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韵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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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安娜（2019中国好书）试读：
上篇天国的葡萄园第一章一素心、三美和安娜一起乘火车去看在乡下插队的凌子美。凌子美是三美的姐姐，也是安娜的同学和闺密，而素心，则是三美的好友。
凌子美插队的地方，叫洪善，是富庶的河谷平原上的一个大村庄。河是汾河，从北部山区一路流来，流到河谷平原，就有了从容的迹象。称这一片土地为“河谷平原”，其实，是不确切的，在现代的地理书上，它确切的称呼应该是“太原盆地”，往南，则叫作“黄河谷地”。可不知为什么，她们，当年的安娜和凌子美们，在频频的鱼雁传书之中，固执地，一厢情愿地，称这里为“河谷平原”，没人知道原因。或许，她们只是觉得“平原”比“盆地”更有诗意。
那是一个仲夏的季节。
四十年前的夏天，还有着水洗般明净澄澈的天空，她们选择了一个好天气出行。平原上，大片大片的玉米和高粱、甜菜和胡麻，拔节、灌浆，生长着，成熟着，原野上有一种生机勃勃壮阔的安静。远处，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汾河在流，偶尔，车窗外会闪过明亮亮安静的一条。那时，她们不知道，这是终将消逝的风景：这亘古长存的锦绣和安静。
她们乘坐的，自然是绿皮火车，那是一列慢车，逢站必停。一路上，她们一直在听素心讲故事。素心是个文艺女青年，喜欢写诗，喜欢读书，当然，某种程度上，她们几个都是女文青，只不过，在她们中间，素心最有才情。
那天，素心讲的是她刚读过不久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素心有着超凡的记忆力，读书过目不忘，她可以大段大段地复述原著，关键之处，几乎一字不落。她的讲述，从容、安静、波澜不惊、不动声色，却处处暗藏诱惑，就像她这个人。三美和安娜，听得十分痴迷。尤其是安娜，听着这和自己重名女人的故事，觉得有种说不出的震撼。列车走走停停，乘客吵吵嚷嚷上上下下，一切，都没能中断这个俄罗斯女人的故事，这个始于冰天雪地中莫斯科火车站的悲剧故事。“素心！”
有人叫。
车停在了一个叫“太谷”的地方。那是个小城。很多年前，这小城曾经是晋商的发祥地之一，富可敌国，慈禧太后还向这里的富商们借过钱呢。也是孔祥熙传奇般发迹的地方，小城中，东寺的白塔下，还有着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下榻过的孔祥熙家的花园。总之是一个传奇出没的地方。但当年的素心她们，并不知道这些，她们只知道，这里出产一种点心，叫“太谷饼”，还知道，有许多来自京城名校的知青们，在小城周边的村庄插队。有不少关于他们的传闻和流言，就像鸟群一样，在汾河两岸到处栖息、飞翔。
有人叫素心。
素心一抬头，她们都抬起了头，就这样，她们遇见了彭承畴。她们的故事，猝不及防地，开始了。“嗨！彭——”素心惊喜地笑了，“好巧啊，你要去哪里？”“好巧！”彭承畴回答，“怎么会在这儿碰上？”他说，“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四十多年前，行驶在中国大地的绿皮火车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彭承畴这样的知青。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或者是旧军装，斜挎一只同样洗得发白的军绿帆布书包，书包里，不一定有牙刷或者换洗内衣，却往往有一本笔记本，上面摘抄着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大海》《自由颂》等。也许不是普希金，是莱蒙托夫，是屠格涅夫的某段小说或者是契诃夫的戏剧，总之，这样的东西，是他们的食粮。
此刻，站在她们面前的彭承畴，就背着这样一只书包，一身打了补丁的蓝布裤褂，洗得很干净。他笑着，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着，晃着素心们的眼睛。列车突然变得安静了，天地突然变得安静了。一切嘈杂，人声喧嚣，退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留下一个明亮的、静如处子的舞台，供传奇登场。
片刻，三美第一个说话了：“噢！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彭——啊！素心天天向我们炫耀，说你才华盖世——”“我哪有那么夸张？”素心脸红了。“怎么？难道我不是才华盖世？”彭笑着问素心。
都笑了。
只有安娜没有笑。
没有空座。她们挤挤，想请彭坐下，但他没有。他说他也是在找人。他们几个插队的同学约好了，分别从不同的小站出发，乘坐这一辆车，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去哪儿？”三美快嘴快舌地问。“华山。”回答的是安娜。她不动声色地这么说。“咦？你怎么知道？”素心和三美奇怪地望着安娜问。
