑侃侃而谈，举手投足间无不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息。他的一个手势、一点笑靥，拨动了少女的心弦。轮到英格瑞德发言了，从小擅长言辞的她从容淡定、直抒己见，精彩的发言博得了阵阵掌声。这个少女散发出的迷人气息和那双美丽的眼睛透出的自信让坐在台下的约翰觉得眼前一亮。他被她的风采深深地折服，他迫切地想要了解她，那个光彩照人的女孩——英格瑞德。

两个年轻人开始找机会攀谈，茶歇、午餐、会后，只要有机会，约翰便转到英格瑞德周围，帮忙拿个文件、问个问题。会议期间，虽然时间不长，却也让两人对彼此都有了初步了解。原来约翰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他到慕尼黑大学历史系学习，主要希望能够为自己硕士阶段的研究收集与德国相关的资料。

会议结束后不久，约翰便开始频频与英格瑞德联系。他无法解释来德国几年了，遇见了这么多漂亮的德国姑娘，却似乎从未对哪个女孩儿有特别的喜爱，为什么与英格瑞德一见如故，为什么只想和她见面、聊天？

这两个年轻人所在的大学相距几百公里，要见面还真是不易。约翰热切地邀请英格瑞德到自己的大学来玩儿，还答应如果她去慕尼黑，便陪她一起逛逛这个城市。英格瑞德真的去了慕尼黑，她告诉自己想去、要去，可从没有想过是否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也压根就没有考虑两个人的国籍。两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近距离地碰撞，他们什么都愿意聊，天南海北，历史今朝，两个人彼此觉得早已熟识。

因为约翰是英格瑞德认识的第一个澳大利亚人，她开始问许多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恨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国家上至天文下到地理都问得清清楚楚。约翰告诉她自己出生于1930年6月10日，年长英格瑞德11岁，他向英格瑞德描绘了自己的故乡——昆士兰州北部的阿瑟顿。讲述了自己从布里斯班技术学院的无线电工程专业毕业后，去了昆士兰大学攻读硕士，因为约翰的专业为历史，需要收集很多与德国相关的研究资料，所以他申请并获得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奖学金，开始了在慕尼黑大学历史系的学习，约翰的这些经历让英格瑞德非常钦佩与感动。

在英格瑞德的眼里，约翰的性格十分开朗，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与她所认识的男孩儿们都不同。或许是约翰那种澳大利亚人的热情、洒脱，又或者是他身上的那一份稳重深深吸引了她吧。而在约翰的眼里，英格瑞德就像一个好奇宝宝，问每一个问题时的表情都非常迷人，语气中透出的执著令人喜爱。他非常感谢地区大学基督教社团会议，让他有机会遇见了美丽的英格瑞德。

这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交往了。虽然因为身在两个城市，见面的机会并不算多，但他们越相互了解，越觉得自己是何其幸运能够遇见对方。或许是月下老人悄悄地为他们牵了一道红线，将这两个年轻人绑在一起。才短短几个月时间的交往，两个人已经深陷热恋之中，他们还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要结婚了。

直到这时，英格瑞德才想起应该告诉父母亲。于是，她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页纸，字迹略显潦草，却掷地有声：她遇见了一个男人，有一半苏格兰血统，一半黎巴嫩血统，她决定要和这个男人结婚了。热恋中的英格瑞德哪里还顾得上父母的感受，她只认定自己是成年人了，自己的事应当由自己做主。

远在奥利希小城的父母收到此信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他们深深感到女儿的决定太过仓促，他们并不希望女儿嫁给外国人。思量再三全家决定由母亲和妹妹启程前往英格瑞德所在的大学，一来看看英格瑞德的状况；二来会会约翰。约翰如约等待，英格瑞德母亲看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和我的丈夫反对你们结婚”。这对热恋中的青年突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英格瑞德能感觉到父母非常不希望他们在一起，她也执著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不会轻易地妥协。在后来相处的过程中，英格瑞德的父母渐渐地对约翰产生了好感，也慢慢地接受了约翰，这让英格瑞德如释重负，也非常感谢父母的理解。英格瑞德认为，父母最终很高兴地接受了约翰，是约翰的人品所致。因为约翰并不是一个莽撞的年轻人，他比自己要大11岁，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自此之后，两人的相处变得比较顺利，在英格瑞德父母眼中，约翰是一个很好的女婿，因为他很喜欢自己的家人，并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妹都有着融洽的关系。大家都喜欢约翰，就好像约翰来自一个德国家庭一般。

就这样，约翰开始在放假期间到英格瑞德的家中小住。这一年的圣诞节前，约翰正式向英格瑞德求婚了，而求婚也获得了英格瑞德父母的同意。于是，英格瑞德与约翰这对相爱的年轻人决定在圣诞节订婚。圣诞节这天，兄妹们都从各个学校回到家中，一起见证了他们的订婚仪式。

