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亮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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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哲学：这本书帮助你明白什么是爱试读：
前言
本书的书名是《爱的哲学》。2009年，美国的辛格教授出版了一本同名的书。该书所论述的内容，偏重于性爱。我这本书所谈的是人类广义的爱，涉及自爱、他爱、慈爱、孝爱、情爱、恩爱、同胞之爱、师生之爱、朋友之爱、祖国之爱、科学之爱、文艺之爱、事业之爱、自由之爱、自然之爱、人类之爱等。性爱是谈到的，但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是一本面向广大读者的学术著作。本书的副书名是“这本书帮助你明白什么是爱”，就说明本书是面向广大读者的。作者写作本书，是希望能回答广大读者关于爱的各种疑问，能帮助读者更全面地、更深入地认识：什么是爱？；帮助读者在自己的人生中真正地拥有爱；帮助读者能用爱的观点，来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与经过，也谈谈我自己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意义的理解。
我自幼到老，一个不变的性格是爱学习与爱思考，特别是思考一些关于自然与人生的哲理性问题。
我出身于上海大城市，少年时受鲁迅、陶行知等作家和教育家的影响，对中国最广大、最贫困的农民抱有同情，因此进大学时，选择了农学专业。我一生所从事的主要是农业科研和教育工作。
1999年我离休后，身体、眼睛和头脑都比较好，有可能在比农业更大的范围(自然、世界和人生)内进行思考。因此，我在原来就有的爱好学习的基础上，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和西方的哲学著作，并结合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八年时间内写出了三本哲学著作，即《综合哲学随笔》、《漫游西方哲学》、《浅谈中国哲学》。其中，《综合哲学随笔》一书，在全国范围内，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德高望重的李锐先生，向我要了十本，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并亲自为此书的再版本写了序言。序言的题目是：“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综合哲学随笔》一书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等等，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该书的第八章——“什么是人的本质和目标”。在这一章中，我在人类共同的最高理想——“真、善、美”之外，增加了一个“爱”。好几位年轻的读者，在读了这本书后，对我讲：“你提出：真、善、美、爱，非常好！”他们的话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爱，在诗歌、小说、戏剧、歌曲中是一个常见的，甚至永恒的主题，但是在主流哲学或社会科学中，似乎并不占有重要位置。真、善、美三方面，都有专门的学问来进行研究，例如研究“真”的有逻辑学、数学、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善”的有伦理学；研究“美”的有美学。关于爱的研究，虽然西方有少数几本讨论“爱”的著作，但至今并没有出现“爱学”。
爱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人从出生，成长、恋爱、婚姻、生儿育女到死亡，无不充满着爱。人类的一切创造：科学技术、艺术作品、工程建筑、自然改造以至历史的前进，都有爱的推动。
人类的理想，不论是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西天、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是爱的乐园。
因此，爱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命题。这就是我着手写作这本《爱的哲学》的出发点。
为了写这本书，我重新研读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今哲学的许多著作，又专门阅读了西方关于“性”和“爱”的一些重要著作，还阅读了《圣经》、《古兰经》、《金刚经》等宗教著作(见本书的《参考文献》)，加上自己一生的切身体会，经过4－5年时间的反复思考，写出目前这本书——《爱的哲学》。
写完这本书，我愈加体会到：爱的问题，博大精深。人类对于爱的理解，关系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家庭等；同时也关系到许多学科(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和许多艺术(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
在今天，提出爱的问题，我认为是符合人类历史与时代的大趋势的。
时代发展到21世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已经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
16、17世纪直到19世纪，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西方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武力侵占殖民地，以掠夺资源、市场与劳力。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国家争夺各自利益的战争。此后，法西斯主义兴起，二次大战是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二战结束后，西方集团与苏联集团之间有几十年的冷战。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基本结束。
时代进入21世纪后，世界的主要变化是：①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各国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科技和管理，而不再依靠侵占殖民地(日本在战后的跃起是最明显的例子)；②世界已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互联网的出现，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世界人民间的联系空前加强；③科技进步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推动下，许多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大为缓和，阶级合作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④经济的全球化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对任何国家都有利。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形势的主导方向。
但是，国际上的强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都存在，成为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威胁。
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上世纪50－70年代，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思想指导下，国家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时期是“六亲不认”，一切人类之爱(孝爱、仁爱、恩爱、友爱、师爱等)，都被蹂躏殆尽。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较大改善。但是官员腐败成风，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上世纪80年代，周扬，王若水肯定以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还遭到过严厉批判。今天，“斗争哲学”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的进步还有赖于政治改革的推进，有赖于自由、民主、公正、正义、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落实，有赖于关怀民众福利的社会建设的加强，以及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
在这样的国际与国内的时代大背景下，人类之爱，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但是适时的，并且是值得充分重视的。“爱的哲学”的阐述，是时代所需要的。当然，本书的内容，并不只是联系国际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它还涉及人的本性，人的家庭、人的道德，人的幸福等与每个人都有关的问题。
我这一本小书，不可能阐明关于爱的所有问题。我只是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的兴趣，促使他们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继续研究这个密切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
我希望这本书，对于《爱学》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我预期，《爱学》必将是对人类的未来有重要贡献的一门新学科。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应克复，戴文麟两位教授为本书写了序言。
我特别要感谢德高望重的94岁高龄的李锐先生为此书写了介绍(已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五期刊登)。
我还要感谢浙江大学老校友雷道炎先生向浙江大学出版社推荐此书。浙江大学是我的母校，此书能在母校的出版社出版，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感谢广大读者阅读此书。2008年12月15日初稿2010年10月11日定稿第一篇 什么是爱？一、爱与人类生活
研究爱的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究竟什么是爱？
要对“爱”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并不容易。与其抽象地、纯理论地讨论这个问题，不如先看一看实际生活中哪里存在着爱，从中再归纳出爱的含义。
在个人和人类生活中，可以说，爱是无处不在的。
从人的一生看，生老病死，都有爱的存在。婴儿在还没有出生前，就受到母亲对胎儿的细心关爱。婴儿一出生，立刻生活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爱护之中。一岁到三岁的儿童，特别令人喜爱；父母、哥哥、姐姐、祖辈老人，都会视为掌上明珠。进入幼儿园之后，又受到老师的悉心爱护。孩子上学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又会在学校里接受老师和同学的爱。青春时期，会有爱情的萌动。你会经历一段热烈的恋爱，从而建立婚姻。夫妻之间的爱是人生最长久、最温馨的爱。你会和你的配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共同度过艰难而又美好的一生。你一生中，会有一些最知心的朋友，朋友间的友爱非常值得珍惜。
在你中年和老年，子女晚辈们对你的孝敬之爱(孝爱)，让你感到无比温暖。
即使在你生命终止之后，你的后辈们，仍旧会怀着敬爱的心情将你永远纪念。
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充满着爱。
在人类生活的天地中，爱也是最明亮的阳光。全部人类文明，都是爱的创造。
古希腊神话反映了人类早期文明的情况，其中有著名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人类诞生前奥林匹斯山上的一个天神。他用泥土和水创造了人类，他对人类怀着热爱。他充当着人类的老师，凡是对人有用的，能够使人类满意和幸福的，他都教给人类。他教会人类使用文字、驯养家畜、驾船航行、使用药物等。但是，最高天神宙斯对人类并不喜欢。他只要求人类敬奉他，而并不爱惜人类。普罗米修斯为维护人类利益而触犯了宙斯。作为惩罚，宙斯拒绝给予人类最需要的的物品——火。普罗米修斯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
宙斯大怒，派人将普罗米修斯用铁链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永远不能入睡，还在他胸脯钉上钉子，让他忍受饥饿、风吹和日晒；他还派一只神鹰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但是，普罗米修斯没有屈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一位名叫赫拉克勒斯的英雄将他解救出来为止。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在人类诞生和进化的漫长历史中一种爱的力量。爱创造了人类，爱使人类学会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技能，爱使人类创造了以火为代表的文明。爱的力量是不屈不挠的，是可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的。
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将要阐述的，是爱创造了科学、艺术等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事物，是爱推动了人类历史，推进了人类的进步。
当然，在个人生活中，并不是只有爱。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非爱”，如嫉妒、排挤、仇恨、欺诈等；即使在亲人之间，也可能有遗弃子女、夫妻离异等不幸的事。在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中，有压迫、剥削、战争、屠杀、侵略等罪恶的事。
因此，不论是个人生活或人类生活，都是爱与非爱共存。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以及在整体的人类生活中，爱都是占主流地位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二、爱的含义
爱在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那么，究竟什么是爱呢？事实上，我们很难给爱提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先来看一下西方哲学家对于爱的论述。
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会饮篇》和《斐德罗篇》都是以爱为论述主题的，其中多处描述爱，如：“爱是人类一切最高幸福的源泉。”“爱不断地使我们的情欲复苏，寻求与他人合为一体。”“爱情像一座灯塔，指明人生的航程。”“只有爱能使人为了挽救他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神奇的、无所不包的。”“一切生物的产生和生长所依靠的这种创造性力量就是爱的能力。”“爱是对美的事物的爱。”
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76)在他的《人性论》中有“论爱与恨”一章。他对爱的理解是：“爱和恨的对象显然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前一种情感的感觉永远是愉快的。”
费尔巴哈(1804—1872)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理性、意志和情感(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他说：“爱是人的本质，我欲故我在。”当代哲学家马尔库塞(1898—1979)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他提出：“在非压抑性条件下，性欲将成长为爱欲。”“生物内驱力变成文化内驱力。爱欲的目标……还产生了爱欲自身的实现计划：消除苦役，改造环境，征服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力比多的这种‘文化’趋向……趋向于整个有机体的爱欲化。”
弗罗姆(1900—1980)也在他的名著《爱的艺术》中说：“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全面的回答是要在人际和谐，在于彼此的融合，在于爱。”“爱是一种主动性的活动，而不是被动性的情感。爱……首先是一种给予而不是索取。”“爱的积极特征还明显地包含了……关心、负责、尊重和了解”。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中，虽然没有对爱的定义的直接论述，但是爱是中国不同哲学学说的核心问题之一。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孟子(公元前365—前304)都是提倡仁爱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墨子(公元前468—前376)是主张兼爱的，在《墨子》一书中有《兼爱》一章。他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关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爱的论述，在本书中将有专门的章节展开讨论。在这里提到这些论述，一是要说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爱的论述不少，但是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二是可以从中外哲学家的一系列珍贵思想中领悟到爱的特征和本质。
我也不可能给爱提出一个完整的定义。我只是试图归纳西方和中国哲学家对爱的论述，提出对爱的含义的如下理解：爱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爱出于人的本性，发自人的内心；爱是对所爱对象的喜爱、关切、爱护，愿意为它奉献，以至于愿意与它融为一体的具有理智的情感，以及由这种情感所推动的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三、对“爱的含义”的理解
对于上述“爱的含义”，可以有以下的理解。(一)爱是人的本质与本性。“爱是人的本质”，这句话的意思是：爱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属性。“爱是人的本性”，这句话的意思是：爱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是天赋的。这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本质属性必然是天赋的。
孟子说，人有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按他的意思，没有这四端，就是“非人也”。他又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意思是：四端和四体(两手、两足)一样，都是人一出生就具有的，是天赋的，因此是人的本性。
孔子和孟子都说：“仁者爱人。”在孔孟的哲学中，仁是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他们用“爱人”来解释“仁”。当然，在《论语》和《孟子》中，对“仁”有多种解释，“爱人”只是其中之一；“仁”并不等同于“爱”。但是，“仁”和“爱”毕竟有密切联系。孔孟讲的“爱”，就是“仁爱”。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句话很重要，在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中，恻隐之心与爱心最吻合。孟子的意思是：对人的爱心就是仁的开始，或仁的源头。这样就将“爱”的重要意义突显出来了。
总之，孔孟的思想是：爱既是人的本质，又是人的本性，并且爱是各种仁的行为(仁义、仁政)的出发点。
在孟子之后两千多年之后的19世纪，费尔巴哈肯定地说：“爱是人的本质，我欲故我在。”其意思是：爱是人所特有的属性，人的存在不能离开爱。以上是中外哲学家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否符合事实呢？
人们都会承认：母亲对自己生的婴儿有母爱；婴儿对母亲有依恋之爱；年轻男女对自己的情侣会有情爱。这种爱都是人的本性，不需要有人教导。
爱是不是人特有的属性呢？
应该说，动物也有初级的爱。狗是懂得爱的。一位动物心理学家林兹塞说：“地球上爱你比爱自己还笃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有一只狗。”狗会在别的狗的攻击前面保护它所依恋的主人。
许多动物都有母爱。有人观察到一只美洲母猴，细心地为她生下不久的小猴子驱赶苍蝇。有人见到一只长臂猴因小猴的死亡，不胜哀伤而死。
但是动物的爱只能是初级的，不可能达到人类的爱的水平；因为人类的爱是含有理智的。含有理智的爱是人类特有的。
因此，孟子和费尔巴哈认为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是正确的。(二)爱是人发自内心的感情。
真、善、美，是人类所追求的三个最高理想。我在《综合哲学随笔》一书中提出，爱也应列入人类的最高理想。不少读者赞同这个观点。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对爱有极高的评价，认为爱是人类一切最高幸福的源泉。从先哲柏拉图的论述来看，应该说，我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爱与真、善、美相比，有它独特的性质。
真、善、美三者，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同时也要与主观意识相结合。“真”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规律的符合；“善”在客观上要符合社会利益，在主观上要使人满意；“美”在客观上有匀称、鲜明、活泼等特性，主观上要使人愉快。
符合真、善、美的事物，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它们本身，并不是人的一种感情。
1＋1=2，这是一个符合“真”的数学法则，但是它本身并不含有人的感情。
不说谎，是符合善的要求的，是符合社会利益的，但是它本身也不含有人的感情。
一只色彩鲜艳的蝴蝶，人们会说它是美的，但是并不使人一定对它产生感情。
而爱不同，爱主要并不来自于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或者说，来自人的感情。
对于不真的事物，人是可以爱的。例如上帝，从自然科学来说，并不是“真”的。但是基督教信徒完全可以爱上帝。
对于做了不善事的人，人也可以爱。例如你的孩子说了一次谎话，你完全可以原谅他，教育他，决不会影响你对他的爱。
对于不美的人或事物，你可以爱。例如你的母亲可能长得比较丑，但是不会影响你对她的爱。
爱或不爱，并不决定于外界世界的特性，而是决定于你的内心，或你的感情。(三)爱是具有理智的情感。
费尔巴哈说：“理性、意志和情感(爱)是人的本质。”他是将爱和感情看成是同一件事。
应该说，感情与爱的含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感情中也包括仇恨、厌恶、嫉妒等负面的感情，而爱是一种正面感情，并且是最重要的正面感情。爱也不仅是感情，而是感情与理智的综合。
中国清代哲学家戴震(1723—1777)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孟子字义疏证》)也就是说，人是有既有理智，又有感情的。
人的感情有许多种。有些感情，不一定带有理智，例如喜悦，人见到一朵美丽的花卉，或听到早晨的鸟鸣声，会感到喜悦。这里并不要求有理智。又如厌恶，人见到一堆粪便，或听到烦人的噪音，会感到厌恶，这里也并不要求有理智。
但是有些感情是和理智结合的。例如尊敬，你对你父母和老师的尊敬，是含有理智的。因为你知道父母养育了你，老师教育了你。
爱，就是一种含有理智的感情。这是爱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夫妻之间的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爱。夫妻会共同生活几十年，在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的争执，不可能没有不同性格的冲突。但是，夫妻双方的理智会告诉他们，所有这些矛盾、争执和冲突，都只能以相互的宽容、相互的让步来对待，以维护夫妻之间的长远的爱。
因此，夫妻之间的爱就是含有理智的爱。
事实上，本书将要谈到，所有的爱，都是含有理智的。
即使是婴儿对母亲的依恋的爱，也有初级的理智，至少他(她)意识到从母亲怀里能得到温暖和乳汁。
有人也许认为，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是纯感情的。其实，一对热恋中的男女青年，如果真正相爱，就必然要有理智。如果缺乏理智，做出一些对自己、对方和社会都不负责任的事，例如殉情或情杀等，那只能是破坏了爱，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悲剧。(四)爱与所爱对象的关系。
下一章将专门讨论爱的对象问题，这里只能说：人类爱的对象十分广泛，有自我、子女、父母、情侣、配偶、同胞、大众、家乡、祖国、艺术、科学、事业、自由、自然、人类，等等。
讨论爱的含义，要求我们回答：爱与所爱对象是什么关系？
在前文“爱的含义”中，有“对所爱对象具有喜爱、关切、爱护，愿意为它奉献，以至于愿意与它融为一体的具有理智的情感”的语句。它的意思是：爱与所爱对象有不同层次或不同程度的关系。
1.喜爱。任何人对于他所爱的对象，首先是有喜爱的感觉或感情。父母天然地喜爱自己的子女。青年男女之间在产生爱情之前，首先必然要彼此喜爱。人们的爱家乡、爱祖国之心，首先来自对家乡的山水风土、祖国的美好河山的喜爱。
2.关切。在喜爱的基础上，你会对所爱对象产生关心。父母会关心子女的健康、成长、学习的进步等。恋人或夫妻之间会有体贴入微的关切。你会关心你家乡的发展、你祖国的进步。
3.爱护。如果你真的对该对象有了爱，你就不仅是关切，你还会尽你所能，给予所爱对象各种帮助。当所爱对象遇到困难时，例如你的孩子或配偶有病时，你会尽心地照顾。如果你有对于自然环境的爱，你一定会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自然以爱护，例如不任意折毁花木。
4.奉献。真正的爱，是愿意为所爱对象作出奉献的。当你的亲人(子女、父母、配偶)因疾病而需要输血或移植器官时，你会愿意奉献你自己的血液或器官。你会愿意为你所爱的祖国奉献你的智慧、辛劳，以至生命。
5.融合。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提到这样的故事：宙斯既要利用人类，又要控制人类。他想出的办法是将人都劈成两半，让人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因此男人要找女人，女人要找男人。当然这故事不是事实，但是它体现了一种思想：情侣或配偶都希望能与对方融合为一体。这种愿望可以认为是爱的最高境界。当你的爱达到最深的程度，都希望与所爱的对象融合为一体。(五)爱是一种生命力。
上述“爱的含义”中，最后提到了“生命力”。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生命力呢？
宇宙间物质的运动是由四种力推动的，即：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这是指的无生命世界。
