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兴善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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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学士试读：
一、能断大事的杜如晦
在公元618年的某一段时间里，秦王李世民空前地难受。由他策划、他和父亲李渊共同实施的太原起兵大获成功，乘虚占领长安，李渊登帝位，建立唐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但他与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却处在下风。李建成居长，先入为主，又得李渊欢心，也有军功。李世民功劳略大，但不足以撼动其地位。李世民很清楚：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而实力的关键在于人才。李世民在起兵过程中罗致了许多人才，府中谋士如云，猛将林立，但都被李渊一个一个调走了。面对人才流失，李世民无能为力，急火攻心，却又说不出来，心里的难受简直难以形容。
这时候，聪明绝顶的房玄龄对李世民讲：府僚走了那么多，都不可惜，只有一个人您得注意：您如果安于当个规规矩矩的藩王，用不着他；您如果要夺取天下，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急问：是谁？
房玄龄不紧不慢地说：此人便是杜如晦。
李世民惊呼：“尔不言，几失此人！”立即入宫面见李渊，奏请杜如晦为秦王府属官。
从此，默默无闻的杜如晦走上了唐初政坛，成为当时杜如晦善断的风云人物。
杜如晦字克明，是京兆杜陵人，处在长安近郊。杜如晦的曾祖父和祖父在北周作过高官，他的叔祖到了隋朝还任过工部尚书。杜如晦的父亲在隋朝担任中下级官吏。
杜如晦生长的年代，正是隋文帝统一全国、励精图治的日子。自东汉末年以来，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据优势，西晋时虽然实现了全国统一，但为时不久又有十六国大乱，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很快，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代变换总伴随着战乱，割据的国与国之间也兵戈不息，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隋文帝杨坚在谋士高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于公元581年灭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实行各种措施，巩固统一，历行节俭政治，宽简刑法，轻徭薄赋，在官制、兵制、刑律、科举等方面进行革新。公元588年，隋朝军队一举灭掉割据南方的陈国，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陈后主沦为臣虏。隋文帝又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削弱了突厥的势力，保证了边境安宁。开皇年间，全国的人口和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史载：公元592年，府库都藏满了，只好堆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命令人口稠密的河东、河北地区，减三分之一的田租、调全免。这一富饶景象也只有在汉朝文景之治时才出现过。
生长在这样的年代，又处在天子脚下的近郊，杜如晦的少年时代是在安静的读书声中度过的。史载：“如晦少年聪悟，好谈文史”，同时，他很特别的性格也在年轻时就形成了：“少英爽，以风流自命，内负大节，临机辄断。”
隋炀帝杨广即位时，杜如晦15岁。杨广荒淫无道，穷兵黩武，隋朝开始走下坡路。不过，这种下坡的倾向，在当时一般人觉察不出来。杜如晦也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倾向，大业年间，他还“以常调预选”，希望能得个一官半职。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是个慧眼识英雄的伯乐，他对杜如晦说：“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愿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职，为须少禄俸耳。”杜如晦当了个小小的滏阳县尉。但没过多久就辞职不干了。说辞职就辞职，也表现了杜如晦“当断则断”的性格。
高孝基不但有“知人之明”，也有“知事之明”，他是看到了隋朝的下坡倾向的，他的这一番话里也有“微言大义”。他对青年房玄龄也有过一个特别的评价，断定他“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凌霄耸壑耳”。这句话也是意味深长。看来，高孝基不但看到了隋朝的下坡倾向和必然结局，甚至看到了即将取而代之的另一集团的两根中流砥柱。
名实相符，杜如晦确实能够韬光隐晦，才不外露。他第一次出现在李世民面前是不声不响的。史载：“太宗平京城，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看样子是武德元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李渊即位后李世民才成了“秦王”，在此以前他被封为“敦煌公”。至于具体细节，是杜如晦毛遂自荐呢，还是谁走马荐诸葛呢，史书没有记载，不可考据。可以肯定一点，绝对不是李世民闻名求贤。这比起房玄龄、褚亮等人充满戏剧性的出场可就逊色多了。
杜如晦深藏不露，连精明过人的李世民也没看出来。多亏了房玄龄也有知人之明，一句话治好了李世民的心病，也为杜如晦创造了一个大展鸿图的机会。
从此，李世民和房玄龄、杜如晦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断大事”，再加上文武全才的英明领导，在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之战中，在后来与李建成争嗣的斗争中，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无往而不胜。李世民和房玄龄议事，常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杜如晦来了，往往采用房玄龄的计策。三个人几乎是“三位一体”，李世民的意见往往就是这个智囊班子的意见。可以说，让后人称赞得无以复加的“煌煌太宗业”的前半段，就是在这三人小组领导下创出来的。
武德元年至四年，李世民击败薛仁杲、刘武周，最后一战又击溃窦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一举消灭了两大割据势力。李世民的三大战役打完后，李唐王朝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李渊认为李世民功高无比，自古未见，所以过去的官号也不够大，配不上这样的功劳，所以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开天策府，设置属官。杜如晦被任命为天策府从事郎中。
就在这前后，李世民在宫城西建起了文学馆。据《旧唐书》记载：“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以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苏？，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复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为《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看，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
李世民当时征聘的这十八位学士，基本上都是当时的俊彦。而能得到这样一种礼遇，于时人也是一种尊荣，所以人们羡慕地称之为“登瀛洲”，好像做了神仙般的快活。实际上远没有那般浪漫超脱。他们也是三班倒，还要值夜班，和李世民讨论经史和统治艺术。这里边既有理论学习的“讨论坟籍”，也有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商略前载”。在十八学士之外，李世民也让其他人来值班讨论，杜正伦就奉命值过班。
李世民开文学馆的着眼点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争取人心，罗致人才，和李建成争嗣。首先，搞这件事情，有助于强化自己文武全才的形象，历代帝王都承认，取天下要靠武力，安天下要靠文治。其次，李世民重视经史的学习，一方面是给朝中上下和天下人一种重文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是真的要从儒家经典和历史中寻找一种好的统治方法。俗话说：“只说不练是假把式，只练不说是笨把式，会说会练才是好把式。”李世民就是这样的好把式，既要做足样子，造足印象；又要学到东西，以利实行。
从十八学士的人员构成说，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粗看十八学士，除了学者便是属官，但仔细分析，还是能分出几类人的：
一、心腹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薛收等；
二、儒家学者，如陆德明、孔颖达等；
