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治·乌杜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试读：

献给Francine Myriam, Patrick, Catherine 和 Benoit前言金融如此重要，岂可仅仅交予金融家之手？中国之旅

1998年3月26日下午，虽已是早春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依旧颇为冷冽。广场一旁坐落着庄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而我们一行人正是按照预定来此接受江泽民主席的会见。

在当时，虽然中国早已打开国门近二十年，但安排国家主席与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理查德·A.格拉索之间的会面仍属非同寻常之事，前者是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而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次会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即使放到今天也依旧会令人惊叹不已。而回顾中美两国半个世纪来的关系演变，不禁令人感慨时间才是这次会晤的最大的促成者。

我们的到来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在1997年10月10日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历史性访问的回访，当时他还受邀鸣响了开市钟。这场资本市场的欢迎仪式搞得声势浩大，也进一步加强了两种市场之间的共存局面。

会面伊始，气氛颇为融洽，江主席首先极富幽默感地提及他上次访问纽交所带来道琼斯指数1500点上扬的“巧合”，而迪克·格拉索也很有默契地顺势邀请他故地重访，以便“再次提振市场的乐观信心”。

不过当江主席向我们诉说他每天是如何为中国民众操心不已的时候，便将我们的话题拉回了现实。他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十亿多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是不是能解决。

他认识到对资本市场实行开放是必要的；但他也不忘提醒我们，实体经济的步调与虚拟的资本经济并不一致，而要让这两者在中国共存，就需要积极制定相关规范。而他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所涉及的便是这些规范在将来要涵盖的领域。这些问题反映的，是在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市场的同时，其身为国家领导人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比如说，他告诉我们有必要保持中国流通货币人民币的有限兑换性，以使中国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危机已令亚洲其他国家深受其害。对他来说，金融为经济和政策服务，而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中国领导人要对占全世界20%的人口负责，这份责任之重大，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印度总理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在给出貌似合理的解决方案前，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国的国情。江主席的一席话中，囊括了中国国情的一切相关要素： 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当然还有人口挑战。当时，美国正处于如日中天之势，其股指连连刷新纪录，缔造资本世界的一幕幕兴亡盛衰。此情此景，令中国深知若无外国跨国企业的大量直接投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领跑全球。

几年后的2002年4月29日，胡锦涛在就职国家主席前一年专程访问了纽交所，沿袭了其前任的态度。可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却清晰明确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资本市场运作模式必须加以改革，且在这一领域，美国已没什么可值得中国效法之处了。近年来，中国不仅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带来的优势，更减少了自身对美国的盲从和依赖。它甚至“有幸”成为后者的最大债权国。所以不管美国有什么意见，中国仍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和可兑换性，并继续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中国人对西方资本市场的盲目追捧早已是昨日黄花。于是，美国人历时一个多世纪，由数代人几经努力才得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仅在一个糟糕的总统任期内就轰然崩塌、不复存在。如今“华尔街”已经成了肮脏的代名词。

美国经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西洋资本主义）所遭遇的信心丧失，绝不是什么无关痛痒的疥癣之患。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派是一次沉重打击，也势必将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受阻。全球资本主义所树立的模范（美国）成了众矢之的，其制度的所有弱点软肋均暴露无遗……

金融危机对美国之外的冲击也是极其巨大的。事到如今，美国人大概不禁要问：我们是怎么落得如此田地的？为什么区区几百个金融机构的高管可以将全球经济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他们是怎么把金融变成了一场轮盘赌局的？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在将来避免重蹈覆辙呢？金融家背叛了金融

当下，金融家对金融的背叛已是毋庸置疑，为了追求自身薪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早已与自己的核心业务渐行渐远。多数金融机构都因涉足自营交易而充斥着大量投机泡沫。危机后颁布的“沃尔克规则”1对这种风险进行了限制，但欧洲并不在其管制之列。至于亚洲，多数国家至今仍允许自营交易。

危机情景之下，世界各地的关注者错愕不已地发现，美国自诩“令全世界都为之羡慕的市场”和“全球最佳的监管制度”（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语）原来只是一个泥足的巨人；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个“纸老虎”。美国市场曾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神话。现如今，这一切都因其领导人的贪婪自大，因其对自身监管制度的骄矜自得、盲目自信而土崩瓦解。

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这些不请自来，突兀进入公众视线的金融家们。这些人肆无忌惮的行为让所有人都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他们本应安分守己，低调行事，而不是登上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们本应谨言慎行，小心操持业务，而不是惹下弥天大祸后跑到政府那里搬救兵，甚至被美国国会当成罪犯看待。2010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坦承，银行家如今已和恐怖分子没什么两样了。

即使在八年后，金融的公信力仍旧不曾恢复。我在此要强调的是，如果金融家们仅仅是被动“遵守规定”而在行为本质上依然故我，那他们就不足以担负起他人财产托管者的职责，也就无法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各种救助金融业的纾困措施为何会令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场自1929年以来最大金融崩盘中，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也并不能置身事外。金融业背叛了经济

由于金融家们的背叛，金融业也背离了经济。金融自身成为了目的，而不再关乎其理应发挥的社会与经济作用。更有甚者，金融家们已经全然不记得，这个行业的全称是“金融服务业”。实际上，他们保留了“金融”两字，却将“服务”抛诸脑后。在行业各个层面，情况皆是如此。

其结果便是经济自身也被迫坐到了轮盘赌桌前。现行的制度使得经济轻易被金融所绑架，正因如此，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1月27日国情咨文演讲时才会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让那些包括募集存款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引发危及整体经济的风险。”

此次危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在金融业内部产生，并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家所引发。但也是美国行政和监管部门的放任政策使危机成为可能，这些经济巨轮的掌舵者未能发现迎面而来的冰山，也未能对这场席卷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大海啸有所预见。

