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这个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邹煜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一个人与这个时代试读：

书名：一个人与这个时代

作者：邹煜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01

ISBN：9787313103932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20年。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白岩松走进了《东方时空》，走进了中国电视，开启了他的电视新闻人生。这20年的中国电视新闻，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年，从电视新闻杂志、直播连线到新闻评论，电视新闻的传播语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集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和新闻评论员于一身的白岩松，作为20年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亲历者、参与者、记录者，他的这20年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这20年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通过白岩松讲述这20年里他所亲历的故事，他所关注的新闻和人，打量他、记录他，更重要的是，记录这个时代。

总序

曾几何时，节目主持人，这个现代文化的新生骄子，这个传媒领域中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于一身的最具使命感的传播者，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中集社会性与人际性于一身的最富亲和力的交流者，蓦然成了吸引众人眼光的焦点人物。节目主持人不仅成了许多人跃跃欲试的热门职业，更成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对象。而一线节目主持人纷纷著书立说，将自己对主持节目的切身体会、深刻思考以至自己的生活经历奉献给了读者。这些文字已成为节目主持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的确，近30年来，主持研究的队伍在日益壮大，研究的领域在逐步拓宽，研究的思路在不断突破，研究的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中国节目主持理论的探索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主持人的著述对于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整体发展，对主持人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在研究、探索主持人理论的队伍中，业界的主持人好比是太阳，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好比是月亮，那么月亮没有了太阳的光辉也只能叫“月球”，不能叫“月亮”。因为中国主持人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实践，必须加深人们对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的认识，必须以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主持实践为基础，必须从具体、形象且富于个性的主持人实践中，选择、提炼、加工、浓缩，最终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持人理论。只有这样，主持人的研究才能保持住生气与活力，才能发挥具体作用，解决现实问题，取得良好效果，才能使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获得一个稳定、坚实、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托，赢得一个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

而反之，如果业界主持人不重视经验的总结，不从理论上提升，远离学界，好比“太阳”的光辉不能照耀其他的星球，那么其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自燃”了。毫无疑问，一个成熟的主持人节目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但不失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持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主持人的职责不是机械地将单个节目内容进行堆砌、增减，而是要在“全面了解节目构思、素材，熟悉播出依据，清楚各个环节起承转合的前提下，能动地组织、串联、协调好节目的各部分内容，完成节目的制作、播出”。（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第2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如果主持人不多加思考，不注重理论修养，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就未必能深刻透彻地把握好本职工作的丰富内涵和广袤外延，就未必会从大局着眼、小处入手，就未必会树立牢固的节目观念和服务意识，以致影响到整个节目的传播功能与传播方式。

总之，节目主持人著书立说在广播电视的传播中占有突出地位。他们既是研究主持传播规律、特点和方法的主体，也是研究主持传播规律、特点和方法的客体。主持人的著述对于主持人逐渐走向成熟，对于人们认识主持传播的规律运用，并用这些规律来指导主持人创作大有裨益。主持人能将理论与个人的实际体会相结合，带着问题，把自己摆进去，长于发现、勤于探索、敏于领悟、善于总结，充分施展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研究中有所创造，在学习中得到提高，从而为主持人的研究提供更多独到的、鲜活的素材，打造出更有价值、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钻研精神难能可贵。

主持人虽然不是影视明星，但是成功的主持人头上的光环或许比影视明星更耀眼，因为他们的成功不仅能像影视明星那样让青年人羡慕，而且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更能得到青年人的敬慕，青年人从他们身上能获得更多的“正能量”。

基于以上几点，基于我们心底的那份责任感，基于对主持人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理性认识，基于对生命、事业追求中的那份热爱，我们组织了部分华语名主持人和学界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共同编纂了这套《华语名主持人丛书》，并逐步向大家推出。

十月一到，就有了浓浓的秋意。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期盼能和读者一起分享这份秋天的果实。编委会2013年10月

让白岩松自己说（代序）

为主要的栏目载体，主要身份是一个人物的采访者。2. 我觉得《东方之子》最重要的，从第一期节目开始，就建立了一

个“平视”的概念，提的问题不会都是献媚的，而就是问题。3. 在《东方之子》，我觉得非常幸运，一做电视，首先接触的是人，

因为它是所有传播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我们之所以关注新闻，是

因为关注人，关注我们自己，关注人类的命运，所以人永远是（新闻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4. 我认为好的记者都是啄木鸟，而不是喜鹊，不是天天让人开心。

记者天生就是啄木鸟，就是通过叼出树上的一个又一个害虫，既

给自己提供食物，也让树木和森林保持健康的一群动物。5. 我觉得一个主持人要善于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只有发自内

心的东西才是最准确的。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同行，他

的感受其实没错，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不敢表达自己的感

受，不敢放大自己的感受，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慢慢

地你就很空了，别人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真实情感、你的真实

思考。6. 作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或者一个好的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永远不

偷懒，不要在别人的结论那里就终止了。再往前走走，看有没有

新的发现和结论。现场不只是一个事发地，现场有无数，包括心

灵现场、信息现场，都是现场。你多在现场徘徊一会儿，多去看

一些细节，也许新的发现就出来了。7. 细节处才有真正的事实。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不聪明的，但是我

不认为聪明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是聪明人做笨的活儿，最后你才

会有智慧。8. 我跟自己确定的边界是新闻和人。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奥运会难道说不是大的新闻事件？那是全覆盖的新闻事件。而且

奥运会也是一种推动力，我有机会进入到奥运会里面，我就能够

有机会改变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语态，由散文化的向新闻化的方向

改变，那你就是一次推动。2012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开闭幕式

跟以往不一样的，而且你做了，就逼迫原来的模式也要发生改变，

多好啊。9. 过去的评论是纯粹的依附，要依附于新闻的后面。现在你会发现，

有的评论甚至要独立生长。有的时候，这个新闻本身没那么大影

响力，但是，对这个新闻的评论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到最后，

大家可能都忘了我说的是哪条新闻了，但是，我说的“总理说了

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又生长为一条新的新闻。10. 很多年前我就开玩笑，拉条狗进中央电视台，连播一个月就成名

狗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稍微可以稳定心神地去

说的是，二十年了，我一直在第一方阵里头。因为我还在长跑的

过程中，最后的冠军不重要，因为这个过程，你如果一直在做，

而且你不断地开疆拓土，我觉得我可能跟好多人最大的区别就在

这儿。11. 为什么要去改革，要去推动？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有一天，我

多么希望，我能以新闻频道对手的方式做出一个新的频道。不是

为了跟它成为对手，而是为了打破垄断，形成竞争，多元化，让

新闻有不同的色彩。12. 我觉得互联网到哪个国家都不如到我们中国来得恰到好处，它会

改变我们很多东西，尤其是从干传媒的角度来说，你要学会：你

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是你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13. 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谁都是迎合。不一定大比例的声音就一

定是对的，不一定。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永远站在更理

性的一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勇敢地发出你的声音。

而不是说，我有可能得罪很多人，算了，明哲保身吧。那这个社

会永远进步不了。14. 我对未来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之中更大的比例是乐观一些的东

西。但要真想让这乐观变现，就得行动，就得敢于变革，敢于迎

接挑战，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同样如此。

1 -1993 触“电”：电视人生前传

“流行音乐是我的爱好”

①从零开始：流行音乐活力四射

从《小城故事》到《乡恋》，初起步的流行音乐在大陆就像一支孩童手中的万花筒，变化出千奇百怪的色彩。为此，习惯了平静的人们以各种目光，出发于不同的角落，纷纷评说。1993年7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流行世界》，其中第一部分就是白岩松撰写的《动荡节拍——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风云榜》

从《军港之夜》到《夜色阑珊》，流行音乐在依旧的众说纷纭中壮大着自己。走自己的路与“它山之石来攻玉”并存。

从《我们是世界》到《让世界充满爱》，借助世界和平年的圣洁，中国流行音乐以积极的正面形象站立在国人的面前。当歌手齐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社会终于伸出双手，以一颗爱心拥抱了流行音乐这个新生儿。

辉煌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接着而来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当时，没有人在想这些问题。从《信天游》到《黄土高坡》，大陆歌坛吹起“西北风”，如一针强心剂，使歌坛的辉煌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②潮来潮往：却道今不如昔

从《悔恨的泪》到《麻坛新秀》，流行歌曲在大陆变了味，俗、邪、土在短期内成了流行音乐的主流。过早辉煌的大陆流行音乐终于在这种畸形发展的打击下，露出先天不足的病弱面目。“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外来歌星的排挤，面对眼前伸手可待的金钱，一些歌手忘记了身上的责任，开始自拆舞台，阻挡前行的脚步。

从大陆到英国，从香港到日本，实力派歌手开始卧薪尝胆，只求他日东山再起，空荡的歌坛让给了“年轻一代”，让给了偶像派，让给了“外来之星”。

从《命运不是辘轳》到《共有的家园》，歌坛宁静时期不断出现亮点，让人感受到流行音乐发展的脉搏，虽然短促，然而有力。

③乘虚而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从《月亮代表我的心》到《我的中国心》，外来的和尚初涉界河。不入流歌手受欢迎和巨星受冷落并存，港台海外难以把握大陆歌坛的脉搏。《冬天里的一把火》，把域外歌手的热度烧了起来，费翔在大陆成为歌迷第一个追逐的偶像歌手，大陆歌手在引进版和外来星的冲击之下，慢慢失去如雷的掌声，大陆歌坛变成港台星空。

从《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到《一生何求》，“外来之星”在大陆受到的狂热喜爱，不仅出乎我们的预料，甚至连“外来之星”自己都没有想到。“外来之星”成为大陆歌坛的绝对骄子。

面对“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局面，社会上议论四起，在哀叹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今不如昔的同时，又不得不感叹港台流行音乐的高水准和可取之处。

④盛名之下：港台有时难负“民歌复兴运动”和“粤语入词”揭开了台湾、香港流行音乐真正的发展序幕，台湾流行音乐的原创性高和香港的“借曲填词”成为各自特色。

人们的失望从何而来？偶像派歌手红透半边天，创作力衰退，港台歌手互攻，新人被拔苗助长，使外面的世界有时不精彩。

香港的“达明一派”、台湾的齐秦、黄舒骏、赵传、罗大佑、林强、陈升等人，以学院派独有的前卫性和新的创意，代表着流行音乐追求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一面。

⑤风霜雪雨：摇滚乐突飞猛进

一鸣惊人的大陆摇滚乐，应了“枪打出头鸟”这一古谚，忽进忽退，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争。

摇滚乐在大陆全面爆发，众多摇滚乐队平地而起，各自挑起专属自己的音乐旗帜，对崔健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摇滚乐在大陆从幕前走到幕后，《太阳升》、《解决》等一盒又一盒高水准专辑成为歌迷抢购的焦点，摇滚乐成品形成第一次大规模冲击。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大陆摇滚乐，仍然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最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理解。

⑥急功近利：盗版日渐猖獗

盗版、侵权，是伴随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而逐步升级的。“外盗”港台优秀曲目，让“它山之石来攻玉”；“内盗”国内好作品，使创作者饱尝无法可依的辛酸。

偷盗港台流行音乐成品，是大陆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传统”，从歌曲到配器，从录音带到激光唱片，港台流行音乐制品源源不断地为大陆盗制者提供着伸手可得的发财机会。

针对一天比一天猖獗的盗版带，有人就套用了一句广告词感叹道：“就真的无药可治了吗？”

⑦唯我独尊：找寻自己的创作

猴年伊始，《红太阳》磁带奇迹般地发行了500万盒。当人们为“老歌新唱”获佳绩，流行唱法又新生高声喝彩时，大陆歌坛缺乏自己的创作，却显得更加突出。

从施光南到谷建芬，从郭峰到徐沛东，年龄的限制、金钱的干扰、创作的不专一性、对流行音乐把握上的误区，正在拉大创作者和流行音乐创作之间的距离。

流行音乐的感受、都市文化的归属、宏观意象的渐退……我们需要真正的流行音乐，而不是四不像的作品。

广州与北京，是当今中国流行音乐的两大创作中心。南国的集团军作战和北国歌手的自觉创作，使两地交相呼应，提高着大陆的创作水准。

⑧流行音乐：重新计划现在

云游四方的歌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音像出版单位、如同“局外人”的创作者，构成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现状。而把三者联合在一起，走包装歌星和唱片工业化的道路，是解决流行乐坛不景气的一个良好办法。

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对于流行音乐来说，犹如亲密的伴侣，谁也离不开谁。对于流行音乐来说，媒体的作用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日趋重要。

面对庞大的歌迷群体，面对日益更新的技术，争争吵吵的流行音乐“生存观”应当早早结束，流行音乐，需要重新计划现在。“音乐常常让他真情流露。”《新闻1+1》的编导刘楠如是说。正如他在《痛并快乐着》中讲到，在他采访内蒙古同乡斯琴高娃时，不知怎么搞的，“音乐一响，一切都不同了”，当钢琴上传出耳熟能详的《蒙古人》那首曲子时，“一瞬间，我仿佛被电击了一样，故乡的一切都回来了，那香草、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绿色、那高高在上的白云还有亲人与朋友的笑脸……眼泪不由自主流下，直到转成号啕大哭，没有人惊讶，有的只是理解的劝慰和声援的抽泣声，我终于知道，故乡一直在我心中……”刘楠说，岩松酷爱音乐。她说，白岩松听小娟的民谣、“痛苦的信仰”的摇滚，看最新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福尔摩斯》，饭桌上岩松还和她聊话剧《喜剧的忧伤》，一部关于日本喜剧审查制度的反讽剧。伦敦奥运会，白岩松做《奥运1+1》节目，每天都在选歌，用到节目短片里。有同事说，白老师，我还跟你学会了怎么选歌。孙杨拿了男子第一块金牌，白岩松想到了16年前的1996年，自己采访拿了两个第四名的蒋承稷，然后2004年中国游泳队的银牌、2012年的金牌，于是他选了张行的《一条路》，并说：“这歌配得上这16年中国游泳队的路程。”刘翔退赛，当晚的节目，白岩松第一时间采访到刘翔的父母，他给MV配的歌曲是《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2011年4月6日，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评论鲍勃·迪伦的音乐（视频截图）白岩松曾经说，将来岁数大了，自己想去做音乐节目，节目会咬住“人”和“情感”这两个最关键的词，这才能真正触动观众。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新闻节目中，开始了某种“实验”。2011年4月6日，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第一次来中国演出。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进入《新闻1+1》关注视野的题材，但是白岩松在《新闻1+1》坚持做了一期“另类”的节目，名字叫《让答案在风中飘一会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白岩松说，《答案在风中飘》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是1963年，现在过去了近50年，过去的鲍勃·迪伦被大家认为是反叛的，今天听来已经像励志了，一个男孩要走多久才会成为男人，炮弹要在空中飞多久，才可以终于把它禁止。他说：“那个时候听来像是躁动，今天听来已经像莫扎特了，……让你感觉中国真的变了，因为变得更从容、更自信，在文化方面更加繁荣，更与世界去接轨。”这期节目的编导之一就是刘楠，她说：“那天整个下午，我们从新闻记者临时转行为娱乐记者，联系各路歌手、乐评人，浸泡在鲍勃·迪伦的节奏中，恍如隔世。”她评价道，这当然不是假公济私，岩松在这期节目中，努力挖掘了鲍勃·迪伦的社会性和新闻点，比如，鲍勃·迪伦是丈量中国和世界距离的符号之一，鲍勃·迪伦的到来是一面镜子，照到了今天的中国。而最后节目的落脚点则是：从中国摇滚乐25年的发展轨迹看时代变迁。