英格瑞德告诉父母，他们不会一直生活在德国，因为在德国，如果要成为一位大学教授，你必须是德国公民，所以约翰作为一位外国学者就必须离开德国。英格瑞德还希望父母能够让自己与约翰早点结婚，而非将一切都拖到最后一刻，这样他们结婚后至少能和家人相处一段时间再离开。

然而因为两个人的学业都还未完成，作为学生的身份结婚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德国实在非常少见。思量再三，一方面这两个年轻人认为早一些结婚可以更好地照顾对方，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早一些正式向大家宣布他们在一起的消息。终于在1963年9月1日，在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后，英格瑞德和约翰这对相爱的恋人在德国举办了婚礼。依照德国的传统，在结婚前夜会有一个聚会，要邀请朋友们参加。聚会上大家会砸陶器，希望那陶器破碎的声音能够将恶鬼赶跑，砸完后要由新郎新娘一起打扫，考验新人能否很好地合作，由此评判两人将来是否能够成为好伴侣。这样热热闹闹的聚会让这对新人非常开心。那个晚上，有父母、兄妹的浓浓亲情，有朋友的热烈祝福，英格瑞德觉得非常幸福；对于约翰来说，在异国他乡结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奇妙新颖，娇妻依偎让他倍感幸福。

第二天便是婚礼了，婚礼是在奥利希城举行的，婚礼规模不大，却温馨宜人。在德国，法律认证的婚礼和教堂婚礼是分开的，你需要先穿西服参加一个登记婚礼仪式，然后再穿上婚纱举办教堂婚礼，接着是大家一起吃晚餐。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那天早晨，两人先来到市政厅的结婚登记办公室登记结婚，然后换了婚纱礼服去教堂结婚。参加婚礼的人不算多，有英格瑞德的父母、兄妹、兄长的女朋友——也就是后来的嫂子，还有三个澳大利亚人，他们都是约翰的朋友，因为恰巧正在德国，便欣然接受了约翰的邀请出席婚礼。虽然约翰的父母因为距离遥远和昂贵的路费没能参加婚礼，但能有约翰的朋友出席，还是弥补了一些遗憾。下午大家一起喝咖啡，到了晚上一起吃了一顿热闹的晚餐。晚餐并没有在饭店而是在英格瑞德的家中举办。家里请来厨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家宴，音乐悠扬、祝福声声、笑闹阵阵，大家还齐齐举杯，共同祝愿这对璧人一生幸福、白头到老。入夜，按照规矩，这对新婚夫妇便踏上了蜜月旅程。他们是和另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一起出行的，这对夫妇在英国华威大学教书，两人搭了他们的顺风车，中途还在附近的小镇休息了一晚，然后第二天启程去往英国度蜜月。从此，21岁的英格瑞德告别了少女时代，正式成为莫西斯太太（结婚后英格瑞德随丈夫改姓莫西斯，后文改称其为莫西斯，并仍称其丈夫为约翰）。

结婚后，他们在德国继续学习和生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二人经常回到奥利希莫西斯的娘家，有时是暑假，有时是其他的节假日，每次都住上一段时间，与莫西斯的父母、兄妹共享天伦。婚后的社交生活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两人更多地开始与其他的年轻夫妇们交朋友。在大学里，莫西斯加入了很多俱乐部，尤其是组织国际学生进行交际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能够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大概是早年去过美国学习和生活，让莫西斯深深地感到只身在国外求学的种种不易。对于国际学生，莫西斯觉得自己应当认真地倾听并表示友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是非常重要的。莫西斯还发现一种现象，无论在澳大利亚、德国还是英国，来自不同或者相同国家的国际学生总会待在一起。但莫西斯认为国际学生能够适当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大学里有很多国际学生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就是由当地的家庭邀请国际学生周日去家里聚会，莫西斯认为这种活动的形式很好，也会常常帮着组织或参加。

在经济状况方面，约翰当时还不算真的赚钱，因为他只有奖学金，也会在学校上课赚一些钱。在德国，如果你还是学生，父母是会给一些生活费支持你上学的，不过如果你结婚了，这种资助便会停止。结婚后父亲给莫西斯的生活费便停了，因此莫西斯会做一些兼职赚钱，两人赚的钱只够生活罢了。

这对早早踏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并没有因为结婚而影响正常的学业，他们的生活正按着既定的轨迹一步一步前进。在学习上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他们相互适应、相互照顾。约翰结束硕士学习后，便申请了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博士学习，并获得了奖学金，开始在德国攻读博士。那时候在德国，博士论文可以用德语或拉丁语撰写，于是约翰选择了德语。应该说这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后来约翰的德语很不错，可是在当时，约翰的写作水平只能算一般。他是1961年1月抵达德国的，在此之前凭借对音乐和德国艺术的兴趣，他曾在昆士兰大学学过一年的德语入门课程。来到德国后，他又修了深入学习德语的课程，并参加了一些讲座，德语水平有了一些提升。不过即便如此，用德语撰写论文的难度还是可想而知的。