先前的危机往往因具体问题而爆发： “日本梦”的破灭、拉美国家的负债、油价的上涨、亚洲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巴西和俄罗斯遭到的波及，以及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等，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这种事不关己的情况，金融家们自可以置身事外，指手画脚。但这次，多数金融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错误”或“不可接受的不良行为”（具体属哪一种取决于他们的诚信度）。当然，也有些人声称自己无辜，但信者寥寥。对于他们的过失，往轻了说，是粗心的魔法学徒所引发的“内爆”；往重了讲，那就是白领罪犯的监守自盗。所有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都表现出各种表里不一、贪得无厌和业务不透明，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无独有偶，2015年发生在中国的融资融券危机，也源于资本市场的越轨行为。其结果造成股市在数个月内暴涨150%，然后在数周内暴跌40%。

此次危机，首先当然归咎于金融机构自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银行业是大头，其他机构也一样有份。要说始作俑者，各大金融企业的领导人难辞其咎。他们中有些人破了财，丢了饭碗，但也有的依旧在位。一些危机中的主要角色甚至开始陆续回到金融机构的高位，就好像他们压根不用为先前的失职负责一样。

2009年，仅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数月之后，各银行就报收巨额利润，并大肆分发奖金。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美联储大力度低息补贴政策的市场环境下催生的银行自营行为。

目前的监管措施通过限制这种银行内投机交易来最终改变行业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不要忘了，以往的每一次危机也一样是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因此，金融机构不仅需要服从监管，更应躬身自省，对其将来发展方向，对其基本的行业原则，乃至其所秉持的价值标准，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央行为何没能洞见危机？

央行掌握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却为何没能预见到金融界这艘“泰坦尼克”巨轮撞上冰山呢？他们既没有预料到这次风险的猛烈程度，也对其全局性缺少预判。这个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但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就不能对此有所回避。我估计围绕此问题的争论仍不会公之于众，但即便如此，央行恐怕终究也要放弃极度保密性原则，转而变得更为透明和审慎。

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将政治家划分为不同的阵营。本·伯南克在其前副手，现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纳的力推下连任了美联储主席，并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这是个令人遗憾的决定， 对于这样一位对迎面而来的冰山视而不见的船长，教人怎么去信任他的视力呢？对于央行行长而言，似乎还没实行问责制。2010年底美联储注资7000亿美元［即“第二次量化宽松”（QE2）］时，伯南克的判断就曾引起质疑。

视线再回到2007年，当时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可伯南克却还声称：“让对冲基金业务透明化以允许政府监控其系统性风险的措施是不必要的。”而他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在2004年还曾抨击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SEC），因为后者试图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他在2005年拒绝实行布什政府提出的对冲基金监管办法，并称对冲基金将来日子并不好过，不该管得太严。

说到此处而不得不提的是，格林斯潘自己现在就是一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这家基金总资产达280亿美元，以其创始人约翰·保尔森命名。这位保尔森也不是无名之辈，正是他的基金在2007年大肆做空抵押债券，套现30亿美元，并引发了次级债的大跌。迈克尔·刘易斯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将这段故事演绎得最为引人入胜，如果我们采信书中的推论，那能做出这种事的恐怕只有天才了。

量化宽松政策环境下，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纷纷膨胀，其中以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为最。债务与股本：过度负债之殇

所有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点： 债务的滥用不受任何审慎风险管理的约束。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债务的累积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过，滚雪球效应会使这一过程突然加速。于是乎，当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就此争论不休时，美国经济早已深陷债务之中不能自拔了。多数情况下，本用于避免债务激增的制衡手段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众多其他国际机构与各国央行应该能够察觉到日益增加的市场担忧情绪，且可获得各种复杂的统计数据。它们本应对全球债务的增长进行定期追踪，就算不是每日更新，至少也该是每月进行一次，可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试图声称自己也被蒙在鼓里的辩词都是苍白无力的。央行明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膨胀；私募股权投资者在三个层面上都有负债；而对冲基金本身就是靠债务维生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更是因其掩盖数百亿美元金融衍生品的做法而臭名昭著。我们本不该忽略债务激增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但实际情况是，业内人士对此不是目光短浅，就是拒不承认。

2007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于金融家们矢口否认存在任何严重风险的自负态度，与会者中仅有少数人表示了怀疑态度。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教授在一次金融机构举办的午餐会上已指出，美国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达到50份债务对应1份股本这一难以维系的高度。也就是说，每1美元的股本，美国需要借进50美元债务。即使实际情况只有这个水平的一半，也足够让人忧心忡忡了。就在他说出此番话的几个月后，次贷危机爆发。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股本”。当一个家庭购买车辆或住房，他们会自行选择用于购买的借款和存款数量。不是借来的那部分钱就是他们的自有资金或股本。这个例子中不言自明的含义是，我们决定自己所持的股本水平。讽刺的是，在2008年前，美国人的储蓄率基本为0。危机之后，“学乖了”的美国人也只是把这个数字提升到5%。中国人和印度人将年收入的1/3存起来，欧洲人则为1/6， 而美国人的却是一个醒目的“0”。有人说，亚洲人存款更多是要应对不确定性，这自然没错。然而问题是，在美国，我们为了“鼓励”消费者花钱，用信用卡透支，乃至购买那些其本无力购置的资产，简直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我要说，和那些政府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正相反，花钱消费绝不是爱国的表现。

金融机构进行的是典型的高杠杆操作，有关规定设置了最低资本限额，当资本量低于此限额时，机构要么抛售股本，要么增加资金。2004年，对投行活动施加的资本限额被布什政府取消，从而令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膨胀。那些支持乃至批准此项改革者，可以说对金融危机负有直接责任。

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在这场争论中用了一个比喻：如今的体系就像一艘“宇宙飞船”。每个层面的资金都很充裕，但也脆弱，且没有储备金。在某些层面上，我们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数据来评估其易损性。于是，外表堂皇的金融体系，其实在每个层面都累积了脆弱性。而且，由于这是一艘“宇宙飞船”，即使是某个层面上最小的失衡也会对其相邻层面带来威胁，后者又将其逐级传递给其他层面。简而言之，宇宙飞船中某一层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变化，都会威胁到整个飞船系统： 这就是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或系统性风险。