在生命世界中，各种生物的活动也是力所推动的，这种推动生命活动的力，可以称为生命力。生命力的根本来源是太阳能(属于电磁力)，太阳能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为植物和动物的化学能。
对人类来说，人的各种本能性的欲望都会产生生命力，生命力驱动着人做出努力，去实现欲望。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在他的《性欲与文明》一书中说：“性冲动与饥饿时的觅食冲动是相类似的。在我们现行语言中还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字眼去表达这种相当于饥饿冲动的性冲动。在学术研究中我暂时以‘原欲’(libido，‘力比多’或‘性力’)一词来叫它。”“力比多”是弗洛伊德学派的著作中应用十分广泛的名词。按弗洛伊德的原意，它主要是指性冲动。弗洛伊德的继承学者——马尔库塞和弗罗姆等将力比多的含义，从性欲扩展到爱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性力”，是性冲动带动的生命力。根据对爱的特征的考察，我们可以将“爱”理解为由爱欲带动的生命力。
爱是一种生命力，这是爱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它和真、善、美相区别。真、善、美，虽然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但它们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它们本身并不是人内在的生命力。而人对真、善、美的爱，就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以推动人类进行不懈的努力，去追求或实现真、善、美。
前面提到，爱要对所爱对象进行爱护、帮助、照顾、奉献，这些都是要付出体力和心力的，是要付诸行动的；如果爱不是生命力，是做不到的。(六)爱是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
人的生命力有许多种。例如人有维持体温的生命力；有维持心跳的生命力；有走路或运动的生命力；有觅取食物的生命力；有追求并满足性欲的生命力等。但是只有爱这种生命力是有创造性的。
创造性是要创造出世界上原来没有的事物。人的生命力中，只有爱才有这种能力。例如将一个受精卵培育成为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的人，那就要依靠母爱、父爱、医生、护士的爱、老师的爱、社会的爱。
本书将要谈到，人类的一切文化、科学和艺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建筑等)，都是由哲学家、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画家、导演、演员、建筑师的对自己专业的热爱所创造。
柏拉图说：“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神奇的、无所不包的。”这是指爱的无穷而伟大的创造力。
因此，我们在“爱的含义”中说：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
理解了爱的含义，我们可以接着讨论爱的范围、爱的对象和爱的类别等问题。第二篇 爱有哪几种？
根据上述“爱的含义”，我们认为，爱的范围很广，爱的对象很多，因此，爱的类别也很多。
由于类别甚多，很难对爱加以分类。
如果根据爱的范围的大小来分类，大体上可以将爱分为五类；此外，还有一些文化类的爱的对象，它们无法以范围大小来分类。由此，我们将爱分为以下六类：
1.自我之爱。
2.家庭范围之爱——包括男女恋爱、夫妻之爱、对子女之爱、对父母之爱、手足之爱、亲戚之爱等。
3.小社会范围之爱——包括朋友之爱、同学之爱、师生之爱等。
4.大社会范围之爱——包括大众之爱、事业之爱、家乡之爱、祖国之爱、同胞之爱、人类之爱等。
5.自然之爱。
6.文化之爱——包括书籍之爱、哲学之爱、科学之爱、文学之爱、艺术之爱、业余之爱等。
以下对各种爱作一些简要剖析。要对自己好一点(自我之爱)
古希腊有一个神话，说的是一个名叫奈煞西施(Narcissism)的少年，他与他自身在泉水中的影子产生恋爱，天天茶饭不思，对着自己的影子诉情，最后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花，后人称之为水仙花。心理学家借用这个词，描绘一个人爱上自己的“自恋”现象。
自恋是一种精神性的病症。有些人虽然没有达到自恋的程度，但是有自恋的倾向。例如有人对自己估价过高，过于喜欢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有人对自己的名誉看得过重，别人稍有批评，就暴跳如雷；有人特别喜欢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等等。
自爱与自恋是不同的概念。自爱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美德。
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对自爱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自己跟别人一样也是我爱的对象。对自己生命、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爱的能力当中。”
弗罗姆的意见是正确的。
自爱的人必然能做到自尊、自重、自律和自强。
自爱包括对自己的身体与健康的爱，对自己的仪容的爱，对自己的学习和进步的爱，对自己的荣誉的爱，对自己家庭和亲人的爱，对自己的事业的爱，对自己的自由的爱。
你如果有对自己身体和健康的爱，你必然从少年到老年，都会注意锻炼身体；你也会少抽或不抽烟。你会远离一些有害于身体的恶习，如酗酒、吸毒、嫖娼等。
你如果有对自己的学习与进步的爱，你一定会珍惜每一堂课，认真听记老师的讲授；你会喜爱书籍，爱好阅读一些中外名著或其他有益的书。
你如果有对自己荣誉的爱，你当学生时，考试不会作弊；你走上工作岗位后，会忠于自己的职守，尽力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你一生都会注意品行和操守，决不去做损人利己的不光彩的事。
你爱自己，就必然会爱你的父母、伴侣(妻子或丈夫)和子女，因为是他(她)们给了你的生命、幸福和快乐。
你对于你自己的自由的爱，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说明自由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珍惜、爱护和追求自己在国家宪法允许范围内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择自由，居住自由、经营自由、创业自由等，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有几个与自爱有关的问题需要讨论。
(一)有人问：自爱是否与他爱(爱他人、爱大众)相矛盾呢？
不，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密切联系的。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基督教《圣经》说：“爱人如己。”
这些名言都说明，爱人是从爱己出发的，爱人是与爱己相结合的。
为什么爱人与爱己是结合的？原因是：
1.爱己和爱人都出于人的本性。
2.自己的成长、进步、生活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人(包括亲人、朋友)和社会的帮助；因此，你爱自己，必须要爱他人，爱大众。
3.一个人如果爱他人，爱大众，爱社会，他会感受到最大的幸福，他会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扩展和延续。相反，如果一个人只爱自己，对他人毫无感情，那么实际上他的生命的意义非常渺小，与动物相差不多。
(二)有人问：自爱和自私有什么区别？
自爱的人既爱自己，也爱他人，爱社会大众；而自私的人只爱自己，不爱他人和大众，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或大众的利益。
自爱应该肯定，自私不应给予肯定。但在不违反大众利益的前提下，顾及个人利益，不能称为自私。
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贪官污吏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不法商人，就是极端自私的人。这种严重的自私，必须予以否定。
(三)有人问：自爱与无私是不是有矛盾？似乎要求无私，就不可能要求自爱。对这个问题，首先要问：无私是值得普遍提倡的吗？
无私的爱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社会上有为他人、为社会、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人物和事迹，人们可以赞誉他们是无私的。
但无私并不是一个应该要求所有人都遵循的行为准则。
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人的本性，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每个人谋取自己的私利，会使全社会得益。近几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相反，完全否定个人利益的社会经济制度(如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都是滞后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曾经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大公无私”、“斗私批修”，不断批判“个人主义”。口头上鼓吹这种“社会主义道德”最积极的人，事实上却在“文革”中做了许多报私仇、泄私愤的事。全社会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结果，不论是干部、工人、农民，大家都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普遍地出工不出力，对经济发展、国家进步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要求所有的人“大公无私”，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一般情况下，在社会上不宜普遍性地提倡无私。
自爱，包括合法地谋取个人利益，应该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的认可。
(四)有人问：爱人和爱己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会有矛盾。遇到矛盾时，怎么办？
是的，爱人和爱己有时是有矛盾。例如在重大灾难面前，救了别人就不能救自己；又如在敌我斗争中被敌人捕获后，为了保护祖国或革命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自己。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理智地对待。在不损害他人和革命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例如见到有孩子落水，如果你会游泳，下水救人是应该的。但如果你不会游泳，那么盲目地下水救人，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合理的举动是尽力用竹杆救人，或尽力呼唤他人来帮助救人。
在革命斗争时期或在“文革”期间，有一些老革命家(如陈独秀、方志敏、李锐等)长期被关在监狱中，他们既不向强暴屈服，又注意锻炼身体，并且坚持写作，就非常值得人们敬佩。
在爱人和爱己无法兼顾时，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会选择爱人重于爱己，为了保护他人、为了维护祖国或革命利益而勇于牺牲自己。
南宋末期的文天祥，坚守民族气节，最后英勇就义，留下的诗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气”，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美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女情爱)
采用“情爱”这个名词，是强调它是爱的一种，与人们通常用的“爱情”、“恋爱”是一个意思。在下文中，三者通用。
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人类各种爱之中最原始的爱，是出于人的本性的爱。《孟子》中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
这里的“性”或“男女”，既有性欲的意思，也有情爱的意思。事实上，性欲和情爱很难严格分开。
柏拉图所提倡的纯精神性的爱，人间不能说没有，但是一般情况下，男女恋人之间的情爱，是有性爱或性欲因素的。
这种建立于性欲之上的雌雄间的亲密关系，在动物界就存在。
许多动物的性能力，大大超过人类。例如天牛，每天可以做爱9小时；雄性狮子在一天内可以性交86次。
但是地球上只有人类，在异性之间能产生浓烈的情感，即情爱。因此，情爱属于人类的本质特性。
在人类悠久的古代，歌颂人的爱情的诗篇非常多。
埃及文化比中国更早。埃及学家发现公元前1300年的莎草纸上的55首爱情诗，其中有一首《求婚对话》：没有女人比她更可爱，亮丽、完美。新年里一颗星星升起在天边，那是丰年吉兆。灿烂的色彩，勾魂魄于明眸流盼之间。她的嘴唇如有魔力，她的颈项长短相宜，她的乳房是造化的奇迹。
……
为求一抱我情愿做她的奴隶。
中国的《诗经》形成于西周(公元前1045—前771)到孔子的时代(公元前551—前479)。其中有许多描写爱情的诗歌，以《静女》为例：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诗的大意是：静雅的姑娘，在城头等我。她隐藏而不见，让我不安。她送我红色的管草，发着光辉，我很喜欢它。她从野外采来荑草送我，我感到实在很美。但不是因为花草的美，而因为是她的赠送。
这两首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诗，说明了人类的爱情，自古以来都是人所最珍贵的感情。
与人类其他的爱相比，爱情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爱情含有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爱，因此，它带给人最大的愉悦。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鲍萨尼亚的口说：“爱应当分为天上的爱和地下的爱。”她所谓“天上的爱”，是指精神的、高尚的爱；所谓“地下的爱”，是指身体的、世俗的爱。
在实际生活中，情爱既有精神的爱，又有身体的爱，两者是密切结合的。
这是情爱与其他的爱的基本区别。
上面那首埃及古诗，诗人将他的恋人比做亮丽而完美的星星，这是精神的爱；同时，他爱恋人的嘴唇、颈项和乳房，并且非常希望去拥抱她，这又是身体的爱。《静女》一诗中的爱，主要是精神的爱。中国的文学传统较为含蓄，除少数小说与戏曲外(如《金瓶梅》、《牡丹亭》等)，很少直接描写身体的爱。男女青年之间，在精神的爱和身体的爱两方面的结合中，享受到心灵上最大的愉悦。这种充满愉悦的两性的感情交融，是人间最美好的事物，是人类花园中最美丽的花朵。
(二)爱情是人间最浓烈的爱，往往达到生死与共的程度。
在“爱的含义”中提到：爱者愿意与所爱对象融合为一体。在情爱中，在男女的热恋中，这种心愿尤为突出。中外许多著名小说、戏剧、诗歌中都描述了这种感受。
中国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讲道：1500年前东晋时，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杭州相识相恋。梁山伯早逝后，祝英台违抗父命，拒绝嫁人，在山伯墓前痛哭。一时，风雨雷电交加，坟墓爆裂，英台跃入坟中，墓又合拢。风雨停止后，梁祝化为蝴蝶，蹁跹双舞。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讲的则是在英国维洛那城，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两人相爱后在神父帮助下秘密成婚。罗密欧在与朱丽叶的堂兄决斗中刺死了对方，被驱逐出城。朱丽叶为逃避父亲的逼嫁，在神父帮助下服药假死四天。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真死，潜回城中，在朱丽叶墓地服药而死。朱丽叶醒后悲痛地用短剑自杀，到天国继续两人的爱情。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不提倡恋人的殉情。但是，相爱者之间的生死与共、终身不离的感情，在人间是非常珍贵的。
(三)爱情是有选择性的，是出于内心的，是不能强制的。
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爱是没有选择性的。但男女之间的情爱完全是出于双方的内心和自愿，出于双方的自我选择，任何强制都是无效的。
情爱不同于婚姻，婚姻是可能被强制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时期，子女的婚姻由父母决定是很普遍的风俗或制度。这种强制性的婚姻，也有可能在婚后培养出爱情，但是也有可能始终培养不出爱情，后者就会造成双方一生的悲剧。
因为情爱是有选择性的，争取恋爱自由，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内涵。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后，争取恋爱与婚姻自由的斗争逐步地取得胜利，是社会进入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标志。
情爱的可选择性，使男女双方都能在较多的对象中选择自己的最爱，这是爱情有可能带给人们幸福的重要原因。
情爱的可选择性，同时也带来它的一定的不稳定性，带来移情别恋的可能性，从而也会造成悲剧。
(四)爱情的过程是曲折的，有时是艰难而痛苦的。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生理性的，是天然形成的；子女一诞生，就形成了这种恒定的关系。而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心理性的，是后天形成的；爱情关系的确立，往往要经过曲折的过程。
情爱可能会遇到的障碍非常多，有父母阻挠(如梁山伯和祝英台)、家族矛盾(如罗密欧和朱丽叶)、贫富差距、年龄或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不同，等等。克服爱情所遇到的阻力，有时非常艰难，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因为这个原因，爱情成为特别值得珍惜的人间感情，成为无数诗歌、小说、戏剧的主题。
(五)爱情能导致婚姻，但并不一定导致婚姻。
爱情的正常目的应该是婚姻。凡是产生爱情的双方，都会希望以婚姻为归宿。事实上，人类所以会有情爱这种天性，也是由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更好地达到繁育后代的目的。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爱情，而不能达到婚姻的情况非常多。《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巴金的著名小说《家》中，觉新和梅表姐的爱情、觉慧和鸣凤的爱情，都没有导致婚姻。
不能导致婚姻的爱情，是人间的最大悲剧。
在人类文明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中，都应当研究怎样“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的大问题。
讨论情爱或恋爱，不能不涉及与正常的男女恋爱相近似，而又有所不同的几种恋情。
1.婚外恋。
为什么会有婚外恋？婚外恋的原因是复杂的。
中国和外国在历史上，都有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婚姻一般由父母做主，父母更多地考虑家族或经济利益，因此婚姻中往往并不含有爱情。在这个背景下，婚外情倒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因此是值得同情的。
世界级文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就描写了这一类的婚外恋。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是一个地位显赫、醉心于功名的人物。他与安娜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安娜认识了年轻军官渥伦斯基，他和蔼、漂亮、沉静、果断，两人产生了爱情。但是婚外恋为社会所不同情、不支持，造成双方的极大痛苦。当渥伦斯基对安娜感情冷淡后，安娜决心卧轨自尽。
即使在现代社会，有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夫妻之间的爱情可能是长久的、终身的；但也可能是有时间性的，即经过若干年后，会失去原有的热情。在美国，一个较流行的说法是：结婚七八年后，恋情会衰退，而需要有所更新。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男女交往机会的增加，也增加了婚外恋的可能。
婚外恋并不一定触犯法律，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杜绝婚外恋。但从社会公德上讲，不应提倡或鼓励婚外恋，或在媒体上过多地宣传婚外恋。因为婚外恋是造成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离婚率有较快增长。根据成都市民政局的统计，2003年，成都每6对夫妇中，就有1对离婚；而从2004年至今，每3对夫妇结婚即有1对离婚。而离婚的原因中，30%是由于婚外恋。家庭破裂的最大受害者是孩子。孩子不能得到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父母之爱，因此而影响孩子的学习、影响孩子正常性格的形成，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爱的含义”中提到，爱是有理智的感情。婚姻之外有异性朋友是完全正常的，在与异性朋友的交往中产生感情，是很可能的，也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对家庭和孩子有责任心的人，会理智地控制与异性朋友间的感情，使它严格地限制在友情的范围之内，不让它发展到婚外恋。
2.同性恋。
同性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中国或外国的历史中，或在现实社会中，同性恋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查统计，同性恋在人群中的比例是4%～6%左右；中国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约有4000万同性恋者，占总人口比重也在3%以上。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风气都较普遍。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关于爱的讨论，就包括成年男人对男性少年的爱。中国南朝著名诗人沈约，写过一篇《忏悔文》，写的就是自己的同性恋。
中国古代用于描述同性恋的名词很多，有：分桃之癖、龙阳之宠、断袖之欢(这些名词，都来自同性恋的故事)、佞幸、男色、男风、娈童，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古代同性恋的普遍存在。
社会上往往将同性恋看成是一种变态行为，甚至看成是流氓行为。这种社会舆论对于同性恋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随着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有了更合理、更宽容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观点是：同性恋的原因主要是遗传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
对于双胞胎的遗传学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兄弟中若一人是同性恋者，那么另一人也会是同性恋者，几率高达50%以上。此项研究充分说明：同性恋确实和遗传有关。
当然，同性恋和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也有关。在特定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同性恋，例如军队中士兵之间的同性恋，当代中国农民工中的同性恋，中国古代内宫中的女性同性恋等。
1997年，中国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该“罪行”曾常常被用来惩处同性恋性行为。因此，这是中国同性恋的非刑事化的标志。
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这是中国同性恋的非病理化的标志。
因此，今天在中国，对于同性恋，既不能认为是流氓行为，也不能认为是精神不正常的行为。对于同性恋者，应该给予宽容和同情。
2006年，第7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由电影《断背山》导演李安获得，表明了国际电影界对《断背山》的充分肯定。而《断背山》就是以同性恋为主题的。
其故事大意是：1963年夏天，在美国怀俄明州断背山深处的牧场，两个到牧场打工的年轻人，杰克与恩尼斯，共同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日夜相处，在单调、艰苦而孤寂的生活中产生同性恋情。后来在世俗的压力下，他们两人分别都成了亲。四年后，两人重逢，炽热的恋情重新燃起。以后十多年，他们每年都外出相聚一次。恩尼斯的妻子发现了他俩的同性恋关系，决定与丈夫离婚。正在他们两人幻想着能终身相守时，杰克却意外身亡了。恩尼斯去杰克家悼念时，发现一件杰克在断背山时的衣服，一直没有洗过，留着杰克的气息。恩尼斯默默地将衣服带走了。《断背山》的故事虽然简单，但非常动人，使人不得不承认：同性恋者之间确实存在真正的爱情，与男女之间的爱情没有区别。
2000年，荷兰是第一个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国家。至今，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美国的部分州(麻州、加州等)都通过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并可领养孩子的法律。随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通过这样的法律是迟早的事。
20世纪艾滋病流行以来，人们发现男性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概率较高。因此，在艾滋病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之前，同性恋的行为已有减少。
3.早恋。
2009年1月1日的《扬子晚报》上登载了一个消息，四川省巴中市某小学一名11岁的五年级男生，喜欢同班一个女生。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100个“我爱你”，送给该女生，并写了几句话：“我希望天天看到你笑，这样我才会天天开心，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是早恋现象。
早恋是指在生理或心理上还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之间发生的恋爱现象。
男女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殖系统开始成熟，体内性激素分泌增多，这时会产生与异性交往的渴望，这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现象。部分少年，这种与异性交往的心情可能表现得特别强烈，就会出现早恋现象。
