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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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大讲堂试读：
前言
当今社会，国学热正在逐渐升温，人们越来越深入地发现古代经史典籍中所蕴涵的深刻智慧和博大精神。而这其中，孔子作为古往今来的大圣人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人们加倍的重视。不仅是中国人就连外国人也对孔子及其学说产生了强烈的敬慕和热衷，在有些国家，这种敬慕和热衷甚至超过了中国。
那么，孔子及其学说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呢？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他的学说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联系？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历来就有人给出过许多不同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但事实上，这些答案有的堪称真知灼见但并不系统，有的系统完备却又缺乏可读性，有的可读性高却是以误读为基础。当然，好的解读也有很多，却往往没能与现代人的现实生活挂钩，让人难以产生亲近感。有鉴于此，本书编者通过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深入研究，在经过多方的请教学习后，以《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为根本架构，以现实生活为原料，为现代人归纳出了十道“大餐”，并以对孔子的其人其书介绍为开盘，围绕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和论述。
本书涵盖面广，从各方面讨论了孔子及其学说对现代人的积极作用。
孔子几乎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论语》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如果要问：多少人真正了解孔子？多少人真正读过《论语》？那么答案恐怕就不是那么多了。《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这样一些评语：“影响人类文化的100本书之一”“中国人的圣经”“构建中华文明的阶梯的重要典籍”。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论语》是读书人的必攻经典，不把这本书读懂、读透，就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性，我们对孔子的解读有必要用新的方式，有必要以现实生活为重心，重视其对现代人的教导意义。因此，本书对孔子言论的引用，完全是为现代人服务的，所以，有些解读可能只是大意，这一点还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能够体谅。
总的说来，本书以孔子及其《论语》为基本出发点，融会古今，多方位地阐释了孔子学说和现代人的紧密联系，既不乏理论上的严谨性，又有着优美的文笔，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好书，对读者朋友来说益处甚大，故不可不读。第一章 两千年来知识分子的楷模——孔子和他的《论语》《论语》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国人的圣经。自问世以来，便被古代的读书人视为必读的经典书籍，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那么这部《论语》的魅力何在？它的作者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它的影响又体现在哪？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穿越千年时光去寻找答案。孔子其人其书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因避乱迁居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中落，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立之年开始授徒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不为景公所用，不久即归。晋定公时期，曾为司寇。后去鲁，周游卫、陈、宋、蔡、楚等国，宣扬自己的主张，终不见用。晚年归鲁，从事著述和讲学，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并根据鲁史删修《春秋》。相传孔子有弟子3000人，著名的有70余人。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近十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未就此灰心丧气，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孔子的安贫乐道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义，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孔子也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谦虚好学闻名，对于各种知识都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却不这样看，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率性而为，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30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与人为善，以仁待人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思想主要汇集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和后学根据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关于此书最初的编者，学术界向有争议，难以定论，但基本集中在冉雍、卜商、言偃、曾参等数人之内。作为儒家思想的脉源，作为两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化典籍和初学教育的启蒙读物，《论语》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乃至域外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语》中的“仁”和“礼”《论语》一书以语录体写成，文字简约，内容广泛，蕴涵了孔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仁”和“礼”这两个方面：
一、仁“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的“仁”字，因立论角度而各有不同，其内涵也颇为丰富。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孔子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述，择其要者如下：
其一，他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认为约束自身，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要求。
其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认为“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王言篇》)
其三，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指出仁者的标准和行仁的方法。所以他的学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其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和做人的根本。
其五，孔子把“仁”视为人生价值中的最高原则，把求仁看作是一个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严。”(《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认为求仁不在外求，全靠个人自觉，只要净化我心，循礼而行，就可崇德、修慝、辨惑，达于仁的境界。
孔子根据“仁”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学说。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指出以教化和道德感化来治国的重要性。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仁政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实行惠民政策，“节用而爱人，使民以食”(《学而》)，为政者要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尧曰》)；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同上)。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认为任用贤能才能服得民心。而为政者则要首先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二、礼“礼”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原为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内容涉及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因革于夏商，最为完备，是古代礼的最完美阶段。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心也。”(《学而》)并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孔子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把文明社会的制度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规范理想寄寓“礼”中，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必须施行礼治，社会和个体都必须以礼为纲常，强调“立于礼”(《泰伯》)、“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主张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社会伦理秩序，推崇“圣人”“仁人”的理想人格，认为要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规范。在礼的内涵和外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宁从质不从文，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并对子夏“礼后乎”(同上)的理解予以赞赏，认为礼的仁义之质在先，其内涵比表象更重要。孔子在礼的变革上认为要坚持原则和大节，对有违原则的诸般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极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同时又认为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可以顺时从俗，所以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程颐对此解释说：“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言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认为如果不能好学深思，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就会流于“六蔽”，告诫子路学习的重要性。孔子一生更是好学不倦，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多学而知，还要注意思考，否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强调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主张行事不凭主观臆测，不墨守成规，不片面武断，不自以为是。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也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
