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松元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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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传统诗词高峰论坛论文集试读：
近百年传统诗词高峰论坛答谢辞（代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诗人、学者：近百年传统诗词高峰论坛就要闭幕了，我心中涌起万千感慨，既感到高兴，感到兴奋，又有几分忐忑，几分不安。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这次论坛，由韩山师范学院与中华诗教学会、持社以及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深圳、成都、重庆、合肥、南昌、长沙、惠州、潮州等地的诗人词客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龚鹏程教授因故不能出席，特别寄来了贺信。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蔡世平副院长专程从北京赶来参会。论坛共收到论文32篇，诗词作品近800首。与会专家既是能作学术研究撰写论文的诗人，又是擅长诗词创作才调风流的学者。这使我们这次论坛诗文并俱，特色鲜明。几天来，大家就近百年名家诗词研究、当代诗词生态研究、诗教与大学诗教以及近百年诗词名家之创作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与会者大都是当今各界的精英、一流的诗人。不同的见地在这里碰撞，火花四溅；不同的才情在这里展现，魅力四射。星光璀璨，风云际会，共同成就了当代诗词学术文化的一场盛宴。我们相信，这次论坛必将有力推进近百年传统诗词的研究，并对当代诗词创作的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
韩山师范学院向称“千年学府，百年师范”，自1903年由韩山书院改制为“惠潮嘉师范学堂”迄今，师范教育已有110周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师范学院。在这所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百年老校，开展诗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曾在《最是山花烂漫时——中文系学生优秀文学作品选集》的序言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在中国的版图上，以韩愈之姓为名的山，恐怕只有潮州的韩山；在中国的高校中，以与韩愈关系密切的一座山来命名的，应该只有韩山师范学院了。这座百年学府不仅以韩山命名，而且怀抱于这青翠的山中。这座山，依偎着碧波荡漾的韩江，形如笔架，树木葱茏，朝岚夕晖，风景秀美。独特的形貌、美丽的风景又浸染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最能陶冶性情，触发灵思。自晚清以来，就有许多诗人、学者与这座山，与这座学府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100年前，近代诗坛寇杰丘逢甲在这座山中生活过；70多年前，20世纪词学大师、著名词人詹安泰在这里生活过；还健在的国际汉学大师、学艺双修、诗词妙绝的饶宗颐教授青年时期从这里走上杏坛，留下了动人的故事……
100多年来，许多杰出校友为韩山师范学院的诗教创造了优良的人文传统。换言之，正是有百年学府深厚人文传统的滋养，依托韩山韩水优美环境的熏染，韩山师范学院的诗教才拥有了深厚的底蕴和得天独厚的人文条件。由此，我们顺应当代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结合着潮州地域文化的特色，在近20多年的本科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诗教和书教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特色，并在教育教学改革和质量工程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粤东以及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全国高等学校的版图上，作为广东省属的一所全日制本科师范学校，韩山师范学院并不起眼，无论学科专业建设还是办学条件，与“211”“985”高校根本无法相比，但我们的大学诗教却引起诗界和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得到了上级机关和社会的肯定与认可，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诗人词家的高度评价。2012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应邀莅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学，返回上海后，特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韩江之畔，笔架山下，古城的茶烟缭绕之中，你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小环境。领导用心，上下和谐，同事相敬相亲，师生精神交流。这不是所有的中文系能做得到的。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文系不在老，有文则灵。在课题优先，功利至上，师生隔谟，精神萎谢的当今大学体制与生态里，你们却有其乐融融的文化生活，即诗词写作，有共同的目标即饶学研究，爱学生、爱诗书、爱乡土，一草一木皆有情，充满真正的大学人文之尊严与美的享受。这是我最有感受的事，其实也是我最向往的大学校园了。
然而，我们深知，作为二本高校，我们的办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学科建设亟待加强。韩山师范学院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地域的局限，就势必会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一直在积极寻求突破地域局限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途径。那么，送出去，请进来，以加强学术交流，就是我们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和姿态。所谓“送出去”，就是鼓励和支持教师外出学习和交流。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到韩山师范学院来讲学和指导，并积极主办或承办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我和同仁们认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专业和学科建设才能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并因此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迈上新的台阶。所以近几年来，我们主办、承办或协办了6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特别是这一次，我们得到了中华诗教学会会长陈永正教授、常务副会长张海鸥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中心主任龚鹏程教授、安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梦芙先生以及持社社长杨启宇先生、副社长段晓华教授、《爽籁》主编熊盛元先生等知名学者、诗人的大力支持，得以联手打造了这一规模不大但层次颇高的近百年传统诗词高峰论坛。