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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7 15: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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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庆厚

出版社:通信图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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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作弊防范技术与实践

电子作弊防范技术与实践试读:

前言

在现代社会中,普遍认为考试无疑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选拔考量、认定资格的最好方法,它保证了“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考试已经成为现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个家庭都被考试驱动着,为应考忙碌着;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在考场上“身经百战”过,并由考试决定进入社会的初始位置和人生走向;几乎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都在考试的“阴影”下辛苦奋斗着,并依据考试中的表现,勾勒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

考试真是个谜,它既给人们带来成功的愉悦和竞争的亢奋,又给人们留下挫折的焦虑和失败的心酸。人类发明了考试,却并非情愿地被考试驱使着。人类创造了考试的种种技法,却又被这些技法重塑着。

考试制度是我国的一大发明,因其往往与功利相联系,作弊行为伴随而生,构成了一对形影相随的矛盾对立体。正可谓万事万物自身即孕育了反对自身的因素,考试与考试作弊相伴相生,如影随形。

我国自隋开始科举考试,随之有了考试作弊。明清科举考试时,一方面是因其与功利相联系,可谓“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科举考试必考“四书五经”,内容极其庞杂,计有30余万字。加之考官出题古怪,经常是从某一篇文章中抽出几个字或两篇文章首尾相连的一句话(古书竖排版)做试题,考生大脑再发达,也难应付近似刁难的科举考试。作弊风由此渐起,晚清大盛,各种作弊应运而生。

到了现在,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功利性和考试内容的复杂性,考试作弊大行其道。伴随技术的进步,在重大考试中考试作弊方法除通用的作弊方法外,还具有高技术的特点,特别是在考试作弊中引入了电子设备和无线电传输设备等高技术手段。因此,如何防范利用电子设备考试作弊,特别是防范关系到个人前途和国家选拔人才的各种国家级考试中的作弊,就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了。为了公平和正义,防范考试作弊就成了相关部门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作弊者使用的各种电子设备和无线电传输设备等高技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防范考试作弊的技术与设备,以便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各种作弊行为就是必须的了。

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介绍考试作弊者使用的电子设备的工作原理,以及考试作弊者如何运用这些设备,进而探讨防止在考试中利用电子设备的方法。书中借用电子战技术,结合具体情况讨论了防范考试作弊的原理、反考试作弊设备构成和运用。

虽然用于考试作弊的电子设备种类繁多,但大体可分为用于夹带作弊的电子录放设备和用于信息传递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在重大考试中尤以后者应用最为普遍。由于使用无线电设备就要占用频谱,频谱乃国家资源,必须纳入国家的频谱管理。因此,防范考试作弊不仅是教育部门、各部委的人事部门的任务,同时也是无线电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无线电管理者而言,防范使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和正义;另一方面,制止考试作弊的非法用频,也是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频谱资源,保证合法用户的权益所必需的。本书主要从无线电管理的角度出发,探讨从技术上如何防范考试作弊。

本书共分6章,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科举考试的产生,考试与作弊如影相随“方生方死”,科举考试作弊中的防范措施,现代考试作弊原因与现状,以及可能的防范措施和对考试作弊者的忠告;第2章介绍了夹带作弊使用的电子设备和防范措施;第3章介绍了考试作弊设备及其运用;第4章在简单介绍了电子战概念后,较详细地介绍了传递作弊克星——通信对抗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及其在当今考场中的运用,按此原理构成的管制设备和它们的基本性能;第5章具体而详细地介绍了考场内听声设备的使用与防范;第6章结合考场条件讨论了管制设备的作用范围。

作者认为本书是各种考试的监考者与考试者必读之书籍,至少本书能对从事考试管理和频谱管理的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对那些专门负责考试管理的人员,在如何利用电子对抗方法来防范考试作弊方面有所帮助,对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如何指导监考人员使用和发挥无线电管制设备的效能有所帮助。其中阐述的通信对抗原理,对于从事通信对抗的科研、设备研制和生产的专业人员亦有参考价值,对于通信对抗部队如何运用电子对抗设备也有极大帮助。

在本书的编著中,刘家儒对于资料收集、整理和录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本书的编著起到了重要作用。书中引用了一些资料与信息,但书中许多论述皆是个人的看法、思考和理解,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其中难免有错误和失之偏颇之处,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我由衷地感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所电子战专业部,特别是纪学军主任和王华副主任,以及北京中天飞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丽和总工程师李钢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我将很难完成本书的编著工作。

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所、第36所、第54所和北京中天飞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同事们,以及我的家人赵瑞萍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朱庆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先后就读于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原电子部)第19、29、36、54所,从事通信对抗科研工作达40多年。退休后从事无线电频谱管理设备的研制开发工作,该专业所用技术与通信对抗技术相同。因此,可以说至今作者已有通信对抗专业50多年的工作经历。参加过该专业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工作,曾获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和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现一方面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工作,同时还总结工作经验著书立说,应邀到相关单位讲学。现为北京中天飞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员、技术总监。

独立撰写并公开发表达百篇论文,多篇获奖,并纳入相关文库。著有《通信干扰技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20万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肥电子工程学院朱耀明教授合编《通信干扰原理与技术》(电子工程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约40万字),是《综合电子战》(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编著者之一。近年来还著有《无线电监测与通信侦察》(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被列为无线电频谱管理与监测系列丛书,面向“十一五”无线电管理重点图书,54万字),《通信干扰技术及其在频谱管理中的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出版,55万字)。

2008年获河北省老教授协会授予“科教兴冀”学术成果奖。第1章绪论

本章首先简单介绍考试制度、考试作弊的产生,以及古代种种作弊方法,然后介绍现代考试的分类和特点,以及现代考试作弊特点、防范考试作弊诸要素,进而指出技术上采用通信对抗的方法是防范现代考试作弊的最重要方法。1.1 科举考试的产生1.1.1 早期选拔人才的方法

据传上古时期,原始社会中,氏族首领决定办理大事的人选或身后接班人,是采用“试一试”的办法。尧对鲧试了一下,认为不可用。后来有人推荐舜,试的结果是通过了,尧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尚不可知,但用“试”的办法选拔人,是可行的方法。