三、有可能对李渊或朝臣产生影响的，如李渊的故友苏世长、颜师古之弟颜相时等；
四、代表社会某一势力的，如士族代表李守素等；
可以说，李世民采取的这一措施是起了作用的，但当时情势很复杂，战乱初定，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还处在地下状态，颇像一出激烈的哑剧，力量的对比也是呈拉锯状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都不会作出让步。在李世民而论，自负其功劳才能，绝不甘心只作个小小的藩王，李渊在起兵时大概曾许诺过夺天下后立世民为太子，李世民就根本没想过这天下是他哥的；再说功高震主，李世民即使愿意作个藩王也做不到，李建成绝不会容他。反过来，李建成也绝不会把即将到手的天下拱手让出。最后的决战不可避免。在决战没到来前，双方心照不宣地做准备，拼命地争功，争宠，争人才，争势力。
武德四年末，窦建德部将刘黑闼聚兵起义，席卷河北。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领兵征讨，苦战半年，平定河北。李世民刚回到长安，刘黑闼又二次起兵，河北起义军旧部纷纷“杀官吏以应”，仅仅一个月就恢复旧地。十月，李渊派李元吉前往镇压，形势不利。猛将李道玄战死，史万宝败归。
刘黑闼的再度起义为李建成提供了一个机会。太子中允王皀、太子洗马魏徵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刘黑闼二次起兵，地盘虽然恢复了，但兵马不多、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不过也不至于“众不满万”，数字上的差错，大约是贞观史臣为了贬抑李建成的功劳，做了点小小的手脚罢了。
李建成采纳了王皀、魏徵的建议，李渊也马上批准了李建成出兵的请求，并命令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皆受李建成节制。李渊此举显然是在搞平衡，稍稍压一压日益强大的秦王府，加强东宫方面的实力。
李建成采用魏徵的建议，对刘黑闼起义军采用了招抚政策，收到了出奇致胜、事半功倍的效果。前一年李世民击败刘黑闼后，对农民起义军将领采取的是镇压政策，“其将帅皆悬名处死”，也就是缺席宣判死刑，妻子儿女都抓了起来。即使如此，唐高祖李渊还觉得不够严厉，在刘黑闼二次造反后还报怨李世民说：“前破黑闼，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吾言，致有今日。”这样残酷的政策使得河北起义军在失败后也不敢投降，而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可以说李世民镇压刘黑闼起义后采取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究其责任，至少有一大半板子应打在李渊屁股上。李世民在历次大战中都优待降将，取得洛阳后也只杀了罪大恶极的十余人。此次平刘黑闼一反常态采取滥杀政策，应是执行或部分执行李渊旨意的结果。李建成吸取教训，采用招抚政策，放回俘虏，安定人心，瓦解了起义军。刘黑闼众叛亲离，被唐军捉住处死。
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一举而多获：其一，立下个人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功劳，增加了和李世民对抗的资本；其二，收罗了一批猛将，如薛万彻等，其三，笼络了山东、河北一带的人心，以致于“玄武门兵变”后，河北、山东还有人想起兵为他报仇，其四，与齐王李元吉结成对抗秦王李世民的同盟。
从此之后，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更趋激烈，明争暗斗，杀机四伏，武德七年初，李元吉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并表示：“当为兄手刃之”。六月，李世民随李渊来到齐王府，齐王元吉竟然埋伏了杀手准备刺杀李世民，被李建成阻止，“元吉愠曰：‘为兄计耳，於我何有！’”同在这个月，李渊避暑到仁寿宫，李世民、李元吉随行，李建成居守京师，李建成一方面让李元吉“就图世民”，另一方面调动自己的地方势力庆州都督杨文干准备乘机谋变。结果，他派出去的人向李渊坦白自首，李渊立即召见李建成到仁寿宫，同时派李世民出兵消灭杨文干，并许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出征后，李元吉和各个嫔妃不停地向李渊求情，封德彝又外为游说，李建成自己“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在这样的感情攻势下，李渊原谅了李建成，对李世民的许诺也落了空。
几乎是与此同时，突厥多次进犯朔州、原州、并州等地，有人建议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以其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对这种荒唐透顶的意见李渊竟准备认可，李建成、李元吉和裴寂等纷纷赞同，萧蠫等比较正直的大臣虽知其非，却不敢进谏，只有李世民力主征讨，并说“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而李建成和李渊的嫔妃们轮番在李渊面前进谗言：“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不打自招，原来他们是为了私心才力主妥协突厥、辱国乱政，李渊最终停止了迁都之议，并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共同出兵，抗击突厥。这样的部署依然是搞平衡，防止李世民独揽兵权。
在太子与秦王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渊的大臣，嫔妃都有明显的倾向性，最得宠的宰相裴寂支持李建成，善于察颜观色，揣摸领导意图的封德彝“潜持两端，阴附建成”，而比较正直的大臣萧蠫，陈叔达则支持李世民。
李渊好色，晚年嫔妃众多，这些嫔妃的意见对李渊有较大影响，李建成长期留居长安，经常拉拢讨好嫔妃，尤其得到张婕妤、尹德妃的欢心，史书上甚至说李建成、李元吉和这两个嫔妃有不正当的关系。而李世民在笼络嫔妃方面却没下功夫，有时还得罪他们。武德五年的一次宴会上，李世民想起生母早亡，没享受帝王之家的荣华富贵，因而伤心流泪，李渊很扫兴，张、尹二妃便说：“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时，李渊派了几个嫔妃去洛阳拣选隋宫中的美女和珍宝，贵妃们私下向李世民索要财宝，并为亲属求官，李世民说：“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这些嫔妃怀恨在心，李世民曾把一片地赏给淮安王李神通，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上这块地，李渊写个手诏赐给他。李神通认为李世民的教令在先，不给地，张婕妤便乘机挑拨，李渊大怒大骂李世民：“我手敕不如汝教也！”
在太子与秦王的明争暗斗中，杜如晦和房玄龄等与李世民同舟共济，颠簸在波峰浪谷之间，杜如晦还曾受了十分窝囊的奇耻大辱，一天他骑马路过尹德妃之父尹阿鼠的门前，尹阿鼠指使家僮把杜如晦拉落马下，乱打一顿，且打且骂：“汝是何人？敢经我门而不下马？”尹阿鼠又指使尹德妃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说杜如晦欺负他们家，李渊信以为真，训斥李世民：“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凌，况小民乎！”李世民再三辩解无效。
与此同时，李建成双管齐下，对李世民的部属进行打击或者拉笼。他对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他俩在李渊面前大进谗言，将这两人调出秦王府又建议李渊把李世民的部将程知节、秦琼等安排在外地，对于尉迟敬德，李建成先是送一车金银器收买，敬德严辞拒绝，又派人刺杀，敬德洞开重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李元吉又诬告敬德谋反，李渊命令下狱，李世民再三固请而免，李建成收买骁将段志玄和李安远也未获成功。
李世民也针锋相对地挖李建成的墙脚，收买了负责东宫宿卫的将领常何和掌管机密的王。
武德九年，双方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扶之还西宫。”房玄龄深为忧虑，对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朝府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转告李世民，李世民召见房玄龄问计，房玄龄与杜如晦共劝李世民除掉李建成，李世民心存顾虑，决心未定。
恰在这个关口，突厥又来进犯，李建成建议李元吉与罗艺出兵抗击，李渊一口答应，李元吉还要求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随他出征，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行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王把这一密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召集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人商议，敬德等力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李世民顾忌李建成私养的长林兵和齐王李元吉的府兵数千人，自己私养的壮士才八百人，迟疑不决，众人再三苦劝，终于下定决心，派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召房玄龄和杜如晦进府商议。为了避人耳目，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成道士，随长孙无忌进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另外一条道进入，六月二日一夜商议，定下了大计。