首次“触电”

1026

1990年8月6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开播，也就是1026，现在这个频率叫“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当时这个节目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那可是北京破天荒的新节目、新的频率。因为，当时围绕着中国广播的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珠江经济台开始的。

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直播电台，也是第一个板块节目模式电台。珠江经济台对大板块节目进行了尝试，广播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因为电视的突如其来，对广播的冲击是极大的，当时也正是广播的最低谷。而我当时正好在《中国广播报》工作，对于这个情况我还是很了解的。

正因为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播的改革率先从广东那边开始探索，要走出来。因此珠江经济台率先创立。“门外汉”进广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北京台也开始进行这种变革，从人民广播电台向新的模式转变，因此北京台开办了1026——北京经济台，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比较大的一种变革。据北京市统计局当时对8个城近郊区的抽样调查，开办不久，北京经济台总的收听率为76.7％，听众各个层次都有，这个结果令人鼓舞。

这时候，北京经济台向全北京招业余主持人。我正好在报纸闲着没事，那个时候报纸已经做熟了，一个礼拜的事，我一下午就能做完。我就去应聘，没想到顺利应聘成功，就开始做广播主持人。最开始和人搭班，我印象还很深，咱们有个撰稿人叫任卫新，他的夫人当时是主持人，叫枫桂，她带我。做了没多久，我就可以独自做了。

我做得最长的是从晚上七点半做到晚上十二点半，自己找音乐，自己找话题，自己写稿子，自己策划。所以那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我等于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做了一年多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那训练还是相当多的。因为你原来的确是纯粹的门外汉，可是你进了广播，你要做主持人，你要去组织语言，去组织节目，而且广播那个时候更自由，你经常有机会一个人去把这些全方位的东西都准备好。这段经历一直持续到进入《东方时空》。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1026那一年多的主持生涯。否则的话，恐怕也没有今天的我。

后来做电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已经不复杂了。克服心理关

因为经济台的节目是直播，选题都是自己做，每个小时分成不同的板块，都是我自己去准备，当然我也参与策划。尤其后期做节目，人家放手之后，参与策划就多起来了；对我信任之后，那就更放手，更放手之后其实我参与策划就更多了。另外，我觉得它当然帮我过了一定的心理关，因为做直播，刚开始我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紧张，害怕出错啊，等等。但是做的时间长了也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后来包括我能在电视里做直播，相对来说比别人不那么紧张一点，恐怕也跟之前在广播里做了一年多直播有关系。

但是很遗憾，没有在1026继续做下去，因为电视这块开始做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电视这边也主要是晚上，因为白天我要上班，广播电台的直播也恰恰都是晚上的时间，所以就没法做了。在白岩松进入《东方时空》被要求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他心里有点打鼓，不是因为采访或工作的难度，而是怕在电视上一出图像，在电台的同事一看到，发现自己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是有些不妥。最后在制片人时间“谁早上看电视啊？”的劝说下，白岩松才横下心来走到镜头前。在1026，难道就不担心被同事听到？

回想起在1026的那段日子，很奇怪，单位同事那个时候反而都听见了。当时我正好在《中国广播报》，而且那纯粹是我的业余时间，真是干涉不了。因为所有的直播全是在晚上七点半之后，纯粹的业余时间，一是你是办广播报的，好像同事觉得你做广播也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个是业余时间。

那个时候，大家还经常在办公室里议论，昨天你的节目做得怎么样，等等。

大事记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3月26日　《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新华社向海内外全文发表了这篇通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4月3日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5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次颁发“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和入选作品奖。“五个一工程”即：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片）、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文章。7月25日～8月9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列第四位。10月12～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3年3月1日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新闻改革付诸实践，新闻实行滚动播出。每天播出次数由原来的5次增加至12次，播出时间由早上8点改为早上7点开始。3月15～31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27～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

2 1993-1996 好奇：命运的偶然转身

印象最深刻的节目1993年，在青藏高原拍摄电影放映员赵克清1993年　我觉得1993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毫无疑问有两个：一是，《东方时空》的第一期节目——“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因为我觉得第一期节目是一个符号性的标志，就是你亮相了，从此走上电视新闻节目主持这条路；二是，《东方时空》第100期的那期节目——“电影放映员赵克清”。我个人认为“电影放映员”那期节目是最重要的一期节目。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让我的采访方式得到了周围尤其是业内的广泛认同。那期节目播出以后，有多少人去我的办公室，说你那期节目的采访真好。我也成为《东方时空》的第一个最佳主持人，它甚至让我意识到，我好像真要跟过去的生活说再见了，我真的变成主持人了。主持人，这是一个让我非常陌生的词语。1994年　1994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后有两个月在日内瓦跟随龙永图在内的整个代表团报道中国的复关（后来叫入世）谈判。那是中国电视第一次报道龙永图他们整个的谈判进程。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我记得1994年的春节刚过，就接到了孙玉胜的电话，他说你去瑞士吧。我当时一下就晕了：第一次出国，居然一下子就去了一个那么远的地方。当时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蒙的，没出过国啊，而一去就那么长时间。因为春天去拍了快一个月，到年底的时候又拍了好多天。但是，那次是我收获巨大的一次。1994年在日内瓦采访中国的复关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总部大楼前留影我觉得也不光是我收获了，因为那是第一次有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去拍摄整个复关谈判。龙永图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贡献了像“双赢”等这样的概念，过去我们不了解什么叫“GATT”、什么叫“规则”、什么叫“双赢”，等等。这些都是从1994年的整个拍摄过程中出来的概念。当然，我在龙永图及整个中国代表团跟国外的谈判过程中，也看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也是我个人第一次真正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了解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博弈、谈判，然后“关税”、“市场”、“双赢”、“自由度”等无数的新概念扑面而来。到最后，我觉得对日内瓦的美丽景色反而印象不深，但是，整个跟世界的博弈，想想尤其是在1994年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是印象深刻的。1995年　我觉得1995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两个：一个是《东方之子》的“长江人”系列，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接了地气。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和那种泥土的味道，以及那种空气中弥漫的变革的味道等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这种接地气很重要。二是“学者访谈”系列。这是我在1994年年底开始悉心准备、第二年年初完成的。我觉得学者系列让我接了心灵之气，了解了这些大师，了解了人性，了解了人格是更高的学问，使我受益一生。我觉得我真正的、大的转变，是在1995年。

“混”进电视

进《东方时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做报纸，《中国广播报》，不断地在上面写文章，慢慢地就被周围小范围的人知道，可能是这些人还觉得，这小子的文章写得还蛮有意思的。

当时《东方时空》正在筹办，四处招兵买马。当时《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找到崔永元：“有没有人啊，哥们儿，介绍点人。”那小崔介绍的人当中有我一个。1993年，创业时与《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在地下室住处合影

有一天，时间就打电话过来，说见一面吧。当时对于我来说，不管哪的人，见一面就见一面呗，也没什么负担。

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他准备了几篇人物采访稿，那是我当时采访香港歌星的几篇稿子，当然是用我的方式去采访的，不是那种娱乐的、八卦的，就是人物采访，因为我已经连续在《中国广播报》连载了，而且当时在中国最牛的流行音乐杂志——上海的《音像世界》上连续连载了将近一年我的人物访谈稿。那是当时中国最牛的音像杂志。所以，我挑了几篇给时间，时间当时看了两篇就说：“你就是我要的人。”我是策划，不是主持人

虽然我进入《东方时空》就走上了主持人的道路，但是请注意，时间当时找我的时候，不是选一个主持人，而是要找一个策划。这个策划是帮着主持人来设计问题，帮着栏目去分析一个人物。

当时之所以让我去做策划，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采访人物的方式跟过去不太一样的缘故吧。我的方式不是那种简单的、面上的，还是应该相当深的。那我觉得这跟我对流行音乐的熟悉是有关的，所以就这样，时间说，好，赶紧来上班吧。这是兼职，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晚上去，所以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

年轻人有大量的时间，而在当时，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也是一种时尚，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

自己是主持人了？

在《东方时空》栏目做了100期节目以后，我对自己有了两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决定从电台去到电视台；第二个定位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主持人了。“谁早上看电视啊？”

之所以有这两个定位，我觉得主要有这样两种原因。

第一个是当时电视台很牛，大家都想去。可是，第一次电视台让我去的时候我没去，我给拒绝了，那好像是1993年三四月份的事。我为什么拒绝了？因为当时我正在筹办《流行音乐世界》，我还是认为这边是主业，那边不过是个兼职。最开始让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没太想干，因为我觉得怕人认出来，影响本职工作，影响不好。

但是，时间说：“谁早上看电视啊？”我一想也是，只是没想到《东方时空》很快火了。

因此我第一次是拒绝的，也就是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想从电台去电视台。

那么，直到1993年大约六七月份，我筹办的《流行音乐世界》报纸被主管部门给毙了。因为当时领导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他觉得中国为什么要办一个关于流行音乐的报纸？流行音乐还不是社会的主流，甚至意味着还遭受着某种歧视，所以这张报纸被毙掉了。虽然已经开始试验做样板，而且名片都已经印了，但由于这张报纸被毙掉了，我才下决心，从电台去到电视台。那这是第一个决定，是被动的，因为自己筹办的报纸被毙掉而导致的。“我主持人？别逗了！”

第二个是主持人的自我定位的问题。虽然孙玉胜在《十年》中提到，《东方时空》第一天播出后，同行的评价不高，觉得除了《音乐电视》之外没有什么新意。可能很多人会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但是我必须清晰地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进去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关注外面的评价。

首先，因为我当时没打算拿这儿当主业；其次，大家更在意自我的评价，也就是自己认为好不好，自己想干什么。所以没去关注别人的评价。不像现在，做个电视，大家会看收视率，会看其他很多很多东西，被舆论绑架，被收视率绑架，被其他东西绑架。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别人怎么说，如果别人说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怀疑一下。

因为最开始我是“被”当做主持人的，而我也一直是像做记者一样地去采访，做我该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接到我们组的一个编导乔艳琳的电话，她告诉我：“小白，你当选咱们整个《东方时空》第一季度唯一的一个最佳主持人。”我一愣，说：“我主持人？别逗了！”她说：“是。”

那天在电台旁边，正好要跟哥们儿去吃饭，而且还是接的呼机，我回的电话，我印象很深。

从那天开始，突然犹犹豫豫当中，我觉得，我是主持人了。

所以，这是这两个定位的由来。1993年，《东方时空》最早的联欢最重要的是自我评价

在当时的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自我评价，做自己想干的事情，不是为别人。的确，必须坦诚，那个时候真不是给观众做的。

首先满足的是自己，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这种道理，当你真的是发自内心就是想做自己的时候，而且大家从五湖四海汇聚在一起，都憋了一肚子想要表达的东西，最后在里头碰撞。首先你满足了自己要释放的这种冲动，结果才击中了观众的需求。

我觉得今天的确有很多人先研究受众，受众想要什么，然后就提供给他们什么。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就蕴藏着一种危险，它是你真想干的吗？所以，不一定。

平视

我觉得最开始做的时候，海阔天空啊！

因为过去中国没有这样的栏目，从来没有过，因此，遍地都是人。

那我觉得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考虑我们自己想做谁。最初的那批人，包括王朔、张贤亮等，都在我们第一批采访对象里头。虽然第一个播出的不是这批人，因为第一天的播出，要考虑到5月1号这个特别因素，所以第一天播出的是山东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但是之后就迅速回到了我们的选择范围和原则。中国第一个电视人物专访的栏目

第一天播出的马俊才，那是我进入电视采访的第一个人。因为制片人时间是济南人，所以就把我们拉回到济南，拍他家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济南钢铁厂厂长，叫马俊才。因为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又是一个钢铁厂的厂长，所以我们拍了好几天。现在的人物采访越拍越单薄，但那个时候做一个人物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夹杂了大量纪录片的因素在里面。主持人也不全是坐着采访对方，而是介入采访对象的生活当中，介入他的工作当中，随时可能会提出问题。所以第一期节目带有5月1日的特别色彩，但是制作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中国第一个电视人物专访的节目。

为什么是第一个？人物访谈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东方之子》之前，中国有无数个电视人物片子，但是中国过去的电视人物片，永远是拍完了，制作者写完解说之后，然后完成的，几乎没有同期声。那么，没有同期声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传统的电视人物访谈栏目是以创作者的评价为主的，并没有把评价人物的权利交给受众。《东方之子》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电视人物访谈的栏目，那就是因为创作者，尤其是时间作为制片人，一上来就认定我们要交权，要回到电视的规律上。这一个人是好还是不好，要由观众听完他的回答，然后作出评价，这在中国电视史上是革命性的变革。《东方时空》的江湖

对于《东方时空》中的这种变革，我总结了几个“平”字。这在徐泓老师写陈虻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这本书里，我写了一个序，其中说得很清晰。

我说：“二十年，已经无情地把我们由激愤的青年变成了平庸但可能宽容的中年，却也让当今的年轻人，对二十年前的事儿有了陌生感：你们当初做了什么？《东方时空》不就是现如今每天八点播出的那个新闻栏目吗？怎么在你们的回忆中，竟有那离奇的江湖地位？”“你们当初，究竟做了什么？”“《东方时空》可能就干了一件事：平视。用《东方之子》平视人，不仰视不俯视；用《生活空间》平视生活，不涂抹不上色；用《焦点时刻》平视社会，不谄媚不闪躲，最后用不同于以往的平实语气，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平视自己。”“仅此而已。”“不过已足以让很多人骄傲一生，可常常遗憾的是，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做的一切，今天，也并未全都在屏幕上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老了，可‘平视’二字，依然像稀有动物一样，站在那里，咄咄逼人地孤独着，并依然前卫。”关键词是“平视”《东方之子》把之前可能高高在上的人“平视”了，最关键的词就是“平视”。《东方之子》“平视”他们，不去献媚，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也同样是把周围的父老乡亲当成主角。《焦点时刻》也是，不仅有阳光下的180度，也有阴暗面的180度，舆论监督，平视这个社会，最后归根到底是平视观众，平视自己。“平视”是我引入到评论部的一个词，因为当时有一本书叫《独自叩门》，是尹吉男写的。那本书一开始就写道，当时美术界创作的一个新的理念，就是“平视”。画身边的人，不像过去都画领袖，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包括画家刘小东的作品等。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平视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1993年的年中开研讨会时，我就把这个“贩卖”给了《东方时空》，后来成为我们部训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东方之子》最重要的，从第一期节目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平视”的概念，提的问题不会都是献媚的，而就是问题。