我们中文系的教师们得到了向海内外优秀学者和诗词家进行讨教学习的宝贵机会，诗歌创研中心的同仁们也得以与各位学者、诗人切磋琢磨，眼界大开，受益匪浅；中文系学生有约800人次有机会参与了内容丰厚的学术盛宴，领略了海内外学术名家的风采，接触到了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学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学术文化知识，得到了最好的诗词学术文化的熏陶。可以预期，这一次诗词学术盛会，将会给我们正在开展的诗书教育和中文系的专业学科建设，带来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楚辞》云：“乐莫乐兮新相知。”通过这次论坛，我们不仅与许多老朋友重逢相聚，而且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可惜的是时间太短，过得太快。仅仅三四天时间，我们的快乐体验才刚刚开始，诗人们、学者们、朋友们就要离开潮州，星散四面八方。此时此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感激中有不舍，不舍中有感激。我谨代表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全体师生，向各位诗家学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和同仁们也热切希望，从今往后，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能够进一步与中华诗教学会、与持社、与诸位专家学者形成久远而深厚的友谊，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与支持。由于水平有限，此次会议的安排和接待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此，特敬请各位诗人学者多多包涵。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如既往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再来潮州，再来韩山！杜甫诗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韩山苍苍，韩水悠悠，我们真诚地盼望在韩江之滨、韩山之中再与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诗人骚客各位酒友举酒论文，痛饮狂歌。
最后，祝各位专家学者诗人词家六时吉祥，幸福安康！
谢谢！赵松元2013年11月10日第一部分近百年名家诗词研究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1]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5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批准号：05BZW046）。在承担项目期间，笔者因主编并校勘“二十世纪诗词文献丛书”数十种，耗费大量时间与心力，此项目两次申请延期，至2010年12月方告完成，2011年经主管部门批准结项，颁发证书（证书号：20110725）。按原定规划，阶段成果《二钱（钱仲联、钱锺书）诗学之研究》共31万字，2007年完成，当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被列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并于2010年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本书为最终成果，初稿共90万字，远远超过预定的规模（60万字），批准结项后加以修订，删去本课题立项前已经发表的前期成果近30万字，补入近两年新写文稿，全书约72万字。书中文稿，除数篇作为笔者主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的前言在黄山书社出版外，绝大部分皆未曾发表。以下对该项目研究的意义与本书主要内容、学术观念及撰写历程作具体介绍，谬误之处，敬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一、项目研究之目的和意义
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诗词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产生了白话新诗，但旧体诗词的传承与创作并未因此中断。民国期间名家辈出，新中国成立后，诗词虽一度沉寂，但“文革”后迅即复苏并走向兴盛。自甲午战争（1894）、“庚子事变”（1900）至“文革”（1976）结束，我国内忧外患极为深重，“拨乱反正”后转入改革开放时期，政局安定，经济繁荣。百年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中西文化从激烈碰撞到交流融合，社会环境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生活在20世纪的诗人词家，心忧邦国，情系苍生，以传统诗词反映风云变幻的时代，不仅其作品之题材与内容迥异于古，多有革新；同时在诗词的表现手法和由此形成的艺术风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开拓与创造，其总体成就非但足以媲美古代，且骎骎有超越之势。规模宏大的创作群体，数量极为丰富、文质兼美的诗篇，以及同步产生的诗学、词学理论，展现出传统文学在西化浪潮中坚强屹立的民族精神气质，诸多优秀诗词家的思想品格与精美的诗词艺术一体浑成，达到极高的境界，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笔者作为项目负责人，选取百年诗词尤其是众多名家的精品力作进行研究，力图对此作历史性的清理与评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乃至学术史、思想史补写不可缺少的新篇章，为建设现当代诗词研究的新学科作出贡献。
20世纪90年代学界与民间兴起的“文化热”“国学热”，二十年来蓬勃发展，持续不衰，受到政府高层的重视。重振国学，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恢复民族自信心，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我国在全球文化竞争中的软实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赋予传统文化以崇高的地位，要求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文、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文化普及活动，加强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典诗词属于国学即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具有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与艺术之美于一体的永恒价值。历代诗人、词家留下无数精品，现当代诸多国学大师和名家创作的诗词，同样具有珍贵的价值。当今诗词社团遍布全国，互联网上涌现出许多中青年作者，创作队伍不断壮大，这些都属于国学运动的一个方面。传统诗词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广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所喜爱，富有民族作风与气派的诗歌体式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这是欧化新诗和“俗”文化、快餐文化所难以取代的。