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勒庞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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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英汉双语修订版)试读：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英汉双语修订版）作者：［法］勒庞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6-01
ISBN：978754306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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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乌合之众
1879年，冯特建立心理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脱离思辨性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属于社会心理学从哲学思辨往科学过度的重要著作，是古斯塔夫·勒庞对19世纪后三分之一欧洲动荡的社会发展时期的哲学思考，其中揭示了人类群体中兽性的一面，是对亚里斯多德以来，把人视为“理性的动物”的一种颠覆，也是对启蒙运动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的挑战；法国大革命、中世纪等历史时期中，群体中的人们表现出的盲从、冲动的一面使古斯塔夫·勒庞对人类的历史抱着深深的悲观情绪，怀疑论、虚无主义在《乌合之众》中俯拾即是，他甚至认为“衰弱和死亡似乎是所有民族的最终归宿”。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所以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后的真知灼见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不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现在的网络暴力，都与《乌合之众》中对人类群体的预言严丝合缝，让人叹为观止。
看《乌合之众》，字里行间会让人感受到古斯塔夫·勒庞那种愤世嫉俗的宣泄，激情与绝望的矛盾厮杀，还有一种扒下人类最后一缕遮羞布的严苛，这应该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历史时代有关。
古斯塔夫·勒庞出生于1841年，卒于1931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他所处的年代，法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激进的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仅数年。他出生时，曾被人们认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成了保守派，这激起了激进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1848年2月，二月革命爆发，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1851年，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1年9月，因为普法战争失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倒台，成立第三共和国，直至1940年。
其实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游戏，只是17、18世纪欧洲发生的两件最重要事件的余波而已，也正是对这两件事的反思，才让古斯塔夫·勒庞清醒地看到曾经被捧上神坛的群众，其实只是容易被蒙蔽的群氓而已，于是有了《乌合之众》。法国历史上的这两件大事，一件是思想上产生了启蒙运动，另一件是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这两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对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影响深远。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是继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新思维不断涌现，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的一个较长的思想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批判，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蓝图，开启了民智，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成为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社会思潮。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一般认为，它爆发的标志是攻占巴士底狱，结束的标志是热月政变。此后，革命不断，政局动荡，当权者多次更迭，其中最有名的是拿破仑，法国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体，直到1870年才最终确立。法国大革命给古斯塔夫·勒庞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乌合之众》中引述并加以解构的50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20个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很多在后世被广泛传颂的群众英雄事迹，在古斯塔夫·勒庞犀利笔触的分析下，内在都是群体被蛊惑、煽动而犯下的暴行而已；这其中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颇为推崇的革命行动——攻占巴士底狱，在《乌合之众》的分析中，不过是一个充满偶然、怂恿、轻信、极端的群体犯罪；一个只有1名监狱长、4个假证件贩子、2个精神病人、1个性变态者的监狱，被攻陷时，监狱长正给一个精神病人擦口水，没有政治犯，也没有残暴的看守，这显然与“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差距不小。古斯塔夫·勒庞透过历史的迷雾，扒开政治的面纱，洞悉群体愚昧真相，为此扼腕叹息。正如他分析的那样，经过形象化后的历史，也许面目全非，很多英雄事迹背后，都是个别人在群体压力下的冲动、冒险的不理智行为，因此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悯情绪，因为很多群体行为，不管长远结果如何，首先是带来的是伤害、破坏和动荡。
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的才子式人物，能查到的资料表明，他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游历欧洲、北非和亚洲，撰写了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但大学和科学院的大门都不肯为他敞开，把他排斥在正式圈子外，以至于他的科研愿望和计划几乎从未实现过，但他孜孜不倦，靠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体察，用生动的语言，发表了几十部关于综合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著作。1870年起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发表有关群众心理学的著作，在他的著作中，强调民族特点和种族优越性。从他的经历来看，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使他亲身感受群体盲从、冲动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群体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好印象，因此在《乌合之众》中，他毫不犹豫地揭示群体兽性的一面；医学训练的背景，使他用透视人体的眼光去解剖群体，鞭辟入里，对群体中的问题，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戳破人们对群体的幻想；被主流的排斥，更使他在愤懑之余，不受拘束，毫不讳言地表达自己对群体劣根性的洞见。
古斯塔夫·勒庞的思想倾向属于“亲英派”的边缘人，对重要问题极为敏感，能在历史和现实的迷雾中，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并把看似孤立的事件联接起来，找到规律，形成有价值的研究。古斯塔夫·勒庞的研究基于两个起点，一是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社会转型，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二是所谓的种族特性，他认为“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表现出了尖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性，使其理论不但被后代的各种理论进一步论证，很多在中国和现代社会也都能找到准确的论据。“真正社会变革的唯一重要特征：应该是根植于文明、思想、观念和信仰的革故鼎新过程中。”佛教进入中国后，引起传统社会的极大不安，最后以儒释道合流的形式，诞生了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被充分中国化，最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路线获得最后成功；今天，曾经被批判的儒家思想，也融入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梦中，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现代心理学认定的客观事实，即无意识心理活动在生活、理智思考中的作用都是压倒性的。”佛洛依德对古斯塔夫·勒庞极为推崇，他评价其《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显然受其重大启发；“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它最稳定的因素就是可以通过遗传来承袭思想。”这一点在后来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释。
古斯塔夫·勒庞对教育制度的反思对当前中国的教学改革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他认为，那种通过死记硬背教科书来发展智力的“应试教育”，没有调动他们的判断力或个人主动性，背书和服从成了教育的全部，他们信奉老师绝对正确的同时，不断贬低自己；教育制造出拥有文凭的人，但只能利用其中的少数，其他人则只能失业，国家不得不养活前者，而让后者成为自己的敌人。另外古斯塔夫·勒庞提炼出的很多群体发展和干预、控制的规律、技巧，也对组织管理工作很有借鉴意义。比如他归纳的领袖说服群体的断言、重复和感染，对政府官员如何做群众工作，管理者如何说服员工都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
古斯塔夫·勒庞曾预言：“我们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那么当这个时代来临时，我们是把群体高举在神坛，还是正视群体的愚昧，将是这个时代能否顺利推动人类发展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斯塔夫·勒庞揭示群体兽性的《乌合之众》，是开启这个时代文明发展的钥匙。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1．群体是个活的生物
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
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凑在一起，只要他们凑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
或许我们会认为，这些人虽然组成了一个群体，但他们中的每个人仍然是独立的，和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现代心理学可不这么认为。
在现代心理学看来，群体一旦形成，就立即有了群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与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特点都不同，却和每一个群体的特点没什么区别。
所有的群体都是一样的，群体就像一个活的生物，它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思想，这种群体中共同的感情和思想，就是所谓的“群体心理”。“群体心理”是不可靠的，是暂时的，一旦构成群体的人各自离散，每个人就又立刻恢复到了自己以前的状态。但在群体之中，他的个性却消失了，不见了，这时候他的思想、感情所表达的与群体的思想感情完全一致。
有关群体共同的心理状态没有明确的术语可以表述，我们只能称之为组织化的群体，或者叫心理群体。
这个组织化的群体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他的行为体现为精神的统一律。
2．构成群体的条件
但是，一些人偶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这还不足以构成组织化群体的特点。大街上往来穿梭的人虽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但是这些人的目标各不相同，就构不成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概念。
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是有其前提条件的，缺少了这个条件，一群人就称不上是群体。
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
有时候，即使这些人不在同一个场合，但如果符合这个条件，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群体。
较为典型的是一种激烈感情的促动，比如大家共同关心的国家大事，一旦太多的人同时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原本独立的个人就立即形成一个群体。
一个偶然的契机，可以让这些原本分布在四面八方的人同时聚集在某一个场所，这时候，这群人就立即表现为同一种心理特征，他们的行为再也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有时候三五个人会形成一个群体，而成千上万的人凑在一起却未必会发生这种心理现象。
任何时候，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共同的场合——人数太多了——但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们是同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表征没有任何区别。
3．群体的相同与不同
心理群体形成之后，就会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暂时的，然而又十分鲜明的普遍特性。除此之外，群体还会表现出一些附带的特性。
组成群体的人员不同，那么除了普遍特性相同，不同的群体的附带特性也不一样，而且，群体的精神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群体进行分类。
所有群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不管群体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所有的群体都有着一致性。
除此之外，不同的群体还有不同的附带特点。构成群体的人员不同，其附带的特征也就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群体的普遍特性来辨认群体，同时又可以根据群体的不同附带特性将他们区别开来。
4．群体共性的研究方法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群体的共同特性。
我们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先将人类分成一个大的族系，找到并描述出所有族系共同的特点，然后再区分出不同族系的个性特点。
但是族系研究相对来说简单很多，而群体的心理却几乎无从着手。
构成群体的种族不同，群体心理就有所不同。
同一种族的构成方式或比例不同，群体心理同样也有所不同。
刺激群体心理的要素不同，群体心理就有所不同。
即使群体承受同种类型的刺激，但刺激的强度不同，群体的心理表现仍然会有所不同。
以上诸多因素的变化构成了群体心理研究的困难，当然，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同样会遭遇这些困难。
比如说，只有在小说中，一个人的性格才会一生不变。
再比如说，只有环境的完全一致性，才能造成族群性格明显的单一性。
诸多权威资料都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而环境的突变，却会让这种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国民公会中那些最残暴的成员竟然都是些平常表现最温和的人。当环境正常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合法的公民或是善良的官员；而当环境突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邪恶、残暴，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相信。等到暴虐过后，他们又都恢复了此前的善良与谨小慎微，成为最老实最温顺的民众，拿破仑就是在他们中间找到最恭谨的臣民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对群体强弱程度不同的组织做出全面的研究，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多只是研究那些成熟的群体——也可以称之为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清楚群体可以演化成什么模样——不管它最终变成什么模样，肯定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也只有在这种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那些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特征才会体现出一种新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就会表现出明确的指向，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这期间所有变化的细节。
同样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现象才会体现出其规律性的变化。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变化中，有一些可能与独立的个人没有任何不同，而另外一些特性却完全是群体所特有的，这些特性从未在一个人身上具体体现出来，可是当这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的举止表现却不可思议地体现出了这一特性。
这种奇异的特性也只有在群体中才有，而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目标。
5．群体共同的心理特征
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
构成这个群体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多大区别，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他是男是女，也不管他的智商是高是低，只要他们是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集体心理。
当他们成为群体中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
他们在群体中的思维观念或者感情，在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是绝无可能出现的，即使出现，也绝不会形成具体的行动。
这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诸多的有机质集聚在一起形成的细胞一样，当这些类别成分完全不同的细胞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个体的表现与构成它的细胞组织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个体会组成一种全新的存在，这个全新的存在与构成这种存在的每一个个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其属性表现为其构成要素的总和或是它们的平均值——但这个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是缺乏统计学依据与相关例证的。实际情况是，正像两种化学元素——如酸和碱——产生了化学反应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物质一样，这种新物质的属性完全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元素的基本属性。
而群体的表现也正与构成群体的每一个人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或丝毫的相近之处。
6．群体质变的症因
