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刻关注》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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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混战的民国闹剧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军阀混战的民国闹剧
作者：《时刻关注》编委会
排版：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9
ISBN：978-7-113-22143-0
本书由中国铁道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卷首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也敲响了封建专制王朝的丧钟。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清王朝的统治就此进入倒计时。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成立。
1912年2月13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帝国自入关以来近三百年的统治由此戛然而止。自秦以来，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就此成为历史。
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黎明的阳光看上去是那么亲切、可爱，充满了勃勃生机。古老的中国似乎已经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康庄大道。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条新路充满了坎坷与曲折……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一段让人愁眉苦脸的岁月。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氏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直皖的利益纷争、直奉的硝烟战火、革命党人的内讧……一桩桩，一件件，让民国初年的主色调充满了血腥与残酷、背叛与谎言。
当然，乌云之后总会有阳光。在这军阀割据、混战不休的动荡年代，既出现了许多为一己私利或卖国求荣、或涂炭生灵的无耻小人、军阀政客，也同样涌现出了一批批为中华之崛起而不懈奋斗的仁人志士、豪杰英雄。无论是与非、成与败，他们都是中华民国拼图不可缺少的真实版块。
那么，在这复杂多变的乱世之中，他们又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权谋智慧，乘势而起，写就自己的人生篇章的呢？他们成功或失败的背后又有哪些离奇曲折的故事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民国的历史场景当中吧。
本书以历史资料为基础，以时间为主线，全景再现了民国初年的历史大事、风云人物和兴亡嬗变。
本书既没有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般的信口开河，而是以生动幽默的文笔叙述严肃的历史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详细地剖析历史事件，解读历史人物，研读历史智慧，力图给读者还原一个直观而又贴近生活的民国历史。
衷心感谢您对本书的关注，希望本书能带给您不一样的感受。第一章黎明之前“新政”，怀着救命的目的来临
当大清帝国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时，为了救命自保，他们终于跟随时代潮流，提出了所谓的“新政”……
1900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有人说它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有人说它是旧世纪的末尾。无论怎么样吧，它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然而这一年对于无数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份。对于当时的大清帝国来说，更是一个倍感窝囊而郁闷的年份。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迎来了惊天动地的“庚子事变”：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最后导致八国联军像野兽般攻入北京城，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
就在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北京城的前一晚，惊慌失措的清王朝实际“当家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囚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再次临朝“训政”的慈禧太后——见势不妙，带领光绪皇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狼狈不堪地逃到了西安。【知识链接】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又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等。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发展工农业；训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等。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
这次维新变法活动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六人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至此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慈禧太后恐怕到死也不知道，为什么区区三五万八国联军就能把堂堂大清八旗军队打得屁滚尿流，让她这个万乘至尊连滚带爬地逃出北京。
她当然不明白，那些曾经的所谓“蛮夷”人，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洗礼，早已把科学、智慧和掠夺、蛮横等各种基因杂合于一身。而她统领之下的那些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手中握着落后兵器的士兵们，怎么会是经过科学进化的八国联军的对手呢？
还好，经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洋人面前费力地周旋，清政府终于于1901年9月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清偿，连利息共九亿八千二百余两；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可派兵驻守；毁大沽至北京间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之间的交通要道允许各国驻兵。