在各层面中，最为脆弱敏感的环节便是抵押信贷市场。出问题的根本也可能是任何其他层面。2007年1月，体系风险水平无疑已达到了足以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程度： 当时系统性风险已经显现，但直至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几周后，官方才对此予以承认。只是到那时，一切为时已晚。

在中国股市2015年的过度杠杆借贷风潮中，情况如出一辙。事实早已俱在，但在危机发生前，政府却迟迟未能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金融高管及监管部门之所以对危机征兆视而不见，是基于一个基本假设： 既然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那抵押债务的增长又有什么可担心的？换句话说，我借得越多，就富得越快。次债骗局

所谓“次级贷款”，就是提供给那些被认为信用较差的家庭的抵押贷款。你可能会认为，对这种贷款的发展趋势会有一种自然的限制因素，因为这些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有限，所以也就不会大笔借入贷款。然而，次级贷款在这一点上却耍了点“小花招”。为鼓励借款人借入抵押债务，贷款方会在头两年给出较为“有吸引力”的还款利率，而在此之后，利率则转为较苛刻。因此，他们其实早就知道，抵押贷款借款人迟早会戳破这个泡泡，且时间就在两年后。但他们相信房价会始终上涨，因此不成问题。

只要房价上涨，银行就会建议贷款人增加借款，获取个人资产贷款，从而使其进行更多支出和消费。一句话，他们鼓励家庭以超出其支付能力的方式“过上好日子”。美国全部人口中约有10%在过去10年中以这种方式进行借款并得到了房子。这一百分比正好与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止赎”比例相当。

借贷方随后找到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消除其承担风险的万全之策。他们发行以按揭贷款为抵押的债券。在这笔勾当中，热情主动地为这些承付债券提供最高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一个合谋者。于是风险通过债券化分摊给了市场，借贷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业内人士其实都知道，或本该知道，低利率并不会持续多久。估计相关风险并不困难，只要通过构建对应模型，根据不同的情境对按揭利率加以演算即可（好吧，我承认这也挺复杂的）。只要有人做过测试，那么根据这个模型，那些申请次级贷款的家庭将势必因还不起债陷入困境。可实际上，恰恰是那些做过相关测试和研究的家伙，把次级贷当成了筹码赌注。正因为此，我们中的一些清醒者虽试图质问政府： 经济各行业的债务水平如何，如果利率升高，会发生什么，但均属徒劳无功。

这就是症结所在： 至少某些国家和机构已经做过此类测试了。然而，由于金融领导阶层中洋溢的盲目乐观氛围，使那些应对风险管理负责者闭目塞听，对测试结果充耳不闻。甚至还有些银行的CEO抱怨这些严谨的测试结果太过负面，并干脆把他们自己的风险管理规程给否定了。

当然也有人真正明白这些债券不过是空中楼阁，其所谓支撑物不过是些在2005年借出，并将在2007年爆发的次级贷款而已。这样的投资人早已开始逐步做空这些债券，并笑到了最后。这一切的始末，在迈克尔·刘易斯所著的《大空头》中，有着极为精彩的呈现。

从2007年3月到2008年9月，这宝贵的整整18个月被我们浪费。整个系统的崩溃本可得以避免。政府官员、证交所、股东、监管机构、央行乃至财政部长都一厢情愿地以为危机状况会自行改善。2007年6月，在某家大型美国银行的午餐会上，其首席策略官还向他的个人客户大拍胸脯，称次贷问题已经得到控制，不再对市场构成威胁。这种对现实的否认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其会造成盲从，并排斥不同角度的思考。当某个人不再听从劝告，那他也就快大祸临头了。

摆脱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2中投资银行活动与商业银行活动相分离这一规定的掣肘后，金融机构开始疯狂膨胀。而小布什政府拒绝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家施加任何形式的额外监管，在其推波助澜下，监管部门无所作为。即使是SEC企图对对冲基金实行登记这一谨小慎微的尝试也在华盛顿高院的一场诉讼后无疾而终。至于欧洲，既没有相关法规，也缺乏制度框架，还得依靠美国的监管覆盖，并在出问题时……加以谴责。没错，仅仅是谴责而已。解密金融

金融并非神话，可如今却被弄得神秘兮兮的。它将自己的真实面目掩藏在了繁冗复杂的数据所织成的厚重面纱之下。我们之所以要透过金融的芜杂表象对其追根溯源，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给这场危机找到几个替罪羊，而是发现体制中隐藏的那些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得以纠正的薄弱环节。我们须亡羊补牢，来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我本人受邀为法国主要大报《世界报》和《赫芬顿邮报》定期撰写专栏，这方面的经历让我明确认识到，金融并不为人所熟知： 它不是高中或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仍然只是专家圈子里的高深话题。这些圈子里都有哪些人？财务主管、政策决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对此现状心满意足。

当危机到来时，这种对待金融的态度让我们徒呼奈何： 在新闻头条里，鲜有对金融基本原理、其参与者、整体体系及滥用行为的报道。如果我们不想危机一幕再度上演，就有必要让公众了解金融的机制，能够获得此类信息，并领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最骇人听闻的，恐怕就是选战期间出于政治利益而出炉的经济和财政报告了。这意味着选民只能被动吞下几乎所有金融酿造的苦果。

化用一句法国学生在1968年5月3贴出的政治口号，就可以说“如果你对金融没兴趣（interest），金融就会对你收利息（interest）。” 或者说得更诗意一些，就像20世纪初法国作家爱德华·布尔特所说：“金钱就像女人，要留住她，就不能对她不闻不问，否则她就会找别人寻欢作乐。”

这些话说得不错，毕竟金融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亲友乃至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安危均操于金融之手。而糟糕透顶的是，金融家们甚至已成功蛊惑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让他们相信关注金融并无用处，因为它太复杂了。其实这种复杂性是金融家们有意为之，甚至通常就是伪造出来的： 其目的就是确保客户对提供给他们的产品，要负担的债务或是自己使用的信用卡不会有太多让人“为难”的问题。

