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敏江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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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试读：
前言
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郊区化及再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大多已达到75%及以上。西方发达国家用其历史与实践证明了城市化不仅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同步，而且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标[1]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高于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1.3%；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7.4%。中共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反复强调了“积极稳妥、科学规划”的城市发展观，并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集约化、精细化、协调化”的城市发展方向，这些都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基调。当前，中国城市化仍处于加速期。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城市经济系统概念框架中涵盖的经济、科技、交通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高度集中，能源消耗随之增加，这对城市生态平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会对人类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产生各种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多数城市延续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粗放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给城市资源、环境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致使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态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城市环境日趋恶化。正如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呈现出人类最好或最坏的一面，它们是历史和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各种革新、产业、科技、企业精神和创造力的孵化器，城市是人类最崇高的思想、雄心和愿望的物化形态，城市通过创造财富可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并提供就业机会，却[2]也可能成为贫困、社会歧视和环境恶化的温床。”
尽管城市环境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更替式的再开发，但基本上是具有技术理性特征的“弃旧立新”。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城市环境更多地体现为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城市环境由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表明：一种重资本积累的经济将城市环境当作了生发利益的“机器”，这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技术理性，明显缺乏对城市环境整体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视，致使原本均衡的城市环境出现了空间格局疏离化和空间资源分配非均衡化等问题，进而导致城市环境的恶化。
协调经济建设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城市文明进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对城市环境治理并不太重视。直到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才逐渐认识到城市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1973年，全国首次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环境治理的新篇章。国家层面环境话语首先开始转向，不再片面地认为城市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产物，与社会主义无关，并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然而，国家真正开始重视城市环境治理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工作重心，也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文本。五年规划文本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部署，相对于党代会宏观的工作报告，五年规划文本对环境政策议题的表述相对具体。基于此，本书以党的十二大到十九大期间的6个党代会报告作为研究文本，同时选取“八五”至“十三五”的6份规划作为辅助文本。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因为：在十四大之前，环境保护在党的工作报告中较少提到，即使提到，也是把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来考虑的，甚至是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的。例如，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今后必须在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同时，加大农业基本建设”，“要保证国民经济以一定速度向前发展，必须加强能源开发，大力节约能源消耗”。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四大首次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正式写入党代会工作报告，这标志着环境政策议程的正式设立。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议题，执政党要求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注重可持续发展，表明其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与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发展与保护间的协调成为城市环境治理的重点。然而，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依然是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从表1、表2的词频统计结果来看，在十四大至十五大的党代会工作报告中，环境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分别是4、2，而经济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分别是217、199。在“八五”“九五”的五年规划文本中，环境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分别为20、26，经济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分别是328、406，经济议题词频数远高于环境议题。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党把环境治理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从经济发展中剥离出来，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表1、表2的词频统计结果来看，党的十六大工作报告中环境议题关键词词频为9，较十五大有所上升，而经济议题关键词为168，较十五大有所下降，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中环境议题关键词词频为17，比党的十六大有了明显上升，经济议题关键词词频为132，有了继续减缓的趋势。在“十五”“十一五”的五年规划文本中，环境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分别是60、86，经济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则是275、290，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新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绿色发展观，昭示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高度。从表1、表2的词频统计结果来看，十八大工作报告有关环境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为48，经济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为126。十九大报告中环境议题关键词词频数继续攀升，达到70，而经济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为97，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文本中，环境议题关键词词频数分别是113和216，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而经济议题的关键词词频数为355和390。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党和政府对环境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环境议题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与经济议题同样重要的议题。表1 1992-2017年党代会工作报告中环境议题、经济议题关键词词频统计和主要环境纲领表2 1992-2016年五年规划文本中环境议题与经济议题关键词词频统计