从此，外国可以驻兵于中国的首都和其他要津，等于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的国防。而赔款连利息九亿余两，更使中国陷入更贫穷的境地。而慈禧太后对此事的态度是，只要外国不追究她，不逼迫她归政，便几乎是什么都肯答应了。
图1 李鸿章（右一）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蒙受如此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有识之士均认为这是慈禧推翻戊戌维新、重用顽固守旧大臣所造成的恶果，纷纷要求她下台。列强对慈禧的顽固守旧更加厌恶，曾想把她当作祸首处置。慈禧感到脸面丢尽，无法向天下臣民和反对开战的光绪帝交代，相当懊悔。
在重重的压力之下，慈禧等人认识到，只有循戊戌维新之道，再度变法，清王朝方才有一线生机。于是，年事渐高的慈禧太后于西安回转京城之后，决心奋力一变，以求帝国生存之路。
历史在这里再度开了一个玩笑，几年前被她一手废除的各项新法，如今反因她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推行。
此后，清政府于1901年至1904年期间开始推行新政。这次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停止报捐实官；整理财政，设厂铸币；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艺各公司；设立商会，保护利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和各国政治艺学策，停止武科生童试和乡会试，复开经济特科；各省府州县设立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裁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办理巡警；满汉通婚等。这些均为行政、财政、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无一涉及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此次推行新政期间尚无意改革政治制度，更无意进行重大改革。而且，由于此次新政并无先例可循，因此清政府决定于1905年派出一个考察团到各个国家去，向洋人学习发展之术；不只要学习西洋人，还要考察东洋之国。
清政府为什么对日本这个弹丸之国也要安排考察学习呢？这是因为1904年年初，崛起的东洋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向俄国人发动了进攻（史称日俄战争），结果，新近经由“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新强盗，打败了两百年前经由“彼得一世改革”而强大起来的老牌侵略者。
这次战争的结局着实让中国人大吃一惊，虽然在1898年的“甲午之战”中吃了日本人的亏后知道了日本人的厉害，但他们能击败比中国更加强大的沙俄却是事先无法预测到的。在屈辱与惊诧之余，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对日本这个东洋近邻的立宪政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多人觉得是日本的立宪制度比沙俄的专制制度先进，因而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种思潮在当日影响甚广，就连手握大权的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也都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还向慈禧太后上书要求施行立宪体制。
从内心深处来说，慈禧太后对立宪是存有戒心的，怕影响她的统治权威。但为了改善难以驾驭的局势，她最后还是动了心。因此，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发布了谕旨，大意是说，现在时局维艰，朝廷多次下诏变法，可是这些年来在实效上却并不显著。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挽救危局？因此要派人分别赴东西洋各国进行考察，以探求更好的发展思路。
宣布派遣大员到欧美和日本诸国进行考察访问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的主要报纸对这道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进行了全文刊出，并且还对此事作出了专题报道和评论。
对于派什么样的人出国考察，清政府还真是煞费苦心。经过千挑万选，最后确定下来的五位官员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中既有皇室宗亲又有地方官员，既有管理财政的也有负责军事的。公众对这种安排也表示满意，并且还寄予了厚望，希望这个考察活动能求取到真经回来，为大清的新政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图2 民国时期发行的纪念吴樾的邮票
正所谓“好事多磨”。当考察团备妥所有事情，正准备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情况。那是1905年9月24日，五位考察大臣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原址位于北京市前门大街东侧，现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正准备乘火车前往天津时，突然一声巨响把刚刚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直晃，霎时一团浓烟和烈火就从火车车厢里面冲了出来，原来是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了！
这是一次专门针对五位出洋大臣的暗杀活动，暗杀者的名字叫吴樾。五位大臣之中绍英的伤势要重一些，而载泽和徐世昌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吴樾，字孟侠，又字梦霞，安徽桐城人，是一位志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他认为清政府推出的新政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改变不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而准备借这次暗杀活动，一方面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又可以营造声势，唤醒民众。
据说临出发前，吴樾像我们在今日一些现代谍战剧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事先在自己的衣领中藏下了剧毒药物，以防万一被捕时，吞食自尽。但他的这种担心显系多余——因为他离爆炸点最近，所以最先被炸身亡。
吴樾这种荆轲式的英雄壮举并未能阻止出洋考察活动，在这一年的12月，清政府决定继续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各国的宪政情况。由于原来五大臣之中的绍英伤情未愈，徐世昌也另有安排，所以就让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替换掉这两个人。