这也是为何我将自己在法国《世界报》的专栏命名为“解密金融”的原因所在。金融不是什么神话，而只是一场骗局。而且，只要我们不构建合理的制度来实现真正透明诚信的管理，那这场骗局就会继续下去。金融的不透明，并不仅仅因其复杂性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领域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玩家”不愿意让你了解金融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继续散播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谬论，并蒙蔽公众的视线。

既然如今的危机让金融自己走到了前台，我们不妨趁此机会近距离地对其加以检验。不仅为了解其运作原理，也让我们不被它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能了解、预判以及面对金融在他们生活之中所呈现的各种不同面貌。

而对于喜欢把金融妖魔化的读者，我们也需要澄清一些事实。金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社团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既不谦卑，也不倨傲。如果它表现得确实有些傲慢，那也是因为它的角色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因此本书目的不是对金融加以诋毁中伤。

我们需要了解金融，是为了确保它的运行所遵循的规则是公开透明的。金融家们应该认真严肃地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在危机之后，金融还是回归默默无闻来得好，它并不适合抛头露面。但是，对于消费者和民众而言，却应该对金融机制有基本的了解，不如此，就无以实现真正的金融民主。

过去10年中，我们见证了金融力量的肆虐，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透明度不足，使它在各个层面均横行无度。它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实施的策略绑架了整个经济。在此，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认知： 金融是以服务经济为目的的行业。其本身并非目的。对于已大权在握的华尔街或金融城来说，这份谦卑可不是它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对金融的观点在金融中心和相关机构里是无人问津的。金融家们相信，金融本身就是目的，而客户只是工具。

2007年，美国公司利润有1/3来自金融行业。换句话说，实体经济每挣1美元，金融服务业就得50美分。金融已成为经济的主导因素，而资本市场已如脱缰野马般失去控制。在愚蠢自负的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之下，资产证券化如洪水般席卷整个市场，进一步吹大了金融泡沫。

对金融详加查验，并不是对它加以刁难和苛责。金融有其富有魅力、迷人的一面。华尔街金融题材电影的成功正是这种魅力的体现。它永不止歇，总是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想象，点燃我们的激情，无论这激情是欲望还是欢乐，是憎恨还是愤怒。金融对待我们并不冷漠无情。它麾下的演员也许会上演疯狂的行为，但也有其自身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那我们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就难以整合。在这场华丽演出中，面对巨大舞台上那一幕幕大戏，我们观众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在混杂的怀疑与愤怒之中，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嫉妒。金融幻术师“货币幻觉”是古典经济学中的概念。其最初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并由欧文·费雪在1928年进一步发展成熟。不过，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们恐怕都从未想到，货币幻觉的手法会发展到如今的地步。金融并不会创造奇迹，而且“如果情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多半因为它本就不是真的”——如果本书起码能让读者相信这点，那也算有所裨益了。阅读本书，兴许能避免一些错误投机所引发的灾难，在过去两年间，成千上万的家庭因这些灾难而被毁。

而且，不管读者身居何种职位，我都希望本书能为他们带来启迪，让公众成为真正的公民，意识到政府也与金融神秘化的过程脱不了干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是一桩有益于民主的事。

我们再也不能让金融的缰绳仅操于金融家之手。在过去十年中，他们的傲慢自大和玩世不恭，早已令他们为了获取金融业的一己私利而背叛了其真正本职。金融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应已使我们对那些金融业者的道德感不抱任何幻想。

说这话时，我并无意一棍子打死所有金融从业者。在金融行业中，也有许多有着强烈道德感，并尽职尽责为客户服务的人。实际上，他们才是行业中的大多数，可他们通常无权无势，并最终沦为他们上司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些从业者并未忘记，是金融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相反。但金融其实已渐渐脱离银行掌控。近十年中，在交易员的利益驱使下，银行已不再是顶级金融机构了。监管的全新前景

金融该如何监管？如何执行相关规则？如何防范未能遵守规则的情况，并加以惩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金融的核心；我们不仅要对现有的错误仔细勘察，而且还需明确那些用以纠正当前局势的应对措施。针对那些对银行心存疑虑者，银行加大了游说的力度。2010年，华尔街每天花在游说上的费用高达140万美元。这场去神秘化进程的对象不仅是金融价值体系，更是金融系统内部人士所应承担的职责。这一系统已向我们展示了其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且毫不顾忌他们自己的金融豪赌会对系统之外造成如何严重的破坏。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决不能放任自流。连被称为“奥马哈先知”的沃伦·巴菲特都说过，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从现在起，我们将面临的是重建金融体系的挑战。但除了采取明确的行动，我们也需要面对一场艰难的辩论。许多圈子里对这一辩论避之不及，其主题就是：对金融价值体系的探讨。如果我们拒绝面对这一道德命题并从中重获使命感，那金融业就势必要重蹈覆辙。金融决不能是既无信仰也不受法律约束的所谓自由人。

奥巴马总统的财务顾问及比尔·克林顿任期的前财务部长拉里·萨默斯在2009年底于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道：“人类并不会有所改变，我们不能在制定规则时假定金融参与者了解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只是服从无意识的本能。”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但却实在。

华尔街已经再次露出了贪婪本性，又开始对实体经济和消费者的需求充耳不闻。不要指望金融家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也许有些人能吃一堑长一智，但整个系统并未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追溯问题的根源，并决定如何构建并监管金融机构，以使其不触犯道德法则和自然法。

这个使命并不新鲜，且只要人类存在就永无终结之日。不过如果这次危机能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亡羊补牢，那也算犹未晚也。不过心怀希望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理想，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当前的挑战是建立下一次危机来临前所需要的缓冲，接下来几年中，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巴塞尔协议Ⅲ”便以此为目的。但无论新架构如何，金融自身也会加以调整适应。它就好像阿米巴原虫， 无论围绕其的架构如何，它都会延伸到各个空间角落；不管体制如何，它都自有手段途径来大发其财。所以我们根本不必为金融本身担心！