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李元吉与张婕妤、尹德妃淫乱之事，并说李建成、李元吉要杀他为窦建德、王世充报仇、李渊听后很吃惊，通知李建成、李元吉等次日上朝由众大臣公断，李渊没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还想通过众大臣进行调解。
六月三日夜，李世民通过常何的关系，率领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埋伏在玄武门内，秦叔宝、程知节、长孙无忌等在玄武门外伏兵接应。
张婕妤探得动静，报告了李建成等，李元吉建议托病不朝，以观形势，李建成却认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他根本没想到他的老部下常何会背叛他。他俩行至临湖殿发现形势不对，正准备回东宫，李世民迎面而来，李元吉张弓射之，三射不中，李世民取弓还射，一箭射死李建成，李元吉弃马逃入树林，李世民拍马追击，被树枝挂住衣服，跌落马下，元吉趁机夺了李世民的弓箭，企图杀死李世民，紧要关头，尉迟敬德赶来，元吉仓皇逃窜，被尉迟敬德射死。
李建成的部将冯翊、薛万彻等攻打玄武门未果，又围攻秦王府，尉迟敬德出示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薛万彻等散去，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报告李渊，李渊见事已至此，只好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太子，房玄龄、杜如晦担任太子左、右庶子。
不久，李世民登基称帝，尊李渊为太上皇，杜如晦担任兵部尚书。李世民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为一等功，封蔡国公，赐实封1300户。
贞观二年，杜如晦又担任了侍中，并代理吏部尚书，次年，担任尚书右仆射，还主管着选拔官吏的事务，“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
唐太宗李世民采用了魏徵的建议，以民为本，休养生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尤其强调“善政”，他多次告诫大臣“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深所倚重的两位肱股之臣房玄龄和杜如晦，就奉命负责这项工作。
李渊起兵之初，为收买人心，大量地赐官，在进军长安途中，“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敢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唐朝建立后，又多次选调官员，这样就造成了官职过滥，增加百姓负担，行政效率低下，唐太宗命令房玄龄把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人减到643人，完成了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机构精减。
此外，唐太宗还对任用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了要求，贞观三年，他对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
杜如晦建议道：“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集选，何数千人，原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品阶而己。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得才耳。”
杜如晦所主张的由基层推荐人才的想法：唐太宗是赞成的，不过由于其他事情而未予实行，后来科举制度实行，成为选官的基本办法，推荐的办法终于没有实施。
杜如晦与房玄龄共同努力，为唐王朝建立了一套高效有序的管理体系。贞观初年，大臣劝谏皇帝蔚然成风，杜如晦在其中作用不大，劝谏不多，但保持着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风格，贞观二年，突厥内部的突利可汗与颉利可汗发生战争，突利请求唐朝予以援助，唐太宗举棋不定，杜如晦谏道：“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左之道也。”
唐太宗没有抓住这一战略时机削弱突厥，主要的顾虑是国内初平，不宜大动干戈。但突厥患边的问题不解决也不行。贞观三年冬，突厥又一次进犯河西，唐太宗这才下了决心，派李靖、李眅、柴绍、薛万彻领兵数十万，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三年冬，杜如晦因病辞职。唐太宗很担心，不断地派人问候，“名医上药，相望于道。”次年，杜如晦病重，唐太宗派太子前去探问，自己又亲临杜如晦病床前，“抚之流泪”。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哭之甚恸，废朝三日。”唐太宗还对虞世南说：“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庵从物化，追念旧勋，痛悼于怀，卿体吾此意，为制碑文也。”
失去了“能断大事”的杜如晦，唐太宗有失左臂右膀，痛感良佐难得，不能暂忘。唐太宗对房、杜的倚重无以复加，感情也极为亲近。在十八学士中，杜为第一，房列第二，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中，杜、房分列二、三位。
杜如晦逝去许久，唐太宗犹念念不忘。有一次吃瓜，觉得瓜味道很好，就留下一半，让人捧到杜如晦灵前祭奠。他“每得佳物，辄思如晦。”每当提起杜如晦，太宗都要流着泪对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十多年后，唐太宗赏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金带，又想起了杜如晦，让房玄龄再取一条送到杜如晦灵前。唐太宗还有一次梦见杜如晦，早上起来“以告玄龄，言之唏嘘”。他还时时派人去祭奠杜如晦。
杜如晦为李唐江山运筹帏幄，剖断大事，立下了大功；反过来说，杜如晦遇到李世民，生前得到重用，死后备享哀荣，走到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让后来的封建士子们羡慕不已。其后千余年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知识分子“恨不生身贞观间”，除了赞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盛世以外，也在羡慕着杜如晦、房玄龄等为代表的封建士子的幸运。
杜如晦有二子，长子杜构任慈州刺史，次子杜荷娶了城阳公主。后来杜荷参与了太子承乾谋反，被杀，杜构也遭牵连，流放岭外。
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小时候随族叔杜淹生活。杜淹心术不正，向王世充之子王行满进谗言，致使杜如晦的大哥被杀。杜淹还把杜楚客关起来，差点饿死。但杜楚客毫无怨言。李世民打下洛阳，杜淹本在罪大当斩的10余人之中，杜楚客哭着让杜如晦去救，杜如晦不从，杜楚客便哭道：“叔已杀大兄，今兄又结恨弃叔，一门之内，相杀而尽，岂不痛哉！”说着就要自杀。杜如晦无法，只好出面救下杜淹。
杜楚客随后隐居嵩山。贞观四年，唐太宗派人请他下山，任命他为蒲州刺史。杜楚客到任，以能力强，政绩好闻名。后来，他任魏王府长史，兼工部尚书，主管的还是魏王府事。他替李泰收买朝臣，被人告发，唐太宗压下此事，到后来问题发生了才说出来。又因为杜如晦之功，免于一死，罢官回家。后来又任他为虔化令，不久病逝。
杜如晦的族叔杜淹是个特别的角色。此人有能力却没德性，本事用不到正经地方上。他小时候就以聪明、口才好，多才多艺闻名。他揣测隋文帝心理，与人商量：“上好用嘉遁，苏威以幽人见征，擢居美职。”于是，他俩也跑到太白山“隐居”，打算邀求时誉，走终南捷径。但隋文帝很烦这一套，把他们赶到偏僻的南方。后来，杜淹又因高孝基之荐而得官，在大业末，官至御史中丞。
杜淹在隋为官，有时助纣为虐，有时随波逐流，反正没做什么好事。王世充称帝，杜淹是大红人。由于杜如晦保护，他后来免于一死，却没官做了。他准备投奔李建成去，房玄龄怕他去了给李建成出坏主意，赶紧找李世民，任命杜淹为天策府兵曹参军。
武德八年，李建成联络杨文干对付李世民。事情败露后，李渊为了把大事化小，迁罪于李建成部下的韦挺、王皀和李世民部下的杜淹，说是他们挑拨的，把他们流放。杜淹吃了冤枉却没吃亏，李世民送给他黄金300两，在即位后又任他为御史大夫，安吉郡公。随后又任他为吏部尚书，参议朝政。
在李世民的领导下，杜淹开始做好事。他前后推荐40多人，都比较优秀。李世民对付杜淹这样的有才无德之人也有办法，不时地敲打，整着，用着，让他们尽其才，却不许他们做坏事。杜淹曾推荐一个人，李世民问其才行如何，杜淹举例说：昔日里隋炀帝要幸江都，此人苦谏，我亲眼看见。李世民便笑问杜淹为什么不谏。杜淹说职位低，谏不顶用。李世民又问在王世充那儿为什么不谏，杜淹撒个谎，说：“亦有谏，但不见从。”李世民说：“世充若修德从善，当不灭亡；既无道拒谏，卿何免祸？”杜淹无话可说。李世民又问他现在会怎样，杜淹赶快回答：“臣在今日，必尽死无隐。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窃比之。”