莫西斯的大学学习有点类似澳大利亚的研究生课程。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大致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比较普遍的英国模式，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习；而另一种则以德国为代表，完成学位的时间相对要长很多，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还要写一篇论文，这一点与中国的大学本科学习是类似的。在大学的课程中，莫西斯可以选择一个学科作为论文的内容，她选择了社会学。莫西斯在本科论文的选题上征求了约翰的意见，她本打算研究德国的商会，不过约翰建议莫西斯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因为澳大利亚的商会制度中的仲裁制度与德国有着很大的差别。莫西斯觉得很有意思，便接受了这个建议。然而在当时的德国图书馆，除了一些历史书外，并没有与澳大利亚商会相关的研究藏书，幸而约翰为她提供了很多相关书籍，对莫西斯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这个研究对并不了解澳大利亚的莫西斯而言，可谓打开了一扇窗，至少她已经开始了解那片土地上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德国的本科一般为四到六年，通常学生们需要用六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虽然不是必须的，但大家一般都会用那么久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课程学习和完成论文后的一场考试。本科学习快要结束时除了提交一篇本科论文外，学生还需要参加一个综合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该综合考试涉及内容广泛，涵盖了某个学科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并不是你上过什么课，就考什么内容，即便没有上过相关课程，只要属于这个学科，就有可能考到。当时，德国的本科教育体系与英语语言国家不同，在后者的体系中，你完成一门课，然后考试，接着继续其他课程的学习；然而在德国，因为这种考核制度，让学生们对最后的综合考试都十分焦虑，既然不知道考试的内容会是什么，多数学生都会选择一直学习，将考试的日期往后推延。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德国和奥地利，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会在大学校园里一直做学生，因为他们似乎永远都无法准备好参加最后的综合考试。

虽然很难，莫西斯依然用了最短的时间——四年半完成了学业。是因为莫西斯非常优秀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过此外似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因为在莫西斯的本科学习快要结束时，1965年9月，丈夫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昆士兰大学的聘用。摆在这对年轻夫妻面前的聘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是这对年轻夫妇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抉择。人生就像一条满是分叉的道路，在每个阶段的选择都决定了你将来要走的路。对于约翰来说，接受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系讲师的工作将是人生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因为昆士兰大学在当时是昆士兰州最好的大学，而昆士兰州也是约翰的故乡，能够回到家乡也一直是约翰的希望。莫西斯似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如同当初决定结婚时一样，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有着迷人微笑的丈夫，她决定，继续支持她的丈夫，开始他们最初的事业。因为爱他，所以支持他，因为爱他，所以追随他，莫西斯决定要尽快完成学业，跟随丈夫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丈夫的故乡去，这便是莫西斯的选择。

1965年10月，因为要开始工作，约翰先期启程返回澳大利亚。丈夫离开后，莫西斯似乎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为了能够早日与丈夫团聚，她不得不冒险参加最后的综合考试，结束这一阶段的学习。在后来的回忆中，莫西斯对当时的口试还有些印象，她好像被问了一个问题，而那时的她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概念，自然也没能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不过好在仅仅一个问题还不会影响到考试的结果，莫西斯最终顺利通过考试，并于1965年11月毕业，获得社会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莫西斯先回了一趟娘家看望父母与兄妹，同时她的澳大利亚之行也提上了日程。要移居澳大利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还要等待签证。签证的事情并不算顺利，因为莫西斯的签证申请似乎被弄丢了，这让她又不得不重新提出申请。最终成行澳大利亚已经是第二年的4月了。

对于莫西斯的澳大利亚之行，父母终究因为舍不得女儿，内心恐怕谈不上高兴。他们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悉心呵护女儿的成长、全力培养女儿的能力，女儿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多么希望女儿能一直留在身边。澳大利亚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别说坐船去那里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寄一封信也需要好久才能送达。好在莫西斯结婚以后，他们与女婿相处了大约三年，也对约翰有了一些了解，而莫西斯的婆婆也会给他们写信，莫西斯与约翰又再三向父母保证会尽可能多地回德国去看望他们。父母虽不舍，终是答应了他们的离开，他们知道女儿长大了，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父母理解女儿的幸福所在，他们相信女儿的能力，最终选择了对她的支持。

女儿离开的那一天，父亲和母亲来到码头送行，诸多的不舍终化为一个紧紧的拥抱，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默默地在那里目送女儿远行。眼泪终究落了下来，只是没有让女儿见到，只愿女儿在异国他乡可以幸福、快乐。莫西斯一直倚着栏杆，她是要找一个支撑，因为真正要离开了，对父母、对祖国是那样的难以割舍。就这样，莫西斯带着无限眷恋与对幸福的憧憬，启程前往约翰的故乡——澳大利亚。定居澳洲