本次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对此怒火中烧也是情有可原。除了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我们还看到了金融家们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会怎样不择手段。任何一个担任公共或半公共职位者——从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曾代表比利时政府推进私有化进程，也是一家公私合营公司及欧洲投资基金的领导，并在纽交所负责其自我监管——都经历过这场气氛紧张的角力，其一端是金融，另一端是经济和政治。多数情况下，金融都占据上风。

决不能容忍金融建立至高无上的霸权。这种权力本身便荒唐可笑，且与民主原则相悖。我们已经看到，金融无法实现自我监管。某些金融机构把整个体系当成了轮盘赌桌，还在上面输得倾家荡产，然后居然还有脸要求不受监管，简直是孰不可忍。我们决不能让这一幕再度上演。正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将金融仅交予金融家之手。

由保罗·沃尔克提出，在奥巴马任期的2010年公布，以禁止银行自营交易业务为主要内容的监管规则。

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是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后进行的立法，内容是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这一法案中的相关规定在1999年被新生效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消。

此处指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CHAPTER 1停止欺诈消费者

金融业者和公众之间的微妙信任关系已被危机打破。金融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固然是个悲哀的事实。然而更为悲哀的是，银行仍不思悔改，依旧在慢待它们的客户，这只能说明它们根本尚未体会到那种弥漫在公众领域的被背叛感，也不明白这种感觉并不会轻易消退，并会对政治乃至社会全局造成深远影响。

本次危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金融界对待其顾客时那种冷嘲热讽、坑蒙拐骗的态度。而客户所遭到的欺骗正是金融危机的肇始：在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情况下，他们轻而易举就贷到了钱。结果却是借钱容易还钱难。我们难道忘了2008年前美国每周接受的信用卡以及房屋抵押贷款或净资产贷款申请数量有多大吗？还有2007到2008年间，各大银行为追求信用卡市场份额而进行的大肆扩张究竟有多不合时宜？纵观整场危机，消费者沦为了众多数量惊人的金融创新的实验对象，这些所谓“创新”不但可能会令他们自己与家庭变得负债累累，有时甚至会让他们倾家荡产。如今面对危机，这些银行唯一的自救方案就是采取一致行动：向其监管方美国货币监理局诉苦。至于银行各种各样的新规定和附加费用，人们的感受就是不胜其烦。这除了让银行和顾客间的信任赤字越拉越大外，别无他用。

当然，消费者，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在这场危机中也不能完全免责。他们宁愿冒风险举债，也不肯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美国家庭储蓄率之所以降至0点，原因绝对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债务市场这么简单，消费者在进行购买时盲目自信，对自身财务的薄弱环节视而不见，最后酿成苦果。美国号称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却也只有美国人的储蓄率降到如此地步。

全球范围内的最新监管改革是否能恢复公众信心？若要做到这一点，改革就应以消费者为中心。可惜这并非监管部门的主旨，它们更关心的是金融稳定性，至于为客户提供公平诚信的服务，那是次要的。出了岔子的银行系统

银行机构有各种各样的称谓，比如储蓄银行、商业银行、接受存款机构，以及消费金融机构。它们是金融业的中心所在，起到的功能是吸纳存款，并将其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对经济活动的借款。这就是金融中介活动的基本原理。

如果我们阅读近几十年的经济学教材，会发现只要涉及金融，均会围绕将存款变为贷款的转换功能而展开，这成为了金融的主要功能。用最为简化的模型加以说明的话，就是一个客户将存款存在一家银行中，后者根据这一存款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将其转换为某种形式的信贷。存款人可根据其存款的条件提取存款，而银行以此为基础发放贷款。在这一简化模型中，银行作为中介，要承担借款人破产的风险。有两大重要因素使得银行的作用正当化：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和银行掌控的资本。有了这两者，存款人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

在欧美，围绕银行所收取的各种名目繁多且缺乏透明度的费用是否合理而进行的争论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今，银行业与其个人顾客间的信任契约已被打破，而受害方是不会轻易忘记自己的上当经历的。银行的做法，暴露出其在处理公信力问题时的鼠目寸光，缺乏远见。它们拿着大量的政府救助，却忘了它们的客户不仅是真正拯救自己的纳税人，更是有着投票权并形成舆论的公民。幸运的是，普通个人和家庭并未失去常识，也不曾弯下他们的道德脊梁，而这两样东西在银行家身上早已付之阙如。

这一银行与客户关系演变的后果还包括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的诞生，以及被称为“影子银行”的银行系统外融资的大肆扩张。拒不认错

在任何交往关系中，恢复信任都比建立信任更困难。银行如果要平息公众的失望情绪，有一步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首先承认错误，然后再去评定具体补救措施的是非功过。然而，却鲜有银行家自承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

某家美国银行的高管在访问巴黎期间，被他的欧洲同行问及银行在危机中的责任问题。面对质疑，他非但矢口否认是自己所在银行的荒唐行为使其几乎陷于破产，还反而开始怪罪起市场的不是来了。

接受国会质询时，许多本次金融崩盘的当事人却拒绝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他们的拙劣表演实在让人无法容忍。

安然前CEO约瑟夫·斯奇林曾假装自己对安然通过其他公司隐藏债务的情况全然不知，并就此控告他的同事，尤其是他的首席财务官。可事实上，他就是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在这一案件中，当一位参议员质问他如何解释自己的奖金数额的时候，他干脆声称自己不记得自己的薪酬了。最后还是靠一位颇有胆色的女性莎朗·沃特金斯站出来指证斯奇林的金融恶行，才将他绳之以法。《时代》杂志也因此将她选为2002年度人物，并称她为“丑闻揭发者”。

商业银行处于这场争论的风口浪尖。当被问及信用卡和抵押贷款问题时，它们通常会对再明显不过的事实矢口否认，辩称这些问题也给银行带来了损失，并拒绝对自己头两年以优惠利率引消费者上钩，然后突然加大利率的做法承担任何责任。