安娜没回答，她抬起眼睛望着彭，问道：“我没猜错吧？”
彭承畴直视着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大而幽深的美目。阳光明亮的车厢里，那双眼睛闪烁着某种波光般魅惑的光芒。彭笑了，说：“真想打击你一下。”“错了？”三美问。
彭没说对错。他对她们挥挥手，说：“我得去找人了，要不他们以为我没上车。再见再见——”
说完，他转身而去。
三美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去华山啊？”
安娜笑笑，说：“当然是。”“你怎么知道？”“这辆列车的终点站是西安，途经华山。去华山的人都坐这辆车。”安娜回答。“这辆车途经的车站多了去了，坐这辆车的人也多了去了。比如我们，我们去的是洪善，怎么他们就一定是去华山呢？”三美不服气。“别人是别人，可他们不是别人。”安娜这样回答，“他把我们的故事打断了。素心，你接着讲啊。”
素心听着三美和安娜的争论，始终，没有说话。她沉默得似乎太久了些。听到安娜叫她，素心说：“我忘了，我讲到哪儿了？”“哦，讲到——”三美想了想，“讲到安娜从莫斯科回彼得堡，风雪的夜里，她一个人走下了列车……”
素心怔了一怔，说：“真巧。”“什么真巧？”三美问。“她在风雪的站台上，看到了追随她而来的渥伦斯基。”素心这样回答。二
素心的母亲，多年前，曾经和彭承畴的姑妈做过同事，她们在同一所医院任职，是年轻时的闺密。后来，素心一家从北京调到了黄土高原上这个干旱多风的城市，素心的母亲和这个闺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鱼雁传书，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1966年之后，这联系渐渐中止了。她们彼此没有音讯地过了一些年。70年代某个夏天，一个暴雨后的傍晚，这城市的天空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闺密就是在这城市最诗意的时刻，敲开了素心家的房门。
素心的母亲又惊又喜。“彭姐姐！”她叫了一声，声音因为激动远比平时要尖利，“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做梦吧？”
但是，一分钟的惊喜之后，素心母亲怔了一下，放低了声音：“彭姐，出什么事了吗？”
那是一个总是“出事”的年代。熟人或不熟的人中，张三出事了，李四出事了。素心从长辈之间压低声音的交谈中，一听到这个不祥的字眼，她就忍不住用指甲去抠自己的手心，似乎，要把这个险恶的字眼从她的生活中抠出去。“没有没有，”闺密，母亲的“彭姐姐”慌忙回答，“我是路过，想你了——”她说，“我去看我侄子了，他在离你们这里不远的太谷插队。”“哦——”母亲松了一口长气，放下心来，顿时眉开眼笑，高兴地在厨房打转，想张罗出一桌不太难堪的“无米之炊”。那是这个城市最困窘、最贫乏的年月，物质奇缺，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素心母亲搜罗遍了橱柜，找出一盒收藏了好久的午餐肉、几根腊肠，都是外地的亲友赠送的礼品。于是，她用午餐肉烧了水萝卜，用腊肠炒了青蒜苗，焖了一锅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的大米饭。素心父亲开了一瓶“青梅酒”，那是这个城市特有的一种露酒，价格低廉，但口感尚可，特别是它的颜色，碧绿如江南春水。素心父亲是江南人，所以，青梅酒是素心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酒。
那一夜，酒足饭饱。父亲被母亲打发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睡觉，母亲和她的彭姐，这一对闺密，占据了这间既是客厅、餐厅又是夫妻卧室的大房间。母亲泡了两杯绿茶，茶香和着酒香，氤氲缭绕，使这间杂乱、拥挤、灯光昏暗的屋子，难得地，有了一点静谧的温情，一点悠远的伤感。彭姐啜了一口清茶，感慨道：“能见到你，真好！”她说：“这些年，断了联系，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变没变，心想，碰碰运气吧，还好，我运气不错。”
素心母亲默默地从桌上探出双手，握住了彭姐捧着茶杯的手。“彭姐，”素心母亲慢慢开了口，“说吧，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一定有事，我知道。”
彭姐沉默了一会儿，笑了。“真是想你了。就是想在死之前见你一面。”她淡淡地说，“我病了，肺癌，做了手术，做了化疗，以为好了，结果，还是转移了。”她又笑笑，“咱们都是资深的护士长，这辈子，见过太多的生生死死，我本来也不准备瞒你，只是，当着孩子们，不想说太多……”“那，那你还喝那么多酒？”素心母亲心乱了，即使有准备，还是意外，还是惊心，她语无伦次，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更紧地，攥住了她的手。