总之，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诗词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增辉溢彩。在此前提下，系统深入地研究近百年诗词及其相关理论，明察诗词千古以来持续不断的渊源流变，昭示现当代老辈名家的思想品格与诗词创作的艺术规律，以为21世纪诗词创作之借鉴，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和拓荒性的学术价值。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综合性论述为“近百年诗词概论”，论述晚清（近代）及“五四”后现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与重大成就，重点揭示近百年诗词名家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终极关怀，阐析“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略论艺术风格的流变，总结研讨近百年名家诗词的多方面意义。本文鸟瞰百年诗词全局，有涵盖全书、提纲挈领的作用，笔者的主要观点融贯于本书其他作家分论之中。第二部分为“现当代名家诗词分论”，是本书的主要部分，由两大类文章组成：（一）现当代文学家旧体诗分论。分别论述陈独秀、鲁迅、胡适、郁达夫、俞平伯、施蛰存诸家诗，对沈尹默、刘大白、闻一多、王统照、老舍、叶圣陶、田汉、朱自清八家诗只作简要论述，论诗时结合诗人的诗学理论加以阐析，对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提出批评。（二）“学衡派”学人之诗。分论吴宓、胡先骕、柳诒徵、吴芳吉、邵祖平、徐震堮诸家之诗（含词），以其诗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新文化派的主张互为比勘，阐明“学衡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文化上挺立主体并融通西学，实为中正之道。第三部分为各具风采的现当代名家诗词，分论晚清桐城三家（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概）诗以及陈匪石、夏承焘、唐圭璋、陈小翠、徐澄宇、陈家庆、潘伯鹰、孔凡章诸家诗词，阐析诗人词家的思想品质、作品内涵与艺术特色，印证其诗学、词学理论，重点揭示他们的爱国精神、崇高人格及艺术创新，为当今诗词树立楷范。第四部分为“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与存在问题”，属于综合性论述，若干论断与开篇“近百年诗词概论”有所重复，故作为附录，首尾互为照应。相同之处是二者均述及当代（新中国成立后）诗词历程和一些评价诗词的观点；不同之处是前者指出当今诗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阐明正确的方向。全书的结构是综论—作家作品分论—综论；分论各篇既独立成章，在思路和学理上又互有联系，重点彰显诗词名家各自的创作成就，从中可见名家作品在精神气质和艺术风格方面通贯古今、因时而异的渊源流变。以上为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之论述，融贯以下基本观点：（1）传统诗词是富有中华民族文学特色且品位高雅的艺术形式，为国学之英华。它与时代同步更新、发展，生命力极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新诗未能取代传统诗词，“文革”也未能摧毁诗词深植于国人心里的根基，民国以来众多名家的创作成就和“拨乱反正”后诗词兴盛的事实均足以证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割裂传统，贬抑旧体诗词，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亟须大力纠正。（2）近百年诗词以知识精英为创作队伍的主力，其中多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与国学大家，他们是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诗词是言志抒情的艺术，在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同时反映社会现实，通过作品来探讨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品格，以诗证史，以史为鉴，可知文化之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紧密。（3）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对历代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都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近百年诗词名家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多来源于儒家经典，其崇高品格、卓荦风骨亦多由儒学陶冶而成。同时，他们汲取新知，中西融合，既能继承传统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现代知识人士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不激不随，行中正之道。其诗词作品的主旋律是抗敌救亡、护持民族文化，批判政治专制与社会不良风气，呼吁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与世界和平，建设文明富强的祖国。（4）近百年名家诗词既能表现诗人、词人丰富的情感，又蕴含多方面的学问，风格高华典雅，意境博大深沉，在继承的基础上颇有创新，形成异彩纷呈的流派，其总体成就足以媲美唐宋，甚至超越古人。（5）现当代诗词的内容、格调、技巧、意境、流派形成、作家成分等与古人诗词有异，尤其写古人笔下所无的题材，风貌多新，往往后胜于前。但形式上的新与旧、风格的通俗与典雅，并非评判作品质量的绝对标准，唯有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精品，方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中“善”是核心因素。而诗品、词品取决于人品，立德重于立言，因此评价作品，必须考察作家之人生事迹，观其言复观其行，德艺双馨，方能树立楷范。（6）前辈名家多为学者，创作诗词，兼为论著，其诗论、词论多有高见卓识，与创作相辅相成。通过梳理阐发，对当今的诗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7）近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上承古代下及近代，是中国自《诗经》以来三千多年诗词史发展到20世纪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未曾中断，而且正在延续，理当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补写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三、从事近百年诗词研究的经历与成果