对冲基金经理一边通过大量卖空有组织地攻击金融机构，一边还大肆抨击市场。要知道这些被袭击的金融机构虽然因危机而被大幅削弱，但若没有对冲基金这种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做法，其股价绝对不会跌到如此之低的估值水平。因此，对冲基金不仅点燃了下跌的导火索，而且还火上浇油。当然，对冲基金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这种“集中攻击”会导致危机的，在他们看来这甚至连“推波助澜”都算不上。

有一份报告显示，雷曼兄弟公司通过与审计员合谋在会计操作中作假，少报了300亿美元债务，而银行前主席兼CEO迪克·福尔德，也是该银行破产的罪魁祸首之一，在面对质询时声称对此一无所知，也拒绝对此负责。

而比利时—荷兰公司联合组成的金融集团“富通银行”（Fortis）因破产危机而最终接受比利时政府救助后，集团创始人兼主席还就其管理“未能足够独断专行”而道歉。但他从未就自己在富通收购荷兰银行（ABN Amro）过程中进行大规模增资时，未在招股书中提及后者高达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一事承担过任何责任。

这种拒不认错的行为让公众如何恢复对银行的信任呢？这种否认，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不承认自己对危机负有责任，公信力的恢复就无从谈起。那些身为危机元凶的机构高管，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已经把自己的否认态度变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

幸运的是，也有少数领导者开始探讨整个行业的责任问题。他们对自己同行的玩世不恭感到愤慨，并对此越来越直言不讳。

但否认行为仍十分普遍，尤其是涉及赔偿的时候，某些人的表现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因此有必要对整个行业的从业资质都加以全新规定，因为这些从业者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应具备什么资质了，他们居然还不明白自己要如何做才能填补这条不信任的鸿沟，并一厢情愿地以为时间能够弥合一切创伤。

透明度的逐步提高是个进步，但全球范围内，金融高管们仍有不少机会误导公众舆论。银行欠纳税人的债

拯救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的，是我们的纳税人。在一些国家，这些干预措施增加了公共财政的负担，加剧了政府艰难处境。而在美国，最终由纳税人为这一切埋单。遗憾的是，金融家们全然不愿承担自己对纳税人的责任。而事实上，后者才是为挽救这个缺陷重重的行业而付出最多的，虽然他们其实是和这场赌博毫无关系的局外人。如此一来，金融家对纳税人欠下的，就是钱财和道德的双重债务。至于确实从干预中受益的美国财政部也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并没有人准备这笔需要注入的资金。

因此对政府的救助措施给予远高于市场利率的公平回报是有必要的。如对美国财政部对花旗银行的450亿美元注资获得了123亿美元收益，2年收益率达28%。多数不良资产处置计划（TARP）下的干预最终对纳税人也都是获益的。

在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救银行的案例方面，最为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冰岛。该国银行在全欧洲建立子公司，并以比当地市场更高的利率条件来吸收存款。如此一来，虽然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早已膨胀到了不合理的程度，而冰岛政府却挑不出错来。然后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违约，并最终拖垮了冰岛经济。

2010年2月，冰岛进行全民公投，反对将30亿美元的公款用于偿还对英国及荷兰客户的欠款。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斡旋下，各方正在重启对这些银行借款的谈判。不过充斥这些谈判的却是政府和银行互相扯皮推诿责任的各种争吵。冰岛经济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遭受重创，短期内绝难恢复。一项冰岛法院的判决，令主要由欧洲银行持有的至少80亿美元的债务偿还成为悬念。

而说起救助措施，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比美国规模更大，光是对美国国际集团（AIG）一家的救助资金就已高达1800亿美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更甚，共花费3000亿美元。

这两家政府赞助企业占到美国抵押贷款总额的70%，其花费了大量财富用于游说国会。拜汉克·保尔森的回忆录所赐，我们终于得以了解美国的国会是如何被这些机构的高管所收买的。目前，这些机构为90%的抵押信贷市场提供担保，新的改革将逐步降低这一权重。

银行家的言辞之间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纳税人和联邦政府对其施以援手是天经地义的一样，这实在叫人不忿。

他们还对政府行使监管权力的方式横加指责，认为这不可接受。照他们的要求，难道政府该给张空头支票让他们随便花吗？银行欠纳税人的是自己的一条命，即使有些银行已经还清了金钱债务，但道德债还原封未动呢。

这里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到底负有什么社会责任。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银行，均不曾履行在危机中借款给中小企业与个人以帮助复苏计划实施的承诺。以此观之，它们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根本就毫无意识也毫不重视。

对于帮助自己重获翻身机遇的纳税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管却少有表达悔意的，更不要说歉意了。在一些银行看来，它们理当获得纳税人的救助，而政府反而是对此加以阻挠的敌人。

时代已不同了。今后将再没有哪个政治领导能再提供如此大规模的救助。金融行业自身要承担起责任，趁为时未晚之际亡羊补牢。对应的，金融也必须加以严格监管。其唯一可怪罪的将只有自己。

自金融危机以来，数次新问题的出现，表明对消费者的进一步保护仍然至关重要。最近一次就是2015年夏季中国股市的崩盘。

在市场杠杆作用激发下，上证综指飙升150%，而紧随其后的就是无可避免的市场纠正过程。别再用信用卡欺诈消费者了

全世界23000家银行发行了共计约10亿张信用卡，其产生的信贷额度约10万亿美元。在近期一次对信用卡发行者的行为分析中，这些发行者被称为“信用骗子”。在针对中小企业及个人的信贷领域，金融业界堪称最堕落的产品当属信用卡。我在此针对的不是什么万事达卡（Master Card）或者威士卡（Visa）之类信用卡平台，而是发行这些信用卡，并承担用户信用风险的银行。美国最主要的发卡行是大通银行、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和花旗集团。

它们争先恐后地对消费者大发信用卡，目的完全是出于行业竞争，而几乎不审查借贷人的资质。危机爆发时，单在美国，就有不少于3万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作为信用卡借贷而授予借贷人。而这些卡的未偿余额约达8000亿美元。

