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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2 19: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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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玮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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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军师:司马懿传

进击的军师:司马懿传试读:

第一章 河内司马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司马的氏族渊源

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中国人心中一直有一种家国情怀,家和国是一体的,是谓家天下也。天子死社稷,天下是帝王的天下,君王殉国是本分,而对国人来说,家事永远比天下事重要,他们的本分是活下来,让家族延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伟大的家族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存在,然后一直延续了上千年,其传统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悠远。对这些家族里的读书人而言,出来做官,首先要秉承的是家族的荣耀。他们是有着光宗耀祖的负担的。而司马懿身后的司马家族,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族。

司马这个姓出于姬姓,关于其渊源的说法比较多,其中一个是来源于官职。早在商朝,就有司马这个官职,当时主要就是掌管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战马。到了周,司马这个官职就更是上升为国家最重要的三司(司空、司马、司徒)之一,成为国家顶级官僚。在周宣王时期,司马家族的得姓始祖程伯休父官至司马,职掌全国军队,并且参政辅国,可谓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因讨伐反叛的徐国有功,周宣王感念其对于周王朝的不朽功绩,特许其以官职为姓,以后,就有了司马这个姓。能够得到天子赐姓那可是天大的荣耀,是足以让后世子孙吹嘘的,而司马家族也因此进入了世家的行列。

后来司马家族不断散叶开花,在有周一朝人丁兴旺。在春秋时代,宋国、楚国、晋国等诸侯国中都有司马氏的后人,成为那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族。到了战国时期,司马家族又出了一个重要人物:司马卬。司马卬先是在赵国为将,秦灭六国后辗转成为项羽手下的悍将,跟随项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秦战争。

后来就是刘邦过武关,率先进入了关中,接受了末代秦王子婴的投降,曾经烜赫一时的秦帝国轰然灭亡。楚霸王项羽率领天下诸侯进入长安之后,自称为西楚霸王,随即展开戏下分封。司马卬由于平定了河内郡,被封为殷王,成为与刘邦平级的、被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之一。

完成“打土豪、分田地”之后,楚人项羽选择放弃千古帝都长安,定都彭城。项羽虽然在鸿门宴上没有下定决心杀了刘邦,但是始终对这样的枭雄不太放心,便让刘邦去茫茫秦岭之南的南郑当汉中王。同时,将关中之地三分,任命秦朝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为三秦之主。在项羽看来,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让三个秦朝手下败将互相制约,另一方面也能让这些秦人看着另一个楚人刘邦。而且刘邦一个楚人在秦地毫无根基,自是毫无后顾之忧。在做了这样自认为滴水不漏的安排之后,项羽开开心心地回彭城去了。刘邦在张良的辅佐之下也很听话地去了大山深处的南郑。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项羽的预期发展。而且刘邦一到南郑就下令烧了栈道,做出了再也无意染指关中、只想当一个偏居一隅的草头王了此一生的姿态。

但项羽前脚刚走,刘邦后脚就有所动作了。

同年,也就是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宝鸡陈仓杀回关中,与项羽彻底撕破脸。

刘邦的五十万大军要过黄河去攻打定都彭城的项羽,必然要借道司马卬的封地朝歌,也就是那个寄托了商国人光荣与梦想的伟大首都。但此时,这里已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了,根本抵挡不了刘邦大军。在乱世中摸爬滚打半辈子造就了司马卬深入骨髓的现实主义情怀,他想着刘邦五十万大军,气吞万里如虎,打败项羽易如反掌,便立刻加入刘邦“正义”的讨伐项羽的大军,并且作为急先锋冲在准备痛殴老领导的第一线。可是没有想到,刘邦结集起来的五十多万大军竟然打不过项羽的三万江东子弟兵,而司马卬因为冲得太靠前了,成为唯一阵亡的诸侯王,因此也就没能看到后来刘邦的绝地大反击。殷王司马卬由于运气太不好,导致后来在汉朝初年没能分到一杯羹,司马家族只能默默无闻地在河内郡度过了无人问津的三百年。

两汉司马家

虽然在汉初没能封侯,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司马家族到了东汉年间,终于又出了一位名将:征西将军司马钧。

话说刘邦在遭遇了九死一生的几番沉浮之后终于消灭了生命中最大的对手项羽,开创了一直到现在还在对华夏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施加深远影响的大汉帝国。虽然内部威胁消除了,但匈奴来了,成为汉朝初年最大的生存威胁。

万般无奈之下,汉朝开创了与匈奴的和亲制度,并且在汉文帝、汉景帝连续两朝的韬光养晦过程中,积攒了能够和匈奴掐一架的足够实力。汉武帝和他的将帅们把匈奴打得找不到北,曾经烜赫一时的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仰慕于大汉王朝的武威,内附汉朝,并配合汉朝将北匈奴赶出了漠北草原。无家可归的北匈奴继续向北迁移,一直迁徙到多瑙河流域。

把北匈奴在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事儿按下不表,在汉朝平灭匈奴的威胁之后,外部的麻烦就是羌人了。但也许是因为除掉匈奴让汉朝伤筋动骨、元气大伤,这个麻烦伴随有汉一朝,从西汉一直到东汉都没有被根除。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司马家族终于混出点儿人样的征西将军司马钧,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羌人作战。这位征西将军司马钧对羌作战虽一直是败多胜少,可就是能够一路受到提拔,做到了方面军的最高长官。原因很简单,史书上有记载,司马钧攀上了当朝最显赫的权贵邓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鸷,但史书并没有说司马钧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邓鸷的力保的。皇太后的亲哥哥对这个常败将军青睐有加,昧着良心一再提拔重用。但是上面有人,你自己也要争气点,总是让人给你擦屁股不是长久之计。