早恋不是心理疾病，也不是不道德的行为。对少年的早恋，不需要过多、过严的指责，而应该有所宽容，并给予正面的关心和引导。帮助他(她)们认识到：他(她)们还没有达到能够真正恋爱的年龄；帮助他(她)们自己将早恋的感情，引向男女同学间的正常的相互关心、相互学习；并可以与早恋的对象建立较深的友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夫妻之爱)
在现代社会之前的古代和近代，婚姻一般不是男女双方自愿决定的，而是由父母或家族所决定。这种婚姻制度下，夫妻之间也可能产生爱，也有可能并不产生爱。
现代社会中，一般情况下，婚姻都是在男女双方产生一定情爱后所缔结的，夫妻之间一般都会有爱。
夫妻之间的爱，用“恩爱”两字来表示，是很适合的。
在人类的各种爱之中，夫妻之爱是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爱。
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不少描写夫妻爱的诗篇。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寄给妻子的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诗人写作此诗的当时，自己在四川东川节度使的幕府中担任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他妻子留在长安。
这首诗朴实无华，却非常感人。诗人离开爱妻，一人远处四川。秋天的夜晚，阴雨连绵，寒风刺骨，他彻夜难眠，思念着远方的爱妻。盼望着将来与妻子相聚的一天，再来向爱妻诉说今天在四川的夜雨中思念爱妻的情景。
清代乾隆年间，有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浮生六记》，作者是沈复。这是一部描写夫妻之爱的十分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林语堂、俞平伯等的高度评价。林语堂将它翻译成英文，因此而世界闻名。
沈复，苏州人。他与表妹陈芸自幼互相倾慕。陈芸是一位美丽、聪明而贤惠的女子，刺绣精美，又能吟诗。两人在父母同意后，如愿结为夫妻。陈芸对长辈尊敬，对仆人和蔼。书中细致地描述了两人成婚后的床第之乐，描述两人一起读书吟诗、布置盆花、品尝食物、外出游玩等欢乐情景。
沈复因父亲挥金如土，家境变困。他以教书为生，生活艰辛。陈芸日夜代人绣佛经，贴补家用，因辛劳过度而导致疾病。又因一些细小的误会，使公婆对她不满，将他俩逐出家门。在沈复求职无门，生活最困难期间，陈芸千方百计为沈复筹划，从来没有怨言。后来，陈芸疾病加深，失血过多。她临终时，交代沈复的话，依然非常体贴：“如无力携妾骸骨归，不妨暂厝于此。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以奉双亲，抚养遗子，妾亦瞑目矣！”《浮生六记》让人们体会到夫妻之爱的愉悦和深久，值得人们无比珍惜。
夫妻之爱，为什么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爱？其原因有五：
(一)夫妻关系是在人的一生中维持时间最长、相处最密切的关系。
如果在20～30岁的年龄结婚，寿命在80岁以上，那么夫妻之爱就要维持50～60年以上。许多国家将结婚50年，称为金婚。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可以庆贺金婚的老人越来越多了。
同学或朋友间的友爱，也是值得珍惜的。但是人一生中的朋友一般有阶段性，如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工作单位的同事等。只有夫妻，一般来说，是终身不变的。
从两人相处的密切程度来说，任何其他关系，都不能和夫妻相比。即使是终身的朋友，其相处的亲密关系，也不可能超过夫妻。
夫妻间的相处，是日日夜夜的，包括日常生活的相处，如《浮生六记》中所描述的：一起读书吟诗、布置盆花、品尝食物、外出游玩等；也包括性生活的亲密、和谐的相处。
这种不间断的亲密相处，也有可能产生平淡无奇的感觉；但只要有夫妻间的深挚的爱，那么，这种平淡的、日常的关系，就有人间最温馨而持久的芬芳。
(二)夫妻共同享受生活中的一切成功和快乐。
你在工作或生活中得到了进步或成功后的快乐，是谁第一个与你分享？
只能是你的爱侣。《浮生六记》中，沈复善于插花。陈芸鼓励他说：你的插花可以说是“精妙入神”，但最好花丛中还有草虫。沈复说：虫会爬的，怎么让它们一直在花丛中呢？陈芸说：虫死后颜色是不变的。她用针将螳螂、蝴蝶刺死，安放在插花之中，看上去像活的一样。沈复非常高兴，其他人见到了也都称赞。
这个生动的描述说明，夫妻两人在平日的生活中，会有不少创造和成功的喜悦，也会有夫妻之间的互相赞许所带来的乐趣。
夫妻之间对事业发展、学习进步中的互相关心和鼓励，是人生的温暖和幸福，必然会加深夫妻间的爱情。
(三)夫妻共同承担生活中一切艰辛和痛苦。
人的一生中不会只有成功和快乐，必然也会遇到失败、艰辛和痛苦。这时候，最能给你安慰和鼓励就是你的爱侣。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政治运动不断。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遭受到迫害。他们所以能生存下来，他们的意志所以没有被完全摧毁，与他们和他们的爱侣之间的坚贞不屈的爱有很大关系。胡风和梅志的人生就是很好的事例。
胡风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曾担任左联宣传部长。
1933年时他31岁，结识了19岁的清纯而美丽的梅志，并结为夫妻。梅志是胡风生活上和事业上的最好助手，他们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
1955年，胡风和他的朋友，包括梅志，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他俩都被关入监狱。梅志坚信胡风无罪，拒绝与胡风“划清界限”；三个子女的上学都受到影响。1965年梅志因“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但胡风仍在四川监狱。梅志自愿留在四川劳改农场，就近照顾胡风。胡风曾一度精神失常，差些砍伤梅志。梅志曾经想死，但为了胡风、为了孩子，她坚强地活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胡风终于被释放出狱。梅志晚年写出《胡风传》等多部著作，受到大家的称颂和敬佩。
梅志和胡风的事迹，使我们感受到夫妻之爱在人生遭受巨大磨难时，所映射出来的金色光辉。
(四)共同的子女是夫妻之爱的最牢固的纽带。
在本书的第一章的“爱的含义”中指出：爱是“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
夫妻之爱的创造性，首先表现于夫妻所共同生育的子女。而这种创造性的生命力，正是人类得以长期延续的基础。
共同的子女必然能加强并巩固夫妻之爱。这是由于：①共同的子女使夫妻之间建立了间接的血缘关系。夫妻双方一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他(她)们分别和他们(她)共同所有的子女，具有血缘关系。当父亲看到他女儿的性格和自己很相似，坚定而果断；而她的容貌又非常像她母亲一样，俊秀美丽，父亲就在女儿身上见到了他和妻子间血缘上的融合。女儿的存在，必然会加深他对妻子的爱。②子女从初生，到儿童，到少年，直到成长成人，都有父母共同付出的日日夜夜的关注和辛劳；抚育子女的整个过程，增强了夫妻之间的爱。子女身体的成长、知识的进步、思想的成熟，以至成家立业，都会给父母带来最大的愉快。③对子女的爱是避免离婚的重要因素。夫妻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是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产生矛盾、产生隔阂，以至于离异。夫妻离异所带来的后果，首先是对子女的成长和心理的不利影响。对于感情没有完全破裂的夫妻来说，出于对子女幸福的考虑，往往是使离婚得以避免，婚姻得到巩固，夫妻之爱得到重温的主要原因。
(五)老年夫妻之爱是老年幸福的最大保证。
夫妻之爱随着进入老年而愈来愈加深。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已经成家，又忙于工作，不可能经常在父母身边。老年夫妻成为最亲密的伴侣，他们互相照应着日益衰老的躯体；他们很可能会有共同的爱好(看电视、看书、书画等)；他们有几十年的共同回忆，因此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如果有人问：什么是老年的最大幸福？许多人都会回答：是夫妻之爱。
正因为夫妻之爱所维持的时间很长，它难免会是曲折的，是有可能面临破裂的。怎样维护夫妻之爱，是关系到人的一生幸福的重要问题。
为了维护夫妻之间的爱，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充分认识夫妻之爱是人间最大幸福，值得珍惜。
什么是人间最大幸福？是财产吗？是名利吗？都不是。你可能有亿万资产，你可能是省部级高官，你可能是科学院院士，而如果你没有夫妻之爱，夫妻之间长期地冷若冰霜，吵架不休，互相猜疑，你有幸福吗？相反，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农民，而你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有困难时共同克服，有病痛时互相照应，难道你不感到这是人间最大幸福吗？
因此，你应该珍惜夫妻之爱，培育它，爱护它，维护它，在任何情况下，不让它受到损害。
(二)夫妻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
夫妻两人，可能因家庭出身不同、个性遗传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或职业不同，会有脾气性格、文化素养、情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但既然结为夫妻，就应该互相尊重和理解。
胡适是中国著名的大学者，在他的时代包办婚姻是主流。他的妻子江冬秀虽出身名门，本人却是文化不高的小脚女人。胡适在美国和中国曾经有过几次与女友的恋情，但胡适都是适可而止，而与他夫人终身不离。夫人爱好玩麻将，胡适爱好读书，他们互相尊重对方的情趣，始终和睦相爱。夫妻间的“相敬如宾”、“白头到老”，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因此胡适既是西方文化的积极提倡者，又是中国文化的忠实实行者。
(三)夫妻间的互相宽容和谅解。
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对配偶的缺点(例如性情急躁、生活马虎等)或错误(不论是生活上或工作上的)都要宽容和谅解。
对夫妻来说，性生活的不和谐是影响感情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充分的耐心和热情的帮助，性生活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夫妻之间最大的考验来自第三者。只要夫妻是有感情基础的，第三者问题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对配偶一时的感情偏移，宽容是最好的化解方法。
现代社会中，如果夫妻的感情真正已经破裂，离婚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夫妻之爱是人间最值得珍惜的爱，我们尽可能不要轻易地去损害它，放弃它。这样对夫妻双方和子女，都是幸福的保障。世上只有妈妈好(对子女之爱)
唐代诗人孟郊有一首著名的诗——《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感人肺腑地描述了母爱。母亲深夜为将要远行的儿子缝织棉衣。
天将寒了，母亲担心儿子不能早日归来，因此低着头，弯着腰，一针一针密密地缝，不让儿子在外受寒。母亲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着对儿子的关爱。诗的最后两句，是儿子的感叹。母亲的慈爱像是春天的阳光，它照暖了大地，抚育着万千小草，让它们生长起来。太阳给予了小草生命，而小草很难能报答太阳的恩惠。子女也很难能报答父母的恩惠。
是的，母爱和父爱都是人间最神圣、最难以回报的爱。
我有一个美丽、聪慧、贤惠的母亲，她在7年时间内连续生了4个儿子。
我在7岁时，母亲因肺结核病而去世，年仅32岁。在她临终前，要我到她病床前去见她，她苍白的脸庞、慈祥的目光，充满着殷切的期望。但她因肺结核的传染性，不能拥抱我，甚至不能抚握我的手。这个情景使我终生难忘。我在成长中，经常会想到，是连续性的生育，损害了她的健康。她是为了我们几个儿子，而过早离开人世的。母亲这样的恩惠，我们怎样报答呢？
世界上有母亲和父亲，就有母爱和父爱。每个家庭都有母爱和父爱的故事。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抢救人员发现一个已死的妇女。她双膝跪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在她身体下面，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因母亲的庇护，还安静地睡着。救援人员在包着孩子的被子里，发现一部手机，上面留着母亲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不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他对他弱智儿子的父爱也非常感人。阿四是他最小的儿子，自幼患癫痫病，生活难以自理。谢晋天天为他洗脸、刮胡子。阿四头发长了，他不让理发师剪头，谢晋就自己学理发，亲自给儿子剃头。为了给阿四增加营养，谢晋学会了磨豆浆；他自己加黄豆，教儿子推石磨。谢晋在最后的岁月里，最不放心的就是他的儿子。
父母对子女的爱包含着多种含义：
(一)血脉之爱：现代科学已经阐明，子女的DNA完全是父母双方的DNA所组成。这种血缘关系，是任何力量不能割断的。父母不管懂不懂遗传学，都会知道子女是他(她)的血脉所生，他们对子女的感情来自人的最根本的本性。
(二)抚育之爱：子女在出生之前，母亲就在自己的子宫中加以滋养。子女出生之后，父母对子女共同进行抚育。在孩子成年之前，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衣着、食物、医疗、教育负有全责。子女成年前的抚育，倾注了父母无数心血和无穷的爱。在子女成年之后，父母还继续操心子女的学业、工作和成家。
(三)相处之爱：人在相处中产生爱。在人的成长最初十多年中，父母和子女有最密切的相处。父母听到子女第一声呼唤和说的第一句话；见到子女走的第一步路。在日日夜夜的相处中，他们培育了对子女深厚的爱。
(四)希望之爱：父母并不要求子女飞黄腾达，但对子女会寄以希望，希望子女成长为健康的人、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对父母来说，子女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他们在子女身上，感受到生命的久远和永恒。
与人间其他的爱相比拟，父母的爱有许多特色：
(一)父母之爱是无条件和没有选择的。不管子女是聪明，或是笨拙；是俊美，或是丑陋；即使是弱智，是残疾，父母都会毫不迟疑地给予爱。
(二)父母之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愿意出于对子女的爱，付出他们所能付出的一切。如果需要输血或器官移植，他们是不会犹豫的；但是他们并不要求子女的回报。特别在现代社会，父母一般不会要求或依靠子女来养老。
(三)父母之爱是永恒的。夫妻有可能离异；朋友有可能因观点分歧而分离；而父母对子女，永远没有离异和分离的一天。即使观点不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不会断。
除了父母对子女之爱，祖辈对孙辈的爱(隔代爱)也是人间一种非常值得珍贵的情感。
隔代爱包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对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爱。在当代社会中，隔代爱处处可见。许多小学生或初中生在作文中，会深情地描述祖父或外婆对自己的爱。
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丽有一部著名小说《海蒂》，描述了一个五岁的女孩——海蒂，和她的居住在山上的性情孤僻的祖父之间所产生的感人的爱。
我的岳母有4个女儿，1个儿子。她的第三代(孙子女、外孙子女)有11个之多。他们都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生，正是“文革”前后的艰辛和动乱的年代。孩子们父母的工作或政治运动的压力很大，生活条件又差，照顾孩子的重担都落在我岳母身上。孩子们幼小时，她要用奶瓶喂奶；她要精打细算，照顾孩子们的三顿饭；孩子们衣服破了，她深夜戴着老花眼镜缝补；孩子们长大了，她踩着小脚，牵着孩子们去上幼儿园……她年轻时秀美的脸庞在几十年带养孙辈的辛劳中，慢慢衰老。1990年她因劳累过度和肺癌去世。她伟大的慈爱永远深刻在她的儿孙心中。
隔代爱是双亲爱的延续，它与双亲爱有同样的特点。它是无条件和没有选择的；它是不要求任何回报的；它是永恒而不变的。
在中国的现代社会，隔代爱显得特别珍贵。因为：
(一)现代紧张的社会生活，使孩子的父母工作十分繁忙，祖父母、外公婆却有较多空闲时间照顾孩子。幼儿园或小学、初中下午放学时，在校门口接孩子的大多是祖父母或外公婆。
(二)父母对子女有直接的教育责任。祖父母、外公婆与孩子的关系比较超脱，因此，孩子们更愿意与祖父母、外公婆相处，拘束较少，隔代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三)父母的工作担子重，业余时间需要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祖父母、外公婆没有工作担子，不再受专业的限制，他们有时间看看孩子们喜欢的童话或漫画书，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者和孩子们一起玩电子游戏。
在中国，许多家庭是三代人同居一屋，隔代爱显得愈加重要。百善孝为先(对父母之爱)
人与人之间的爱，一般都是相互的。男女之间的情爱、夫妻之间的恩爱，都是相互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也是相互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之爱(本书称为孝爱)，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有许多子女对父母之爱的诗篇，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寥莪》。“劬”(qu)，劳苦。)
父母养育子女，付出无穷的辛劳。这一首诗中的“哀哀父母！”，是子女出于对父母之爱的深切感叹。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诗经·寥莪》。“怙”、“恃”，均意依靠。)
子女幼小时，一切都要依赖于父母。没有父母，子女无以生存和成长。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生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诗经·寥莪》。“鞠”，养育。“拊”，同“抚”。“畜”，喜爱。“顾”，照顾。“复”，反复看我。“腹”，怀抱。)
这首诗动人地表达了子女心中的父母形象。子女想到：在自己的婴儿和儿童时期，父母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反反复复地照顾我、进进出出都怀抱着我。父母的深厚恩情，子女永生都不会忘记。
中国古代还有许多传说或戏曲，描述了子女对父母之爱，著名的有《目连救母》。
佛陀的大弟子目连的父母亲都去世了。父亲因为善行而升了天堂；母亲却因某些佛教看来不善的行为(如在佛前吃了荤食)而降到地狱。目连深爱他的母亲，他看到母亲在地狱中受尽煎熬，非常痛苦，他决心要拯救母亲。他要求佛祖指点他怎样能救出母亲。佛祖告诉他，只靠他一人办不到，要在七月十五日，为各地出家人准备百味五果，供养他们。这样才能集合所有僧侣众神的威力，向佛祖求情，可以救出你母亲，还能普度其他人的父母。目连遵照佛祖的指点，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将母亲救出苦海。
这也是佛教中“盂兰盆”法会的来历。
目连救母的精神，表达了人类社会中，子女对父母的深挚的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有很高的位置。孔子的学生曾子，有一本《孝经》的专著，被列入儒家的经典。
孝道和我们所讨论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是有密切联系的。
孔子说：“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中庸》19章)
可见，按孔子的观点，对双亲的爱，是孝道的基础。
当然，儒家的“孝”，不仅只是对父母的爱；或者说，不只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它还是政治学的概念，是一个治国的理念，所谓“孝治天下”。儒家思想中，“孝”与“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孟子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孟子·告子下》)
如果将忠于皇帝，改换成忠于国家和人民，那么，在家孝于父母，在国忠于人民，这种改造过的儒家理念仍然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中所包含的对父母之爱，即使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伦理价值。孝道，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积极意义的。
有人描述美国社会是：年轻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
意思是说，老年人在美国非常孤独而痛苦。而中国人，即使在异国他乡，子女始终重视对父母的关切，或者愿意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或者经常地去看望父母，使父母在老年时能得到子女亲情的慰藉。这种家庭的和睦关系是中国人值得珍惜的文化传统。
子女对父母之爱，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血缘之爱、创生之爱。
人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动物，人类对于自己的创生者，都必然会怀有深深的爱。基督教的信徒热爱上帝，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是人类的创生者。
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每个人的DNA决定了他(她)的体质、容貌、智力、性格、疾病等特征，而每个人的DNA都是由父母双方的DNA所组成。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父母是每个人真正的创生者。因此，全世界的人都会从内心深处热爱自己的父母。
子女由父母所生，因此，对父母之爱，是人的天性。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孟子·尽心上》)
(二)亲情之爱。
正如前引诗经中的诗歌所描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子女在人生的最早十几年中，完全是依靠父母而成长的。子女依靠母亲的乳汁喂养，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依靠父母的搀扶而能走路，依靠父母的开导而学会讲话，依靠父母的帮助而获得最初的知识。在这十几年中，子女和父母自然地建立了深厚的亲情。这种亲情是任何其他人间感情所不能代替的。
(三)感恩之爱。
每个人对于有恩于自己者，都会有感恩之爱。清代朱有纯编的《朱子家训》中有一句话，被流传很广，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意思是，一分的恩情，要以十分来回报。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朱自清有一篇十分有名的散文——《背影》，写的就是他对于父亲的感恩之爱。散文描述说：父亲已经年迈，身体又胖。父亲送我(作者)上火车后，想到要为儿子买些橘子。我看到他买来橘子后，要将橘子送到火车上给我，“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当然，作者不是只因为父亲为自己买橘子而感动，他想到父亲一生为子女付出的辛劳，而现在已经年老体衰，他不由地流泪了。
子女对父母付出的爱，是父母晚年最好的慰藉，同时也是子女莫大的幸福。同胞手足一世情(手足之爱)
兄弟姐妹的关系，中国人称为同胞手足关系。这个称呼颇为贴切，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血脉相连，与一个人的两手之间、两足之间或手和足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
中国传统文化对手足关系十分重视。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孝”是与父母的关系，“弟”就是与兄弟的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不少描述兄弟之爱的佳作。如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有兄弟五人，姐妹二人。写此诗时，诗人年仅十七岁。一人离家外出(可能在长安谋取功名)，举目无亲。在重阳节日中，他非常想念亲人，而他最想念的是他的兄弟姐妹们，想到他们在登山游玩时，大家都佩插香花(茱萸)，饮菊花酒，而独独地少了他自己，他们一定会非常想念自己。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和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充满眷恋的心情。
宋代文豪苏轼和苏彻兄弟两人，一生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在许多诗词中表达了两人的深情。
嘉祐六年(1061)初冬，苏轼出任凤翔(今陕西西部)判官(州府官员)；苏彻留在京城(今开封)侍奉父亲。苏彻送他兄嫂出行，骑着马走了一百多里，在郑州西门话别。苏轼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兄弟分别后，苏轼回头张望，隔着山垄，只见弟弟的黑色帽子时隐时显。
那时天色已晚，哥哥担心弟弟孤身一人，骑马回去，衣服单薄，会受凉。
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府。中秋节的夜晚，明月当空，他想念着弟弟苏彻，写下一首著名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的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意思是：但愿我们都能活得长久，虽然相隔千里，每年能在中秋之夜，共同欣赏这皎洁的月亮(婵娟)。
苏轼于1101年去世(64岁)，根据他的遗愿，他被葬在中州(今河南省)嵩山之南。此处背靠奇峰，面临清溪，环境优美。苏彻1112年去世后，也同葬于此。
王维和苏轼的著名诗词，充分表达了人间兄弟手足之爱所达到的深度。
手足之爱，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同胞血缘之爱。
同卵生殖的孪生兄弟之间的DNA，是100%相同的。兄弟姐妹之间DNA吻合程度也在99%以上。兄弟姐妹，或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他们的血缘关系都非常密切。这种关系使他们在内心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亲密感，使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是天生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幼时伴侣之爱。
兄弟姐妹一般情况下，在幼年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中，他们是儿童到少年时期最亲密的伴侣。幼年时，他们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学习。即使到了中年或老年，他仍然会保留着幼年时期的共同的温馨的回忆。由于是同父同母所生，他们在性格上、爱好上会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这些都会加深他们感情。