她的彭姐姐，毕业于一所教会学校，早年间是教会医院的护士，受过洗，是天主教徒。一生未嫁，前半生许配给了上帝，后半生许配给了白衣天使这职业。攥在素心母亲手里的那双手，曾经，协助医生，不知把多少濒危的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它灵动、纤巧、敏捷、自信、柔软而温暖，是天生的护士的手。可现在，这双手，皮包着骨头，它没有能力再去抢夺什么了。它束手待毙。“姐——”素心母亲轻轻说，红了眼圈，“我能做点儿什么？”
她笑了。“你当然能做点什么。我啊，托孤来了。我把我在这里插队的侄子托付给你了！他无父无母，只有我这个亲人，可是你看，现在，连我也背弃他了，抛下他了……”她的声音，微微地，有了一丝波动。
彭，就是这样猝不及防地出场了。这个孤儿，这个北插，以这种悲剧的姿态降临到了素心一家的生活中。他的姑妈，郑重地，把他介绍给了自己最信赖的女友，她说：“也不需要别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就是，他来来往往，回北京，路过这里，或者，来这城市办事，有个落脚之处，有碗热饭吃。”“你放心吧。”素心母亲回答，“告诉我他的地址，我去看他——”“不不不，不需要，他不需要这个，”彭姐打断了她，“这孩子，很有些怪脾气，我回头把你们的地址给他，他认为需要的时候，自己会来找你们。”
素心母亲默默地点点头。那一夜，她的心，其实并没能放到那个孤儿那个侄子的身上。它一直在痛，为她的彭姐姐。往事汹涌如潮，她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的时刻。素心母亲从小失恃，而比她大五六岁的彭姐姐，奇怪地总是给她一种母亲的感觉，宽厚、慈爱、包容。那时她经常会任性地耍一点小脾气，闹一点小别扭，似乎是在考验彭姐姐作为一个朋友的耐心。离京前，她哭了。她知道，从此，她不能再小任性、小放纵，因为，她的生活中，没有彭姐姐了。
而现在，世界上，将没有彭姐姐了。
她们同床而眠。关了灯，却难以入睡。久久地，说着别后的种种闲话。聊京城的旧人旧事，“吐槽”这客居之所的闭塞、灰暗、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压抑。当然，“吐槽”这个词汇，要在若干年之后才会出现，所以，素心母亲是在抱怨。彭姐姐想：她在抱怨生活。这样想着，她宽厚地微笑了。就像有感应一样，素心母亲突然住了口，她想起了，就是这种被她百般抱怨的东西，这一切，将和她的朋友永诀。
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这样问道：“姐，你害怕吗？”
黑暗中，彭姐姐握住了她的手。“你忘了，”她回答，“我有信仰。”
她真的忘了。但，握住她的那双骨瘦如柴的手，被病痛伤害和折磨的手，仍旧，有着对生的缠绵和依恋。她懂这个。
第二天，一大早，彭姐姐就告辞了。她固执地不让素心母亲送她去火车站。她平静而坚决地说：“方，就此别过——”她像从前那样，这样简洁地称呼着素心的母亲。方，那是素心母亲的姓氏，这世上，只有彭姐姐一个人这样称呼她，瞬间，素心母亲泪水溢满眼睛。
于是，就真的别过了。她再无音讯。素心母亲给她写信，没有回音。素心母亲懂了。
她常常想起她们最后见面那天，想起天空中那一道绚烂的彩虹。她记得上帝说过，彩虹是他和人类永恒的约定。她想，原来，上帝见证了她们的道别。
第二年，仍旧是夏天，某一个傍晚，有人敲开了素心家的房门。开门的是妹妹尘生，只见，门外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的、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装。“你找谁？”尘生问。他还没有回答，就听见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承畴？承承——”“是我，阿姨。”彭承畴笑了。“叫我姑姑。”母亲说。走上来，抱住了这孩子，这个子比她高出一头的孤儿，泪水夺眶而出。“叫我姑姑。”她泪流满面地说。三
那天，是在傍晚时分，素心才终于讲完了托翁的安娜。
落日把河谷平原染成了一片辉煌的金红。正在成长的庄稼，那些玉米和高粱、树、远处苍老的汾河、北方农舍、梁上归巢的燕子、田野里黑羽毛白胸脯的喜鹊，一切，都变得流光溢彩。但是，安娜死了。渥伦斯基也将要去战场上送死。她们很悲伤。
那时，她们总是为这些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中的人物悲伤着，或者欢喜着，那是她们的诗和远方，是她们精神的家乡。她们对那个世界的热爱，远胜过热爱她们自己真实暗淡的人生。
凌子美和安娜，十六岁那年，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五年后，安娜病退回城，而凌子美，则转插到了这个河谷平原上的村庄。
走时，她们意气风发，归来时，则是伤痕累累。
子美的同屋，是个天津知青，那几天，请了探亲假，回了天津。这样她们就拥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那是一排红砖瓦房，盖在村边上，据说，是几年前特为下乡的知青盖起来的，它在青砖灰瓦的北方农舍中间显得另类，有一种掩盖不住的潦草和单薄。起初，天津来的学生们拆了火炕，搭了铺板。仅一个冬天下来，他们受了教训，又请队里找人重新盘了火炕。此刻，夏天，火炕自然不用烧，她们就在炕桌上包饺子。