终于,在元初二年(公元115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作为主帅的司马钧居然因为拒绝救援陷入重围的友军,被羌人连续击破。友军被击溃不说,自己率领的军队也几乎全军覆没。征西将军司马钧几乎是单枪匹马跑了回来,朝廷大为震动。这次,邓鸷不想再替这个绣花枕头擦屁股了。于是,司马钧被治罪下狱。下了狱司马钧就不再是征西将军,而是个阶下囚了。可司马钧世家子弟的臭脾气犯了,竟然受不了刀笔小吏的侮辱,在狱中自尽了。虽然司马钧结束了他并不太光彩的一生,但是由于征西将军的个人魅力,其在朝廷中的人缘非常好,他的子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司马家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可能是由于父亲窝囊将军的名头太响,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为将的家族传统,坚定地做了一名文官。当然,这也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大环境使然。在汉武帝常年征战耗费大量国力,决定停止扩张之后,尤其是在西汉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国策之后,武将渐渐式微,文官势力慢慢壮大。文官比做武将整天打打杀杀更有前途,这在世家之中渐渐形成共识。而且,做文官安全系数高,只要学会隐忍不做出头鸟,再学点儿翻云覆雨的本领,平步青云不是梦,总不至于吃了败仗,全族人都跟着倒霉。司马量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变了司马家族子嗣的职业生涯规划,不再以一门将种为荣,而是以经学著世为道,弃武从文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司马量,这个改变家族发展轨迹的人,官至豫章太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到了司马量的儿子司马俊,也就是司马懿的爷爷的时候,已是以博古通今、风流倜傥的大文士面目示人了。司马俊官至颍川太守。司马家的家训也从热血洒疆场变成了诗书传家远。

虽然从官职上看,司马俊跟其父一样都是太守,但是这两个太守的含金量就大不一样了。颍川此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在历史上人杰地灵,出过的人才数不胜数,最厉害的要数大禹了,后来有吕不韦、韩非子、张良这些名声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到了三国时期,荀彧、郭嘉、徐庶这样的名士,也都是颍川人。可以说,颍川就是杰出人才的集散地。而且东汉之时,颍川是除了首都洛阳外最为繁华富庶之地,相当于现在的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司马俊这个颍川太守与他父亲豫章太守之间的差距,差不多就是上海市长与丽江市长的差距。而且,颍川更有当时天下的顶级豪门荀氏和陈氏。司马俊继承了其父的个人魅力,再加上其饱读诗书,任颍川太守期间与两大家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通过儿女婚姻使其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司马家族的后人积攒了人脉。

曹操的贵人

经过八面玲珑的司马俊多年的经营和奋斗,司马家族已跻身东汉一流豪门的行列。

有了这么会做人的老爸,他儿子仕途不一帆风顺就太不像话了。司马俊的儿子司马防,也就是司马懿的爹,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开颍川,入京做了尚书右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助理。东汉时期没有科举,做官是要有人举荐的,也就是举孝廉制度。在尚书右丞这个职位上,司马防推荐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做了洛阳北部尉(相当于地区派出所所长),使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走上了仕途。这是一次改变司马家族命运乃至东汉王朝命运的举荐。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搅动天下的枭雄曹操。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而曹腾是做过大长秋的如假包换的大太监。曹腾死后,曹嵩继承了曹腾废亭侯的爵位,并且官至太尉,也就是东汉时的国防部长。据说曹操是汉朝开国名臣曹参的后人。但是据陈寿的考证,作为宦官养子的后人,曹操的出身实在是可疑。不过曹操虽然是如假包换的“官二代”,但是他那过于耿直的性格,使其从政生涯并不顺利,后来就发生了大名鼎鼎的“五色大棒”事件。曹操由于秉公执法,打了当朝权贵蹇硕的亲戚。初入职场的曹操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按说政治生涯应该就此打住了,但曹操的干爷爷曹腾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大长秋,也算是蹇硕的前辈了,所以最后调任曹操为顿丘令了事。他后来又是因为秉公执法,得罪当地权贵,被调回中央,赋了一个闲职。好在后来东汉天下大乱,又闹起了黄巾军,才使得曹操如虎入南山,腾空而起。《三国志》中陈寿对于曹操的评价是:“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之未之奇也。”

继续说司马家的事情。

司马防三十九岁的时候,东汉大乱。大将军何进和大太监蹇硕因为内外廷的控制权和继承人的问题掐起架来。这是东汉一朝上演了无数次的阉党与外戚之争。虽然说东汉一朝,这种争斗每过几年就要来一次,可这次动静太大了。在平定了边张和韩遂的叛乱之后,大将军何进掌握了天下兵马的指挥权,权势更大。汉灵帝对其不满情绪日益增大,在其授意下,蹇硕组建禁卫军,把曹操也召入禁卫军,成为西园八校尉之一。汉灵帝突然死去,何进害怕蹇硕起事,便召董卓入京帮自己撑腰,不成想自己却先被蹇硕杀了。后来袁绍入宫将外戚和太监全杀了。看着宫里打成一锅粥,董卓毫不费力地进入长安城,废了少帝刘辩,立汉献帝为帝,成功地实现下山摘桃子的目的。