孔子在教育上坚持“诲人不倦”(《述而》)，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他兴办私学，使得教育的范围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其中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治学要首先立人，所以他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并教导学生修业进德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孔子的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教导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的精神，指出学习的规律，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在教育中注重启发的作用，主张“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因材施教，并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反对只思不学和学而不思。这些思想即使现在看来，仍有着非凡的教育意义。孔子与世界同在
孔子的学说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朝鲜半岛、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今，在韩国，对孔子的热衷甚至已超过了中国本土。
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已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令欧洲人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眼前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孔子思想浸润的富裕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18、19世纪的法国影响尤为巨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无形的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在读了《赵氏孤儿》后，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还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就曾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旅居法国的华侨华人依然遵循着祖宗的教诲，在待人处事中恪守这一规则。
在近代史上，山东一度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传遍了整个德国：“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孔子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很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1772年，英国出版了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列榜首。从此，英国人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孔子研究机构，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英国传教士庄士敦还做起了清朝皇帝的洋文“太傅”，他在教授末代皇帝溥仪时悟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他说：“四书五经之于中国，犹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的教育，须臾不可离。”后来，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孔子”的词条多达400余则。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比欧洲各国要晚一些，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而此时的中国却正在批林批孔）。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孔子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今天，在美国旧金山公园里人流最多的地方，伫立着一尊孔子塑像，他面容和善，智慧满腹，备受尊崇。如今，西方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人们遇到了许多解不开的现代难题，大家期盼着从这位和善的老者的思想中找到答案。当代新儒学代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对西方文明提出的诸多课题，孔子思想是应该有回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已经不仅是中国的了，他是世界的。”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大约在春秋末期完成，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论语》也随之被称为传，宋朝后更是被列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在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之后，《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首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中，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都要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求考生必须“代圣人立言”。因此，当时的读书人都把《论语》奉为“圣典”，恨不能倒背如流。《论语》问世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一方面备受推崇，一方面又屡遭非议。这与它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但这些并未影响它在历史和思想上的价值，一直被儒家奉为最高经典，两千多年来流传不息，影响深远。
关于《论语》，还有一个有名的典故：宋太祖赵匡胤没做皇帝的时候，担任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军的统帅。他的手下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幕僚，名叫赵普。而这位赵普就是辅佐赵匡胤日后登上龙座的关键人物。在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普参与策划了公元９６０年的陈桥驿兵变，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并协助其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北宋的统一战争、“削藩”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中，都显示了赵普卓越的才干。
北宋的统治稳定以后，国家需要的是建设和治理，虽然赵匡胤仍然对赵普很器重，但却也不放心让一个读书太少的人担任丞相的要职，所以常常劝告赵普，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啰里啰唆地叫作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赵普听了皇帝的严厉批评，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惶恐至极，每天下朝之后就闭门读书。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第二章 内智外愚——孔子的做人绝学
做人是一门大学问，现在社会上教人做人的书籍很多，然而，真正的做人之道，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被孔老夫子总结得差不多了。
孔子既被称为圣人，在当时几乎是受每个人尊敬和爱戴的，而这无疑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孔子的做人绝学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内智外愚。做人需要技巧，内智不妨外愚【原文】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大意】孔子说：“我和颜回谈论一整天，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就像一个愚笨的人。可是，我注意观察他课后的情况，却发现他很能发挥我所讲的内容，颜回并不愚笨!”
有大智慧的人，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很愚笨，其实却很聪明。有句俚语说得生动：“面带猪相，心头嘹亮。”可惜颜回没有照片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小儿语》告诉我们：“洪钟无声，满瓶不响。”俗话说：“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如果你留意观察，生活中这种现象真是不少。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课堂上发言最踊跃的往往是所谓的“小聪明”，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老子》有句名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苏东坡补充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颜回不正是这样一个外愚内智的生动案例吗?