考察团的大臣们在欧美各个国家里的参观访问活动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配合，他们不仅参观了议会机构和政府公务机构，还参观了好多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大臣们所看到的许多事物都是大清国从来就没有的，看在眼里惊在心中，官员们这才意识到中国虽然是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可现在竟然还不如蛮夷之邦。
1906年夏秋之际，出洋大臣辗转回到中国。他们向朝廷递交的考察报告，是在力主立宪的梁启超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力数了立宪的好处之后，他们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们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但不利于官。我国的贫弱根本原因在专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但是，他们也提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诸强相去甚远，如果不依国情而贸然行事，将使国家陷入混乱。只有仿照日本那样，先下国是之诏，而后预定立宪之年，以使官员和民众有一个心理准备，方才能更好地施行君主立宪制。
慈禧太后听从了出洋大臣的建议。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在这个洋洋数千言的上谕中，首先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次者明确通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最后指出先从制度改革、广兴教育入手，等取得成效之后，再行宪政。
上谕一公布，中国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06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申报》对此报道说：“人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1906年9月18日出版的上海《时报》更是对此描述说：“（上谕一公布），各式庆祝会在多个地方召开，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北京最为热闹，商务印书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部分报馆和阅报社，高悬国旗庆贺，各学堂万余师生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立宪庆贺会。”
狂欢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似乎只要一纸上谕，就能让立宪大功告成。然而，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丽幻想罢了。
此后，大清王朝的中枢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多种可以想见的借口，将立宪的预备期延长又延长。直到1908年8月，才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也就是说，比这个王朝最终的寿命还多了6年。
这样的“新政”，哪里能救得了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呢？伟人怀揣理想上路
面对日益腐败清王朝，孙中山眼见改良救国之路已走不通，便只好走上了追求暴力革命的道路……
晚清时期，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种既有别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也与太平天国等旧式农民起义大相径庭的新型社会改造运动悄然兴起。这种以颠覆现有政权为主要目的社会改造运动，后来被参与其中的甚或置身事外的以及史学家们，以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外来词汇——革命——来称呼它。虽然有专家学者穷经皓首，历经千辛万苦地从汗牛充栋的中国早期文献典籍中找到了革命一词的出处，但坦率地说，赋予这个此后风行中国百余年的词汇以社会改造新含义的，确实是日本人。而日本国也成为早期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
最早致力于这场新型社会改造运动的，应该是一个名叫兴中会的小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一位来自广东翠亨村的人——孙文。
翠亨村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是今广东省中山市（原为香山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它东依牛黄山，南靠金槟榔山，北是犁头夹山，西临大海，可谓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派封闭之象。此村只有百余户人家，原本名不见经传，只因孕育了孙文而享名于世。
孙文，即人们熟知的孙中山先生，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他的父亲孙达成还未及成年时，家中田产已被变卖尽净，生活日见困苦。为生计所迫，孙达成在16岁时就去澳门鞋店里做学徒，三年的学徒生活如牛马般苦累。师满后，在澳门极樟堂街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鞋店当鞋匠，每月的薪水只有四元钱。这期间，他还学过一段裁缝，在澳门共待了十六年。直到他32岁那年，即1845年才返回故里，并于次年与一位杨姓女士结婚。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
图3 今日翠亨村【知识链接】 孙中山名字的由来
孙文，谱名孙德明，幼名帝象，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
孙文一生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除了人们熟知的孙文、孙中山等外，他还使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
1897年，孙文流亡日本投宿旅舍时，为了掩护行踪而不能使用真名，日本友人平山周想到附近有贵族中山家宅邸，便为他取日本姓为“中山”，孙文则自取名为“樵”。又“中山”实为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之出生家族，由于孙文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当获悉这个意外的名字竟有这层关系后，便连称自己会常用。1903年，革命人士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之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翻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时，将本姓与化名连用，从此“孙中山”一名便成为众人对孙文的惯称（为了阅读和行文的方便，若非特殊需要，本书皆以此称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在西方，孙氏则以孙逸仙之名闻于世。
孙中山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困，6岁时便和姐姐一起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给猪捞饲料，有时还随祖父驾船出海捕鱼。尽管如此，家中仍然只有茅屋一间，仅供避雨。吃的也经常只是白薯。因为穷，孙中山幼年都是光脚的，到十多岁才有鞋子穿。后来其长兄孙眉到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垦荒，独自经营起一所农牧场，又开设了商店，孙家的经济状况才有了好转。