1966年4月，这是让莫西斯难以忘怀的日子，她第二次离开德国。与第一次相比，情况完全不同，这可不是旅行，而是定居！但在莫西斯的脑海里却没有那样清晰的概念。莫西斯出发了，出于经济等各种因素的考虑，她选择坐船前往澳大利亚。那时适逢苏伊士运河被封闭，所以澳大利亚之行要取道巴拿马运河，从路程上比较，要比取道苏伊士运河远些，这倒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除经济方面的考虑外，更重要的是她希望有一些过渡的时间，让自己能够调整状态；在适应气候方面也有好处，四月的德国寒风凛冽，如果坐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只30-40个小时，目的地是热带气候的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气温变化较大；行李携带方面坐船优势更大，去澳大利亚与丈夫开始新的生活，要带的生活用品很多，包括用于喝咖啡的瓷器等等，虽然没有也不太可能带大型家具，但能够放进橱柜中的小家具莫西斯还是带了不少的，精美的茶具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东西是莫西斯与之前德国生活的一根纽带，带着它们去澳洲，也算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仿佛与家人在一起。

莫西斯对这次出行记忆很深。她与旅客们从德国北部的不莱梅市登船，移民当局的安排是比较周到的，他们希望能够在船上组织英语课，因为船上有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各个国家的人，有些人甚至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这个课就变得很有必要。他们询问坐船的旅客中谁能够教授英语，莫西斯表示自己可以。于是莫西斯成了船上教授英语的老师，教英文课程的资料则由组织者提供，主要是英语入门。原本莫西斯因为一个人旅行，便和其他几位女性同住一间客舱，由于协助移民部门工作，组织者告诉她可以换一间好一些的客舱，莫西斯听后微微感到一丝不快，或许不想因此而拥有特权，她依旧和那些女孩儿们一起待在之前的客舱。

这是一艘一等船，船体巨大，行船相对平稳。这艘大型客船上坐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虽然语言各异，生活习惯不同，但就像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大家友好地相处，互相帮助，使整个旅程变得十分有趣。从德国抵达澳大利亚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海上旅程，因为在小型的英语补习班担任老师，莫西斯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些新朋友大都是她的“学生”。她主要教大家一些日常的口语表达，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看着“学生们”每天都有新变化，老师教得也更带劲了，莫西斯觉得，这可是她在船上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呢！她自己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收获了许多快乐。她和“学生们”都感觉日子过得很快。

莫西斯在教英语的空闲，经常欣赏海上的风景。她常常凭栏远眺，看着海上的日出日落，畅想自己的未来人生；有时海上的波澜壮阔，让她突然想起故乡的大海波浪，想起小时候，因为她的家就在海岸线上，有时全家一起出海到附近的小岛游玩，那时她还会晕船呢……

在航行中的客船上，莫西斯和其他旅客一同经历了大海的变幻莫测，刚刚还是艳阳高照、风平浪静，瞬间风大浪高，波涛汹涌。这艘客船较大相对还是平稳些，但遇到大的风浪也摇晃得厉害，会有许多旅客因此而晕船，在莫西斯教授的“学生”中，便有一位50岁左右的德国女士要去澳大利亚看自己的孩子，因为晕船，她这一路上还是非常难受的，时常觉得晕眩，想要呕吐。莫西斯庆幸自己没有遭受晕船的痛苦，但在别人晕船时，她没有闲着，总是帮着端茶递水，悉心照顾。

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星期后，莫西斯终于看到了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当踏上这次旅程的终点站布里斯班——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首府时，莫西斯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见到自己亲爱的丈夫了，虽然两人只分别了不到半年，对她而言却恍若数载。

莫西斯回忆，当初夫妻俩鉴于英国和澳大利亚体制类似，打算到英国工作的，如果当时约翰能够在英国找到工作，莫西斯相信他或许会在英国留下来；另外，当时有许多澳大利亚人选择去英国工作，且在学术方面有很多交流，想来这也是他们选择英国的理由。不过当约翰获得了昆士兰大学的工作机会时，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澳大利亚。约翰刚开始的工作是普通教师，第二年成为了讲师。回到澳大利亚对于约翰来说是工作的起点，可对离开祖国的莫西斯来说却是人生的新起点。虽然莫西斯因为约翰对澳大利亚有了一些了解，然而这里对她来说仍是像谜一般的地方。

1966年的布里斯班市政厅

踏上这片土地让莫西斯觉得莫名的兴奋，这里的一切都让人觉得那么亲近又那么新奇。觉得亲近是因为这里有欧洲的味道，这里的许多建筑物，包括楼房和大桥都与莫西斯在蜜月旅行时看到的英国有着那么多风格上的相似，可见英国文化对于澳大利亚的社会和生活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这里还有美国的味道，说不上在哪里，可能是人们的热情，也可能是这里自由的空气。这两种味道都让莫西斯觉得无比喜爱。当然这里还有让她觉得新奇的味道，那便是澳大利亚的味道。这种味道说不清，道不明，同样是阳光、海滩，这里的阳光似乎更炽热，同样是邻居，这里的人们似乎更质朴、更享受生活。