外愚内智并非一种处世的技巧，也不是基督的那种泛爱与宽容，它是中国特有的做人的大学问、大智慧，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生大境界。
外愚内智是大智若愚、宽怀忍让；是大勇若怯，以柔克刚；是处事不惊，达观权变；是外乱内整，内精外纯；是无所为，而后无所不为；是宠辱不惊，是非心外；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是一笑置之，不计前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藏锋露拙，明哲保身；是匿壮显弱，明知故昧；是乐天知命，顺应自然；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与世无争，宁静致远；是吃亏是福，财去人安；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静心养神，清心寡欲；是沉默是金，寡言鲜过；是谤我容之，侮我化之。
拥有了外愚内智这种大智慧，人才会清醒，才会冷静，才会有大气度，才会有宽容之心，才能平静地看待世间这纷纷乱乱的“厮杀”、尔虞我诈的“争斗”；才能超越功利，超越世俗，善待世间的一切，才能居闹市而有一颗宁静之心，也才能做到待人宽容为上，处世从容自如。
拥有了外愚内智这种大智慧，你就会感到“天在内，人在外”，天人合一，心灵自由，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
凭着这颗自由的心，你再不会为物所累，为名所诱，为官所动，为色所惑。
拥有了这种做人的大智慧，你才能从容自若地面对一切，才能在成功时不骄不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在失败时不畏流言，不惧攻击，不失去奋斗的力量，不自暴自弃。拥有了这种智慧，做人绝不可能失败！利而不露能自保【原文】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也。”【大意】曾子说：“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知一样，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
据说曾子的这位朋友就是那“大智若愚”的颜回。
古语说得好：“满招损，谦受益。”
一个人即使并不自满，而只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也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受到损伤。因为你的流光溢彩使周围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以，你越能干，事情做得越完美，就越得罪人。也许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百思不得其解。可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想：“都是爹妈生的，你凭什么？！……”
所以，凡事当留有余地，不要那么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要使人家感到需要你却不受到你的威慑。
没有谁的一生会一帆风顺，永远成功。有些才华横溢的人会把微小的才干显露出来而隐藏更大的才能，使它成为自己身上的发光点，而他们的真实才能一旦显示出来时足以令人震惊。当你既有才华又知展才之道时，结果一定惊人。
当然，我们也不应矫揉造作，因为炫耀易流于自大，自大则不免招致轻视。展示应以谦虚的态度流露，以免流于粗俗。露才过甚，为智者所不屑，恰到好处地展示是无言胜有言，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出之。巧妙地掩饰是赢得赞扬的最好途径，因为人们对不了解的东西抱有好奇心。不要一下子展露你所有的本领，慢慢来，逐次增多。赢得一次辉煌的成功后再进行下一次，获得热烈的掌声后再期待更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要做到不露锋芒，既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不仅要说服、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凡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更要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就是走向衰败的开始。人生也是如此。当你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这样你不被别人当靶子打才怪呢!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出众的才智，也一定要谨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救国济民的圣人君子似的，还是收敛起你的锋芒，夹起你的尾巴，掩饰起你的才华吧。
春秋时期，郑庄公准备伐许。战前，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挑选先行官。众将一听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都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
第一个项目是击剑格斗。众将都使出浑身解数，只见短剑飞舞，盾牌晃动，斗来冲去。经过轮番比试，选出了六个人，参加下一轮比赛。