群体中的个人完全不同于独立的个人，这一点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找出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我们确有探究其中症因必要性的话，那么就不能忽视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绝对正确的思维分析——无意识主宰着有机体的生活，而且在有机体的智力活动中，这种力量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意识因素是我们最熟知的，但这种力量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不值一提的。
所以我们对于人类的观察总是无一例外地陷入困惑之中，只有最细心的分析家与最敏锐的观察家，才有可能洞穿潜意识的黑洞，窥探到一点点主导着我们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是浮在海面上可见的冰山的话，那么，潜意识才是沉陷于暗黑海洋之中的巨大冰体。
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只不过是遗传基因控制下的无意识深渊中的隐秘心理活动的产物，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窥潜意识的暗黑世界的真相——积淤在这个深层次结构之中的是生物无数个世代传承相递的不计其数的共同特征，正是这些永远也不为我们所知的共同特征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
文学家使用一种更易于为公众所接受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潜隐的共同特性——宿命！
我们经常会为我们的行动做出解释——但在这个旨在让人们信服的理性解释背后，潜藏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说出来的真正原因。
即便是“真正原因”也是靠不住的，在它后面是许多连我们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
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的欲念构成了每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尤其是在这种秉性上，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个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很多时候，这种微小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意识的层面上——比如说，后天教育的结果。
教育固然能够让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仍然是这种固结在基因链条上的独特遗传信息。
人与人之间差异最大的，或许就是智力了。
但是，同一种族的所有人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与情感。
大凡事情一旦涉及情感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消失了。
尤其是在涉及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这些近乎于纯粹感性表达的领域中，最杰出的才智之士也不见得就比一个凡夫俗子更高明。
智力上的差别天高地远，一个补鞋匠在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面前或许连大气都不敢喘，可如果这个鞋匠一旦发现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在性格的表现上和他没有丝毫差别的话，他心里多半会感到说不出的惊讶。
人们凭借一种毫无理由的思维惯性，会认为智力超凡的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是出类拔萃的。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同一种族的所有人，都有一个普遍的性格特征，这是智力上的悬殊差异或后天教育的效果都无法弥补的。
而支配这种普遍性格特征的，正是我们的无意识，同一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种程度上都具备这种普遍特性。
7．被抹平的才智差别
正是这种普遍特性，构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
在群体心理中，原本突出的才智被削弱了，导致了群体中每一个人的个性也被削弱了。表现出差别的异质化被同质化吞没了，最终是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品质。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智慧。
群体也只有最基本的智能。
群体同时也只具有最低甚至更低层次的智力。
这个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至少能够替我们解释：群体何以无法完成对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
群体只能从事最低级的劳动，而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只能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决策中心来做出。
但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即使是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专家，当他们表现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也会经常性地做出极度愚蠢的决定。
实际情况是，即使再高明的专家，一旦他们受困于这种群体意识，那么他们至多只能用普通人的智力与能力，用最为平庸而拙劣的方法来处理那些干系重大的事情。
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被愚蠢的洪流淹没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人民群众”，以强调我们在智力上所占的优势，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民群众”绝不比任何一个人更聪明，反倒是他们的愚蠢是有目共睹的。
任何一个人都比“人民群众”聪明，所以“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除非你想获得一个最愚蠢的结果，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糟糕的是，这个正确的结论却与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始论据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如果说，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普通品质集中在一起，并最终表现出智力低下与平庸的话，那么，我们最初提到的群体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存在又从何说起呢？
这正是我们这本书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
8．第一个原因：本能
只有在群体中才会表现出来，为群体所特有，而作为单独的个人却不具备的这些特点的形成，是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
第一个原因：本能的力量，而激发一个人最原始本能的决定性因素是数量。
数量在人类社会中会经常性地产生一种充足的理由。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数量就是道理；即便不然，群体中的人也会有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因而他们在行动时就表现得理直气壮。
但是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
但是群体的力量却让人们解脱了这些约束与羁绊——无论是后天教育养成的，还是先天的良知所意识到的——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的放纵与不羁。
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
但是，群体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的行为自然是合理的。
这是因为单独的一个人是有名有姓的，而群体的本身就是它的名字。
群体是无名氏！
无名氏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承担责任。
因为无名，所以无由指控。
于是，曾经牢固地约束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而群体得到的，是最原始本能的表达与宣泄。
9．第二个原因：传染
传染——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对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
传染——一个人的情绪迅速地感染了另外一些人。有的人很容易让其他人受到感染，有的人则不然。有的情绪特别容易在群体中传染开来，而另外一些情绪却没有什么效果。
传染——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不起丝毫作用。
传染——站在群体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清楚这种现象的发生，哪怕他智力低下，也会轻而易举地做出判断。但是，即使是一个智力非凡的专家，在这方面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们最多能把传染视为一种催眠的力量——群体性催眠！
在1523年6月上旬的伦敦城中，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将在1524年2月1日猛涨，整座伦敦城将会被淹没，成千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开始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这让更多的人相信了它。
民众纷纷打点行装，移居到伦敦城外的地区。而这样的迁徙行为又加快了预言的传播速度。随着时间离灾难预定的日期越来越近，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到了1524年1月的时候，下层民众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中上层的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
到了1月中旬，至少有两万人离开了伦敦，许多地方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伦敦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有钱人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富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不例外。
比如说，一位教堂的院长异常惊恐，他用极高的代价在高山上修建了一座城堡，贮存了两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在那个可怕日子到来的前一星期，他带着教堂的全体职员和家属搬了进去。许多人都要求住进去，但这位院长在慎重考虑之后，只接受了与他私交甚好的朋友和带有大量食物的人。
泰晤士河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暴涨，当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的时候，预言家却想出了平息众怒的办法：他们宣称自己计算错了一个小数字，所以洪水的日期被弄错了，提前了整整一个世纪。
正是这样的荒谬言论，却能够在群体之中得到信任与传播。这证明了，那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传染病一样的威力。
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这种催眠还会摧毁一个人心理的防御机制，让人的表现突破他人格上的界限。
在群体中，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只要这种感情与行动不合常理——都会很容易传染开来。其程度之强，足以让一个人随时准备为另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做出牺牲。
传染——就意味着群体将获得一种与个体的天性截然对立的两极倾向。如果他不处于群体之中，是根本不可能具有这种意识或能力的。
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的行动完全听凭另一种陌生的力量主宰。这时候他的心中笼罩着的是一种悲怆的感情，这种感情会让他表现得完全像另外一个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然被群体情绪所传染——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他就会变成群体感情的敌对方。
被传染了的群体以他们完全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这个世界。他们尽可以为所欲为，直到他们在行动中的群体不断分化、消散，这种极端情绪才会消失。
10．第三个原因：暗示
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他们都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
但这种现象只限于个体或非群体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
人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时候他的表现与独立个体时候的表现会截然相反。
暗示！
没错！正是这种心理力量导致了这种奇异的现象，它实际上正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相互感染的结果。
只有心理学能够为我们揭开这千古的心理魔盒。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太多本能性的冲动力量，而最终，却不明原因地被永久地封印于我们心灵的深处。
我们现在都清楚了，人并不是自己的主宰。在你的意识之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更为强势的力量。
所以——个人的人格是如此的脆弱，他随时都会被带入到一种完全失去任何意识的状态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我人格消失了，而他的行动能力还在。
于是他就会对导致自己丧失人格意识的暗示力量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与他的性格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暗示的力量以一种缺乏解剖学依据的神秘方式，替代了群体的个体自我人格——又或者，只是将这之中的某种蛰伏力量唤醒而已；一旦这种力量被唤醒，群体自我人格的原有部分就会迅速地被这种不羁的力量所淹没，所消解，再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心理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心理观察——他们指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尽管他看起来并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久就会表现为——或者是在群体发挥催眠力量的有效影响之下，或者是由于另外一些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的原因——他让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
就像催眠师在患者面前晃动水晶球，群体中的个人从此陷入了一种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
大脑的知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候的人完全听命于他的脊椎神经所接收到的外部信号。
他沦为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
这时候的他，有意识的自我人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是明晰的意识力与判别力也荡然无存，他的一切感情与思想，全部听命于催眠师的外界指令。
连同他的情感，也沦为外界力量操纵的机械本能。
如果催眠师告诉他应该悲伤，那么他就会号啕大哭。
如果催眠师告诉他应该喜悦，那么他就会笑逐颜开。
处于催眠状态下的个体成为一台完全听命于脊椎神秘外部刺激信号的电子细胞装置，此时他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已不复存在。
而群体中的人，也正是处于这种机械状态之下。
这是一种接近于迷信的状态，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迷信者，莫不处于一种缺乏认知的无意识状态。
在人类揭示未来奥秘的手段中，象征和征兆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许多事物都被预言家们看作或凶或吉的预兆，但只要我们稍具理性，就会知道这种方法是极度荒唐的。
然而，迷信征兆者不仅仅是社会底层的民众，许多有学问的人、政客和军人也都相信这些东西。
比如，对于那些软弱而又轻信的人来说，他们如果打个冷战，就会以为此时一个仇人正准备向他复仇；如果在清晨遇到了一头母猪或者黑猫，这一天就会相当不吉利；遇见一头驴，就意味着不幸。如果13个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进餐，那么其中一人肯定会在当年毙命，而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走霉运。在迷信者看来，这几乎是所有征兆中最可怕的了。
我们知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13个人同桌进餐确实会带来不幸，这种情况就是，饭只够12个人吃。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想。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相信这样的传闻，许多人甚至把“13”这个数字看作是一切不祥之兆的象征，如果一个人有13枚硬币的话，他就会直接丢掉一枚。
个体中的人丧失了对自己行为辨别的能力，无论他正在做什么或是准备做什么，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也缺乏认知的意识。
正如受到催眠的患者，群体中的人理智的力量与自控的能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另外一些能力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强化。
群体中的个人会采取他所无法想象的任何行动，抗拒这种行为冲动的意识及能力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彻底丧失作用。
如果说有什么力量比催眠者的冲动更为强大的话，那么就是这种群体的冲动了。
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暗示的作用对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的传递，会越来越强大，直到突破人的想象，仍然不会停下来。
除非——除非有谁能够熟谙这种群体的特性与暗示的技巧，否则想平息群体的冲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群体中，仍然维持着他的强大个性、不为群体的激情所感染、足以抵制群体行为暗示的人，屈指可数，因此，这些人的力量在群体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群体只接受暗示力量的影响。
如果有谁想让群体冷静下来，或是改弦易辙，那只有使用不同的暗示。
除了暗示，群体对一切明确的告诫置若罔闻。
所以，当群体行动起来的时候，哪怕是最严厉的警告，都不会起作用。
相反，或者只需要一句悦耳的言辞——它必须具有影响性的暗示效果，又或者是一个足以唤醒群体的形象，就能够影响到群体的行为，让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1．野蛮的玩偶
一旦当人的自我意识消失，无意识人格大行其道的时候，这时的思想与情感都任由暗示的力量和相互传染的作用将这种集成的无意识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于是，暗示的观念就会在霎时之间转化为行动，或是至少表现出来这种倾向，这就构成了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特点。
重复一遍，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自我人格消失；
第二，是无意识人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是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一个方向；
第四，是暗示的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着明确身份、性格的个人已经消失了，他融入到群体中，成为了一个再也不受自己意志控制与支配的玩偶。
群体中的人做事时有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像活动的生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构成这些行为本身的生物细胞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对于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来说，他这时候的智力显然是靠不住的，多半已经下降到界限的阈值之下。
