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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8 05: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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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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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精选集:青春万岁

王蒙精选集:青春万岁试读:

序诗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

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1953-1956一“姑娘们,现在,我们的幸福泉开始喷水了!”

十八号帐篷前,女七中高

班的孩子们挖了一个小小的“泉眼”。上午

点钟,她们刚刚爬山、看日出回来,不顾疲倦,围了个圈圈,举行“幸福泉开幕典礼”。

梳着短辫子的、身材灵活的袁新枝,郑重而又幽默地做了如上的宣布。然后,她在清脆的掌声中弓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泉眼”上的瓦片挪开。活鲜鲜的水,一下冒了老高,溅湿了袁新枝的绿裙子。水柱接着矮下来,离地只有半尺高。

她们拥挤着,用自己的漱口杯,一人接了一杯水。

袁新枝以自由神高举火炬的姿势把漱口杯举起,忍住笑,庄严地说:“干杯!”杯子叮叮当当地碰在一块儿。大伙儿把杯子拿到唇边,仰脖子喝了进去:冰凉、苦涩、带着牙膏味儿。“棒极了,能气死卖汽水的!”孩子们一边叽叽喳喳称赞,一边扭动舌头,吐出沙砾和土块子。

这时,五个穿着裤衩、很有运动员风度的女孩子远远跑来,她们骄傲地挺起胸,克制着倦意。离近了,为首的周小玲喊道:“我们来了,怎么不欢迎啊?”她揩一揩额上淌着的汗。

她们是“红色勇敢者旅行小队”的队员,今天摸黑从城里动身,徒步走来,准备和本班的同学一起参加营火会。“欢迎,欢迎,请喝幸福泉水!”大家拉住勇敢队的队员,一人灌了一口水。周小玲挣脱开,哭丧着脸说:“妈哟,一点也不幸福。”又问道,“郑波呢?”“郑波在营部开会。”“她妈病了,她舅母让她快回去。”“哦。”大家静下来,袁新枝去找郑波。

孩子们在西郊的草地上露营,

多个帐篷排成一个“凸”字。用竹竿和树枝,扎起了营门,营门上端插着一排小彩旗,迎风飘舞。彩旗下边,是柳叶编的

个大字:“快乐的营”。

进了营门往左,可以看见高高搭起的塔形的瞭望台。值勤的“哨兵”扶着军棍,站在台上,警觉地俯视着营地的四周,俯视着田野、道路和池塘。有时也禁不住放松自己的职责,望望空中多变的云彩、时淡时浓的远山的轮廓,和那边堆满石块的高岗子。从那里,清清的河水稀里哗啦地流过来。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天还黑,孩子们已经被无边的兴奋搅得睡不下去了。谁都不说话,怕吵着别人,只是静静地躺在稻草垫子上,听那清晰可闻的喧嚣音响:有呼号、走步的声音,那是附近的部队为了准备国庆检阅紧张地操练着;有木轮车咯吱咯吱推过;还有从遥远的工地上广播的,随着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评剧唱片《小女婿》和《刘巧儿》;也偶然听见一两句含混的叫喊,或是火车汽笛的高亢鸣声。不论醒得多么早,不论周围的一切在表面上是多么平静,但孩子们细心地躺在帐篷底下,紧挨着心爱的土地,就总听得见这一切又协调又混乱、又清楚又模糊、又复杂又单调的声音。孩子们从而确信,全体都睡觉的时候是没有的。当辛劳的人们钻入安乐的被窝,轻松地喘上一口气,闭上自己熬红的眼睛的时候,另一些辛劳的人们,已经穿好衣裳,掏出翻在里边的领子,打打鞋上的土,骄傲地奔向自己的生活,担起种种任务了。生活的旋律就是这样无尽无休,嘈杂而强壮。

然后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孩子们欢呼野营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青春无价的节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所有。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从早到晚,大家远足,野餐,捉蜻蜓,钓鱼,划船,采集野草野花,登高望远……直弄得筋疲力尽。天底下快活的事儿好多哟,从前竟没有做过!这些事儿今天都来不及做完,时间过得真快!只得等明天了。明天还不快来,时间过得真慢!