考试的另一个源头是早期的教育评价。人类的早期教育是以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在这种传、带中,老一辈总要不时地让年轻人试着复述和演习,以便观察年轻人是否掌握了要领。这复述和演习,既是传授经验的教育过程,又是对传授结果的评价过程。

经验传授中的“试着复述和演习”,和尧的“试一试”,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同样含有考试的某种因素。

到了西周时,有了类似学校的“国学”,并初步建立了隔年一考的学业考查制度:第一年考查能否分析经义,明确学习目的;第三年考查能否专心学习,与同学切磋研讨;第五年考查有否广泛的学习兴趣,并自觉地亲近、爱戴师长;第七年考查能否研讨学问和择善为友,考查合格了叫“小成”;第九年考查能否推理论事,触类旁通,并有坚定的志向,考查合格了叫“大成”。

有了考查制度并不等于出现了考试,因为,那时的考查方法,顶多不过是现在所说的观察法和评定法的初级形态。但不管怎么说,有目的的学业考查的出现毕竟使人类向考试移近了一大步。1.1.2 考试的出现

根据可见的史料,历史上首次出现“考试”一词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是儒学大师董仲舒第一次使用的。但根据前面关于考试概念的界定,现代所说的考试之法,实始于汉文帝在位的时候。

据记载,公元前165年9月,文帝下诏给中央和地方官员,令其推举“贤良”之士到京师,亲自出题考问。题目很长,是关于治国方略方面的问题。100多人中晁错答得最好,被提升了官职。后来晁错成了汉代的名臣,说明这次考试选拔得比较准确。

主考出题,被考回答,依回答正确、完满程度区分,等等,这不就是考试吗?文帝不一定是历史上的第一位主考官,但文帝时候已经出现考试之法则是确定无疑的。

此后,这样的考试便在京师经常举行。如: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亲策(即亲自主持策试)百余名“贤良”,董仲舒连对3策,被列为上等;公元前129年,布衣出身的公孙弘,在武帝策问中获第一名,被授予官职。董仲舒、公孙弘后来都是汉代的名臣。

武帝时,太学(京师学校)和郡县学(地方学校)也普遍引入了考试之法。办法有射策、策试、口试3种。射策类似于今天的抽签答题,具体做法是:主考根据经书编出若干问题,并按难易程度分成甲乙两等,再把这些问题分别抄录下来并予密封,由被考从两等级题目中随意抽取一题作答。策试,由主考根据经书编出十几道、几十道问题,被考依次作答,按正确回答的问题数区分等级。口试,当时专指“试诵”,即背诵经书,比现在“口试”的概念狭窄多了。其中策试是考试的主要方法。

汉代的太学考试是与官员选拔相结合的,考试优秀者被推荐给朝廷并授予官职。著名思想家王充、科学家张衡、经学家郑玄,就是在太学深造并经考试被推荐授官的。

那时的考试是极为粗糙的、初级的,而且,它在官员选拔中的作用还只是辅助性的(主要靠地方推举),又没有形成定制。但与此前已存在的“试一试”、调查考核法、品评法相比,考试法所独有的客观、公正、高效等优越性已得到初步显示。

可否用考试取代推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在人类发明了考试的770年之后,果然出现了以考试为主的选士制度,从此,考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1.3 科举考试的产生

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分10科举人取士,拉开了科举考试的序幕。自汉以来,从下层选拔官员主要靠推荐。推荐取士,权在地方,又无客观标准,时间久了,弄虚作假、结党营私便难以避免。东汉时流行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当时腐败取士风气的真实写照。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推荐大权完全操纵在世族豪门手中,没有权贵作靠山便很难获得推荐,不是世族出身便不能推举为高的等级,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怪现象。

在荐举走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想起了考试之法。

东汉的左雄建议对推举上来的士子再进行“初试”和“复试”,以改变举荐中“朱紫同色、清浊不分”的情况。南朝的骆宰则进一步提出了考试评等的具体标准。有胆略的皇帝果真也进行了考试取士的试验。但是,推荐作弊既已成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作保证,既得利益集团(豪门世族)怎么可能甘心接受考试取人呢?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东晋元帝下令考试,竟然吓得举荐上来的士子不敢赴京或托病不出,最后只有一人前去应试。

既已发现荐举的弊病,又知道考试是救治这弊病的良法,考试的兴起和荐举的衰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新的取士制度已经在旧制度的机体中孕育成熟,只待统一的政治局面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出现,它便会冲破束缚而降临世间。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帝国,7年后便废除了延续下来的“九品中正制”(荐举的一种方法)。公元607年杨广(炀帝)下诏分科考试取士,从此,便开始了持续1 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是古代考试的集大成,是近代文官考试的源头,是考试文化的百科全书,是观察考试景致的“万花筒”。为了能够步入科举的考场,领略科考的景观,我们还是先来熟悉一下科举兴盛时期——唐代和宋代的考试办法。

科举的意思是分科考试举人。唐宋科举的科目繁多,常设的有:进士、明经、明法、史科、童子、武举等。进士科考政治对策、诗赋、杂文、经书。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有时也考道家著作。明法科考律、令。史科考《史记》等史书。童子科是专为15岁以下儿童设的科目。武举科考骑射、武艺等。

诸科中最受推重的是进士科。唐代取进士6 700多名,其余诸科总共才取1 400 余名。北宋取进士近20 000 名,其余诸科(含兼取进士者)共取10 000 多名。

考试的主要方法是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和口试。帖经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选经书中某一行,帖去几字,要求把帖的字写出来。墨义类似于今天的简单问答题,只是要求必须用经书上的原话来回答。策问考时事政治和策略,要求写一大篇政论文章。诗赋即要求按特定的格式写出一诗一赋。

唐代科举要经过 3 试:乡试(州县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试)、吏部复试。公元 689年,武则天于殿前亲策举子,首开殿试的先河。宋朝取消吏部试,殿试成为定制。

科举盛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完备到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标准化考试。