笔者在申报本项目之前，已有近四十年的诗词习作体验与二十多年的现当代诗词文献积累及研究经历。笔者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故乡在皖鄂交界的大别山深处，环境偏僻贫困，祖上历代以耕读传家，曾祖、祖父在晚清参加科举考试，皆取得功名。父亲讳凤梧（1894—1974），毕业于安徽大学文学院，曾任安徽省教育厅视导及省城（安庆）多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师，1949年退休归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家父国学造诣深厚，博通经史，诗词创作成就颇高，遗著《蕉雨轩诗钞》《绿波词》《病蛩吟草》《劫灰集》等，存诗词数千首，已由黄山书社于2012年结集出版。我在童年期间，父亲就教读唐诗、古文，幼小的心灵饱受古典文学甘泉的滋润。“文革”祸起，家藏典籍全遭焚毁，父亲在“打倒”之列。我读初中未卒业就被学校斥令回乡，参加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无书可读、心情极为苦闷之时，开始习作旧体诗词聊以消遣，承卧病在床的父亲精心批改，严格要求，得以通晓格律声韵、章句技法，打下一定的基础。家中的书籍包括历代诗文集虽被烧光，但事先略知“扫四旧”的信息，藏匿了父亲的诗稿，它成为我在月黑灯昏之夜吟诵与习作的唯一范本，父亲苍凉沉郁的诗风，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拨乱反正”后，我被聘为乡中学教师，自学大学文科课程，同时购买大量诗学、词学书籍，潜心研读。恰逢20世纪80年代初诗词复兴，报刊纷出，因以习作投寄，时有发表。但深感环境闭塞，学识浅陋，便以信函向海内外知名的前辈诗人学者求教，并在假期外出参加各种诗词活动和学术研讨会。二十余年来，转益多师，缪钺、施蛰存、宛敏灏、钱仲联、胡国瑞、周振甫、程千帆、张珍怀、饶宗颐、罗烈、吴孟复、霍松林、叶嘉莹、刘世南、彭靖、李汝伦诸先生都曾寄赠其学术著作与诗词集，来函以谆谆教诲；而中央文史研究馆孔凡章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指导尤多，批改极严。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一系列全国诗词大赛，获一、二、三等奖共十多次，因而被中华诗词社借调至北京，任责任编辑。期满后被推荐调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从事近现代诗词的专业研究。这一人生命运的转折，是与诸多前辈的关爱和栽培分不开的。
当今学术界研究诗词，大多集中于古代，而近百年诗词极少有人着手。治晚清以至民国初期之诗，毕竟还有几位前辈学者取得可观的成果（如汪辟疆、钱基博、胡先骕、钱仲联诸先生），但对“五四”以后大规模存在而且不断产生的现当代诗词，却视同已陈刍狗，加以“封建骸骨”的恶谥，治新文学者甚至撰文公开反对将现代诗词写入文学史。这明显是受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与新中国成立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其特征是采用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割裂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之间的有机联系，凡“立新”必以“破旧”为代价，给我国几千年文化的传承造成巨大的损失，“代沟”迄今尚未填平。除观念上的误区有待澄清外，还有一个研究能力的问题。百年来教育与科研体制或学欧美，或仿苏俄，中国传统学术全遭解构，文、史、哲各自独立，隔阂不通。所谓“诗学”，指专门研究诗歌的学问，其中又有古今新旧之分，互不相涉，有些学者、诗歌评论家未必是诗人。但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与理论密不可分，“诗学”“词学”指与诗词有关的学养、技艺，当然也包括笺释、考证和鉴赏批评，大量的诗话、词话与文论从诵读、创作诗词的深刻体验中产生，能切实有力地指导和推动创作，很少有不能作诗填词的空头理论家。因此古代诗论，实为一个创作学的体系，而脱离实践的空论，诗人们不屑一顾。王国维、吴梅、刘永济、陈寅恪、顾随、夏承焘、龙榆生、詹安泰、缪钺、钱仲联、钱锺书、沈祖棻、程千帆、饶宗颐等老一辈学者，继承了古人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研究诗词的同时不辍吟咏，是学者，也是诗人、词人，其造诣之高，是今日专治诗学理论却不事创作的后辈甚难企及的，试取其著作，一较可知。中青年学者往往以西方文学、美学理论与框架硬套中国诗词，片面求新，不惜削足适履；严重缺乏诗词与文言文写作的基本功，不知声韵格律、不谙典故辞章，所谓专著亦成空中楼阁，甚至硬伤累累，触目皆是，刘世南先生曾对此现象多次提出严肃的批评。如此“研究”，不能从活生生的创作实际中汲取真知，郢书燕说式的理论也难以为今日广大诗词作者所接受，起不到指导作用，不过是学术圈子内猎学位、评职称的工具而已。有鉴于此，本书一方面批评新文化派对传统诗词的批判造成的错误，正本清源；另一方面阐析老辈名家的诗论、词论，与其诗作互为观照，力图承续中断的诗学传统。而因水平所限，学力不足，未能达到希冀的目的，或有谬误，则是另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无多大关系。
在中学任教期间，笔者撰写现当代诗词研究论文多篇及《冷翠轩词话》，共二十余万言，分别发表于《词学》、《中国韵文学刊》、《晋阳学刊》、《中华诗词》、《当代诗词》、广州《诗词报》、香港《大公报·艺林》及多种省级诗词学会期刊，并写数十篇赏析短文，被收入各种诗词鉴赏辞典。调入省社科院后，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笔者认为近百年诗词目前罕有研究，在现当代文学史、学术史上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因而以此为探讨的重点，试图开荒拓壤。十多年来，陆续写出两百多万字文章，发表于《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二、三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报》，以及《华学》《中国诗学》《中国诗歌研究》《词学》《中国韵文学刊》《中华诗词》《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古籍研究》《孔子研究》《学术界》《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诗词丛刊》《诗词界》《诗词学》《饶宗颐研究》《新文学评论》等多种期刊学报，并被收入多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中《“二钱”与〈人境庐诗〉》一文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3期）转载，《诗词的青春美》被选入《中国诗词年鉴》（中华书局2012年版），学术观点在《文艺报》（2009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2009年11月28日）整版报道中多处采用。论文结集为《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近现代诗词论丛》（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二钱诗学之研究》（黄山书社2007年版），与人合著《选堂诗词论稿》（黄山书社2009年版），诸书论及近现代诗词名家数十人，是为本项目的前期成果。另有《啸云楼诗词论丛》一百多万言，目前出版社正在排印中。
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笔者致力于近百年诗词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先后出版《20世纪中华词选》（上、中、下三册，166万字，选入词人838家，词7 000余首，重点采录大家名手的精品，兼取一般作者的佳篇，并附大量集评，全面展示20世纪词作的丰硕成果，黄山书社2008年版）、《中国现代词选》（收入《中华诗词文库》，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2008年，开始主编并校勘“20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文论”“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别集丛书”等各类丛书共60余种，由黄山书社、巴蜀书社陆续印行，迄今已出版50余种。丛书为近百年诗词研究提供基础性文献，学者马大勇在《文学评论》发表论文，认为诸书质量“堪称典范”。此外，笔者著有《唐诗百首》《宋词百首》《山水诗百首》三本古典诗词注评，安徽文艺出版社初版后再版，是为学术研究面向社会的普及工作。