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忠臣义士们慷慨赴死,阴谋者们曲意逢迎拉帮结派。宦海浮沉多年的司马防,心念其家族沉沉浮浮几百年,早已郎心似铁,就这么看着昔日同事们被拖出去或者斩首或者全族诛灭,昨天还一殿为臣的同僚今天就成了刀下鬼。他就这么看着看着,像个观众一样看着,只要不涉及自己和身后的家族,他都会努力扮演好一个忠臣的角色,不管主子是汉灵帝还是董卓。

古代中国的家国制度

既然说到了家族和封建制度,那就多说几句,介绍一下我们华夏文明的封建以及家国制度。

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从其起源一直到现在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由于其漫长的封建时间,经常被称为封建古国。如果按照比较学术的说法来说,在秦朝设立郡县制的时候,封建制度就已经消亡了,因为诸侯都变成了县长,所有的权力都收归中央。但按照中学历史课本里的说法,一直到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才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但不管怎样,这封建制度的起点就是周。

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周人的遗产。在周以前,从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到夏,都是在摸索,是蒙昧时代。商朝,狂放不羁、自由奔放,是华夏民族的少年时代。而周以后就变得沉稳,也变得稳定,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是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面貌和人文气质的。

大约在公元前1044年,在现在陕西宝鸡周原一代的周部落联合反对商的其他部落发动战争,从发兵到攻占商朝伟大首都朝歌只用了三十天的时间。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几年时间攻打一座坚城却攻打不下来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能不爬城墙就别爬城墙。武王伐纣这场灭国之战的迅疾堪称举世罕见。

忽然的胜利,让原来偏居渭河与泾河冲积平原的弱小的周部落一下成了天下的主人,武王姬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害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商朝中枢突然死亡,但是大量商朝旧贵族和同情商朝统治势力的存在,以及反商联盟并非铁板一块的事实,都使得各种势力在暗中起伏,一旦擦枪走火,更大的战乱必将像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遏制地爆发。所以武王在周公的建议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地,让商朝的贵族们觉得周朝只是反对倒行逆施的商纣王,并没有灭亡殷商血脉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三个兄弟,即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分封在殷周围的管(今河南郑县)、蔡(今河南上蔡)和霍(今山西霍县),用以监视殷地的武庚,史称“三监”。

由于这样通过邀买人心与缓和矛盾来建立统一战线的一系列举措,西周初年纷乱的局势终于慢慢平复下来。

一直到周公摄政。

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继位,由于年纪小,就由周公摄政,代成王行事。这本来是一个使周王朝保持先进性和正确发展道路的利国利民的安排,但是管叔有了想法。

我们知道周武王姬发是周文王的二儿子,周公姬旦是四儿子,而管叔就是周公的三哥。武王次弟管叔素有野心,企图篡夺王位,这就是后世一再重演的年富力强的皇叔和尚未成年的小皇帝之间的故事。只是这一次,皇叔的运气不太好。管叔对周公旦摄政殊为不满,便四处散布谣言,声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就以清君侧的名义,煽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蔡叔、霍叔公开与周公作对,并怂恿武庚及东方诸侯国反叛周室,妄图里应外合,颠覆周王朝政权。

眼看着来监管自己的管、蔡等人先造反了,以武庚为代表的殷商旧势力看到了机会。殷商的旧贵族势力本来就对故国的灭亡怀有刻骨仇恨,念念不忘伺机复辟,此时更是积极响应管叔的号召,联合地处东夷(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地区)的部落发动了叛乱。

新生的周朝面临了自建国以来最为危机的时刻。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周公旦肩负起巩固周王朝政权的历史重任。他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断然采取措施,兴师东征。

周公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

第一年,周公挥师兵锋直指叛乱的策源地,原殷商京畿之地———朝歌,沿着当年武王伐纣的路线再一次讨伐殷商旧部,杀武庚、灭管叔、擒蔡叔,以雷霆之势平灭了始乱者。

第二年,周公率军向趁乱而起的淮夷发起了攻势,平灭东方淮夷的势力薄弱但是数量众多的小部落,“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取得了东征之战第二阶段的胜利。

第三阶段是征讨“践奄”。周公决定趁着一路凯歌的势头,进一步开疆拓土,将周王室的统治推进到东方地区。在征服了淮夷诸小国后,周公再接再厉,挥师北上“践奄”,讨伐东方最后一个叛乱据点。奄,在商朝时曾是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周灭商后,奄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武庚、三叔叛乱的爆发,奄也积极参与,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所以自然是周公东征中的重要打击对象。由于此时周师已经占领了奄国西、南两面的邻国,对其构成战略包围,奄已处于完全孤立的不利局面。奄君束手无策,只好被迫缴械投降了。奄国灭亡后,丰、蒲姑等山东北部诸方国也相继投降,周王朝的统治势力一下子扩大到了渤海、黄海边上。

经过三年风餐露宿的军旅生涯的周公,回到首都镐京,心里充满了忧患。虽然平定了叛乱,但迎接他的并不是凯旋的欣喜,而是重重的危机和挑战。地处函谷关之内的镐京,虽然地势险峻、雄关环伺,但是距离中原太远。一旦关外有事,根本来不及有所动作。于是,周公亲自主持在商朝旧都不远的洛阳建造周朝的第二首都。都城于周成王五年建成,并置有九鼎。号称“天下第一鼎”的何尊铭文中记载的周成王五年“宅兹中国”即是指此事。这也是“中国”二字第一次见诸史实的记载。镐京地区的国家行政区域被称为宗周,由周天子的嫡传继承人管理,而洛阳地区的第二首都被称为成周,由周王室的庶出继承人管理。