首先说程序。明清科举分4级。第一级是县级考试,称为“童试”或“院试”,通过者叫秀才。第二级是省级考试,称为“乡试”,通过者叫举人。第三级是中央级考试,称为“会试”,通过者叫贡士。第四级是皇帝主持的考试,称为“殿试”,殿试并不淘汰,只是把贡士分出等级和名次。前 3 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后若干名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再后若干名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其次说考场设置。乡会试的考场设在专门建立的“贡院”内,其中建有成千上万间号房,每个号房只容一名考生。考试分3场,每场考一天,场间休息两天。每场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考生按号依次进入号房,答卷、吃睡、拉撒,都在这不足两平方米的斗室中进行。

再次说考规。明清考试规则繁杂细密,要求之严,几近苛刻。单说考生入场,要唱名给签,依次进入;进大门、二门须开襟解袜,经两次搜身检查;所带考具,帽袜用单毡,鞋用薄底,笔管镂空,蜡台单盘空柱,糕点食物切开,盛物的考篮用竹柳编出格眼,以便查看。如有违禁,轻则出场,重则枷号示惩。至于出题、刊印、发卷、答卷、收卷、誊录、阅卷及其监查,规则更加细密、严格。如答卷不遵格式、不避庙讳(本朝皇帝名讳)、直书孔子名讳者,考生罚停3科,主考罚薪一年,有关考官降一级调用;文理不通、文体不正、答非所问者,考生除名,有关考官革职,主考降二级调用,等等。

最后说文体。明成祖之后,科举的主要文体是一种叫做“八股文”的排偶文体。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极严格的程规,字数、句数、段落都有明确的规定,又专取《四书》、《五经》内容命题,内容解释必须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不得自由发挥。考生答卷,如同在固定格式中填充文字,当然评卷也就简单多了:先看是否符合给定的程式,再看内容是否符合先师圣人的原意,最后看阐发的水平。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客观化”的“主观性试题”。

根据规范化、客观化所达到的程度,称明清科举是古代的标准化考试一点也不为过。科举制度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言之一点不过。因为后来西方选拔人才也先后采用了这种制度,直到现在也沿用这种制度。1.2 科举考试的实施与作弊的产生

科举之路,一可光宗耀祖,二可顺利踏上仕途娶娇妻发大财。正是这种“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成为古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动因。当然,这种愿望的实现往往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这种艰辛是学子们必须经历的,其艰苦程度可从嘉庆年间浙江士子缪艮所写的《乡闱诗》中窥见一斑:“闱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何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监军问姓亲标写,同号通名浪应酬。天只一条疑是线,地无三尺尚余沟。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既然这么辛苦(其实还有点羞辱),怎么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拥挤在这条小路上呢?还是这位缪先生回答得好:“余久困场屋,此中苦况,备尝之矣;然名心未灰。”原来是“功名心”在作怪!

科举的诱惑也就是功名的诱惑。其诱惑力之大,竟然使103岁的广东老翁陆云从千里迢迢赴京应试,感动得道光皇帝发了慈悲之心,赏给他一个“国子监司业”的虚衔。

或许有人会说,李白若生在清代,决不会为虚名去蹲三天号房。其实不然,到清时,科举已推行1 000 多年,早已成为不衰的时尚、不变的风气、不可违拗的社会心理。才智自比诸葛、狂傲不亚于李白的左宗棠,三应会试不第,后来封侯拜相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同治皇帝终于还是赏给了他一个“赐同进士出身”。那时不兴名片,如果时兴,我想由科举而走上仕途的多数官员,都会在一大堆官衔之前印上“进士”二字。

为了“进士”二字及这二字后面所潜藏的种种好处,十年寒窗,三天号房,又算得了什么?

科举制度建立后,科考就成了封建士子进身官场的唯一入口,于是一代代的学人士子便在通往这一入口的崎岖小道上辛苦跋涉着,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一代文豪韩愈,竟然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最后还是靠着节度使董晋的推荐,才走上了仕宦之路。

诗人孟郊,数试落榜,所赋《落第》一诗道出了当时的心情:“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50岁登第,欣喜若狂:“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

也有幸运的。据传白居易早年赴长安向诗人顾况“投卷”(把平日作品呈送名家,以求推荐),顾况见其姓名,戏之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待开卷阅到所呈的第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赞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自此名声大振,终于在28岁时一试就考中了进士。

苏轼应考,恰逢独具慧眼的欧阳修为主考官,欧阳修见到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甚是惊喜,虽因怀疑为门客曾巩所作,排名于第二,但也一试而中。

同为大诗人的陆游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初试时排名第一,同榜的秦桧孙子列后,秦桧大怒,痛责主考。第二年礼部试,陆游又排名在前,秦桧公然愤而将其除名。

尽管如此,科举对于荐举终究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宋代的名相重臣吕蒙正、张齐贤、寇准、文彦博、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李纲、宗泽等全出于科举。其中张齐贤、欧阳修、范仲淹等都家境贫寒,如无科举,可能终老民间!

以上事实表明,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士子文人面前只有科举一条路,他们只能从这座独木桥上挤进官场,从这里取得前程。因此,在这座独木桥上,每个人都得拼命,用真本事,也用歪门邪道。其中用得最多的歪门邪道就是用各种方法作弊。1.3 趣话科举考试作弊

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3.1 作弊第一式:夹带

夹带比较隐秘,成本也低廉,是科举考试中最常用的舞弊手段,也是古今中外流通最为广泛的作弊方式。夹带的东西不外乎是跟考试内容有关的经书典籍,或是前人高中者的优秀例文,或是好事者押题拟作的范文。

最常见的夹带形式是往衣服里藏,往鞋帽里塞。后来查得严了,就将衣服鞋帽做成夹层,把东西缝在夹层中。为了对付这种夹带,后来政府还特别规定,考生的衣服鞋袜,包括皮袄、毡毯都必须用单层的,皮衣服要去掉布面子,毡衣要去掉布里子。规定严格了,也就逼出了更绝的办法,有人干脆就在衣服上写东西。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一件写满密密麻麻参考文字的内衣,堪称文物中的一绝。更加巧妙的是,有些精明的夹带者采用的密写方式。考生用墨鱼汁把内容写在青布布裤上,再在上面涂泥巴,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入了考场把干泥巴搓掉一抖,文字就显现出来了,过一段时间,字迹又会自行消退。