如前所述，近百年尤其是“五四”以后的诗词在当今学界很少有人研究，课题本身既是拓荒也是创新。具体而言，本书开篇的概论及附录之文，梳理近百年诗词的历史进程，总结“五四”以来诗词的重大成就，纠正现当代诗坛唯有白话新诗的偏见，这是发人所未发的学术工作。重点论述多位名家的作品，一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加辨析，澄清若干认识误区，提出新的见解，例如论陈独秀、鲁迅、胡适之诗；另一种则是论述众多无人系统研究的名家作品，例如新文学家俞平伯、施蛰存，“学衡派”诗人吴宓、胡先骕、柳诒徵、邵祖平、徐震堮，晚清桐城诗人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概，其他名家如陈匪石、唐圭璋、陈小翠、徐澄宇、陈家庆、潘伯鹰、孔凡章等，皆有全面阐析的专论；有些名家如郁达夫、吴芳吉、夏承焘，或已有零星的评论，或各地开过专题研讨会，但笔者主要是通过研读文本得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这一类无人研究或少有全面研究的作家作品，对此进行探索研究，属于独立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书中对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派多有批评和驳论，立足于史实与学理，目的是正本清源，消除流弊，恢复现当代诗词应有的历史地位，这在观念上属于“返本开新”，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课题负责人前期成果（已发表的论文和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承缪钺、钱仲联、饶宗颐、霍松林、刘世南、叶嘉莹等前辈名家，以及龚鹏程、胡晓明、赵敏俐、周秦、钱念孙等知名学者之嘉勉，或写书评，或为论著作序，兹不具引。四、存在的不足和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负责人从事本课题的前期准备和研究工作，已历二十余年，付出大量心力，孤行冥索，深感艰辛。首先，是文献资料收集的困难，许多诗词家的专集或庋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分散于民间，以个人微力难得其全。其次，课题时间有限制，多位名家如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衍、丘逢甲、王闿运、樊增祥、陈曾寿、俞明震、杨圻、康有为、梁启超、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赵熙、张尔田、黄人、黄节、黄侃、王国维、金天羽、马一浮、刘永济、刘师培、吴梅、汪辟疆、王易、陈寅恪、庞俊、顾随、龙榆生、詹安泰、潘天寿、林散之、黄咏雩、寇梦碧、沈祖棻、程千帆、朱庸斋等等，虽已掌握文献，但不仅要读其诗词，对其中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也须通览，如此方能全面了解其思想与人格，下笔为文，极费时日，因此本课题两次申请延期。虽然现有成果已远远超出预期字数（计划60万字，而阶段成果《二钱诗学之研究》与本书总计100多万字），但还有许多重要作家未能专论。再次，诗词是典雅精深的语言艺术，其内容贯通古今历史，浑涵万象；作家多为大师级学者，笔者从事此项研究，深感学力之不足。例如沈曾植、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诸家之诗，非浅学者易解，需下艰苦的功夫。即以本书论及的多位学人诗词而言，如俞平伯、施蛰存、吴宓、胡先骕、柳诒徵、邵祖平、姚永朴、姚永概、陈匪石、夏承焘、唐圭璋、徐澄宇、潘伯鹰之作，虽潜心探索，也只是初发其绪，难免误解妄说。阶段成果《二钱诗学之研究》，于钱仲联之多种专著，于钱锺书之《谈艺录》《管锥编》中许多观点，皆未及剖析。学无止境，假以年月，当努力不懈，续写专著，完成心愿。
本书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殷殷关注，列为中心学术丛刊，提供出版资助；复承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赐序，学苑出版社刘丰先生精心编校，师友之德，感念不尽，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1]此文为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前言。2013年5月，岁次癸巳，写于淝滨寓居。钱锺书诗论略刘永翔
钱锺书先生在学术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为世所仰，在其生前就已形成的“钱学”，对先生的身世、思想、美学观、创作论、阐释学、小说、散文等各方面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探究，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石语》《槐聚诗存》诸书无一不被广为摭，发为文章。但在这些文字中，详细研究先生旧体诗艺术的，恕笔者荒陋，一直未曾读到（王辛笛先生《〈槐聚诗存〉读后》一文，仅论交情；陈声聪先生《荷堂诗话》盛赞钱诗，然只谈印象而无分析；其他提及此集的，亦意在“以诗证史”，均未提及诗艺）。作为平生酷嗜旧诗、平居亦喜吟咏的笔者，未免情不自禁，愿在这方面为“钱学”拾遗补阙。一
先生于文言、白话无所轩轾。论著既采文言，亦用白话；小说、散文则纯使白话，不作文言；唯独诗歌创作只吟旧体，不写新诗。那么，先生对新诗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生自幼好读旧诗，却也不废浏览新诗，二十三岁时所作的评曹葆华《落日颂》一文即一证。虽对其诗艺否定多于肯定，然而并未一笔抹杀新诗这一体裁。《围城》中有两首新诗。苏文纨的一首，据杨绛先生说，“是锺书央求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记钱锺书与〈围城〉》）；曹元朗的一首仿爱利恶德体的诗，杨先生未言，当是钱公自作，也许这是他平生所作的唯一的一首新诗，以文为戏，意在嘲讽。钱公自言：“我在《围城》中所笑的，是模仿《荒原》体的劣诗，并不是《荒原》本身。”（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这样看来，似乎钱公是瞧不起新诗中的劣作而非新诗这一文体的。但结论可不能下得过早，我们在《围城》中看到，方鸿渐对唐晓芙说：“我对新诗不感兴趣，为你表姐的缘故而对新诗发生兴趣，我觉得犯不着。”（第三章）董斜川提起陈散原说新诗中“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第三章）。当然，小说中人物的好恶不一定等同于作者自己的好恶。但联系起作者自己不写新诗，大学毕业后也绝口不评新诗的情况，我们不能不猜想钱公是在借他人之口述自己之意。《围城》中苏文纨诗云：
难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