本书通过对党代会工作报告的环境议题、经济议题关键词词频及其变化以及主要环境纲领和五年规划文本中的环境议题、经济议题关键词词频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可知，党在改革开放后对环境治理议题的塑造历经了四个阶段：西方生态主义影响下的应激开拓式治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导向下的权宜性治理、“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参与式治理与“美丽中国”话语导引下的能动式治理。从改革开放初期对生态问题的朦胧认识，到1994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到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再到2012年“美丽中国”的提出，党和政府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认识经历了“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从‘知之不全’到‘知之较全’，从[3]‘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环境治理在困难和挑战中曲折前进，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城市环境治理力度才不断加大，治理成效也日益明显。鉴于此，有必要将改革开放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整体展现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并尝试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城市生态危机久治不愈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究竟有哪些体制性困境与生态理性的缺失相关？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生态理性呈现何种样态？这种样态背后的制度逻辑是什么？如何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城市环境治理的道路特质？迈向新时代的城市超前式治理、精细化治理、法治化治理如何构建？
本书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尝试以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叙事变迁和理论议题转换的关系考察为切入点，梳理时空限制下生态理性流变与城市环境治理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维度剖析城市环境治理的理论源流、历史进程、现实困境、学理反思，并从政治话语、城市治理体制、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生态意识等多维背景来深刻认识环境治理各阶段存在的承继促进性特征，以构建一套比较完善的城市环境治理的知识体系和可操作的行动方案，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思路及政策建议。[1]YUE P Y.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ts problems［J］. International symposia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2008(19): 161-171.[2]联合国人居署.和谐城市——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08/2009［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3]胡鞍钢.东方巨人的两个“大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共识与决策共识［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28(2):139-149.第一章 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基础
人类的繁衍生息离不开自然环境，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之中的”。为了让自身获得满足，使自身消除饥饿，人类需要自身以外的自然界。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持续时间较长，从而使其自我修复的能力也较强。然而，在城市中，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却很短。因为城市生态系统较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与依赖性的特点，具有人口密集型居住、生活资料依赖运输、能源集中供应、垃圾集中清运、建筑以水泥材料为主、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少等特征。
城市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农田系统输入粮食，依靠草原系统输入肉、奶，依靠矿山系统输入燃料与原料，依靠海洋、江河、湖泊等生态系统输入水资源与各种水产品，同时也依靠农田、草原、海洋、江河、湖泊容纳和分解它的污染物……由此可见，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系统的产物，城市生态系统不仅自我调节能力差，而且对外部生态系统依赖性强。城市特定的空间结构决定了环境污染具有放大性的特点，会使较小的污染引发较为严重的后果。如郊区工业区带有污染物的风，从城市中的“豁口”（如道路）进入城市，由于城市中楼房林立，不像郊区那样空旷，会使局部污染加重。同时，“热岛效应”会使城市形成低压中心，并出现上升气流；郊区近地面空气从四面八方向城市中心汇集，从而使周围工厂排放的污染物质向城市中心集聚，从而加重污染。不仅如此，城市自身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矿物燃料消耗的增加，有毒气体、烟尘和粉尘排放量不断增加，加之城市交通的发展，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使得城市大气污染加剧。而且，“超大的城市，巨型的都市，居住的机器已经变成制造污染的机器”。“城市吞噬无数的资源和能源，并且产生数量同样可观的废弃[3]物。”这些废弃物包括废气、废水和垃圾，导致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此外，由于城市工业和人口的集聚，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加之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和建筑施工的噪声，城市的噪声污染也日益突出。
城市环境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噪声污染又包括若干污染类型。如大气污染又包括颗粒物污染、碳的氧化物污染、氮氧化物污染、碳氢化合物污染等。这些污染在狭小的城市空间集聚，会形成“1+1＞2”的效应，从而对城市环境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关于城市环境污染的研究，既有“技术解”的技术原罪论，也有“市场解”的市场失灵论，还有“制度解”的制度缺失论，更有“价值解”的人性贪婪论。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主观操作，而人的主观行为都受其思维方式的支配。技术理性的张扬和僭越是城市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如舒马赫所说，“在传统的技术理性指导下，人类走了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它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4]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要化解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转变思维方式是最为根本的一条路径。“问题是由人性的片面发挥而造成的，它也只能在全面理解和发挥人与世界本质一体的‘类观点’。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行为和[5]态度，进而彻底改善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3]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67.[4]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5]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10.第一节 城市生态危机的技术理性根源