除了穿戴物以外,携带物也可以用来帮忙。我们知道,进考场需要带文具、餐具、食品、烛炭之类,用一个篮子装着,这些物品都可以成为夹带的道具,例如,把笔筒掏空,砚台做夹底,蜡烛弄成空心,塞进夹带物,或者把纸卷包在食品中。还有人专靠帮人制作夹带物品赚钱。冯梦龙《古今谭概》里说到,宋代有人用薄纸书写参考文字,揉成纸团,称为纸球,公然在市场上叫卖。后来又有人制作石印袖珍本四书五经出售,方便考生夹带。2005年9月28日,天津发现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考试作弊工具,即火柴盒大小的作弊卷本。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4.5cm、宽3.8cm、厚0.5cm,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藏匿卷本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1mm见方,通过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高超,并形成规模。

对付夹带最好的办法就是搜检。但政策由人来执行,总还是无法做到无懈可击。不就是搜检嘛,有人买通贡院人员,事先就把夹带物埋入了贡院某地;还有人买通搜查者,特地在人少时进场,搜查者空喊一声“已查”就放行了。

夹带最常见,发生的故事也很多。《古今谭概》里有一件很有趣的搜检故事。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南方某地科试。点名进场时,士兵们让考生一个个开怀解衣,仔细搜寻。一个考生脱开衣服后,兵士们发现他屁股下有根细线头,伸手一拉,线头牵着一个油纸包从屁股眼里滑出来,纸包里是一卷薄纸抄的作弊文字。士兵们一边叱骂,一边就要拿枷锁来铐。这个考生连声分辩,说前面一个考生丢进去的。前面的考生也不恼,不紧不慢地说:“就算是我丢的,难道会弄得那么好,不上不下刚好丢在屁股眼里吗?你又怎么会高高地翘起屁股等我丢进去呢?”周围的人不禁大笑起来。

官府对于夹带的查禁相当严厉,处罚也很重。乾隆皇帝登基后,对于日益猖獗的夹带很恼火,下决心整一整。据《清稗类钞》记载,公元1744年,他对历年问题最多的顺天乡试开刀,命令亲王大臣订立严格的搜检办法,并且悬赏,谁抓到一个夹带者,赏银一两。对抓获的舞弊者,用枷锁铐起来示众。这下可把想舞弊的人给镇住了,快到中午,入场的考生也没几个。这可不成,乾隆皇帝又下令通通放进,自己亲自出考题。结果交了 2 000多张白卷。乾隆皇帝为此下诏,痛责舞弊歪风,并裁减各省会试的名额。后来对夹带的检查不仅严格,惩处也更重。1.3.2 作弊第二式:枪替

自有科举,就有枪替,枪替就是代考。考试中,除了夹带,就数枪替应用广泛了。科举时代的枪替很活跃,唐代就有“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请枪替代做考卷,一般是有钱无势的人采用的行为。能为别人做枪替手的人,都是有一定才华的,之所以替别人考试,或为金钱,或为私情,或为义气,也有的是恶作剧。

要说到历史著名枪替手,晚唐诗人温庭筠绝对是此中高手,1 300年怕无出其右者。

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算是很早的“高级枪手”。他替人作弊,叉8次手写定文章,温大名人因此留名“温八叉”。

温庭筠很幸运,唐代松弛的科场纪律,让他成为一代“神枪手”。宋代中期以后,科场纪律渐严,枪替的事就不那么好做了,而且一旦被发现,处罚很重。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会试,共录取了350名,第一名为沈同和。结果一公布,议论四起,有人用泥巴涂去榜上沈同和的名字。原来,沈同和父亲在河南当巡抚,他纵情声色,不闻诗书,连字也不认得几个,天下能有这样的会元吗?皇帝就命令礼部对录取者进行复试,看个究竟。复试时,沈同和连题目也看不懂,最后交了白卷。不用说,作弊无疑,沈同和被抓了起来。在刑部拷问下,打得皮开肉绽,才不得不吐露真情:他的卷子是同乡赵鸣阳代做的。赵鸣阳同榜取在第六名。再一追究,沈同和怎么会中上举人的呢?经过调查,乡试时也是赵鸣阳代考的。真相大白以后,削去沈同和会元之名,发配充军;赵鸣阳革去举人资格,发配充役。

晚清尤其是同治、光绪年间,枪手职业化。光绪某科,河南有个饭店小跑堂郝某,见主人的两位呆公子请枪手做了官,于是偷了主人的钱,买枪手替考,居然从天上打落一顶乌纱帽。郝先生在酒席间吹嘘:“科举是个屁,我一字不识照样当官。”此人后来竟做了主考官,成了一方士子的大宗师。

枪替的另一种方式即所谓的“龙门试卷”,武术上叫“叶底偷桃”,即甲乙两考生,甲卷写上乙生名,乙卷写上甲生名,甲生成绩优秀,但有才无财,收了乙家的钱,在考场里替人打工。1.3.3 作弊第三式:关节

关节就是考生和主考官进行的一些幕后交易,仅限于科举考试。两方串通,约定特定的字眼作暗号,考生在卷中写出暗号,考官见暗号就给予好成绩,这就是所谓的“关节”。

通关节主要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唐代科场考试考生姓名是公开的,考官徇私用不着做什么手脚。宋代实行糊名誊录后,阅卷考官不清楚考卷是谁的,打不了人情分,以暗号为关节的办法就这样产生了。

据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舞弊的措施后,通关节的事情就发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学士杨亿。

省试开考前,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有人对他说,学士诗名著天下,肯定会主持科考的,希望能接受些“考前辅导”。杨亿一听,顿时大怒,拂袖而起,一边说“丕休哉”,一边往屋里走。“丕休哉”3 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看起来杨亿好像对舞弊的事很生气,而有的人则听出来话外之音。不久,杨亿果然被任命为知贡举(主持考试的官员)。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清稗类钞》说到,清代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考试都少不了通关节的,京师这种风气更盛。每到科举考试,通关节之人纷纷去拜访有可能当考官的人。有的写几个文言虚字作为暗号,在这几个字下面再作标记,加一个墨圈,表示事成送黄金100两。