(三)共同责任之爱。
当他(她)成长后，或在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后，尽管他们很可能分别住在不同街道、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但他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即关心他们的共同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这种共同的责任使他(她)必然会始终愿意共同地为父母或其他手足付出自己的爱心。
手足之爱，或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感情，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值得人们珍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爱)
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除家庭外，还要广泛地与社会接触。社会有广义的大社会和狭义的小社会之分。大社会指的是大众、人民、民族、国家、世界、人类等。小社会指的是每个人直接接触的周围人群，例如学校中的老师和同学，医院中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同一居住区的邻居，工作单位中的同事，同一专业的同行，等等。在这些小社会中，人们亲密相处，必然也会产生感情和爱。
由于本书的篇幅限制，这里选择与每个人的人生关系重大的两种爱：师生之爱和朋友之爱，加以论述。
一个人的成长中，除了父母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师。老师不但传授给你各种知识，同时也传授给你做人的道德和品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老师有特别的尊重。中国古人说：“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太公家教》)，都表示中国人对老师的高度尊重。
对老师的爱，也可以称为“师爱”。
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关系，是说明师生之爱的极好的例子。在《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叙述。孔子对弟子的爱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他深刻了解各个弟子的优点和特长，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
例如对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称赞了颜回在贫困的生活中保持乐观的精神。对闵子骞，他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意思是：闵子骞真孝顺啊！人们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对子游，“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孔子认为子游的特长是在文学方面。
(二)他的教育是针对性的，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导。
例如对子路，他说：“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孔子设礼稍诱子路。”意思是，子路的性格直爽而粗犷好斗，孔子用礼节慢慢地诱导子路。
孔子对不同弟子问的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有下面的事例：求问孔子：“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其大意是：子有(冉求)问孔子：“听到应做的事，就立即去做吗？”孔子说：“对，立即去做。”子路(仲由)问同一问题，孔子却说：“有父亲兄长在，怎么能听到就做呢？”另一学生子华感到奇怪，问：“为何问题相同，而回答不同？”孔子说：“子有做事多虑退缩，所以我要激励他；子路做事有两个人的胆量，所以我要抑止他。”
这件事说明，孔子对于学生的教育非常细致而深入，他会考虑不同学生的性格和优缺点。
(三)他非常重视教导弟子怎样做人。
他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思是：你要做道德高尚的读书人，不要做道德低下的读书人。
(四)他对弟子的生活也十分关怀，并给予安慰。
伯牛得了难治的病。孔子去问候，说：“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意思是：这样好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真是命啊！
(五)他对于弟子服务于社会或国家寄以厚望。
孔子很称赞子贱(宓不齐)的治理政治的才能，说：“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意思是：可惜不齐治理的地方太小了，治理更大的地方也会差不多的。
由于孔子对弟子的关爱和教导，弟子们对于孔子也非常尊敬和爱戴。
公元前489年，在孔子带领多个弟子周游列国期间，楚庄王拟聘请孔子去楚国。陈国和蔡国(今河南省淮阳和上蔡地区)的国君害怕孔子受聘楚国不利于本国，派兵将孔子和他的弟子围困起来。
在受困的七日内，断绝了粮食。弟子们尽心尽力，寻找食物，到湖中捉鱼，到田野采集嫩草煮食，帮助老师共渡难关。当得到一些食物时，都要让老师先吃。而在这七天中，他们继续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安葬在曲阜家乡。弟子闵损、冉雍、冉求、颜路、曾点、漆雕开等都来送葬，并且按照孔子的“应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教导(“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弟子们像对待父母一样，为孔子守墓三年。子贡是孔子弟子中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成就很大的人。孔子死后，他从江南千里赶来奔丧。其他弟子三年后离去后，他继续守墓三年。他将南方的稀有珍木移植在老师墓旁，以寄托他对老师的一片深情。
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师生之爱的例子，以及古今中外许多其他例子，包括人们亲自体验的师生关系，可以理解师生之爱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师生之爱是精神性的。
老师所能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二是精神的感化。两者都是精神性的。这是师生之爱与父母子女之爱的重要区别。
后者主要是血缘性的、生活性的、亲情性的。
孔子当年向学生讲授的是六经：《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乐记》。这是知识的传授。
孔子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品德的教育，教导他们怎样做人。《论语》中的名句大多是这一方面的。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当代社会，学校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主要是知识。小学到中学，老师向学生传授的是人类自古至今所积累的文化精华与科学知识，人类的文明事实上就是依靠老师的传授而代代继承。
到了大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老师所传授的有一部分是老师自己所特有的学术积累，其中老师的学术见解或学术造诣是非常宝贵的。这一部分知识是学生从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近一两百年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哲学，影响深远的学术进步，很多是依靠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对学生的代代传授而取得的。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老师的治学态度、处世原则和做人精神，也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陈独秀的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战斗精神；胡适的崇尚自由、民主的精神；竺可桢的求是精神；陈寅恪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但影响了他们当年的学生，并且影响了全中国几代青年。
(二)师生之爱影响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的成就和品德，究竟是受谁的影响最大。当然各人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会承认，是受老师的影响最大。
孔子的弟子中，有许多位后来都有突出的成就，例如曾参，他写作的《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儒家孝道的著作，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曾子的《孝经》，则完全是继承孔子学说的。
我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1907—1983)，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他早期在英国和美国求学时，师从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他的研究成就已经接近当时理论物理学的前沿水平。他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因此，他没有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充分地发挥他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他的几位学生，都不忘记他的教育和影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训练。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分不开。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在“文革”时期，束星北正在山东劳动改造，过着非人的生活。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总理希望他为中国引进人才。李政道说：“中国国内就有人才。”他向周总理当面推荐了他的恩师束星北。李政道对老师的敬爱和推荐，为束星北初步摆脱困境，回到科研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危难中的师生之爱。
师生之爱不只是体现在知识的传授，在人生的不同环境中都会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师生之爱发挥出灿烂的光芒。
笔者于1946—1948年间，求学于浙江大学，亲自体验了当年该校师生之爱的动人事迹。
1947年10月25日，杭州的国民党特务抓捕了包括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内的四名进步学生。29日，于子三被杀害于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于子三的被害激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声讨反动当局的暴行。在浙大的这场斗争中，许多位老师支持正义，表现出对学生的深情爱护。
当时反动当局为了掩饰罪行，谎称于子三是自杀身亡。于子三是自杀还是被杀？成为这一场斗争的焦点。深受全校师生敬爱的竺可桢校长，尽管年事已高，也亲自去监狱视察，悲痛地见到于子三的遗体后，一时昏厥；苏醒后，他毅然拒绝在于子三自杀的证书上签字，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竺校长的立场，在当时无疑会招致反动当局的严重不满。但竺校长为了维护自己学生以生命所维护的气节和名誉，丝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
第二年1月4日，浙大学生准备为子三出殡，在学校广场集合。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流氓、打手冲进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就在学生被动挨打的时候，体育老师舒鸿教授站在广场一角，振臂高呼：“他们跑进学校来打我们，我们还不把他们抓住吗？”他的唤声，提醒了学生们，大家群起反击，终于挫败了流氓们的暴行。
子三是浙大农学院学生。农学院院长、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教授(也是笔者的导师)，一直对子三十分器重，将他看作自己的好学生。平时他对学生的爱国活动是抱着中立立场，并不特别支持，这更多地从学生的学业考虑。
但在“一·四”暴行后，他代表竺校长突破军警的封锁，前往南京汇报事件真相。他在火车上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了杭州当局策划的暴行。蔡老师的谈话，立即通过报纸传遍国内外，对于推动那场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有很大影响。
竺可桢、舒鸿、蔡邦华是浙大老师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言行，代表了浙大绝大多数老师。他们在学生遭受迫害的危难时期，显示出珍贵的对学生的钟爱之情。
(四)广义的师生之爱。
师生之爱并不限制在学校之内，老师的概念也不限制于亲自给你讲课的师长。凡是在学术上、思想上、人品上给予你较大影响的人，都应该是你的老师。
我在离休之后，出于年轻时就有对哲学的爱好，认真研读了古今中外的哲学书籍。在我总结中外哲学，酝酿自己的“综合哲学”的思想体系时，我发现，孔子就是自己最好的导师。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这一句话，正是综合哲学的最精辟的概括。综合哲学的主导思想是：世界万物都是由不同组分所组成的综合体。不同组分在同一个综合体中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和谐并进地得到发展。
孔子生活在2500年之前，我难以想象他的音容笑貌，但是他的道德人品，他对于弟子们的谆谆教诲，他的思维的睿智和深刻，使我由衷地将他认作了自己终身的导师。
一个人的老师，并不限制于国内。
在哲学思想上，我最景仰的老师，除孔子外，就是康德。康德(1724—1804)一生完全在书斋中度过，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他通过一生对科学和哲学的深入思辨，写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不朽名著，将西方哲学推向高峰。他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所提出的观念是：“在最严谨的理论上仍然可以成立的命题是：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继续向前。”(引自康德：《重题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我认为，康德的观点，是至今为止，学术界所提出的人类与世界的最合理、最可能的未来发展前景。
如果说，好老师会影响你的一生，那么，我必须承认，孔子和康德，这两位中国和外国的哲人，他们的思想，必将影响我的余生。
总之，师生之爱，广泛地存在于你的周围，存在于你的书斋之中。每个人都会永远记得并感谢自己所敬爱的老师，因为是他们，引导着你的人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之爱)
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确，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是人生中很大的愉悦。
一个人可以有许多朋友，包括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同学，在革命运动或战争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工作单位中的同事，同一专业领域中的同行等。不同的朋友会有不同的感情层次，有的只是一般的交情，有的有较深的交情。
能说有“朋友之爱”的，或有很深的感情的朋友，一般是不多的。
朋友之间是否可能有很深的感情，以至达到“朋友之爱”的程度呢？应该说是有的。下面以古代和近代中外著名的友爱事例来说明。
白居易(772—846)，河南新郑人；元稹(779—831)，河南河内人。两人年轻时在洛阳科考时相识。相识前他们就已经互相仰慕对方的诗才；相识后，缔结了几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
元、白友谊建立在两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和特有相同的诗歌观点之上。
唐代中叶，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兴起了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他们的诗歌创作，重视通俗化和写实化，主张以浅切、顺畅的语言直接反映现实。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三千多首诗，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少有。他的最成功的诗篇是《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秦中吟》等。
元稹也有很高的诗歌成就，他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和《长恨歌》齐名。他擅长写男女爱情，其悼亡妻子的《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元、白友谊除了诗歌观相同外，他们两人在为人和从政风格上也十分相似，以致有相似的政治遭遇。
唐元和三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官)。他的谏书往往得罪掌权的宰相、宦官，甚至有时得罪皇帝。他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白居易极为气愤，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行为僭越，将他贬为江州(今九江)司马。
元稹的性格也是刚毅正直。元和四年，他担任监察御史。后因触犯宦官权贵，被贬到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任士曹参军(州府官员)；后被贬到远处四川通州任司马。
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和为人品格上的相似，白居易和元稹两人缔结了非常感人的终身友情。他们的友谊通过许多动人的诗歌表达出来。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谪居江州，元稹贬官通州(今四川达川)，两地相隔千里。一天，白居易清晨起床，写了一首诗：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诗人清晨思念朋友，悲痛惆怅。诗人在内心询问朋友：昨夜你在千里之外，因何事而想念我，使我在梦中见到了你？
元稹收到白居易的诗后，赋诗道：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元稹收到诗时正在患病，他感念友人的怜爱，感谢友人在梦中与他相见。
只可惜他自己重病在身，心神恍惚，梦见的全是些毫不相干的闲人，想在梦中与友人相见而偏偏不能！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体会到白居易和元稹两位诗人的刻骨铭心的朋友之爱！
朋友之爱的近代事例是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
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创始人，而他们两人间的友谊也非常动人。
他们之间的友谊，来源于他们对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观点一致，对于世界的未来有共同的信仰，在理论创作和革命实践中的相互间无私的支持。
由于谋生的需要，他们长期分居两地。马克思居住在伦敦，利用大英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经济学研究。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任职。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学识与理论十分景仰，在1844—1883年的四十年中，他给予马克思多方面的帮助：
经济生活上的帮助。当时马克思的生活非常穷困，有时一家陷于挨饿的境地，只能以面包和土豆充饥。恩格斯承担起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重担。尽管他是一个学者，不喜欢从事商业，但为了能支持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他不得不在公司里任职，每个月都寄钱给马克思。1851—1869年的18年间，恩格斯共汇款给马克思3121英镑，使马克思能专心地从事《资本论》的写作。
理论创作上的支持。恩格斯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之前，20多岁他就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而他意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就甘心担任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助手。《纽约每日论坛报》邀请马克思担任该报驻英国的通讯员。但马克思当时的英文还不熟练，恩格斯就帮助马克思写稿。该报发表的论文中，有120篇用的是马克思的名义，但却是恩格斯写作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遇到重大问题，都与恩格斯共同讨论。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而只署马克思一人的名字。
政治斗争中的协同。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他们两人共同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普鲁士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迫害的罪恶目的。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成为国际的实际领导人，恩格斯经常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为“国际”撰写重要文件。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为创建“第二国际”和推进工人阶级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白居易和元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厚友谊中，我们对于朋友之爱，可以有如下的理解：
(一)朋友之爱要高于一般的朋友关系。你可以有一百个朋友，而称得上建立朋友之爱的朋友，可能只有一两个，最多三四个。
(二)朋友之爱通常建立在共同的人生理念、政治思想、专业或业余爱好基础之上。没有相似或相同的理想、理念和爱好，不可能建立朋友之爱。
(三)称得上有朋友之爱的朋友，当对方有成功时，必然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当对方遇到困难时，必然会尽自己之所能，给予不寻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有时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也会在所不惜，如恩格斯对待马克思那样。
(四)有朋友之爱的朋友之间，会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也会宽容对方的缺点和失误。
(五)在家庭亲情之外，朋友之爱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会带给你无比幸福的感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众之爱)
人除了自爱和在家庭范围内之爱外，还有在更大范围内的爱，如对大众、事业、国家和人类的爱。
人对他人和大众之爱，应当说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提倡的“仁”，就是指对他人和大众的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是：“仁就是爱人。”
孔子这里所讲的“人”，是指他人，或大众，而不仅是指家人、亲人。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他是在要求人们像爱护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一样，爱护他人的父母、子女。
孟子的这种思想，就是孔子的仁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他的意思是：人们应该互相爱护，使各方都能得到利益。
由此可知，对大众的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悠久传统。
在中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热爱大众的杰出人物，有鞠躬尽瘁、毕生为民众谋求福祉的政治家(夏禹、范仲淹、华盛顿、林肯、孙中山、周恩来等)，有深怀爱民情怀的文学家(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还有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医学家、农学家等。
现以中国唐代诗圣杜甫和开创护理事业的英国护士南丁格尔为例，说明这种高尚的对大众之爱。
杜甫(710—770)出生于河南巩县，他在35岁前，在江南和齐鲁大地游历，结识了李白等好友。从35岁到44岁，他居住在长安，奔走于权贵之门，但一直遭受冷遇，生活贫困。这时正值唐玄宗后期的天宝年间，社会贫富悬殊，底层民众生活非常穷困。后来又发生历时八年之久(755—763)的“安史之乱”，民众深受兵役与战祸之苦。这期间的756年，长安陷落，杜甫被叛军所俘，后冒险逃出。杜甫的切身经历，使他对民众的疾苦怀有深厚的同情，他写出了多篇不朽的诗作，有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他48岁后，来到成都，在友人严武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盖了一座草堂，算是有一个安身之处。768年，因思念家乡，杜甫乘舟出川，却又遇战乱。770年，他在去岳阳的船上病故。
杜甫7岁就开始写诗，15岁时，他的诗作已经名扬洛阳；他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保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歌，不但数量多，并且在质量上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