杜淹当然比不上百里奚。他在唐朝虽不敢害人，但贪财之类的毛病还是没改。不过，在两朝的表现还是判若泾渭。同样的，在隋为非作歹的裴矩，在唐居然忠诚称职。这也说明了大环境对个体人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贞观二年，杜淹病故，赠尚书右仆射，谥为襄。
二、鞠躬尽瘁的房玄龄
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西渡黄河，进军关中。九十月间，李世民“循地渭北”，38岁的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从此告别了“廿年作吏苦风尘”的岁月，神采飞扬地走上隋末唐初的政治舞台。
20岁的李世民和38岁的房玄龄一见如故。李世民任命房玄龄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引为谋主。而房玄龄得遇知音，喜不自胜，“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在预见性判断方面，房玄龄是一位天才。史书载：“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跟随他父亲房彦谦到京城去，当时隋文帝杨坚在位，励精图治，海内清平，人们一派安居乐业长享太平的陶醉相，房玄龄却私下对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这一番话让房彦谦“惊而异之”。
让房彦谦惊异的不是这一判断，因为房彦谦自己也有类似的看法。在隋朝平陈，统一全国之后，房彦谦曾说过：“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彦谦惊异的是房玄龄小小年纪，竟能作出这样深远的预见性判断。房玄龄多谋在隋朝最为鼎盛的开皇年间，房氏父子能作出这样的判断，确实算得上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房玄龄所指出的几个问题，也都是隋朝政治上的痼疾，后来演变成动摇隋朝统治的重要因素。我们不妨参照史实，具体分析一下房玄龄的这个判断。
房玄龄见微知著，是从小的方面着眼，看到了隋朝内在的矛盾和危机。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隋文帝“本无功德”，二是“混诸嫡庶，使相倾夺”；第三是后宫干政的问题。这三个面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因而问题就更复杂，更难解决。
众所周知，隋文帝杨坚是通过政变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建立起隋朝的统治。得国容易，心不自安，只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之心。他奉行两种方法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一是节俭，二是诛杀。节俭治国，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利于减轻民众负担，绝对不错，隋朝的繁荣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条办法则不大妙。诛杀虽然有压制豪强的作用，但负面影响却不可低估，两相比较，过大于功。隋文帝凭借个人权术，经常派人侦察内外官员。发现过失和罪状，一律重罚，功臣旧人，多因小过重罚，杀逐略尽，只有极其狡猾凶残的杨广和杨素等人，才得免于网罗。隋文帝令人定刑律，意在宽平，他自己却不按刑律办事，一不高兴就在朝廷上杖杀官吏，搞得臣下人人自危，不敢进忠言招祸，甚至不敢作官，能作大官并取得信任的只能是杨素之类的奸人。隋文帝信不过臣下，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胡子眉毛一把抓，把自己累得够呛，把事情却没办好。
隋文帝为了防止文臣武将权力过重，就把兵权授予自己的儿子杨广、杨俊等，没想到诸子统兵的危害性更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个人势力滋长，都在图谋夺取皇位继承权。秦王杨俊因为奢侈受到惩罚，而狡诈的晋王杨广却声色犬马不断，又不为杨坚所知，最后通过独孤皇后和杨素等，构陷太子杨勇，最终夺取了皇位并断送了隋朝的江山。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帝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帝每临朝，后辄与帝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候帝退朝，同反（返）燕寝。”这位皇后和杨坚一样，崇尚节俭，在参政之初还能大义灭亲，声誉尚好；到后期却再三干蠢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派杨素监造仁寿宫，十五年建成，隋文帝“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杨素吓得发抖，善于揣摸领导意图的封德彝却说：“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果然如此，第二天独孤皇后对杨素说：“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并赐钱百万。这说明独孤后已一改早年的节俭而求奢侈，是非界限也搞不清了，她还因睚眦之怨，怀恨丞相高，再三再四地吹枕边风，诬陷离间，使得高免官、入狱、除名为民。高是开国元勋，也是杨坚晚年为数不多的直谏之臣，是隋室的一根擎天柱。独孤后迫害高，杨广后来又杀高，正是自毁长城。
在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争嗣的过程中，独孤后错误地站在杨广一边，不停地劝杨坚废杨勇、立杨广，杨素等人又“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终于把杨勇从太子宝座上拉了下来，杨广攫取了皇位继承权。杨坚在病危之际终于认清了杨广的本质，大喊：“独孤误我！”
也许是家风使然，杨勇的妃子云昭训张狂艳乍，杨广的妃子萧氏与杨广矫饰作态，都出丑丢人，为人所讥。
隋开皇年间存在的这些问题，后来都酿成恶果，但在当时并没有很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人们很乐观，以为好日子刚开了个头。十几岁的房玄龄能一语中的，其见识和判断确实非凡。
房玄龄18岁时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有知人之明的吏部侍郎高孝基对房玄龄的评介是：“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凌霄耳。”
之后的20年间，房玄龄作为羽骑尉、隰城尉一类的小官，怀才不遇，眼看着他所预言的事情一点点地发生，而他本人只能守着薄俸，苟全性命，默默地等待。这一等就是20年，人生苦短，能有几个20年呢？时光如逝水，房玄龄在苦等中备受煎熬。他也许会后悔自己太性急了，说了个“其亡可翘足而待。”这一“翘足”就是20多年，可以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纪录。
李世民横空出世，房玄龄一眼就看准了，这就是他等待20多年的主人，于是毫不犹豫地上门投奔。在李世民部下，房玄龄的忠诚与自觉无人可比，他把李世民的事情看得最重，把李世民的利益看得最高。每次打了胜仗，“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相申结，各尽其死力。”也就是替李世民网罗人才，交结英雄，形成秦王派势力。最显著的例子是向李世民举荐杜如晦。房玄龄说得明白：“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其目的就是要保证李世民一统江山，登上皇位，而不是乖乖地做个藩王。可以说，房玄龄在投奔李世民之日，已经预见到了以后的皇位继承权之争。
房玄龄和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断大事”，与李世民配合默契，功劳却全记在李世民的账上。后来有人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无迹可寻”四个字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可以认定，李世民所作的一些决策，应该看作是李、房、杜三人小组的决策。
