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宣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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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自序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时代是思想之母。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1]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019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代表时又强调：“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2]传、为时代明德。”这些讲话，前后贯通，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时代如何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变，改变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3]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虽然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但也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长期主导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西方学术理论正遭遇严峻挑战，正在接受新时代的检验，给新时代学术创新留下了巨大空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而鲜活的实践为理论工作者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土壤和研究样本；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经验蕴含的深刻道理和人民群众丰富实践创造的宝贵经验，为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了最基本的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4]信。”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经几千年没有中断文明的古国，也是少数在短短几十年内创造了现代化奇迹的国家。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走的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路，借用西方理论范式解释不了中国发展道路，总结不了中国发展经验，概括不了中国成功背后的制度优势，解释不了中国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中国学者应该最有发言权，只能依靠中国学者自身的努力。“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5]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9世纪末，即1898年，梁启超先生在《保国会演说词》中曾说：“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这段话警示我们，知识分子不能热衷于不知真相的空泛议论，不能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20世纪初，列宁曾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6]社会主义。”他还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7]由实践来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为了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产生的。
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繁荣发展中国学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走向；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为了深化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本人于2016年承担了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同年还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经验研究”（16JJD710012）。在完成这两个课题的过程中，本人也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这里呈现给大家的是多年研究的一些成果。本书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热点难点问题展开，第二部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其中一些内容已于先前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这次收录时只是做了简单修补，还有一些内容是初次公开发表。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都较大，研究这些问题都有相当的难度，故本书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自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还将面对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要敢于直面这些矛盾和问题，要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秉持崇高的社会责任，加强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探讨；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宽大的学术情怀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要敏锐把握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呼唤，紧紧立足中国实际，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以及不同学科的结合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和阐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作出深刻揭示，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道路作出科学解释，把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理论创新的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注释[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2] 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人民日报，20190305．[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6．[5]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4．[6]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9．[7]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起点在哪里？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到底在哪里？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时间节点，都曾分别被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将哪一个时间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呢？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表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并最终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前后相继的历史过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算起，这一点已无可置疑。那么，中国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从何算起呢？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到底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搞清楚这一问题，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争论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恩格斯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1]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表明，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进程应当与客观历史现实的发展进程一致，换句话说，事物的实际历史发展从哪里开始，人们考察事物的逻辑思维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形成的历史起点从哪里算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六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算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多，而且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角度来考察的，认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芽的开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讲，这条道路的起点应当是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用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从广义上来考察和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因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开始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第二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有许多学者认为，1956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奠基而主要由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向前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有学者主要从我们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引用毛泽东所说的“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来阐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也有学者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角度，进一步提出八大以后邓小平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1975年的全面整顿便是他这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在特殊环境中的延续和发展。
第三种观点：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例如，1962年在恢复发展农业问题上主张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思想。当时农村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成了党内讨论、争论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2]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里凸显出生产力标准。1975年诬称邓小平“右倾翻案”，主要指的就是这些思想观点。毛泽东当时错误批评说“还是‘白猫、黑猫’啊”，针对的也是这些言论。
第四种观点：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时，在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各方面都要整顿》等几次谈话中，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至少涉及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重要观点。邓小平说，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3]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邓小平还明确提出：“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4]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正因为如此，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5]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五种观点：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在这次视察东北三省期间，“走一路讲一路”，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尖锐批评了那种违背实事求是、搞“照抄照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确立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因此，这一时间点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
第六种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起点。这是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不过，在具体阐述时，由于视角不同或认识不同，理由也不尽一致。龚育之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他特别强调不要模糊这个起点，并表示不同意有的文章把这个理论追溯到1956年甚至追溯到1949年的观点，认为那已经不属于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问题，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的关系，不是单纯延伸，而是一纠正、二继承、三开拓和创新的关系。他的这种论述虽说是在党的十四大之后的1993年，但在党的十九大后的今天仍得到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认可。也有研究者在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起点时，着重强调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端正了三条路线和提出了一个方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这一判断，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
实践是理论之基，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而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实践创新的起点，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第二，从党的领导人的经典论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
[6]策”。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7]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9年，他指出：“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8]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9]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邓小平理论。我们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0]国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他又强调：“以党的十一届三[11]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去世之后，党中央如此评价他：“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12]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13]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一直坚持我们党以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说法。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14]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
第三，从党的文件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此后，党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15]题。”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标题就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放在大会主标题中，此后的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标题中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
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16]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还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创新概括为十二个方面，并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17]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党的十四大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18]阔的历史进程。”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20世纪即将结束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19]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同时还指出，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20]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这也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21]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这里同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历史起点定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22]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还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论述了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特别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23]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党的十七大还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统一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同样始于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对几个疑难问题的解析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4]同年6月，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此段讲话表明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二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但这段话容易被许多学者误解，似乎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提前了。因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定位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得到合理解析：