杜甫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充溢在他诗歌中的对人民大众的深切关怀和浓厚感情。以他的《垂老别》为例：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乾。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诗歌内容是一个应征上战场的老人向他的相依为命的老妻的告别语。
这首诗深刻地描绘了残酷战乱和人民苦难的情景。老人的儿子和孙子都已经在战争中阵亡，剩下这些垂死的老人，也被迫去战场。老妻体衰而有病，只能卧倒在地上啼哭。衣服单薄，抵不住寒风。夫妻两人都知道离别后必定不能回归，老妻还要叮嘱丈夫要吃好，注意身体。这是何等的人间悲剧！诗人还概括了更大范围的悲惨：“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满山遍野都是死尸和鲜血！
诗人如果没有对民众的深厚感情，决不能写出这样感天动地的诗句。
杜甫在诗歌中表达的对人民大众的关怀和热爱，感染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优秀士大夫和知识分子。
宋代范仲淹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清代郑板桥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现代鲁迅写道：“冷眉横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些名句，都与杜甫悲天悯人、关怀大众的情怀是一脉相承的。
19世纪的伟大女性，南丁格尔(1820—1910)，是现代护理业的创始人。她出生于意大利，后随父母迁居英国。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会英、法、意、德多种语言。她的家庭非常富有，父母希望她继承家业，但她自己的志向是做一名护士，为大众做有益的事。
她到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医院，到德国一所护士学校学习护理。1853年担任伦敦妇女护理会的监督。
1854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英国、法国、土耳其向沙俄宣战。当时英国的战地医院的条件和管理非常差，伤病员死亡率在50%以上。南丁格尔率领38个护士到达前线，排除各种困难，为病员解决食物与供水。她精心护理伤员，半年时间里，伤病员死亡率减低到2%。
南丁格尔夜以继日地照料伤病员。夜晚，她提着油灯巡视，伤病员亲吻她的身影，称呼她为“提灯女士”。
1856年，她担任陆军医院护理部总监。次年，她创办了陆军军医学校。1860年，她捐出政府奖励的4400英镑，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为护士培训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01年，她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1907年，她被授予国王功绩勋章。她逝世后，国际上以她的生日——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
在欧洲，护士曾被看成是低级的工作，一般由没有文化的老年妇女来担任，因此医院的护理工作非常落后，病人死亡率很高。南丁格尔开创的事业，将护理工作提高为一种科学事业，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南丁格尔的爱心与业绩，造福全世界的人民大众。
从杜甫与南丁格尔的事迹，可以认识到人对于大众之爱的一些特点。
(一)人对于大众的爱是人的一种崇高的感情。
人对于情人、配偶、父母、子女的爱都是美好的，值得人所珍惜的。这些类别的爱都是天生的，每个人都会有的。
人对于他人有一定的同情心，也是天生的，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
人对于大众的爱，来源于人对他人的爱，但是从对他人的爱发展到对大众的爱，是一个跃进。这个跃进，不能说一定是天生的，而是借助于教育、信仰和文化所产生的。
中国传统儒家有“仁爱”的教导；中国现代有“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在西方，基督教有“爱人如己”的教诲；历史上有许多伟人的榜样、许多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感染，等等。所有这些，都会激发人对于大众的爱。
人对于大众的爱，应当说，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感情。它是脱离功利性的，是不求回报的。杜甫虽然写出许多关怀人民大众的诗歌，但除了得到后世人民的敬爱外，在他生前，并没有从大众那里得到实际的回报。他的官职一直不高，生活也长期很困窘。
南丁格尔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她甘愿抛弃父亲希望她继承的家业，而去从事当时被人鄙视的，并且十分艰苦的战地护理工作，她完全是出于对大众和病员的同情和关爱，是不求回报的。
由此可见，对大众的爱是人类的一种崇高的无私的感情。
(二)对大众的爱是道德性的，因此是“应然的”：人应该有这种爱；而不是“必然的”：人必然，或必须有这种爱。
爱自己、爱子女、爱父母，这些爱是人的天性，在社会上有极大的普遍性。
除了完全丧失天良的人之外，一般人，即使是一个自私的人，也会爱自己，爱他的子女。自私的人的行为，只要他不违法，社会也是允许的。
爱他人、爱大众，是有一定道德教养者的高尚情操。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必须有这种情操。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应该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这种情操。
具有这种情操，是不受社会职业限制的。所有具有这种情操的人都必然会在一定的社会领域中受到人民的尊敬与敬爱。
热爱学生的教师，必然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敬爱。
热爱病人的医生或护士，必然受到病人和家属的敬爱。
热爱民众的公职人员，必然受到人民大众的敬爱。
热爱人民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必然受到人民的敬爱。
2010年春节假期，《扬子晚报》上登载了一幅照片，是淮安市的一个环卫女工在扫雪时低着头换袜子，照片是偷拍的。这张照片立即通过网络在全国传播，网友们称她是“最可爱的人”。后来经记者采访，知道她叫孙美兰，她从早上4点多就离家出来，与她的同伙们争取在大家上班前将地上的积雪扫清。被偷拍时，因为连续扫雪，她已经湿透了三双袜子。
她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环卫工人，可能文化不高，但她却对工作极其负责，怀着对他人和大众的关爱，为了大家的行路安全，默默地做好她的本职工作。这张照片在网络上、报纸上和电视上的迅速传播，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所保留的良好风尚，即对这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关爱大众的普通工人的敬爱。比尔·盖茨为什么退学？(事业之爱)
社会上的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一个职业，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或当教师，或当医生，或当公司职员，或当公务员，或当企业家，等等。在某一个职业的岗位上，他就要根据职业的要求而工作。
对待工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有人得过且过，只求每个月能拿到工资，能维持生活，就满足了。也有人，热爱它的本职工作，尽心尽责，力求将自己的工作做好。也会有人，不仅热爱工作，并且热爱他的工作所属的事业。
例如教师会热爱教育事业；医生会热爱医疗事业；科技工作者会热爱它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企业家会将他的企业看成是一种事业……一个将工作看成是事业的人，一个热爱事业的人，往往会在工作中全力以赴，发挥创造性，做出出色的成绩，从而为社会、为大众带来福利，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因此，对事业的爱，是人的一种高尚的感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现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事业的爱。一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竺可桢；一是美国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
竺可桢是本书作者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在《师生之爱》一节中，对于他的事迹，已经有所涉及。这里较全面地介绍他的一生。
竺可桢一生奉献于两个事业：一是科学事业；一是教育事业。
1890年，他出生在绍兴一个小商人家庭。他从童年到少年，学习非常勤奋。他最钦佩宋代诗人陆游、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和明末抗清将领张苍水，因而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知道中国以农立国，便从爱国出发，而重视农业，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科学。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选择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1918年，他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拒绝了美国多所大学的邀请，回到祖国。从此，他就将推进中国的气象学与地理学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作为他终身的志向。
他回国后的前十年，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来的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担任气象学、地理学教学；培养了一批中国早期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如吕炯、张其昀、胡焕庸等。
1927年冬，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气象台，并提出建立全国气象测候所的计划，开展了地面观测、高空观测、天气预报、气象广播等业务，为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气象科学的研究是竺可桢终身热爱的事业，尽管他后来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埋身于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中，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气象科学的研究。
1916年，他在美国求学时，发表了他第一篇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73年，他去世前一年，还发表了《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这篇论文。他一生发表的论文达270篇之多，绝大多数是关于气象学与地理学方面的，其中有不少是高水平的有较大影响的论文。例如1963年发表的《中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从科学角度论证了我国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错误，并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和途径，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赞赏。1972年他发表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该论文中，他总结了他毕生坚持不懈地收集的我国历史上的考古、古籍、诗词中对气候变化的记载，又与当代西方应用同位素对冰川温度的结果相印证，提出了我国5000年气候变化的详尽论述。这篇论文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
竺可桢不仅自己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并且还是我国卓越的科学事业的领导人。1949年后，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领导和推动了我国的地理学、地貌学、地图学、冰川学、沙漠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与区划、西北地区水土流失和保持考察、华南热带生物考察、新疆以及黑龙江地区的综合考察，等等。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科学事业外，竺可桢一生在教育事业上的奉献也十分突出。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1936—1949年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期。
他出任浙大校长是临危受命。在他之前的浙大校长是郭任远。郭接受国民党党部的意图，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在1935年要求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决定开除进步学生，师生们一致反对他而发起“驱郭运动”。1936年，在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推荐下，蒋介石亲自接见竺可桢，要求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要求，其中一条是：校长有用人全权。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竺可桢领导全校师生，举行了艰苦卓绝的迁校西征。迁校期间，他的夫人张侠魂不幸因病去世。竺可桢强忍悲痛，继续领导西迁。浙大千余师生员工携带两千箱图书、仪器，自杭州先迁到浙江建德，后迁到江西吉安，三迁到江西泰和，又迁到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经过五六次全校大搬家，行程五千余里，每到一地就开课复学，同时师生还从事社会服务和抗战宣传。沿途跋涉崇山深谷，有时还遭匪徒袭击。此中艰辛，是当代青年难以想象的。
竺可桢在西迁过程中，始终以身作则，与师生们共艰辛，同危难。1938年，浙大迁到江西时，他带领学生，修筑防洪大堤，终于抵御住洪水泛滥。
浙大西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是一首浙大师生在竺可桢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条件下，坚韧不屈，坚持大学教育的悲壮诗篇。
竺可桢领导浙大的重要理念是：教授治校。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在他的“教授治校”思想指导下，他聘请到许多中国著名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家为浙大教授，例如物理学家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化学家李寿恒，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气象学家涂长望，电工学家王国松，经济学家严仁庚，文学家梅光迪，美术家丰子恺，国学家马一浮，农学家吴福桢、蔡邦华、陈鸿逵等。在这一批中国第一流教授的积极参与下，浙大在短短几年内，就从一个地方性大学跃升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1944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协会派遣，来到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考察，对浙大的教育和科学成就大为赞赏，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浙大的规模在困难中不断扩大，开始西迁时是800多学生，1946年返回杭州时增至2264名学生。竺可桢在领导浙大13年间，始终如一地关爱学生。他关心学生的学习成长，也关心学生在险恶环境中的安危。1942年，学生为抗议国民党高官孔祥熙一家的腐朽而举行游行，竺校长劝阻未成，在游行时，他走在队伍最前面，以保护学生。1947年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在狱中被杀害。竺校长不畏威权，坚持正义，维护了于子三的坚贞人品。竺校长的立场赢得全校师生的尊敬。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13年期间，所表现出的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对于全校师生的热爱，不仅使浙大师生们深深感动，也为中国的教育史留下珍贵的篇章。
下面介绍一位世界著名的企业家，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
盖茨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竺可桢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有学者的风度和贡献；盖茨虽然也考入哈佛大学，却不到两年，就自动退学了。盖茨尽管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上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热爱自己所创建的事业——微软公司，就像竺可桢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一样。
盖茨的中学时代，当时使用的计算机是像冰箱那样的很笨重的机器，价格昂贵。盖茨所在的湖滨中学，买不起计算机，只买了一台可用于输入的电传打字机。盖茨对数学很有天赋，刚进入中学，他就对计算机着了迷。他和几个同样入迷的同学就为学校设计了课程管理的计算机程序。
计算机的神秘激起了少年盖茨的狂热和迷恋，每天一早，他就来到学校图书室，捧着计算机书籍狼吞虎咽地读。对计算机科技的热爱与不懈的追求，贯穿于盖茨的一生。
盖茨出生于富裕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盖茨自幼不愁生计，但是他却从少年时起，就对赚钱极有兴趣。他在中学时，就通过编辑计算机程序而赚得了免费使用计算机的时间。中学毕业后，他对朋友哈克斯说：“我要在25岁前，赚到第一个100万美元。”哈克斯很惊讶，他感到盖茨将100万看成一个小数字。
刚进入哈佛，他就和他的好友保罗·艾伦创建了他们自己的计算机公司——交通数据公司，对外接受业务。他们密切地关注计算机科学的最新进展。1974年英特尔公司推出高性能的8080微处理器，盖茨和艾伦预见到计算机进入家庭的时代即将来到。为了不错过这个伟大的时机，盖茨决定退学，与艾伦两人全力以赴办好公司；尽管盖茨的父母都竭力劝阻盖茨，希望他不要轻易放弃别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学历。
盖茨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人生旅程。
1975年，他的交通数据公司为施乐公司的阿尔托计算机(Alto)编写了第一个BASIC语言。BASIC语言，由于它简明、易懂、易学，后来成为微软公司一系列应用软件的基础；它以及它的派生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各个领域的应用软件的基础。
开始时，盖茨和艾伦将BASIC语言与埃德·罗伯茨的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合作，依托后者的4K存储器销售BASIC软件。但合作不理想，盖茨与艾伦意识到：软件必须成为独立的产品。在1975年，他们共同创建了微软公司(Microsoft)。
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美国生产大中型计算机的巨头企业，它的产品占有计算机市场的2/3份额。20世纪80年代后，微机(即个人机)兴起，IBM决定开创自己的微机产品。他们见到BASIC语言的优越性，愿意与微软合作。盖茨从西雅图计算机公司购得86‐DOS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微软开发出可以应用于微机的MS‐DOS。盖茨与IBM签订了合同，将MS‐DOS操作系统，与IBM的微机捆绑销售。随着IBM微机的销售的不断扩大，微软不仅获得了巨大收益，并且成为PC软件领域的领导者。
1986年，微软公司的股票正式上市，开盘价是25.17美元。一年后，涨到90.75美元。31岁的盖茨成为亿万富豪。
1990年，微软开发出集文字、图像、声音为一体的操作系统——视窗(Windows)，引起世界性的轰动。Windows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软件。1995年8月25日，微软推出Windows95，盖茨耗资5亿美元作宣传广告，全球当天销售100万套。
盖茨虽然非常有钱，但并不看重个人财富，他乐善好施，经常以巨款资助慈善事业。1993年他到非洲旅游，路上见到许多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他决定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慈善基金，以帮助这些贫困孩子。2000年，他正式以他和他妻子的名义，建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盖茨为该基金会捐了巨额资金，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基金会。盖茨说：“财富并不是我的，我只是暂时支配它而已。”他在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他退休时，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子女。
竺可桢和盖茨都是有很高社会声望的著名人士。那么，对事业之爱，对普通人来说，有意义吗？
是的。任何岗位的普通人，都可以树立自己对事业的爱。
李振华是一位普通教师。他1936年出生于南京，父母都是教师。他自幼就立志当一名教师。1952年，他如愿考进了南京师范大学。1953年国家号召城市大学生到落后农村支持教育，他立即报名，来到偏僻而贫困的山东省山区——沂源县。他在城市吃的是大米，现在要吃难咽的地瓜、煎饼；晚上在教室中用石头架起的床上睡觉，在漆黑的夜晚听着狼叫。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56年，直至退休。他培养出一万多名学生，其中几千名考上了大中专院校。他每个月都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贫困学生，几十年来总共捐助了45万元。
许多调皮的学生，都在他的耐心教育下，变为品德良好的人。他培养的一万多名学生中没有一个犯罪的。他的理念是：“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他的一生都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和对学生的热爱。
他的奉献得到当地广大人民的赞誉。乡亲们自发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汉白玉头像。他也被评为了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从竺可桢、盖茨和李振华的事迹，我们可以对“事业之爱”有以下理解。
(一)事业之爱是人生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个人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具有热爱，必然会激发他的热情和才智。他会为着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付出他全部精力，必要时作出牺牲。
抗战开始后，竺可桢带领浙大全校师生西迁，1938年在江西吉安，竺可桢次子竺蘅和爱妻张侠魂，均因患痢疾而去世。如果竺可桢留在杭州，不参加西迁，有较好的医疗条件，是有可能避免失妻丧子的悲剧的。而竺可桢在个人最大的悲痛中，继续领导西迁。这就是一种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力量在推动。
(二)事业之爱往往与一定的事业领域(单位或专业)相结合。
竺可桢对教育事业的爱是与浙江大学相结合的，他对科学事业的爱集中在气象学和地理学领域。盖茨的爱就是倾注于他所创建的微软公司与计算机软件事业。李振华的爱则倾注于他所工作过的几所中学——韩旺中学、张家坡乡中学、城关二中。这几所中学都是沂源县条件最艰苦，或学生素质最差的学校。
事业之爱的这个特点，与对大众之爱、对祖国之爱有所区别。但是人们通过一定的单位或专业的爱，而体现了对大众的爱和对祖国的爱。
(三)事业之爱的功利性。
有个人的功利，也有事业的功利。
对事业之爱，并不是不讲功利。盖茨从少年开始，就十分重视赚钱。他将微软公司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是有强烈的功利企图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往往十分注意软件行业中其他公司的进展，并力图使自己公司产品能胜过对方。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追求本单位、本企业的功利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财富，追求个人的功利，也是无可厚非的。盖茨虽然不喜欢名牌，不雇佣私人保镖，但他在事业成功后，花了400万美元，买下30英亩土地，建设了自己设计的房子，有游泳池，有小电影院，有可以储存一万多册书籍的图书室，还有集音乐、音响、影碟于一体，用计算机控制的电视屏幕。
但是，与事业的功利相比，盖茨个人的功利是很微小的。盖茨捐助慈善事业的基金有580亿美元之多，他的住宅开支只占他捐出资金的万分之一。中国普通教师李振华，他多次放弃调到城市的机会，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还要拿出一部分，长期地资助贫穷学生。出于对于教育事业与学生的热爱，他的高尚精神不能不使人们肃然起敬。我们万众一心！(祖国之爱)
新华词典对“祖国”的解释是：“自己的国家”。一般来说，祖国就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有时是指他父母或先辈出生和成长的国家。“国籍”，在法律上有严格规定，一个人一般只有一个国籍。但“祖国”，法律上并没有严格规定，它更多是一个感情上认同的称谓。
对于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国家，会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这就是“祖国之爱”。
为什么会有祖国之爱？
因为祖国与每个人的许多方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就是他的故乡。故乡的山水、草木、风景、房舍，幼儿园和小学的同学和老师，都是他最早的回忆，是他人生的开始。他学会的语言，认识的文字，都是祖国的文化。父母和老师给予他的教育，是祖国的道德传统。他的衣着和饮食，他一年中过的节日，都是祖国的风俗。……总之，不但他身上流的血来自祖国(父母与祖先的遗传)，他成长所得到的一切营养，也全都来自祖国。因此，人们会像热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