我觉得不要把问题定论为正面的、质疑的、舆论监督的，我很讨厌这些外在的包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问题？这就是《东方之子》的价值。

新闻最核心的在于人

我庆幸我做电视记者是从做人物开始的。

在《东方之子》，我觉得非常幸运，一做电视，首先接触的是人，因为它是所有传播当中最核心的东西。

新闻最核心的也在于人，我们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因为关注人，关注我们自己，关注人类的命运，所以人永远是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人格原来是最高的学问”

我很幸运，刚一开始走上主持人的路，就是做人物栏目。我一直在说，这简直是天天在上课，而且还给你发工资，你都能听到自己骨节在生长的那种声音。

在《东方之子》，有两组人物，对于塑造今天的我，是最重要的。排第一位的就是我自己策划和提议，最后被采纳的“学者访谈”系列；第二个就是时间挑头、最后我和编导共同完成的长达三个月的“长江人”系列。

为什么说这两个系列的“东方之子”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在《东方之子》，我拍摄了成百上千的“东方之子”。其中，以老学者系列为代表的“东方之子”，让我看到了人最优秀的、最本质的，人性中最高的、最闪亮的、最浓缩的精华到底是什么。

学问和人格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在我采访完这批老学者之后，我得出了结论。我开场的第一段串词就是：“我因他们的学问而去，但离开的时候，我才明白，人格原来是最高的学问。”所以它塑造了我。这些慢慢地也让我明白人生中的很多真相，以及什么才是你人生中往前走该追寻的最重要东西。那我觉得慢慢地我会靠近它。1993年，做《东方之子》时采访张百发和高占祥

中国人为什么会去讲道德文章？

道德文章要连在一起，而不是文章本身。所以，它当然深深地改变了我，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地知道了什么东西是贵重的，什么东西是廉价的，什么东西该在意，什么东西不该在意。这是老学者教我的。“长江人”让我靠近生活的本质

另一组人物就是“长江人”系列。

拍“长江人”系列是时间的一个梦想，我们一起帮他圆梦，当然这也成为整个栏目的一个动作。我们从长江源头，因为长江是从四川宜宾开始叫长江的，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直开车到了上海，走一站采访一站，然后送回来播出。

我觉得，在那三个多月时间里，几十位“长江人”让我深深接了中国的地气。1995年，做《东方之子》时采访张中行

我记得我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将在这个最炎热的季节里，走过或许是将来世界经济生活中最炎热的一条河流。”但是伴随着采访整个长江母亲河，三个多月时间里，几十位方方面面的“长江人”，那我觉得，我落地了，接了地气了。

所以，学者们是让我从高处回头去平视人生中最珍贵的和最不重要的都是什么；那我觉得长江人就让我从低处、从地上去平视同样的东西。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让我回到相对平视的位置。我更清楚现实的中国怎么样，人们都在思考什么，挣扎什么，困惑什么。所以，老学者和长江人就是标准的浓缩，当然所有的营养来自于几百个、上千个东方之子的采访过程，但是这两个是两端的代表。《东方之子》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很幸运。这些人帮助我快速地成长，而且直接有助于了解到生命和生活最本质的东西。

如果没有和这批老学者以及众多优秀的东方之子的交流，我上哪能那么快地看到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没有类似于“长江人”这种接地气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去了解生活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这两个，简单地说，一个让我靠近了生命最本质的东西，一个帮助我靠近生活最本质的东西。

“路标”

渴望年老？

在25岁的时候，我当然渴望年老；到了45岁的时候，我当然不会了，否则就太矫情了。但是，在25岁的时候我在那篇论文里写下“渴望年老”，当然我并不是说把身份证改了，而是写给自己，也写给同行。

渴望年老的背后是理性、冷静、勤奋、思考，别把这个行业做得太浮躁，别把这个行业做得太利益、太功利。我觉得，现在也是，主持人被明星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娱乐主持人当然要明星化，这也很正常。但是，新闻主持人呢？当然是要让你的言论、你的采访和你的分析被社会广泛地熟悉。

至于你本人，就不必那么明星化了。就像好多人说，白岩松，你真抠，怎么西装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套。我觉得，这是我骨子里头对新闻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我不希望把注意力放在外表。我也不觉得，穿上再好的西装，我就因此变得更漂亮，人们就会因此更喜爱我？我的天职是什么？我的天职就是做好记者，去到新闻现场，去追问新闻背后的为什么，这才是你全部的价值。

就像《焦点访谈》播一万段郭德纲的相声，那依然是郭德纲的相声，而不是人们对《焦点访谈》骨子里的期待。最初可能有掌声，呦，亲民啦。可是用不了半个月，人们就厌倦了。《焦点访谈》要的是什么？哪儿都能播郭德纲的相声，打开网页就可以整段整段地听，我要你《焦点访谈》干嘛。但是，《焦点访谈》改变的时候播了一下相声，人们会意识到你有改变了。可是接下来呢？你只是改变了外在的东西，而不提供人们最期待你提供的那些内容，死路一条。

我用主持人的方式做记者

但有一点是清晰的：我是非常坚决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也不认为，现在回头看就要定义一个思想。在我40岁的时候，“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12个字代替了“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9个字。如果仅仅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9个字，那我觉得新闻时代进步得太慢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虽然我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传媒人还做不到这9个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拿它当一生的座右铭。

所以，40岁的时候，我已经用新的12个字代替了这9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在我们的生活中，1+1=2时常被人说成1+1=3。很多人面对媒体，说那些空话、套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会说呢？因为这样对他有利。

因此，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或许算知识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卫常识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什么区别？执政党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你都要为他服务。这时候，要求执政党和执政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国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大国国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构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写关于“建设理性”的时候，提出了“脱敏”的概念。过去我们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躲着走，不知道该说什么。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慢慢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12个字的含义。

就像我2009年开始动笔，2010年写出了《幸福了吗？》，当时大家都惊讶，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我说这是这个时代的腰眼儿。两年后的2012年，幸福成为“2012媒体关注度十大榜单”中十大情感排名第一位的东西。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去想，白岩松在两年前的时候，已经预测了。那我就在躲，现在有无数个与幸福有关的事在找我，100个有99个我都推了，我不想这样标签化。可是你要思考这些事情，我相信常识、理性，尤其是信仰，会伴随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的路程，一个接一个全会成为关键词。这就是要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作为一个电视知识分子，或者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要去思考的问题。

你仅仅考虑自己，不思考这个时代，有什么价值？

当下“公知”的“污名化”，我觉得这是受众，或者说网友在用他们的方式——这种“污名化”的方式在提醒所有的“公知”，仅仅说两句让人听着过瘾的话已经不能让人满足了。而如何提供更具有建设性的推动力，才是人们接下来更需求的。

我觉得这个提醒已经非常清晰了。人＞记者＞主持人

我不认为“主持人”这个词有什么重要，我为什么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记者，我更愿意说自己就是个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你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行当就是做人，然后才是记者。记者是一个相对比人小，但是比主持人概念要大。我觉得新闻圈里的人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做记者，我只不过是用主持人的方式在做记者。你说我在做长江人的时候，是主持人还是记者？我觉得更像记者，我在汶川地震现场更像记者，我去林区采访就是个记者，平时我采访人的时候，只不过这个现场是人心，那个现场是矿难，一样，你都要挖掘现场，你都要追问背后的为什么。

所以，就目前的现状来看，网上针对某人，甚至掐架，我就觉得，我说什么好呢？大家总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就认为自己是对的，然后别人是错的。我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你们可能都是对的，只不过咱用不同的方式“采矿”。

大家为什么不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看？屁股决定脑袋，狭窄地去思考很多问题，所以这个行业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记者是我们天然的行当，我就是记者，我只不过用主持人的方式做记者，有的人用审片的方式做记者，都一样。所以我更愿意用记者这个词，因为这个更本质，但是我其实更愿意用“人”这个词。

好的记者都是啄木鸟

我认为，主持人和播音员最主要的区别，播音员是要完美地、尽可能无瑕疵地播送别人写好的内容和别人提供的选项。但是，对一个主持人来说，毫无疑问，必须带着你自己的思考和你自己的脑子。这是两个重要的区别。

一位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我觉得他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一种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我觉得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从“小我”中能有所跳离、去关注一个时代、忧心忡忡地看到很多问题，并希望它改变，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好的一群动物。也就是，要用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去要求自己，去忧虑你所看到的问题，去绞尽脑汁地思考该怎样去改变，路径是什么？你自己要参与其中去推动这种改变，我觉得这是历朝历代好的知识分子要做的。

好的知识分子还包括那些不为很多事情所左右，比如说，不为权所左右，不为利所左右，甚至不为很多周围的诱惑所左右。能不能在内心深处拥有一种骨子里头的独立和自由？这些都是好的知识分子必须去追求的品质。

然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绝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很“公共”，而不是“知识分子”。他很“公共”，可是作为知识分子最本质的东西，忧心忡忡地看待这个时代，并且思考，提出建议，推动改变，够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定位，另外一个定位，我认为好的记者都是啄木鸟，而不是喜鹊，不是天天让人开心。记者天生就是啄木鸟，就是通过叼出树上的一个又一个害虫，既给自己提供食物，也让树木和森林保持健康的一群动物。如果我们的记者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成喜鹊就坏了。在别人眼里，还容易把啄木鸟看成乌鸦呢。

这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定位，一是知识分子，二是啄木鸟。

舆论监督就是新闻的天然属性

其实，从我本人的角度来说，从来不认为舆论监督有什么特别。

这些年我很少提舆论监督，不是因为舆论监督不重要，而是我一直期待舆论监督回到新闻本身，舆论监督就是新闻的天然属性。但是在中国，它的成长和发展是需要有历史阶段的。

其实回头看，我并不喜欢《焦点访谈》那个时候舆论监督的位置，因为它是少数栏目的特权。只有《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在中央电视台是可以做舆论监督的，其他都不可以。但是，最初《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拉开了这个大幕，我能喜欢那个时代吗？当然不喜欢。可是我尊重一开始要可控，要有少数栏目去做拓荒者，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从《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开始，一直到1994年的《焦点访谈》，到1996年的《新闻调查》，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走，尤其是《焦点访谈》，承担了最大的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这是历史决定的。《焦点访谈》下滑是时代的进步

那我觉得后来《焦点访谈》的影响不像最初那么大，两个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属性越来越弱了；第二个是，随着新闻频道和全国海量的信息，舆论监督回到了新闻属性当中。你没发现舆论监督每天都在？尤其是互联网出现，舆论监督已常态化，就跟直播一样。《焦点访谈》的江湖地位和历史作用，没那么强了。

将来即便《焦点访谈》依然走回到舆论监督的主路上，也很难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么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那是因为它垄断了舆论监督。我觉得这是进步，从某种角度来说，《焦点访谈》的下滑不是时代的退步，而是时代的进步。因为舆论监督成为所有新闻的共有属性，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谁的特权。

但是，回头看这个历史阶段，从《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一直到《焦点访谈》的诞生，是石破天惊的。它代表着那个时代新闻的前行和改革的方向。

我觉得，这也是决策者思考的结果。大家总是会觉得，舆论监督是不是和上面对立的？我觉得《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都是在决策者的决策下出台的，否则不让你出台，不也出不来？我觉得这是“89风波”过去之后，整个社会决策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如果要让社会的能量、负能量，没有发泄和发散的窗口，它就犹如火山的能量慢慢累积一样，最后一定要造成火山喷发，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舆论监督难道不是让社会的怨气、不满意的地方，寻找到释放的窗口和改变的动力？1998年，和评论部同事与朱镕基总理在演播室要让人们看到信心

1998年，朱镕基总理来台里视察工作，那句话说到点上了。因为我就坐在他的斜对面，总理说，为什么要支持《焦点访谈》，要让人们看到信心啊。我觉着这是最本质的东西，舆论监督其实是一种改变的力量，大家看得到生活中的阴暗面、不足、缺陷。但是，如果媒体报道了，改变了，大家的信心就会增长。

你看我们现在社会上拥有的问题，比“89风波”之前的社会问题复杂多了，也大多了，可是并没出现像1989年那样大的爆发。就是因为，虽然离理想的民主和自由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有很多发散的空间了。大家有怨气，都有一些窗口，所以不断地被释放，不至于产生最后能量的爆炸。

“媒治”

张金柱活着的时候，人们希望这样的败类应该尽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张金柱死了，却又有人开始发问：张金柱该死吗？

那天我碰到了当初郑州公安局的局长，我们又聊起了张金柱的事情，他记着我的文章。我当初在众声喧哗当中，大家一片喊杀的时候，我就有些担心，但是那又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属性。当过去从来没有舆论监督，突然舆论监督开始成为一种力量的时候，人们会放大这种力量，甚至会“绑架”很多事情。其实最后回头看，张金柱是舆论杀死的，而不是司法杀死的。

可是，舆论可以代替司法杀人吗？一方面，代表我们司法的某些不独立和脆弱；另一方面，是不是舆论过于夸张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媒体就是媒体，而不能越位。我们已经宣判了张金柱的死刑，而司法那个时候又不很坚强，便执行了这种死刑。今天回头看，它对社会是建设还是破坏？所以，我已经在书里含蓄地表达了对张金柱一案的忧虑和担心。我觉得不要太过于夸大媒体的力量，尤其有的时候，我能看到我周围的同行，或者社会上也在期待，媒体应该把这事解决了。我就总是特担心，媒体从不亲自解决事情，媒体只是提供全方位、更客观的报道，而由社会的方方面面力量去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已经产生了过于高涨的期待，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媒治”。

我说从过去的“人治”到将来的“法治”，中间现在到了“媒治”的阶段。媒体一报道，互联网一发现，就解决了。你很满意吗？你不会满意的。离我们真正期待的“法治”的境界还有一段距离，但比“人治”略强。可是我觉得这同样是一种不规范和让人担心的东西，还是应该走到“法治”的立场上。

媒体就是一个监督的力量，而不是解决问题。大家现在就希望媒体把所有事都解决了，太可怕了。

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收获到一种成就感？没有，每当这样的事情多一些，给我的无奈就多一分。因为这不是媒体的属性，报道才是媒体的属性。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报道就不解决，报道了就解决了。