来到这片土地上，就不得不开始用英文交流与沟通。虽然英语是莫西斯的第二外语，但这里人们英文的表达与美国也有所不同，需要她在口音方面努力适应。不过对英文基础尚算不错的莫西斯而言，这也算不上太大的困难。总体上，莫西斯对初识的澳大利亚还是颇为喜爱的，加之有爱人相伴，她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就这样愉快地开始了。

相对于文化多元的热闹城市悉尼和墨尔本，60年代的布里斯班就像一个大型的村镇。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布里斯班只有50万人口，这里并不是一个大都市，也不是很有特色的城市。从移民的分布上看，这里有很多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还有许多德国人，因为这里的大学里有一些德国的教师。从建筑物、饮食文化及生活规律等方面看，这里受英国和美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影响的印记，事实上这里更像一个普通的欧洲城市。

莫西斯刚到布里斯班时，对这里的食物还是颇有微词的，她曾开玩笑地表示，那时这里供应的多为英国的食物，实在不怎么好吃。所以要想改善伙食，夫妇俩就会去希腊餐馆。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家开放一些，才慢慢有不同的食物进入超市。除了食物以外，莫西斯觉得这里还有一些奇怪的规定，不过她对这个新家还是满意的。

其实在决定离开德国来澳大利亚生活时，莫西斯没有太多的害怕，至多是有些不安吧。当时在她心中只是悄悄地认为如果不能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到德国去。能够回家似乎就像是一张安全网，不过莫西斯从没有真的希望自己要跳入这张安全网中。虽然那时没有人生规划，但既然做出到澳大利亚定居的决定，莫西斯希望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好好地生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那么容易。

因为丈夫在昆士兰大学工作，夫妻俩便在大学附近租住了一间房子。要想在澳大利亚好好地生活，光靠丈夫的收入显然是不够的。另外，莫西斯也希望自己多年来学到的知识能学以致用。加之父母对她的一贯培养和男女平等的理念，对一切都还陌生的莫西斯就开始寻找一份工作以补贴家用。虽然还未想好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找到一份工作是她的期待。但求职还是遇到了困难，特别是澳大利亚对待女性的状况让莫西斯始料未及。

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还比较落后，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很低。在当时，大学对于大多数女孩儿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有的甚至已经读了高中也可能不会毕业；在工作方面，女性当时被社会普遍认为主要是做好母亲，干家务活儿，做一些慈善工作即可，并不需要做一位独立的职业女性，更谈不上有自己的事业，即使是已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婚后也会辞职。虽然后来在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开始普及，出现了许多年龄较大的女性学生，但对于当时已经大学毕业的莫西斯来说，真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莫西斯是在良好的环境中长大的，父母亲的期望和她的成长环境深深影响着她。她父母认为男孩与女孩拥有同样的学习权力和对职业的选择权，因而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莫西斯心里根深蒂固。幸而在世界女性运动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这种对待女性的状况仅延续到60年代后期。大概在1967年，新的法律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澳大利亚的女性在学习及就职方面有了改观。此是后话。

当时，莫西斯作为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幸运的是，丈夫约翰向昆士兰大学德语系的教授和人类社会学系的教授提到她，表示自己年轻的德国妻子刚来到澳大利亚，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兼职可以做，于是莫西斯便这样开始在德语系做了一段时间的兼职代课老师。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虽然她并不是学德语的，但因为教的是语言而非文学，对于生长在德国的莫西斯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并能够胜任的。这个系里没有澳大利亚教师，大家都来自世界各国：新西兰、英国、德国、瑞典等，典型的多元化环境，使莫西斯感到非常自在。这是莫西斯到达澳大利亚后的第一份兼职工作。

这份兼职做了一段时间后，莫西斯开始为人类社会学系主任劳伦斯教授做兼职研究助理。这项工作与她的社会学专业相关，还为她以后的硕士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这位人类社会学教授研究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内容为那里的一种特别的传统现象叫货船崇拜（Cargo cults）。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部分土地在历史上为德属新几内亚，有几十年的历史，因此有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德文的，那位教授需要莫西斯帮助他寻找资料并且将其翻译为英文。

1967年2月，也就是莫西斯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二年，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莫西斯成为了一位年轻的母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莫西斯可算是世界上第一代吃避孕药的女性。他们夫妇在德国的几年一直用此避孕，这在现代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当时堪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不可不说勇气可嘉，想法前卫。在约翰离开德国后，她便停止了吃药，到了澳大利亚也没有再继续服用，因为他们觉得总会在什么时候要孩子，而很快地他们便有了第一个孩子德克。

在刚怀上德克时，莫西斯便告诉劳伦斯教授自己怀孕了，这或许会对自己的研究助理工作有一定影响。劳伦斯教授虽然自己没有孩子，却表示了理解。教授告诉她，她在哪里工作、什么时间工作都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对教授的善解人意，莫西斯至今说起还是非常感激的。