——这就意味着，群体中的个人，单单他成为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已经显示他在文明阶梯上的倒退。
在他独立意志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在他拥有正常的智力商数的情况下，他无疑是一个温和的、有教养的，至少也是对自己性格缺点有着基本认识的，能够在时时事事上对自己的语言行为有所约束的文明人。而当他一旦沦为群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他就立即退化回到了原始人时期。
因为他成了一个行为靠本能，而不是依靠理智来决定的动物。
这就将群体中的人从文明人的名单中划了出去。
在南方省曾有过这样一桩案件。原告是一位未婚的淑女，那天，她应邀到被告家看马戏表演。当她坐在被告给她的椅子上时，被告的仆人牵着一匹马穿过大厅，来到她的面前表演马术。
这匹马的屁股对着原告，突然，它把马粪拉在了她的大腿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然而这些人却都把绅士风度丢得一干二净，非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助小姑娘，反而一起哈哈大笑，以最整齐的声调去嘲笑她。
原告因此羞愤欲绝，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出于这个原因，她将这些人一股脑儿告上了法庭，起诉书列举了各种起诉缘由，排在最前面的一条，就是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表现出一种残虐的幽默感。
法庭在这件事上表现了公正，完全支持原告的看法，将所有问题都公布出来，得出了原告受害的结论，判被告赔偿5000法郎作为精神损失费。
由此可见，群体中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身不由己，他们残暴而狂热，他们的行为近乎癫狂，他们的举止表现是那么的怪异——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时候的自己。
决定群体中的人行为的相关要素是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这些东西在一个理性的人的身上必然是缺乏的。
因为理性的人所抱有的是持续性的怀疑精神与思想的独立意识。
但是任何一个群体更像是一群原始人组成的乌合之众！
群体中的人甘心被各种激烈的言辞和虚假的形象所打动，他们信奉在理智尚存的情况下绝不会相信的一切。
如果他们不是处于这个群体之中，他们会十分惊讶于这些激烈言辞的偏激极端、形象的绝对性虚假，而在群体之中，他们却失去了这项最基本的思考能力。
群体中的人会违背自身的利益，拂逆个人的习惯，他的一切表现都与他本人截然相反。
群体中的人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丝毫的区别，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他们的存在价值。
群体中的人不过是尘沙中的一粒微粒，他们只能任凭无意识的浪潮吹拂席卷，把他们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无论在哪里，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
12．群体的行为
群体是如此遥远地背离了他们存在的依据，以至于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再也无法坚持自己的判断力。
在法庭上，构成群体的陪审员会做出他们作为个人的情况下绝不会通过的判决。
在议会中，构成群体的议员们会执行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会反对的法律和措施。
在法国——在法国的国民公会中，每一个委员都是知书达理、行为温和的开明人士，但这些宽和的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情形就立即截然相反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这些心肠慈软、悲天悯人，哪怕是看到一只受伤的鸟儿都会落泪的善良人，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最残暴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
正是这样由最具智慧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利益都违反，连他们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全都放弃。
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滥杀无辜，他们投票杀死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他们也杀死更多无辜的人。
为了提高杀人效率，他们甚至将炮口降低，对准对面的老人和小孩，一次性地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碎为齑粉，让之尸骨无存。
然后他们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是神圣的，是为了给这些被他们以最残暴的手段屠杀的人们谋取福祉，不得已而为之。
群体中的人不仅在行动上与他本人有着完全相反的表现，其思想感情也与平时完全不同。
在中世纪时期的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鼠疫肆虐欧洲大陆，夺去了整个欧洲约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生命。鼠疫非常可怕，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它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上帝在惩罚罪人的罪行。
就这样，大规模的鞭笞开始流行。受鞭笞者认为通过抽打自己和承受其他人身体上的惩罚，上帝可能就会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惩罚，从而不再让他们染上鼠疫。这种狂热蔓延至全欧洲，最初教会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当鞭笞行为渐渐变得失控，教皇颁布了禁止的法令。不愿停止的人被绞死、斩首或是烧死。说来古怪的是，教会竟然命令一些受鞭刑者在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前由主教亲自鞭打。
在鼠疫横行时期，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替罪羊，任何长相丑陋或行为古怪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极容易受到攻击，迫害会接踵而至。在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犹太人被成群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中活活烧死。许多犹太人流亡到德国东部和波兰，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够得到宽宥。
你也许会问：在这么多人中，难道就找不到几个睿智而理性的人出来向民众说明一切吗？
不错，在群体之中，绝对不存在理性的人。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事实上，早在他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所同化。
群体中的个人思想与感情的变化是如此彻底而深刻，带给人一种无法相信的绝对性效果：
拥有独立意识时的守财奴，在群体中会表现得挥霍无度。
拥有独立意识的怀疑论者，在群体中会成为最虔诚的信徒，甚至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怀疑。
拥有独立意识时的老实人，在群体中会表现得蔑视法律、我行我素。
拥有独立意识时的胆小鬼，在群体中会变成一个胆大包天、肆意妄为的人。
印证这一奇异心理现象的，有着数之不尽的例证——但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1789年8月4日的法国。
在那天夜里，法国的贵族们激情澎湃、热情洋溢，为他们心中充斥的神圣观念与理想主义情怀所感染，所打动，他们毅然决然地集体投票，放弃了他们的特权，从而让他们自己沦为了此后断头台时代的猎物。
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单独状态下思考这件事，那么，绝不会有一个人赞成这项提案。
13．奇迹的创造者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第一，在智力上，群体的表现远不如构成这一群体之中的个人，所以在涉及智慧这方面，我们是绝不能依赖群体的。
第二，群体比个人更有力量，但是群体的表现是极不稳定的；而个人无论是智力还是能力方面，总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水平线上。
第三，群体的行动是受感情激起并主导的，这种感情的强弱程度，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
第四，群体的表现有可能比个体更好，或者更差。究竟群体会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这完全取决于周边的环境如何。
第五，群体能够干出什么来，取决于影响群体的暗示是何种性质。如果这种性质是积极的、进步的、有意义的，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是相应的积极进步且有益。反之，如果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是负面的心理能量，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非常可怕——如果把群体比作是一个人，那么这种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就好比人的思想，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是善良的，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善良的，反之亦然。
第六，群体往往会构成骚乱的因由，但群体却更多的表现为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
关于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经常会见到的那种令人无限景仰的利他主义行为，赴汤蹈火，慨然就义，为一种教义或观念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或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追求它的纯洁性。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地发生于一个群体之中，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愿意为了某一教义付出一切的事情，在现实中是很难见到的。
除非是群体，才会体现出这种大义无畏、一往无前的凛然气概。
除非是群体，才会在慨然赴死的进程中带给人一种激昂的情绪与荣誉感。
除非是群体，他们才会做到——正如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悲情旧事。欧洲的骑士们漂洋过海，远赴伊比利亚，在全无粮草和装备，更看不到救兵的情形下，向穆斯林人讨还基督的墓地。
除非是群体，他们才会像这样——1793年法国在反法同盟的强大攻势之下，国民既没有粮食，又没有武器，却奇迹般地挫败了反法同盟的进攻，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
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是建立在无意识心理层次上的。
也只有无意识的心理特性，才会催生出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
而且，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心理背景下的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假使群体总是表现得像个体那样冷静而功利，那么，世界历史将会乏味得多。
14．你不会接受的观念
某些观念一旦与我们的思维习惯相抵触，我们就很难接受。
奥地利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之说，断言在每个男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弑父代之的深层欲望。这就必然激起整个世界对弗氏的愤怒，直到他的理论已经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取得了实效，对他的声讨仍然方兴未艾。
当弗氏的理论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宏基大厦，针对弗氏的声讨才渐告平息。
但如果我们把构筑在弗氏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群体心理学的基本观念表述出来，或许现代心理学仍将面临着与弗洛伊德同样尴尬的处境。
现在我们将说出这些观点——无论你是否能接受它。
这一观点认为——群体是靠不住的！
这一观点还认为——群体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以及夸大情感等等。
如果你认为这一观点属于你还能够忍受的范畴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观点多半会让你勃然大怒：
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的特点与表现，只有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才可能看到。
你愤怒了吗？
没有？那好，现在是你应该愤怒的时候了。
现代心理学认为：类同于群体表现的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主要是以女性、野蛮的原始人以及儿童为主。
你终于愤怒了，是不是？
然而本书将不会理睬你的愤怒——也就是说，本书将拒绝为这一观点做出解释或辩护。如果你需要知道究竟，不妨去翻看一些更为专业的心理学论述。
更何况，本书认为，阐释这一观点对于那些掌握现代心理学的人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对于那些对现代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你说什么他也不会相信——这正是野蛮人原始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我们还是专注于本书的主要课题：
——回到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与认知上来，让我们按部就班地分析一下在多数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15．群体特性之一：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曾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体的基本特点，它与理性或智慧无关，而是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
群体中的人，大脑功能是处于停滞状态的，最活跃的是脊椎神经——群体行为完全是脊椎神经刺激之下的本能性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将群体视为一个对文明一无所知却充满了破坏欲望的野蛮人——事实上，群体的思维或行为与原始人非常相似。
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就一无所取，事实上，群体的行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往往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完美。只不过，这种完美的表现与群体中的每个人的大脑没有任何关系。群体行为是不受大脑支配的，他们之中每个人的协同一致的行为只不过是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作用于脊椎神经的结果，就像刺激青蛙裸露在外边的神经，所有的青蛙都会“惊人一致”地表现同一个动作。
而对于群体而言，任何一种刺激因素都会对他们产生控制作用。因此群体的反应会随着这种刺激因素的变化及强度的变化不停地发生变化。
所谓群体，不过是外界刺激因素的奴隶而已。
所有施加于群体的刺激因素，也同样作用于独立的个人，而且孤立的个人也同样会对这些刺激因素产生感觉或反应。
但是，与群体中的个人不同的是，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意识却仍然是清晰的，仍然在发挥作用，他的大脑会警告他：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因此独立的个人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受这种无意识动机的摆布。
对于群体中的个人与独立的个人在外界刺激因素之下的不同反应，现代心理学这样表述：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16．群体极端表现（上）
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群体的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会服从种种原始的冲动，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是懦弱的。
所有的这些冲动总是趋向一个极端，表现得极为强烈。
不要说个人利益，即使是生死安危，这些在独立的个人看来再重大不过的事情，也难以与群体的原始冲动情绪相提并论。
群体是如此的摇摆不定，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服于这些低层次的刺激，因此它们也就表现得冲动易变。
在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中，波斯的苏丹带领一支大军包围了安条克城。十字军被团团围困，士兵们心灰意冷，他们无心战斗，躺在房子里拒绝出来，惩罚与利诱都不起作用。将领们甚至放火烧屋，然而士兵们宁愿葬身火海，也不肯上阵杀敌。
统帅们并不懂得群体的真正性格，因此束手无策。这时，一位年长的牧师出现了，他提出了一个计划，重新树立了十字军的信心，燃起了他们的斗志，让这些灰心丧气的士兵重新行动起来，击败了六倍于己、精力充沛的波斯人。
这位牧师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他自称在攻占安条克城几星期之前，他曾经遇到了危险。当他高声向上帝呼救的时候，两个头带光环的神灵出现在他面前，授予了他一根长矛，并声称是当年拯救世界的长矛。随后神灵又将长矛埋进了土里，告诫牧师，等到安条克城从异教徒的魔掌中解脱之后，十字军才可以挑选12个人来此挖出长矛。
十字军的统帅们同意了这个计划，他们挑选了12个虔诚的人，一起去寻找那支神圣的长矛。他们从天蒙蒙亮就开始挖掘，直到日落西山仍然一无所获。正担心无功而返的时候，牧师跳进了一个坑里，念念有词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把手里的长矛展现在大家面前，增强人们的力量，让他们夺取最后的胜利。
刚刚祷告完毕，统帅们就看到了土中的长矛尖，他们合力将长矛拉出，热泪长流。这一切都被聚集在周围的群众看在眼里，他们为此而感动。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这支长矛被当成了圣物，用一块紫红色的布包裹好，在十字军中传看。十字军的士气一下子就恢复了，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他们饥肠辘辘，但是浑身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抗击敌军。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就会明白，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它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间的过渡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17．群体极端表现（下）
群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往往用不了多少时间，下面这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1879年捷克的比尔森地区，曾经有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普赛人。当他因为宣传叛乱的罪过被人用绞索套上了脖子，他却毫不在乎地说：情况会转危为安的！结果真被他说中了，在最后一刻，他被从绞刑架上领了下来。因为恰逢皇帝生日，在这一天不能对犯人处以绞刑。
第二天，刚要把他吊到绞刑架上绞死，他又遇到了更大的福气——暴乱者突然占领了刑场。原来宫廷发生了政变，皇帝被推下了宝座。这位煽动叛乱的家伙成了当地的重要人物，被极度尊崇。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又被重新拉上了绞刑架，因为叛乱被镇压，这一次才把他绞死。
第三天，死去的吉普赛人得到了宽恕，因为所有事实表明，这件案子原来是另外一个扬纳切克干的。于是只好把他从犯人的墓地中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到天主教徒的墓地。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吉普赛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个新教徒，于是只好把他从墓地里再挖出来，改葬到福音派教徒墓地里。
群体不仅在好恶情绪之间莫衷一是，它甚至可以眨眼之间就从最野蛮、最血腥的狂热过渡到最为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
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刽子手也会心中不忍的残忍行为，但很可能就在一瞬间，他们又会轻易地为某种当他们是独立个体的时候压根儿不信奉的教义而流血牺牲，慷慨就义。