对于执政稳定性问题的考虑,其实从西周立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就是诸侯的分封。周天子为了控制当时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广袤国土,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将姬姓的贵族分封到各个遥远的地方。这些地方虽然名义上属于周朝,但其实周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统治。这样的分封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用血缘关系维系起来的国家制度很好地推广了华夏文明,各国各自向四周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周朝势力范围扩张的速度。这就是所谓的邦国制度。

而邦国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制度。

所谓封建,包括两部分含义,就是封土和建国。也就是周王将国土授予诸侯,使得诸侯得以建立所谓的邦国,但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和最终解释权都属于周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而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然后,受封的诸侯将封国作为自己的天下,将周王的这一套封土建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国里再套用一遍。也就是把自己的邦国再分成几份,分给自己的儿子们,这就是所谓的“成家”。但是这个家就不能再分了,而且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其他的儿子虽然从血统上来说也是贵族老爹的亲儿子,但是已经不能算贵族,只能算平民了。看到了吧,基本上就算是周天子的亲戚,嫡系三代以外也都是平民了。《三国演义》里,刘备虽然号称中山靖王之后,但在没有招兵买马成就一方割据之前,也只是个卖草鞋的小贩。

封建制度,说到底是一种秩序,他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在这个三层的结构里,最大的是天下,它的领袖和所有者是这个天下唯一的合法拥有者———周天子。他的宗族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次一级的叫封国,封国的主人叫作国君,而且他们还根据与周天子的亲疏关系被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同的爵位,统称公侯。他们的族人则被称为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第三个层级被称为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作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被称为某某氏,例如司马氏就是,他们的族人被称为氏族。

国家制度设计

天子的权力是封建诸侯,这就是建国;诸侯的权力是封建大夫,这就是成家。但是大夫就没有再封之权了。诸侯与大夫虽然是受封的,但他们拥有财权和治权,也就是拥有自治权。于是,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这就叫作“齐家”,诸侯不能干预。诸侯也有权利自行治理封国,这叫作“治国”,天子也不过问。大夫除了做到“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同时,诸侯在发生动乱之时也有义务奉天子之命南征北战,这叫“平天下”。《礼记·大学》中记载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对封建制度最标准的注释。

但是有秩序就够了吗?周公还为这套秩序制定了维稳的手段,那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嫡,就是正支,正妻所生育的儿子就是嫡子,而嫡子中的老大就是嫡长子。贵族的儿子众多,但具有法定继承权的只能有一个。与嫡相对的就是庶,庶本身就含有众多、渺小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太值钱了。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多个。庶子的地位低,倒不是儿子们的错,而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作为妾的地位低而且数量不少。另外,妻妾来历不同,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一个字,就是要“娶”。妻与夫是对等的,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就是平等的,因而地位尊贵,所以叫举案齐眉。而妾叫纳,相对来说就随意得多,可以买,可以抢。既然可以如此来历不明,其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结果,因为做妈的地位不同,儿子们生来就不平等。

第一等是正妻的第一个儿子,叫作嫡长子;第二等是正妻的其他儿子,叫作次子;第三等是妾的所有儿子,叫作庶子。随着天子或者贵族不断散叶开花,儿子必然会越来越多。如果不将继承权的问题提前以制度的方式明确下来,儿子们肯定会为了争土地、争家业、争财产打得你死我活。因此,周公所设计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就是所谓宗法制度的核心,其终极目的就是要明确秩序。因为财产可以分,但是爵位和权利是不能再分的。

在周公的制度设计中,天下为家。所以,天下、国和家是统一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回事儿。

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们是天子的兄弟,而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然有宗法制度明确了嫡庶之分,但他们总归是兄弟。所以,天下都是天子一家子的人,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既然全天下的人都是一家人,那么子女是臣子和平民,父家长就是各级的君主和领主,因此他们被称作子民和君父。这样的说法,直到明清甚至民国时代还在用,其根源就是周公所设计的宗法制度。

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大家之间就不要那么剑拔弩张了;是亲戚,就似乎不好意思把脸撕破。周公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足以使得周天下永保子孙德传万年,但其实这样的制度也就在西周三百多年还比较稳定,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就已经残破不堪了。当然,这都是后话,至少在周公的时代,这样的制度设计还是很好地维持了周王室的统治。

在这个体系下,天下家族的根都是统一的,以祖宗为线索,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家族依附诸侯成为国族,国族也从属和依附于天子,这就构成了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时代的名字叫作夏,在东周春秋时代的名字叫作华,后来这个民族就合称为华夏民族。而华夏民族的总渊源就是周天子,这个制度的设计者就是周公。

第二章 被诅咒的东汉皇室

我们在谈论司马懿的出身以及造成其性格中的种种的时候,必须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下予以评价,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大趋势。司马懿生活在东汉末年,汉朝先民用三百年的时间艰苦卓绝地建立起来的治国安邦理政的儒家思想体系此时正在慢慢崩塌。与此同时,一百九十多年的东汉历史里,这个中央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无一例外地陷入幼帝继位,然后外戚与阉党轮流坐庄的怪圈。就像是有人编写的程序那样毫无新意,一个剧本在这一百多年里基本上就没改过,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是在青壮年以前就非正常死亡。再烂的编剧也编不出来这样蹩脚的剧情,如果这不是见于史籍确凿记载的话。