就连皇帝的老师都参与了进去,只不过帝师有心栽花花不发。那是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会试,状元出身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出任主考官。参加此次会试的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张謇自幼聪颖好学,16岁就考上了秀才,可是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参加会试时,却榜上无名。这次会试前,张謇与好友刘可毅一起去拜访江苏老乡翁同龢。翁同龢一直很赏识张謇的才气,也很为他上次落榜而遗憾。见面之后,先是一阵寒暄,接着翁同龢便反复叮嘱说:“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正直的张謇只以为翁同龢是在议论时局,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暗示,而旁边的刘可毅却默记在心上了。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4 字嵌入答卷之中,翁同龢看到这份卷子时,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就在上面批道:“为国家得人庆”,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等到拆封才发现该卷考生不是张謇,而是刘可毅。翁同龢对刘可毅不甚了解,所以十分沮丧。经过打听才知道刘可毅也是江南名士,心里才稍微放松,自我安慰道:“差强人意。”第二场考试,翁同龢发现一份卷子中有“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之语,因为张謇曾随清军去过高丽,翁同龢就认定这一定是张謇的卷子,就录取为第一名。等拆开封号一看,还是刘可毅。张謇会试又没通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通关节未成,导致了周家的衰败。鲁迅的祖父叫周福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恰是与他一同登科的进士。当周福清得知浙省主考是殷如璋后,便想“为子求通关节”,同时为几位亲友子弟请托,以图在亲友那里得到“酬谢之资”。殷如璋乘船抵达苏州后,苏州知府上船做礼节性拜访。早已在此等候的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派家仆登船送上密信一封。信内详谈了通关节的事宜,并许诺洋银一万元做酬谢。考官在路上不允许接私信,殷如璋不得已交给苏州知府开启。事情败露后,殷如璋立刻翻脸不认人,把送信家仆送到苏州府审讯。周福清先是逃到上海躲避,后来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缉拿,便回到浙江会稽投案自首,最终坐了8年的大牢。1.3.4 作弊第四式:传递

考场上递条子,传信息,这也是科举考试作弊使用的方法之一。

考场传递,主要还是传递考试内容和答题文字。清代是科举制度最严密的时代,同时也是舞弊最猖獗的时代。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说,北京贡院附近,有一批专事舞弊活动的团伙,他们窝藏枪替手,为场内的人代作文章,还勾结考场外巡逻的士兵和考场内监视的号军,用砖头包着写有题目的纸从里边扔出来,得到题目后请枪替手做好,再递进去。联络的手法五花八门,有的用长竹竿点灯,撑起来通知里边;有的连放鞭炮为号;还有的放哨鸽为信。

最奇的传递作弊术叫“飞鸽传书”,创造者堪称一代作弊的高手。有考生的富人家,平时训练飞鸽送信。大考之年,考生要在考场中吃住9天。夜里,家人把鸽子放进考场,考生把试题写在纸条上,让鸽子带回家。此时,家中已请得若干作文高手,按题写好文章,再写在纸条上,让鸽子送进考场,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作弊。1.3.5 作弊第五式:泄题

在科举考试中,考官在考试前泄露考题给考生,也不鲜见。为了防止泄题,政府有着一系列的措施。从唐代后期开始,就有对考官实行的锁院制。对于负责出题、阅卷的主考官,规定他们入贡院之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等第名次以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50多天。而殿试一般锁院3日。锁院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联系。但怎样的措施也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只要有一丝空间,舞弊的病毒就会迅速滋生。

明代弘治年间就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泄露考题事件。因为牵扯到江南才子唐伯虎,所以格外引人注意。据《唐伯虎全集》轶事篇介绍,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与同乡好友徐经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这徐经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后日徐霞客的曾祖。徐经花重金买通副主考官程敏政,得到了考试题目。徐经文才不行,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两人酒后兴致上来,还拿手里的题目来考问他人。会试进行以后,有人发觉所出题目与他们说的丝毫不差,立即告发。礼部尚书马上下令主考李东阳重新审阅程敏政批阅过的考卷,果然发现不少疑点。后来经过进一步会审,查清了情况。程敏政被关进了监狱,唐伯虎和徐经等被剥夺了举人的名分。恃才傲物的唐伯虎由此抱恨终身。

考题泄露也有偶然的因素,实属巧合。《清稗类钞》里记录的这次偶然事件,是滑头大贪官和珅的得意之作。由于顺天府地处京城,通常由皇帝亲自命题。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顺天乡试,皇帝钦定四书题目后,太监捧着用过的四书出来。内阁大臣和珅拦住太监,探询皇上命题时的样子。太监告诉他,皇上翻了第一本,翻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微笑了一下,提起笔来就写。和珅没吱声,心里暗暗得意,他已经猜出,皇帝是从乞醯一章出题。因为“乞醯”二字,正嵌入当年的天干地支字“乙酉”在里边。于是,他秘密通知自己的门徒,请高手预先作文示范,后来,他的门徒大部分都取中了。1.3.6 作弊第六式:冒籍

冒籍,即假冒籍贯,参加科举考试,与现在的“高考移民”作弊方式基本相同。

就像现代高考一样,科举考试中的冒籍也是因为分地域录取引起的。在开始的隋唐时期,虽然也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度,但还有“有其才者,不限其数”的变通办法,实际上还是自由竞争,不存在冒籍现象。宋代开始出现冒籍现象,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士子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等地参加科举。不过,由于宋代在乡试中仍未实行分区定额制度,因此,冒籍现象并不多见。

明太祖开始了南北分卷取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士人通过冒籍来增加自己中举的机会,冒籍的现象开始普遍化。到了清代,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冒籍现象更为猖獗。康熙时期,福建沿海各州府县童试竞争激烈,而台湾新设府学,生员名额比较多,容易考取,这样许多福建人就移到台湾,争取在台湾府县应试进学。