在第一个儿子德克出生后，作为学者的约翰时间比较自由，便在家中帮着照看孩子，而莫西斯则去寻找研究资料，然后把资料带回家里翻译。因为劳伦斯教授的理解，在德克出生后，莫西斯一直做着这份兼职，只是工作的地点是在家中。莫西斯忠于职守、努力认真，为了把工作干得出色，夫妇俩人会带着孩子出远门查找资料，寻找研究资料的地点扩展到了悉尼的图书馆或者堪培拉的国家图书馆。

在到澳大利亚开始的几年里，莫西斯夫妇搬了两次家，都是租住的房子。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拥有自己的房子是比较平常的事。在莫西斯怀孕后，虽然两人没有多少钱，约翰的工资也不高，但他还是很希望能够买一所房子。约翰的两个哥哥资助了他们。其中一个哥哥把钱借给他们，另一个哥哥则和他们一起住进了他们的第一所房子。1968年4月底，也就是大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小儿子沃尔夫也呱呱坠地。沃尔夫出生后，因为房间不够，哥哥才搬了出去。那时约翰已是高级讲师，工资稍微高了一些，莫西斯实在忙不过来，希望请人帮忙打扫房子，便在那时请了一位荷兰女士每周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打扫屋子，从那以后直到莫西斯退休，他们的家中一直都请人帮忙打扫。

但这对年轻夫妻却一直没有请人专职照看孩子。莫西斯谈起这一点，觉得颇为自豪，那时的澳大利亚，一般的女性有了孩子后便会待在家中，但莫西斯坚持工作；莫西斯的一些朋友，是昆士兰大学的职工家属，她们也不工作，莫西斯便请她们帮着照看孩子一两个小时；如果晚上莫西斯夫妇有社交活动，像聚会或晚餐之类的，就将孩子交给那时学校里的一个幼儿照看小组。这个小组遵循的是一个交换照顾孩子的机制，小组中的成员们会轮流照看孩子，积累积分，使用自己的积分让别人帮着照看，倒也不需要付钱。而那时莫西斯夫妇居住在布里斯班北部的区域，离大学校区不远，附近有很多大学教职工居住，因此照看孩子没有成为他们太大的问题。

不过对孩子们的照顾依然是莫西斯生活中的主业。如果说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让莫西斯觉得是最重要的，那应该是教育了。莫西斯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她秉承自己父母的理念，让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下成长，基本礼仪的教导是必需的，她会利用各种恰当的时机进行适时的教育；遇事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循序渐进地让孩子们懂得做人的道理，通过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坚持，让孩子们养成良好习惯，放手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处世能力。不过，莫西斯可能没有想到，她自己对工作的坚持态度，对工作、对家庭的热情、努力，丈夫约翰对妻子的鼎力支持、对家庭的责任心，使家里充满着温馨和欢快，这些都能潜移默化地扎根于孩子们的心灵，会让孩子们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丈夫称赞莫西斯是一位很有效率的母亲，一位善于教导孩子的妈妈，当然还是一位好妻子。莫西斯在丈夫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下，将家庭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看着可爱的孩子们健康成长，她感到莫大的宽慰和幸福。

刚开始几年，莫西斯夫妇因为生孩子、哺育幼儿，没有机会回德国去看望父母和兄妹，不过从1970年开始，每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澳大利亚大学的暑假（因为地处南半球，气候与北半球相反），他们都会带着孩子们回德国待上几个星期。那期间约翰往往会参加几个学术会议，莫西斯会在兄妹们那里小住几天，然后全家一起去父母那里待上一段时间，这样父母每年可以与外孙们相处，享受天伦之乐。每到圣诞节前，莫西斯的父母翘首以待，孩子们欢呼雀跃，莫西斯也是最开心的时候，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82年才有了改变。先是父亲在1979年去世，到了1982年，母亲也去世了，这让莫西斯感到无比伤心。兄妹们决定将父母的老房子卖掉，在整理房子时，兄妹们各自挑选了一些大型的家具留作纪念。大哥打电话问莫西斯需要些什么，因为家在澳大利亚，大物件不方便拿，于是她就要了母亲留下的陶瓷和古色古香的茶具，那是母亲最喜爱的东西，莫西斯希望能够将它们留在身边，也好睹物思人，让父母亲以这样的方式一直与自己相伴。这些古色古香的陶瓷和茶具还映衬出浓厚的德国传统文化，在德国很多人会收集一些单个的瓷器，而非一整套的，主要是咖啡杯，虽然是单独的杯子，却也可以放在一起用，且每个都不同。你当然可以用它们在午后泡一杯咖啡，不过更多的时候它们则是精美的陈列品。亦教亦学