第二个项目是比箭，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以射中靶心者为胜。第五位上来射箭的是公孙子都。他武艺高强、年轻气盛，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只见他搭弓上箭，三箭连中靶心。他昂着头，瞟了最后那位射手一眼便退了下去。
最后那位射手是个老人，胡子有点花白，他叫颍考叔，曾劝庄公与母亲和解，庄公很看重他。颍考叔上前，不慌不忙，“嗖嗖嗖”三箭射出，也连中靶心，与公孙子都射了个平手。
只剩下两个人了，庄公派人拉出一辆战车，说：“你们二人站在百步开外，同时来抢这部战车。谁抢到手，谁就是先行官。”结果公孙子都跑了一半时，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等爬起来时，颍考叔已抢车在手。公孙子都哪里服气，提腿就来夺车。颍考叔一看，将车拉起，飞步跑开。庄公忙派人阻止，宣布颍考叔为先行官。公孙子都怀恨在心。
颍考叔果然不负庄公所望，在进攻许国都城时，手举大旗率先从云梯冲上许都城头。眼见颍考叔大功告成，公孙子都嫉妒得心里发疼，竟抽出箭来，搭弓瞄准城头上的颍考叔射去，一下子把颍考叔射了个“透心凉”，从城头上栽了下来。
如果说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锋芒太露易惹祸上身的话，那么旧时为人臣者功高震主，为主所杀的例子就应该更具说服力了。打江山时，各路英雄汇聚主子麾下，锋芒毕露，一个比一个有能耐。主子当然需要借这些人的才能实现自己图霸天下的野心。但天下已定，这些虎将功臣的才华不会随之消失，这时他们的才能就成了皇帝的心病，让他感到威胁，所以屡屡有开国初期滥杀功臣之事，所谓“卸磨杀驴”是也。韩信被杀，明太祖火烧庆功楼，无不如此。大家读过《三国演义》可能会注意到，刘备死后，诸葛亮好像没有大的作为了，不像刘备在世时那样运筹帷幄、满腹经纶、锋芒毕露了。为什么？原因就是在刘备这样的明君手下，诸葛亮是不用担心受猜忌的，并且刘备也离不开他，因此他可以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辅助刘备，打下一份江山，三分天下而有其一。刘备死后，阿斗即位。刘备当着群臣的面说：“如果这小子可以辅助，就好好扶助他；如果他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你就自立为君算了。”诸葛亮顿时冒了虚汗，手足无措，哭着跪拜于地说：“臣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尽忠贞之节，一直到死而不松懈呢?”说完，叩头流血。刘备再仁义，也不至于把国家让给诸葛亮，他嘴上说让诸葛亮为君，怎么知道他没有杀诸葛亮的心思呢?因此，诸葛亮一方面行事谨慎、鞠躬尽瘁，一方面则常年征战在外，以防授人“挟制”的把柄。而且他锋芒大有收敛，故意显示自己老而无用，以免祸及自身。这是韬晦之计，收敛锋芒是诸葛亮的大聪明。
你不露锋芒，可能永远得不到重任；你锋芒太露，却又易招人陷害。当你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也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虽容易取得暂时的成功，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所以才华显露要适可而止。
深藏你的拿手绝技，你才可永为人师。当你施展才能时，必须讲究策略，不可把你的看家本领都通盘托出，这样你才可长享盛名，使别人永远唯你是依。在指导或帮助那些有求于你的人时，你应激发他们对你的崇拜心理，要点点滴滴地展示你的造诣。含蓄节制乃生存与制胜的法宝，在重要事情上尤其如此。“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相信大多数人都明白，锋芒毕露可能会招致自身毁灭，所以，做人要灵活，不该出头别出头。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我心里一定会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年轻人，总是希望别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知道自己是个不平凡的很有成就的人。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最有效办法当然是先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是从言语、行动方面努力的话，会很容易在言行或举止方面锋芒毕露。
锋芒是刺激大家的最灵验的方法，但是如果仔细看看周围一些有人缘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与你完全相反。“和光同尘”毫无棱角，言语如此，行动也是一样。他们个个深藏不露，表面上看好像他们都是庸才，其实他们的才能颇有出于你之上者；好像个个都很讷言，其实其中颇有善辩者；好像个个都无大志，其实颇有雄才大略而不愿久居人下者。但是他们却不肯在言谈举止上露锋芒，不肯做出众人物，这是什么道理呢?
有句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很容易得罪旁人，得罪旁人便成为自己前进的阻力，成为自己成功的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会招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将成为你的阻力，成为你的破坏者。如果你的四周都是你的阻力或你的破坏者，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的立足点就会被推翻，哪里还能实现你求知于人的目的呢?