这笔债务远未得到妥善解决，并仍是金融界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试想一下，消费者前几年刚办了住房按揭贷款，如今正因为利率的提升而捉襟见肘，碰到信用卡这个意外提款机，当然大喜过望，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显然，美国信用卡所造成的损失将成为一大威胁。银行借此发动了又一场对消费者的袭击。用户每次偿还较多欠款时，银行反而降低他的信用额度；不用的卡会被取消，并且让持卡人的信用评分变差。而信用卡欠款的利率却日渐升高。信用评分机构：消费者的催命人

在我《赫芬顿邮报》的专栏中，我把信用评分机构称为“消费金融的催命人”。这是一个最为堕落腐化的机构，可却逃脱了审查。它们的所谓标准充满了欺骗，完全是银行的合谋共犯。在其帮助下，银行才得以对来自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申请视而不见。

小企业的企业信用卡多半遭到收回，企业家的个人信用也受到牵连。有人认为银行之所以在意这些评分，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债务，但实际上，其目的通常是追求更好的借贷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放贷者，而非消费者的利益。

除非由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对信用评分机构进行严格审查，否则千万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就将始终受制于信用卡发卡行和信用评分机构这对狼狈为奸，以敲诈勒索消费者为己能的共犯。

这并不是说银行不应对其借款人的财务健康状况加以评估，但这种评估不应以压榨企业运营和家庭生计为目的。堪比高利贷的利率

信用卡用户现在究竟是什么处境？看看一封花旗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信函吧，该信向所有持卡人宣布，信用卡年利率将增加至29.99%。而当时银行借款利率还不到1%。这个利率高得离谱？的确，这也是为何信用卡公司都坐落于南达科他州的原因：因为该州对高利贷没有相关规定。

我们已实施了一系列严肃改革，以竭力阻止信用卡发卡行的这种行为，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甚至称此为“对消费者的直接袭击”。

信用卡发卡行有义务改变它们对待消费者的方式。首先，不应再对信用卡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这种做法是在鼓励消费者借贷。且除了信用卡外，消费者还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借贷。

除此以外，消费者应该明白，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过度负债可能令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当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信用卡的风险并更多使用借记卡时，银行却无耻地创出新的收费。监管部门必须强制规定全世界的银行鼓励消费者更多使用借记卡，而非信用卡。

参议员多德对美国政府为限制某些离谱的信用卡业务所采取的新措施进行陈述时说道：“我们的经济正陷于危机，消费者正面对财务困境，而信用卡公司却在继续压榨消费者。”新形式的欺诈

信用卡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各类收费的竞赛，其结果就是行业本身因这种横征暴敛而陷入危机。与1年前相比，仅美国的信用卡数量就减少了3200万张，额度减少了1亿美元，减幅达10%。这标志着一个拐点的到来，说明一般家庭都已经察觉到信用卡变得愈发危险了。不用说，信用卡发卡行对这种趋势却自有另一番看法！

消费者在吸取了信用卡带来的惨痛教训后，开始更多使用借记卡，因为后者没有已经堪比高利贷的债务利息。而银行却趁机开辟了借记卡的新战场。

银行对国会进行游说，以取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美联储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银行就可以随意征收无须任何成本的额外收费，即使是借记卡也不得幸免。

信用卡发行商可不会为了那些对其抱有幻想者而停止骚扰消费者，至于其行为对消费者和经济造成的后果，它们才懒得理会呢。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恶行之害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成功创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其职责便是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恶行之害。这个机构将对那些银行处心积虑所创建的，旨在通过压榨客户来给自己的无度行为埋单的制度加以审问。如果我们希望公众恢复信心，那就要正视这一问题。

该机构的主席会在系统风险管理当局董事会中有一席之地，仅此就足以显示政府的态度并非儿戏。银行竭尽所能阻挠这一新机构的创立，但实际上正是它们所引发的消费者的愤怒才催生了这一机构。对于饱受困扰的消费者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银行也反对该机构主席的任命，因为害怕其可能会对它们的业务进行有效审查。

金融机构不会自己养成对客户、顾客和公民的尊重，次贷危机以后，各种新形式的欺诈恶行又卷土重来。银行大肆增加自己的佣金和利率，拒绝将利息利益转让给零售客户，或增加对消费者或中小企业的借款。

这次，我们必须以更加严格和有效的方式，对消费金融加以监管。金融家误导了自己的顾客，并让他们丧失了对金融的信任感。恢复信任并非不可能，但这首先要求金融机构实施全新的规章制度，并进一步增加业务透明度，否则我们只能眼看着金融信誉腐败堕落，消费大幅萎缩，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持续下去，并将经济再次拖入危机之中。

消费者是支撑经济体系的脊梁。让他们继续背负银行金融恶行造成的重担，对金融机构而言等同自我毁灭。政府当局是否有勇气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毫无疑问应当如此，这样一来也能避免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对金融机构实施进一步救助。公民的信心是最好的回报。

这可能是个大工程：政府不仅必须保护顾客，还要在向他们提供复杂产品前加以指导。重建银行与其顾客间的信任关系将耗时长久，但前提是他们真有此意。影子金融的风险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以银行为调控目标，借助的调控手段就是出台旨在限制银行的杠杆使用，或抑制其资本需求增长的各种措施。

而在银行为避免不动产及其他资产的泡沫而收紧银根时，借款人便可能寻求在银行体系外获得融资。

虽然这看似对稳定银行有利，但实际上只是将融资外部化而已。正如“影子银行”这一称呼所体现的，其监管肯定不如银行严格。以这些未受监控的放款人为短期资金来源，将导致流动性危机的定期复发。

此举也将借款人置于危险境地，因为短期借款利率可能快速飙升，如2013年在中国，信托基金需要以高达40%的利率借入资金。恢复公众信任

今天，距雷曼兄弟破产已过7年，离次贷危机爆发已有9年，可公众舆论对金融业仍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银行是业界与消费者的桥梁，且在公众面前曝光率较高，因此在这场信任危机中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但这也并非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要恢复公众信心，当务之急是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就是不再玩弄那些或明或暗的花招，以试图向那些已经感觉上当受骗的顾客征收更多的费用。这些小聪明只会进一步加深消费者的猜疑。