为了有力地禁止冒籍现象,清政府甚至采用了审音的办法。审音就是在童生进入考场前,通过核对口音判断考生是否为本州县人。乾隆年间,京师顺天府的大兴、宛平二县还专门设立审音御史,主持考场外的审音。这一制度的实施,的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冒籍问题是不可能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就做过冒籍的事情,只不过没有成功。刘光第的父亲是个理发师,在当时和戏子这些人一样,是贱民,所以刘光第不敢去参加科考。

刘光第的家乡是四川富顺县,与泸州相距只有100余里。泸州有个九姓乡,在今天的兴文县境内,当地文化相对落后,又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读书的人少,皇帝特别照顾,破例在那里设考场,录取名额也比一般地方多。投机取巧的人冒充九姓乡人应考,往往能得偿心愿。刘光第在原籍不敢考试,就冒籍去九姓乡赴试。试卷呈上去,主考官一眼相中,予以录取。高兴劲还没过,又有告示贴出来,刘光第名次作废!原来是有人检举他,说他冒籍赴考。

不过,刘光第没有像唐伯虎那样被勒令永远不准再考。第二年他就大起胆子,在富顺县报名参加考试,县官也赏识他是个奇才,把他录取为第一名。那些未被录取的考生,一齐起哄,说刘光第是“待诏——剃头匠之子”,没有资格应试。这都是后话,总之刘光第还是中了。1.3.7 作弊第七式:权势

科举是最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原则上,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但要做到真正的平等,何其困难。唐代科举还带有很多荐举的成分,凭门阀取士有很大的空子可钻。唐代以后,考试制度日益严密,以权势舞弊得到了遏制,但权力侵蚀科举的现象并没有绝迹。有了权力的介入,一切防止舞弊的办法就都不灵验了。

最为人所不齿的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为相,3个儿子靠其权势得中进士。同时,还让我们的大戏剧家汤显祖屡次不第。张居正是政治舞台上一名出色的演员,为自己谋利同样老谋深算,匠心独到。他3个儿子个个进士及第,不论真才实学,看看会试、殿试中张居正怎样运用权柄干预科举录取吧。

据焦竑的《焦氏笔乘》载:他的二儿子张嗣修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参加会试,张居正派堂弟张居直约见参加同场考试的江南才子汤显祖和沈懋,希望他们与张嗣修交往,以造成张嗣修不平庸的印象,允诺将汤、沈取在前3名。汤显祖拒绝,因此名落孙山;沈懋应允,当了状元。过了3年,张居正的大儿子、三儿子参加会试,张居正故伎重施,再次找到汤显祖。汤显祖一身正气,硬是不买账,结果可想而知。汤显祖不肯俯首,有的人却巴不得献殷勤。张居正的儿子参加会试时,有关的大臣每天晚上都要到张府听吩咐。张居正儿子进考场,有人为他安床铺褥,有人为他摆桌放几,送吃送喝的人络绎不绝,监督考试的御史亲自帮助传递文字。

据张瀚《松窗梦语》称,张嗣修殿试那次,张居正选择回避,不参加阅卷。副宰相张浦州主持阅卷,初定名次,张嗣修在二甲第一,也就是总第四。按程序,还要呈送皇帝钦定。皇帝大多是走个过场,照准而已。张居正早已买通了皇帝左右的太监,他让人传信给太监,把送上去的前两名的卷子挪到第三第四,原来的第三第四摆在上面。皇帝照太监捧来的卷子顺序一念,便成了定局。张嗣修由二甲跳到了一甲,成了榜眼。一些官员觉得张居正太过分了,张居正还不依不饶:“他张浦州是我引荐给皇帝的,为什么那么小气,不肯把一甲给我儿子呀!”3年后,张居正的三儿子张懋修是状元,大儿子张敬修二甲十三名。上行下效,张浦州把儿子张嘉徵也塞了进来,另有两对权贵子弟入选。人们议论说,这是宰相在玩游戏呢!

传说张懋修中状元时,那天张居正正在家兴高采烈地喝酒,忽然兵部送来急报,打开一看,是一封讽刺书简,大意是:大家都要祝贺你呀,老牛舐犊,谁都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把野鸟当凤凰,是不是欺君欺得太过分了。张居正死后,有人作诗:“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五官,指张居正的第五个儿子。1.3.8 作弊第八式:割卷

这种作弊方式是将品次相差悬殊的两张卷子,把要糊封的考生名字互换。这是一件很冒风险,也有很高“技术含量”的作弊手法,能做到互换尸首,而且天衣无缝,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种以甲卷移为乙卷的舞弊,有人称为“活切头”,有人称为“剥皮鬼”,或者称为“割卷”。

到底有多高风险,看看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湖南乡试的这件“移花接木”。这年乡试结束后,岳麓书院的学生彭峨发现,新刊刻的优秀答卷选中,解元傅晋贤的第一场答卷正是自己的作品。彭峨是岳麓书院的高才生,乡试结束后,他把自己的答卷抄了一份送给自己的老师、岳麓书院院长罗典。罗典看了非常赞赏,认为可夺第一名。揭榜时却让罗典大吃一惊:彭峨榜上无名!

罗典决心弄个明白,于是找到湖南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姜晟,要求核对笔迹。乡试是由姜晟亲自监考的,于是劝罗典私了,答应说服傅晋贤向彭峨赔偿巨款。罗典不为所动,向上反映了这件怪事。经审查,是科场弥封官主谋,让傅晋贤出 1 200 两银子,串通其他弥封官,把取在高等的彭峨的卷子取出,割换卷面,移到傅晋贤名下,用私雕的假印加验。真相大白后,彭峨的科名失而复得,弥封官被处死,傅晋贤被绞死,姜晟等考官也都受到了处分。

凡此作弊8种方式,在现代社会考试中仍然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防范考试作弊必须考虑的种种表现。1.4 现代考试作弊现状

随着技术的进步,近年来高科技手段已经被用于考试作弊。自2001年起,国内使用电子设备这种高科技手段作弊成为考生应付考试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甚至导致生产作弊设备渐渐发展成了一门产业,作弊设备不断翻新,不断融入高新技术。