正是群体，他们会为任何一种信仰——哪怕这种信仰他们从未听闻——不惜血流成河。
如果你想知道群体的冲动性，了解他们都会干出些什么，我们甚至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随时随地，群体都在向我们展示他们惊人的浮躁与急切。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起义中，都不乏群体慷慨悲歌、从容就义的场面。
群体，处于冲动状态之时，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就在不久前（指1799年法国的雾月政变），一位于突然间声名鹊起的将军（指拿破仑皇帝本人），他可以在法国轻易地找到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就会为了他的个人事业而牺牲。
18．群体没有任何长远打算
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事先的策划。
群体的情绪是极端情绪化的，他们易于被最为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总是如同牵线的木偶一样，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
群体一如狂风中席卷的落叶，随风飘零，任意西东，随着飘忽不定的气流向着任何一个方向飞舞，但它们最终要落回到地面上——解散后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终归要回到他们初始的生活状态中去。
此后的章节中将会就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多变群体进行专门性的论述，我们将会看到构成群体的法国人当时的感情是多么容易发生极端的变化。
群体的多变性让它们变得难以驾驭。
但最极端的，还是当权力落到他们手中的时候，情况就更无法控制。
群体就意味着约束的解除——因为数量就是正义——群体对此看法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所以，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群体构成隐性的约束，群体所追求的目标便无法持久。
无法持久——这是群体最为明显的特征。
群体有着太多的理想或愿望，那些愿望与目标纵然凌乱但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然而，这些目标注定很快就会被群体所丢弃，任何一点儿意外的刺激都会很容易让群体陷入迷失。
群体！注定要处于一种无法也无能力做任何长远打算或思考的状态之中。
19．群体不承认障碍
我们说群体与野蛮人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做了足够的保守性让步。实事求是地说，群体与野蛮人在本质上很难找到明显的差别——冲动、易变、急躁，此外还有一个更为相近的特点：
他们都不承认障碍！
无论是原始人，抑或是群体，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承认障碍。
他们不承认，在他们的愿望与现实之间——或者确切地说，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愿望与达成这种愿望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种种障碍。他们根本不承认、不相信这种障碍的存在，任何试图想向他们说明一点的人都会遭到他们最冷酷的惩罚！
在宗教裁判所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年代，那些神职人员随意用火刑来对付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给那些可怜的人们套上铁皮靴子，然后在审讯的过程中往铁靴之中灌满滚烫的铅水，同时命人将铁皮靴子砸扁。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过程几乎难以置信。然而这样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罗马教皇时代却是数见不鲜的，它甚至发生于天文学家布鲁诺身上，因为他竟然公开追随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
正如一位主教曾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绝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来世的希望。”因此，一切不符合教义的主张均被视为教会的障碍。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那个时期的欧洲如同一池污水，疾病与灾荒更迭，无数生命被夺走。然而人们还是认为，疾病与死亡是由于对上帝不虔诚才受到的惩罚。
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根本没有能力理解这种障碍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群体就是优势，数量上的强大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势不可当，任何障碍性的存在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之中；即使有，那也是对他们这一群体充满敌意的挑衅。
希帕蒂娅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位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有着出众的美貌和学识。然而在当时的亚历山大城，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早期的基督徒认为哲学和科学研究都是异教徒的活动，应该被禁止。希帕蒂娅则成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血腥骚动的牺牲品。
一天晚上，在回家的途中，她乘坐的马车遭到一群基督教暴徒的袭击。她被从马车里拖出来，剥光了衣服，被石块殴打至死。临死之前，她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尸体也被肢解，残缺的遗体则被扔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堆上焚烧。
很显然，在这些暴徒看来，希帕蒂娅的博学，已经构成了他们信仰的障碍，粉碎这个障碍，就成了群体的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群体中的成员不存在“不可能”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干成任何事——如果不是这种狂躁的情绪在起作用，他们的表现也不会那样极端和不可理喻。
对于独立的个人显而易见的世事常理，对于群体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敌对行为。
所以群体的表现往往充满了暴戾的成分。
独立的个人是绝没有勇气去洗劫一家商店的，也不会纵火焚烧宫殿，因为他知道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所以，即使他偶有这种想法，也会很容易地抵制住诱惑。所以一个人纵有激烈的反社会行为出现，可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负罪意识。
但是群体则不然。
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天然合理，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合乎正义的，他们的数量决定了这一点。
数量就是真理——当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融入其中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天然正确与合法，并意识到这种群体的绝对数量赋予他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即会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数量同时还赋予他一种正义的错觉，在杀人劫掠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心中反而为一种悲怆的情绪所笼罩。
任何障碍都会被群体推倒！
他们会推倒心理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脱离道德的羁绊。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道德。
他们会推倒现实中的障碍，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干出种种无法想象的可怕事情。
他们不会接受一个与他们的意愿不一致的现实。如果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意愿，那么他们就会采取过激手段向现实的秩序发起挑战。
人类的激情或许超出你的想象——事实上，人类的机体所能产生的大量狂热的激情足以摧毁一切。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更为规范的心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正是这种激愤状态的表露。
20．引发冲动的导火索
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感情源自我们的内心。
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情感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对待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但同一种族在情感指向上是一致的，而不同的种族则显出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异。
所以说，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一切情感产生的根本来源。
正因为这样，种族的基本特点才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群体的无意识。
这就意味着，这一情感的初始起因必然影响着群体的急躁，影响着群体的冲动和多变。
除此之外，种族的基本特点还影响着我们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社会学现象：所有的群体都是盲动的、急躁的、冲动易变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情绪冲动程度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英国人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表现得总是那么冷静。他们的冲动情绪在其他种族群体看来近乎“冷漠”。而法国人的情绪表达却毫无遮掩，这种差别直接决定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性格与命运。
法兰西民族的冲动已经构成了这一民族最大的特点——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是某位大师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立即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整个民族的狂烈情绪，结果很快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法国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公然对普鲁士宣战，不论是他的人民还是政府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这种情绪是如此地难以控制，以至于拿破仑三世愤而放弃了指挥权——没有人能够驾驭一个如此缺乏理性的民族，而麦克马洪——这位被逼上绝路的法国将军则完全是被一群疯子强迫着向沙隆进发。拿破仑三世与他同行，一同去营救被困在沙隆的马赞将军——后者很快就会因为这场战争的失利而被投入监狱——在这期间，法国的报纸将法军的兵力数量及全部的进军路线进行了详尽的披露。这样一来，结果不言而喻，近半数的法国野战军被消灭，普鲁士大军兵临巴黎城下。
在这次战争之后，又因为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失利的电文，法国人民被再一次勾起了熊熊怒火。这次愤怒，直接导致了法国政府垮台。
这次事件仍然是由于法国军队毫无理性的扩张引起的，法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旨在决定越南归属的系列战争。法国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中国的基隆，然后攻克了谅山。但是六个星期之后，中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将军冯子材突然拿着大刀在镇南关对法军发起了强攻，法国人在毫无防备之下仓惶撤离，丢弃了大量的装备。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对法国还是中国来说，都那么无足轻重，但法国却仍然付出了内阁倒台的代价。
与此同时，英国人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重创，或者至少称得上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但这件事，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法国人与英国人群体意识的差异，由此可窥见一斑。
群体——不管任何一个种族的群体，都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过多的女性化气质。尤其在拉丁族裔的群体中，女性化的倾向流露最为严重。他们的爱憎是非标准是那样扑朔迷离、变幻不定，凡是能够赢得他们好感的人，命运就会为之大变。
但如果把一个民族的命运全部维系在过分本能的情绪表达上的话，那无异于在悬崖漫步，说不定哪天就会跌入深渊。
毕竟，这种事已经发生得太多了。
21．群体特性之二：易受暗示与轻信
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群体会相信子虚乌有的一切，诸如刀枪不入，诸如神怪显灵，诸如预言谶语，诸如一切与精神力量相关的事情。但凡这类不合逻辑的事情，总是能够获得他们近乎疯狂的虔信。
但这似乎并不能归结于群体的责任——这个问题更多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对群体所下的定义。
我们在定义群体的时候说过，它的一个普遍性的主要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
我们还强调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与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及对事实的定义本身就界定了群体情感向某一个方向迅速转变的必然性限制。
不管人们怎样努力地让自己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被注意的状态下，所以他们非常容易被影响与暗示。
群体易于接受暗示，是因为他们期待着任何形式的暗示。
群体期待暗示，是因为他们需要暗示。
因为群体一旦形成，他们就会在急切之中期待着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够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就会欣然接纳。如果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们就在自己的群体无意识中创造。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故事来证明这种机制存在于群体中间，并且是可以利用的。
半个世纪之前，有一位精明的投资商德尚。当他走进巴黎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圣堂俱乐部时，他玩弄了一个典型的诡计。他装出好像在找人的样子，表情看起来似乎很生气，他无数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
这时，一张纸片从他掏手帕的口袋中掉了来，而他并没有察觉。他离开俱乐部后，在场的其他经纪人马上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马赛轮船股票就买多少。”
马赛轮船公司是一家航运公司，在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股价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商根据纸条推测，德尚肯定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关于马赛轮船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该公司的股票。
他们小心谨慎地从那些德尚从没有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经纪人们正在为德尚工作。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群体的暗示机理一旦形成，暗示行为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从一个最初的提示开始，再通过群体相互传染的过程，暗示性的讯息很快就进入了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就如同接到了一道期待已久的命令，群体感情的一致性倾向立即在第一时间里成为一个事实。
于是他们会马上行动起来，去做他们自己完全未曾料到的任何极端事情。
22．群体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处于暗示影响的状态之下，他们的思考功能就会彻底丧失。从一个念头进入大脑到付诸行动，其间没有任何的时间间隙，几乎是立刻就变成了行动。
群体的行动的整齐而迅速，无论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大义凛然地自我牺牲，群体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都会在所不辞。
一切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群体与冷静的个体之间的区别。
独立的个体——即使是处于被暗示的状态下，他的行动也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的。
这就是说，独立的个人即使是受到暗示，他也必须在暗示的内容与行动的结果之间找到直接性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付诸行动。
而群体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群体所采取的行动与其思维逻辑产生直接性的对立！
事实上，群体是极端排斥理性与逻辑的。
事情就是这样，群体永远迷走于无意识的暗黑地带，如同一只被解除了封印的低智商魔灵，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而对于理性的影响却无动于衷。客观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生物特有的激情表达方式，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但是，群体却终究失去了他们一切的批判能力。
除了极端的盲目与更为极端的轻信，群体没有别的选择。
在群体之中，与无意识无关的任何理性、思维或逻辑统统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想给群体一个信服的理由，就必须记住这一点。
而事实上，群体所能接受的更多只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与毫无逻辑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无法理解。
一些在只要稍具辨别能力的人听起来荒诞无稽的神话与故事，却非常容易在群体之中产生并迅速流传。
群体之中极易流传神话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群体的极度轻信，也是事件的本身在人群中的想象经过了极为奇妙的曲解后的效果。
此外，当群体过于长久地沉浸于这种虚幻的氛围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群体无意识的创造物的质疑能力。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1．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
群体是一面奇妙的哈哈镜。
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并在迅速的传说之中呈现多种怪异的版本。
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
形象思维与独立的个人的理性思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并最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形象思维具有的特点是——仅仅是形象本身就会立即引发与它毫无关系的一系列联想形象。
而且，这种被引发的联想性形象往往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群体之中最易于引发幻觉现象。
这种现象的发生，极其近似于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在头脑中想到任何事物时产生的一连串幻觉的情形。
幻觉中的各个形象之间未必有什么直接性的联系，当我们作为理性思考个体的时候，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群体却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或者说，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把歪曲性的想象力与因为这种想象所引发的幻觉、事实混为一谈。
群体无法辨别真实与幻觉，只是因为群体根本没有能力去区别主观与客观。