年轻人往往会狂妄自大，树敌太多，与同事之间不能水乳交融地相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语言表达上、行为举止上锋芒太露，以至影响到他人。言语、行为之所以锋芒太露，是急于求知于人的缘故，这也是遭人妒忌的最大原因。
当然，你也许会说，采取这样的办法不是永远没有人知晓自己的才能了吗?其实只要把握住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做出过人的成绩来，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你，赞赏你。这种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出的成绩不能令人特别满意。你如果已经具有真实的本领，就要留意表现的机会，如果还没有真实的本领，就要赶快准备。《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有此器不患无此时。锋芒对于年轻人，害处颇多，而好处却很少。这种锋芒好比是额头上长出的角，额上生角必然会很容易触伤别人，如果你不去想办法磨平自己的角，时间久了，别人也必将去折你的角，角一旦被折，其伤害也就太多了。
做人灵活，就不要太露锋芒，正如那句俗话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太露锋芒很有可能招致“毁灭”，而盖其锋芒方可图日后更大发展。凡事无可无不可【原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大意】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原则就行。
这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子罕》)，通权达变的思想。正如孟子对他的赞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只有“义”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孔子被称为“圣之时”，是识时务的圣人。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凡事要采取一种灵活洒脱的态度，只要是不违背大原则，过去一点过来一点，先一点后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无关宏旨，不伤大雅，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这一点似乎更符合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不过还是需要提醒一句：前提是“义之与比”——正义的原则可是万万丢不得的！
世间许多事情总是在经历过以后才会懂得。一如感情，痛过了，才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傻过了，才会懂得适时地坚持与放弃，在得到与失去中我们慢慢地认识自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真的不能割舍。学会放弃，生活会更容易。
学会放弃，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的回忆；学会放弃，让彼此都能有个更轻松的开始，遍体鳞伤的爱并不一定就刻骨铭心。
这一程情深缘浅，走到今天，已经不容易，轻轻地抽出手，说声再见，真的很感谢，这一路上有你。曾说过爱你的，今天，仍是爱你。只是，爱你，却不能与你在一起。一如爱那原野的百合，爱它，却不能携它归去。
每一份感情都很美，每一程相伴也都令人迷醉。是不能拥有的遗憾让我们更感缱绻；是夜半无眠的思念让我们更觉留恋。感情是一份没有答案的问卷，苦苦的追寻并不能让生活更圆满。也许一点遗憾、一丝伤感会让这份答卷更隽永，也更久远。
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她，我才遇到了你。继续走吧，你终将收获自己的美丽。
爱情没有永久保证书。有个男士饱受一位前女友骚扰，骚扰范围之广，等于古代的“诛九族”，所有亲戚朋友都备受这位不甘离去的女友的电话恐吓。后来他亲自去恳谈和解时才发现，原来他的前女友已经有新的同居人——她自己有新欢，但就是不让他轻松自如。新的已来，旧爱还不愿割去。
最近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一位在婚姻关系中不断有外遇的丈夫，在因前妻以验伤单为由诉请离婚后，过了几年竟还来向前妻泼硫酸，导致前妻一眼失明，全身40%烧伤。
她失去工作，严重地破了相，苦苦地抚养着两个孩子，更担心因伤害罪入狱的前夫假释出狱后会继续伤害她。更可怕的是她的前夫沾沾自喜地叫人来传话：现在你没人要了吧，我还是可以要你，你乖乖把孩子带回来……
一个永远不想失去你的人，未必是爱你的人，未必对你忠贞不移。有时只有这种脑袋不清的强烈占有欲者，才会做出各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还如此理所当然。
心中如果有“曾经拥有就永远不要失去”的偏执与占有欲，那么越想要获得爱的永久保证书，就会越走越偏离。
谁说喜欢一样东西就一定要得到它。有时候，有些人为了得到他喜欢的东西，殚精竭虑，费尽心机，更有甚者可能会不择手段，以至走向极端。也许他得到了他喜欢的东西，但是在他追逐的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也无法计算，他付出的代价是其得到的东西所无法弥补的。也许那代价是沉重的，直到最后才被他发现罢了。
其实喜欢一样东西，不一定要得到它。为了强求一样东西而令自己身心疲惫不堪，是很不划算的。再者，有些东西是“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瞧的”，一旦你得到了它，日子一久，你可能会发现它并不如原本想象中的那么好。如果你再发现当你有一天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和放弃的东西更珍贵的时候，你一定会懊恼不已。有这样一句话，“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所以当你喜欢一样东西时，得到它并不一定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谁说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和他（她）在一起。有些人为了能和自己所喜欢的人在一起，他们不惜使用“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想以此挽留爱人。也许这样能留住爱人的人，但却留不住他（她）的心。更有甚者，为此而赔上了自己那年轻而又灿烂的生命，这可能也会唤起爱人的回应吧，但却带给了他（她）更多的内疚与自责，还有不安，从此快乐就会和他（她）挥手告别。其实喜欢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和他（她）在一起，虽然有人常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因此而快乐。喜欢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让他（她）快乐，因为他（她）的喜怒哀乐都会牵动你的心绪。所以也有这样一句话：“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当你喜欢一个人时，暗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原来暗恋也很快乐，至少不会毫无选择。为何从不觉得感情的事多难负荷，不想占有就不会太坎坷。不管你的心是谁的，我也不会受到挫折，只想做个安静的过客。”所以，无论是喜欢一样东西也好，喜欢一个人也罢，与其让自己负累，还不如轻松地面对，即使有一天放弃或者离开，你也学会了平静。