幼帝登基和两宫喋血

历史是连续的,是不能割断的。每个历史中的人物都处于这种连续不断的历史运动之中,因而也都受到历史的制约。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认清历史潮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上。人不能超越历史,还表现在人类的一切历史创造活动,都是以继承前人的一切的历史创造成果为前提的。失去了这个前提,人类的历史创造活动也就失去了基础。我们的主人公司马懿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对于东汉末年的乱局以及造成精彩纷呈三国时代的历史背景,笔者也需要先费些笔墨交代一下。

东汉王朝仿佛是一个被神秘力量诅咒的帝国,与欧洲中世纪吸血鬼家族的惊悚故事一般黑暗的剧本不断上演,不断重复。

东汉王朝从汉光武帝中兴汉室开始,一直到中央威权瓦解、天下大乱,时间是从公元25年到220年,历时近两百年。其实在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后,两宫喋血以及后来董卓之乱爆发,使得东汉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威权已坠,后边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其真正的寿命,从开创到衰亡,只有一百六十五年左右。东汉一朝共十三帝,除了开国的光武帝刘秀和后来所谓开创明章之治的汉明帝和汉章帝还算正常以外,其他的皇帝都是短命得让人匪夷所思。这里整理了东汉的这十三个皇帝的简要生平,让我们来看下这些天子骄子有多么短命,感受一下这种似乎受诅咒了一般的东汉王朝。

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二十七岁驾崩,在位十七年。

汉殇帝刘隆,继位的时候刚出生一百余日,在位八个月就驾崩,创下封建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皇帝的纪录。大概是东汉的人都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给了他一个殇帝的谥号。

汉安帝刘祜,十三岁继位,三十二岁驾崩,共在位十九年。

婴帝刘懿,甚至没有活过汉安帝驾崩这一年,四岁继位,不到五岁就驾崩,连庙号都没有。

汉顺帝刘保,十一岁继位,三十岁驾崩,在位十九年。

汉冲帝刘炳,两岁继位,在位不足一年,三岁驾崩。

汉质帝刘缵,八岁继位,不到九岁驾崩,在位不足一年,

汉桓帝刘志,十五岁继位,三十六岁驾崩,在位二十一年。

汉灵帝刘宏,十岁继位,三十三岁驾崩,在位二十三年。

少帝刘辩,十四岁继位,在位五个月,被董卓逼死。

定一个标准,如果我们认为四十岁之前死算是短命,那么东汉的皇帝除了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之外就没有一个能够算是正常死亡了。如果我们认为三十岁之前死算是短命,那么只能加上汉安帝、汉桓帝、汉灵帝勉强不算短命。而且还有一半都是不到十岁登基、一年之内就驾崩的,这就简直算是夭折了。

于是,在一百九十多年的东汉历史里,这个中央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无一例外地陷入幼帝继位,然后外戚与阉党轮流坐庄的怪圈。小皇帝无法掌控大臣,无法维持政权稳定,就只能依靠皇太后,于是皇太后的兄弟、叔叔、大爷们就权势熏天,成为外戚势力。小皇帝慢慢长大,面对外戚的咄咄逼人,就只能依靠最亲近的太监们来对付这些恶狠狠的长辈。于是阉党又打掉外戚,成为朝政的主导者。就像是有人编写的程序那样毫无新意,一个剧本在这一百多年里基本上就没改过。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是在壮年之前就非正常死亡了。再烂的编剧也编不出来这样蹩脚的剧情,如果这不是见于史籍的确凿记载的话。

就连《后汉书》的作者南北朝时期的宋国人范晔,都不得不感叹“天厌汉德久矣”。对此,似乎作为史官,他也已经无法给出更准确的评价,只能徒呼奈何。

首先,这种“幼帝登基”的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其背后肯定隐藏着深刻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现象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立国的一大致命缺陷有关。西汉末年刘氏大宗已经在遮天蔽日的动乱中消散殆尽,光武帝刘秀是以刘氏旁系的身份起事的。

也就是说,汉光武帝刘秀是西汉末代皇帝刘婴的远房亲戚。这个远房亲戚到底有多远呢?在中国,自古以来表示亲戚的远近关系有所谓“五服之城”,也就是说五代还可以称得上亲戚,出了“五服”严格地来说连亲戚都不算了,是可以通婚的。这个刘秀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那一支的后人,而刘婴是汉武帝刘邦那一支嫡传下来的,两者之间别说五服了,九服都出了。也就是说,刘秀和西汉末代皇帝刘婴唯一的关系是十几代以前有着共同的始祖刘邦,仅此而已,两人的亲疏跟老乡的关系差不多。

虽然说是中兴,其实跟白手起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刘秀童年境遇凄惨,幼年丧父,从小在叔父家寄养。他出生在南阳郡蔡阳县,虽然说有着皇亲国戚的名头,但是早已没有了封地,跟普通的农民没有太大区别。与汉高祖刘邦靠着一帮出身草莽的将相通过军功爵制度激励取得天下不同,光武帝刘秀是依靠地方豪强势力的鼎力支持获得“革命”成功的。“革命”成分的不够单纯,造成了后来东汉王朝中各种豪族势力的尾大不掉。就像公司上市前拿了风投的钱,公司上市了必然要受到风投的掣肘,而且东汉这个上市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回购,因为关系太复杂,除非公司倒闭。