在人类早期，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人们对自然界、自身和社会的认识能力比较有限。“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1]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逐渐拥有了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人类的理性意识也得到了升华。科学技术与理性意识之间出现了一种不断加速同时也越显偏狭的双向互动，技术理性逐渐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原则。“技术理性”的概念源于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提出的“技术合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后来，哈贝马斯也沿用这个概念，并与“技术统治论意识”在同等意义上互换使用。“‘技术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要用来表征那种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类的所有理性活动被技术标准[2]所规范和引导的倾向。”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倾向是“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的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的合[3]理性”。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被称为技术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4]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技术理性是工业文明社会以技术理念和技术手段为核心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一种以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为基本理念，以追求精确化、同一化和效率最大化等为基本原则的实践理性。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它以数学的结构来解释世界，企图借助数量关系、逻辑推演将客观世界及其构成要素同自己的内在目的分割开来，将其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材料或手段；第二，它追求实用目的，将对世界万物操纵与控制的效率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第三，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只关心如何去做，而不关心是否应该去做，只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选择，不追求对目的[5]合理性的质问。技术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力量。然而，技术理性的合理性，更多地体现在其工具性的局限运用方面。技术理性有两个鲜明的工具主义取向：第一，是对自然界的限定，即把自然限定为必须交付实用价值的质料或材料，并依据这个定势尽其所能地加以技术开发；第二，是对人的限定，即把技术体系中的人限定为职能角色，并按照标准化、精确化、效率最大化模式对其进行管理，而不管其属人的特征。
当纯粹工具性的应用走到极致，就会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进而产生异化现象。异化是指“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机器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6]阻碍主体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技术理性的异化，主要指工具理性的僭越，即工具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主导了人们思维方式，反过来，这种主导的思维方式会使人们对工具理性产生极大的依赖，进而使工具理性从原本理性的工具性应用逐步演变为压制人、奴役人，从而限制了人的批判性思维，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否定性力量。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异化是“人类在改造社会道德的同时，创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他们破坏社会的和谐、损害人类利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成为敌视人类的破坏性力
[7]量”。“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8]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在技术理性扩张的支配下，人们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日益膨胀起来的物质需要的原料仓库，依据物理、化学规律及技术可能性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这种价值观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9]织怎样”。技术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最终导致技术的异化，其危害的根源除了技术本身之外，主要是社会原因。恩格斯指出：“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10]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技术理性的泛滥，使得一些城市急功近利，重经济增长，重财富增加，重眼前利益，轻环境保护，轻生态资本，轻长远利益。为了获利，人们围湖填海、打洞挖道、无节制地抽用地下水，人们粗暴地利用更多的城市土地，排放更多的工业污染物，进而导致诸如“城市热岛”“城市荒漠”“城市垃圾围城”等突出问题。这种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排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技术理性何以造成城市环境危机？
首先，技术本身具有反自然性。（1）技术改变了原先环境的物质格局。人类利用技术不断“进化”、修复、再组织，并“生长”出自然界没有的新材料、新物种。在技术“魅力”的诱惑下，人类正尝试利用科学技术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现代社会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造材料、核技术、杂交技术、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这些均意味着环境物质格局的变革。例如，人造材料中的纸张得益于造纸术的发明，而纸张的获得是以砍伐成千上万棵树木为代价的。绿色植被具有调节气候、保护土壤、净化空气、净化饮用水、储存养分等生态功能，绿色植被的减少必然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再比如，自人类开采矿石、使用化石燃料以来，人类的活动范围就开始侵入岩石圈，而大规模地开采矿石就必然会破坏自然界的元素平衡。在城市，由于集中了大量的工厂、车辆、人口，城市居民的许多活动都向环境排放了大量有害物质，使自然环境的组成状态发生了变化，自然的结构、功能遭到了破坏，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新兴化学原料的生产为城市居民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让城市居民品尝到它们带来的苦果。（2）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打乱了自然界的自我调节机制。技术因其具有精确化、标准化和效率最大化的特征，很容易被资本所挟裹。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成为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有效手段。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资本不仅要不停地循环，而且还必须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对此，马克思说：“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11]愚钝的物质力量。”这样，自然就被彻底“征服”了。可见，当自然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纯粹对象时，自然的价值也就仅仅体现在它的实用性和物质性上，而自然本身的多重价值和多重意义却被肢解，最终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下，人类的永续生存和自然的生态平衡走向危险的边缘。马克思说：“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12]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其次，技术理性倡导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作为宇宙主体的地位得到了显著增强，不再像原始文明或者农业文明时期那样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开始反转，由“敬畏”和“顺应”变成了“征服”和“拷问”。