无论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群体都会丝毫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联系存在的概念。
但如果让群体把自己看到的事件用歪曲的方式进行一个分类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种歪曲的方式及因素既多且杂，取决于极细微的思维末节，而且各个因素之间不尽相同。更主要的原因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
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不同，但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事件在群体之中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甚至连程度都没有差别。
这就导致了群体中的所有个人终将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暗示的信息经由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呈弥散效应迅速地传递开来。正像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当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最先产生幻觉，认为他在墙壁上看到了圣·乔治出现。
于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是什么——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都立刻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就这样，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质疑的，于是，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
2．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
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了群众思维的特点，即群体是利用形象来思维的。事实上，这种集体观察往往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历史上曾经有过相应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正确性。
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全欧洲的注意力几乎都被一种人的疯狂行为所吸引。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从事着各不相同的职业，但是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圣梅达尔的痉挛者”。
这群人通常会聚集在他们最敬爱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相互交流着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以便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
在这群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于是通往墓地的大路每天都会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一些人在墓前下跪，虔诚祈祷；另外一些人则尖声号叫。而一旦墓地的一边有二十个女人进入了痉挛状态，墓地另一边就会有更多的人这样。
在圣梅达尔痉挛者这个事例中，存在着典型的观察力丧失现象。哪怕这种观察力还残存着一点点，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所谓身体上的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被诱发。但是当个体融入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从而引起群体性的狂乱。
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此类集体幻觉中，诱发机制莫不如此。而这种幻觉又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3．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上）
也许会有人对上一小节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圣梅达尔痉挛者”的例子并不具备全面的说服力。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来自比较落后的地区，并且以体弱多病的妇女为主。像这一类型的主体，智力品质相当低，自然也就无法对自身的行为有较好的控制。
但是，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之中，或者是在知识渊博的学者里，也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令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向来是不挑剔人群的。
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值勤兵突然发现一艘遇难船的信号时，所有船员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他们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
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这正是遇难的“波索号”。于是指挥官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已经逐渐接近目标，救生船上的官兵仍然清楚地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甚至还在挥手，用凄惨的声音哀号着。
然而，这一切却是假象。当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发现他们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到这时才消失。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事件的参与者并非是易受影响的妇女，相反，“贝勒·波拉号”上的船员都是身体健壮、意志坚强的男子（船员在这一方面尤其显著）。由此可见，集体幻觉现象与生理并无实质性的联系。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船员们构成了一个在期望中观察的群体，而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则提供了一个暗示。在一整套互相传染的过程中，这样的暗示终于被全体船员接受。
4．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中）
我们知道，一个阅历丰富的船员，在出海航行的过程中都有着非凡的观察力，因为他们长期与海洋搏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在“贝勒·波拉号”船员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却恰恰与我们的认知完全相悖。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公认的智力卓越者，只要几个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之后，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看到的事情往往会遭到严重的歪曲，真相也会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
根据《心理学年鉴》记载，著名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曾经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在这群人中，甚至还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在让这些人审查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面演示了一场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记录下来。
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报告家们的报告一致表示：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以超自然的手段获得的。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达维先生运用了简单的骗术的结果。
从这项试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神奇的部分并非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提交的报告竟然极端虚假。达维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于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从而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对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甚至批评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地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5．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下）
一旦人的智力品质泯灭，独立思考能力被严重消耗的时候，此时的判断力和逻辑都任由暗示与传染的作用引导，转向一个共同的趋势。这样一来，暗示的方向就会立即成为判断的结果，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吞噬残存的智力品质，这就构成了群体智力泯灭的惊人机制。
如果我们对上述几个案例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群体中个人智力泯灭存在着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意识模糊；
第二个阶段是独立思考能力下降；
第三个阶段是判断力与逻辑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趋同一致；
第四个阶段是残存的智力品质被彻底吞噬。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一个头脑非常严谨的个人不复存在，他成为了群体中的一分子，成为了一个不具备逻辑能力与判断力的智力泯灭者。
尽管这样的个体能够提供判断结果，但是他们却不了解这种结果完全是错误的。
当群体中的个体智力品质被彻底吞噬后，相对于个人的变化它是绝对令人瞠目结舌的：
在密西西比股票风靡法兰西的狂潮中，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拉莫特先生和泰拉松神父。他们向来老成持重，富于理性，他们不约而同地祝贺对方没有被卷入这场狂潮。
然而，仅仅过去几天，泰拉松神父也开始顶不住周围的巨大冲击力，于是前往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当他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前来购买股票的拉莫特先生。神父惊讶地问道：“哈！是你吗？”“是啊！”拉莫特快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回答说：“怎么可能是你呢？”
后来，当两位学者再聚在一起时，他们高谈哲学、科学和宗教，却再也没有谈论过股票的话题。当他们不得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任何人都不要发誓永远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即使是聪明人也不例外。
可以说，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在群体中会表现得极度无知，甚至会迷乱于简单的常识。
一位最富理性的长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目、轻信而容易狂乱。
一位富于经验的专家，在群体中会丧失其在独有领域的判断力与处理能力，他甚至比不上一位独立的新手。
一位善于独辟蹊径的智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从、混乱，成为一个人云亦云、不知因果的平庸之辈。
在1678年的英国，在理性彻底屈服于疯狂之后，许多报告被送到了当时的首相那里。有的报告称：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这使得伦敦人即使出国也留心着国内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甚至向上帝宣誓，称法国军队已经登录，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还走在队列的最前面。于是，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奔向海德公园，他们手握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因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到了第二天，事情才真相大白，然而真相却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刺激。显然，发誓说法国人已经登陆的人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所谓的法军队列，其实是一排排的树篱笆，而那些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吃草的马。
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数不清的例子，毋庸赘言。然而我们必须再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这种集体性的智力品质泯灭，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6．群体的谎言（上）
集体撒谎的例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事情要算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这一风潮的起源，大概开始于十字军东征前不久。当时，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耶稣曾经在上面慷慨赴死。这样的木头在全欧洲随时随地会涌现，其数量无止境，似乎永远不会减少，最为荣耀的那块甚至出现在了罗马教廷。
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铺陈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来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集中到一处，几乎可以承担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了。
尽管这样的事听上去荒谬至极，却毫无疑问地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不仅神职人员如此，普通民众都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
事实上，只要稍微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人，都会判断出这事情本身的荒谬。然而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诚实与警醒，究其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它的形成机制，我们将会通过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进一步揭示。
7．群体的谎言（下）
就在此书写作期间，巴黎正在被女童的溺水事件搅得沸反盈天。事情的起因是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尸体。五六个目击证人言之凿凿地证明了一点——这两具尸体毫无疑问就是那两个可怜的孩子的。
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即使是严谨的预审法官也没办法不相信，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大家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事实上，一些细节要比事件本身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那就是这两个孩子与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最缺乏观察力的人也能够看出来，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蒙骗了大多数人。
假如我们对整个事件进行还原，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一套机制。
第一个阶段是谎言的制造阶段。
它产生于第一个目击者，这个人被心理暗示所影响，成为了幻觉的牺牲品。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也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一些微不足道的相似处——譬如一块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逐渐地演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
个人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他开始把这种暗示传播给其他人的时候，就必然会引起群体内部的大范围传染。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第二个阶段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
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少数几个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臣服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的谎言扩散，这时整个群体都将成为说谎者。
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间被征服了，所有的判断力都被扼杀。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
于是，消息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证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说谎者终于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所有人都无比坚信第一份证词，更坚信自己的观察力。这两种观察结果相互作用，最终演变成了一套彻头彻尾的群体谎言。
8．妇孺言论不可轻信
这样的例子绝不是偶然，几乎完全相同的事件也曾见诸报端。与女童溺水事件相比，它带给我们的分析更具典型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妇女和儿童是群体谎言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话往往不可轻信。
曾经在法国的拉弗莱特发现过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模糊的记忆，认出了他是自己的同学。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
在这个孩子辨认后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妇女出现在尸体所在地，情绪激动地认定这是她的儿子。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查看了他额头上的伤疤后，对这个结论她坚信不疑。这个住在福尔街、以看门为业的女人最终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个男孩于去年的七月失踪，并认定男孩死于拐卖后的他杀。
这场荒谬的辨认并没有就此结束，孩子的表舅也应召前来，再一次确认了这个男童是他的外甥小费利贝·夏凡德雷。接下来，又是几个邻居凭借他们若有若无的印象，一位同学则凭借男童身上的一枚徽章进行了辨认。
所有的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的证词都那样有说服力，但是真实的结果呢？恐怕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仅仅是邻居，就连表舅、同学，甚至是当妈的都全搞错了。
在这件弃尸案案发六周后，孩子的身份重新得到了确认。他的籍贯是波尔多，在那里被人杀害，再被一伙人运到巴黎后弃尸。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她们最缺乏主见。
像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又有何价值可言呢？尤其是那些儿童，他们的证词绝对不可当真。
常言道，童言无忌。但是只要我们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只要对于前文的分析能稍微记住一星半点，都会知道事情是完全相反的。