大事记

1993年5月1日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开辟的杂志型板块栏目《东方时空》开播。从此，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8月8日　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通过“中星5号”卫星传送向全国播出。每天8点25分至零点左右播出，节目内容以文艺节目和体育节目为主，简称“文体频道”。9月2日　中央电视台成立35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江泽民的题词：“努力办好电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日，全国省级电视台台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0月初　《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定位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1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11月11～14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4年4月1日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黄金时间推出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4月12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受理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电视栏目及其专用图形的注册申请。11月2～4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百家企业进行试点。

1995年1月1日　中央电视台第五套节目体育频道经过一个月的试播后正式播出。同日，中央电视台以港澳和海外观众为主要对象的第四套节目实行全天24小时播出。2月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广播电影电视工作的报告》（同年6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4月3日　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开播午间新闻栏目《新闻30分》。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5月26～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9月25～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9月27日　海峡两岸卫星传送电视、新闻连线直播获得成功。这是《中国新闻》首次在拥有数百万观众的台湾无线台直播，也是两岸电视界的一次成功合作。11月16日　京九铁路全线铺通。京九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总长2 536公里。

1996年1月1日　《新闻联播》由录播改为直播。至此，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全天13次新闻节目全部实现了直播。1月26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东方时空》1000期观众日”活动，两万多名观众参加了这一活动。

3 1996-2000 拓展：大范围地走向公众

印象最深刻的节目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采访邓亚萍时的合影1996年　1996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我觉得是两个，或可说是三个。第一个当然是1996年《东方时空》1000期之后的改版，确立了四大总主持人，也就是敬大姐（敬一丹）、小水（水均益）、我和老方（方宏进）这四大主持人格局在《东方时空》出现。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000期改版之后，伴随着这四大主持人的确立，开办了一个三分钟的主持人评论的小栏目，叫《面对面》。回头去看，我觉得《面对面》这个小栏目简直就是为我设计的。因为它太适合我发挥自己的优势了，比如对敏感的新闻选题更直率、更有趣地表达，等等。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新闻周刊》或者《新闻1+1》，就能够从1996年的那个《面对面》里去找到最初的影子和出发时候的痕迹。第二个是我被临时抽去帮忙，跟夏骏合作做《新闻调查》的样片，去帮助这个栏目出生，成为《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的主持人。最后经编委会考核，我们做的这个样片在所有被考核的样片中获得了第一，因此栏目得以顺利生产。我觉得我为《新闻调查》出生做了贡献。在年底，我在《新闻调查》中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公交优先”的节目，那期节目是我策划的，我写了将近51000字的文案啊。我设计了骑自行车跟公共汽车比速度的模式，明确提出了“公交优先”的概念。第三个是，我自主选择做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人物采访，包括蒋丞稷等，有一系列节目获奖，这也为我后来与奥运结缘做了铺垫。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摄像机前面挂一块表，我要为未来的直播时代去做准备。所以，我觉得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奥运人物系列为我后来靠近体育，包括2000年能成为悉尼奥运会的主持人提供了铺垫。《东方时空》1000期举办观众日活动1997年　毫无疑问，1997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香港回归直播报道。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记忆，也是中央电视台，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虽然这个记忆不一定全都是愉快的，但是那种兴奋、好奇、仓促的交织，成功与教训的交织，都非常有价值。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它意味着我渴望很久的直播时代来了，而且我有机会冲在了前面。这为我今后十几年的直播奠定了基础，我觉得直播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的新的时代。但是，对于我来说，从1997年香港回归的直播开始，因为我最初就参与到了其中，我有机会在推动这种直播的前行，一直到前两年，我觉得我的使命完成了。如果没有香港回归的第一次，那也不会有后面的那些机会。那一次，我还起码没掉链子。所以，我觉得香港回归直播当然是1997年最重要的节目，因为它不仅对我本人是重要的，为我之后参与的中国电视直播时代从出生到摸索、到成熟、到安全之后的习以为常提供了最重要的出发。今天我们再也不会觉得它怎么样，那是因为当初那个时候我们过来了。接下来的就是三峡大江截流直播，这是延续性的。香港回归直播报道结束之后，大家感到迷茫，憋着一肚子气，甚至觉得委屈、不过瘾，但是，没过几个月就给了我们一次完美的释放——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所以，这一下子就标志着我们上了一个大台阶，标志着直播时代走向熟练，自信心一下子就开始拥有了。其实，香港回归直播报道结束之后，我们所有的从业人员是不自信的，也看到了巨大的差距，但是，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求战欲望。正好几个月后的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提供了这个机会，自信也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1998年　1998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有两个。一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那一年由于是党代会之后的两会，因此1998年的两会是一届换届的两会，朱基成为总理。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播两会，十场直播，我是主持人，唯一的。那我印象就很深了。总理的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就是在那一年。更重要的不只是朱基总理的这样一个记者招待会，而是它标志着媒体开始以直播的方式嵌入到两会这样一个过去会认为非常敏感、带有时政性的新闻事件当中，而且一下就是十场直播。我觉得这是破天荒的。二是克林顿来访。没想到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克林顿跟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和他在北大的演讲。我印象非常深，当时的会见是在下午，快傍晚的时候，持续的时间很长。因为是直播，里头很多过去敏感的东西，甚至连“六四”、宗教、人权等这样的话题都在那次的直播当中触碰到了，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直播的巨大魅力和它对新闻透明公开的推进。后来，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也是我在做直播，因为那天是他们提供的翻译，翻译得很烂，我在结束的时候评论说，这个效果不好，中美应该从能听懂彼此开始。美联社把我那些评论都给转引了。所以，我觉得1998年代表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电视进入到直播时代，直播的那种巨大的魅力展现出来的一个年份。因为是我在做，所以印象深刻，一个是两会的十场直播，一个是克林顿来访的直播。那可是中国电视用直播的方式告诉大家：直播很棒吧！1999年　1999年我印象最深的节目按理说应该是澳门回归，但其实是一个凌晨，5月9日的凌晨，大约四点到五点之间。因为，头一天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天的《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我写的稿子，凌晨四点多录完出来。编辑们要赶紧剪辑加工，因为早上七点要播。这个时候，我在走廊里碰到了我们当时的副台长李东生，一个人在那儿溜达。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办公室？他说，忘带钥匙了。我说，你怎么不去编辑部坐一坐呢？他说，七点就要开播，人家编辑正在紧张编着呢，我一坐他们身后，他们就慌乱了吧。然后就一个人在那儿走。那一幕我印象太深了。那种大国往前走的时候的那种气愤、悲伤，那种冲突，现实中大家又在忙这个新闻的表达，然后又有新闻的决策者其实挺人性化地在照顾着身边的人。但是，也正是那天开始，我觉得我以后不会做管新闻的领导。因为这是一个太被动的行当。那天是因为尊敬，这样的行为之后并不多。不是说他，他身上有很多，但是现在这样的行为越来越少。另外，那天凌晨我也会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年以后也才意识到，当时没有条件更多地直播。很多人其实对美国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画面印象不深。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会直播。所以，那一天早晨我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中国在向前走的时候所面对的那种国际冲突、大国之间的冲突，其实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阻挡地来了，你恐怕将来就应该更勇敢地去面对了，我说的是这个国家。所以那天早晨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来说是应该记住的，包括后来的中美撞机事件，现在的钓鱼岛争端，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中的各种冲突……你看，这种国际冲突在逐渐增加。其实，在整个80年代，我们的国际冲突是不大的，除了1989年之外。剩下的反而是各国都在说我们的好，甚至日本也在援华等等。但是当你的翅膀真的开始硬起来了，强大了之后，这种冲突已经前所未有地到来了。所以，我觉得1999年的那个早晨我印象深刻。2000年　2000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我觉得是悉尼奥运的直播报道和传统《东方时空》的最后一期节目。因为这两个节目是连在一起的。我是9月1号出发去报道悉尼奥运会的，在去悉尼奥运会之前录完了传统《东方时空》的最后一期节目。因为接下来《东方时空》就要改版了，就要变成两个半小时了，而且我也已经决定不参与了。所以，那是一场告别。前不久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东方时空》后来不断地改版，包括前几年的改版？我跟他开了一句玩笑，我说，这两个节目是重名。他半天没反应过来。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从2000年那最后一期节目之后就结束了。因为再以后的《东方时空》就是另外一个节目了，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了。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我认为的《东方时空》的最后一期节目，还有一个就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直播报道。它打开了另一面，但是也直接导致了我离开电视荧屏将近一年。因为我觉得悉尼奥运会做完了之后回来有点儿太火了、太吓人了。我开始琢磨从主持人向评论员方向去转的问题了，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当时我甚至想离开主流，去做一些相对非主流的一些东西。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只不过没做成而已。

我是在给自己树一面镜子

它肯定不过时。其实1995年底写、1996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我们能走多远》，也可以叫论文，也可以叫散文，都无所谓。但其实，我也是在给当时的自己树一面镜子。很多年后，我依然要照这面镜子。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来看我在里面写的所有东西的时候，当然不会过时。因为我从这个行当，从走上这条路的角度去写这些东西，没有用政治的语态和时代的语态去写。所以，我最后说：“沿途掌声的多少都不意味着未来，不知我们这一批所谓新生代的主持人中有多少自己最后走到终点，但在通往终点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起步，这足以让我们骄傲。当然希望自己能走到思想型主持人真正诞生的那一天，但即使中途掉队，我仍然能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给超越我们的人铺上了坚实的路基。”我觉得我是一个信守自我诺言的人。

还好，有那篇文章在。1997年我又写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1998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周围人的。我在最后也说道：做人有时是悲哀的，因为你根本无权选择你自己生活的时代。是的，我也曾经幻想，也曾在遇到不顺时想过逃离，但是一闪念过后，我还是知道，如果你真的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今天，选择今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新闻人，能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过去正在远去，那个我们都盼望的未来正在靠近，我们年岁不大，既连着过去又完全有可能看到我们正建设着的未来在生命的流逝中实现，我们可以在今天怀疑一些什么，又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提一些建议，言语少了禁忌，生命被大写着，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兴奋。“记者”这两个字，我常常把它解释成是“为明天的历史记录证词的人群”。所谓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在今天正用自己的良心记录着，那明日回望中的历史该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而我们又会不会成为被明天的人们敬重的一群人呢？

所以这两篇文章始终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也提醒我将来别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到今天，我依然信奉它。

好的主持人只可诞生而无法训练

孙玉胜在写《十年》这本书时找我长谈了一次，他很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主持人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一定是被外在评估的，先是看你的这张脸，然后才能决定是不是用眼睛接受你。

很奇怪，在主持人这个行当，就像足球圈一样，为什么前锋最贵？因为后卫可以训练，前锋的那种天赋是没法训练的。好的前锋是千载难逢的。你说像梅西这样的人，只可以诞生，而无法训练，所以他最贵。

在这个行当里，为什么主持人的价格相对较高，尤其是国际上？因为主持人也是综合的产物，没办法说广播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就能够成批地培养出无数的好主持人，做不到。我和崔永元全是新闻系毕业的，新闻系不承担这个使命。

这里头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比如说，谁能给我解释清楚“人缘”是什么？那么主持人有的天然就有人缘，有的人就没有。所以，人们最初一定就要用眼睛去评估，那像我就属于一开始人们眼睛不满意、不满足的。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有多少人会用眼睛接受我，不过还好吧。接下来，主持人就要靠别人耳朵收货了，你说的话舒服不？准不？是不是人们期待的？耳朵收了货就有可能走向第三阶段，那就是人们嘴上传播你。你的影响力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其实你的影响力是由耳到嘴的转化过程。别人因为听到了，觉得有价值，然后就用嘴开始传播。

传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如果嘴上的传播足够多，时间长了，人们就会用心接受你。在我2000年悉尼奥运会报道结束后停了一年不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说：“哎哟！一个主持人怎么能不做节目呢？慢慢地观众会忘了你的。”我说，如果曾经在你做节目的过程中，已经让人们用心接受你了，一两年的时间人们忘不了你，你要有这个自信。只有那些用眼睛收货的，一段时间不出镜了，就吹了。

所以，我不担心这个。

我是“第三种语言系统”

其实，我觉得“冗长、拗口”的判断不一定对。因为在《面对面》之前没有长篇说话的空间，我都是在提问，顶多有一段串场，当然在串场中会有我的风格。在做电视之前，我在“1026”做了一年多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所以，在语言方面我还是相当强调口语化的。

当然我也一直在琢磨，什么是更好的口语化？

口语化不能是大白话。如果在你的语言中不精彩，没有一定的吸引力，那我觉得那种大白话就是另一种空话和套话。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语言表达，我不认为我不是口语化的，但是我也不认为我走的是大白话路线，这是要坚决警惕的。

我一直认为，我是“第三种语言系统”，它既不是传统的八股文、官话、套话，也一定不是街头巷陌的白话。我觉得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稍微高一点，这才是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传媒应该有的东西，人们也才愿意听。否则，连我都听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意思，语言本身没吸引力，没节奏，我听你干嘛。这是大家要警惕的。

改文风，可不是最后变成了白开水。主持人如果不锤炼语言，死路一条

如果换一种说法，其实在《面对面》中，它是在逼迫我有意识地在寻找一种训练。有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同行强调这一点，就是你原来用5分钟才说清楚的事情，现在可不可以用3分钟把它说得更清楚，而且更具吸引力？用3分钟说清楚的这个节奏是什么？语言中浓缩的是什么？而且还不让人觉得累。那么接下来，3分钟说清楚的事情，能不能用一分钟说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浓缩的过程。这个行当里的人如果不思考语言本身，那我觉得是死路一条。现在，我也跟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有所交流，你别看我不是学播音的，但是我越来越在乎语言。说到本质、你的节奏、你控制场面的能力、你的吸引力，全世界都会强调。比如，华莱士在退休的时候说，我很荣幸，我给美国人讲了一辈子故事。你以为讲故事这么容易，这当然需要语言的锤炼。所以，在《面对面》三四年里那3分钟的训练，对我来说，在电视上以实战锤炼语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6年，白岩松主持《面对面》时的工作照

更重要的是，那3分钟的《面对面》不仅仅是语言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思维的训练。

不要在别人的结论那里就终止了

1996年，《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时，开辟了一个3分钟的小栏目《面对面》。这个栏目，我觉得简直像是给我打造的。再有，这个栏目，让我曾经拥有的某些能力，被进一步锤炼和优化，让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可以更精练。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我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这的确是我的强项，用3分钟的时间去浓缩好多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面对面》这几年时间的打磨的话，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它让我的语言更精练、更成熟，也更逼着我去思考另外的角度和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相辅相成。

我当然感谢《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设置了这3分钟，因为它开启了主持人向评论员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对你思维的训练。3分钟，很多新闻，老生常谈，你如何说出新意？这不就是电视新闻评论员的起始吗？作为电视评论员，你一定要知道该如何调动你有限的资源，如何用你声情并茂的语言去抓住人？