由于光武帝刘秀这一支是刘氏旁支,而且是非常远的旁支,所以,东汉皇帝非但不能依靠宗室的力量,而且还要极尽所能地打击宗室力量。因为是个宗室基本上都比他更加根正苗红,比他更有资格拥有汉室政权。在所谓的明章之治时,政府更是掀起了迫害宗室的高潮,屡次大兴牢狱,手段之惨烈堪称史无前例。宗室力量凋敝后,为了驾驭关系复杂的统治集团、巩固皇权,东汉皇帝只能依靠内廷的力量。

根据东汉皇室“幼帝登基”的光荣传统,小皇帝继位之时大多尚未成年,有的甚至生活还不能自理,那就只能依靠他妈,也就是太后了。为了对抗各大豪门所把持的官员集团,也就是外廷,太后只能靠自己的娘家人。于是,这些依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势力就成为“外戚一党”。小皇帝长大后,不甘心当傀儡,就要想办法夺权。这时候小皇帝发现大臣们跟自己显然不是一伙的,而自己似乎也对付不了这些舅舅姥爷们,于是就选择拉拢身边最亲近的人———太监。小皇帝依靠太监灭了外戚势力之后,太监开始掌权,于是就形成了“阉党”。再过几年,这位皇帝驾崩了,又换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继位,于是外戚就再次得势,前面的剧本就再演一遍。

只是这样的剧本每演一次,就是一番血雨腥风。

汉和帝十岁即位,太后的哥哥窦宪把持朝政。阉党控制小皇帝,使之与朝臣隔绝,他只能依靠宦官。后来汉和帝用宦官郑众所掌握的禁军,消灭窦氏势力。在皇帝的支持下,宦官从此干政弄权。汉和帝死后,汉安帝继位,换了一拨外戚。邓太后的兄弟邓骘等掌权,铲除了阉党。等到邓太后死,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邓氏势力,宦官又开始专政。之后,到了汉顺帝的时代,还没等到梁皇后熬成梁太后,就因皇帝宠爱梁皇后,把她的父亲梁商、弟弟梁冀先后封为大将军。但梁冀专权后,汉顺帝被梁冀势力逼迫得毫无办法,后来因为把梁冀称作“跋扈将军”而被梁冀直接毒死,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这位跋扈将军在弄死汉顺帝之后,连续立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三个傀儡皇帝。冲帝和质帝都是不到十岁继位,上台不足一年就夭亡,估计这里面有梁翼的“功劳”。等到汉桓帝终于成年之后,与宦官单超等合谋消灭梁氏势力,宦官又开始独揽政权。汉桓帝去世后,汉灵帝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从此外戚窦武把持朝政,并密谋铲除阉党。但不料被宦官势力反扑,外戚窦氏被灭。

同时,放眼东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所谓的外戚的选择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基本上都是光武帝的妻族阴家、郭家,以及后来的邓、马、宋、梁、窦这些家族。外戚党势力完全依附于以太后为代表的皇权,又自成体系,和外朝的官员集团不是一路人,在内部还要与阉党勾心斗角,防止大权旁落,因此导致东汉的太后专权成为一种惯例。其背后复杂的身份和家族背景都会对帝国政治以及接班人的选择施加深远的影响。

因此,东汉自明章二帝之后再无成年君主继位,就是这种惨烈的宫廷斗争所致。

想想东汉王朝的龙子龙孙们,每天面对的就是随时准备掐死自己的舅舅姥爷们,说是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吧,真是悲惨。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

说完了内忧,还有外患。当然,很多所谓的外患,归根结底依然是内忧。

西北的游牧民族始终是汉朝的一块腹心之患,从西汉到东汉,从汉高祖到汉献帝。

凉州,史称西凉。包括甘肃、宁夏以及青海的大部,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地带。它既是中原王国经营西域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势力扩张时进入中原的必由之路。汉武帝时期,战神霍去病在前辈们不断压制打击匈奴的成果基础上,两次远征河西走廊,彻底打败匈奴。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进入西汉版图,成为西汉帝国的河西四郡。处于扩张期的西汉帝国一大批将帅都出自西凉,素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西凉作为关中的屏障,也因其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在西汉一朝非常受重视。西汉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秉承了秦朝的军功爵制度,立有军功不问门第均可享受爵位的规定。受益于独特的战略位置和频繁的对外战争,军功爵制度成为关西子弟上升的重要途径。西汉时期,凉州地区和关东地区分别作为帝国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互相有一种很强的补充作用,保持着一种平衡。

但是到了东汉,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关东南阳人,而其事业最开始所依仗的“云台二十八将”,主要是来自南阳郡和颍川郡的豪族。由于西汉末年不断受到战火的摧残,首都长安已经残破不堪,刘秀选择迁都洛阳。东汉定都洛阳,就标志着经济中心的东移,连原来龙兴之地长安都可以当作战略缓冲说扔就扔,更别说凉州了。凉州作为帝国,特别是首都长安屏障的作用消失,逐渐式微也就没有什么意外了。加之,在匈奴分裂后,威胁彻底消除,西凉地区的战略作用更加被削弱,逐渐被东汉朝廷冷落,甚至边缘化。