这首诗，方鸿渐说是从十五六世纪的德国民歌里偷来的。实际正是如此，如前所述，是钱公请夫人代为翻译的。小说中方鸿渐嚷着要报告捕房捉贼起赃，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钱公自己却也将这首德国民歌“攘为己有”。《槐聚诗存》中《当子夜歌》第二首云：“妾心如室，欢来居中。键户藏钥，欢出无从。”可见钱公对诗意实是欣赏非常，不然也不会忍俊不禁，移植到自己的诗中去的，他所不喜欢的只是新诗的形式而已。记得笔者的朋友徐震曾将自己所作的新诗寄给钱公请求斧正，先生回信说：“大作拜读，情感洋溢。我不懂新诗，不知道艺术上是否成熟，请就正于行家。原稿奉还。”钱公在《围城》中曾说：“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两相比较，则钱公本人对诗的这一新的载体的态度虽未明言却也不言自明了。吴组缃先生说钱公“瞧不起白话诗”，当不是诬枉之说（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据美国人李克（Walter Allyn Rickett）、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夫妇《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一书所述，李又安曾对钱公（书中称为“赵”）提起现代诗，钱公回答说：“你说是‘现代’诗吗？哼……我认为还不如说是‘绝代’诗倒更恰当些（Did you say ‘contemporary’? Hmmm，I think ‘temporary’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50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听到这些东西了。”（译文据青柯译：《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此条材料可为旁证。
至于词曲，钱公似也从未作过（至少未出以示人），但在著作中征引称赏之处俯拾即是。故疑先生之不为，犹如袁枚所说的“余不耐学词，嫌其必依谱而填之故”，非卑其体，乃性分不近耳。倚声按谱，以本人看来，亦大是苦事。二
作家成长的过程历来是研究者最为关心之事。入手之始、师法之源、风格之成，皆诗人研究的必涉之题。在此，笔者想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一些粗略的探讨。
首先，先生学诗始于何时？对此，钱公自己有两种说法：
一是吴忠匡先生披露的“夫子自道”：“余年十九始学为韵语。”（《记钱锺书先生》）一是《槐聚诗存》自序中语：“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
一说是十九岁，一说是童时。由于钱公有“总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的“混沌表现”（《记钱锺书与〈围城〉》），加之我们发现《槐聚诗存》中有不少编年错误，这两种说法就有略加考辨的必要了。据杨绛先生说，钱公学诗是在上苏州桃坞中学时，则时当在1926年之前，年龄当小于十七虚岁，与“序”说相符，三占从二，则学诗始于童时为是。然十九岁想亦非吴氏误记，忖度其意，则钱公所云“十九始学为韵语”者，乃指“居然自信成章”而言耳。
读《槐聚诗存》，发现先生将二十三岁（1933年）以前的作品都删得一字不存了，原因何在呢？“悔其少作”当然是最方便也绝不会出错的回答。但悔什么呢？是沈休文绮语之悔吗？显然不是。钱公绝不是死后妄想配享孔庙两庑、吃一块冷猪肉的道学先生。何况删存之诗，其中“绮语”亦复不少，如“桃李冰霜怜颊涡”（《秣陵杂诗》）、“妾心如关，守卫严甚。欢竟入来，如无人境”（《当子夜歌》）、“何时铲尽蓬山隔，许傍妆台卜此生”（《古意》）、“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古意》）、“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偶见》）等等，均可当艳诗之目。那么，是悔其体卑吗？先生向吴忠匡先生自述，少时“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记钱锺书先生》）。“同光体”诗人兼理论家陈衍阅先生之诗，觉得“斐然可观”，但又嫌其“多缘情凄婉之作”，说：“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其实，陈衍不赞成先生写这种情调的诗，除了诗学观的原因之外，恐其成为“诗谶”，亦如黄仲则等诗人不幸短命也是因素之一（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样看来，似是悔其体卑了，是不是钱公听从陈衍之语而改弦易辙了呢？笔者看也不是。因为钱公后来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还屡屡提起黄仲则，有称赏而无贬斥，所作七绝也时时透露《两当轩》滋味。笔者看还是《槐聚诗存》自序中语可以信从，即少作“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故“概从削弃”。钱公在写给夫人的诗里也说：“廿载犹劳好护持，气粗语大旧吟诗。而今律细才偏退，可许情怀似昔时？”可见先生是嫌少作学步邯郸，有人无己且诗律不细而加痛删。值得注意的是此诗的标题是“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诗作于1959年，二十六年前是1933年，是年以前之诗，如前所述，在《槐聚诗存》中已踪影全无了。而那本诗册，不知尚为杨先生所珍藏否？
先生的“壮悔”，据《石语》记载推测，至迟当在1938年，其年先生二十八岁。钱公云：“二十一年春，（石遗）丈点定拙诗，宠之以序。诗既从删，序录于左。”《石语》自序署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那时为陈衍点定的诗作已全部删却，即使是《石遗室诗话续编》称赏过的诗也不略留以志鸿爪，其故何在呢？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钱公当时诗风确已丕变，他对吴忠匡先生说：“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二是陈衍实际并不赞成钱公少作的风格，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为钱诗所作的序中，他还告诫钱公：“未臻其境，遽发为牢愁，遁为旷达，流为绮靡，入于僻涩，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默存勉之。”最后还鼓励钱公“自成一家”。三是《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确实如陈衍本人所说，是“于古今人诗，皆献可而绝少替否”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石遗老人逢人说好，显得十分世故，与《石语》中所载私下谈话的肆意臧否人物大不相同。先生《论师友诗绝句》于陈衍云：“其雨及时风肆好，匹园广大接随园。”此诗可作两面观：一方面，将陈氏比作袁枚，是称赞他延接诗人、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有似袁氏当年（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将袁枚比作“及时雨”宋江），也是一位广大教化主。另一方面，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道达官贵人之诗，亦与袁氏《随园诗话》相似。果真这样，则名登其上、诗录其中便不足为荣，傲兀如钱公，难免有耻与哙伍之感。记得钱公老友苏渊雷先生尝对笔者说，他在钱家见书房上挂着陈石遗写给钱公的诗轴，当时未曾记下。后来写信给钱公，求其录示，钱公不肯，回信说：“石遗丈赠诗联，乃耆硕奖借后生之盛意，四十年来，三劫曾经，六丁未取，聊悬斋壁，如对老成人，而亦觅我少年心耳。若传录炫示，便迹近标榜借重，非某甲堂堂一个人所愿也。”苏公道及此事，言下颇有怪钱公矫情之意。不过我认为钱公所言实出真心，钱家书房非轻易可入，钱公亦不因人而热，要靠石遗成名。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之、钱玄同辈呼风唤雨，旧式文人如石遗诸公实不能“飞沉出其指顾，荣辱定其一言”；相反，得到他们的称赞，反而会蒙受“骸骨迷恋”之讥，“谬种”“妖孽”之詈呢！石遗死后，更是“纷纷轻薄溺寒灰”（《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新中国成立后则“同光体”几与“反动”二字同义，人们避之若浼；“文革”后则钱公名满天下，何须再引石遗自重呢？《槐聚诗存》中不录石遗点定的少作，正是钱公诗学与诗艺成熟的一种表现。