“人是自然的尺度”，“人是自然的主宰”等思想开始甚嚣尘上，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日益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哲学。从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和“要命令自然必须服从自然”，笛卡儿所宣扬的“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康德提出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洛克主张的“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再到黑格尔所信奉的“自然界绝对精神的外化”，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日渐成为近代以来在人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上的工业文明城市发展模式，使得自然被异化为压榨的对象，人对大自然的态度由依赖、利用变为滥用，人从自然的守护者变为自以为是的“主人”和自然的“终结者”。忽视经济匮乏性而进行的努力，最终成就了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匮乏。这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匮乏又会进一步对生态平衡和不可再生或不可重组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结果导致人类生产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人类生产的创造性，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大战，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如果让这[13]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1-82.[2]李泳梅.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根源及困境——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深层解读论［J］.浙江学刊，2006(4):68-72.[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7.[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林学俊.技术理性扩张的社会根源及其控制［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2):82-85，112.[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04.[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54.[8]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8.[9]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10]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0.[1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79.[1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13]爱德华·戈德史密斯。企业伦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5.第二节 技术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现实冲突
技术理性倡导以控制自然为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遵循“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为人显法”的原则，而生态理性则倡导“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显法”的原则。技术理性与生态理性在思想基础上的差别，必然会在现实中呈现出物本导向和人本导向的矛盾，“越多越好”与“够了就行”的抵牾，线性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对立。一、物本导向与人本导向的矛盾
技术理性发轫于启蒙运动。农业文明时期的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社会现实使得技术理性不得不以物质追求为目标，不得不创造性地制造自然界所没有的机器和原材料，提高机器化生产的效率。机器化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标准化、批量化，反映的是人类在其自身存在和发展中经常表现出的短视本性，呈现出一种从属于物的发展方式，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状态下的利益追逐，它持续地扩张人类中心主义的生产定位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攫取式的发展，究其实质[1]是政绩主导和增长拜物教导致的。“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多不好的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2]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物本导向的“活在当下”逻辑和“机会主义”逻辑的聚合，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处理不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无所顾忌地开采土地、矿产等资源，污染水资源，肆意排放工业污染物，从而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人本导向中的“人本”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打破了那种为了人的利益不惜损害生态价值的观念，真正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的尊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割裂的、相互脱离的。马克思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3]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同时，“人本”中的“人”也不是仅仅追求物质生活的单一需求之人。其中，生态需求是人的其他需求的基础，也是“人”幸福的基础和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是最普惠的民生福[4]祉。”由此可见，“生态幸福”是“人”幸福的密码，也是“人”幸福的根本。二、“越多越好”与“够了就行”的抵牾
任何一种生产或消费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的。因为生产需要必要的生产资料，消费需要必要的消费资料，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种生产或消费方式都会和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交换，并产生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资本更是无孔不入，任何阻挡它的力量都会被它消灭。为了“理性地”、高效率地追求物质财富，技术固有的灵性与本真日益丧失，逐渐屈从于经济利益至上的盲目追求。“出现了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利润的尺度。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和‘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方法确立了不争的标准和森严的等级，已不需要由任何权威、规范、评价尺度来证实。效率就是标准，通过它来衡量个人的效能：更多比[5]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少的人好。”美国学者弗·卡普拉就断言，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
[6]富”。
如果说“越多越好”是经济理性的精神内涵，“虚假需求”的制造和“消费异化”则是技术理性价值变现的主要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这个环节在经济过程中逐渐变得比较次要，消费却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环节。在“物欲至上”的价值追求和“越多越好”的发展原则的指引下，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以及幸福程度的标准就在于他/她是否能担负尽可能多、尽可能高水平的消费。美国消费分析家维克特·勒博曾形象地为消费主义做了宣传：“文明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然而，这种消费主义具有反生态特征，一是消费主义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因为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强力推动了商品的无度产生，进而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人类向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正如艾伦·杜宁所说：“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可满足的欲望，它不仅不可能产生（直接地或间接地）任何生产效率，更不用说最大化的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滋生一种贪得无厌[7]的极度享乐主义。”二是消费主义造成了大量废弃物，这些废弃物成为城市的重要环境污染源。可以这么说，受消费欲望驱使的不当消费行为，是造成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更本质、更长久的原因。