近年来考试作弊已成风气,时至今日,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作弊案例层出不穷,考试作弊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利用电子设备实施考试作弊也发生在中学里,据报道,一所重点高中高二学生小韦向记者反映,期末考试前,同学小东神秘地说:“我们组织个互助组,你英语好,就负责把英语的答案用手机短信发给大家。”小韦不想参与,就说自己没有手机。“那没关系啊,我借给你一个,大家互相帮助嘛。别人也会把其他科的答案发给你的。”小韦说:“我不会发短信。”“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小韦说,他没参加这个“互助组”,却得罪了同学。考试时,他看到一些同学的确在用手机作弊。

某高中一位老师说:“考试时,有的学生利用手机的群发功能传递答案,还有的用手机上的计算器做数学题。”一名高二学生告诉记者,她的同学将重要内容输入手机,考试时就照着抄。

考试作弊的重灾区是高考,近年来,高考作弊在全国各地皆有发生。仅以2007年,山东省淄博无线电管理处在高考期间监测到的信号为例,在整个考试期间共监测到作弊信号33个。其中通过无线电传递语音信号24个,数字信号9个。其他地市管理处也监测到多个作弊信号,如枣庄管理处监测到作弊无线电信号3个,东营5个,济宁5个,泰安1个,日照7个,莱芜1个,临沂7个,聊城1个,滨州8个,菏泽1个。到了2008年各管理处发现的无线电作弊信号更是有增无减。其他省市发生的考试作弊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

国内各种资格考试利用电子设备作弊也不同程度存在。例如,2009年1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期间,仅江苏省就查处作弊团伙18个,计43人,缴获作弊工具近百套。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在2009年中央机构及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中,有300多名违纪考生被当场发现并取消考试资格,另外还有近700人被检测出有试卷雷同情况,他们分布全国31个省(区、市)。“被发现的雷同试卷并不是像以往只出现在同一考场中,而是呈现跨区域、跨考场的特点,这与利用高科技通信设备集团化作弊有很大关系。”

除上述案例外,网上稍加搜索就可以得到的从2000年至今的部分考试作弊案例就有如下这些。

2000年7月,湖南嘉禾县爆出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集体舞弊丑闻。在嘉禾考点参加考试的507名考生中,已经调查发现有236份雷同试卷,涉及192名考生。

2001年,广东电白发生高考舞弊案,6名被告被判刑。

2003年高考期间,陕西省南郑中学两名教师收受考生1.2万元,利用手机发送答案,涉案师生达67人。

2004年河南濮阳高考舞弊案。濮阳市第三中学政教处副主任田春山,组织监考老师集体高考舞弊,共有120名考生得到监考老师做好的答案,支付费用20万元。同年武昌某中学考点当场抓出“枪手”一名。

2005年北京发生数百成人高考考生短信舞弊案。贵州纳雍师生联手 18 人组成高考作弊链,校长参与作弊。砀山高考期间,包括纪检员、监考员在内的 7 名考试工作人员、1名教师、3名其他部门公职人员,为子女或亲戚而参与高考作弊。

2006年武汉四六级英语统考舞弊案,11名涉案人员利用网络接收试题和答案,用手机短信传送至考场。四川省资阳市官某、陈某利用微型摄像机、无线耳塞等设备,为19名考生提供高考作弊“服务”。陕西洋县个别老师给部分高二学生发放准考证,组织其高考替考,事涉17名高考考生。陕西咸阳高考揪出28名枪手。黑龙江8名高考作弊者被判刑。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定襄中学考点高考泄密事件的处理结果,4 名涉嫌泄密的当事人被判刑, 15名责任人受到了打击政绩的处分。

2007年西安研究生入学考试案。西安无线电管理部门接到举报,现场查获考研“作弊电台”,控制了8名参与者。安徽砀山出现高考集体舞弊事件,602名考生被取消资格。砀山农民王某某通过其在安徽某高校的表侄,结识了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孙某,后合伙通过组织大学生替考牟利。

2008年太原高考案。史某通过手机信息、网上传输等手段,从辽宁孟某处获取 2008年高考试题“答案”,随后传给张某,由其传给作弊者。10 名被告均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分别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甘肃天水高考舞弊事件中一共发现高考替考考生近30人,主要犯罪方式为“先移民、后作案”,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山东高考移民和山东籍考生替考的严重团伙作弊案件。

2009年吉林松原高考舞弊。一场高考,松原共抓获 34 名绑带作弊设备和答案者,收缴683套作弊设备,查到违纪考生33人。湖南娄底市新化县发现一高考高科技团伙作弊案,抓获作案人员10余人,处理作弊考生14人。同年2月8日晚,浙江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共接到省内杭州、金华、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报告的7起高考作弊事件,其中代考1起,夹带资料进入考场2起,利用手机等通信工具作弊4起。

2010年1月,研究生考试华中师大考点共查处8名作弊考生,除了1人将作弊材料写在手臂上外,其余的都是使用带有液晶显示屏的手表、橡皮擦、皮带进行作弊。

2011年,河北省在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和各类执业资格考试中共查获利用无线电设备作弊案件99起,比2010年增加15起。四平市研究生考试设考点一处,为四平一中;72个考场共容纳2152名考生,缺考265人。“考试期间,共查处违纪考生19人,其中利用通信工具作弊7人、替考1人、抄袭11人。”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期间,查处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案件 57起,配合相关部门抓获作弊涉案人员95人,查获各类无线电作弊设备65台(套)。研究生英语考试,现场查获作弊、取消资格的有5 000 人。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期间,配合公安机关查处作弊案件 61 件,查出涉案人员125人,查获涉案设备99台(套)。

以上只是媒体报道的部分考试作弊案例。到目前为止,考试作弊仍屡禁不止,以昆明地区为例,在昆组织的国家级省部级考试每年不下 10 起,2011年通过监测发现无线电作弊信号13起,2012年略有上升趋势,达到17起,2013年仅上半年已发现12起。由此可见一斑。