但正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

从汉高祖刘邦时就开始折腾汉朝的匈奴虽然不闹了,但伴随东汉始终的羌乱肆虐有过之而无不及。匈奴虽然也是游牧的军事联盟,也挺彪悍,但他们起码有单于这一统治中心。而且匈奴人有极其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杀了单于匈奴就散了,最起码就分裂成几股力量了。而且同他们长时间打交道,对其生活习性和轨迹也可以找到章法。而羌人则是更加松散的部落联盟,临时组织起来,抢了就散,来是一阵风,去时也是一阵风,没有统一的中央统治,要打压他们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加之东汉朝廷将国家的中心越来越向东迁移,羌人的叛乱就更加不可收拾,后来甚至成为东汉内乱频仍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武帝时期,国家昂扬向上,开疆拓土的欲望强烈,为了经营西域,不光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度,而且大规模向西凉移民屯垦。到了东汉,国策变成保守防御,不但放弃了军功爵制度,而且规定带兵的将领必须是文官出身,有带兵打仗的特长才能转为武将。像西汉时期那样靠不怕死拼军功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情况再无出现的可能,不读圣贤书满脑子“之乎者也”就别想有功名了。

西凉人对于东汉朝廷的不满情绪一天天累积,后来甚至有暗通羌人的。汉奸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

东汉历史上共有五次规模较大的羌人叛乱。初期,东汉朝廷派出关东人司马钧主持对羌作战,就是前面提到的司马家的“常败将军”。其战绩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屡战屡败。直到换掉司马钧,改为凉州本地人主导对羌人的战事,也就是号称“三明”的皇甫规、张奂、段颎(三人的字中都带“明”)。三人是本地人,对于凉州以及羌人熟悉,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斗争策略,渐渐平复了羌人的叛乱。此三人都是凉州文官,临危而转为武将,由此可见东汉时期武将地位的下降。但叛乱刚一平息,朝廷就宣召三人回京并夺其兵权。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东汉决策者退缩到关内,把凉州拱手让人,但这并没有带来和平。

黄巾起义和董卓乱政

到了汉灵帝的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更是把风雨飘摇的东汉搅得摇摇欲坠。

但是东汉王朝崩塌的根源是统治阶级自己的失政与因此引发的外因合起来导致的无可挽回的结果。

另外,除了外患,还有天灾。外戚专权同宦官纵横循环,党锢之祸与黄巾起义并起,然而,自然灾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巨大力量。

一般而言,从文学性上来说,帝纪总会通过赋、比、兴写一些皇帝的事迹和史家的评论,还算略有文采,让人读起来可以有所感悟。但是东汉的帝纪,就彻底是流水账了。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九月丁卯,京师地震……清河刘文反,杀国相谢暠,欲立清河王蒜为天子;事觉伏诛……前太尉李固、杜乔皆下狱死……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伏诛……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秋七月,京师大水……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乙卯,震宪陵寝屋。秋七月庚申,廉县雨肉……京师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郡国五山崩。

以上《后汉书·桓帝纪》的记载,夹杂着天灾、人祸和暴乱的记录,类似于灾难片里的情节,令人触目惊心。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吧。

在西北,凉州的羌人和对现实绝望的汉人趁机联合起来叛乱,很快就成席卷之势进逼关中。东汉的地方势力多年由豪强把持,这些割据势力大都出工不出力。东汉帝国就这样一天天走向风雨飘摇。此时,当朝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主政,急命凉州将领董卓平定叛乱。就这样,凉州人董卓满怀多年被压抑、被歧视的不平,在各割据势力冷眼旁观的目光中,走上了平定羌汉叛乱的征程。一个被贴上凉州人标签的将种就这样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肩负起了匡扶汉室的重任。当年的董卓还不是一个脑满肠肥的胖子,还是有着一种后来被叫作梦想的东西在他心中不断燃烧的。就是在这样的热血和梦想感召下,董卓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招募凉州猛士,建立了一支听命于自己的亡命之师,挡住了滔天的叛乱,挽狂澜于既倒。

羌乱平定后,东汉朝廷故技重施,要召董卓为少府,意在夺其兵权。有了“三明”的前车之鉴,董卓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用命换来的虎狼之师。无奈之下,东汉朝廷改封其为并州牧,并允许其带兵赴任。

虽然说羌人叛乱被平息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汉灵帝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太高兴的事情。因为这么一来,当朝最大的外戚———何进的权势就更大了。虽然董卓在前方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用命换来了胜利,但是功劳要记在何进头上。汉灵帝只能让何进更进一步,委任他为大将军,掌管天下兵马。为了防止哪天自己归西后何进进一步控制自己的儿子,他必须有所准备。按照东汉小皇帝登基的剧本来看,这样的事情是大概率事件,他自己很可能活不过何进。所以汉灵帝开始重用宦官,组建了以蹇硕为首领的禁卫军西园军团,重用了一批少壮派的豪强势力成为所谓八校尉,作为首都的卫戍部队与何进相对抗。后来吞食天地的曹操就是八校尉中的成员。虽然何进手握天下兵马大权,但是洛阳城里的卫戍部队是掌握在宦官蹇硕手里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战略的平衡,倒也相安无事。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突然驾崩。

蹇硕为了缓和与何进的矛盾,立何皇后的亲儿子刘辩为帝。反正都是皇子,对于太监来说立谁都一样。本来可以平稳交接政权,按照重复了无数次的剧本再演一遍;但是按照此剧本,外戚党是存在被阉党翻盘的可能的。何进害怕再出变数,便下令召董卓进京。这个命令可就真的是惹下了塌天大祸。蹇硕一看何进要调天下兵马包围洛阳,害怕得要命,遂下了鱼死网破的决心,一方面向何进服软,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假托何皇后召见,将大将军何进骗进宫中杀掉了。袁绍以此为名,发动兵变杀进洛阳,收拾了蹇硕的宦官一党,然后清理了外戚势力,并以朝廷的名义下令禁止董卓入京。