没有肉，子美开了一瓶妹妹刚刚带来的红烧猪肉罐头，她用刀撬罐头时的动作野蛮而凶狠。她们把那肉罐头剁碎了，里面添加了胡萝卜和新割下来的韭菜。没想到味道居然出奇地好。她们还带来了酒，是素心买的青梅酒。村里人知道子美“锅舍”里来了客人，给她送来了几根黄瓜，刚摘下来的新黄瓜，顶花带刺，她们洗净了，一人一根，等不及开饭，迫不及待豪迈地咬着吃。安娜一边嚼一边举着黄瓜说：“知道吗？我爸，就是让一根黄瓜送了命。”
子美知道，三美也知道，不知道的是素心。素心刚想问什么，还没开口，安娜又说话了。“我们家里从来不吃黄瓜，我妈不让吃，那是我家的禁忌。我们只能在外面偷着吃。”她笑了笑，“好吃！”
饺子端上了桌。天也黑了下来。她们开了灯，一只十五烛光的灯泡，悬在头顶，灯光昏黄暗淡。没有酒杯，酒斟在了搪瓷缸和饭碗里，酒香绕梁。她们端碗的端碗，举缸的举缸，碰响了，几个人面面相觑，说：“为什么干杯啊？”
安娜想了想，说：“为我们和安娜相识。”“好！”大家响应，“为安娜——”
她们各自喝了一大口。安娜喝得很猛，呛得咳起来。
子美说：“你少喝点，你不能喝酒。”“能不能不提醒我这事儿？”安娜说，“我都快憋死了，在家里，我时时刻刻都被提醒，你有病，有病，有病！我好不容易跑出来，能正常地喘口气，你让我当两天健康人行不？”
子美沉默了。片刻，举起了搪瓷茶缸，说：“来，干杯！”
安娜说：“这一次，为爱情！”“砰”一声，又碰响了。这是一个神圣的理由。“安娜姐，”三美放下酒碗后问了一声，“你？是不是恋爱了？”“我哪有？”安娜笑了，“我现在这个样子，用我妈的话说，剩半条命了，哪里能奢谈爱情？”“可贾宝玉就是只爱病骨支离的林妹妹啊。”说这话的，是许久没开口的素心。
这一晚，素心在讲完安娜的故事之后，就陷入了沉默。这样一个故事讲下来，她一定是心力交瘁，大家都这么以为。素心是一个敏感的人，伤春悲秋那一类型的，无端的，眼里会突然涌出泪水，大家见怪不怪。但，这句话说出口，大家不知为什么觉得有些刺耳。这是一句正确的话，一个常识，没有任何不妥，可它在此时此刻，就是让人感到了突兀和……别扭。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一只蚊子嗡嗡嗡绕着她们飞舞，“啪”一声，三美伸出巴掌把它拍死了。“姐，”三美开口转移了话题，“你要的东西爸妈让我带来了，两瓶汾酒，两条牡丹烟，罐头，还有老‘资诚号’的点心，爸妈让问够不够？”
三美是使者。那些珍贵的东西，装在帆布旅行袋里，此刻，安静地堆在炕头。大家心知肚明，它们肩负着重任，它们和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次招工，都有哪些单位啊？”安娜正色地问。“还不知道呢。”凌子美回答，“不会有太好的地方，太好的地方也轮不到推荐我。我不奢求。”“那，要是县城招工，比如，供销社之类的地方，你也去？”“去！”子美毫不犹豫回答，“当然去啊！哪儿都去，我想念城市已经想疯了。现在要是能在县城‘站栏柜’当售货员，哪怕只站一天，让我第二天死都行！”
安娜笑了，说：“别，你要这么说，那人家谁还敢招你？多不划算啊！才工作一天就得给你报丧葬费。”
凌子美也笑起来：“哪能啊，我瞎说，我要是回城一天就死了，对不起这些东西啊，对不对，三美？”“你对不起爸妈。”三美静静回答。
谁都听出了，那是一句有弦外之音的话。“吃饺子吃饺子，”安娜岔开了话题，“看，多香的饺子啊，都坨了！”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凌子美和三美，拎着帆布旅行袋去了村支书的家里。三美算是凌家的代表——代表了不便出头的父母。而安娜和素心，则在她们走后，沿着屋后一条小路，走到了一处土坡上，席地而坐，看风景。
清晨的阳光，洒在田野上，有一种湿润的明亮，从这里望出去，汾河看得很清楚，明亮而温婉的一条，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如同一幅画。河岸边，横着一只老木船，也是静止不动的。大地如画。素心温柔地想，心情变得好起来。她热爱田野，热爱草、树、正在拔节灌浆的庄稼，热爱奔涌的绿意和巨大的安静，热爱盘旋在河面上的水鸟和林间的鸟鸣。总之，她爱一个和人无关的自然。
她们看河，看了很久。
安娜静静地叹息一声。“从前，我以为我爱这些，但后来，我才发现，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自然之子。”她说，“我不愿意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它付出。”她顿了顿，又说，“我们都是。我和子美。”“我听三美说，当初，她姐为了去建设兵团，还写了血书。”素心转过脸来，望着安娜问道，“是吗？”“是。”安娜安静地回答，“我也写了。我俩都写了。”“哦——”素心明白了。“去兵团是要政审的，因为毕竟是边境，可我和子美，我俩出身都有问题，人家不批。我们就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安娜望着远处的河流，缓缓说，“我们用血写了，要坚决和家庭决裂，要扎根边疆一辈子。”她笑了，“可我们都没做到。”