钱公不但自己对少作“拉杂摧烧”，还反对他人为之搜亡补佚。他在《槐聚诗存》中揶揄某些佚诗搜辑者说：“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有人认为，衡以章学诚“言公”之论，先生所言未免“失言”“失体”，不知先生苦心实是爱惜羽毛，恐“谬种”流传，不愿将自己早年不成熟的作品留给后人而已。“大匠不示人以璞”，先生有焉。钱公不独对诗作如此，对其他述作也莫不如此。他曾多次拒绝旧作的重印，辞不获免时则必千修万改，曾说：“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噉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黄裳《故人书简》）“他年弟身后有为此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衔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学术集林》卷二）话说得更加激烈，而其意是一以贯之的。但是，目前的现实是，辑佚已成显学，学界到处是“诗书发冢”之儒。在这些人的“洛阳铲”下，作家们都是驷不及舌、容不得反悔的。《围城》在钱公生前既已被“变相盗版”，《槐聚诗存》在先生身后只怕也难逃“厄运”，校勘、辑佚都是意料中事。人们会振振有词地说，作家废弃之稿即使没有文学价值，也必然具有历史价值。要阻止他人搜集佚作，无论是作家本人的诅咒还是现行的法律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知道，郑板桥的毒誓并未吓退卞孝萱和郑炳纯，他们整理出了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郑板桥全集》和《郑板桥外集》；我们的法律也仅将作家的著作权维持至其死后五十年。所以，槐聚和板桥二先生在九泉亦唯有徒唤奈何而已。三
钱公自述学诗经历的“夫子自道”还说：“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这里，钱公已将自己的师承讲得明明白白了。读《谈艺录》与《管锥编》，其用力处，亦可一一与之互相印证。这段话虽是在蓝田师范学院执教时所言，时仅年届而立，而诗格之立亦在此时，且终身以之，至老不变了。所举诸家，我觉得尚可增益长吉、放翁、定庵，甚至还有先生贬多褒少的萚石。总之，先生是转益多师，并不暖姝一先生之言。
那么，既然钱公如此不分唐宋、博采众长，人们为什么还要置之于宋诗派之列呢？原因有二：一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使人们断定旧诗非唐即宋，非宋即唐。钱公之诗既然不纯似唐音，那当然就是宗宋了。想来吴组缃先生即属此列。（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他是写宋诗的。”）二是从师友渊源上来考虑，如钱公所说，郑振铎先生因为他曾蒙陈衍先生等的奖誉，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他喜欢宋诗（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而人们也就进而推断他写的也是宋诗。
这个印象无非是基于以下的逻辑：陈衍是宋诗派，得其称赏之诗必是宋诗。这个推理，其误有三：其一，钱公谒见陈衍时，所写的乃李义山、黄仲则风格之诗，并非宋调。其二，如前所述，《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所表彰的诗篇未必为陈衍真心所赏，陈衍于钱诗实有微词。其三，陈衍并不承认自己是宋诗派，他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双井、后山，尤所不喜。日本博士铃木虎雄，特撰《诗说》一卷，专论余诗，以为主张江西派，实大不然。……故时论不尽可凭，若自己则如鱼饮水，较知冷暖矣。”（《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教人作诗，亦“为选香山诗二三百首、东坡集百十首使阅之”（《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钱公自述，亦谓“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与石遗老人的“夫子自道”笙磬同音。于此不禁使人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叹。
实际上，钱公之诗已唐宋两忘，自成一体，这是开卷即知的。有人认为钱诗是学黄山谷的，还有人说钱诗纯是“二陈汤”，这适足证明其于山谷、二陈及钱公之诗均未深加涵泳，以得其味。钱公是不以山谷、江西诗派、同光体为然的。冒效鲁先生曾说：“默存卅九年前与弟同舟时即规以‘看君口吸西江尽，已到机锋转捩时’，早已鉴及此路不通，断潢绝港。”（《致苏渊雷先生书》）自己作诗，哪里会“自蹈其失”呢！四
通读《槐聚诗存》，总觉得其中充满了一种抑郁之气，杨绛先生所说“《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这话的确是不错的。在集中很少找得到钱公在小说和散文中的幽默语、调侃语和嘲讽语，也就是杨先生所说的旺盛的“痴气”。当然，钱公并不是没有写过“俳谐嘲戏之篇”，这点他在《槐聚诗存》序里也曾承认，并说都“概从削弃”了。其实，删而未尽者尚有《予不好茶酒而好鱼肉戏作解嘲》《肩痛》《戏燕谋》等篇，但均谑而不虐（谑而虐者笔者仅读到钱公冒效鲁先生互嘲之诗手稿，尊重二公之意，不欲为外人道）。作者之意是要读者领略他对人生和世界思考沉重的一面，亦即long-term pessimism（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的态度（见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集中发挥了“诗可以怨”“好音以悲哀为主”的功能。在诗中钱公未能做到古人提倡的“哀而不伤”，却完全做到了“怨而不怒”，这是另一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所做不到的。
将钱公之诗与陈氏之遗诗加以比较，会发现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陈氏虽是大史学家，其诗则似多诉诸感情；钱公虽是大文学家，其诗则似多诉诸理性（非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联想起陈氏提倡“以诗证史”，以理性产物视文学作品，而钱公大不以为然之事，二公作起诗来，则偏偏自相背反。试各取新中国成立后诗为例，陈诗如：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
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
未荒唐。———《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
动江关。
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
敢追攀！———《壬寅小雪夜病榻作》
这些诗充满了怨怒之情，更甚者，尚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之句（原作“砍头”，太俗，非寅恪先生语，今正。“斫头”语出《三国志·张飞传》）。诗一名三训中所谓“志”“承”“持”中，只发挥了“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的一面，未能做到“持（控制）人之行，使不失队（坠）”（郑玄《诗谱序》，孔颖达疏）。
再看钱诗：
知有伤心写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尽许怜幽草，末契应难
托后生。
且借余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
意已平。———《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怀韵》
树喧虫默助凄寒，一掬秋心揽未安。指顾江山牵别绪，流连风月
逗忧端。
劳魂役梦频推枕，怀远伤高更倚栏。验取微霜新点鬓，可知青女
欲饶难。———《秋心》