儿童只会撒谎，而且从始至终都只会撒谎。
尽管他们的谎言是那样无辜、无目的，却仍然是谎言，绝不能被相信的谎言。如果真的要用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或是决定事态该朝哪个方向发展，那么还不如掷硬币来得可靠一些。
9．群体只会撒谎
在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例证证明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即使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这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发生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色当战役，有数千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质询答案，向他们询问究竟是谁指挥了那场战役时，答案的数量可能会和人数一样多。这些答案彼此矛盾，让人无从分清哪一个是正确的。时间相距更远的滑铁卢战役也是一样，那场关键性战役中的重要细节，至今答案不一，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错误。
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的后方曾经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但事实又是如何呢？从后来的历史研究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又折回了前线；所谓的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
又如1806年的英国利兹地区，当一只老母鸡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字样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来参观老母鸡。这些惊涛骇浪般恐惧的信徒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由此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而真实的情况其实是，这蛋只是普通的鸡蛋，上面用腐蚀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只向我们证明了一点：群体的证词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撒谎。
于是，根据我们的结论，被越多的人证明的事件，往往就错得最荒谬。那些受到最严重质疑的事情，往往就是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反过来，如果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10．群众杜撰的历史（上）
群体的证词以如此的程度背叛事实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看来，无论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时间推移，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那一刻时，它就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像这样的历史被记载下来，恐怕也只是一种纯粹想象的产物。
这样的历史书籍，只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其间还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于是，我们又得到一个全新的结论：那些被载进史书，业已成为史实的历史事件，其未必是有价值的产物。而那些皓首穷经的所谓智者，也远非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录这样的虚假历史，几乎是在虚度光阴。假如没有文学作品保留下来，假如没有音乐、绘画一脉相承，假如没有那些流传千年的不朽作品，我们可能对过去时代的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不了解赫拉克利特，不清楚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的生平，关于他们，我们不曾拥有过一句真实的记录。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中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被神话了的形象。
他们的生平对于群众来说无关紧要，群体想要的只是满足他们需要的、打动他们心灵的伟人。
于是，关于他们的谎言被一再编造，直到和我们今天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11．群众杜撰的历史（中）
历史书是那样的不可信赖，事实上，即使是这些已经被记载在书上的虚假历史，也很难保证它们会持续长久稳定。
我们知道，群体通常是以形象来思维的，这就使得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
想象力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无边且狂妄的想象力则会越界发挥作用，它会歪曲事实的真相，甚至是已经载入史书的虚假历史。
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许多原因会促使群体的想象力造成这种改变。
比如说时间，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是一个嗜血好杀的形象，而随着时间推移，在《新约全书》中出现的上帝，则演变成了博爱仁慈的化身。
又比如说种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种族的基本特点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群体的无意识。
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但是假如我们将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信奉的佛祖做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甚至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偶像。
所以说，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最大限度地背离它的本原，呈现光怪陆离的面貌。
群体依靠想象和杜撰来创造英雄，也就是说，群体也能够凭借这种本领来毁灭英雄，或是让英雄离人们而去。这种事情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转变甚至只要几年、几个月，甚至同一天之内。
12．群众杜撰的历史（下）
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多次。拿破仑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当法国人身处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时，这位年龄尚轻的军人，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那些幻想民主的游吟诗人眼中，拿破仑注定会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永存。
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位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
事态的发展并未停止，当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法国人便开始尝试着回忆往昔的辉煌，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军功，于是这个神话再次发生变化。也许再过几年，结论又会有所不同。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十六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名叫马萨尼罗的渔夫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被像疯狗一样打死在路上，被割去头的尸体则扔在泥塘里沤泡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抛进了护城河。
事态在第二天出现了剧变，不知道什么原因，群众对他的情感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无数人举着火炬寻找他的尸体，找到后给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上万名武装军人和更多悲痛的民众参加了葬礼。就连他穿过的衣服，也被众人撕成了碎片，当成圣物珍藏起来，他住处的门板也被拆成碎块，制成了种种纪念品；破旧的家具陡然身价百倍；甚至他走过的泥土也变成了护身符的原料，需要用黄金来计价。
以投毒为手段，杀死过七个人的杀人犯布瑞薇莉尔夫人被判处死刑。这个甚至连骨灰也无权保留的罪行昭彰者，在服刑当天凭借她的美貌征服了所有围观的人，人们的情感在一瞬间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切齿痛骂她要承受的酷刑。
这样的惋惜仅仅在几个小时内就演变成了崇拜，当天晚上，她就成为了圣人。不但那些被扬散的骨灰被重新收集起来，就连烧焦的木头也被哄抢一空，人们甚至坚信，这些遗物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巫术。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但以上这些已经足够帮助我们了解群体的历史观是何等地善变而混乱。它从来就不具备一个明确的标准，只凭借想象力和群体的好恶来臧否人物，而这样的评判结果又被当成真实的历史，被所谓的史学家们载诸史册。
数千年后，未来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记载时，恐怕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这些所谓的英雄或暴君，从来就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他们只是人们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产物。
正如现在有些人质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能读到的只是一部光彩照人的神话，或是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哲学家的思辨过程。
对于这样缺乏确定性的情况，史学家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在那个未来的时代，他们将更明白群体的心理、群体的特点。
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并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13．群体的极端感情（上）
冲动、易变和急躁是群体的一大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这样的恶劣情绪作用在群体之中，使得他们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群体中的个人和原始人绝没有分别。
他们无从分辨事情内部的、事情与事情之间的细微区别，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无法看到其中的过渡状态。
另一方面，群体情绪的夸张也会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那就是不论什么样的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就会通过心理暗示和传染过程加速传播。无论这种感情是赞扬还是诋毁，它所造成的效果都会成倍加强。
这种简单而夸张的情绪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众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就如同极度幼稚的女人，一下子就会陷入情感的极端。只要她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立刻就会坚定地认为它是不容辩驳的。
假如这种厌恶情绪或是反对意见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其产生的力量微乎其微，但是当这个人处于群体之中的时候，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当教皇乌尔班二世站在克列芒教堂前，于紫红色丝绒铺就的高台上激情洋溢地演讲时，无数耳闻异教徒暴行的人们开始踊跃地加入十字军。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甚至包括最偏僻、最遥远的角落。然而这成千上万的人却并不都是战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忠诚的信徒、冒险者、穷人、酒徒、浪荡子、瘸子、哑巴、老人，甚至还有妇女和儿童。
这些人之所以会如此忘我地投身到那场战争中去，并不全是因为对财富的渴求，与宗教信仰的联系也不多。
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渴望融入群体。
只有身处群体之中，这些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才能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
只有身处群体之中，他们才能够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14．群体的极端感情（下）
我们常常会谈到“法不责众”，和它字面意义不同的是，这个词说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
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首先，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强。
然后，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让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
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而当个人进入群体之后，尤其是和许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时，感情的狂暴往往会因为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
在1527年5月6日的夜晚，罗马被雇佣军占领，8000名百姓被杀，但这只是开始。第二天早晨，罗马被猛烈地洗劫。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开始洗劫教堂，甚至闯进女修道院强奸修女。人们看到西班牙的士兵对他们不幸的受害者实施恶毒的酷刑，甚至切断他的四肢。
据说，贫穷的南意大利军队甚至洗劫了船夫简陋的小屋，夺走了茶壶、钉子，每一件他们看到的东西。其他报告表明，一些圣物被当作靶子，成堆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用长矛破坏，用很大的字母刻上马丁·路德的名字。
这些暴徒闯进并洗劫红衣主教和要人的宫殿，强奸妇女，脱光主人的衣服，使他们遭受严重侮辱，然后索取巨额赎金。对于那些拿不出一笔赎金的人来说，死是幸运的。根据一位同时代的目击者说：“地狱简直无法与罗马现在的情形相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能够利用这种强化的感情，推倒一切负罪感！
群体能够利用这种强烈的力量感，摧毁一切道德的障碍！正像古老谚语中说的那样：最卑劣的行为总是像有毒的杂草一样生长在群体中。
正因为如此，群体注定要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每个时代总会有某种疯狂的情绪，有的来自于政治，有的来自于宗教，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整部十字军的东征史，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狂热。它所引发的群体极端感情，程度之高史无前例，而这种极端感情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更令人毛骨悚然。
当第一支十字军开进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国王慷慨地设宴款待了他们。按照常情，这些人在路上遭受了数不清的挫折，理应保持谨慎。然而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凶暴与贪婪，尽管当地居民把他们当作朋友，向他们敞开供应饮食，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到巨大的邪恶力量无处发泄，他们无法控制冲动。
卑贱的士兵们仅仅出于恶作剧，就纵火焚烧了几座公共建筑；他们从教堂房顶抽下来铅条，当成废旧的金属拿到城郊卖掉。甚至于公开抢劫，强暴妇女。
类似这样的暴行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群体的极端感情积累到一定程度，其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15．打动群体的东西
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无疑是理性的，因此我们才得以用善恶来打动他的情感，以是非来规范他的观念，以利害来约束他的行为。
但是这种制约只限于在个体或是非群体身上发生作用。
一旦人们集结起来形成群体，这种制约和影响就会丧失效力，而群体也会有一种全新的驱动机制。
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打动群体？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因为群体最热衷于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
可以肯定地说，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打动群体的手段。
历史上著名的“克列芒鼓动”来自于教皇乌尔班二世。正是这场演讲掀起了首次十字军东征的狂潮，当时他激情洋溢，口若悬河。先是描述了圣城耶路撒冷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又讲述了巴勒斯坦平原是如何被残暴的野蛮人变成了不毛之地。当叙述完这些后，他便开始了大声疾呼。“听我讲话的人，都是真正信奉上帝的人！我召唤你们！清除覆盖尘世的污垢，把教友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那些为了救世主而抛弃田产、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人，必将会受到百倍的回报，将会得到永生！”
可以看出，乌尔班二世所运用的手段，完全蕴含了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技巧。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查看一下历史，不论是古希腊学园中的雄辩者，还是巴黎公社的街垒演说家，抑或是在裁判法庭上慷慨激昂的辩护者，无一不出言不逊又信誓旦旦。
群体易于爆发狂暴而极端的感情，也最容易为狂暴而极端的感情所打动。当他们被打动之后，就会像我们前文中说的，汇成一道毁灭性的洪流，摧毁一切阻挡他们的障碍！
16．群体的夸张妨碍智力（上）
我们常常认为人群总是要比个人聪明，事实上，这一点是绝无可能的。
当个人汇集成群体的时候，绝不会有集思广益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反，群体的叠加只能增加他们的愚蠢，智力会大幅度下降。
相比于个人，群体不存在丝毫的智力优势！
当群体开始将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时，就已宣告了这一点。
群体摒弃了温和、教养；
群体丧失了对自己性格缺点的基本认识；
群体不愿再对自己的语言行为有所约束；
群体乐于以原始人的心态生存。
于是，尽管群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但是他们的智力商数却是彻底地倒退了。
在1630年的米兰，当瘟疫蔓延开来的时候，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轻信。许多异想天开的荒唐故事，居然都被信以为真。
比如说，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站在米兰市场的附近给人们讲故事。他声称自己在一个黑夜之中，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忽然，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马车后面跟着无数个身穿黑袍的仆人。
从马车上面走下来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他态度和蔼又不失威严地邀请巴萨尼上车，带他来到一个几乎倒塌了一半的巨大宫殿。巴萨尼在里面看到了许多骷髅，骷髅们互相笑骂，相继追逐着跳到对方背上。在一块荒地的中央有一块岩石，石头下面流淌着毒水，毒水流过田地，渗透到米兰城所有的泉水当中。
看完这一切，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答应将米兰所有的门上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无尽的金子和宝石。至此，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便立即向上帝祷告。瞬间，电闪雷鸣，他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教堂的走廊上了。