三国序章

董卓会不会把这个诏书当回事儿?其实有点儿脑子的人都会猜到。董卓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羌人玩命,挽救了大汉政权,他袁绍趁着外戚和宦官互掐得渔人之利,还不让人董卓来分一杯羹。这是把人当傻子。

董卓一点儿不傻,所以他立刻率军入京。现在的董卓军挟平定羌乱之势,是天下最强大的势力。董卓等皇城之内已经掐得差不多了,以很小的代价就进入了洛阳,将蹇硕拥立的少帝刘辩废掉,立刘协为帝,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就是这个私行废立的举动,让董卓被打上乱臣贼子的标签,到现在也洗不干净。其实董卓不废这个十多岁的小皇帝,袁绍在洛阳一旦腾出手来也会废了他。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生在乱世,生在帝王家,却像是野草一样卑贱,被废掉了,能够平安地活下去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区别就是被董卓废掉或者被袁绍废掉。后来曹操就聪明多了,留着汉献帝当幌子,为自己的野心当遮羞布,挟天子以令诸侯。

董卓的选择是那个乱世所有的权谋者都会做出的选择,他的错误可能就是明目张胆地废帝自立,所以成了众矢之的。这个时代烂了,董卓的作为就是代表无数被伤害、被剥夺的人们去撕烂这个时代最后的伪装。是乱臣贼子还是大刀阔斧的改天换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从这一刻开始,董卓成为这滔天血海中的破坏神,他要做的就是砸烂这污浊不堪的旧世界。让魑魅魍魉在脚下哀号呻吟,这也不啻是一种拯救。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历史上一再上演的、阴谋家们以公理和正义为幌子的你死我活的纷争。以后的日子一天都没有安宁。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叛逆行为,董卓为避兵锋迁都长安,最后被自己所收的义子吕布刺死。乱臣贼子死了,这个世界就天下太平了吗?似乎并没有。董卓死后,各怀鬼胎的号称代表正义的关东诸侯联盟自然也就解体了。这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陷入大战,尔虞我诈的三国时代的大幕拉开了。

其实汉灵帝驾崩引发的东汉突然崩盘,完全是智商低下的大将军何进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结果。看看东汉这么多次的外戚与阉党轮流上台执政的剧本,不管外戚与阉党怎么斗,都是窝里斗,谁也不敢动刘姓江山。东汉王朝是皮,外戚阉党就是毛,皮要是没了,毛也就没了。但地方军阀和豪强不一样,我们暂且把董卓的凉州军叫作割据军阀,他们这种地方武装是可以脱离中央单独存在的。所以不管之前外戚与阉党如何折腾,天下都没乱,因为他们始终代表着中央,都是统治中央内部的矛盾。即便滋生了黄巾起义,只要内部能最终达成妥协,起义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可大将军何进在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的前提下,为了所谓的万无一失,召来了董卓,逼着阉党跟他以死相搏,结果让本来在旁边看热闹的袁绍给一锅端都收拾了,最后让董卓不费吹灰之力成为得渔翁之利的人。董卓入主洛阳,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汉献帝,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地方豪强掌权的先河,东汉政府就正式进入名存实亡的阶段。

大将军何进错误的决定,是葬送东汉王朝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章 三国大幕拉开

司马懿性格中的谦虚谨慎,以及隐忍和不出头的特点,可以说是由司马家族一以贯之的家风所影响和形成的。其最终行事风格和性格的形成,同样也受到其原生家庭和家学非常深刻的影响。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一生隐忍谨慎,在乱世中兢兢业业地延续其家族百年来的重任,除了举荐了曹操这一颠覆汉室的枭雄之外,并无可称道的功业。但是司马防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堪称后世父母之典范。他对八个儿子严加管教,这些儿子也确实不负父亲的养育,个个都很有出息,在当地留下了“司马八达”的美名。其中,老大司马朗、老二司马懿和老三司马孚最为能力卓著。

讨董卓,乱哄哄的一场戏

大将军何进召董卓进军,却埋下了东汉末年的滔天大祸。董卓非但没有平定已经乱成一锅粥的洛阳城的局势,而且私言废立,使得汉室倾颓。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下心存汉室或者说是希望趁乱分一杯羹的各种力量纷纷迎风而起。

根据《三国演义》的记载,在曹操的号召下,发生了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的事情。如果从字面上来看,这似乎是因为董卓私言废立,激起了全天下心向汉室的正义之士的公愤,所以是群起而攻之的正义战争。但真实的情况是,刘备、马超、孙坚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参加,而且曹操也根本不是召集人。曹操刚刚参加“革命”,手底下没有几个人,当时还在跟在别的诸侯后面混。而且,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是十路诸侯讨伐董卓。仔细看一下这十路诸侯的名单,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讨伐董卓的十路诸侯是:勃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从地理位置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基本上就是河南、河北的豪强势力组成了关东联军在和以董卓为代表的凉州势力对抗。

面对这个情况,董卓敏锐地看到这些乌合之众的目的根本不是恢复汉室,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趁乱抢一把。于是,董卓举重若轻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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