法国生态学者安德列·高兹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技术理性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动因，进而指出了生态理性的内在合理性。他认为：“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的劳动、资[8]本和自然资源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在高兹看来，生态理性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行动的适宜和适度，不是盲从于无限度的欲望而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是将物质所需自始至终保持在生态阈值内，从而实现生产、消费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够了就行”成为生态理性最为根本的价值信条。“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就行，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经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9]劳动量之间的平衡。”“够了就行”摆脱了“越多越好”的困境，是对物质绝对占用观念的摒弃，使人真正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受物欲驱使的动物。不仅如此，“够了就行”减少了奢侈消费、盲目消费、过度消费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物质简朴但精神丰富成为生态理性的突出特点。总之，生态理性“够了就行”的发展原则，是要通过较低的资源消耗、较少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高的耐用性产品，摆脱“越多越好”的技术理性的束缚，以“更少但更好的”生产范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空间格局的绿色化。三、线性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对立
传统农业，特别是工业的生产方式都只是考虑“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不断重复和积累才发生[10]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这种以“线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将自然视为一种外在于人类的对象客体，是可以任意占有、开发、使用的被动客体，因此，它体现了技术理性的资本力量就可以尽其所能“开发”和“征服”自然。依据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传统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经济流程，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这种经济模式既将地球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储藏库，也将它看作是一个能够容纳无限废弃物的垃圾场。这实际上是一种无限度“欲求”、无节制生产、无控制排放、无理性消费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反向增长的自然代价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所以它很“省”又有很高的效率。但是，线性经济模式必然会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污染环境、大量排放废弃物，因此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伪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理念是针对自然环境的承受力和承载力提出来的。这种经济发展理念是在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改革，将资源的再生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环节，而商品的物质性消费则成为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经济生产环节的革新可实现经济生活再循环。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或闭环流动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是新的生产观，它要求尽可能地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要求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尽可能地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要求废弃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实现变废为宝，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循环经济也是新的消费观，倡导适度消费、简朴消费、循环消费的观念。
总而言之，循环经济是一种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废弃物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循环经济是对线性经济的根本超越。[1]余敏江，章静.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包容性民主构建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4):15-25.[2]约·肯·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82.[3]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9.[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5]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113.[6]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冯禹，向世陵，黎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77.[7]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9.[8]吴宁.批判经济理性、重建生态理性——高兹的现代性方案述评［J］.哲学动态，2007(7):14-19.[9]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111-112.[10]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21.第三节 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支撑
城市不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不是单纯的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等各种城市设施的简单聚合，也不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教堂、医院、法庭、学校等的简单聚合。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
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与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和。环境具有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承载人类生存活动的双重功能，给人类带来了“生存性的环境权益”和“生产性的环境权益”。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生产性的环境权益”挤占或者损害了“生存性的环境权益”。环境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中，生态环境福祉的利益相关者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由谁进行环境决策，如何有效执行环境政策和决策，怎样享受环境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而达到一定的生态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并力求实现绩效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城市环境治理是指城市中多元治理主体在遵循城市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手段与方法规范、引导、限制、监督与协调“城市人”健康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的行为和过程，以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治理的关键议题在于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在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发展经济，以满足城市居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仍能保持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与质量。