晚上,灼热的空气还没有散尽,就寝号已经吹响。号手站在野营“仓库”旁边,呜呜地使劲吹,他看着满天的星星,满意地体会着自己地位的重要;又惋惜由于自己一吹,孩子们的欢笑吵闹顿然消失,星星也变得又高又远,只剩下成群的青蛙,它们的大合唱才刚刚开了头儿。

这就是首次的露营生活,在一九

二年夏天,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三个年头。

郑波被袁新枝叫了回来。周小玲拉着她的袖子,将她妈妈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说:“也许不要紧,我妈有老病根,常犯。可是一回去,就参加不上营火晚会了,真有点倒霉。”“岂止有点!简直惨透了!”说这个话的是杨蔷云,郑波的好朋友,她有稍高的个子,肌肉显得绷紧。她没有通常的所谓“美”——修长的眉毛、高鼻梁和小嘴,但是在她的脸上、目光里,却像是拥有照耀一切人的光亮。那丰富的、多变的、不断闪过的表情,使每个注视她的人都会眼花。听周小玲一说,她好像比郑波还着急,右手捏了一下左手的小指头,说:“要是你不在,我们开营火会多扫兴呀。”

郑波说:“我不在要什么紧?你不在才真扫兴呢。对了,我还没喝咱们的幸福水,喝了水,就走吧。”

郑波喝了水,朋友们又活泼了。杨蔷云红了眼,叹口气说:“我送你上汽车去。”郑波点点头。杨蔷云轻快地跑在前面,向汽车站去了。

周小玲低头钻进十

号帐篷,别人随着进来。虽然这个帐篷最大,而且取去了帐篷“帽”,可是里边仍然显得闷暗,有一股油味。周小玲在堆满了行军壶、绳索和毛巾的一角坐下,两腿弯曲在左边,左手支持着,右拳敲着走累了的双腿。“好房子!”她摸一摸铺地的草垫,称赞着,“可是太热了。”“不,到了早晨可冷呢,那时候,露水湿透了帆布,连头发也像水洗了似的。”别人给她解释。“我从咱们学校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看到大家被她吸引住了,周小玲又泄气地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想用‘惊人’这个词练一练造句。”

杨蔷云跑进来,几乎被伸在稻草上的许多腿绊倒,她说:“你们怎么回事?大白天价跑到帐篷里……”“嘘……周小玲带来了新闻!”别人打断她。“据说,”周小玲强调这两个字,以开脱自己的责任,“根据上学期的考试成绩,学校要发一批奖章。”“得奖章有什么好处?”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得聚成一堆的胖胖的吴长福,端正地盘腿坐着问。“坐电车可以不打票。”李春嘲笑着。“昨天开了校务会议,据说,下学期起功课要特别特别严了。”“真糟糕,我这一个暑假还没念过书,原来订了个温书计划,一玩,就忘了……”“得了吧,前天我还看见你温代数。”“想想吧,明年就是高三,本来高三的功课就够紧的,再普遍地严一家伙,那可怎么办?”“要得奖章准有你……”“你敢说!”“我就怕代数……”大家议论起来。“还提考试成绩呢,”蔷云好像不太相信周小玲的消息,“上学期我有半学期没上课,在节约检查委员会誊写材料,大考的时候我真怕不及格!”“是啊,上学期谁也没塌下心念书,为什么要发奖章呢?”袁新枝问。“为了让你下学期塌下心念书呗!”李春的话好像是从鼻子里说出来的,然后她仰头躺下,从帐篷洞口望着远处的天空。

安静了一会儿,有的想起自己没考好的功课,有的暗暗估计谁可以得学习优良奖章,有的已经过虑地想到了升高三、温课、毕业和升学考试……“算了吧!”蔷云大声说,挥一挥手,“为什么要聊这些呢?我们是在露营,早就忘记它们啦。不要让考试、功课、奖章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吧。周小玲,你只要在这儿玩上一天,就会忘记一切,那么单纯,那么快乐,你尽情地享受生活吧,就像大小姐享受她家里无尽的财产似的……”

吴长福动一动身体,好像某一部分发痒,她用手拨一下圆而大的鼻子,叹了口气说:“糟啦,一提功课我的情绪就受影响!如果咱们老在这儿露营,没有考试,没有提问题,没有及格和不及格,那多好啊。”

李春又坐起来,手里抓着几根稻草,她微偏着大脑袋,跳动着剑似的有力的眉毛,眼睛斜视,显出思索和不以为然的神气,她瞅了吴长福一眼,说道:“你说得不对,老在这儿露营是没意思的。生活经常是一种匆忙的追求,恬静和安逸是暂时的,是对匆忙追求的一种报答。因为短暂,所以美好,所以值得……”“大学问家!”吴长福小声嘟囔,看一看别人,做了个鬼脸。“我们出去玩吧,不在这里‘坐而论道’了。”袁新枝伸一个懒腰,表示她已经疲于闷热的帐篷中的谈话。

女孩子们依次探着身子,从帐篷里出来。身边的“幸福泉”水缓缓地喷涌,树上的“知了”急急地聒噪。由于在帐篷里坐久了,那毫不吝惜地照亮了没有边际的世界的阳光,刺痛了她们的眼睛。

正午,地里的水汽蒸发,帐篷里热得像笼屉似的,但是,玩累了的孩子们仍然熟睡着。周小玲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热得受不住,特别想吃冰棍,走了几个冷食店,赶巧都刚卖完,最后好容易拿到一根冰棍,放到嘴里,正要吃……传来一群男学生的叫嚷声:“开门!”“还不起来?都要热化了!”