喜欢一样东西，就要学会欣赏它、珍惜它，使它更弥足珍贵。
喜欢一个人，就要让他（她）快乐，让他（她）幸福，使那份感情更诚挚。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还是放手吧，所以有时候，应学会放弃，要知道很多事情是无可无不可的，放弃也是一种美丽。施展才能要看时机和环境【原文】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大意】孔子对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有官做，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也不致被刑罚。”
用现在的话理解孔子的意思，就是在太平之世施展抱负，在黑暗之世保全自己。
由此可知，圣人并不主张我们去做一个黑暗时代的牺牲品，而是要求我们讲究一点处世的艺术。
南容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以保证侄女在乱世来到时不会守寡。
公冶长人品好，南容人品也好。有意思的是，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坐牢的公冶长，而把侄女儿嫁给处世很有一套不会有坐牢之苦的南容。这种做法很有分寸，既对得起死去的兄长，又不会受到世人的指责。说起来，也是一种高明的处世艺术。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很有名的大夫。“邦有道则知”，当国家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之时，他便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邦无道”的时候，他便表现出愚蠢鲁钝、碌碌无为的样子。在国家兴盛、政治稳定之时，人人都竭尽全力、大展其才；而在社会混乱之时，则像宁武子一样，能韬晦沉冥，隐藏自己的智慧，“存身以求济大事”，安于朴实无华、老实平淡，就很难了。所以，孔子说：“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一个很会看时机和环境的人。汉王朝末期，天下大乱，群雄称霸。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横一时。虽然此时刘备从卖草鞋的一直升到左将军，但仍处于劣势。不久，不满于曹操专横的人暗自计划要推翻他，推举刘备为首领，集体签名上书。刘备为了避免曹操的怀疑，一心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菜。但是有一天，曹操突然把刘备叫去，问道：“最近，听说你在干什么有趣之事。”刘备听后先吃了一惊，当他探明曹操是指种菜之事时，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在酒宴上，曹操问刘备：“你辗转经行各地，觉得当今世上谁堪称英雄?”刘备举了好多人物，曹操都一一否定，最后说道：“当今天下胸怀大志的英雄，就是你、我两人。”刘备心想韬晦之术终于被看破，不觉脸色大变，筷子也掉了。恰巧这时，阴沉昏暗的天空中突然响起惊雷，刘备马上说：“听雷受惊，不免失态了。”勉强蒙混过去。《三国演义》在这一段叙述之后，有一首诗赞扬刘备道：“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一段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之人，要收敛自己聪明的锋芒。刻意隐藏“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没有一点“卧薪尝胆”的功夫是难以做到的。“敢为天下先”也需视时机和环境而定。不要卖弄你的小聪明【原文】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大意】孔子说：“大家整天聚在一起，谈话丝毫不涉及道义，却喜欢卖弄小聪明，这种人真是难办啊!”
现代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OK厅等娱乐休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说些海湾战争、中东问题，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些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与某某女同事之间又有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一句话是上得台盘、见得世面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点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言不及义也罢，无所用心也罢，都还只是无聊而已。可偏偏就是有些人还喜欢卖弄小聪明，大家凑在一起就专门研究张三，研究李四，耍些小心眼，出些鬼点子整人，今天攻击张三，明天攻击李四。在小聪明方面，这些人真正是天才，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甚至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所以，我们切不可轻视了这种小聪明的危害。
聪明是一笔财富，关键在于怎么使用。真正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善于使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那是因为他们深藏不露，不到火候决不会轻易使用，一定要显得貌似平常，让他人不眼红。一味地耍小聪明，不管必要或不必要，不管合适不合适，时时处处显露精明，不仅无益于成功，还往往招来祸根。