这是《槐聚诗存》中新中国成立后写哀愁较为显露的两首。二诗均无自注，细味诗意，第一首似是龙榆生先生作诗抒愁，有老来为年轻一辈欺负之叹。钱公则劝其只管余年读书，勿作矫世违俗之举。“至于您对我的期许么，太高了，我这一辈子粗茶淡饭也就心甘情愿了。”（“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怨而不怒，深得“持”字之旨。第二首虽读来满纸凄清，但流露的只是一种个人的无奈、自怨自艾，浑不涉“怨灵修之浩荡”“哀民生之多艰”之意，所抒发的情感看上去似乎是属于所有时代的多愁善感文人的。记得丙丁之劫中杨先生烧毁了不少文字材料（《丙午丁未纪事》），而此册《槐聚诗存》则“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由此也可知钱诗中无甚触目的违碍字句（今问世《槐聚诗存》有《题新刊聆风簃诗集》一诗，于黄秋岳有怜才之意，“文革”时若为人告发，必致阶祸。想必为其时抄本中所无，而为后来所补入。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氏夫妇幸未如吴晗、邓拓辈遭“罗织经”耳）。与陈诗相较，钱诗在“承”字上不及陈诗，在“持”字上则远胜陈作，而“持”正是理智战胜感情的结果。顺便说一句，杨绛先生的《丙午丁未纪事》《干校六记》等无不是“善持”的产物，且其“善持”又远远超过钱诗。钱公之能“持”，当得贤内助之力不少。
再看几乎是先生绝笔的一首七律：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
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
又一回。———《阅世》
此诗尽管情调低沉，萦绕其中的却是对中国前途的冷静思考，有忧世之心，无骂座之意。但如由寅恪先生写来，恐怕就把持不住了。他写出的尽是“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武陵虚说寻仙境，子夜唯闻唱鬼歌”“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这些或悲愤或嘲讽的诗句，未免怒形于色，文字贾祸之惧，似早已置之度外了。“善持”，非诉诸理性不可；不“善持”，任凭感情泛滥，则其诗“怨以怒”矣。其实，何必“怨以怒”呢？钱公“哀以思”的诗风，不是也足以反映“其民困”的现实么？一个“哀以思”，一个“怨以怒”，读《槐聚诗存》与《陈寅恪诗集》，便可以得出这两个不同的印象。如果真有所谓“诗谶”的话，实际只是文如其人，而人之性格决定命运罢了，观钱、陈二公的不同遭遇就可思过半矣。以中华文化而论，作为学术界的一代传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带来的只会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五
钱公之诗，皆千锤百炼，苦吟而成。自述“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读之信然。钱公这里将“出处”与“运典”区而为二，窥其意，“出处”当指遣词造句非杜撰，均有来历，出于古人某诗某文而言；“运典”当指诗中取以类比的故实，如史传小说等。而不尚运典，非不运典之谓，先生之诗，运典实多，然所用多非僻典，万不得已而用之，必加自注。当然，典之僻与不僻是相对的，虽说先生少时尝有“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之句以讽吴宓（《论师友诗绝句》），晚年却躬自蹈之，当然是因为现在人们的文史修养每况愈下，若是不注，人将不解甚至会滋生误解之故。《管锥编》论谢灵运《山居赋》一节对僻典难字的自注加以宽假，也是这个道理。
先生在《宋诗选注》和《管锥编》中皆有赞同钟嵘“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反对“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文章殆同书抄”之语，但在具体鉴赏和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却非常讲究用典贴切和“无一字无来历”。为什么如此“言行不一”呢？
窃以为“听其言而观其行”，《宋诗选注》和《管锥编》所言不免为下民说法，流为俗谛，未必出自钱公肺腑。钱公实际所持的还是他二十四岁时的见解：“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盖与一切比喻象征，性质相同，皆根据类比推理来。”（《与张君晓峰书》）记得1985年春末夏初，笔者赴京拜谒钱公，蒙先生书赠旧作《暑夜》诗留念。此诗据笔者所知，钱公还曾写给郑朝宗、陆文虎师弟及《围城》的日译者中岛长文夫妇，显然是其得意之作，诗云：
坐输希鲁有池亭，陋室临街夜不扃。未识生凉何日雨，仍看替月
一天星。
慢肤多汗身为患，赤脚层冰梦易醒。白羽指挥聊自许，满怀风细
亦清泠。
钱公曾对笔者略述诗意，说颈联上句出自韩愈，下句出自杜甫。先生仅举一隅，请以三隅反之：
首句“坐输希鲁有池亭”，《槐聚诗存》自注引《困学纪闻》卷十五：“蒋堂居姑苏，谓卢秉曰：亭沼初适，林木未就。”考《宋史·卢秉传》，卢秉字仲甫，“尝谒蒋堂，坐池亭”。则“池亭”二字亦有着落。“夜不扃”似出高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诗：“榆关夜不扃。”“未识”句从东坡少时所见无名氏诗“夜凉疑有雨”及徐俯诗“不知何处雨，已觉此间凉”等句变化而来。“替月”出自李商隐《李夫人三首》之一：“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颈联上句出自韩愈《郑群赠簟》诗：“慢肤多汗真相宜。”又《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下句出自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安得赤脚踏层冰。”尾联上句出《殷芸小说》，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军随其进止”。下句取李后主《咏扇》诗：“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先生的善于用典与讲究来历可见一斑。不用典故，则短短五十六字不可能表达这么多的意思；没有出处，则整首诗不可能显得这么整饬高雅。一句话，没有书本子，旧诗，尤其是其中的律诗，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得出，也必然流于俚俗。
正因为先生“句无虚语，语无虚字”，一句甚至不止一个出处，读书不多者甚至不能明其诗之意、领其语之妙。
例如《叔子病起寄诗招游黄山》的首联“病余意气尚骞腾，想见花间着语能”，若不知来历，也许会以为冒叔子所寄诗为咏花之什或花下所作，稍知《花间集》名者也许会认定叔子所寄乃香艳之体。实际上，钱公乃用陈师道《寄晁无斁》诗之“花间着语老犹能”，隐去一“老”字，盖指叔子兴复不浅，老尚能诗耳。又如《大伏过拔可丈忆三年前与叔子谒丈丈赋诗中竹影蝉声之句感成呈丈》的“抢地竹怜生节直，过枝蝉警举家清”，“抢地”出自《战国策·魏策四》：“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又黄庭坚《题伯时顿尘马》：“竹头抢地风不举。”曾几《十二月六日大雪》：“竹头抢地最怜渠。”“竹怜生节直”出自王安石《与舍弟华藏院此君亭咏竹》：“人怜直节生来痩。”“过枝”出自方干《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蝉曳残声过别枝。”“蝉警举家清”出李商隐《蝉》：“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每句皆有几个出处，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历”，老辈如李拔可，怎能不击节叹赏呢！
先生用典或用成语，往往并不限于原意，或反而用之，或引而申之。在其小说中用得最为出色的取事物间距离大者相比的手法也时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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