祖国之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是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推崇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祖国之爱。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期楚国人。早期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任左徒(相当于宰相)，常与怀王商议国事，他举贤任能，改革政治。当时秦国企图侵犯楚国，他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以楚国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联合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设计陷害屈原。秦国派出张仪来到楚国，离间楚国和齐国的联盟。郑袖等无中生有地诬陷屈原收受张仪的贿赂，使怀王对屈原不满。
张仪欺骗怀王，说秦国愿意让出六百里的土地给楚国，怀王轻信谗言。屈原力谏怀王不能轻信，但怀王却将屈原驱逐出楚国国都——郢都。屈原在极度悲愤中，写出著名的爱国诗篇《离骚》、《天问》。
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秦国占领了楚国北部的八座城池。怀王接到秦王的来信，请他到秦国，商谈秦楚永世友好的办法。屈原赶回郢都，力劝怀王不能去。怀王还是去了，结果被秦国扣留，虽一度出逃，但还是被抓回，最后死在秦国。
接位的楚顷襄王，听信郑袖、子兰等的谗言，将屈原流放到江南。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进攻楚国，占领郢都，将楚国的宗庙和陵墓全毁了。
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入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爱国精神和爱国诗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
屈原之后，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志士。
南宋爱国将领岳飞(1103—1142)，在北伐胜利后写出了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南宋后期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被元军俘虏后，在监狱中写出了感动天地的《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清代抗御英国输入鸦片的爱国政治家林则徐(1785—1850)，遭到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发往伊犁。当他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诗句。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志士的事迹和激励人心的爱国诗篇，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在当代，邓稼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邓稼先(1924—1986)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总设计师。1996年邓稼先铜像在安庆落成时，张爱萍将军的题词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他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官宦书香人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后裔。父亲邓以蛰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在父亲和学校的教育下，他自幼就有很强的爱国情怀。抗战开始后，他去了后方，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1947年去美国普度大学深造，26岁就得到博士学位。1950年，他谢绝恩师的挽留，舍弃美国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国。
他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他知道，一旦参加此项工作，他将长期与外界断绝往来，不能照顾家庭孩子；但出于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心，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妻子许鹿希也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身影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戈壁沙漠。他对妻子说：“为了这件事，死了也值得！”
他担任的是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核武器研究在中国是从无到有。开始时，有苏联专家极有限的帮助。到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专家全部撤走。所有核武器的理论问题，全部要依靠邓稼先等中国科学家自己解决。他用极落后的计算工具，无数次地推导、核实关键性的理论公式和数据。为了推导这些公式，他经常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绞尽脑汁。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是依靠白薯充饥。一次他深夜回家，两个孩子(3岁、5岁)因母亲也不在家，和衣在门外睡着了。他在少数几位中国学者(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等)的帮助下，奋不顾身地不懈努力，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难题。
1959年7月，周总理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千斤重担压在了邓稼先肩上。1962年，毛主席在二机部的《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央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领导这项关系国家兴亡的重大任务。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工程设计与制造的领导人。他平时工作深入细致，需要决策时又大胆果断；他善于团结同志，排解矛盾。在有生命危险的时刻，他总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国的遗址，耸立起一座120米高的铁塔，顶端托着一个球体，它就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已经为这一时刻付出了六年多的心血。随着阿拉伯数字倒数到零，巨大的轰鸣声响起，蘑菇状烟云腾空而起。邓稼先热泪盈眶，很想痛哭一场。
张爱萍将军向在北京焦急地关注着的周总理汇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周总理当晚向全世界宣布：“今天下午三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立刻举国欢腾！全世界震惊！美籍华人赵浩生说：“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新闻传到国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
接着，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时间，美国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10年时间，中国只用了2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而两弹的研制由同一个科学家主持，在国外是绝无仅有的。
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核试验，长年与放射性物质接触，不可避免地受到辐射的伤害。有一次他打开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因防护设施挡不住新材料的放射，他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量的严重伤害。1985年，在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他患了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淋巴结全部有癌转移。
此后一年多，他在医院中依然十分关注九院的核武器研制的进程，并且密切注意国际上的核科学的最新动向。他与于敏、胡仁宇三人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关系到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前景的战略性建议书。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化疗后，因血小板严重下降，全身出血而与世长辞。
杨振宁是他中学到大学的同学，两人始终保持着深厚友谊。1971年，杨振宁访问中国时，曾问邓稼先：“是不是寒春(与中国友好的美国人)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在杨振宁离开中国前，他收到邓稼先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已经证实，中国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当时就热泪盈眶。
杨振宁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震撼呢？因为他非常清楚，美国的原子弹是集中了十多位世界级的权威科学家而研制成功的，说明原子弹的研制在理论上和工程上都有极大的难度；而中国在当时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人才奇缺的条件下，以比西方和苏联更快的速度将两弹研制成功，这说明了邓稼先为首的中国科学家所克服的是何等艰辛的困难！需要何等的智慧与毅力！
什么是推动邓稼先以他的生命奉献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的精神力量？
那就是他的对于祖国的热爱。他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使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使全世界的华人挺起了腰。
对于祖国的爱绝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祖国都会有热爱的感情。西方国家的人民和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都是热爱他们自己的祖国的。
西方爱国政治家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是二战时期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1882—1945)，是美国第3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四届(1933，1937，1941，1845)的总统。他被学者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其他两位是华盛顿和林肯)。
他出生于纽约一个上层家庭，父母亲在社会上都有较高地位。他是美国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的远房侄子。
罗斯福于1900—1903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在大学期间，他担任学生报纸的总编辑，显露了突出的组织才能。1904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虽然没有拿到学位，但通过了律师执业考试。1905年，他和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埃利诺结婚，总统亲自来参加婚礼。
1910年他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开始参加政界活动。在竞选州议员时，每天乘一辆红色汽车，进行十多次演说。他身材高大，思路清晰，性格随和，积极乐观，给人深刻印象，最后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
伍德罗·威尔逊是当时民主党中的改革派领导人。罗斯福得到了他的好感，在1912年总统选举前，罗斯福担任了纽约州威尔逊同盟会主席，全力以赴协助威尔逊竞选，威尔逊终于当选为美国28任总统。威尔逊在一次大战时及其后，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
1913年，威尔逊委任罗斯福为海军部副部长。美国海军原来装备很落后，罗斯福对于海军的装备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持中立。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多艘美国船只后，威尔逊决定对德宣战。在罗斯福出色工作的推动下，美国海军得到极大的壮大。
1921年，他在一个岛屿休假时，为扑灭林火，跳进冰冷的海水，从而患上脊髓灰质炎症，使他成为终身残疾。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从事锻炼，终于能在别人帮助下，挺直地站起来。他居然坐着轮椅，担任了四届美国总统。他虽然身体残疾，却用洪亮的声音，发表了许多篇改变美国、震动世界的传世演说。
1929年开始，美国与全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职工失业，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票暴跌，人们在痛苦、恐惧和绝望中挣扎。
1933年，罗斯福当选第一届总统。他在宣誓就职时发表激情的演说，告诉人们：“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他的决心激励了全美国人民摆脱恐惧，树立信心，上下一致，战胜危机。
1933年3月到6月，在罗斯福督促下，国会连续提出多项立法，有《紧急银行法》、《联邦紧急救济法》、《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田纳西流域管理法》等。这批法律的推行，被人们称为“罗斯福新政”。
新政的主要措施是：维持银行信用；实行美元贬值；刺激对外贸易；限制农业生产，以维持农产品价格；广泛开展公共工程建设，以增加就业；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税制；根据纳税能力征税；等等。
在他任第一届总统的末期，美国国民收入达到50%的增幅。罗斯福在演说中说：“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货物。”罗斯福在1936年再次当选，是必然的事。
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华北。1938年，德国纳粹军队入侵捷克，1939年，入侵波兰。罗斯福在国会中说：“战争正在蔓延，世界和平受到了威胁。我们决定不参加这场战争，但我们不能保证能够远离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也不能保证战争不会找上我们。”
罗斯福说服国会，修改中立法，取消武器禁运条款，开始向英国运送军舰、武器。1940年，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1941年1月，罗斯福请国会授权，拨出充分款项，制造更多军用物资和武器；并且通过了“租借法案”，将大量武器以租借名义供给英国和苏联(英国得到60%，苏联得到32%)，美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大的兵工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18艘军舰被击沉或重伤，175架军用飞机被摧毁，2403人丧生，其中1103人随着战舰沉入海底。
很快，德、意向美国宣战，美国也向日、德、意宣战。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罗斯福下令实施战争动员，扩充军队和装备。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达到1514万人，飞机7万多架，军舰4500艘；还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研制出雷达、火箭、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
1942年1月1日，在他的倡议下，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宣言》。
1942年罗斯福与邱吉尔共同决定在北非登陆，接着进入意大利。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1943年11月，他与邱吉尔、蒋介石举行开罗会议；接着，他与邱吉尔、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1944年，盟军在法国登陆。1945年2月，他与邱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讨论战后德国处置与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到这时为止，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注定失败了。
1945年4月11日，罗斯福起草了“杰斐逊日”的演讲稿。他写道：“在我们通往明天的道路上，唯一的束缚就是对今日的怀疑。让我们信心百倍地前进吧！”
4月12日下午3时35分，罗斯福坐在白宫起居室，在让一位女画家为自己画像时，他因脑溢血突发而扑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仅享年63岁。他的离世让全世界人民感到震惊和悲痛。
罗斯福的一生，最重要的政绩是两个方面，一是领导美国人民，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带领美国，参加“二战”，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两项政绩，使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罗斯福这两方面的政绩，首先是为了美国和美国人民。他的充沛的精力，他的高超的智慧，他的远大而深邃的洞察力，他的勇敢和胆略，都是出于他对与自己国家的忠诚与热爱。而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热爱，并不是与世界隔绝的，而是与对全世界的和平和繁荣的关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以上中国古代的屈原、现代的邓稼先的事例，从西方政治家罗斯福的事例，我们对祖国之爱，可以有以下认识：
(一)祖国之爱在人生中的位置。
与自我之爱和家庭之爱(夫妻、子女、父母、兄弟)、朋友之爱等相比，祖国之爱往往会是更强的精神支柱。屈原为了唤醒民众，挽救楚国，不惜投江而死。文天祥在被俘临刑前，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劝他投降，并答应他可以当宰相，他坚决拒绝，而慷慨就义。屈原和文天祥都有家庭、有亲人，但他们都将祖国的利益放在人生的首位。
邓稼先与杨振宁既是同学，又是好友。杨振宁在美国有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又得到了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邓稼先呢？长年生活在戈壁沙漠，困难时期靠白薯度日，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但是邓稼先无怨无悔，他为了他的祖国，做出了骄人的贡献。
祖国之爱与自我之爱(包括生活之爱)和家庭之爱，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矛盾(如屈原、文天祥处在国家存亡的时代)，而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往往并不矛盾，并且是结合的。祖国之爱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爱，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必然会热爱生活和亲人。邓稼先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爱好，他喜欢喝酒，当他和父亲一边对饮，一边畅谈外国小说，谈京剧、谈国画时，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他的妻子许鹿希是一位医生，邓稼先与他妻子育有一子一女，是一个至亲至爱的美满家庭。
(二)祖国之爱有极强的凝聚力。
对家庭与亲人的爱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每个人的家庭和亲人都不一样，爱的对象是分散的。对同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有一个共同的爱的对象，那就是祖国。因此，祖国之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它将亿万人民的心凝聚在一起。
屈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而十三亿中国人至今每年仍然过端午节，纪念这位爱国诗人。
罗斯福在连任四届总统期间，他的“新政”凝聚了全美国人的心，克服了经济危机。“二战”时期，他以他本人的爱国热情凝聚了全美国人的心，战胜了法西斯。
(三)祖国之爱必须是正义的。
祖国之爱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并不是所有的祖国之爱都值得称颂。希特勒用“德国优等民族”、“日耳曼主义”等口号来鼓动德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用“天皇至上”、“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来武装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这种所谓的“爱国”，都是非正义的。法西斯杀害了几千万无辜人民，最终使德国和日本遭受毁灭性的失败。
中国清代末期发生的义和团运动，盲目地排外，杀害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外国普通群众。其结果是使中国在国际上自我孤立，引来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是屈辱和灾难。这样的爱国，是不值得称颂的。
真正的祖国之爱，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
屈原维护的楚国，文天祥维护的南宋，当时都是受侵略的国家，他们为抵御外敌而献身，是正义的，是光荣的。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国力很弱，许多强国对新中国不予承认。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稼先付出他一生的心血，成功地研制出中国自己的两弹，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核科学，只用于和平事业，从来不用于战争。因此，邓稼先的祖国之爱是正义的。
罗斯福领导全美国人，将美国引向民主、自由和繁荣。
1940年11月2日，他在竞选第三任总统时发表演说，谈他对于美国的展望。他说：“我看到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不会再有累世的贫困……人们的合法财产受到保护……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工人是自由的……年人将安享晚年……美国是一个致力于自由的美国……一个珍视和平的民族……”
1941年1月6日，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说：“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他的四项自由是：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
罗斯福在他实施的国内外政策中，逐步地实现了他的这些庄严的承诺。
因此，罗斯福对美国的爱是和人类的民主、自由、均富、和平的进步事业一致的，是正义的。人人都想懂科学(科学之爱)
科学是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国20世纪初“五四”运动时，陈独秀等人从西方文化中引入中国的就是科学和民主。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宝贵的内涵，特别在哲学、伦理学、艺术等方面。
在医学、农学、建筑学、数学等方面，中国都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但一般属于经验性的技术，不能说是科学。
西方科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科学的形态。西方科学的真正崛起，是在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后。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在全世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了工业、农业、医药业、能源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业、航天业等的迅速进步。世界的现代化，首先得益于科学的进步。
科学是怎样得到进步的？当然有欧洲产业革命的推动，有西方启蒙哲学思想的促进，而从科学发展本身来说，主要是依靠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和艰苦的科学探索。科学家为什么会愿意付出毕生的智慧和辛劳从事科学研究？
他们的精神动力是什么？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科学之爱。
为了说明科学之爱，我们以两个在世界科学史上有划时代影响的科学家为例，他们就是哥白尼和爱因斯坦。
哥白尼(1473—1543)出生于波兰托兰市一个富裕家庭，父母亲早逝，他由舅舅瓦兹洛德抚养成长。瓦兹洛德是意大利北方的文艺复兴先驱，知识渊博，爱好科学，对哥白尼一生影响很大。
哥白尼从小就爱凝视天空，观测闪烁的群星，探究宇宙的奥秘。
1491年，哥白尼进入波兰著名的克拉科夫大学。他集中精力学习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哲学等课程。他深受著名天文学家沃伊切赫的影响，立下了献身于天文学的终身志向。
当时在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有九重天；太阳、恒星、行星，各占有不同的天层，围绕地球而旋转。宇宙最外层是原动力天层，是神居住的天堂。
托勒密学说为了解释天文观测的事实，需要添加许多“本轮”，一直加到80个之多，还是不能圆满解释天文现象。