第一，为什么不能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涉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包括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此问题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并加以讨论，同时也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关注。对此，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25]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学术界的研究所达成的共识表明：其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这种开创却是建立在毛泽东时期探索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其二，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仍然属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此内容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放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会造成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其三，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如邓小平也曾经在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过探索，也有许多经典论述，但这些内容也应该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也只能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二，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26]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据此论断，有的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上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定位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容易忽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探索。我们认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定位于党成立之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肩负起了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但党和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一样的，因而取得的成就也是不一样的。对此，党的文献已经有明确的定论。2018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回顾了我们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并用“三个伟大飞跃”概括我们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三是在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三次伟大飞跃以铁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段话同样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也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第三，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近代开始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这两段话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可以上溯到170多年前。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其一，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当前我们要实现的同一目标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中国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当代中国主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百年梦想。其二，作为奋斗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比实现中国梦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梦只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实现中国梦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其三，实现中国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指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第四，为什么不能把中国5000多年文明中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它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27]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二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28]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注释[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73．[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7．[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4．[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8．[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3．[10]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2．[11]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7-208．[1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28．[13]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48．[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3．[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24]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2.[26]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1．[27]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28]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学术界的意见颇不一致。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都曾分别被当作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全面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就是探索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所谓“主题”就是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是学术界近30年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也是目前学术界和宣传部门并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更是深入学习、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必须解决的难点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现在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无法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不利于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二是我们党面向未来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会因为创新主题认识上的偏差而迷失方向，不利于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争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邓小平当属实践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当属理论的开篇之作。因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争论，从邓小平时期已经开始。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学术界曾围绕邓小平理论（曾叫“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问题展开过长时期的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因为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键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们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而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关键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经济。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也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围绕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展开的。相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这一观点曾多次写入党的文献，但在邓小平之后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学术界对此观点提出过许多不同意见。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争[1]论并未停止，学界的认识也颇不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由是：其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90多年的实践探索始终没有偏离这个主题，她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是围绕这一主题的；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生长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指导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取得胜利；其三，只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才能把握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党的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当习近平同志提出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这种观点更加流行。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重大的复合命题，几乎包含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有理论探讨的主题。虽然将此作为主题有利于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但容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过于宽泛，难以把握。
第二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也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着力探索和解答的重大课题。但我们认为，现代化虽然可以作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视角，但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并不能完全凸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相反更容易凸显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化的必要性，因而不能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同时，由于现代化的主体性不清，容易脱离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和中国近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甚至有陷入全盘西化的危险。
第三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其理由是：其一，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为主题，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只有以此为主题，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即以解决现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注重发展问题，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更是关注发展问题尤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围绕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路线、发展前提、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内容、发展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发展的外部环境等问题展开。以此为主题，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主线。但我们认为，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因而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主题，因此不能单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
第四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所有理论创新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而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所以，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并不能凸显这一理论的独立性，容易忽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第五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理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创新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占少数。我们认为，虽然我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从学理上分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容易犯同语反复的错误。
总之，上述几种观点，虽然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每一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之所以出现上述分歧，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个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站的角度不同，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理解有所不同；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分阶段把握的重点不同，学术界曾先后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分别当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主题。因此，当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上述三大理论成果统一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似乎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主题，由此也有学者认为，把三大理论成果统一起来缺乏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从学理上分析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科学问题。二、主题：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2]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提法。党的十九大又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需要突破以往分别论述四大理论成果主题的局限，把四大理论成果当作一个整体，从四大理论成果共同的内容中抽象出一个统一的理论主题。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确立这一主题，有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这一理论主题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一脉相承的，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科学，就是因为它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如果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来抽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我们就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诸多论述。如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指出，科[3]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就是探讨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它总体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这一理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由于它立足于中国，因而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第二，这一理论主题是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紧密联系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相继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得出的宝贵结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着力解决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着力解决的是中国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联系毛泽东思想的主题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继承发展关系，才能避免犯用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用后者否定前者的错误。
第三，确立这一理论主题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客观实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们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就已经明确了我们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主标题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都是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我们积累的历史经验也体现在这一主题之下。这个理论体系所涵盖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等基本任务，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治党治国治军和内政外交国防等一系列基本方针，都是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的。这个理论体系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成果也始终围绕着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存在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脉相承关系。
第四，这一主题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也反映在党的重要文献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展开的。这些理论成果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统一。不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总体布局的，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曾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4]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同志也曾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5]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正是这些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只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进一步回答了这一基本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五，这一主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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