素心不语。她们此刻都想起来，凌子美正在做什么。她在用从家里索取到的烟酒、糕点等东西，为自己重归城市铺路。“生活，和我们想象的，永远不一样。”安娜说，“和十六岁时候想象的，尤其不一样。”
十六岁的时候，她们以为，未来的生活，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屠格涅夫笔下《白净草原》那样的草原，辽阔、静谧、神秘：是春花烂漫，是骏马上放牧的姑娘和少年。苦难她们也不怕，她们预设的苦难，也是俄罗斯文学里的苦难，有西伯利亚的底色，比如，发配到那里的十二月党人以及追随他们而去的妻子，那苦难，浪漫而且有贵族气——精神贵族。安娜微笑了，十六岁时候的自己，多幼稚。
后来，多年后，素心读到北岛的诗句：“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她脑海中想起的，首先，就是拎着一旅行袋烟酒为自己“走后门”的凌子美，那个在十六岁写血书的凌子美。第二章一
安娜的病，起因是一场感冒。她跳到刚刚解冻的河水里去救一只落水的小猪仔——那是公共的财物。有一个叫金训华的青年，为了抢救落水的木材而英勇献身，这青年，是他们的榜样。她不知道刚解冻的春水的厉害，当然，就是知道她也会照样奋不顾身。结果，感冒迟迟不见好转，去了师部医院，验血，结论是残酷的：风湿性心脏病。
是因为感冒引起，还是感冒诱发，原因不明。
住院治疗期间，母亲赶来了。母亲根本来不及悲伤，她对病床上的安娜说，多好的机会！于是提出申请，当然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她带着女儿回到了城市。在归家的火车上，母亲才想起来伤心，母亲对她说：“走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的时候，只剩半条命了！”安娜回答说：“妈，你总是那么夸张。”其实，安娜自己也不甚清楚这病到底有多严重，但是，她并不很在意。她想，大不了是个死嘛！死，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火车飞驰着。窗外是见惯的北方的田野、山脉和天空。可从疾驰的火车上看出去，它们似乎是不同的，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宿命感，一种近似于慈悲的凄伤，笼盖着河流山川。一晃，已经是初冬的季节，她病过了春天、一整个丰茂的夏季，还有斑斓的北方的秋天。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净尽，空旷、辽远，偶尔，会看到一棵枣树，或者柿子树，叶子落光了，但有一些残留的果实，挂在枝头，红得分外招摇凄艳，如末世狂花，一闪而过，让安娜鼻子一酸。
回家后，母亲带她去了省城的大医院复查，结论和师部医院的结论一致，建议手术，把她闭锁不全的二尖瓣缝合。当然，也可以选择保守治疗。手术是有风险的，另外，花费颇大，她病退回城，一个无业的“社会青年”，没有地方给她报销医药费——她选择了后者。
她知道家里的状况。她们姊妹兄弟四人，她行二，上面一个姐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去了铁路建设兵团，在深山里修京原线，姐姐在晋北插队，妹妹则还在念高中。他们四个，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在最小的妹妹刚满百天的时候，就出了事，死于一场中毒性痢疾。当时他在水库工地上修水库，没有特效药，耽搁了救治。据说起因是因为吃了一根没洗净的黄瓜：新鲜的黄瓜，顶花带刺，在刚摘下来不久前淋了粪水，那就是祸根了，沙门氏菌感染。他们姊妹四人，靠着母亲一个大学教师的工资养大，母亲的工资单，安娜见过，一百零元五角。在这个城市，一个六口之家（姥姥一直跟着她们），人均不到二十元，当然不算贫困，但也绝非宽裕。好在，母亲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很会持家，除了精打细算，还特别心灵手巧，善烹饪、会做菜，还会做衣服、织毛线。所以安娜他们姐弟，衣食无虞甚至可说是体面地长大，但，从小，安娜就知道，他们这个家，是经不起风吹草动的。那体面和光鲜很脆弱。
他们家承担不起一场心脏手术的巨额花费。
母亲坚持手术。她不干。
母亲说：“你不用担心钱。”
她说：“我不是担心钱。”“那你是为什么？”
她回答：“我怕死在手术台上。”
她用这话阻击母亲。她让母亲无话可说。她知道必须给母亲一个台阶下，必须给她一个说服她自己的理由。她甚至看得出来当她说出拒绝手术的时候，母亲不由自主地悄悄松了口长气。可同时，母亲又为自己这如释重负感到深深的歉疚和痛苦。母亲失眠，一根接一根吸烟，黑暗中，看不到母亲的脸，只看见红红一点烟头，明明灭灭，好像把黑夜烫出了一点一点的伤疤，也把她自己心上烫出了伤疤。
姥姥安慰母亲，说：“你呀，想开点儿吧。我从前不就跟你说过？那孩子，过于单薄，太灵，太聪明了，人又好看，那不是好事，这样的孩子，人间留不住，她们都是下凡来历劫的仙童——”“妈！”母亲厉声打断了姥姥，“您别再说这迷信的话好不好？”
母亲又说：“谁说留不住她？谁说不做手术就是等死？大夫明明说了，保守治疗也是治疗！”
母亲突然哭了。
许久，姥姥叹一口气：“四个孩子，都是我拉巴大的，你当我不疼？孩子她懂事，知道不能让自己一个人拖全家跳火坑，你得成全她。”