孙中山7岁时，开始入王氏私塾读书，期间学了《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当时，村中有个太平天国遗兵冯爽观，时常向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对此很感兴趣，对洪秀全等反清人士亦有了崇拜之情。
11岁时，孙中山转入郑氏私塾中读书。他非常珍惜学习机会，除了于私塾苦学外，早晨和就寝之前，都要低吟轻诵，日日不辍。如果遇到月夜，就到月光下看书，以省灯油。
孙中山12岁那年，听说邻镇某牧师有一幅世界地图，很想见一见，但未能如愿。从此以后，他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寄以莫大兴趣，并且得知“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谬误；中国之外，当有更广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在。
1879年9月，13岁的孙中山结束了在村里私塾的学业，随母亲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
檀香山，本名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和港口城市。因为早期本地盛产檀香木，而且大量运往中国，由此被华人称为檀香山。对孙中山来说，檀香山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而奇异的色彩。这里建筑整齐、街道清洁，人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刚到这里的孙中山对邮局印象很深：邮政局是一座有游廊和栏杆的西式建筑，有人告诉他，只要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再贴上一张邮票，投进信箱里，这封信就可以跟着船被送到中国去，而不必由回中国的侨民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带回去。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的初次体验。
然而，最打动少年孙中山的，是这里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治，以及当地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孙中山曾经感慨地说：当地人生活状况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法律，人人遵守公正法律。
刚到檀香山后，因为还年少，孙中山进入意奥拉尼学校读书。“意奥拉尼”在夏威夷语中是“天空飞鸟”之意，寓意着学校希望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
刚一入学，由于完全不懂英文，孙中山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些什么。但是这难不倒聪明好学的孙中山，一段时间以后，他居然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也由此开始逐步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圣经等科目。
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因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孙中山也成了当地同学取乐的话题。同学们经常拽住他的长辫，戏谑着大喊“牛尾巴”“马尾巴”，这让孙中山难堪之极。有一次放学回家，他拿起剪刀要剪掉辫子，但是因为大哥的阻挠，并没有成功。
在檀香山学习期间，孙中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平日除了功课外，他都很虔诚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星期日则要到附近的教堂做礼拜。那里的韦礼士主教及其夫人，也对少年孙中山关照有加。随着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入研究，孙中山思想受其感染也越来越深。当时学校的华人同学多已成为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想接受洗礼入教，但遭到深受儒家思想洗礼的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
孙眉的初衷是想将弟弟也培养成为像自己一样的商人，以便将来接自己的班，但此时孙中山的种种言行让他觉得与自己的愿望相去甚远，便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
就这样，孙中山的第一次海外之旅结束了。时年他才17岁。但是这段经历却对孙中山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此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而斗争的种子。
老革命家冯自由在他的《革命逸史》中对此分析说：“国父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
冯自由先生说得没错，孙中山的确是借助基督教“平等”“博爱”的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把教堂当成了宣传反封建的讲坛；而孙中山后来建立的革命组织，也是受到基督教会的组织方式的启发。此外，他初期的革命活动，也曾获得许多基督教徒无私的帮助。
回到家乡以后，社会阅历大增的孙中山“改良祖国”的愿望愈益强烈。他积极投身到改良乡政的活动中去。他的一些意见，如改修道路、在街上点夜灯、夜间巡逻等均被采纳。同时，孙中山还经常向村民讲述在夏威夷的见闻，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大致从这时候起，他的“反清”意识也开始萌芽了。
1883年秋，因为对除封建迷信的憎恶，他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这一下，他再也无法在村中待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去了香港。
虽然孙中山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次短暂的时光中，香港给他的直观印象对他的影响更大。香港的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官员作风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进一步强化了他改良祖国、建设一个“良好之政府”的愿望。年底，孙中山还在香港加入了基督教。
后来的孙中山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著名的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他们与孙中山一起通常被人称为“四大寇”，几人在一起经常高谈革命。
1890年，孙中山上书郑藻如，第一次提出了自己改良祖国的具体方案。