考试作弊不只是中国有,国外也有。据《环球时报》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商贸学院,一位副教授鲍里斯——博拉廖夫,近日用他收集到的学生考试作弊工具办了一个展览,展台上展示的陈列品一共有300多件。现代西方的学生作弊也越来越多。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一项大型调查发现,64%高中生在考试中曾经作弊。

美联社的报道称,这项调查显示美国人也许对伦理标准太冷漠。教育界质疑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比前几代人不诚实,但有些人认为压力加剧可能促使许多学生走捷径。

全美中学校长协会的负责人说,竞争更强烈,孩子们压力急剧增加。同时,他们有了前辈们所不具有的考试作弊手段,诱惑也更大。

洛杉矶地区的伦理机构约瑟芬学院在全国随机抽样调查,选中100所高中,包括公校和私校,对 29 760 人进行匿名询问,64%的学生承认一年曾经有一次考试作弊,38%的学生作弊两三次。

一份针对 1.4 万美国大学本科生开展的调查表明,大约 61%的受访者承认曾在完成作业和考试中抄袭。当然,这与公然作弊还有所区别。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是全美注册人数第三的高校。在2010年春季学期举行的全部6.4万场次考试中,只发生了14起作弊现象。

英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英国的考试监管机构表示,2009年,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考试中有超过4 400 名学生作弊。

英格兰考试监管机构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学生作弊案例比前一年增加 6%。考试作弊的方式推陈出新,以手机和其他高科技方式为主。

违禁物品考试监管机构说,违反考场规定最多的案例是携带违规物品进入考场,例如手机、个人音乐播放器,甚至还有参考书和字典等。排在第二位的作弊方式则是抄袭其他考生的答案内容。

现在的手机功能日新月异,成为监考人员在考场上最头疼的问题。

此外,还有网站在互联网上公开销售“考试作弊设备”,包括隐藏式耳机,让学生在考试时收听与考试有关的内容。

而学校则不惜重金采购高科技侦测设备,防范学生考试作弊。

现在,所有考试中心都必须张贴警告标语,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进入考场。

法国的情况也如此。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七成法国学生曾有考试作弊的经历。这项调查由法国两名大学学者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完成,对象为 1 815 名法国学生。当被问及“是否曾经考试作弊”时,70.5%的学生给出了肯定回答。

调查发现,作弊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48.3%的初中生有作弊行为,而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中这一比例分别为35.6%和11.4%。调查显示,不同学科的学生作弊人数比例不同,学科学的学生比学法律或经济学的更爱作弊。

调查者将法国的情况与英语国家的情况做比较后发现,无论在哪个国家,学生作弊的情况大同小异。1.5 现代考试类型和作弊特点1.5.1 现代考试类型(1)现代考试的分类

迪尔凯姆认为科学的分类“不仅使我们把已有的全部知识初步条理化,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知识。”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准则,也一再被科学研究所实证。据此可以粗略地依据不同考试的规定、功能将考试划分为3个类型。

① 测验考试,如学校自己组织的一般的中期、期终考试。

② 选拔考试,如高考、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

③ 资格考试,如高中的会考、律师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与选拔考试相比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受定额的限制,与测验考试相比它不仅有测量之义,还要对达标的考生赋予某种资格或身份,这种资格或身份是一种荣誉,有时也会成为考生的进身之阶。3类考试的规定、原则、功能、意义参见表1.1。表1.1 3类考试的不同

要实现不同考试的不同功能,则必须要求考生“独立答题”。“独立答题”的要求是闭卷考试中不借助于他人、书籍、资料等获得答案;而在开卷考试中只要求不借助于他人获得答案。也就是说答题所凭借的资源(如知识、技术)必须是自己独立占有的。人们普遍认为开卷考试只有形式合理性,而不具有实质合理性,因为每个人占有的资源,如资料不可能是等质量的,它违反了公平原则。于是选拔考试极少利用这种考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独立答题的考试要求产生了公平原则,还不如说是公平原则产生了独立答题的考试要求。由此也体现出其正义的价值取向。(2)考试作弊的危害后果

不同类型的考试中考试作弊会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危害后果。

测验考试、选拔考试、资格考试 3 者的作弊的普遍性依次递增。有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一些人不在测验考试中作弊而在选拔考试中作弊,一些一向拒绝作弊的人在资格考试中舞弊。其原因在于:测验考试的功能是考量水平、促进教与学,对主考而言可以了解被考学习状况、诊断谬误、改进教学;对考生而言是自我检查、自我诊断,真实的结果更有利于自己提高;选拔考试的结果往往与重大的利害得失相关联,自然有人去冒险,但因其录取名额限定,作弊就意味着不公平竞争、意味着损人利己,是道德感所不允许的;资格考试既有利害结果又不会直接损害他人利益,也就是说,既有利又可免受道德谴责。

3 类考试作弊危害后果的排序依次为选拔考试、资格考试、测验考试。在选拔考试中作弊,直接威胁到其他考生的利益。如在高考中作弊者可能被录取,而使部分本应被录取的人未被录取。重大的选拔考试中的舞弊会败坏考风、败坏学风、降低人才规格,这是社会普遍共识。以舞弊而考取的考生会形成扭曲的成功观,而因他人作弊而落选的考生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敌意。这有时会危及社会正义,危害社会团结。资格考试中的作弊危害的是该“资格”的社会声誉和该“资格”对应的(身份)职业群体的声望。试想如果一个初中生也能考取律师资格,那律师将会怎样的泛滥和草芥。测验作弊直接损害考生自身的利益,可能败坏校风,但最终受损的还是考生自己。

现实社会也表明,考试作弊发生最多的概率是选拔考试和资格考试。在这些考试中,应试者继承了古时的传统,并将其技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生成了许多新的作弊方法。其中以利用高科技的电子技术,特别是无线电技术为手段实施考试作弊,从而形成了现代的考试作弊方法。其中最具典型的作弊方法是对传统的“夹带”和“传递”的高科技电子化。

由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现代考试作弊主要方式是“夹带”和“传递”两种方式。但现代的“夹带”是夹带录有大量信息的小型电子设备进入考场实施作弊,而非写有文字的纸条。现代的“传递”也不是借助信鸽和投递纸条等器物来实现信息传递。而是借助无线电设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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