就是这样的疯话，却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甚至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发誓说他们也曾见过那陌生人，听过那些白马拉车的声音。他们逢人就讲，那架马车实在是大，当它夜半时分穿过街道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要比雷声都大。
17．群体的夸张妨碍智力（下）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之外，群体常常也会对意识形态进行夸张的处理，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了荒唐至极的地步，也毫不在意。
巴黎公社的暴乱成功之后，被广泛鼓吹的妇女权利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妇女开始公然抛头露面，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取得与男人相同的权利，除了穿男装、佩带枪支、骑马之外，一些女人甚至认为，蹲着小便也是妇女地位低下的象征。
为此，有人专门发明了一种为女子站立小便用的排尿器。这种排尿器的外貌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漏斗十分相似。
巴黎圣日耳曼南区有一位叫拉格非尔德的先生，他开了一家容器店，在公社建立起来后，由于限制公民饮酒，因此他的漏斗销量一直不佳。正当他为了这个发愁的时候，他的老婆给他出了个主意，把漏斗的价格提升一倍，然后全部当作排尿器出售。拉格非尔德先生半信半疑地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去做，结果一天之内就销售掉了七十套，第二天购买的人群在店门口排满了长队。
然而退货的女人很快又蜂拥而至，因为排尿器下端的导嘴是倾斜的，可以让尿流到较远的地方，而漏斗的导嘴是直的，用这种“排尿器”的妇女往往会将小便弄到自己的裤裆里。
这样的例子听起来十分滑稽，但它却是群体善于夸大的典型表现。
真实的情况还不止如此，群体往往还会夸大他们在某方面的感情。这使得他们开始信奉原始人的热情，信奉英雄主义，而这些东西在一个理性个体身上是绝对没有的。
群体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意识，他们只臣服于激烈的言辞、虚假的形象！
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为自己创立偶像，塑造英雄。
即使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同样夸张的表现，几乎在所有的传说中，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总是被群体无限地夸大，最终演变为一部史诗一样的神话。
这种夸大甚至还被带进了生活中。早就有人指出过一个现象——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18．群体的偏执与专横（上）
由于智力商数的下降，使得群体只能接受简单而极端的东西，即使在感情方面也不例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找出示例。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裁判法庭正是这样的东西，一场关于宗教教义的争论，最终被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所遏止。
当持有不同见解的教徒被实施火刑时，群体的一大极端表现就已经被揭示出来：
只要群体出现，那它就必然是偏执的。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对于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群体绝不允许旁人对他们的真理有所质疑，也绝不允许旁人持有他们所认为的谬论。这种偏执的情绪根深蒂固，除非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感情来取代，否则根本难以动摇。
当群体意识到自己的强大时，它的偏执就发生了变化。
当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与破坏性，并把这种力量与偏执结合起来时，群体就拥有了专横的性质。
理性的个人可以接受不同意见，可以接受矛盾，进行平和的讨论，但是群体绝不会允许此类现象发生。
根据我们已知的事实，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现场的局面失控，又没有一位所谓的英雄人物或当权者来进行约束的话，反驳者甚至会被当场打死。
遍布欧洲大地，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猎巫风潮足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不仅数以万计的人成为了猎巫队伍的牺牲品，甚至那些敢于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会惨遭不测。
在1704年的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妇女对他实施巫术，其中一个在被抓进监狱后逃了出来，但是第二天就被抓到了。在押回监狱的途中，对巫师切齿痛恨的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都想要亲手淹死她。他们把她带到海边，在她身上捆上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拴在附近一艘渔船的桅杆上。然后把她投进水中再拉上来，然后再投下去。
当这名妇女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人们又把她拖上海滩。一个暴徒专门回家把门板卸下来，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然后再在上面堆上大石，把人活活压死。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官出来干涉；那些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职守，对此幸灾乐祸，出来阻止这类行为的人无一不遭到恫吓和殴打。
19．群体的偏执与专横（下）
尽管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个方面，种族因素会再次起作用。
我们常说，一个民族会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它其实是指支配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
一个富于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够保持较强的个人独立意识。他们知道趋利避害，懂得一切人类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冷静而沉稳，较难受到鼓动而变得狂热。
在这方面，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为典型。
一个富于感性的民族，其性格具有易于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特征，而这也就决定了这样的民族势必容易陷入极端的情感不能自拔。
在这方面，具有拉丁血统的民族最为典型。
事实上，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是愚昧的行为，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在法国18世纪初期的密西西比股票狂潮中，金坎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散地。本来这条大街两边房子的租金只有1000里弗赫，但在这场风潮的推动下，上涨到了10000有余。有一个在街边摆摊的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每天的收入翻了一百倍。更离奇的是，有个驼背站在街头，把自己的后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竟然也赚到了一大笔钱。
当交易地点搬迁之后，新交易所的花园里马上支起了五六百个小帐篷和摊位，四处挂满了色彩鲜亮的彩带和旗帜。繁忙的人们进进出出，发出无休止的叫嚷声和噪音，甚至还夹杂着音乐。人们的表情随着股票的跌涨而瞬息万变，现场气氛狂热。
对于这种群众性的癫狂行为，正直的陆军元帅维拉尔感到苦恼，他无法容忍同胞们沉浸于这种蠢行之中无法自拔。于是他走上街头向人群大声呼喊了半个钟头，要求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从理性的劝告。回答元帅的是嘘声与嘲弄，甚至有人向他的头上扔鸡蛋和西红柿，使他不得不仓皇离去。
像这样的偏执与专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情感，拉丁民族群体所具备的特性，让他们变得不容反对，一旦有人对他们的信念和感情表示异议，便会遭受最猛烈的攻击。
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拥有感性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艺术与文学的发展。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民族性格却万万不能过于严重，否则一切善恶标准、是非观念都将会被轻易地抹杀。
假如一个民族过分地严谨而理性，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精神领域的空虚；但如果一个民族只按照情绪的指令来行事，那么简直无异于灾难性的后果。
20．群体渴望强权
我们已经知道，群体很容易产生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
由革命党人所掀起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在这场典型的群体狂热事件中，群体的另外一项重要特性也得到了验证。
这项特性就是——群体渴望强权！
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
因为在他们看来，仁慈心肠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两名工会活动分子被从英国派来协助土著工人。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在到达几天后，当地的农业工人就为了声援码头工人而举行罢工。另外，农业工人还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的要求。他们甚至还让营地的一些建筑物起火，并且自行武装，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这些人绝没有想到，苏格兰工人中有一位令人敬畏、声如洪钟的家伙，当他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就从车上一跃而下，用盖尔语大声谩骂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极其野蛮的语言攻击吓呆了，他们立即丢下武器逃掉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然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都不会听命于温和的人，而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
这个道理，早在1795年的10月，就被拿破仑·波拿巴看得清清楚楚。正是在这个月里，奉命镇压骚乱的他，破天荒地发明了大炮的平射技术，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那天清晨，一声令下之后，已经上膛的大炮就开始向“黑压压的畜群”轰击。
这段射程很近，足可以一击致命，然而当第一排炮打出之后，并没有将所有的人都炸死。有的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有的被炸开了腹腔，还有一息存在；有几个命好的人甚至没有受伤。
然而正当河水般的血流流向早已挖好的壕沟时，又是一声令下，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向了幸存者。刀劈枪击之后，那些刚刚还在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最后一声喑哑的呼叫。
几年后，当拿破仑进入议院，尝试着以演讲的方式来与议员们沟通时，又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抗。
于是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们逮捕，剩下的议员们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
群体永远都渴望强权。
他们喜欢的英雄，要永远像恺撒一样威严而残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会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
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有所醒悟，只是因为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
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这个专制者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而对强权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他们就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正像在大革命中所表现的那样。
21．群体的保守本能
群体常常呼唤变革，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在这件事情上，令我们上当的，不过是群体那超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和破坏力，而这种反叛、破坏以及杀戮的行为总是十分短暂的。
因为群体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策划。而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就是他们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如狂飙席卷，但最终仍要回归安宁，回归到初始的生活状态中的原因。
当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状态之后，它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
因此，只要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再一次为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他上台之后，他压制了一切自由，当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那些向他发出欢呼的，却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就能够对历史和民众革命有全新的认识。
群体可能会渴望着改朝换代，为这样的变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暴力革命，然而革命并非为了改变深层的东西，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
因此，群体的多变与极端，只能对一些表面的事情产生影响。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
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握有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因此被送上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
当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22．群体的道德（上）
如果我们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不具备任何道德。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群体既多变，又容易冲动，因此他们很难遵守我们对道德的定义。
假如我们改变一下道德的定义，把它定义成某些一时之间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群体常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当心理学家对群体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之后，往往就会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就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
因为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表现。
在17世纪初的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随口表示，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有好饭吃，并且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于是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立刻被抓了起来，在上百位成年人的围观下被绞死后烧成灰烬。
更残忍的事情发生在17世纪末的北美洲殖民地。一位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勇敢地拒绝了这种指控，但还是遭到了处决，他被活活挤压致死。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了回去。
这样的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而这些例子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前面的研究，那就是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23．群体的道德（下）
群体标志着杀人放火，标志着无恶不作。
然而，他们也不总是这样，甚至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
而这样的崇高行为，孤立的个人是绝难做到的。
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时，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达到让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当教皇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民众东征时，所有人都显示了他们的热忱。他们为了购置刀剑，急于卖掉自己的财产，无论价钱多低也不在意，就像是被关押很久的囚徒急于缴纳赎金一样。强盗金盆洗手，封建领主停止了聚敛，下层民众也不再怨声载道。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上帝而战。”别的想法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当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自愿参军，一再击败联军。
当我们回顾历史，群体为了自己仅仅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
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儿养家糊口的薪水。
因此，只有群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理性的个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使得他们只会把个人利益当成行动的唯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却绝难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
事实上，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一次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因为在这种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仿佛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样。
24．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群体能够让好人变成恶棍，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
然而群体同样具备相反的能力。
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当个人融入群体之后，往往会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水平，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恶棍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地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
在1792年9月短短的一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里；当要杀的人太多时，由于断头台行刑的速度太慢，他们甚至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进行轰击。