郑藻如（1824～1894年），字志翔，号豫轩，又名玉轩。今广东中山市（原香山县）濠头乡濠头村人。清咸丰年间乡试举人，1854年组织东乡总局团练，因支援清兵镇压卢灵飞、黄福等人起义立有军功，获授内阁中书衔，并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被罗致为幕僚，办理洋务、外交等事务。1881年以三品官衔大臣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秘鲁三国。1886年后病休居乡。孙中山在上书中首先说明了自己的用意，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引起这位有西方见识的清朝官员的重视。
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博士毕业，成了一名医生。由于孙中山的医术非常高明，因此求治者颇多。但孙中山并不开心，因为人病了可以医治，国家病了应该怎么办呢？
行医之余，孙中山不免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当时国内主张维新变法的人逐渐增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筹备维新变法。孙中山也不甘落后，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在书中陈述了改良国家的想法。但是当时的大清帝国正在和日本交战，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每日被军情闹得头晕脑胀，根本无暇召见孙中山。
图4 梁启超青年时期像
苦苦等待回信的孙中山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对清朝统治者的失望逐渐变成了绝望。
此后，孙中山的温和改良想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树立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坚决地走上了他的革命之路。
1894年10月初，在友人的资助下，孙中山又来到了檀香山。这次他到檀香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此时这片岛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动。1893年，夏威夷也发生了革命，政体已经变成了共和制。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以后就在当地的华侨中发动了捐助活动，让大家以捐资的形式支持祖国的革命，不过响应的人却很少。可孙中山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他不想为了这点困难就退却，而是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为了宣传鼓动工作，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在孙中山的努力推动下，最终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效果，认同他的思想并且愿意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家中召开了革命组织的成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何宽等二十多个人。孙中山作为会议的主席提议把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组织叫作“兴中会”，这个名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兴中会的成员们还填写了《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其内容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当时兴中会主要成员的身份基本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且除了孙中山本人以外都是旅居檀香山的华侨，所以可以说兴中会也是一个华侨革命组织。
一开始，兴中会的主要活动任务就是开展宣传，传播革命思想，吸收新的成员，为以后开展具体的革命活动筹集资金。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在并不是很长的时间里兴中会的成员人数就超过了二百人。不过资金筹集工作开展得却不怎么理想。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造反是掉脑袋的事，老百姓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谁也不会拿自己全家老小的吃饭家伙当赌注。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6月2日，只有一百多名会员交来会底银228元、股份银1100元，共1328元。才这么点钱，别说造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顿快餐恐怕都不一定够。所以，这让孙中山很郁闷。
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孙中山并没有气馁。此后，他辗转奔波于香港、广州等地以及欧美和日本诸国，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在香港等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另一方面不止一次地尝试进行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正是在他的带动下，革命从开始的星星之火逐渐成为燎原之势。各有各的追求
为了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找到一条新生之路，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在苦苦追索，虽然他们所走的道路各有不同……
提起中国的近代史，就不能不提一个人的名字——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康有为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也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四十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当时清政府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当时清王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虽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的这种作为却为他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
当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大清帝国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时，康有为正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在北京参加清政府三年一度的春闱会试。