城市环境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①综合性。城市环境治理以城市生态经济系统为对象，既受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又受由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组成的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还受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甚至某些个体的兴趣等人文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由许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将影响其他因素。②动态性。动态性的外在表现就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手段、方法和技术会根据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而不是采用一成不变的模式。一方面随着城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会发生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环境质量的期待处于变动中，地方政府对环境的认知、治理的体制结构、政策选择和方式方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③区域性。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能源资源的多寡不同，以及污染源密度、生产力布局、环境质量标准和城市居民活动方式的差异，不同城市面临着不同的环境问题。
理性在城市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城市社会所呈现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理性主宰的。无数事实表明，思维是实践的先导，行为主体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怎样进行思考是引导行为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前提。生态理性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就成为稳定甚至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仅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行为产生“润物细无声”的自律和他律作用，而且也从根本上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效益。一、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基础支撑
生态理性是指人们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活消费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的考量，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生态理性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公正的环境伦理观。在生态文明时代，它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起着统领作用。生态理性作为生态文明时代价值理性的体现，统领着城市环境治理的各个阶段和方面。（1）在物质层面上，生态理性注重运用新技术、新能源和新工艺流程来改善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三个基本特点，即资源减量化、资源再循环、废物再利用，为城市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创造了现实条件。例如，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城市废旧物资回收系统、城市中水回用系统和城市污水厂污泥综合利用工程等，能够将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对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产出”经济发展模式的革新。一方面，循环经济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以物资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资源能源的消耗、资源的再生为手段，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流动形成良性循环，把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工业也并不是低水平或同一水平上的循环运转，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资源能源消耗，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在制度层面上，生态理性认为，在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上，任何利己的行为都会给城市居民自身生存带来不良后果，只有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才有可能维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城市环境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的特征，要求城市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必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一般而言，制度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见表1-1）。表1-1 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
第一，规制性制度是基础。包括政策、法规等在内的规制性制度是最低要求，逾越这一红线就必须受到惩罚，被规范的主体没有自行选择的余地。规制性制度对城市环境治理起到基本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在城市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规范性的市场选择制度是动力。市场选择制度通过其内在的激励机制，有利于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改善城市环境治理的效果。如果激励性的市场选择制度能被很好地设计并加以实施，这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充分挖掘企业和个人的内在潜力，使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城市自然生态的改善。第三，生态文化—认知制度是内核。生态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通过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在信念，以实施生态保护行为。生态文化为城市环境治理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家电、汽车等现代化的生活工具在为人们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每天都在消耗着大量的能源并向大自然界不断排放各种有害的气体，破坏生态，污染环境。铺张浪费的消费方式、追求物质享受的炫富心理、随手乱扔垃圾的不良习惯等，也都在挑战着生态的承载力。现今的生态危机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种危机倒逼人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丹尼尔·A.科尔曼说过，当面临危机之时，做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小事，而且主要是在[2]自己家里改变一下日常生活方式，便可化解危机。（3）在精神层面上，生态理性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城市环境治理提供精神支撑。长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下，人类把自然界既当水龙头又当污水池，珍爱自然、勤俭节约的精神追求被湮没在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中，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极度张扬，占有欲极度膨胀，人时常以征服者的姿态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进而引发了诸多人与自然对立的城市生态危机。可以说，城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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