尽管被杀的人血流成河，那些执行屠杀的罪犯们，却并没有把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别针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们放在了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那样做的。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1848年的七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弹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利宫。然而这些呼啸而过的群众，却并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而那些让人兴奋不已的艺术品和珍宝，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群体对于个人，存在绝对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很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可以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不在骚乱或战争那样严重的环境里，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会要求他们的英雄具有夸张的美德，而同样地，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
一般可以看到，在一次群众性的集会当中，即使它的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能够表现得一本正经。
无论是放荡不羁的浪荡子，拉皮条的人或是粗鲁的屠夫，在某些危险的场合进行交谈时，也会经常一下子变得轻声慢语。
尽管群体经常会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来，但是他们也会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
假如我们把不计名利、绝对服从、勇于献身真实或虚假的理想算成美德，那么毫无疑问，群体必定是最具备这种美德的人。在这一方面，群体中个人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1．群体只接受简单观念
简单地说，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有两类。
第一类是时髦的观念。这类观念因为环境影响而产生，非常容易让人着迷，然而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很少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第二类是基本观念，比如说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一类的范畴。
相比起第一类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不过现在，那些曾经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遭遇了严重的动摇。
无论为群体提供上述观念中的哪一种，它们都必须是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不容置疑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必须是最简单明了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并且容易夸张，容易陷入极端。正因为如此，想要某一种观念对群体产生有效的影响，它就必须披上形象化的外衣。
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在18世纪英国的南海股票风潮中，一位诈骗者的手段简单而大胆，他发布了一份募股说明书说：“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的资本，一共分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镑，定金两英镑，认购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就能得到100英镑的股息。”
第二天上午九点，当他打开康恩希尔街办公室的房门时，疯狂的人群蜂拥而入，几乎要把他挤倒。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已经卖出了1000股，并且都付了定金。这个大胆的骗子在五个小时里就赚了2000英镑。他见好就收，当晚就逃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个同样成功的骗局，行骗的手段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只不过是一些扑克牌形状的纸片，上面贴着“环球饭店”的标志，刻着“帆布许可证”的字样。按照诈骗者的说法，持证人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里，随意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厂的股票，而这种许可证在交易市场上的售价高达60个金币。
类似这样的骗局还有许多，它们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然而它的效果又是那样地好。这种盲目的轻信，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群体的简单观念上的。
也只有靠形象思维得来的简单观念，才会让群体如此盲目而轻信。
而且，尽管以上的骗局一个又一个地被揭穿，民众却绝不会因此而停止受骗，相反，无论到什么时候，受骗者都大有其人。
2．如何让群体接受新观念
只有简单而明了的观念，才能被群体所接受，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观念都是简单明了的。
想让它更容易被群体接受，就要对其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其更加通俗易懂。特别是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以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因此，对它的改造也就来得更加深刻。
尽管随着种族间理性程度和聪明才智的不同，这种改造有的时候大一些，有的时候小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改造的方向都必须是低俗化和简单化。
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看，观念从来不存在等级制度。我们从来没发现哪种观念会比另一种高明，这是因为不管观念刚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只要它一进入群体的智力范围，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便会被立即剥夺殆尽。
17世纪俄国的变革，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彼得大帝尝试着在俄罗斯展开一场全面的改革时，所有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技术成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而且这种抵制不仅仅来自于万千民众，甚至皇太子都加入到了其中。
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以群体的智力水平，是无法接受一套复杂的变革观念的。
于是彼得大帝被迫做出了调整，将这套变革观念改造成了最低俗也最简单的形式，以便在民众之间传播。
改造后的新形式是——从男性臣民的脸部入手，剪掉他们的胡子。
当彼得大帝的欢迎宴会开始后，卫兵们就冲上前将来宾都按住，强行剃掉他们的胡子，震惊的来宾甚至还没回过神，就已经成为了新观念的接受者。
3．群体难于被动摇
我们始终认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旧观念很难被消除，对待同一个明显的道理，有理性的人或许会接受，但是换成缺乏理性的人，则很快会被他无意识的自我带回原来的观点，
人们将会看到，过不了几天他就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
所以说，群体很容易处在旧观念的影响之下。
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这种观念，才是影响着我们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
这就意味着，只要观念能够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中，并且产生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就是徒劳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学现象：所有的群体都很难被动摇。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个世纪里，所有人都信奉君权神圣，民主与自由的观念根本无法在法国保有一席之地，谁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些，一定会被当成疯子。甚至哲学大师伏尔泰也因为公开宣扬天赋人权，两次被囚禁在巴士底狱，最终被赶出了法国。然而正是这些曾经被嗤之以鼻的观念，引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观念深入群众的心中后，就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
在它的引领之下，整个法兰西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出的不懈追求，不仅让整个欧洲王室都摇摇欲坠，甚至让全世界都陷入了深刻的动荡之中。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都为血海淹没，那种旨在毁灭一切的大屠杀，即使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士兵看来，也是胆战心惊的。
这种灾难性的悲剧后果，正是因为观念的传播引起的。
群体的激情或许超乎你的想象，这是因为它们很难动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
诸如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所有这些基本观念都包含了一些令人叹息的错误。
然而尽管所有的政治家都清楚，但是迫于这些观念的强大影响力，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
4．群体的伪推理能力
我们不能绝对地断言：群体没有推理能力。
然而，群体所能接受的论证过程，从逻辑上说，属于十分拙劣的那一类，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
在此，我们姑且把它命名为：群众的伪推理能力。
这种伪推理能力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
他们的推理方式与爱斯基摩人非常相似，比如爱斯基摩人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
又比如在亚洲一些野蛮人的部落中流传着这样的风俗：当他们将骁勇善战的对手击败后，往往会吃下这个人的心脏，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他的全部力量和勇气。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他们认定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工人。
再如澳洲的土著居民朱瓦西人，常常会把自己的箭赠与另一个猎人，然后他就有权分享这个猎人射杀的任何动物。猎物被认为“属于”杀死它的箭的主人，即使狩猎的时候他并不在现场。
从这里可以看出，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是表面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因此不妨这样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并且绝不会受到推理过程的影响。
这样看起来，只要能够为群体提供这样的论证，那么也就等于操纵了群体。
事实上，当我们重读一些演讲稿的时候，常常会为其中的漏洞和错误感到惊讶，然而正是这样的东西，竟然对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会忘记一点，那就是这些演讲稿并不是为哲学家准备的，而是用来说服民众的。凡是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无一不擅长激发群体，在它们中间创造一个有诱惑力的形象。
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即使有二十本真知灼见的著作，也比不上几句能够号召起头脑风暴的话语。
而这就意味着，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
5．群体的想象力（上）
有句谚语这样说——瞎子的听力比常人更敏锐。
正如这个此消彼长的道理一样，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也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
对于群体来说，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次事故，往往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唤起栩栩如生的形象，而这种超常想象力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不具备的。
这样看起来，群体就像是一个睡着了的人，他的理性已经被搁置脑后，只凭形象思维得到结果，就像在做梦一样，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丧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就变得十分模糊，甚至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群体的这种想法十分强烈，以至于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极端情绪。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
凭着这样的信念，群体只关注一个事件中最离奇、最不同寻常的、最传奇的一面，原因便在于此。
我们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现象。
比如说，在德属东非的土著居民看来，一艘军舰的强大与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门火炮，多大的吨位，或者多厚的装甲。这些原始部落中的居民判断这个问题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足以让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著人不认别的，只认烟囱。
在他们看来，一艘军舰的烟囱越多，那么它的实力也就越强大。于是，当英国人的一艘双烟囱军舰来到非洲海岸时，当地居民纷纷向他们表示友好，转而弃宗主国于不顾，因为当地的德国军舰是老式的驱逐舰，只有一根烟囱。
德国人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于是从国内调来了一艘有三个烟囱的巡洋舰，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当地土人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烟囱的军舰，纷纷前来观看，并给它起了个响亮的绰号——背着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
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几天后，“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就不再是土著人的英雄了，因为英国人开来了一艘船，上面足足有四个烟囱，每一个都冒出滚滚浓烟。
德国总督对此大感困惑，难道英国人为了炫耀武力，竟然调来一艘战列舰？
答案很快揭晓了，这艘四个烟囱的船根本不是什么战列舰，而是拉煤炭的商船，因为锅炉老旧得厉害，所以要多加一个烟囱排烟。
这一下，德国人彻底无话可说了，一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变不出一艘五根烟囱的船，二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些土著人怎么会以这样奇怪的角度来分析事情。
然而，这正是原始思维的典型思考方式，只依靠鲜明的形象进行判断，并以此取代正常的推理能力。
事实上，假如我们尝试着对一种文明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其实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而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群体无视现实，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富有逻辑的劝告，群体都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动摇，都会我行我素、
能够打动他们的因素，只有形象。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为群体只会形象思维。
6．群体的想象力（下）
其实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就知道，凡是那些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会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
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原始部落，仍然会在狩猎活动以及战争之前，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仪式。当狂热的集体舞蹈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巫师就会进入一种异常的意识状态，人们便相信他们激活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因而可以游走在宇宙的任何一个空间，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并赋予部落民众额外的能力。
而在古罗马时代，任何政治决策都离不开一句著名的座右铭：“要面包也要娱乐。”在罗马民众的眼中，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除此之外，他们再无所求。
根据记载，当角斗士一出现在圆形剧场中央，每个观众都会瞪大眼睛，力图看清他们是何许人也。观众们不但有高涨的热情，参与的声浪也很高，倘若有角斗士仓促上阵，就会遭到观众的起哄，甚至有情绪激动者从座位上站起来，一面跺脚，一面手舞足蹈，威胁角斗士。
不仅如此，观众之间也会产生矛盾，有时候会因为对某个角斗士的评价出现差异而大打出手。刹时间，观众席就会变成拳脚表演场。
当实力较弱的角斗士不敌对手的时候，观众席上立即会响起嬉笑声；就连妇女在内，有时甚至供奉灶神的贞女也会站起来，不仅做出拇指朝下的蔑视动作，还严厉谴责打得不好的角斗士，并威胁要揍他们。
可以看出，这种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
即使到了现代，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时有耳闻。
在某个大众剧院中，剧院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就不得不保护那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以免他受到那些义愤填膺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叛徒的罪恶不过是剧作家想象的产物。
可以说，这样的故事是对群体心理状态的最好揭示，尤其反映了鲜明形象对群体想象力的影响。
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的判断：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过程，虚构的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几乎比现实因素的影响还要大，他们对于这两者，有着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7．掌握群体的想象力（上）
想要领导群体，就要在他们的想象力上下大功夫。
因为在历史上，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上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除此之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国会中演讲时曾经这样说过：“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一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自从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而拿破仑恰恰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终其一生，拿破仑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淋漓尽致地运用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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