康有为当即联络梁启超等数千名全国各地来京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请愿，请求他拒绝批准《马关条约》。他还在请愿书中说，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必须“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作为一国之君，光绪皇帝本来就一心想改变国家贫弱的局面，于是决心接纳维新主张。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由翁同龢草拟的《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然而这又是一场操作过于简单、粗糙，偏又急于求成，因而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变法运动。在整个变法的一百零三天之内，急风暴雨式的奏议、上谕、诏令、指示无数，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而且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似乎只要诏书发出，维新运动即可完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能立即产生。清政府几乎所有官员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书生气十足的文件面前无所适从，准确地执行当然成了奢望。
这又是一场由书生主导并参与的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其超等为首的书生们虽然不乏激情，富于献身精神，但他们既非长于韬略的政治家，也非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未曾设想，甚至连政治斗争中起码的权术都不具备。当残酷无情的政治打击来临的时候，这批豪情满怀的书生居然一筹莫展，唯有“痛哭不成声”。
维新领袖康有为虽然早就名满天下，但人们对他一向有明确的认知。当维新运动还在热火朝天之时，英国当时的驻华公使就指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但没有丝毫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他所主导的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
图5 康有为像
当然，虽然维新变法是失败了，但似乎无损，反而更增加了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地位和声誉。
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皇帝以后，康有为就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到了香港，而梁启超则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由平山周陪同着坐日本军舰到达日本。后来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又在宫崎寅藏的陪同下到了日本，与梁启超汇合在一起，成为“保皇派”的领袖。
孙中山是深知康有为之如雷大名的，就在戊戌变法之前几年，孙中山就曾求见康有为，但狂妄而有些无礼的这位当日中国响当当人物却要孙中山以拜师为见面的先决条件。年轻气盛的孙中山当即拂袖而去。
这次，在得知康、梁二人流亡到了日本的消息之后，孙中山又立即请宫崎寅藏协助联系，想再见一下康有为。
其实，孙中山和康有为虽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还是有不少共同点的。比如，二人的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并且还都在思想上把日本明治维新作为样板，也都在寻求来自于日本方面的支持。长期以来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力量联合起来，以抗衡清政府虽然保守、腐朽但却相对强大的力量。日本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推动康有为和孙中山两方面的合作。
可是当孙中山通过宫崎寅藏的关系，向康有为表示想到东京登门拜访的信息后，却被康有为又一次拒绝了。后来日本要人犬养毅又亲自出面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有为、梁启超四个人一起到他的寓所会谈，这次碍于犬养毅的情面，康有为不好再完全拒绝，就派了梁启超出面会谈。
那一天，孙中山、陈少白和梁启超在一起谈了好久。后来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和平山周二人前往康有为的住所，这回陈少白见到了康有为，他就在交谈中阐述了革命派的思想，而且列举无数事实告诉康有为说，清政府已经腐败到底了，不推翻它是没有办法挽救中国了，请康先生改弦易辙，大家共同来推动实行革命的大业。可康有为并不认同陈少白的主张，他还对光绪皇帝抱有希望，他说皇帝是圣明的，现在虽然变法失败了，但必然会有复辟的那一天，我受皇帝太多的恩惠，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只能鞠躬尽瘁，力图起兵从瀛台救出皇帝。就这样，双方辩论了长达三小时，直至口干舌燥，康有为还是坚持他的保皇改良立场，故此双方联合的事情只好就此放下了。而且，康有为仍然不愿见孙中山。
按理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康有为是没有必要对孙中山避犹不及的，可他为什么还如此行事呢？宫崎寅藏对此的分析是：“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康有为后来也说自己是一位钦差大臣，孙中山却是著名的朝廷钦犯，自然不便与之见面了。
也就是说，虽然事已至此，但康有为仍然固执地认为，他能够帮助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地位，认为自己能够说服并借助日本方面牵制清政府的顽固派力量，以此挽回局面。
然而康有为不知道的是，此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已与往昔不同。1898年11月，日本内阁发生更换，新的政府并不希望在对华外交方面发生什么纠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认为在中国拥护皇帝进行改革的人并不多，以保皇派的力量恢复帝位并让康有为东山再起的希望实在渺茫，于是就改变了前内阁对康有为礼遇有加的策略。此后，日本政府和民间方面对于康有为的同情和支持就越来越趋于平淡了，康有为也渐渐地觉察到了这种改变，最终只好在1899年3月22日，拿着日本方面资助的9000元钱前往加拿大，继续在异国他乡做他的君主立宪梦去了。
随着康有为远走加拿大，梁启超就成了维新一派的领军者，这种变化也给孙中山与梁启超的进一步沟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比康有为，梁启超并不排斥孙中山的联合提议。梁启超曾经主张过要“有血的破坏”，还曾以“破坏主义者”和“革命家”自居，在一个时期之中，梁启超与杨衢云、尤列、陈少白等人交流甚多。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与梁启超二人终于在1898年6月坐到了一起，从这时起双方开始研究起联合的有关事情。1899年的秋天是孙、梁交流最多的一个时期，两个人已经谈到了合作以后设立组织的形式问题。
然而孙、梁两人的密切接触在各自的阵营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康有为这方面的人，反对声尤为强烈。不久，当康有为听说此事后，大为惊怒，他马上就命令梁启超去檀香山，不许有任何拖延。
梁启超曾师从康有为，加之他本人又是一个很尊师重道的人，因此对康有为的命令自然不能违抗，但是在出发之前梁启超还是找到了孙中山，对孙中山说愿意与之合作到底。