姥姥把一个肥皂泡，她和母亲合力吹出的一个肥皂泡，很轻易地戳破了。
但其实，安娜并没有能够真切地、刻骨地感受到死。所以，她不恐惧。倒不是说她怎样的心存侥幸，而是，她其实是用审美的态度来看待她的病。她记得鲁迅在哪篇文章中讽刺中国文人的病态美，大意是说，春日的午后，吐半口血，由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看庭院的海棠。真是鲜明如画啊。她没有侍儿、没有庭院、没有海棠可看，可她还是觉得，那种人生态度，她喜欢。她一点儿不觉得这应该讥讽，尽管，她特别尊敬鲁迅。
她不怕死，她怕死得难看。
她觉得自己要学习那个吐半口血、恹恹地，在春日午后看海棠的前辈。吐血，想来他得的一定是肺病，肺结核，在那个时代这是不治的绝症，比她的“风心病”要凶险得多，可这仍然不能阻挡他对春光、对美的依恋，她觉得那里有种谦卑之美，在大千世界面前的谦卑。她在难过时会对自己说，安娜，你要努力啊，努力使自己，病成一幅画。
那是她卑微的人生理想。
安娜不算漂亮。这她从小就知道。
若说漂亮，她比不上姐姐。姐姐的漂亮是那种极鲜明光芒四射的漂亮，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哟，多好看的小姑娘！”从小，姐姐就是被这样的赞美喂大的，这样的赞美，对姐姐来说，如同一日三餐佐餐的菜肴。而安娜，在姐姐的光芒下，永远是被忽略的那一个。
姐姐是爸妈的掌上明珠。
那时父亲还活着，父亲也在大学里教书，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要远比后来好。母亲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她的长女。母亲后来总爱说一件事，说姐姐刚出生三天，父亲就“烧包”地买回了三件跳舞衣，它们分别是白色、淡粉色和绿色的纱裙，很漂亮，也很昂贵，却大得足够三岁的孩子穿。初为人父的爸爸，一定是不知道怎样来表现他内心的喜悦。安娜从来也没有问过：“我生下来的时候爸爸买过什么？”因为她知道答案：爸爸一定对她的到来很失望，他一定是盼望一个儿子的，盼望一个人生的圆满。
很小，安娜就知道了一个形容词：花团锦簇。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但这个词，是活的，活生生地在那里，在她眼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知识。她看到姐姐，就看到了这个词，花团锦簇。这个词就活在姐姐身上，或者说，就是姐姐本人。并不是说，姐姐总是穿红戴绿，相反，妈妈其实并不爱给姐姐穿色彩过于喧闹鲜艳的衣裳，妈妈常说，小姑娘穿蓝色、灰色、白色其实更漂亮。可是任何沉静、安谧的颜色，只要在姐姐身上，就变得明媚、嘹亮、蜂飞蝶舞和芳香，就像春天的花园。而安娜自己，则是一株无色无香的小草。
六一儿童节，妈妈给她们姐妹俩买了新裙子，姐姐的是素净的白色泡泡纱，而安娜的则是热烈的玫红底黄花图案连衣裙。安娜对妈妈说：“我也想要白色。”妈妈回答她说：“你穿白色不好看，你穿这个合适。”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穿那些喧闹的颜色就“合适”，长大后，她才想明白，衣服对于当年的姐姐来说，相当于画框，而对于她来说，衣服是画作，而画框是她。
无论在幼儿园、在小学，姐姐都是最光彩夺目的那一个。她很小就被少年宫艺术团的舞蹈队选中，而且总是站在舞台的正中心，不是独舞就是领舞。她学跳崔美善的《长鼓舞》，跳陈爱莲的《蛇舞》《春江花月夜》，真是有模有样。那时，常常会有一些来自首都或是本地的艺术团体、院校，来少年宫艺术团挑小学员，姐姐就是那个总会被首先挑中的幸运儿。“条件真好啊！”他们感慨，“真是好苗子啊！”可是，母亲坚决不允许她的长女做一个舞蹈演员，哪怕人家许诺说她的女儿一定会成为一个舞蹈家也无济于事。母亲问人家：“她能成为乌兰诺娃吗？成为邓肯吗？”
人家没法回答。谁也无法回答。人家不负责回答上帝的问题。充其量，人家是会相马的伯乐，至于能不能成为千里马，最终还是上帝说了算。
姐姐叫丽莎，丽莎这名字，也是他们的父亲起的。丽莎、安娜、伊凡，他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来自异域的俄罗斯。父亲是教苏俄文学的，他尤其喜欢屠格涅夫，两个女儿的名字，就都来自于这位文学巨匠的小说。丽莎取自《贵族之家》，而安娜，原意也并非是出自托翁而是取自《处女地》中的“玛丽安娜”。当他的儿子出生时，他甚至动议要给这孩子起名叫罗亭，被他妻子坚决制止——罗亭这名字符号性太强了！“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儿子做一个什么‘多余的人’。”妻子说。其实，她更想说的是：“我可不愿意他成为一个思想的巨人！”那，太危险了。
第四个孩子还在孕育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57年。丽莎和安娜的父亲，伊凡的父亲，受到了这事件的波及，被下放到水库工地上劳动就是这波及的结果。还好，他只是被划作“右倾”而没有戴上帽子。走时，最小的女儿还没出生，他自然也没有顾上取名字。后来，当这个小名被叫作“多多”的孩子刚满百天的时候，她从未谋面的父亲就在水库工地上死于一场中毒性痢疾——灾难就这样突如其来降临到了这个曾经安稳小康的家庭。于是，“多多”，余多多，也就成了这个家庭最小女儿的正式的学名。