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学时，就对托勒密体系产生怀疑。他认为，托勒密体系漏洞百出，不是修修补补所能解决的，应该有根本的改造。
哥白尼后来又到意大利的几所大学学习，历时共7年，主要学习法律、天文学、数学、神学和医学，获得了教会法规的博士学位。
1503年(33岁)，他回到祖国，担任瓦尔米亚教区主教(就是他舅舅瓦兹洛德)的秘书，在与侵扰波兰的十字军骑士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10年(40岁)，他担任弗龙堡的神父，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在弗龙堡，他担任神父会的财务管理人，对币制改革做出出色的贡献；同时他又担任医生，受到民众的热情爱戴。他还带领人民成功击退了骑士团的来犯。
但他在弗龙堡时期的主要兴趣，是在业余的天文学研究上。
他将教堂围墙上的箭楼作为他的宿舍兼工作室，在里面设置着自制的天文观测仪器，进行了长达30年的天文观测。
1510年，他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天文学论文《浅说关于天体运动的假设》。1515年，他开始写作他的传世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经过28年，到1543年，该书才正式出版。
在《天体运行论》中，他用大量的论据证明：把地球看做宇宙中心的论点是错误的。他说：“行星看起来时远时近，这件事确凿地证明它们的轨道中心并非地心。”他用优美的语句歌颂太阳：“静居在宇宙中心处的是太阳。……太阳堪称宇宙之灯，宇宙的心灵，宇宙之主宰。”
当然，后来天文学研究知道，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哥白尼以许多天文事实推翻了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这是在整个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日心说的证明，冲毁了上帝为了眷顾人类而创造宇宙的神学学说，开创了用科学观测和数学论证来了解大自然的新时代。
但是，日心说的命运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教会对日心说展开疯狂的反扑。
新教首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对日心说极端仇视。1600年，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被天主教会活活烧死。1632年卓越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系统的对话》一书，坚定地支持日心说。次年，他被迫到罗马宗教裁判所接受审查，受到终身监禁，在监狱中结束他伟大而悲壮的人生。
但是，哥白尼之后，天文学新发现的事实全都证明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天文台，对行星进行了20年的观测，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在第谷的数据基础上，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根据哥白尼学说，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定律”。这是继哥白尼日心说之后，天文学的又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突破。
1687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哥白尼学说和“开普勒三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建立了完整的天体力学的理论体系。
1871年，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发现太阳系的新行星——天王星。但天王星有摄动(行动不规则)。1846年两个青年天文学家(英国的亚当斯和法国的勒威烈)预测有另一颗新行星的存在，并且根据哥白尼的学说和牛顿的原理，推算出它的位置。德国天文学家伽列，终于在观测中发现了这颗行星，取名为海王星。
恩格斯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多年，一直是一种假设。……当伽列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完全地证实了。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后，科学革命的浪潮从此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哥白尼的日心说带动了后来科学的全面繁荣。
下面介绍爱因斯坦的事迹。
17世纪时牛顿提出“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之后，牛顿力学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科学家们都认为，物理学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会再有重要的新发展。
但是科学发展永无止境。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系列新发现动摇了科学家们的信念。科学界的说法是出现了物理学上空的乌云。
在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处于危机的时刻，出现了一位当时很不著名，后来被公认为是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879—1955)是美籍德国犹太人。1879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小镇乌尔姆。父亲办了一家电气工厂，因工厂倒闭而全家迁到慕尼黑，后来又迁到意大利，一家生活很艰难。
爱因斯坦幼时似乎是个迟钝的孩子，三岁还不会讲话。但是他充满好奇心，四五岁时，父亲送他一个罗盘。他发现指针始终指向固定的方向，非常惊奇，一连几天都在琢磨这个罗盘。他心想，一定有什么东西隐藏在这个奇异的罗盘里面。
他进入中学后，也往往为一些事情感到惊奇。他特别迷恋数学，一个大学生朋友送他一本《圣明几何学小书》，他一口气读完了。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这本书时说：“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留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
12—16岁时，他依靠自学，熟悉了基础数学和微积分，阅读了《力和物质》等科普读物。当同学们还在死背课本上的教条时，他早已在高等数学的天地中遨游了。
1896年，他进入瑞士联邦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学、哲学、历史等课程。但他毕业后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代课教师等临时性工作。1902年，在朋友帮助下，爱因斯坦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当一名三等技术员。在专利局的7年时间中，他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科学奇迹。
爱因斯坦一生的科学成就主要是：
(一)1905年，提出光量子论和光的波动和微粒的二重性。
牛顿提出光的微粒说，能解释光的直射、反射、折射现象。惠更斯提出光的波动说，能解释交叉光线互不干扰，光线可以在障碍物边缘拐弯而前进等现象。19世纪60年代，麦克斯韦发现，电磁波的速度和光速相同，因此，光就是一种电磁波，光的波动说取胜了。但后来赫兹发现了光电效应，却是波动说无法解释的。关于光的两种学说，争论了200多年。
爱因斯坦在普朗克提出的量子概念启发下，提出光量子学说。该学说认为，光是一种波动(电磁波)；而这种波动与声波或水波不一样，它不是像空气(声波)或水体(水波)那样的物质的连续性变化，而是粒子(光子)或能量(光量子)的发生强度的变化。
爱因斯坦提出的光具有微粒和波动的两重性，解释了光特性的各种疑团。
他因提出光电效应理论(其实这只是他一生中一个较小的成就)，得到1921年诺贝尔奖。这个理论为后来的激光发展与应用提供了基础。
(二)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著名论文，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牛顿的物理学原理都建立在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基础之上。所谓绝对空间，就是永远不动的、永远不变的空间；所谓绝对时间，就是均匀流去的，与外界无关的时间。这样的观念是符合人们的常识的。
19世纪时，科学家普遍相信“以太”的存在。以太被认为是充满宇宙空间的静止不动的介质。1887年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两人进行了著名实验，目的是测定地球运动相对于“以太”的绝对速度。他们用一个光源，同时向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A与B)发射到相同的距离，其中方向A，是与地球运动方向一致的；方向B，则与地球运动方向垂直。按理，方向(A)因有地球速度的加入，光线在这个方向传播应该比在方向(B)传播，达到目的地的时间要早。但是他们的实验却反复证明，两个方向的光速完全相等。同样的实验，后来由许多科学家重复，结果都一样。这样就证明了在任何情况下，光速是不变的。这个结果引起物理学界极大的震动。
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应该怎样解释？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提出一套转换公式：在运动物体的时间(t)与静止物体的时间(to)的关系是
式中，u是运动物体的速度，c是光速。此公式的意思是：随着物体速度(u)的加大，时间的计算应该加大。这个转换公式可以解释迈克尔逊和莫雷的实验结果。
但是科学界认为洛伦兹的公式是人为的“自圆其说”，没有物理意义。
爱因斯坦当时只是专利局一个小职员，他对这个问题苦苦思索。由于他研究科学的特点是敢于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自然界并不存在“绝对时间”，时间随运动加快而变慢(变慢的程度，他引用了洛伦兹转换)。与此对应，也不存在“绝对空间”，长度随运动加快而变长。所谓“以太”，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他所提出的震惊世界的“狭义相对论”。
总之，相对论将时间、空间、运动速度三者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从牛顿以来，对物理学经典理论的根本性颠覆。
量子论的首创者普朗克读到爱因斯坦的论文，他高兴地叫着说：“简直是哥白尼！”
(三)质能关系方程。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是《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包含的能量有关吗？》。论文中提出了表达质量和能量相当关系的著名方程：
或
质能方程(2)的意义是：一定的质量改变，一定会有相应的能量改变。－20
反之亦然。例如，1公斤水在100℃时，比冷水，要重10克。
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将质量和能量，这两个最基本的物理概念联系了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发展，为后来的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并不满足于狭义相对论，他寻求将相对论原理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引力理论。
在专利局时，有一天，他在椅子上突然想到：如果他自由下落，他不会感觉自己的重量。这是为什么？他想出的理由是：自由下落的加速度，会和地球的引力相抵消。
1907年，他发表《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论文，提出“等效原理”，即：引力场和加速场是完全等效的。这就是他的广义相对论的初步构思。他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反复探索这个原理，在数学方面，他得到他的朋友格罗斯曼在引用黎曼几何方面的帮助，终于在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基础》这一论文。广义相对论认为：物理定律在宇宙间一切坐标系中都是等效的。
根据广义相对论，物质存在的空间不是平直的，而是弯曲的(黎曼空间)弯曲的程度决定于物质质量与分布。他预测，光线经过太阳附近，会有1.7角秒的弯曲。1919年，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派出两支观测队，去西非和南美洲进行观测，得到光线的弯曲角度是：1.61±0.3和1.98±0.12角秒，在误差范围内与爱因斯坦的预测吻合。由此，广义相对论得到完全证实。消息传遍全球，爱因斯坦一夜间成为世界名人。
爱因斯坦也将广义相对论看作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从上述哥白尼和爱因斯坦两位划时代的科学家的事迹中，我们对于人类的“科学之爱”可以有以下的理解：
(一)科学之爱是科学家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探索科学真理的主要精神动力。
哥白尼自幼就喜爱在夜间仰望星空，对天际的秘密充满好奇。他在弗龙堡的正式职务是神父，天文观测完全是他的业余爱好。就凭他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对天文学研究的热爱，他以毕生精力完成了不朽的《天体运行论》。
爱因斯坦的智力发育并不早，但他自幼就对各种事物有好奇心。一个小小罗盘，别的孩子可能并不觉得好玩，他却对它入了迷。三角形的三高线相交在一点，别的孩子可能只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几何定律，他却感到非常惊奇，感受到自然的柲奥。
牛顿和丁肇中都说过，他们的科学研究都是好奇心推动的。那什么是好奇心？好奇心就是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对于自然奥秘的惊奇和探索自然的兴趣。好奇心是热爱科学的出发点。
科学探索不仅是非常艰苦的智力劳动，它还要从事科学探索的人能够耐于孤独和寂寞，忍受在较长时间内不被人所理解的痛苦，有时还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哥白尼的学说触犯了神学，他到临死前，才用手摸到他付出毕生心血的著作。布鲁诺和伽利略为了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时，也几乎遭到当时权威物理学家的普遍怀疑和反对。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所以能够长期地坚持他们的科学信念和科学研究，他们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自我之爱、家庭之爱、祖国之爱、大众之爱等，都不是很好的解释，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对于科学的热爱。
(二)科学之爱不以功利为目的，而在客观上，对人类和世界有巨大贡献。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都不是从个人的功利出发，甚至也不是从科学本身的功利出发。哥白尼的天文学研究虽然对于当时的历法改革是有帮助的，但是他没有必要为历法改革而严重地触犯他的直接领导机构——教会的意志。他之所以要用日心说替代地心说，只能说，是为了探求宇宙的真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真正懂的人非常少。广义相对论获得证实后，美国刮起了相对论旋风。一位美国议员在议会上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相对论，可惜一位已经去世，而爱因斯坦本人，因年事已高，也将自己的理论忘记了。
确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难懂，除了能说明一些天文现象外，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后来的历史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启动了欧洲16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从而带动了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他有重要贡献的量子力学，为现代物理学与天文学奠定了基础，也为20世纪一系列新科技——特别是激光与核能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三)科学之爱与大众之爱的结合。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等许多优秀科学家的事迹说明，一个热爱科学的科学家往往是热爱人民大众的。
哥白尼在弗龙堡30多年，天文学研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除了担任神父外，还担任医生的职务。1519年春夏之交，波兰北方爆发极其严重的瘟疫，穷苦人民被大批传染。哥白尼迅速调集药物，亲自深入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组织救护。他和救护人员一起，无暇休息，不顾被传染的危险，采取许多预防和救治措施，终于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哥白尼被当地人民称为“阿卡拉斯第二”(阿卡拉斯是希腊的神医)。
爱因斯坦在他一生中，也多次为维护正义和人民利益而挺身而出。
1914年，当93位德国科学文化界名流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时，爱因斯坦针锋相对地站出来反对战争。该年10月，包括他在内的四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
20世纪20—30年代，他热衷于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
1933年纳粹篡夺了德国政权，疯狂推行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放弃了和平主义立场，与法西斯势力进行坚定的斗争。
1939年，当他获悉德国正积极从事原子弹研究时，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着手研制原子弹，以防止德国法西斯抢先获得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而当他知道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造成几十万的人民伤亡时，他感到非常痛苦。“二战”结束后，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非常委员会”要求全球人民认识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
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的共同的拳拳爱民之心和维护正义的立场，为世界优秀科学家做出了榜样。
(四)科学之爱并不只是科学家才有，人人都应该有科学之爱。
科学家有科学之爱是可以理解的。但科学之爱绝不是科学家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有，也应该有科学之爱。
从爱因斯坦幼时对罗盘和三角形入迷的事例来看，培养青少年的科学之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将应付考试作为学生和教师的第一要务，青少年将课程和习题都看成是沉重负担，而感不到乐趣。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学生不可能热爱科学。他们成长后，也很难在科学上有创造性的思维，很难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哥白尼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但是他所承担的其他工作，也都做得很好。
在弗龙堡时，他担任神父会的财产管理者。当时采用的货币是白银中加一定比例的铜。在波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17种之多。货币制造者在铸造货币时，减少银(贵金属)的含量，以牟取暴利，因此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们将贵金属含量与币值相等的货币，称为良币；贵金属含量不足的货币，称为劣币。哥白尼认真研究了货币问题，提出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这个理论圆满地解释了当时币值不断下降，物价不断上升的现象。根据这个定律，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币制的政策、措施，被执政者接受，终于实现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这个事例说明，任何工作中都有科学。只要你有科学之爱，你就能在工作中寻找到其中的科学规律，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操作机器的工人，可以研究机器的运行规律；农民种田，面临的是农业科学；商场的售货员，也可以将商品性能、顾客心理、市场变化等，作为科学来研究。
总之，科学之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属于全体青少年的。人们都会从科学之爱中得到乐趣，得到裨益。大家都爱文艺腔(文艺之爱)
文艺，包括文学和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属于全人类，文艺是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精神财富。当然，最优秀的文艺也属于全人类。
文学和艺术都来源于人类的感情要求和对美的爱好。艺术的起源非常古老，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中就有原始的绘画和雕塑。人类远古时代的歌谣和神话，就是最早的文学。
人类对文学与艺术之爱，出于人的本性。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学和艺术分化出许多不同的类别。属于文学的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属于艺术的有音乐、绘画、书法、雕塑、摄影、戏剧、舞蹈、电影等。
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文学、艺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们所以能做出为后人所敬佩的不朽贡献，推动他们进行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从他们的人生传记中可以知道，他们都怀有一颗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炽热的爱心，这颗爱心推动着他们，以他们毕生的心血奉献于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或艺术事业。
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文艺之爱”。
这里以两个人物为代表，一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巴金，一是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人家，数世同堂，家中人口达百余人。祖父和父亲都当过知县。母亲是一位聪慧、善良的女子，她对尧棠特别喜爱，教育他要爱人、助人。
巴金16岁时，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半月》杂志的工作。18岁时，发表诗歌。19岁到上海、南京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著作。他时时关心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写出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灭亡》描写了一位出身于士绅人家的青年革命者杜大心和少女李静淑的故事，刻画了他们在革命和爱恋中的感情冲突。小说在叶圣陶编辑的《小说月报》，以“巴金”的笔名连载发表，引起了青年读者的热烈反响。被评论为当年文坛的杰作。
1928年，他回到上海后，翻译了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著作，并且以极大热情写出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家》。在《家》中，高家是以他自己出身的大家庭为背景，通过婢女鸣凤受屈投湖而死、大嫂瑞珏难产而死、梅表姐忧郁而病死，以及大哥觉新的爱情悲剧，巴金对封建家族制度进行了控诉和抨击。觉慧的离家出走，代表了新一代青年的觉悟。这部小说可以认为是“五四”以来中国最成功、最感人、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它被几代青年所喜爱，感染着他们的心灵，指引着他们的人生方向。同时他还写出《春》、《死去的太阳》《复仇集》等长、中、短篇小说。
1933年他参与《文学专刊》的工作。1935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又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他在广州、昆明、重庆、桂林等地从事出版工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写出《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著名小说。《寒夜》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反映抗战时期一对青年夫妻(汪文萱和曾树生)的爱情和生活的悲剧。小说渗透着作者和他妻子萧珊以及他所熟悉的许多朋友的身影，描写深刻、细腻、动人，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去朝鲜战场，写出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团圆》等中、短篇小说，后者被改编为电影的《英雄儿女》，在全国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他还担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主编。由于他在文学界的声望，他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全国和上海的文联、作家协会、政协，人大等)。