有大智若愚，同样也有大愚若智，区别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老子》中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不自以为是，反而会超出众人；不自夸成功，反而会进步。又云：“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夸者不长。”这是说：那些盲目自傲，不宽容，耍小聪明，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的人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很难成功的。
在从政的过程中，在出将入相的过程中，切忌只知伸，不知屈；只知进，不知退；只知耍小聪明，不知深藏于密；只知自我显示，不知韬光养晦。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法兰西人的聪明藏在内，西班牙人的聪明露于外。前者是真聪明，后者是假聪明。
在政治谋略中，“小聪明，大糊涂”更是万万要不得的。而杨修恰恰是犯了这个错误才做了曹操的刀下之鬼。
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在《三国演义》一书中，他是很有名的思维敏捷的官员和有名的敢于冒犯曹操的才子。
刘备亲自打汉中，惊动了许昌，曹操也率领40万大军迎战。曹刘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适逢厨师端来鸡汤。见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有将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将其作为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听到后即令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众将大惊，请杨修至帐中细问。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大家信服，营中诸将纷纷打点行李。曹操知道后，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便把杨修斩了。
后人有诗叹杨修，其中有两句是：“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是很切中杨修之要害的。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兵出潼关，到兰田访蔡邕之女蔡琰。蔡琰字文姬，原是卫仲道之妻，后被匈奴掳去，于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传入中原。曹操深怜之，派人去赎蔡琰。匈奴王惧曹操势力，送蔡琰还汉朝。曹操把蔡琰许配董祀为妻。曹操去访蔡琰，看见屋里悬一碑文图轴，内有“黄绢幼妇，外孙杵臼”八个字。曹操问众谋士谁能解此八字，众人都不能答。只有杨修说已解其意。曹操叫杨修先勿说破，让他再想一会儿。离开董家后，曹操上马行三里，方才省悟。原来此含隐语“绝妙好辞”四字。曹操也是绝顶聪明的人，却要行三里才思考出答案，可见急智捷才远不及杨修。
曹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后曹操去观看时，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一“活”字。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翻修。曹操再看后很高兴，但当知是杨修析其义后，内心已忌杨修了。又有一日，塞北送来酥饼一盒，曹操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放在台上。杨修入内看见，竟取来与众人分食。曹操问为何这样?杨修答说，你明明写“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内心却十分厌恶。曹操怕人暗杀他，常吩咐手下的人说，他好做杀人的梦，凡他睡着时不要靠近他。一日他睡午觉，把被子蹬落在地，有一近侍慌忙拾起给他盖上。曹操跃身起，拔剑杀了近侍。大家告诉他实情，他痛哭一场，命厚葬之。因此，众人都以为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知曹操的心，于是便一语道破天机。凡此种种，皆是杨修的聪明犯着了曹操：杨修之死，植根于他的聪明才智。
杨修终于结束了他聪明的一生。他的聪明，大智者看来，其实只是小聪明大愚蠢。大智者能心里明白而不随便表露出来，绝不表现得比别人聪明。如果杨修知道他的聪明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他还会耍小聪明吗？所以他的愚蠢之处就是不知道耍小聪明会带来灾祸。这样的人算聪明吗?显然不算。多少年过去了，他被提拔得很慢，显然是曹操不喜欢他的缘故，这点他没有意识到。曹操对他的厌恶、疑心越来越深，他也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该聪明时他反倒真糊涂起来了。如果他迎合曹操，不表现他的小聪明，那么他很可能会成功的。人们也许会说，杨修的死，关键在于曹操的聪明和多疑，但是，作为上级，换了谁，也不大愿意让部下知道他的全部心思、他的用意。显然，杨修最终非失败不可，这可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罗贯中说他“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他的才太外露了，从谋略来看，尚不是真才，不是大才，至少他不知道韬光养晦，不知道大智若愚，不知道保护自己。那么，除了灾祸降临，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曹操是何等聪明之人，在他跟前，笨蛋当然不会受到重用，而才能太露也有“功高盖主”之嫌，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会掌握“度”。“过犹不及”，就是说，太聪明了反倒不如不聪明，实在是至理名言啊!
明代大政治家吕坤以他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的结论。他在《呻吟语》中说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精明也要十分，只需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唯恐精明不至，乃所以为愚也。”
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精明还是非常需要的，但要在浑厚中悄悄地运用。古往今来得祸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精明的人，没有因浑厚而得祸的。现在的人唯恐不能精明到极点，这就是之所以愚蠢的原因啊!