武德七年以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逐步激化，最后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有一天夜里，李世民去太子府赴宴，中了毒，吐血数升，由李神通扶了回来。这一事件让秦王府上下震骇，不知道如何处理。危急关头，房玄龄首建嘉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长孙无忌说：“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于是把这一计谋报告了李世民。李世民召见房玄龄问计，房玄龄力劝李世民除掉李建成，并说这是天意。六月四日玄武门兵变的前夕，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秘密召回被李渊贬官归家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为了遮人耳目，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成道士，由长孙无忌领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别的路回去。一干人密谋策划，终于在六月四日早晨发动兵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李世民在太子的位子上过渡了一下就登上皇位，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李渊为太上皇。即位不久，就任命房玄龄作了中书令。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对群臣说：“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此言一出，文武群臣都得了畅所欲言的机会，朝廷上热闹非凡，有的攘袂指天，有的以手划地，都说自己的功劳大。李世民的本家叔父淮南王李神通首先跳了出来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回答：“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李神通被驳得哑口无言，刚才还吵吵闹闹的将军们一看李神通讨了个没趣，赶紧闭上嘴，把一肚子的意见又咽了回去。
贞观三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宰相。唐朝官制是三省六部：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吏、礼、刑、兵、工、民六部。其中以尚书省最为重要。尚书省的长官称为尚书令，因为唐太宗在武德年间曾任过尚书令，所以这个官号不再授予别人，尚书省长官改名为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任左仆射，右仆射自然是他的老搭档杜如晦。房玄龄担任这一要职后“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所失”。如果说前期的房玄龄以“善建嘉谋”而著称，那么，贞观以后的房玄龄就是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李唐王朝。20多年的“贞观之治”，房玄龄自始至终参与着、维护着、奉献着。他做的事情很多，但大多数依然是“无迹可寻”，以致于唐太宗有时候也忽略了他在治国方面的成绩。不过，房玄龄是个忠诚而谦虚的人，不求名利，只是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努力。
房玄龄和杜如晦上任一个月后，唐太宗对他们俩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唐太宗让他们从日常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最重要的选才求贤的工作交给他们。房玄龄也确实尽心尽力，不负所望。他“不以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闻人有善，若己有之”。这种气度与胸襟实不多见，称得上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房玄龄掌内外官考很公平，论者称为良相，唐太宗也十分信任。贞观三年，有人告房玄龄和王官考不平，唐太宗不予理睬；房玄龄等人制定的官考办法也得到好评，并在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贞观十一年，房玄龄受诏定律令。中国封建社会的律令中，以秦律最为苛刻，汉沿秦律，南北朝时一脉相承，到了隋朝，隋文帝两次令人修改律令，废除了枭首、车裂等惨刑，对其他刑罚也有删减，条目简要，意在宽平。唐太宗即位后，曾令长孙无忌等人议定法令，对唐高祖的《武德律》进行完善，将绞刑改为流刑。房玄龄再定律令，在隋律的基础上“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制定了《贞观律》也就是《唐律》。这部律令十分严谨，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制度到百姓的婚丧户籍，都有严密具体的规范，对官员的清廉和职守要求十分严格。这是中国古代最严密、最广泛的封建立法，后来各朝代的法律基本上是沿袭唐律。唐律内容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
房玄龄所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修国史。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帝王，他有一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喜欢读史书，也喜欢和群臣讨论历史事件和历代帝王统治的得失，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史载他“终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唐太宗读史成癖，或君臣观经史，或披览忘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无以复加，对修编史书也十分热心，诏令房玄龄、魏徵、姚思廉、李百药、孔颖达、令孤德、岑文本、许敬宗等修编梁、陈、北齐、北周和隋朝五个朝代的史书，由房玄龄监修，魏徵总知其务。贞观十年修成，由房玄龄、魏徵进呈御前。唐太宗十分高兴，嘉奖道：“公辈于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并再次申明了他的史鉴观：“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唐太宗对修史有功的人员进行了奖励和赏赐，后来，唐太宗深感五朝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是个缺陷，又让于志宁、李淳风等人续修，至高宗显庆元年才完成。
由于唐太宗重视史鉴，贞观年间史籍编修成绩斐然，煌煌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修成的，它们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其中前六部史书为官修，后两部是李延寿父子私家编修，但获得了官方的批准而成为正史。唐代以前的史书多是私家著作，贞观年间官修史书，为后代所沿习，每一王朝重视编写前代历史，这对史学的发展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唐太宗除了重视对前代历史的总结整理之外，对当代史的编撰也十分重视。当时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三种形式，国史也是由房玄龄监修。房玄龄为人正直，史官邓世隆、李延寿等人又十分优秀，所以当时的国史多是直笔。后来由许敬宗监修，许敬宗心术不正，记事曲阿，破坏了贞观朝的直笔史风。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自负自己的文治武功，因而很关心自己的身后名是什么样子，再三要求破例亲自观史，因此，贞观朝当代史编修所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唐太宗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另一方面，要求亲自观史却让史官们顾虑重重。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说：“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褚遂良的回答是：“史官书人君举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回答是：“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正直敢谏的大臣刘洎又补了一句：“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只好点头称是。但最后他还是找个借口，说是观起居注可以“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鉴，”坚持要看。大臣劝谏不住，房玄龄便和许敬宗把武德和贞观两代的起居注删编为“实录”，呈献给唐太宗。
房玄龄这桩事做得糟糕，丧失原则，一味顺从，表现出他最大的弱点。房玄龄的长处在于善建嘉谋，忠诚勤勉，但他过于明哲保身，不敢犯颜直谏。在唐太宗面前，他只有顺从，没有触犯，因而起不到匡正过失的作用。房玄龄对唐太宗的敬畏和顺从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他在相位20多年，只要一见唐太宗谴责别人，就吓得六神无主，手脚不知所措；自己有点什么小事没做好，就一整天趴在金殿上磕头谢罪；几乎成了机械反应，只要唐太宗不满意，他就叩头谢罪，也不管该不该认罪，有没有道理。
贞观八年，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碰到负责建筑事务的窦德素，顺便问了一下北门近来正在建造什么。窦德素报告了唐太宗，太宗不高兴了，对房玄龄说：“君但知南衙政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房玄龄吓得赶快趴下，磕头认罪。高士廉也胆小，也跟着趴下了。魏徵却大声说：“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肱股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臣所不解；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