但是除了写了几篇抗美援朝的小说外，他与其他许多老作家一样，1949年后，写不出源于自己内心激情的，能感动人心的作品。1954年，他在全国人大发言时说：“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姚文元早已对巴金恨之入骨。巴金成为上海文化界最大的“罪人”。他与王西彦、吴强、魏金枝等人在上海作协的大楼中，被无数次地批斗、辱骂。在不堪忍受侮辱和折磨的情况下，他想到过自杀。但为了妻子和子女，他想到自己不能死。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他一直在游斗中受煎熬。他被遣送到郊区辰山农村参加劳动，在田头还要接受批判。1972年，他心爱的妻子萧珊患癌症，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和护理，而离他而去，享年仅55岁。妻子的离去对巴金是最深重的打击，巴金一下子头发完全白了，老了十多岁。“文革”的噩梦终于过去。“四人帮”的覆灭使他不再担惊受怕。他恢复了文联、作协、政协等职务。被封冻的银行存款也退回了，他又可以重新提笔写作。“文革”之后，他最主要的著作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和《再思录》。他特别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的思想历程进行了严肃的、不保留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也是从他亲历的遭遇和心态，对于不合理政治体制的揭露。巴金在反思中表现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可敬的良知。
2005年10月17日，他因心肺衰竭而去世，享年101岁。
贯彻于巴金的一生的是他对于文学和文学事业的热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写作。
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是他创作的最旺盛时期。他说：“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他是将写作和生活融合为一体。
他在《憩园》后记中说：他写作的愿望是“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一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他就是以这样的愿望，一生坚持写作。他一生的作品非常多。20世纪90年代编辑的《巴金全集》，达26卷之多。他的著名小说在世界各国广泛翻译出版。
(二)他热爱出版事业，竭尽全力，帮助他的朋友和年轻作家出版作品。
他自青年时期开始，就参加编辑出版工作，为许多朋友出书。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当时时局不稳、通货膨胀、文化市场不景气，但巴金仍然坚持为朋友们编辑、出版书籍。他负责编印的《文学丛刊》，有曹禺、何其芳、艾芜、张天翼、冯至、李广田、李健吾、萧乾、靳以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
1947年，他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三)他对于文学写作之爱，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中国“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都很少。当然，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写作。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革”结束之后，已经70高龄，他不但没有停笔，还写出震撼人心的五卷《随想录》。
1978年时，他写道：“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的一生说明了什么是“文学之爱”。
关于“艺术之爱”，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是很好的例子。
贝多芬(1770—1827)，生于德国波恩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一个宫廷歌手，爱酗酒，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他对孩子粗暴，贝多芬童年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
贝多芬从小就显露了音乐天赋。四岁时，他能将父亲弹过的曲调，照样弹奏出来。父亲将他像神童一般炫耀，强迫他学习钢琴，稍有弹错，就会殴打。他11岁时，音乐家尼法是他的老师，老师教授他钢琴、风琴和作曲的基本方法。13岁时，他就开始作曲，写出了他的第一首变奏曲。
1787年，17岁时，他被送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学习，成为莫扎特的学生。他一生对莫扎特十分敬仰，晚年时他说：“我素来是最崇拜莫扎特的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崇拜他的。”
同一年，他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而回家，他失去了始终关爱他的母亲，他感到非常痛苦。父亲因为酗酒，不能主持家庭，于是，贝多芬成了一家之主。1792年，他22岁，再次到维也纳。从此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去世。
在维也纳，他被著名音乐家海顿收为学生。但是他对海顿的传统音乐教育感到不满足，他说：“我要打破那些形式，打开那扇还没有人打开过的门。”1795年，他在白尔格剧场演奏了自己创作的钢琴曲，受到听众的高度赞赏。由此巩固了他在维也纳的地位。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在曲式、内容、节奏上都自成一格，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
1800年，他30岁时，在国立宫廷剧场举行第一次独奏会，首次发表他的交响曲，得到巨大成功，使他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
这一年，他开始出现耳聋的早期征兆，耳朵里经常轰隆地响。医生诊治也没有好转。他陷入深深的不安和恐惧，甚至想到自杀，连遗书都写好了。
但他又想到：还有音乐在等着我，等我不能写乐谱时，再死也不迟。他振作起来，继续创作。
1803年，他举行了新作发表会，演奏了他的第一、第二交响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1804年，他完成了著名的英雄交响曲(第三)。1808年，他发表了命运交响曲(第五)和田园交响曲(第六)；1811—1812年，完成了第七、第八交响曲；1923年，完成他音乐的最高成就——第九交响曲。
他的音乐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他的第三、第五和第九交响曲。
第三交响曲(英雄)，用贝多芬自己的话来说，表现的一个英雄经历狂风大浪，在逆境中又站起来，豪迈地向前奔驶的坚强意志。这正是贝多芬的自我写照。
第五交响曲(命运)开始时的著名节奏，贝多芬自己的解释是：“这是命运敲门的声音。”全曲反映的是：渺小的人凭着意志的力量，与威严的命运反复地搏斗；一次次的失败，但人没有屈服，最后是胜利之歌响起。
第九交响曲(合唱)的最后一章，由乐队与歌声同时唱起席勒的著名诗篇《欢乐颂》。合唱由四个独唱员和四部男女合唱组成，一起唱起：“拥抱吧，千千万万的生灵！……”罗曼·罗兰对第九交响曲中合唱的解释是：“在贝多芬的意志中，欢乐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它得出使命是把习俗和刀剑分隔的人群重行结合，它的口号是友谊和博爱。……爱和欢乐合为一体。”
19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演奏他的第九交响曲时，演出获得空前成功，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写到：“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在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了起来。贝多芬在终场后感动得晕去。”因为耳聋，贝多芬事实上并没有听见群众的掌声。他在50岁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听觉。
1827年，他在维也纳与世长辞，享年57岁。
贝多芬充满激情的音乐，开启了西方音乐的浪漫主义的先河。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深深地打动着人类的心灵。
从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贝多芬在音乐上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对人类的“文艺之爱”有如下的认识：
(一)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深挚的文艺之爱，是人类辉煌的文学与艺术文明的源泉。
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特别在十年“文革”中，经受了严酷的精神煎熬，但是他对文学的追求并没有终止。“文革”一结束，他立刻涌现出新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使广大读者(包括温家宝总理)深受感动的《随想录》。
贝多芬的大部分交响曲是在耳朵渐聋的情况下创作出来，他的伟大的第九交响曲是在耳朵全聋后创作的。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但贝多芬做到了。
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不能不说，是他们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炽热的爱。
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二)文艺之爱与人类之爱是密切地结合的。
文学和艺术都是通向人类心灵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而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国家服务的。
巴金小说中的主角，主要是善良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出身于旧中国的上层社会。小说描写他们或忍辱负重(如觉新)，或背离家庭，走向社会(如觉慧)，或在封建家庭的压抑中悲惨地死亡(如梅和瑞珏)。他的小说也描写了在底层挣扎的男女青年(如鸣凤)。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深入前线，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对于他所有小说的人物，他着重刻画是他(她)们的人性、他(她)们的爱情、他(她)们的良心。人性、爱情、良心，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他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倾注了对于人类的深爱。正由于此，他的小说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喜爱，也曾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赞誉。
贝多芬的音乐是为全人类创作的。他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最美的事，莫过于接近神明而把它的光芒散播与人间。”
(三)文艺之爱与真理之爱是不可分的。
科学家的“真理之爱”，体现于他对于自然规律的无休止的追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真理之爱”，体现于对人类社会的真相和真情的探索。“文革”结束之后，社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当忘记过去。”但是巴金在1986年写的《随想录》中提出：“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的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就是要让人民永远记得“文革”的真相，记得“文革”对中国的惨重教训，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
巴金晚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说真话。”在他的五卷《随想录》中，他身体力行，说出他几十年来想说而不能说的真心话。在《随想录》中，他写了七篇以“说真话”为题的随想。还将第三集《随想录》命名为《真话集》。他说：“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说真话的时候了。”
巴金的“说真话”的要求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的反应，社会各阶层中许多有识人士都赞同巴金的意见。“说真话”的要求在推动中国个方面的改革事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文艺之爱的大众性。
文艺之爱绝不是文学家或艺术家所专有的，而是广大人民大众共同拥有的。对文学与艺术之爱，出于人类感情的需要，因此是属于人性所共有的，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即使是文盲，他也能通过电影《家》而欣赏巴金的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巴金的小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受到极广泛的欢迎。在图书馆中的借阅率一直是居高不下。
觉慧、鸣凤的名字和宝玉、黛玉的名字一样，为中国的许多代青年所熟悉。
巴金的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受到人民的喜爱。1979年他访问法国时，巴黎掀起了“巴金热”。1981年，他访问意大利时，他的作品成为畅销书之首，并且获得当年唯一的但丁国际奖。1984年，他被国际笔会推举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1985，他访问日本时，由日本演员主演的《家》，获得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
贝多芬的音乐更是在全世界家喻户晓。1824年他的第九交响曲第一次演出时，观众狂热的鼓掌，不正充分说明，优秀的音乐是人民共同所热爱的吗？
在大众性方面，文艺之爱和科学之爱有所不同。科学理论的应用可能使大众都能受益，但科学理论本身不一定大众都能理解或欣赏。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所引导的核能的和平利用(包括核能发电)，使世界人民受益。但即使是今天，真正懂相对论的人还属于少数。
但是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却完全可能为全世界人民所理解，并被热爱。若为自由死，一切皆可抛(自由之爱)
爱的对象一般是人，如自我、情侣、夫妻、父母、子女、朋友、大众等；或者是一个社会群体，如祖国、事业等；或者是一种文化，如科学、文艺等。然而，自由之爱，所爱的对象既不是人，也不是社会群体，也不是文化，而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概念，是一种生活或思想的状态，是一种政治原则。因此，这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爱。
但这种爱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爱的类型。
事实上，人类不但有对自由之爱，还有对于其他类似的政治原则的爱，如：平等、博爱、公正、正义、民主、和谐，等等。而在这类政治原则中，自由是最核心的，这是现代文明所公认的。
古今中外都有非常感动人心的热爱自由的人物，这里举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中国当代思想家顾准为例。
关于自由之爱，最著名的诗歌是《自由和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是一首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的诗歌，它的作者就是裴多菲。从这首诗可以理解，裴多菲对自由的爱，超过了他对自我的生命的爱，也超过了他对妻子的爱。
裴多菲(1823—1849)，出身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匈牙利小城。父亲是贫苦的屠夫，母亲是一名农奴。他的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17世纪以来，匈牙利民族一直受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丧失独立地位。匈牙利民族英雄争取自由的斗争故事，深深刻印在裴多菲幼小的心灵中。
他少年时就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能力，能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语言通顺地表达思想感情。在学习中，他阅读和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5岁时，就写出他的处女作——诗歌《告别》。他当过兵，当过业余演员，担任过报纸的助理编辑，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23岁时，他在舞会上结识了美丽的姑娘尤丽娅，她是富裕的伯爵的女儿。裴多菲的爱情阻力非常大，裴多菲在半年中写了一首首炽热的情书，终于打动了尤丽娅，他们成为了夫妻。在密月中，裴多菲没有忘记争取自由的斗争，《自由和爱情》这首不朽的诗歌就是在他结婚后不久写出的。
1848年是欧洲各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裴多菲写出许多鼓舞民众的诗篇，呼唤民众进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地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
他还写出了激奋人心的《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3月15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三月起义”。裴多菲在一万多名起义者的集会上朗诵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欢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使它成为当时欧洲革命的中心。次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匈牙利共和国。他在1848年一年，写出了106首歌颂革命和爱情的诗篇。
奥地利皇帝联合俄国沙皇，调动34万军队向匈牙利进攻。裴多菲成为一名少校军官。1849年，在强敌面前，裴多菲勇敢地投入战斗。但敌军的长矛刺进了他的胸膛，他倒下了……牺牲时，他年仅26岁。
经过匈牙利人民的反复斗争，1867年，奥地利帝国被迫同意与匈牙利建立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崩溃，1918年，匈牙利实现了独立建国。
裴多菲的诗歌在欧洲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鲁迅非常喜爱他的诗歌，把他和拜伦、雪莱、普希金并提，介绍给中国读者。
他的《自由和爱情》，中国人不论老少，都会背诵。
下面介绍中国当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顾准。
顾准(1915—1974)，原籍苏州，生于上海。父亲是中医，家境清贫。他初中毕业后，进入立新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他勤奋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在会计所工作14年，写出多本会计学著作，被沪江、之江等大学聘请为兼职教授。1934年(19岁)，他参加革命活动，几次被迫流亡。他还带头建立了秘密组织——进社，出版油印刊物《前卫》。他与武卫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取得联系，担任武卫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担任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1949年，他离开上海，前往苏南、苏北解放区，并去了延安。日本投降后，他担任过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财政厅长。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他在上海税务工作中，提出“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一套较为科学和现代化的税务方法，而中央财务领导人要求的是“民主评议，民主征税”的群众运动式的方法。1952年，他被批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在“三反运动”中，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他赋闲两年后，被调到北京担任中苏边界勘测中方副组长。他为了国家利益与苏联代表发生争执。1957年，他因“破坏中苏友好”而被打成右派。他被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薛暮桥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写出了几本重量级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后来他被下放到河南商城劳动，天天钻粪坑，掏大粪，满身污脏，健康也越来越差。“文革”开始后，他被第二次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他的妻子(财政部的司长)也受到株连。五个子女成了黑五类，升学、就业都受影响，全家都将他看成灾星。妻子提出与他离婚。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家庭，但也只能写下“同意”二字。他从此再不回家，但每月都将省下的粮票和大部分工资寄给妻子。“文革”进一步升级，妻子忍受不住政治高压，服毒自尽。五个子女都怪罪于他，共同写信，与他断绝关系。顾准在家破人亡的极端痛苦中，被诊断患了肺癌。子女没有一个愿意去看他，只有90高龄的母亲还关心他，要他的胞弟送鸡汤去看望他。
1974年，他没有等到“四人帮”的覆灭，在子女拒绝与他见最后一面的痛苦心情中，与世长辞。
为什么本书在“自由之爱”一节中选择顾准为例？因为顾准在他悲惨的一生中，始终坚持思想与信念的自由。为了思想自由，他不惜付出了受辱受苦、妻离子散的惨重代价。
他在坚持思想自由方面，有以下一些突出的事例：
(一)20世纪50年代，他坚持科学的会计、征税制度，抵制落后的、不合理的“民主评议”，不惜与中央主管的领导意图相对抗。
(二)在中苏关系中，他坚持维护祖国的利益，不惜触犯当时所谓的“中苏友好”。
(三)在经济理论上，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应当遵循价值规律，应当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他的观点为当时经济所内几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吴敬琏等)所推崇。孙冶方在去世前特别提到，他的市场经济思想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的思想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他对于古希腊的民主体制和理性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并有专著。
他不赞成希腊的直接民主，但他指出：希腊的理性哲学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他十分推崇科学和民主，反对权威主义，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术或工艺制度……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五)他提倡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他说：“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发而已。”“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他的思想的总的特点，就是提倡自由。市场经济是允许自由竞争的经济；政治与学术上反对权威主义，就是主张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有深远的意义。
特别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自由，不惜忍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巨大痛苦。顾准的精神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敬仰和追思。
从裴多菲和顾准的事迹中，我们对于“自由之爱”可以加深理解。
自由之爱，和前面所讨论的各种爱的类别有所不同，是一种较为抽象的爱。
(一)自由之爱是人的天性。
人类爱自由，首先是因为自由是和人的天性相联系的。自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有本性。
卢梭说：“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于卢梭的论述，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
人类是从高等动物——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的躯体比不上象；人的体力比不上狮或虎；人跑的速度比不上马；人的嗅觉比不上狗；人的视觉比不上鹰。人超出于其他动物的生理特性，主要是有发达的脑。由于脑器官的发达，人在两个方面大大地比动物要强：一是认知能力，一是感情能力。
由于人有很强的认知能力，人就能在所接触到不同对象之间，在处理事情的不同方法之间，有辨别、比较的能力。
又由于人有很强的感情能力，人对于所接触到的不同对象，会有不同的感情：有的喜爱，有的厌恶，有的害怕……对不同的对象有了辨别能力，又有不同的感情，就决定了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例如卢梭举的例子，动物一般是凭着它的本能而行动，鹿群遇到虎、狼时，都会逃奔。
而人群遇到虎、狼时，首先就感到厌恶和害怕。至于怎样对付禽兽，有逃跑和反抗两种方法。这时候，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自由意志，有人会逃奔，有人会用石块或木棍与它们争斗。每个人的行动决定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因此，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区别。
由于自由意志是人的天性，因此自由对于每个人都是特别珍贵的；每个人对于自由都会有天生的爱。正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人类的天性一样。
(二)自由之爱的历史发展。
虽然自由之爱是人的天性，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由却长期地受到抑制，甚至丧失。
在人类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形成阶级的差别，人类主要活动在家庭或家族范围内，可能有较多自由。但是那时的人，绝不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受到了自然力量的限制。当严重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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