电视评论不同于报纸评论，报纸评论是可以反复阅读的，电视评论不能反复阅读。你就要在这两三分钟里把人抓住。

其实这就是挑战，挑战就是训练，如果你迎接它的话。相信自己的感受白岩松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主持人尤其是新闻类主持人都该是一种绿色食品，少表演、少模仿、少有心计的设计，表现本我，更应当是一种必然。”相信很多人都对1997年白岩松在《面对面》里评说中国足球记忆犹新吧。吴郁记得特别清楚，一次她打车外出，出租车司机对她说，小白真不错，那天评足球太来劲了，在两分多钟的时间里连用二十几个“不行”：“没钱的时候不行，有钱的时候也不行；业余的时候不行，职业化之后还不行；穿红衣服不行，穿白衣服也不行；苏永舜不行，戚务生不行；中国教练不行，外国教练还是不行……”提起这次的节目，白岩松说：“一个主持人要善于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只有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是最准确的。”

我觉得一个主持人要善于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只有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是最准确的。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同行，他的感受其实没错，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敢放大自己的感受，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慢慢地你就很空了，别人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真实情感，你的真实思考。

如果都看不到，就会很麻烦。人口大堤防管涌

我在做《面对面》时，我感觉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一定是独立的，不是人云亦云的；再一个你不偷懒。这样，好的东西在将来会慢慢汇聚，不好的东西一般不会再重复。

比如说在1998年的“抗洪”报道中，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如何救那一家人，如何救那些孩子，又是如何感人，等等。可是，我在看那篇新闻报道时，突然发现：“哟，这家根本没计划生育啊。”因为有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啊。因为大洪水暴露出来无数个沿江的家庭，都是三四个、四五个孩子。计划生育不是国策嘛？所以，9月22日，我在《面对面》里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水退了，都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长久紧张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但另一个警戒线却居高不下，那就是中国人口的警戒线，这个高度始终让我们松不了气。长江沿岸水退后各种防洪设施抓紧修建，各地抓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难道不该抓抓紧，把放松了的工作抓起来吗？一家又一家超生，犹如人口大堤上不停出现的管涌，任其发展，当然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后果可能不亚于洪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别忘了，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国策。

节目刚播完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的电话就直接打给了计生办的主任张维庆，接着他写给我一封亲笔信，之后张维庆当天上午马上就召开全国的电话会议。

这就是一个节目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你想，如果没有这种思维方式呢？为什么全国媒体都在报道，却没有看到计划生育这里的问题呢？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一个记者来说，思维方式太重要了。

人云亦云的时候你不跟，你能够冷静、独立地去看待很多事情，就是你的生存之本，也是你的价值所在，也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伦敦奥运的消极比赛

再比如，伦敦奥运会的时候，“让球事件”一出来，全国人民都在骂。骂当然过瘾啊，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到赛制的巨大漏洞。我当然不同意消极比赛，可是作为一个记者，你马上应该看到，问题不只有A面，还有B面。

那在2012年8月2日的《奥运1+1》中，我就马上把赛制的漏洞提出来了：这显然是一个应该取消的规则，不管是乒乓球还是网球，所有单向比赛当中用的都是淘汰制。英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今天《泰晤士报》上明确说：“只要是淘汰赛制的时候，结果不会出现这样的闹剧。”因此，他再次抨击规则的制定者。我个人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好规则都会使有坏想法的人做不了坏事，但是任何一个坏规则即便是好的人都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糟糕的决定不改变的话，接下来会怎么上演呢？恐怕就是逼着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去把自己的演技提高到越来越高超的水平，让你最后无法判断。请问这是我们期待的现实吗？因此无论对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永远去追求一个优秀的、没有留下太多漏洞的好规则，这样社会和运动才能进步。2012年8月2日的《奥运1+1》，白岩松在评论赛制的漏洞（视频截图，源自CNTV）

当时大家骂完了也就过去了。

而国际羽联在2012年11月底正式决定，在下届奥运会上更改赛制。

道德是由制度和法律来约束的，如果法律和制度是好的，人们内心那种不好的东西就会被抑制，如果法律跟制度是糟糕的，人性中不好的东西就会被放大，所以不要从道德的层面谈道德问题。做电视的基本功：吃盒饭“不要在别人的结论那里就终止了”

因此，做新闻，有趣的就是在这里，不是说成千上万的记者都在报道，问题的方方面面就能被展现出来。有的时候，恰恰是在人云亦云。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或者一个好的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永远不偷懒，不要在别人的结论那里就终止了。再往前走走，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和结论。现场不只是一个事发地，现场有无数，包括心灵现场、信息现场，都是现场。你多在现场徘徊一会儿，多去看一些细节，也许新的发现就出来了。

我的节目是替你提供新的角度、新的表达和新的发现，这就是我给自己的使命。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结论，你又说一遍，大家就换台了，要你干嘛啊？

记者是一个采购者，是一个发现者。如果你永远是重复着别人的话语，人们都知道的事情你再提供一遍，没价值。

有任何问题，切给我

我应该是国内最早呼吁直播时代到来的主持人。

早在1995年底1996年初，我写了一篇论文，叫《我们能走多远》。在文章最后，明确写道，我呼吁直播时代的到来。“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至少要在电视新闻性、社会性栏目直播之后，目前的节目再怎么努力，录播仍然可以掩饰太多的缺点，这个过程仍然使得主持人的表现充满假象，只有实现直播，才可能最后产生主持人成品。”

因为只要在录播时代，就存在太多人为的造假、做作的东西。因此，在香港回归之前，我已经完成了这个论文，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香港回归直播这件事。

我从1996年就开始自己训练自己的直播能力。当时很多人觉得：简直是搞笑，因为看不到未来。《东方之子》的摄像全知道，我在1996年，从奥运人物开始，我已经开始在摄像机前面挂表了。要求自己原来一个小时完成的采访，现在必须在25分钟之内完成。当时他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说我要为直播做准备。因为录播时代，大家都是一个十分钟的节目，采访一两个小时，回去再剪。那我就觉得这不行，如果直播时代到来，请问直播给你5分钟就5分钟，你能不能在这5分钟，把最精彩的东西给挖掘出来？香港回归直播

我从1996年开始自我训练，1997年的时候，没想到我开始深入其中。开始还说是总主持人，后来安排我做驻港部队的全程报道，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之前中国就没有玩过，用我的话来说，连亚运会都没参加过，直接奔奥运会去了。而且大家都是玩铅球、铁饼，上去就跑百米。当然会紧张。

我觉得，直播中业务关是次要的，心理关是最主要的，尤其没做过，你就会去想，这要说错了怎么办。我在书里都写到了，《痛并快乐着》都有：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多少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此加深。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得怎么样了？”天哪，这纯属于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但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地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他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但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这是巨大的挑战。不过还好，可能因为我自己提前训练得比较多，我算是在众多的遗憾当中遗憾比较少的。所以后来从香港回来，我也是唯一一个获奖的现场直播记者。

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我的错最少。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觉得第一次留下很多遗憾很正常，但是当时我们是很沮丧的。正是这份沮丧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差距，我也真的把直播定为自己接下来重要的开拓空间，而且这时候开拓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种使命。

因为我知道，由于香港回归的直播中我的错最少，接下来的直播慢慢都开始往我这里压。马上就是1997年的三峡大江截流，我又是总主持人。澳门回归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直播即将开始的时候，孙玉胜把我叫出去，他很担心地跟我说，这是咱们直播中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我对他说：“您放心，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所以，那个时候做这个东西，压力巨大，在直播过程中，最富挑战性的都是我面对的。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会见，美联社都关注了我们的现场直播。两会中的十场直播，也是我做的，包括国庆五十周年，要求正负零秒误差，那个时候真的是带着很多的使命感。还是那句话，门开了，我就会让它越开越大。我太清楚，直播对于未来的中国新闻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门逐渐地越开越大，新闻就会越来越靠近真实。我们的很多梦想都与此有关。

我觉得很幸运，从1997年到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重要的大的新闻事件的直播都有我在做主持的。我没让它走回头路，而且我拓宽了直播之路，减弱了人们对直播的担心，尤其决策者，因为没出事，他才敢下一次继续直播啊。所以我觉得，真正让我感到心里头会有一些成就感的，不是别人对我的表扬，或者获得什么奖项，而是内部关起门来说，当历史的担子压到我身上的时候，领导信任我，把这个担子压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帮助我的同行拓宽了它。现在可以放心地交到所有同行的手中，因为没出问题，而且不仅没出问题，可能有时候还偶有出彩，那就更往前走了。1998年，两会期间直播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澳门回归直播前，在举行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场地外留影

我觉得事业，尤其在中国，更是这样，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首先保住安全的底，才是拓宽空间的开始。然后保住安全的底，不满足，在保住安全的底的同时，不断地拓宽，永远去尝试。

现在你看，直播都很常态化了。澳门回归直播报道结束后，三位主持人与台长赵化勇合影直播不过心理关，根本做不了

直播，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业务，排在第一位的是心理能力。

直播不过心理关，根本做不了直播。

直播要让我去划分因素的话，我觉得没多大的技术含量，或者说专业含量。如果不是直播，是录播的话，跟平常做主持没有太多的区别，你不会觉得很难。但是一说直播，好像无形的压力一下就增大了，这种增大的无形压力，就是因为在直播当中，我觉得心理压力占据了起码半壁江山。如果这半壁江山解决不了，另外的半壁，什么业务能力很强，语言很通顺，有思想等都无法表达。

我曾经见过本台一次最糟糕的直播，是定向爆破。那是中央电视台拥有最佳报道的位置，过街天桥背后正好是爆破现场，结果记者报道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刚说了两三句话，就从兜里掏出了稿子直接念。结果摄像也黑，导播也黑，关键是导播没切走，都是数据性的和这种面上的事。当时我看得难过，我说我要是她，我会在定向爆破直播两小时前，去大楼，让人领着我，这块都是什么状况、玻璃得到什么处理、人是怎么撤离的，做报道的时候，马上这些东西全有，而且你还不怕忘词，因为是你亲身体验的。1998年，李岚清副总理视察央视新闻演播室

直播永远是一个心理挑战大于业务挑战的过程，但是怎么解决？

首先要面对的是直播的心理能力的锤炼，在心理方面分成很多因素，比如说大家会去想象直播所具有的风险和恐惧，因为这种想象便具有了无形的压力。

我也一样，谁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香港回归时候我也有压力，天天睡不着觉，天天晚上喝酒，最后做直播的那两天，一分钟没睡着。

但是那一次一释放完了，我后来做直播就再也没紧张过。会有压力，但是再也没紧张过。不怕出错，任何出错我知道我都能面对它，你就不担心。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在直播演播室有任何问题，切给我

我头些年做直播时候，永远在跟导播说这样一句话：“有任何问题，切给我。”因为他们更紧张，在导播台，怕出各种意外。没做几次，我就跟我所有同行这样说，那整个系统都踏实了。“有任何问题，切给我”，今天听来这话好像不重要了，但那个时候对整个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出现任何意外，技术或其他的障碍，或者前方信号中断，我保证跟你说三到五分钟，三到五分钟你一定寻找到解决方案了，上片子或其他什么的。这样才能让直播安全进行下去。所以最初开始，这些都很重要。

对我来说，早就过了这个关了。

三峡大江截流：中国直播的转折点

香港回归的直播当然是最难忘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也几乎是中国电视的第一次。

1998年两会期间的十场直播，那也是在过去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很少见的。

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人民大会堂记者招待会，还有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这个印象也是很深的。我在《痛并快乐着》中写到过：记者招待会在双方领导人针锋相对中快速地进行着，虽然时间已比原定的向后顺延，但听着还是觉得好像很短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朱总理正在钓鱼台等着宴请克林顿，显然，延长了的记者招待会让他久等，但当时我想：朱总理知道了这精彩的记者招待会，一定在等待中会理解和开心的。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我快速地在演播室里写好结束语，导播台指令是：由于时间因素要短，我在一番简短评论之后，用这样一句话收尾：“不管怎样，面对面总是好过背对背。”第二天上午，克林顿去北大演讲，精彩程度比我最初预期的要弱，可能是这样几个因素造成的：一、当我开场白过后，信号按原定时间切到北大，却发现克林顿迟到了，于是画面只能无奈地在等待，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被无用的画面浪费掉。二、演讲及回答问题过程中，美方提供的同声传译水平让人不敢恭维，于是，造成观众收视疲劳。三是气氛不够活跃和开放，本以为会更加惊险和犀利，但常规化了一些。1997年，在三峡大江截流直播现场这胃口显然是因为前一天透明度极高的记者招待会挑起来的，公平地说，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能现场直播已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因为这和头一天的交锋有所不同，在北大，是克林顿的一言堂，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价值观充分展示的时间，而中国人依然可以透过屏幕去分析、聆听……我佩服决策者作出直播决定的勇气，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免疫能力早已不是过去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两段另类言语不可能就让民众轻易交心。这就是进步，这也应该为后来相类似事件的直播提供信心保障。但在直播的结束语里，还是没有客气，正如国外媒体所说的那样：“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美方主导，向中国和全世界作现场直播，但是美方的中文翻译却结结巴巴，断断续续，造成听众困惑。”“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名主持人白岩松说：由于美方技术原因，有一些提问听不清楚，请观众原谅，中文翻译是由美方提供的，也许语言习惯不一样，有些听不太懂。”“他一脸严肃地说：看来，美国还需要更多了解中国，有时，还需要从语言开始。”

当然，最后我觉得我们收了一个很好的尾，1999年的澳门回归直播。那个时候不会有任何压力了，而且做得非常好，缺陷也很少。

澳门回归的直播跟1997年香港回归的直播相比，仅仅两年多时间，我觉得整个直播系统，包括自己直播这个坎，基本就算都过去了。直播从路口进入主干道

香港回归的直播结束后，大家是带着一股子气回来的。因为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大家都感觉很沮丧。虽然上面很肯定，香港回归做得不错，可是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缺陷、毛病太多了。

我记得在香港回归直播结束回来后，我们进行总结，并一起拉出去吃了顿饭，很多人痛哭一场。这说明对整个那场直播，相当多的位置和相当多的人员都是不满意的，包括我自己也同样如此。

虽然我是那一次唯一一个获奖的现场记者，但是，我知道那仅仅是个起步，犯的错误少，不意味着做得好。

那个时候大家反而憋着一股劲，要赶紧做下一次。所以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因为有了这次香港回归直播的大操练，1997年11月8号的三峡大江截流的直播，就落在我们的肩上。

我记得当时我跟方宏进做总主持人，出镜记者也大部分都是我们评论部的，而且那也是持续一天的一场直播。应该说，那场直播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台阶，相对来说，从容度、心理压力都减少了，完成度也很高。那个时候也是举世关注，因为总书记和总理全去了现场。头一天总理还上船跟我和方宏进聊，当时是李鹏总理，没想到李鹏还跟我们说：说话不要说得太专业，都是普通观众，怎么样说得科普一点，通俗易懂一点。和方宏进因三峡大江截流直播而获奖