后来，在丈夫的遗物中，安娜的母亲发现了一张纸，夹在一个笔记本里，上面写着：阿霞、阿霞、阿霞、阿霞……一连串的阿霞后面，是个惊叹号和一句话：谢公最小偏怜女。妻子当然看懂了那意思，那是他给小女儿起的名字，阿霞——仍然是屠氏小说中的人物。他真是执迷不悟啊！妻子这样想，泪流满面。只是，她这个未亡人，却没有成全逝者的遗愿。她把丈夫的书，那些小说、诗歌，统统卖给了废品收购站。然后，她发誓，她的孩子们，从今往后，远离这些虚幻的不祥的东西，她要她的儿女，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安全地长大。
只是，事与愿违。
首先，发难的是丽莎。
丽莎热爱舞蹈。丽莎的理想，是一辈子站在舞台的中央。至于能否成为中国的乌兰诺娃或是邓肯，她没有概念。但她想成为陈爱莲、崔美善，倒是真的。她学她们的舞蹈，从最初的片段，到整个独舞，后来，甚至是舞剧，比如，陈爱莲的《鱼美人》，里面重要的独舞、双人舞，她几乎都能跟着留声机唱片上的音乐，模仿着，跳下来。
我是为舞台而生。她骄傲地这么想。
但是她的妈妈，不喜欢，准确地说，是害怕这种幻觉般的人生，这种万众瞩目、需要迷离的灯光和璀璨的布景烘托的存在，那让她心里不踏实和恐慌。在丽莎小些的时候，她一次次拒绝了那些文艺团体和院校的招生，丽莎还有些懵懂，不是很清楚发生的事情。但，小学六年级时，有一个北京的中央级别的文艺团体来招学员，同样地，人家在少年宫艺术团很慎重、很严格地挑选出了进入初选的学员，其中当然有丽莎，而她的妈妈，也依然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对方。
这一次，丽莎反抗了。
丽莎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去？”
母亲说：“你不可能一辈子跳舞。没有人能跳舞跳一辈子。”“可我就要一辈子跳舞，”丽莎回答，“什么时候不能跳舞了，我就不活了。这难道不是一辈子吗？”
母亲说：“胡说！你这叫走火入魔。你太小，一点不懂人生的漫长和艰难。妈妈是为你好！你跳舞，妈妈不反对，跳着玩儿，业余时间丰富你的生活，这多好？可是它不能作为你的职业，不能作为你一辈子的归宿！好好念书，做实际的工作，这才是踏踏实实的人生。”
可是十二岁的丽莎不要“踏踏实实的人生”。她说，除了跳舞，她不要别的生活。她和母亲大吵大闹，但母亲坚如磐石地保持着缄默。母亲想，由她去闹，去折腾，折腾到歌舞团的人走了，她也就消停了。果然，几天后，来人遗憾地坐上了返京的列车，呼啸而去。丽莎不吵了，不叫了，沉默了。第二天早晨，喊她起床吃早饭，上学，却怎么也叫不醒她。母亲这才惊恐地发现，十二岁的丽莎，十二岁的孩子决绝地吞吃了母亲床头柜里的安眠药。
好在，那瓶里的药不够多，送到医院，洗胃，灌肠，抢救了过来。
母亲抱着她的头生女，泪流满面，母亲说：“丽莎，丽莎，我的宝贝，你要吓死妈妈吗？”
丽莎沉默不语。
母亲又说：“好，妈妈不拦你了，你以后，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人家要你，妈妈不阻拦——”“晚了，”丽莎回答，“没有以后了。”“怎么会？你还小，机会还有的是呢！”
没人知道，丽莎仿佛一个先知一样，说出了一个箴言。她出了院，郁郁寡欢，某一天，放学时，在外面淋了雨，感冒了。本来，都以为是一场普通的感冒，没想到，高烧不退，等到退烧后，才发现，感冒诱发了急性肾炎。
又是住院。输液。抗生素以及中药。当然，最少不了的是激素。等到几个月后，病愈的丽莎走出家门，几乎没人能认出她，她变成了一个虚胖的、臃肿的、难看的姑娘——那是使用激素的必然结果。尽管，医生和母亲都向她保证，只要停药后，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的体型，就能重新变成一个美丽而苗条的小姑娘，可是，丽莎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她只是从此不再去少年宫，不再去舞蹈团了。没人听得见她内心的声音，没人听得见这孩子在自己的心里，怎样悲伤地和她挚爱的舞蹈告别。
因为生病，她留了一级。三年后，一九六六年，当她成为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时候，时代的大震荡到来了，生活被彻底颠覆。学校停课了，闹革命，各路宣传队风起云涌，从前少年宫和学校里的文艺人才纷纷成为各大宣传队扛鼎的人物。和三年前相比，丽莎长高了，一米六五的身高，体重恢复到了四十八公斤左右。果然，医生们没有欺骗她，她真的又拥有了一个正常的甚至可说是苗条的体型。可是，这个“正常”的身体，和一个真正的舞蹈演员相比，是有距离的。只有丽莎自己，知道这距离有多么遥远。三年来，她没有踏入过练功房一步，她的手，三年来，没有摸过一下把杆。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早已不再是那个柔韧、羽毛般轻盈、可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自由的身体，她对这个身体充满了厌弃和鄙视。可是，当各路宣传队来动员她加入的时候，邀她“入伙”的时候，她还是、还是忍不住动心了：她拒绝不了舞台。