其次是学会与公众沟通。金融信息十分重要，需要对公众加以教导，使其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这就需要我们改进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能像现在一样晦涩古板，而是更加通俗易懂。对于银行各类产品的性质，及其相关成本和风险，需要将其公正透明的相关信息告知公众。

如果你与金融业沟通专员或银行人员谈话，会发现他们沟通的目的性始终暧昧不清，模棱两可。为了防止自己说多错多，金融机构的发言总是能少就少，而多数银行CEO则面临诚信危机的考验。在不危及审慎原则的前提下，金融高管必须将沟通视为一种必要的职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沟通大师的，但如果金融高管的意见传达让人倍感无聊，或是给人感觉是照着律师给的稿子照本宣科，那都是很成问题的。要知道，在服务行业，沟通能力不可或缺。而金融也是服务业。CHAPTER 2规范薪酬制度

金融家所独占的利润比例之高，为其他行业所鲜见。因此，除非金融机构将其薪酬降至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否则恢复信任就无从谈起。

金融业，只占了就业人口的10%，但是却分享了25%的薪酬，这有何道理呢？要是我们以其他各类非金融类企业中领导人的薪资估值为参照，金融高管们的贪婪就暴露无遗了。

关于金融高管的薪酬，还有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奖金分红。媒体将此大肆渲染为万恶之源，以突显高管们的贪得无厌。但在冷眼旁观者的眼里，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

从过往历史来看，过高的高管薪酬早就屡见不鲜，政客们对此其实也心知肚明。可等到媒体曝出料来，他们却还要装得大惊小怪，好像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样，让人大感虚伪。而这背后体现的，其实是政客们对此模棱两可的态度。难道还需要我提醒他们，奖金也是需要纳税且确已纳税的吗？政府怎么会不清楚这笔税收呢？纽约和伦敦的预算还得仰仗那些从高管们的奖金中征收的，数以十亿计的税收呢。

而薪酬领域最大的虚伪是：这些酬金被“发给”接受者，并由董事会做出“批准”或“决定”，但却不会公之于众。我还记得，当我试图说服一些非美国企业CEO让其企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这些领导人中的一位曾对我直言不讳道：“你得明白，如果我公开自己和公司内主要高管的薪酬，我绝对会碰到大麻烦的。所以我不可能那么做。”一家法国公司陷入全员大罢工，原因就是公司CEO的薪水——25万美元——被人传了出去。而解决方案也很快就出笼了：非美国企业的领导人得到证交所许可，可对其主要高管的薪酬秘而不宣。自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方面的制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机构在薪酬披露方面仍做得很不够。

为对薪酬做出所谓“客观决定”，多数金融机构董事会求助于咨询公司，但这些公司的诚信度着实令人生疑。这是一些专职提供“合理薪金水平”相关意见的公司，而其所根据就是多达几十页的关于合理水平的各种数字。它们为那些前来寻求意见的公司界定何为“公平”，而咨询公司自己所获报酬的多少，则由客户公司根据其报告质量来决定。具体由谁负责呢？就是按照报告可获得高额薪酬的高管们！ 对此，NBC一位以敢于直言著称的首席评论员吉姆·克莱默一语道破：“既然所有大公司都用同样的咨询公司，且互相攀比，那么所有的高层即使表现不佳也一样可以手握高薪。”有人曾对25家美国公司的薪酬水平进行了一番综合比较，结果很能说明问题。甲骨文公司CEO在10年时间里薪酬累计高达18亿美元，而同期公司股价却下跌了70%。很明显，他的薪金与股东利益并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

而美国人的做法很快就名扬海外了。戴姆勒·奔驰集团CEO于尔根·施伦普在听说克莱斯勒与其同级高管的收入时吓了一大跳，因为后者是他自己收入的数倍。毋庸置疑，这些薪水都已经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大幅上调了。

欧洲已决定对过热的高管薪酬“降温”，可美国这边依旧对此毫无限制。除非政府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人或所有人，情况才另当别论。银行家到底值什么价？

在金融业者的薪酬问题上，我们怎么会出这么大的岔子呢？《纽约时报》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冲着那些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而去的。

现行薪酬体系将所有业绩都归功于个人，却对那些与个人才干资历无关的多种复杂因素视若无睹。然而若无这些因素，个人表现又从何而来呢？于是，个人就此谋夺了本不属于他的成果。而且，既然设置薪酬标准的正是那些从中获益者，那又有谁能来制衡他们自己的贪念呢？何况在这方面，高管们总有说法来糊弄董事会，比如应该“让薪资水平随行就市”，或者“如果我们不许以高薪，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会失去人才”。这些话当然不算全错，但却是以偏概全。

这种将业绩个人归因的做法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设想：即相关人等的聪明才智才是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利润的唯一原因。正是这一在企业界日益传播的想法，导致了如今过高薪酬的局面。也正是由于高管们为满足个人自我利益而驱动的竞争，最终令金融业毁于一旦。

抛开上述原理不提，现实中的薪资问题也已变得空前复杂。这就好像是一枚烟幕弹，让董事会乃至薪酬委员会的管理因无法获得充分信息而难以落到实处。不过，在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司，削减高管层薪酬的尝试已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银行的领导人们接受了远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他们肯定不指望靠工资立马发财。

多年来，公众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可对此至今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那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怎么就能价值上亿美元？这个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我们早已屡见不鲜的各种金融恶行的本质所在。对常识和价值观的违背，算得上美国最臭名远扬的“输出品”之一。

这是公司与个人间的真实冲突，而这种傲慢自大又荒唐可笑的天才决定论其实根本不值一驳。难道我们忘了，个人的表现如何，是需要取决于他所在公司的整体素质的吗？而如果没有团队精神的协助，那个人的贡献又从何谈起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