莫西斯又开始读书了。在小儿子出生后不久，莫西斯便开始攻读社会学硕士。她一边学习，一边做着兼职，一边抚养孩子。这对于女性来说难度极大，而在莫西斯看来却是一个机会，能让自己前进一大步的机会。至于困难么，在她眼里干什么事都会有难度，你把困难放大，那它可能让人觉得难以逾越，你把困难看轻，那它也就微不足道了。当时在澳大利亚有三种类型的硕士，分别是纯课程、纯研究以及研究与课程相结合的硕士，莫西斯选择的是第二种。因为劳伦斯教授的建议，莫西斯基于为教授找到的资料，准备凭着对这些资料几年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作一篇硕士论文。刚开始的研究还算顺利，然而没过多久，学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莫西斯就读的系进行了整合，人事也有所变动。自己的导师劳伦斯教授随之离开，去往悉尼大学任职了。从那以后，莫西斯换了一位非该领域的导师。由于没有了劳伦斯教授的指导，就没有能够支持自己专业研究的导师，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她的研究过程变得十分艰难，她感到困难增大。比较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你可以在职学习很长时间，同时不需要缴纳学费，因此也没有增加生活的负担，只是要推迟毕业的时间了。就这样莫西斯克服困难，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终于在1978年拿到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时间如流沙，悄悄地从指缝间滑落，几年时间转瞬即逝，如果问逝去的时间带来了些什么，那就是改变。昔日的婴儿如今长大了，莫西斯的两个孩子白天能去学校上学了，对于莫西斯来说终于有充裕的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来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从德语教学到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助理，莫西斯做了很长时间的兼职工作，现在孩子到了不需要特别照顾的年龄，自己终于可以做一份全职工作了。在莫西斯看来，女性应当参加工作，这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那是1977年，莫西斯经过申请进入昆士兰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担任行政助理，她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将研究兴趣点转向了高等教育。

回忆起在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莫西斯觉得那几年的工作很有意义。她有机会接触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同时工作的内容是组织职业发展课程以帮助教师们深入理解教学。因为工作的关系，她与很多教师进行交流，与大学内各个部门打交道，这对进行高等教育的研究帮助很大。莫西斯在工作中还学会了组织会议，成为一名很好的组织者。这份工作让莫西斯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为之后的研究作了铺垫。莫西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研究所的主任对每一位员工都一视同仁，这让她深深感受到工作中所获得的尊重，她总能有机会非常直接与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工作环境让她感到女性在社会工作中可以做得很好，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可以有所作为。在她的内心，希望社会各部门能给更多的女性这样一个平等的工作环境和尊重，她也萌发了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和权利的意识。

或许是工作让莫西斯意识到自己对高等教育知之甚少，她决定进修一些教育课程。那时只有南昆士兰大学（当时的达令唐斯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新英格兰大学提供远程的高等教育学学历课程，虽然现在许多大学都有这种课程，不过那时候并没有那么普及。莫西斯选择了南昆士兰大学的课程，并开始在职学习。虽然可以远程学习，但还是要去参加学校夏季进行的集中学习授课。莫西斯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相关的工作，可谓相得益彰。

因为行政助理是管理工作，工作虽然与学术有关，却不属于学术岗位。1980年，莫西斯拿到了南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的学历后，申请并获得了讲师的工作，开始从行政转向研究。几年后，莫西斯成为高级讲师。虽然有了教育学的学历，但在工作中莫西斯深深感到自己有诸多理由需要攻读博士学位。一方面，莫西斯觉得自己需要在这个领域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因为担任大学中的学术岗位，虽然有很多人都不是博士，但你的确很需要拥有博士研究的经历。另一方面，那时的莫西斯已被选举进入昆士兰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那是学校最主要的学术管理机构，每个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包括各领域的教授们和学校的领导等等，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做高等教育研究的，甚至与教育学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学术委员会中女性占极少数。学校里有为数不多的女性教授，她们当中一些人因为她们的职位加入了学术委员会，她们或者是学院领导或者是系主任，其他剩下的成员包括莫西斯在内都是从各个学院中选举出来的。学术委员会中女性不多，却有很多性别歧视者，莫西斯认为，作为一名女性，如果能有一个博士头衔，那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有所保护，能够让自己在大学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不过对于是否成为教授，她倒是从未想过。此外还有个原因潜伏在内心悄悄地触动她，那是在完成硕士论文后，其中有一名论文考官认为其实这篇论文可以变成博士论文的。当时莫西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自信去做博士研究，谁知那位考官的提议竟在她的心中埋下攻读博士的种子，或许她内心酝酿已久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凡此种种，莫西斯有了要攻读博士的想法。然而此时，莫西斯不仅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白天还有全职的研究工作，如果继续深造，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应该怎样做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呢？莫西斯就此与丈夫进行了恳切的长谈：如果想要继续做研究工作，自己的专业知识已经远远不够用，迫切需要知识面的扩展；如果去攻读博士学位，需要潜心学习与钻研，读书和写作的工作量很大。然而自己要照顾家庭，又做全职工作，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丈夫表示，如果她希望去攻读博士学位，自己可以帮着照看孩子们。莫西斯虽然白天要做全职工作，但可以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学习与写作。丈夫这样的表态使莫西斯感动不已，这样的男性在澳大利亚并不多见。丈夫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对她的鼎力支持，让她坚定了继续深造的决心。思量再三，莫西斯做了决定：努力攻读博士。丈夫也同时做了一个决定：全力支持妻子读博。