到了檀香山以后，兴中会的李昌、何宽、郑金、钟木贤等人与梁启超见了面，他们都把梁启超当作同路人，热情相助。不久后，梁启超给孙中山寄去一封信，说明了此行的情况，但在其中也表示了他的困难处境，他说：“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此后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保皇改良立场。最让孙中山等革命派难受的是，在檀香山停留期间，经由梁启超的组织，兴中会中的不少人都加入了梁启超组织的保皇会。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写信斥责梁启超背弃约定。这件事对于孙中山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1900年7月，对中国的事情极为热心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对推动保皇、革命两派合作仍然抱有信心，想去劝说此时寓居新加坡的康有为。孙中山那时忙于惠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对宫崎寅藏的行动也没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不过宫崎还是坚持要去。香港的保皇派却误读了宫崎寅藏的好意，他们竟然密报康有为说宫崎是孙中山派去的刺客，要康有为一定要小心。
康有为得知香港发去的消息后，拒绝与宫崎见面，宫崎只好写信给康有为解释他的初衷，但结果是警察来到了宫崎的住所，把宫崎以及同行的清藤幸七郎逮捕了，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刺康案”。
孙中山听说此事后马上赶到新加坡营救宫崎，最后在日本领事馆的干预和孙中山的努力之下，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释放了宫崎、清藤幸二人，但是以“妨碍治安罪”把这两人驱逐出境并五年内不得入境。
至此，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至于孙、梁二人，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也鲜有交集，孙中山侧重于组织暗杀和起义，梁启超则侧重于思想启蒙、合法斗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国内的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启超与孙中山又走到了同一个战壕里。过去的恩怨都烟消云散。辛亥革命十年之后，梁启超还著文《辛亥革命之意义》，由衷赞扬辛亥革命。
可以这样说，如果梁启超是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的话，那孙中山则是希望用炸弹，用烈士的鲜血来惊醒国人，完成他的民族革命，从而实现共和，建立民国。他们可以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但殊途同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固执不悟的康有为在内，他们为救国救民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一代枭雄强势崛起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影响了中国几十年。这个人的名字，许多人都很熟悉——袁世凯……
就在孙中山等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几乎同一时期，也有一个人在强势崛起。
这个人，就是晚清和民国初年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老家是河南项城县袁寨。时人有以籍贯替代人名的惯例，因此发达后的袁世凯又经常被称作“袁项城”（其他如黎元洪籍贯湖北黄陂，人称“黎黄陂”；冯国璋籍贯直隶河间县，人称“冯河间”。以此类推）。
入清以来，袁家虽说家道殷实，但数代人也不过是耕读传家，谈不上有什么名气。到了道光年间，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突然冒烟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总之袁家是一下子就“发”了……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开始，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这在大清甚至整个封建王朝都堪称凤毛麟角，实在是了不得。于是乎，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袁世凯出生时，时值捻军起义，项城距捻军根据地雉河集（今安徽亳州市涡阳县境内）仅百余里，清政府于是派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协助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袁甲三因有功于清王朝，被提升为淮军将领，漕运总督。某日，农民军与袁甲三所部遭遇，不利而退。袁甲三异常得意，忙给家中写信，谓打了胜仗，正在凯旋班师。于是袁世凯的父亲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世凯”。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膝下二子。长子袁保中，生有六男二女，袁世凯排行第四。次子袁保庆无子，对袁世凯甚为喜爱。袁保中便将袁世凯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子。袁保庆先后在济南、扬州等地为官，袁世凯也随其左右。袁保庆给他请了很多有名望的老师教读书经，希望他将来走科举仕途，光宗耀祖。但他对此似乎兴趣不大，每日放荡不拘，常与一帮无赖少年以逃课为乐。
1873年，袁保庆不幸染霍乱而死，14岁的袁世凯只得回到老家项城。不久，同族的另两个叔父袁保恒、袁保龄赴京就官，于是把他带到京城。这两人对他的影响超过生父和养父。袁保恒对他管教极严。在堂叔的严厉督促下，袁世凯也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但文章写得总是差强人意。袁保龄称他“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
1874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病故。按照旧时习俗，父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袁世凯已过继出去，不必居丧，乃于1876年秋天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不中。就在这一年，17岁的袁世凯与一位于姓名门闺秀结婚。婚后第二年，袁世凯仍回北京，一边读书，一边帮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办事。不久，河南大旱，赤地千里。袁保恒受命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来到开封。1878年5月，袁保恒感染疾病而亡，袁世凯再度回到原籍。但他已过不惯乡村生活，便在妻子的娘家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住下。
这一时期，袁家矛盾重重，无法维持，各家分立单过。袁世凯在继父的名下分得一份相当可观的家产。