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和房玄龄等人都不好意思。但对房玄龄来说，让魏徵批评一下算不了什么，但让皇上生气了那就危险了，所以下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趴下再认罪，没说的，态度好。贞观十年，有人给太宗进谗言，说三品以上的官都看不起得宠的魏王李泰。唐太宗在朝廷上变了脸，怒斥群臣：“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子所顿踬，彼岂非天子儿耶！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人十分恐惶，冷汗淋漓，不停地磕头认罪。只有魏徵郑重地说：“臣窃计当今群臣，心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唐太宗听着魏徵的话，脸色由阴转晴，最后愉快地接受了批评，并由衷地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同时又批评了房玄龄等人。
和魏徵比较起来，房玄龄的患得患失显得过于多虑，毫无必要。犯谏直谏，也不至于脑袋搬家，一味顺从，也没有真的一路顺风。贞观十年他也曾被谴回家。丢官的原因，史书上没说，估计不会是什么大事，房玄龄那么胆小谨慎的人是犯不了大错误的。最后是长孙皇后的遗言救了他。长孙皇后病危时对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长孙皇后病逝后，唐太宗“乃召玄龄，使复其位。”
这位长孙皇后真是唐太宗的贤内助。贞观之治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贞观初，她坚决要求唐太宗免去她哥哥长孙无忌的宰相之职，开了一个好风气，她对唐太宗也多有劝谏，尢其重要的是她曾保护过以直谏而得罪皇帝的魏徵。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是魏徵。原来魏徵经常在朝廷上当面谏争，据理力驳，词色不屈，唐太宗很愤怒，要杀魏徵以泄其愤。长孙皇后默默退下，换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立即意识到了魏徵的无私与忠诚。
在贞观后期，房玄龄尽管一如既往地鞠躬尽瘁，但他明哲保身的缺点却使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后，朝廷上失去了一位能力挽狂澜的大臣，而具有这样的资格的人中，房玄龄是首屈一指的，但他没有勇敢地担起这副重担。唐太宗的晚年偏执多疑，政事渐乱，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嗣，最后双双落败，软弱无能的李治拣了个便宜；在这一事件中，众多的大臣被牵入其中，人人自危，离心离德的局面开始出现。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参与了李泰一党，房玄龄多少也受了点牵连，感情上略有疏远，但房玄龄仍是唐太宗所倚重信任的肱股之臣，为了稳定新太子李治的地位，太宗还任命房玄龄为太傅。应该说，房玄龄的意见还是很受重视的。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巡幸翠微宫，派房玄龄留守京师。太宗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有人从京师去翠微宫，太宗问：“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来人回答道：“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意识到房玄龄是不赞成的，便改派李纬做洛州刺史。
唐太宗重视房玄龄的意见，也相信他的忠诚，在远征高丽时授权房玄龄：“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有人告房玄龄，太宗即令腰斩，并命令房玄龄：“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这虽然有收买人心的成分，但总体上说，对房玄龄的信任是没有动摇的。虽然房玄龄此时受信任的程度不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但以他的资历和忠诚程度，他是有能力匡正唐太宗的一些过失的，但他没有胆量直谏力争，而是眼看着唐太宗错杀刘洎等大臣，并错误地征伐高丽。
贞观二十二年，70岁的房玄龄已是垂垂老矣，风烛残年。唐太宗巡幸玉华宫去了，房玄龄因为旧病复发，“诏令卧总台省”。后来病情渐重，便“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君臣相见，唐太宗泪流满面，房玄龄哽咽难言，他们都清楚地知道，30多年君臣相依的历史就快要结束了。在君，再也找不到这样鞠躬尽瘁、奉上忘身的臣子与朋友，在臣，再也不能辅佐这样雄才大略、令人敬爱的英主再建功立业。此时此际，唐太宗与房玄龄的泪水和感情都是绝对纯净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唐太宗命令多位名医全力救疗，“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怆。”
垂危中的房玄龄脱尽了人世间的一切俗念，他倾吐不再唯唯诺诺，患得患失。他对唐太宗的感恩与忠诚也不容他万事不理。对有些积郁已久而不敢倾吐的话，他要喊出来，理直气壮地喊出来，就像一生不鸣的天鹅在临终时发出最嘹亮的歌唱，房玄龄在垂危之际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漂亮的一次谏争。
他谏争的是唐太宗晚年最大的错误——征讨高丽。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初出兵高丽，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最后一仗中却吃了败仗，加之天寒地冻，士卒多病，不得已而班师。唐太宗对此耿耿于怀，立即策划筹备，准备再征高丽，房玄龄很清楚地知道再征高丽必然会劳民伤财，为国家带来灾难，所以他对他的儿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于是，房玄龄抗表进谏：
臣闻兵恶不，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今古，为中国患害者，无如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清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换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弑主虐人，亲总大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月，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较德，万倍前王。此圣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人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配于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侯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算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辞穷班、马。文锋既振，则管磬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纲。逆耳之言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焚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惟盖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徵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具备，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由是言之，进有退之意，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谓陛下威名功德，足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穷其种类，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行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沛然之恩，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战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无尘路，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房玄龄此表是呕心沥血之作，忠君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唐太宗看到后非常感动，对自己的女儿、房玄龄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危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可悲的是房玄龄最后的忠诚虽然感动了皇帝，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唐太宗当时并没有放弃再征高丽的计划。