那是一个几乎半专业性质的大型宣传队，有一个宏大的乐队，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济济一堂。那时他们正排练着一个大型的歌舞剧，《红旗漫卷西风》，里面有歌有舞，内容更是宏大无比，歌颂井冈山、歌颂八角楼的灯光和毛委员、歌颂长征，总之是一个大型的歌舞史诗。她自然是跳女一号的，她跳，后台传来这样的伴唱：
紧紧拉住亲人的手，亲人的手
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受苦人，世世代代当马牛
一年年，一月月
愁和恨，压心头，压心头，哦哦哦哦哦哦哦，压心头
两年前，湘江风雷骤
毛委员，发动群众闹革命
一轮红日照九州
照亮了井冈山，人民翻身抬起了头
成立农会掌大权，紧紧跟着毛委员走
紧紧跟着毛委员走，紧紧跟着毛委员走——
可恨那陈独秀，可恨那陈独秀
叫咱解散农会把枪丢，哦哦哦哦哦哦，把枪丢
乌云重来，水倒流
白狗子似豺狼，还乡团像疯狗
家家户户没有了亲骨肉——
……
这一大段独舞，她自己编排，自编自导自演，把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和谐地糅合在了一起，尽管，她的一身功夫丢失了大半，可在这样的群众舞台上，她仍然如同惊鸿一般艳光四射。她一舞成名，整个城市都知道了，某某某宣传队有个“抓天儿”。那是人们给她起的绰号，因为她的舞蹈中有个标志性的动作，两手悲愤地、绝望地或是激昂地伸向苍天，那两只手极其生动，极有表现力和魅力。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腰和腿已经不能够达到她心中的完美，于是，她让自己的两只胳膊和两只手来代言，她把自己的呼啸的灵魂投入到了那两只手上。
抓天啊！
抓天啊！
庆幸的是，人们听见了她的嘶喊。
她觉得，自己从那个叫“丽莎”的躯体中，破壳而出。那个“丽莎”，像蝉蜕一般，被她丢弃在了来路上。她喜欢“抓天儿”这名字，那是她的新生。
他们四处演出。去工厂、矿山、部队，还有村庄。所到之处，“抓天儿”都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看看看，抓天儿！抓天儿！”人们在她身前身后指指点点，有那些调皮的小孩儿，会冷不丁地在她背后，或是在她正化妆的时候，冲她大喊一声：“抓天儿——”然后格格笑着逃走。
她微笑。
他们这个宣传队，属于某个战斗组织，什么什么兵团。那时，任何组织必定有对立的一方，在他们的城市，那个对立的一方，叫作什么什么联络站。这个兵团和这个联络站，势同水火。演出其实是有风险的。各种骚扰，比如，观众席中突然响起的刺耳的口哨，比如，叫骂，再比如，强光柱手电筒的照射，等等，扔向舞台上的玻璃瓶砸伤演员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些骚扰只会激起大家更强的斗志和凝聚力，“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他们认同的理想。
然后，就到了那个平常的一天。
那天，他们乘坐卡车去某个工厂演出。那个工厂，是家兵工厂，在这城市的郊外。那天的演出也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只是演出后的招待夜宵非常隆重，这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天的夜宵，是猪肉大葱的馄饨和炸油条。馄饨煮得恰到好处，汤里撒了香菜末和香油，最让大家欢喜和意外的，是刚刚出锅的热油条。时间已是夜半，可食堂里的炊事员，一直支着油锅等到这个钟点，这让他们感动。那油条，夺目的金黄，热气腾腾，炸得又蓬松又鲜亮，香气袭人。那是此生，丽莎吃过的最好吃的油条。
为了感谢这些热情的食堂“大师傅”，他们现场表演了几个小节目。
师傅们说：“谁是‘抓天儿’？”
丽莎就站了出来，说：“我，是我。”
大家就冲着她鼓掌。
丽莎擦了擦嘴，说：“我给师傅们跳一小段。”
于是，伴唱的女声唱起来：
紧紧拉住亲人的手，亲人的手——
丽莎就在食堂昏黄的灯光下，在有些油腻的水磨石地上，在杯盘狼藉之中，翩翩起舞。窗户敞开着，是初秋的季节，凉风习习。窗外的夜空，一轮皓月，照耀着宁静的大地，宁静的城郊。有隐约的香气，是北方少见的桂花香，幽魂一般，时隐时现。就在他们要上车而去的时候，丽莎想：哪里来的桂花树啊？好香啊！她朝四周张望，没有看见树的影子。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响，一个土造的手榴弹，在离卡车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安静的夜晚，美好的夜晚，被炸出了一个小小的伤口。
一个人被炸死了。一个人受了伤。
炸死的是个乐队的男青年。
受伤的是丽莎，闻名遐迩的“抓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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