张世群和他的伙伴前来邀请她们去颐和园。周小玲讲述自己的梦,埋怨着。男学生们赔不是说,到了颐和园,他们准备每人买一根冰棍送给周小玲。

杨蔷云轻慢地说:“倒像你们怪大方的,可是,梦里的冰棍,难道能用钱买得到?”

张世群紧接上去:“如果你请我吃一根冰棍,我甘愿把所有做梦吃冰棍的权利让给你!”

大家都笑,显然,张世群胜了。

张世群是

十五中的团总支委员,今年刚好毕业。他已经参加过升学考试,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过中学时代的露营生活。他和杨蔷云是“老朋友”了:在一年前的暑假中,团市委组织了一次文艺书籍的座谈,就是在这个会上,杨蔷云初次见到了他。他穿着破衣服,用洪亮的声音发言,激昂地诉说自己的感想,并且拿自己思想上的缺点和书中的人物对照;女孩子们欣赏他的质朴和豪迈,又觉得他认真得未免过分,便暗暗发笑。然后,他又激烈地抨击书的缺点,扣了些大帽子,如说:“作品还是不成熟的……”

会议休息时,他与蔷云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说:“最后的批评有点过火吗?没办法,说着说着走了嘴。”蔷云笑个不住,笑这个人简直跟自己一样。

那天散会以后,下了阵大雨。蔷云坐在电车上,到了第一站停车的时候,探头往外一看,张世群远远地骑车飞奔而来。他不避雨,也没有任何雨具,兴奋地一手扶着把,一手搔一搔头发,衣服都湿透了。他驶近电车站,看见了她,大叫了一声:“杨蔷云!”那样子活像熟朋友。杨蔷云笑他:“真是艰苦奋斗啊!”这时,自行车已经越到前面去,他回头挥手答道:“那就向我学习吧。”

露营的第一天,蔷云就看见他。他光着脊梁,领着同学运稻草,搬木板,钉营钉,竖营杆,出了不少汗。杨蔷云招呼他:“劳动模范,还认得我么?”

他说:“你的模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到了颐和园,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到后山去玩,于是连跑带跳地拥过去,袁新枝教训大家说:“你们怎么了?谁在喊跑步走啊?就不会散散步,慢着点,欣赏欣赏风景?”

一个男学生偷偷把脚横在她腿前,绊了她一跤,大家拍手称快,张世群说:“我作了一首诗:姑娘摔了个漂亮跤,小伙子一旁哈哈笑,欣赏风景没啥劲,不如看看您摔跤。”

他们又跑着走了。既然飞翔都不能满足青年的心,更何必谈散步呢?让青松的阴影交错,让金色的亭台旋转,让姑娘们的裙子掀起来吧。

归途上,蔷云和张世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世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蔷云眯着眼笑了。

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等着营火会开始。木柴堆得很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洒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骤雨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营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

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它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

苏宁坐在杨蔷云身旁。她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她对蔷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她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蔷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她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她特意来找苏宁。

苏宁拉着蔷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呀,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存留,要不然……”蔷云靠在她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她直直腰,四处张望,她在寻找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她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她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

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

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莓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

我们狂欢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

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两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营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

左角上出了点声音,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

杨蔷云点点头,她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譬如自己吧,营火把心都烧热了,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

司仪宣布杨蔷云的诗朗诵开始,蔷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她,她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旁边是熊熊的营火,服务员不时添加着木柴;前边是一排排的同学,那里有熟识的和生疏的脸;头上是被惊动、被照亮了的夜空。渐渐地,渐渐地,蔷云的眼睛离开了火焰和人群,望向无边的远处。微带颤抖的、甘美的声音轻轻吐了出来:

费尽千言万语,

说不清一瞬间的欢乐。

当营火腾起的时候,

当伙伴们在一起,

当歌声穿过,

夜的烟雾,

稍微停了停,接着,她较快地念下去:

我爱营火,

爱夜晚,

爱学校,

爱生活。

蔷云兴奋得红了脸,心跳得愈来愈急,眼睛湿润了。她扬起了头。

……

蔷云弄不清自己在说什么,只觉得从火焰里,从同伴中,从周围,有无数的激情注入自己的心头,于是,学生们自己作的拙劣的诗句,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她与周围的一切齐声歌唱:

咦!怎么木柴渐渐稀疏?

怎么火焰渐渐微小?