有了钱，有了闲，还没人管。袁世凯由此越发放荡，整日斗鸡走狗，无所不为，甚至包揽诉讼，仗势欺人。同时还假装斯文，附庸风雅，组织了“丽泽山房”“勿欺山房文社”，邀请当地文人加入。本来人们因他胸无点墨，羞于与之为伍。但他出钱供给食物，对参加的人总是盛情招待，因此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些人。1879年秋，又逢乡试，袁世凯依旧名落孙山，而其组织的“勿欺山房文社”社中却有两人考中，这让他又羞又愤，把自己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并自我解嘲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邪！”
没有文人细胞的袁世凯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前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
吴长庆与袁世凯嗣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对这位侄辈欣然收留，且倍加照顾，予以提拔重用。
从军后的袁世凯很快在朝鲜平叛中崭露头角。当时朝鲜的国王是李熙。李熙早先以支系继承王位时年龄很小，于是就由其父李昰应监国摄政。李熙长大成人，李昰应将政权交还李熙亲自执掌。但李熙愚儒昏庸，实权落到闵妃的手中。闵妃集团腐朽透顶，任用外戚，结党营私，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不仅受到一向被其排斥打击的李昰应的仇视，而且也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以致在1882年发生了“壬午兵变”。为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同时阻止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清政府派吴长庆率清军六个营赴朝。袁世凯也随军前往，并且在平叛中初露锋芒。【知识链接】 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汉城士兵起义”等，是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初九日）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暴动。当时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的反感，而于1882年7月聚众哗变。大量汉城（今韩国首尔）市民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推戴国王李熙之父李昰应上台执政。
由于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袁世凯大行霹雳手段，营中兵士一有犯令者即痛下杀手，以树立自己的威信。
有一次，有位当地官员控诉清军士兵奸淫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前往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粒米，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杀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现象，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侍卫，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清政府及李鸿章等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并为后者所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之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自家侄子时不时地美言几句。
1884年12月，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又在“甲申事变”中立下大功。次年11月，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大清国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26岁。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的战败，袁世凯也从朝鲜回到国内。其时，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覆亡，淮军和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充分暴露。而日本军队采用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鹊起。袁世凯也成为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知识链接】 甲申事变
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的一次流血政变。这次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党（开化党是朝鲜王朝末期所产生的一个秉持开化思想、以在朝鲜实现近代化改革、建设独立富强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团体）主导，并有日本协助。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脱离中国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
开化党暗杀了七名守旧派大臣后，发布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因此甲申政变也是朝鲜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的尝试。12月6日，袁世凯率领清朝驻朝军队镇压了这次政变。事后，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甲申政变在朝鲜国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
1895年5月，袁世凯向清政府上书，提出自己的练兵计划。同时，他利用袁甲三和袁保恒在北京的社会关系，广交诸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翁同稣、荣禄等权贵。1895年12月，经荣禄等人保荐，光绪皇帝下谕，令时年36岁的袁世凯编练新军。
起先，清政府已派胡芬在天津小站练“定武军”，但成绩不显著。袁接替胡后，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此前，袁世凯曾邀集一些人翻译过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了点近代军事知识。他又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及德国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译员合同》，聘用德国军官为教习，军队练洋操，采用从国外购进的武器。袁世凯仿照德国的军事制度编练军队是清代军队编制近代化的序幕，也是中国近代军制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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