唐太宗让人在苑墙上开了一道门，不停地派人看望房玄龄。他又亲自来到房玄龄的病榻前，握手叙别，悲不自胜。当着房玄龄的面，任命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房玄龄死后，“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器，陪葬昭陵。”
房玄龄毕其一生的才智与精力，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夺取皇位，治理天下，其谨慎与忠诚冠绝当时。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辉煌的时期，房玄龄个人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宰相。他一生忠君修身，也注重对子孙的教育，经常教训儿子不要骄奢沉溺，不要仗势欺人，他把古今圣贤们的家训收集起来，写在几具屏风上，让儿子们各拿一具，并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可惜的是，他的儿子们终于没能保身成名。事情出在儿媳妇高阳公主身上。这位公主骄横霸道，又得太宗溺爱，因而，房遗爱也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房玄龄死后，长子房遗直继承了房玄龄的封爵，高阳公主心里不满，想把这份家业夺过来。高宗永徽年间，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无礼于己”，高宗派长孙无忌调查此事，没想到查出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的事来，房遗爱被杀，高阳公主自尽，连累得房遗直也除名为庶人，房玄龄配享太宗庙庭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三、陪太子读书的于志宁
于志宁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一生都沿着儒家的标准线路走，正心、修身、齐家，忠于王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生没犯过什么错误。在风云变幻的贞观十七年，魏王李泰和太子李承乾之争导致了满朝文武人人自危，而身为太子的师傅、处在波谷浪心的于志宁却安然无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于志宁的性格和命运早已由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是雍州高陵县人，是关中的白菜心地带，又是天子脚下的地方，富足和安定是有保障的；于志宁的曾祖父曾作过北周的太师，他的父亲于宣道是隋朝的内史舍人，官阶也不低，社会地位比较优越；于志宁生于开皇八年前后，正是隋初升平之年。在诸多的有利条件下，于志宁的早年生活应是十分优裕的，每日里无忧无虑地读圣贤书、交接宾朋，顺便也学一学官场上用得着的知识和人情世故。隋炀帝大业末年，于志宁出任冠氏县县长，有机会实习一下在家里学的那些统治之术，包括文书、律令之类的。很可惜这个实习期并不长。农民起义爆发了。怎样治顺民，先辈圣贤有语录，放之四海而皆准，大可以照方抓药；怎样治叛民，圣贤没教过，于志宁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奈之下，扔了乌纱，卷起铺盖回老家。
李渊在太原起兵，挥师进入关中，于志宁率领众人在长春宫搞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仪式，让李渊喜出望外，“甚加礼遇，授银青光禄大夫。”实际上这光禄大夫那光禄大夫的，都是虚衔，没多大用处。当时李渊见人就封官，口里问着，手里写道，笔不停挥，一天就封了1000多人，所以虚衔也泛滥，荣誉称号也贬值。倒是李世民给了于志宁一个实官，让他作了渭北道行军记室，参赞军谋。从此，于志宁跟着李世民打江山，每有征伐都跟随着，还兼任了文学馆学士。
在李唐王朝的统治制度创建之初，于志宁是作为一名律令专家在发挥作用。由于隋末农民起义时间较长，隋朝的统治制度破坏殆尽，要恢复起来很不容易。于志宁“前后预撰格式律令、五经义疏及修礼、修史等功，赏赐不可胜计”。看来，于志宁早年学的统治之术和公文规范、法律条例派上了用场。贞观三年，于志宁任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二把手。这时候，一件极小的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有一天，唐太宗一高兴，请三品以上的大臣到皇宫吃饭。饮酒饮得正欢，忽然想起于志宁咋没来，就问旁边人。有人报告说：“您请的是三品以上，于志宁还不到三品，所以就没来。”唐太宗便派人叫于志宁来赴宴，给他加了一个官散骑常侍，又让他作太子左庶子。这一任命把于志宁的大半辈子套牢在陪太子读书的位子上，出力而不讨好，实在是有苦说不出，有泪往肚里流。
唐太宗对于志宁说：“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幼小，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于志宁教导太子勉之无怠，当称所委，官赏可不次而得也。”
唐太宗为了让李唐王朝长治久安，对继承人的教育十分重视，他选用于志宁这样模范遵儒家道德规范的人来辅导太子，作太子的表率，可以说是深谋远虑。甚而至于在委以重任之时，还对于志宁许诺官赏，真正是用心良苦。
于是，于志宁的中心工作就是教太子读书，教太子理政，教太子做人。其他的事情也参与着，对太宗也时有劝谏。不过，他的劝谏多是一些细枝末节，仪式、礼数之类，裨补不大。只有一件事情还可以说一说，那就是功臣袭封刺史之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有一个天真幼稚的想法：想让宗亲和功臣的子孙们世袭刺史之位，让功臣的子孙们永远辅佐自己的子孙，“共保富贵。”他的这道命令刚下达，于志宁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不是久安之道，上疏谏争。大臣马周也上疏说：“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再加上长孙无忌等人不愿离开京城到封地去，唐太宗最后只好下令停止世封刺史。
于志宁是最理想的老师，可是太子李承乾却不是个省事的学生。承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太宗即位时就立承乾为太子，早早确定了接班人地位，当时承乾才8岁。承乾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唐太宗很喜欢，有时让太子听断政事，颇识大体。太宗有时外出，就让太子承乾留守京城。又给太子配备了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这样正直又博学的老师，希望把承乾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好放心地把江山交给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太子承乾开始染上一些坏毛病。他喜欢声色犬马，游戏毫无节制，只是害怕唐太宗知道，所以不敢太明显。每次上朝办事，都要讲一番忠孝之道，下朝后却和一帮小人玩得邪乎。有时发现某一位宫臣要进谏，赶快正襟危坐，作一番很严肃的自我批评。谁还能再说什么呢？史书上说：“枢机辩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以为明而莫之察也。”
李承乾的两面派手法玩得高明，瞒过了群臣，却瞒不过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于志宁看到李承乾“数亏礼度，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太宗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
于志宁辛辛苦苦地写书劝谏，虽然得到了唐太宗的嘉奖，在太子承乾那儿却没起什么作用。贞观十四年，于志宁兼太子詹事。次年因母亲去世解职丁忧。还没容他丁忧期满，唐太宗又起用他为太子詹事。于志宁上表请求唐太宗再给一段时间，让他守孝期满，唐太宗让大臣岑文本到他家传话：“忠孝不并，我儿须人辅弼，卿宜抑割，不可循以私情。”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于志宁只好赶快就职。
太子李承乾在农忙之时大兴土木，营造曲室，奢侈过度；又耽迷于靡靡之音中不能自拔，于志宁多次上书进谏，“承乾不纳。”承乾又招揽了许多宦官，于志宁再一次进谏：“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圣心，下允众望。”承乾不但不采纳，而且“览书甚不悦”，怒形于色。
这时候的李承乾自我意识过度膨胀，任性而狂妄，对一切的正确意见都听不进去。太子右庶子张玄素因为承乾游猎废学，两次进谏。第一次上谏书，承乾不纳；第二次再谏，“承乾览书愈怒，谓玄素曰：‘庶子患疯狂耶？’”又有一次，承乾在宫内敲鼓，声闻于外，张玄素叩门请见，极力劝谏，承乾气哼哼地拿出宫内的鼓，摔坏在张玄素面前。他又派手下人在张玄素早朝时，用马棒袭击张玄素，差一点打出人命来。