终于做出了决定，下一步便是研究领域的选择了。因为之前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硕士研究与莫西斯当时的工作无关，她决定要从事高等教育领域的博士研究，让研究与工作直接相关，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研究对将来的工作有更大的帮助。在莫西斯的人生中有很多次抉择，这一次的决定不仅仅是为了读博以满足自我的需求，也是女性敢于突破人生瓶颈的有魄力的选择。从那时到后来，莫西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似乎都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并勇敢地付诸实践，而每一次的奋进又给莫西斯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提高。攻读博士的日子

1982年，这又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年。莫西斯开始在昆士兰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进行在职博士研究。夫妻俩开始了相互支持而又十分忙碌的生活。

莫西斯既要工作又要学习，还要兼顾家庭，时间如何够用？其实每个问题都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对于每天的时间安排，莫西斯受益于科学的时间管理方法的培训。因为她所在的研究所经常为大学教职工组织一些培训，莫西斯在组织之余自己也会参加。在一次关于时间管理的工作室中，提到了一个对自己的时间进行监督的练习，旨在找到每个人最有创造力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因人而异。莫西斯在自我监督了一段时间后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而那一段时间正是她接孩子们放学、回家做饭、让孩子睡下、然后洗漱的时间。因此，开始攻读博士后，莫西斯调整了作息时间，一周中有几天，由丈夫约翰负责接孩子们放学、回家做饭，而莫西斯则会留在学校，在五点完成了工作后，猛吸三根烟，让自己换一种状态，然后开始几个小时的论文写作。这样的安排效率很高。到了周六，丈夫便带着孩子们去打板球或者橄榄球，而莫西斯则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安静地思考、写作，有时她连周日也会工作上几个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莫西斯竟在顺利地进行博士论文写作之余还发表了好多篇论文。她与丈夫一直坚持如此，生活虽然清苦、单调，但距她的奋斗目标却越来越近。丈夫不遗余力的支持成为莫西斯产生创造力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她的研究也推进得十分顺利。后来回想起那个阶段的做饭问题，丈夫还常常打趣说，其实妻子做饭非常好吃，可是读了博士以后便不能给自己做饭了，幸好自己做饭也还不算太差，才没有被饿着。

关于论文，莫西斯主要研究的是大学中的变革因素（affecting change），尤其是变革管理。这与她日常的工作相关，且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对工作的助益自是不言而喻。博士研究的过程中，莫西斯对职业机构中的变革管理有了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其内容包括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内容。她的博士论文涉及变革管理、领导力问题，还有一所大学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公约、规范、模式的差异等，这些差异表现在不同学科对学术人员应发表的论文数量的要求以及对教学人员的认可标准的不同等等。

变革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教学评估体系。莫西斯在论文中主要以昆士兰大学为例，对此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因为昆士兰大学是澳大利亚第一批开始并在整个大学全面应用教学评估体系的学校，而莫西斯的工作正与教学评估紧密相关，为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当然这只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此外，莫西斯还专门运用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为论文进行数据和资料的搜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访谈法，主要的对象为大学中的教学人员。她访谈了100多位教师，主要询问他们关于如何看待教学、如何做研究以及教学与研究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等问题。资料法则是莫西斯的另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她为此参考了诸多相关的论文资料，极大丰富了论文内容。

莫西斯的研究前瞻性强，应用范围广，这是她在投身研究时未曾想到的。因为机构永远都在变化之中，这些变化与变革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她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内容还被应用到学校的政策制定和教师的发展项目中去，这种学以致用的结果让莫西斯颇感欣慰。事实上，在莫西斯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变革管理的相关知识对她自己的工作都产生了莫大的助益，无论是在悉尼科技大学担任学习与教育中心主任、在堪培拉大学担任学术副校长，还是在新英格兰大学担任校长，所有的职位涉及的工作职责或多或少都与变革管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莫西斯把博士期间学到的所有知识和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后来的岗位上，让变革管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莫西斯在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研究为她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前面介绍过，莫西斯的硕士研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可她的博士研究虽也是在职学习，却只用了三年的时间，非常有效率（一般的全日制学习也需要至少三年）。时间管理自然功不可没，后期可以在工作时间从事研究也是提速的原因。为什么后期可以在工作时间进行研究呢？鉴于她的博士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学校的管理以及她日常的工作，学校同意她在工作时间进行相关研究，这对她加快完成博士的攻读也有着不小的影响。莫西斯的博士论文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成稿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她的博士生导师正是当时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所长罗伊（Ernest Roe）。导师不但悉心指导，还给予莫西斯巨大的帮助。在博士研究期间，莫西斯会与导师讨论自己的写作思路、方法和结构，导师会阅读她的草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此外，导师对莫西斯希望发表的论文也会提出批判性的反馈意见。因为在学术界，有时你需要尽早地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发表论文来宣布自己的研究领域，告诉大家这是你正在做的；同时，论文的发表对你今后的学术工作也会有正面的影响，因此导师对莫西斯发表论文的做法是支持和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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