有道理，他说得非常对，否则你会卖很多专业术语。

第二天早上直播开始之前，我和老方吃早饭，正好杨伟光台长过来，我们仨就聊，我就问杨台长：“一会儿要直播了，您有什么吩咐没有？”杨伟光就说了一句话：“随便说，随便说。”

我觉得，从这一刻开始，起码从我自己内心深处开始，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拉开了新的一页，因为所有人在回顾香港回归直播时的那种焦虑，都过去了。

所以那一次，恐怕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大家已经忽略了那场直播，要没有那一次，大家的焦虑、不满足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由于仅仅间隔几个月，就又做了三峡大江截流的直播，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为做大江截流直播，我们提前半个月去到现场。我老婆预产期是11月底，就把她送回镇江老家。因为那一次非常重要，不仅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的直播都是个转折点。刚开始我们的直播找不着路，但是到了三峡大江截流这个直播，我们的直播就从路口进入主干道，进入了正轨道，开始快速行走了。

悉尼奥运直播：另一种样态的直播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采用总主持人来调配整个直播。只有总主持人，才可以收放自如，在演播室里头，从这个赛事把线收回来，然后投入到另一个赛事，起承转合，以前从来没有过。

正是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的成功直播，让台里头觉得，为什么大型奥运会的直播，不能采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都已经成熟了的这种总主持人模式呢？

好多人回头去看，会觉得：哎哟，白岩松怎么去做奥运的节目？但是非常正常的是，体育中心是后来独立的，最初的时候，体育是新闻中心的一部分，领导者是同一个人，是副台长李东生。他带着我们走过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直播，他是总负责，同时体育报道也归他管。因此在他那儿，他只觉得，成熟的经验就要复制。而外人就会觉得，你跨行了，从新闻去做体育了。但是在我们内部来说，这是一个同样的新闻事件，同样的直播，只是内容略有差距而已。所以李东生当然觉得，我们成熟的直播经验，这回悉尼也这么玩。奥运是另一种样态的直播

那么抬眼一看，当时管体育这块的是马国力，跟李东生哥俩一商量。行啊，白岩松总直播，很成功，这哥们儿又爱体育，来吧。我觉得这是李东生的决策，马国力大度的结果。因为作为体育负责人，从原则上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屁股决定脑袋，不希望所谓外来的人来做。但是马国力一点没有这个，所以到现在我和马国力的关系都特别特别好，我特尊敬他这个老大哥，因为他就是要把这个事做好，没有存在用我的人、用你的人的概念。所以那哥俩一拍即合，通知我去做悉尼奥运。

所以，外面人的看法，跟我们内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是，这是香港回归直播之后，三峡大江截流和澳门回归直播之后又做的另一种样态的直播，它采用的是同样的模式。而我经过这几年的直播，对这种总主持人的调控比较熟悉，把控能力比较强。更何况奥运会跟其他直播不一样，是一个连续20天的大直播，可能更需要经验和对体育内容的熟悉，正好我身上这两者都有，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不很特别。“改变了媒体该如何看待奥运”

这次直播我很开心，跟我做其他直播比较来说，做奥运的直播太开心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禁忌。我觉得，起码带着我的看法，影响着媒体该如何看待奥运。

首先我是淡化胜负观的，我不以金牌为主；第二个我重点关注体育中的人、情感和故事，而不是竞技本身。这些都在我做悉尼奥运会期间全方位传递出去了。2000年，在悉尼报道奥运会

我觉得它会形成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现在大家普遍接受这种理念了，但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鲜的。我跟我搭档宁辛大姐说，你就把我当做一个陪着观众看体育比赛的嘉宾就行了。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喊，我们当时直播中拍桌子的事是经常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放松的，语态也不是端着的。我从来也不会端着，我也没学过这玩意儿。

奥运会时更松弛、更放松，对体育理念，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收获，还是一种推动力吧。悉尼奥运会直播结束，白岩松与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青年教师段鹏有过一次对话。对话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第6期《现代传播》上，叫《光荣与梦想的回归》。其中，白岩松说道：“我喜欢金牌，但我更喜欢个人对自我的超越，只有征服了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一个原本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只’拿到一枚金牌，并不值得大力赞扬，而像王义夫这样连续5届奥运会都基本发挥稳定，并且在预赛中打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选手，我们应该给予他热烈的掌声，因为他完成了自我超越。但奥运会有些项目的比赛失利却只能归因于运动员的懈怠，比如男篮对法国那场球，再比如跳水的前三个项目，真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谨慎处理成绩与成功的关系在体育报道中实属必要。”

大事记

1996年1月27日　《东方时空》第1001期，即第一次改版后的第一期。撤下《音乐电视》；起用总主持人，有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和方宏进；开辟三分钟的小栏目《面对面》；将《焦点时刻》改为《时空报道》。3月16日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推出大型主持人谈话栏目《实话实说》；2009年9月26日，该节目停播。4月4日　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体育杂志栏目《足球之夜》。5月17日　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新闻评论性栏目《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为《宏志班》，出镜记者是白岩松。7月19日～8月4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位。10月7～10日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997年2月19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6月1日　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合作完成庆祝香港回归系列报道之一“飞越黄河”现场直播。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6月30日至7月3日，中央电视台连续72小时播出香港回归特别报道节目；白岩松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入港的全程直播报道。8月21～22日　首届全国电视制片人研讨会在兰州召开。9月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1999年底以前，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9月12～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11月8日　中央电视台直播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大江截流。白岩松担任直播的总主持人。12月29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中央电视台视察工作。李鹏总理在新闻评论部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2月31日　江泽民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新年讲话。这是我国国家主席首次通过中央电视台发表新年讲话。此后每逢新年，我国国家主席都在中央三台发表新年讲话。

1998年2月11日～3月1日　中央电视台派出侯明古、水均益等8人报道小组，赴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问题。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国际热点地区派出自己的摄制组作现场直播报道，改变了中央电视台重大国际事件采用外来信号的历史。3月10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方案的规定，广播电影电视部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3月19日　白岩松直播朱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6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6月25日～7月3日　克林顿访问中国。27～28日，白岩松直播江泽民、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记者招待会、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6月中旬～9月上旬　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7月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10月7日　朱镕基总理来到中央电视台视察，与《焦点访谈》栏目组人员座谈，并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10月9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召开中国电视暨中央电视台诞生40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题词：“更好地发挥电视媒体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1月6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部实现了14时、16时、18时、21时滚动新闻栏目的改版播出，加大了信息含量，改变了节目播出形态。11月15日　中央电视台一、四套节目并机，成功直播了“98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式”。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次对飞行表演进行现场直播。11月15日～12月10日　在海湾局势剑拔弩张之际，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组成11人报道组奔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进行采访。12月17日　北京时间凌晨，美国突然对伊拉克发动空袭。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水均益、冀慧彦等4人组成的报道组于当日13点出发，赴巴格达进行跟踪报道。

1999年1月1日　中央电视台国际互联网站经过两年的试运行后正式推出。1月　中央电视台成立“聚焦太湖”报道组，对太湖流域污染源达标排放工作进行了连续报道，先后有近30人次赴太湖流域采访，共计播出新闻46条。3月25日凌晨3点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动了大规模空中打击。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从凌晨6点开始，对正在进行的空袭进行了长达1小时20分钟的直播报道。3月26日～4月3日　中央电视台对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庭审进行直播。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三名记者遇难；中国各地和海外纷纷谴责美国的野蛮暴行。10月1日　首都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12月19日午夜～20日凌晨　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2月19日上午9点至21日上午9点，中央电视台进行了48小时澳门回归特别直播报道。12月31日晚上和2000年1月1日凌晨　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庆祝活动，迎接新千年和新世纪的到来。12月31日下午17点至2000年1月1日下午17点，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连续24小时的《相逢2000年》特别节目直播。

2000年8月20日　中央电视台对北京老山汉墓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网站同步网上直播。9月16日　中央电视台第一、第四套节目并机直播了钱塘江大潮。9月15日～10月1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三名。白岩松随中国奥运军团出征悉尼，担任奥运直播报道的总主持。10月26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政策。

4 2000-2001 逃离：拿得起也放得下

印象最深刻的节目2001年　2001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7·13”莫斯科之夜。莫斯科之夜是我难得有机会去参与这次直播的主持，而且我比萨马兰奇更早地说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这当然是做大量功课的结果，不是赌博。因为我看到萨马兰奇奔台子去的时候，以我当时各种各样的分析，我就说：“现在，他打开了这个信封，从这一轮就要出结果的角度上来看，非常有可能就是北京。”这时候我的听筒里传来了领导的声音：“闭嘴！万一不是呢！”结果，几十秒之后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很多人后来祝贺我，说你说得准，我说不是，这不是赌博，这是分析的结果，说明你对整个程序包括各种投票结果相对清楚。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很少有那种机会，那一瞬间跟一个民族在一起，跟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一起。而且在我的记忆当中，1993年的那次申奥，我刚做《东方时空》不久，那天我写了A、B两个稿子：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不成功的。对那一夜的申奥失利，有那么深的记忆，而且那一天在做完节目之后，我是号啕痛哭。但是，在2001年7月13号我没有号啕痛哭，只是后来有一场宿醉，在7月14号的莫斯科，在书里我有写。那一夜，我印象非常的深。当全部主持结束，当在监视器里看着正在播北京的游行的时候，我当时归心似箭，你很愿意在那个人群当中。你作为民族中的一分子，那种爱国的情感是那么的强烈。我觉得今天说起来，面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大家各有各样的情感，有的时候你要说一点儿热泪盈眶的东西，别人会觉得你特别的假，但那一瞬间非常真实，非常真实地感受到跟这个民族是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2001年的那一夜是令人难忘的，主持生涯当中有过那样的一夜已经很难得了。那个时候谈爱国多真实啊，那一夜，谈爱国眼泪唰地都能下来。现在，除非旁边有人能打得你眼泪下来。2000年12月18日，在第十一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活动现场白岩松说，停下来是为了思考，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重新冷静地看，你会发现，在你忙碌时你在乎的很多东西可能没那么重要，不在乎的东西却有可能凸现出来。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跟谁做？用什么机制做？目前的中国，大家不都是脚步急匆匆的吗？其实我觉得说大了，说小了，都需要行走一段时间，要停一下。

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主动离开主持人的岗位，是因为做完悉尼奥运会之后，太火了。

你想想，奥运会连续多天的直播，它的放大能力非常强。我跟着专机回来的，马国力让我跟着代表团的专机回来，一下飞机，居然也有那么多的人扑向我。领导人接见时，朱基总理第一个进来找到我，跟我握手。我当时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太对。

然后，我又接连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新周刊》电视主持人大奖等一大堆奖，我就觉得不好，有点躁了。

正好那个时候新的《东方时空》改版，时长两个半小时，不是我喜欢的样态。我就彻底地逃离出来，开始研发《子夜》这个新栏目。“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作为一个主持人，从悉尼奥运报道回来很有名，也许是很多主持人追求的。但是对我来说，担心很大。当时刘恒大哥跟我说了一句话：“哎哟，岩松，太阳正当午，可注意要落山啊。”

我跟刘恒说的是：“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像禅宗一样的对话，是他作为老大哥关照我，太火了，一定要小心，太阳正当午，是为落山做准备。2000年，出新书时，恩师曹璐与敬大姐来捧场

特火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一种恐惧。对我来说，反而是我想躲避的东西。所以那半年，我连手机都关了。最初的一个月，因为媒体找我的特别多，我就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就关掉了手机。而且在那个采访中，我明白地说，我只接受这一次采访，我不会再接受采访，我会关机的。

一两个月关机，别人也找不到你。

所以，还是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新闻主持人不该被过度消费

正是悉尼奥运会结束之后，突然大家都在盯着你，突然各种奖都来了。

我忽然意识到了，主持人明星化的时代开始了。那个时候也是娱乐节目刚大踏步起步的时候，李咏啊、王小丫啊，《快乐大本营》等都是在那段时间出现的。

我当时有个警觉，主持人明星化是可以的，但是新闻主持人的明星化是不可以的，这跟我学新闻是有关的。我不认为新闻主持人可以被明星化，我也始终躲着新闻主持人的被明星化。因为新闻主持人被明星化了，那你报道的客观性、权威性等，包括你自己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很恐惧，甚至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很担心新闻主持人的明星化倾向。

新闻主持人不该被过度消费，其实它不被明星化也包含着不被最大量地消费，出席商业演出，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等等。我觉得，如果新闻主持人被过度消费的话，慢慢地他/她的公信力就会丧失。新闻主持人，一旦没有公信力，只是一个娱乐的符号，就坏了。分众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在2001年的那篇文章中，白岩松还指出，主持人作为“大众情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我觉得，像倪萍和赵忠祥老师那样的‘大众情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主持人必将分众化。例如水均益，在国际报道方面比较优秀，但他在国内问题报道或像春节联欢晚会那样的场合就不一定太会被关注。我们各方面的主持人将来会越来越分众化，因为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多元化。“我并不喜欢我们现在很多节目的高收视率。高收视率意味着一种垄断，包括主持人的知名度达到一定的垄断地步。我觉得，但凡垄断总是落后的。当然，大浪淘沙，时间长了。慢慢地总会有几个节目或几个主持人崭露头角，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个节目动辄百分之十几的收视率，这里，恐怕不能排除一些垄断的因素。例如在某个时段不许省市台转播其他节目，那它必然会带来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收视率。但说实在的，这种局面还会长吗？”

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媒体已经进入分众化的地步，过去赵忠祥、倪萍“照顾”一家四代人的时代结束了。今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成员会喜欢不同的主持人，主持人开始分众，慢慢向很多小众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现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好酒的不进茶坊，不同的人群喜好是不一样的。一个主持人妄图打遍天下无对手的时代没了。

明星化和分众化是两个话题。

“前店后厂”

那个时候，新闻评论部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前店后厂”，前面在营业呢，后面在生产、研发新的东西。我们研发节目，断断续续的很多。我们《面对面》是不是一种研发？一种小的尝试？我们做长江人，包括最初我自己策划做老学者访谈，等等，它本身也是一种研发。《新闻调查》出生

我参与了很多节目的最初创办过程，包括介入到几次大的直播当中的研发等。1996年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样片不成功，临时把我抽调过来参与《新闻调查》的筹办，那也是个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要和夏骏联手做，那个时候还不是做第一期节目，是做样片。因为样片决定《新闻调查》是否可以出生啊，因为第一个样片未获准。