与张玄素同为难兄难弟的于志宁，虽然没有挨马棒，但有一次比挨马棒还危险。有一次李承乾私引突厥人入宫，于志宁又一次上书进谏，承乾大怒，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刺杀于志宁。两人深夜潜入于志宁家，见于志宁还住在苫庐中为母守孝，受到了感动，不忍心杀了这位孝子，于志宁因此免于杀身之祸。
太子承乾似乎是走火入魔了，处处和别人打别扭，让做的事偏偏不做，不让做的事执意要试一试。他让人做了一个八尺铜炉，六隔大鼎，招募亡奴偷盗民间的牛马，亲自烹煮，和亲近的小厮们一块儿吃。喜欢学突厥话，穿着突厥衣服，让左右的人也扮成突厥人，模仿突厥生活。有一次还心血来潮学起突厥的葬仪，躺在地上装死。还说：“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太子承乾私幸乐童称心，唐太宗闻知大怒，杀了称心等人，严厉谴责承乾。但承乾不思悔改，痛惜称心，在宫中专门盖了一座房子，挂起称心的画像，让宫人早晚奠祭。又在宫内埋葬了称心，立了墓碑，常常数月称病不朝。
太子承乾之所以有这么严重的异常表现，部分原因是过度放纵自己，更重要的原因是魏王李泰对嗣位的威胁。李泰是李世民的第四子，好学、多才多艺，为李世民所宠爱。“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
唐太宗对李泰的特殊政策。李泰当然要用足用活。特别是开文学馆，和李世民为秦王时开文学馆何其相似乃尔！父亲的榜样在前头，李泰照葫芦画瓢没什么难的。所以，李泰“潜怀夺嫡之计”，笼络朝臣，邀取时誉，准备取代承乾。贞观十二年，魏王府司马苏“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李泰立即采纳，奏请多位名臣共撰此书。贞观十五年书成，唐太宗大加赏赐，每月供给魏王李泰的财物远远超过了太子承乾。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反对，唐太宗虽然采纳，但对李泰的过度宠爱并没有改变。他又让李泰搬到武德殿去住。魏徵认为唐太宗不应让李泰处在嫌疑之地，上书苦谏，此事才作罢了。
李泰因为得到唐太宗的偏袒，更加无所顾忌，加快了结党夺嫡的步伐。他网罗朝臣韦挺、杜楚客等人，又联合20多名驸马和功臣子弟，结为朋党，一支可以和太子承乾相抗衡的力量已经形成。而承乾渐受冷落，内心郁闷，干脆破罐子破摔，更加放纵胡闹。
唐太宗在太子与魏王之争中一直迟疑不定，首鼠两端。一方面，他怕废承乾立李泰会破坏长子继承制的秩序，为后世子孙夺嗣开个不好的先例，加上玄武门兄弟相残的事件在他内心仍在隐隐作痛，他不愿同样的悲剧在儿子们身上重演；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承乾很不满而属意于李泰。承乾腿脚有些毛病，唐太宗再三给人说：我儿子脚病倒不要紧……实际上内心很在乎，要不然也不会再三再四地说。更重要的是，承乾后来的表现太差，唐太宗把江山交给他不放心。
由于顾虑重重，加上大臣魏徵、褚遂良等的反对，唐太宗没有执行废立计划。贞观十七年初，唐太宗对群臣说：“闻外间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侥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这算是一个表态，但这个表态很勉强。唐太宗还派德高望重的魏徵去辅佐太子承乾，意在安定人心。但他对李泰却没有做相应的安排，李泰的势力依然在膨胀，对承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承乾依然焦躁不已，任性胡闹。他和汉王李元昌关系亲密，“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毡甲，操竹，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挝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为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曰：‘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汉王元昌还看上了唐太宗身边的一个侍女，他请求太子即位后把这个侍女赐给他，承乾也不加思索地答应了。
太子承乾一方面纵情游乐，另一方面也在阴谋着扳倒李泰。他先是派人告李泰的黑状，被唐太宗识破，没能得逞；后来又派刺客纥干承基等人刺杀李泰，也没有成功。最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军事实力上。开国功臣侯君集对唐太宗心怀不满，承乾便和他通谋，又网罗了一些人，准备杀入宫中，直夺帝位。
就在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另一个儿子李起兵造反，很快被李挫败，在齐王李起兵之后，承乾还洋洋得意地对纥干承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没想到，齐王兵败，还牵连到纥干承基，纥干承基在狱中坦白了太子承乾谋反的事，于是唐太宗废承乾为庶人，杀侯君集等。
承乾被废，魏王李泰以为时机已到，准备登上储位。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倾向于立晋王李治。魏王李泰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有一次扑到唐太宗怀里说：“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唐太宗信以为真，告诉了众臣。褚遂良立即指出这一席话的虚伪性，李泰过火的表演反而弄巧成拙。李泰又去威胁李治，又被唐太宗知道了，对李泰的影响也不小。还有李承乾的一句大实话也对唐太宗的决定大有影响。他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立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唐太宗绝对不想让后人得到储位可以争取的印象，所以对李泰和承乾都不用，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在承乾李泰之争中，贞观群臣多受牵连，开国元勋房玄龄被疏远，魏徵虽死，但因为生前推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唐太宗怀疑魏徵结党，推翻了魏徵的墓碑，连公主嫁给魏徵儿子的婚约也取消了。倒是身在是非窝中的于志宁没什么事，主要原因恐怕是他不知道这么多事，知道了也不管，只是就事论事地劝善。
承乾事败后，唐太宗对于志宁说：“知公数有规谏，事无所隐。”所以还让他当太子左庶子，以辅佐新太子李治。
教软弱无能的李治用不着于志宁费什么劲，话说回来，于志宁再费劲也把李治变不成个有出息的男子汉。就这么凑合吧。李治即位以后，于志宁升官为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是宰相一级的人物。虽然位高，但朝政大权基本掌握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于志宁没多大作为，也不想揽那么多事。他进谏的事依然是鸡毛蒜皮类的小事。有人告长孙无忌，高宗李治让立斩告状之人，于志宁劝谏说得等到规定的时间再杀；衡山公主要出嫁，于志宁以为要按古礼守完三年服才能出嫁等等。
永徽二年，于志宁任尚书左仆射。第二年又兼任太子少师，又转回了老本行。
永徽五年冬，高宗雇用雍州四万余人修筑长安外城，有人上书说这不吉利，于志宁认为上书的人说话不吉利，应该杀头。高宗说：“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不予追究。可怜的于志宁，想犯个错误居然未遂。
于志宁谦让的好品德依然在发扬光大，高宗赐给他田地，他奏请高宗分给别人；年龄大了，请求退休，高宗便免了他的尚书左仆射的职务，拜太子太师。
在唐高宗李治执政的最初几年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共掌朝政。后来，武则天逐渐得势，用各种阴谋和手段离间李治和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人的关系，引勾结许敬宗、李等朝臣共同陷害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于志宁由于不管大事，没有成为首要目标。永徽六年，武昭仪羽翼既成，谋图废王皇后。昏庸无能的李治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于志宁四人商议。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拼命反对，老滑头李称病不入；于志宁慑于武昭仪的淫威不敢说话。
又一日，李单独见到李治，李治又问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的事。狡猾世故的李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须更问外人！”高宗李治从此拿定了主意，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贬斥褚遂良。
于志宁闭口不言，自以为可以全身远祸，却没料到许敬宗等人绝不允许任何一位直臣再居高位。武则天作了皇后，开始对当初反对立她的人士进行报复，指使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又把褚遂良、韩瑗等大臣牵扯在内，连中立的于志宁也没放过，说他“党附无忌”，免去职务。随后，于志宁又作过荣州刺史、华州刺史，年龄大了，请求退休，得到批准后就回了家。麟德二年，于志宁在家中去世，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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