聪明是一笔财富，关键在于怎么使用。财富可以使人过得很好，也可能毁掉人。凡事总有两面，好的和坏的，有利的和不利的。真正聪明的人会使用自己的聪明，那就是深藏不露，不到火候时不要轻易使用，一定要貌似浑厚，让人家不眼红你。一味耍小聪明，其实是愚蠢。因为那往往是招灾引祸的根源。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是做学问还是治家务农，都不能耍小聪明。
可见，耍小聪明的人有两种灾祸，一是被人猜忌防范而招祸，一是自己会把事情办坏而不能成功。它可以使人得意于一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然而终究还是自毁，永远不会取得真正的、伟大的成功。从政的人耍小聪明会早早被扼杀在摇篮里，一个处处被人防范的人怎么能真正取悦于上司和同事呢?做人诚信第一【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意】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
背信弃义与讲信用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穿越古今文化作品，跨过历史长河，直到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或者更准确地说，越到商品经济时代，背信弃义与讲信用的矛盾越发突出，而前者还大有占上风的势头。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圣人的呼吁呢?——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那个什么什么马难追。”
所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古往今来关于讲信用的精言妙语的生动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对子贡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这种对“信”的强调，使人想到文天祥的绝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事实上，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
守诺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关键。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必须兑现。机会不会降临于一个言而无信的人。生活中有不少人平时信口开河，说过的话很快就全忘了。或许他承诺的是无足轻重的事，但对小事的失信会使人怀疑于大事的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就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没有意义。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准备攻打原国，和大夫们约定十天攻下。到了第十天没有攻下，他准备鸣金收兵回国。有一个将军对他说：“再有三天就可以攻下了。”群臣也劝谏他再等几天。文公说：“我和士卒约好十天，十天不退兵，我将失去信用。得到原地而失去信用，这种事我不愿做。”于是毅然率军回归。原国的人听到此事，便说：“有像他这样守信用的君王，我们为什么不归顺呢?”于是自己出城投降了。卫人听说此事，也主动归顺了文公。
做人讲守信，做企业更应该讲守信，守信就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对员工、客户、社会都要有信用，不能守信的企业将不能持久。以前几年所谓的“十大经典策划”为例，某商场以拒售索尼彩电为由，大肆进行新闻炒作，理由是索尼对某消费者所购问题彩电赔付不满意。抛开当时的各种因素不谈，如果让时间“说话”，事实是索尼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仍是高科技进口家电的代表，而当时出尽风头的该企业却逐渐出现销声匿迹的态势。
投机钻营做不成百年企业，“口水战”的风光掩盖不了事实的“商业欺诈”，抓住极个别的偶然现象，否定索尼的全部，了解真相的消费者怎么能认可。
靠打击诋毁竞争对手，以对手的更坏来证明自己更好，不但有悖于守信经营，也是很不明智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商家仍在拿自己的信用当儿戏，为了和对手搞价格战，在报纸上标示出价格很低的商品，等消费者蜂拥而至，却无货销售。更有甚者，为了营造所谓的商业氛围，个别专营商家竟然明令员工家属排队烘托生意火暴的气氛，借以吸引和欺骗顾客。这些将守信当儿戏、愚弄消费者的企业，不仅自己丢了信誉，更是使整个社会的守信基础受到破坏。
在美国，信用有污点的人不能贷款、做老板，找不到好的工作。有一位在中国教公共英语的老外，自己编了一本参考书，到考试时，其他老师给学生划考试重点，他没有，而是让同学们学参考书的最后一课：关于诚信。听说中国学生考试作弊，他说打死了也不相信，因为一个民族靠作弊是不能强大的。作弊是最大的失信，因为生活本身就会惩罚没有诚信的人，而且要严厉得多。你的信誉价值连城，怎么舍得用一点考分把它出卖了呢?
社会进步了几千年，商家重提“质优价廉”“童叟无欺”的古训，确实有回到起点的感觉，但消费者作为群体是最聪明和最有识别力的。为了增强社会的诚信度，商业企业更要重视建设自己的诚信形象。让消费者满意是商业企业发展的动力，只有使消费者诚信，消费者才能忠诚于企业，进而培养出企业的忠实顾客群。
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把诚信看作是企业的外在形象，更将诚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念和无价的资产，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视为企业的生命。在通用，没有人会因为失掉一个地区或一个错误而失去工作，人们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并且可以得到培训。唯一有一种表现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那就是违背诚信。
国内知名的经济伦理学专家曾共同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道德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说到底是道德素质的竞争：如何培养全民的经济德行应对入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道德素质的竞争，对商业企业而言，就是讲求诚信经营。首先要建立自己有诚信的人才队伍，提高全社会对整个商业的消费信心；第二是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扩大整个社会的信用消费，提高消费质量及规模。
易货经济，货币经济，再到信用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推广诚信建设，是个人、企业更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做人灵活，但不能失去原则，失去诚信，要信守诺言。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失信则失去别人的认可，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做人不可无志气【原文】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大意】孔子说：“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男子汉却不可被夺去志气。”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千万军马中夺敌帅首级如探囊取物。
这是“三军可夺帅也”。
严颜宁死不屈，面不改色，“但有断头将军，无有投降将军”。
这是“匹夫不可夺志也”。
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将可杀而不可辱。这是因为，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如果人心不齐，其主帅仍可能被人抓去，而主帅一旦被人抓去，整个军队失去了领导人，也就会全面崩溃了。匹夫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只要他真有气节，志向坚定，那就任谁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这种宁死不屈的烈士事迹，可歌可泣，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相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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