所以我和夏骏开始打磨《宏志班》，结果这个样品到台里会审时，排名第一。然后《新闻调查》出生，这也是研发的过程。停下来，想想接下来怎么走

停下来那段时间的栏目研发，就是完全跟我捆绑在一起的栏目：《子夜》。主持《新闻调查》的首期节目《宏志班》（视频截图）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子夜》的研发问题，而是将近一年时间的清净，让我以旁观者的姿态去思考很多问题。那我觉得，这对一个主持人非常重要，走一些年，恐怕就要停一段时间，包括这段时间（指2013年初）我有意识在停，一直到两会之前，我觉得会停两个多月。我会去想很多新的节目，包括《新闻1+1》的改造，包括未来的新的生产模式，等等。因为我十年没停过了，上一次就是那一次，所以到这我必须要停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以后会缩短这个频率，我觉得五年起码要停一段时间，起码两三个月，然后去想很多事情，去想接下来怎么走，不停永远无法想得透彻。一路上你会有很多好的创意，出现了，但是新的事一来一覆盖，又忘了，没了。你只有停下来认真地去想，才会把这个事情想透了，想明白。

停下来是为了思考，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重新冷静地看，你会发现，在你忙碌时你在乎的很多东西可能没那么重要，不在乎的东西却有可能凸现出来。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跟谁做，用什么机制做，目前的中国，大家不都是一个急匆匆的脚步嘛，其实我觉得说大了，说小了，都需要行走一段时间，要停一下。

我觉得未来十年，会跟我这一段时间的停紧密相关。

《子夜》一直就没诞生

研发了一年，没成。最后改变了一下，给弄到了《东方时空》里头，以《时空连线》的方式出来，但这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子夜》和《时空连线》是不一样的

好多人会觉得，你们研发的《子夜》，最后到《东方时空》播出，不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吗？《子夜》和《时空连线》是两回事。如果要是在晚上11点播出30分钟的《子夜》，那就会是一个纯粹的小众的东西。但是如果把它变成十几分钟放在《东方时空》里，我就必须把它做成大众化的东西。因为我是制片人，《东方时空》整体的氛围和播出时段放在这呢，它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东西，就像你不能总往《读者》里塞学术论文吧。只能是转变一下，去让这拨人有事做而已，所以我觉得《子夜》在中国一直就没诞生。《子夜》转变成《时空连线》，我觉得完全是两个栏目，性质是不一样的，在晚上11点播出的《子夜》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探讨新闻背景和进行新闻评论的栏目。而《时空连线》是一个新闻节目，那能一样吗？有机会就向评论这个方向去“拱”其实，在悉尼奥运会结束后停下来的那一年时间，白岩松就一直在思考转身的问题，即由主持人向评论员转变的问题。

研发《子夜》栏目的设置，本身就是在向评论方向转化。虽然未得逞，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自己心里的种子和方向已经牢不可破了，经过了那一年的思考，有机会就向这个方向去“拱”。《时空连线》，包括参与到新闻频道开播的《央视论坛》、《360》等已经有评论的雏形了，到2008年的《新闻1+1》，终于完成了这种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我为什么设计《中国周刊》？

那是我自己设计的，那个栏目是我们研发的，不是借鉴的，也是上面没多久就确立了带有评论色彩的一档回顾节目。我已经非常坚决地朝着这条路去走了。

我觉得自从新闻频道有了《中国周刊》，我就开始大踏步地向这个方向去走了。因为《中国周刊》本身就具有这个属性，然后到《新闻1+1》开播就正式转变。我觉得我内心深处对“主持人”这三个字已经淡了，对“评论”看得更重了。

其实，接下来思考的这一段，也就是2013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又静下来一段时间后，我将来不会再去纠结所谓的主持人或者评论员这样的东西，我会把60％的精力投入到对带有评论色彩的新闻的关注上，但还有40％的东西会不一样。我觉得要跟未来的这个社会需要的东西衔接，能不能干成是另一回事。2001年，莫斯科，在决定北京是否主办2008奥运会的会场外留影

我是防止申奥未成而去的

我后来才知道，有两个因素决定由我去莫斯科做申奥报道。第一个因素是，我毕竟做了悉尼奥运会的直播报道。悉尼奥运会结束之后，《新周刊》不也做了一个调查嘛，叫做“你最期待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解说者”，我排第一位。那肯定有在悉尼奥运会报道中和体育结缘、和奥运结缘的这种符号因素在，但是它还不是决定性的。

我是做了这场直播半年后才知道台里面为什么让我去。台里编委会那天讨论莫斯科申奥直播，都讨论完了，人选也定完了。突然有个领导问了一句：如果申奥要是没成呢？本来都要走的领导又坐下了，因为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93年申奥没成功时，我们前方的主持人，两分钟左右没说出话来，就是他也懵了。这时候领导就思考，得需要一个真正的“安全阀”，就是得有一个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能控制住场面、控制住语言、心理上比较坚强的主持人。这时候由一个提问就演变成领导坐下来开始去想是谁，最后大家聚焦到我这，就岩松吧。因为他们相信，成了，岩松也不会忘乎所以，不成也一定会得体。这是我半年后才知道，原来我是防止申奥未成而去的。

不过我比较像吉祥物，我只要和奥运一沾边，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绩还都不错。

大事记

2000年11月27日　《东方时空》第二次改版，时长改为150分钟。《东方之子》改为《面对面》，三个月后改回《东方之子》；《生活空间》改为《百姓故事》；《时空报道》改为《直通现场》。演播室设4人：两个主持人、一个新闻播音员和一个资讯播报员。11月27日至12月3日，随着新版《东方时空》的亮相，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进行全新调整。12月26日　中央电视台网站正式更名为“央视国际网络”，并正式启动新首页。12月30日　国家统计局宣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4月20日　中央电台、电视台成功直播了张君、李泽军系列杀人抢劫大案庭审实况。这是中央电台对庭审第一次进行多点直播，同步交叉直播了重庆、湖南两地庭审实况。5月24～25日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指出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6月15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7月13日　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白岩松到莫斯科参加了申奥报道。9月11日　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10月7日　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中，中国队在主场以1比0战胜阿曼队，提前两轮小组出线，获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入场券。

5 2001-2003 收获与放弃：制片人生涯

印象最深刻的节目2002年　我觉得2002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时空连线》。因为当时我在做《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如果说哪期具体节目，我觉得不准确，因为那个时候既有我做的节目，也有我作为制片人整个一年运行的节目。《时空连线》快速地成长了，尤其在2002年，我给台里头奉献了编委会制度，成为台里的年度十大创新机制。这个编委会制就是我认为制片人制的一股独大对于新闻这种日刊节目来说已经不合适了。我希望它变成编委会制，就是以更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新闻的决策。我认为这是前卫的。在当时当然是前卫的，其实在今天我依然觉得它有价值，因为日刊栏目的运行该用这种民主化的方式。制片人制是在《东方时空》引入的，但它有“人治”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够完善它。在《时空连线》的时候，我提出新的想法，我说“不扛旗”。我们一年做了许多别人认为是舆论监督的节目，但是在回忆当中我觉得印象最深的真不是舆论监督的节目，而是我们沉下来去做的一些比如说“抗生素滥用”、“新生儿缺陷”、“医患关系的破解”等这样的节目。当时，我们做关于慈善的那句话——“要把慈善装在透明的口袋里”——就是在我们那里出现的。恰恰是这些不带舆论监督色彩的东西，我觉得更长久地留在我记忆当中，因为它真的具有了一种前瞻性。2003年　2003年我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我作为制片人而不是主持人的节目，那就是2月中旬的三期《时空连线》节目，是中央媒体当中最早报道非典的。而第三期节目的名字就叫“政府信息公开”，可见它的前瞻性。毫无疑问，至今仍有成就感。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记者后来回来了，虽然我一再地不让她回来，我知道事情会继续地向后发展，但是她坚决要回来。另外，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的话，还有就是2003年5月1日，我、李瑞英、敬一丹和罗京我们四人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最先说话的四个人，我们四个人迎来了新闻频道的开播。开篇词是我们四个说的，那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成立绝不简单是一个新闻频道的事儿，而是我们几代新闻人的一个梦想。而且它从此拉开了新闻资讯更透明、更公开，尤其是直播进入到常态化的一个时代。我也是在那一天被第一个打上了“评论员”这三个字眼儿。

直播常态化

直播常态化，不能以这些事件为标志，当然是以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为标志。

只有新闻频道开播了，你有了自己的阵地，大量的新闻和大量的事件都是直播的，它才开始走向常态化。

什么是常态化？常态化就是天天都有。但是原来没有新闻频道，新闻在央视的一套，很多节目都是录播。你拿什么常态化？只能是个别事件、大的事件，你直播一下。

所以，我觉得中国直播的常态化，一定要以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为标志。缺失的9·11香港回归直播，给大家都留下了不少遗憾。四年后的“9·11”，由于没能直播，也给白岩松留下了莫大的遗憾。在《幸福了吗？》中，他这样写道：“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9·11’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说起遗憾，我觉得应该还是“9·11”。如果还有的话，就是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如果是现在，你会想象围绕那个事件做直播，可是当时没有。当时很特殊，因为那是战区，可是现在即便是战区，也可以做直播。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中国人都了解炸咱们大使馆的事件，可是你有画面感吗？没有吧。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现场感和画面感，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进行直播。新闻都是处理过的。

所以，如果回头看，我觉得那是一个小小的遗憾。那个遗憾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是那个时候各种条件都不具备。“9·11”的不直播和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不直播，在我看来，性质是不一样的。大使馆被炸那时不具备条件，甚至大家也没那么去想；“9·11”是已经明确想了，而且有条件，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在直播，而我们没做。

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不也不是“9·11”吗？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展出了“9·12”的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人民日报》那么突兀地、与众不同地没有关于“9·11”的报道。所以，这不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或者《人民日报》的遗憾，这是中国媒体的遗憾。

那天《南方日报》的人跟我聊这事，说你看中央电视台怎么没直播，你看《人民日报》怎么没刊登。我反过来问他一句，回去查一下，9月12日《南方日报》的头版是“9·11”吗？如果不是，换种态度。直播巴格达

直播巴格达之前，我就知道要直播。因为从2003年2月8号开始，我和水均益就开始做一个栏目，叫《直通巴格达》，水均益当时已经到达巴格达了。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如果美国和伊拉克发动战争，我会直播这场战争。

我印象很深，当时副台长罗明在楼门口，碰到我，跟我半开玩笑地说：岩松啊，接下来你的生活、工作节奏得变一下，你的车程不能超过以台为中心的15分钟的距离，因为随时要直播。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这是真的。

所以，我基本上保持在车程15分钟之内，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就在台里，很快就开始直播。这是中央电视台一次“有预谋”，或者说有准备的、纳入到国际大的系统中的直播。

我们第一个报道SARS

其实在巴格达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在关注另一场战争，那就是非典。第一个关注非典

非典的时候，我正好是制片人，可以说，我们是中国中央媒体第一个开始关注非典的，因为拉开大幕的是我们。

2003年2月初，我当时在做《直通巴格达》。记得2月8日那一天，我接到广州的“线人”爆料，说现在广州市内有一种怪病。因为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告诉我们说可能是禽流感或者什么的。

核实完之后，我就派了我们的记者，现在云南站当首席记者的隋笑梅和一个摄像赶往广州。结果2月10日就开了第一个围绕非典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连着做了三期节目，每期节目都是17分钟。第一期节目是现状、情况和相关新闻；第二期节目是如何防范；请注意第三期节目，第三期节目是政府信息公开。遗憾与幸运

我们当时请到的连线嘉宾是广东省副省长和喻国明，这三期节目播完之后，影响就相当大了。节目播出之后，得到了命令，不能再播了，然后就变成了“一切很安全”。但是当时我们很清楚，起码我很清楚，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做完这三期节目，我们的记者隋笑梅要回来。我当时不让她回来，我甚至替她找了选题。我让她在那里做另外的选题，叫“节后的民工荒”。这样的话，她可以继续在广州拍，同时也可以跟踪事态进展，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没那么简单了。但是记者非要回来，后来回来了。

我说，终生遗憾，但是终生遗憾的同时，我也觉得有一点是幸运的。回来也好，如果要是继续拍，在当时防范能力都很弱的情况下，如果我这两个同事都染上了怎么办？所以也有它幸运的一面。打响了SARS这一战

我印象很深，4月1号那天，我已经知道事态很严重了。我记得那天还在直播伊拉克战争，天天都是我在做嘛。我就跟台里的一个领导说：别直播伊拉克战争了，赶紧直播咱们身边的战争吧。结果台领导也很无奈。没办法，有很多事情不是中央电视台能够决定的。

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新闻机构，它是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但是有些事情没做，为什么？不是它的新闻敏感度太弱，而是由于政策或者上级的原因没让做，与“9·11”“失语”的事件有类似之处。

我觉得真正的一个转折点是4月中旬的那一天。那天我正好在，因为我们正在审看新节目《中国周刊》的样片，台长、部主任都在。我们跑卫生口的记者进来说，4月19日或者20日要彻底开始处理非典事件，可能要处理官员，可能要信息公开。

4月20日，中国打响了SARS这一战。

我们从5月1日开始，我挑头，我们这个栏目组开始在新开播的新闻频道，连续N天，做了SARS的直播，几乎把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都连线了。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人应该做的事情，这是自下而上“拱”成的。

刚开始，做这个报道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作为中国主流媒体，我们第一个报道SARS，连续3期，第一个提出政府信息公开。最后，以我们这个组，作为主力挑头，弄成连续十几天非典的直播。我觉得，这时直播终于到了这个地步，不是别人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而是你自己希望完成的任务也嵌入到我们整个非典记忆当中。

所以，这就是直播的力量。直播就是把更多不该被隐瞒的东西展现在公众面前，而且是第一时间，这是不一样的。我已经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

现在有人开玩笑说，白岩松什么时候主持《新闻联播》去？其实，曾经有一次结缘。因为在非典十分严峻的时刻，我们新闻中心也有两个同事感染上了非典，其中一个是摄像的小兄弟，当时已经很严峻了。

但是，不管出多少问题，《新闻联播》必须要播。当时的规定是，只要这个人群中有一个人感染了非典，就要整体被隔离，也就是说你不能离开这儿了。电视台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有一天早上，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我跟他开了一句认真的玩笑，我说：放心，我已经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他也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认真地点点头：好。

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真出了事情，大家一起在里头扛着吧。

“被动”做了两年制片人

我觉得做制片人这两年多的时间，首先我不是主动去做，而是被动的。那是因为机制、体制的变化，新闻评论部拆了，拆成了两个部门。我在这个部门研发《子夜》，可是最后孙玉胜决定让这个节目到《东方时空》里去出生，它却在另一个部门。我要带领这一部分哥们跟另一个部门合作，因此我只能当制片人。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节目的想法、创意带过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必须当这个制片人，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虽然我玩命地不想干，但也没办法，做了两年。

我觉得做一个制片人，首要的职责就是生产与发展。日刊节目，天天要播出；然后在生产的基础上再考虑发展，这是第一个重任。第二个职责是，一个栏目的制片人要培养人，而不是让人为我服务、生产一个又一个节目，这是我自我认同的重任。第三个职责是，在一个栏目的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新的机制，有助于电视向前进。生产与发展

所以，我觉得我的几个基本立足点和任务都在这里。

从第一个角度——生产与发展来说，当然，我满足了正常的生产。后来，《时空连线》每周的五期节目，起码都能进央视一套收视率的前十名。至于发展，《时空连线》迅速地在我们内部变得很火了。也正是因为很火，所以它裂变了。

在我们一个栏目里头，借新闻频道开播的时机，我又裂变了两个节目，一个是《中国周刊》，一个是《新闻会客厅》，加上《时空连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成为在新闻频道里创造力和裂变力最强的一个栏目。

这就是生产与发展，也正是因为创造了这两个栏目，我这个栏目里的哥们儿才可以成长，拥有新的机会。培养人

第二个职责就是培养人，这也是最主要的职责。

我在当制片人时一直在说一句话：你们要思考我该思考的问题，我该去琢磨你们该琢磨的事。比如说，你们的待遇，你们的成长、发展，我要替你们去想；但是，如何做好节目，你们要去想。我带的那个栏目，一共四十来人，现在我那个栏目出来了有三个主任、十六七个正副制片人、五个记者站站长，还有张泉灵、柴静两个主持人。这个成才率，我相信在央视任何一个栏目都少有。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才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民主。说到民主，《新闻周刊》的制片人王力军印象十分深刻。他说，白岩松当制片人的时候，形成了这样一种开会状态，那就是：大伙儿围坐一圈儿，对同一话题、同一节目进行多元的表达。每个人对这一个话题都要进行一分钟到两分钟的个人阐述，最后形成大伙儿民主之后的集中。此外，在团队建设上，白岩松特别强调人文化，包括组织大型的集体活动，比如足球、酒会、旅游、聚餐等。最有特色的是读书，隔一段时间发一本书。白岩松这些管理的理念和对团队的培养成为了王力军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王力军在栏目组开会时还延续了之前的风格。同时延续下来的，还有定期给大伙儿买书发书的习惯。张泉灵在谈到与白岩松在《时空连线》中的合作时也说，他们当时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看片会”。她说：“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讲评昨天的节目，当时岩松每天都在。我觉得通过看片会，对主持人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帮助意味着你不仅仅干了你的这摊活，你还了解了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比如编导的工作、策划的工作。其实当时岩松是规定所有的主持人要兼做一部分策划工作的，说你除了做主持工作外，还要做策划工作，就是有一些节目是我们自己策划的，我觉得这对主持人是特别好的锻炼。”《新闻周刊》制片人王力军接受采访创办编委会制

机制的创新，这是第三个职责。

在我才做了大半年的制片人时，我就觉得有问题。制片人制始于评论部，是评论部从《东方时空》创办带来的制片人制。最初它是先进的，但是当面对一个新闻日刊节目时，也就是我做制片人时，我就看到它这里的不足。为什么？

因为做专题节目特别适合制片人制，但是做新闻日刊节目，制片人制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一股独大，不民主，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会不会把好的节目都看成不好的？因为决定权都在我。我情绪好的时候，会不会把不好的节目看成好的节目？起伏会很大。

所以，我当制片人半年之后，我就在内部创办了编委会制，削减了我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我只是一票了。栏目组的核心成员都进入编委会，共同研发、讨论、决策。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最差的节目开始消失。因为民主首先解决的是不会出现最差的，我觉得在我的实践当中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这种民主决策，导致原来是人人等着制片人派活，后来变成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而且他们自己就有决策权，团队的最大潜能被调动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这个栏目成才率这么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后来，编委会制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2年度十大管理创新之一，成为了台里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是最看重的，我最看重的是它的可复制性。现在我们这种编委会制已经大量存在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当你拥有某种小权利的时候，你能不能按照你期待的价值观和发展的方向真的去实验。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有两年的时间来实验这种民主的尝试，更何况，效果好得很。我的任何利益关系和这个组里没关系

我当时在组里不拿一分钱工资。我当制片人的唯一要求，就是我的任何利益关系和这个组里没关系。我在我的上级部门领工资，我跟这个组不发生任何利益关系，我没在组里报过一次吃饭的票，没报过任何票。组里出去玩，其他人都不用交钱，我要把我的额度补上，我当制片人期间连车都没租过。

所以，当你进行过一次这种民主和新社会的小范围实验后，你觉得自己更有信心了。

“新闻胶囊”

在作为制片人的这一个阶段，我还有一个工作是研发节目。

在2002年，我曾经推出大型新闻综述性节目《中国日记——我们的2002》。

因为在当时我要承担年终节目的回顾，所以我们做了《中国日记》。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后来的《中国周刊》的某些雏形了。《中国日记》是综述、回顾这一年，其实往小了说，就是回顾这一周。当时我已经有意识地选择了张巍和王力军去搭班，去做《中国日记》，我们隔一段时间就碰，后来《中国日记》很成功。正好，为了衔接顺畅，我让他俩去做《中国周刊》。现在张巍是新闻编辑部副主任，王力军是《新闻周刊》的负责人，也是《新闻1+1》创办的时候最初的制片人。

这个背后有一个理念，所以有的时候要感谢静下来的那段时间。在静下来的那段时间，我大量地去研究国外的节目，包括去研究美国几大电视网的节目时间表，结果看到了美国电视周刊类新闻回顾节目有一个名词，叫“新闻胶囊”。“新闻胶囊”指的是含氧量比较高，易服用，简便。然后，美国一些周末节目，像《会见新闻界》、《本周》，它是为那些忙碌一周的白领、决策者等，让他们在周末的时候打开电视，把一周的新闻浓缩，像胶囊一样，放在这个节目里。第二周周一去上班，那些忙碌的白领、决策者又有了谈资，不至于被这个时代抛离。所以“新闻胶囊”这四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和触动很深。做《中国日记》的时候，我就用了“新闻胶囊”的概念，后来我就把这个胶囊变成了一个周播的胶囊。

我之所以能把这粒胶囊变现，是因为我在不断地做新节目的研发，我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考。大家总说中国电视竞争激烈，其实中国电视新闻领域的新栏目一片空白，像《中国周刊》十年前我们当时开播时，美国这样的节目已经有很多了，每一家电视台在周末上午全有，就中国没有。我早就看到了，我早就郁闷了，我早就有这种好奇和冲动把它变现了。正好借新闻频道开播，我就把它做成了。

我觉得“新闻胶囊”到现在为止都是有价值的。说起《新闻周刊》的创办，制片人王力军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岩松特别喜欢“攻城略地”，做了《中国日记》，他就想把它周刊化。其实，《新闻周刊》的创办当时挺顺利的，这也得益于岩松的一种情结，那就是对新闻的再度挖掘他是有话可说的，他有自己的新闻判断。提起“新闻胶囊”，王力军说：“其实这个理念也把我们给害苦了。因为它的板块和功能很多，所以我们就特累。刚开始我们要把非电视的东西，例如声音、数字变成电视化的东西。其实，这也是电视多元化表达的开始，在这一点上，跟岩松的广泛阅读有关。他阅读平媒的东西比我们多，这样一来，他要求视觉的冲击、版块的多样性，对我们电视绝对是一个倒逼机制。”曾担任过《新闻周刊》第二任制片人的张巍说：“我理解的‘新闻胶囊’就是短时间内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信息的集纳，短时期内让观众服用下去，产生类似药品而不是食品的功能。”他说，我们的观众群是一些漏掉信息需要补课的人，另外要达到的目的又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完后觉得花这45分钟是值得的，这就说明做得是成功的，这是从定位的外部压力考虑的。另外，我们毕竟是做新闻的人，且做了很长时间，对新闻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有些自己的想法、感觉和判断，所以当时想除了在短时间内投放信息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之外，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它。这里又蕴含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日播新闻每天都在做，周播新闻怎样才能让人耳目一新？因为观众肯定是有重合的，既有他漏掉的信息，又肯定有些东西是他已知的，那么怎样做才能让他觉得不是重复，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就存在着视野和维度的问题。张巍说，我提出的观点就是要做“七天一页的历史”，日播节目追求的是信息的最大化和及时性，那么周播节目的价值何在？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历史的眼光，以七天为一个维度来看待事情的发展，跟当天看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借鉴的是一种历史的感觉，把这种历史的感觉贯穿到选题、策划和编排当中去，目的就是做到“可以把握的新闻”，就是体现服务性。我们对服务性的理解常停留在主持人的话语怎样低姿态、表达方式怎样亲民，以及新闻题材的选取尽量偏向软性，包括我们对凤凰新闻的一些误读，等等。实际上服务性是跟主体的地位，即媒体的级别、覆盖范围、历史积累是相关的，观众对中央台的预期就绝不是一些琐碎的生活信息，作为周刊栏目，它的服务性应该是让观众在短时间内能够把握住这一周来发生的重要的事，而这些事对于他们来说是有着间接影响的，让他们感知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连接的，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通过建立读者俱乐部，通过互联网了解观众的反馈，看到了观众对我们的满意度和对我们的理解，也验证了我们对观众需求的判断。

我必须回到以白岩松的方式做主持

我知道，我能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管理者。如果我要想走上这条路，我会走得非常远，这细节我就不去说了。另一方面，我当时又是党代表，其实这条路，你要想走，就已经铺开了。我觉得当时最大的困惑就是，做主持人还是管理者？

所以，到2003年8月份，我做出了终极决定：做主持人。我把三个制片人全辞了，因为当时我兼着《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和《中国周刊》（现在的《新闻周刊》）三个栏目的制片人。那天我感觉非常轻松，我记得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吧，8月19日，故意的。我把三个制片人全部辞掉了，重新回到一个主持人的位置上。

首先我辞掉了制片人，一下导致十个哥儿们升职，因为我原来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一走，原来的副制片人提升至正制片人，主编提成副制片人，普通策划提升成主编，导致十来人的升迁，那我也是帮了这十几个哥们儿。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屁股决定脑袋。当我是制片人的时候，我做主持人就会是制片人的思维方式：我会想，这话这么说，被毙掉了，会不会开天窗？你就会很谨慎。那我觉得，我必须回到以白岩松的方式做主持人，而不是以制片人的方式在做主持人。所以，独立、自由，对于主持人来说，非常重要，你才能更相对自由地去说你应该去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辞掉制片人有双方面的解脱。一是，我的人生目标就不再是走官路了；二是，作为主持人，我需要独立和自由。

一辞掉，两者就都满足了。2013年两会期间，白岩松有了一个新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早已告别有可能走的权力之路。说个玩笑话，我妈跟我说，别开车别当官，我开了车，那就别当官了吧。其实，我还拥有另外的权利——话语权，如何很理性地掌握好一个权利，在我看来都很难了，我想负责任地行使好话语权，有一种权利可以了。”如何领导？2012年，白岩松为内部刊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领导？》。怎样才能成为最好的领导？他说，有理想，业务强，好好做人，让人感觉不到他存在的领导。刘楠在她即将出版的《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一书里，也有一部分关于白岩松的内容，也叫“如何领导”。她说，白岩松的声音被赞赏、放大的同时，也被严苛挑剔、审视着。“当下，人人争当意见领袖的舆论中，各种偏激、片面、狂躁的情绪裹挟着，‘造反就有理’和‘反抗即正义’，人们不由自主地变得急躁和狂热起来。理性遭到抛弃，冷静被污名为冷血，保守成为贬义词，审慎被无情嘲讽。”“他从来没离开媒体的视线，他是媒体同行永不疲倦的观察对象、行路标、风向标，采访他的记者们不用担心彼此间信息撞车，因为每次接受采访，他的新鲜观点迭出，像哆啦A梦的百宝匣。”有媒体问：“在庞大复杂的央视体制下，他有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他是否矫饰过他的本来面目？”2012年9月，在《人物》杂志的文章中，这样勾勒了白岩松的形象：“他口吐诤言却不刺耳，他站在爱护党的立场上说话，也没有显得古板。他是理性先生。从公众形象上他是典型的半框眼镜、国字脸和正色先生。也很难说他不是狡黠先生。最终，白岩松是稳健先生和正确先生。”刘楠说，他当然不是万能的。他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往往是拆阅大摞大摞的观众来信。嘶嘶翻纸的声音，有时混着他的叹息和脱口而出的感慨。有一些观众来信里，夹着希望回信的邮票；还有爱书法的观众，索性寄来一大包裹，是几百张写着各种名言名句的书法作品。岩松会让大家来看，说，你们挑选自己喜欢的名言名句，修养心性。关于观众来信，岩松曾在内部杂志《空谈》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收到观众来信，从虚荣感到责任感再到渺小感的心路历程。“在根子里，我们被他们当成希望，一个哪怕不解决问题但依然是最好的倾诉对象。想到这儿，我就渺小感再度加重。‘哥们儿，别怨兄弟不挑重担，哥们儿是溜肩膀’。”有记者采访他时，让他做一份政治坐标测试，他看了一眼题目，表现出明显不悦：“我最讨厌这种测试了，我不会划分自己。”刘楠说，他从不把自己划归到某一知识分子的阵营，只是不断提倡改良。南院“精神领袖”陈虻曾说过，新闻的改革不可能是领导告诉我们：同志们，禁区开放了。永远没有这种时候。干新闻干一辈子的人会有体会，新闻的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不是别人给你东西，而是你做出东西，让人认可。要由新闻的从业人员自己去寻找新闻的突破。她说，岩松对此有异曲同工的理解。岩松曾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或许我们又到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十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开启新的新闻改革，只不过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出现，使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还不是那么自发和主动的，所以新闻也应该有新一轮的、更开放更透明的改革。”刘楠说，在《新闻1+1》的直播节目中，他的很多话，仔细听都是“常识”，但常常被媒体当做稀有的警世恒言。2012年6月，厦门大学的一个论坛上，有学生问他，对陕西强制引产七个月胎儿事件怎么看。这个学生还狡黠地加上了附带条件：“崔永元评价某事是‘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我认为他就很有担当，我想请您用同样的句式，九个字。”岩松随口回答：“九个字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政策，不是什么官员犯错，就两个字，‘杀人’！”他的这句话，当天就传遍微博，成了很多新闻的标题。

大事记

2001年11月5日　《东方时空》第三次改版。改回录播，时长为45分钟。日常版在保留原有的《东方之子》、《百姓故事》的基础上，将《直通现场》改为《时空连线》，白岩松担任制片人；周末版由《纪事》和《世界》组成。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12月6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英文名称CHINA MIDEA GROUP，简称CMG）成立。

2002年1月1日　《南京零距离》在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开播。2月8～24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季奥运会上以2枚金牌、2枚银牌、4枚铜牌的成绩名列奖牌榜第十三位，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4月12～13日　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海南省举行。5月12日　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CCTV-12）开播；2004年12月28日，该频道停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