火星飞落,不知道去处,

歌舞匆匆,也有个完了,

而我的诗篇不会结束,

它永生赞颂,一直到老。

我们的青春常在,

我们的青春燃烧,

我们的青春常在,

我们的青春燃烧。

掌声轰鸣,蔷云回到原地坐下,她看不清朋友的笑脸,听不清朋友的声音,全部身心,都和集体、和欢乐的海洋,融化在一起了。

晚会散了,孩子们走向自己的帐篷。一边走,一边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火焰的余烬和忙碌的服务员。苏宁忧伤地说:“开营火会是快活的,散会就不了。”蔷云说:“它不会散的。”她们道了“明天见”,各自去睡。夜已经深了,但是谁都不想睡,蔷云更是睡不着。从小,她就不爱睡觉,觉得睡觉像掉在一个大黑洞中。今天,尤其不想睡。于是,她披上衣服,溜出去了。

月亮升得很高,把一个个帐篷的阴影铺在地上。方才还在热闹地举行营火会的空地,已经看不出丝毫痕迹。有的帐篷传来窃窃私语,有的帐篷已经鼾声大作了。

蔷云向“营门”走去。一个幼小的孩子,扶着军棍在那里站岗,腼腆地问:“口令?”

蔷云回答了口令,走出去了,她后悔自己不如回答“不知道”,看那小孩怎么办。来到水田边,她心疼地望着一大片荷叶;荷花多半都谢了,莲蓬还没有熟。她向前走了几步,坐在一块石头上。“杨蔷云!”有人叫她。转过头,原来张世群也溜出来了。他又叫:“杨蔷云,看得清我吗?”“这么好的月亮,看得清。你干什么呢?”“我想看看天。你呢?”“我?我想看看地。”蔷云小声笑了,月光透过树叶,落在她洁白的牙齿上。

他们没有说话,张世群用右手的中指打了个响。“诗,念得好极了……”

蔷云摇了摇头。

张世群畅快地说:“‘三反’的时候,我看守‘老虎’,一天晚上,我值完班回宿舍,一抬头,月亮是那么神秘而且清凉。我就想,一定得找一个时间,好好地看月亮。”“看了么?”“可是,今天一看,全都变了。这天空,这月亮,还有树,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鲜,就是多么大的愉快呀!”“嗯。”“真的,一切都显得特别和谐……”“一切都不可思议,”蔷云感动地拿起张世群堆满厚茧的手,“张世群,你懂吗?当我看着睡下了的帐篷,还有这清明的天空和满池的荷叶,我想起我们的暑假,想起你的已经过去了的,和我的正在其中的中学时代,幸福就好像从四面八方飞来,而我禁不住流泪……”二

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女

中高二甲班的学生,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她们升入中学。她们的中学时期,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最黑暗的年代,也是人民的斗争最英勇、最伟大和终于获得胜利的年代。那时,她们虽然年幼无知,但是,残酷的生活和激烈的斗争,整个旧社会崩溃前夕的动荡与革命风暴的雄威,远远胜过童年的欢乐和漫不经心,在她们的心上刻下了严峻的痕迹。她们记得:物价如何一天三涨,饥饿的梦魇在家家户户出现。她们看见过搂着姨太太的大腹官僚、光天化日之下的盗匪和当众卧轨自杀的教师。她们知道装在大卡车里、代表“军”“警”“宪”、背着大刀的“执法队”满街巡回,抓住可疑的人有权就地砍头。她们不费力地明白了报上所登的“国军主动转移阵地”“警察与学生互殴”“某某人失踪”的真正含义。她们也有的站在路旁,怀着尊敬的心情,远远望着那些冒险游行示威,和用油漆到处写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口号的大学生们。

那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某位立法委员的夫人,她除了在委任令下达的时候到校“视察”过一次外,从来没露过面。那一次视察以后,全校师生员工的闲谈几乎都以她身上的脂肪为中心。老教员袁闻道先生——袁新枝的父亲,偷偷向同学透露:这位校长比文盲强不了多少,校长视察时,问语文教员“曹大家”坐落在什么地方,问体育教员女学生能不能跳“掌杆跳”。在学校掌握实权的是男训育主任,外号叫“黄大嘴”,他高兴时爱向学生说“我和蒋中正总统握过手”,生气时爱说“别以为你们是女生,犯了规照样打你们个四脚朝天”。常和黄大嘴一起喝白干酒的是体育教员牛麻子,国民党刚来时,他做过三青团的分队长,但是不久三青团在学生中名声臭不可闻,也就没听说他再领导三青团了。

当时的学生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大部分是努力读书、不管其他的“老实人”,她们家庭贫苦,时时受着失学的威胁,初中学生更怕功课差了考不上市立高中,如果上私立学校可缴不起学费。一部分是小姐,讨厌数学,害怕上体育,不敢解剖青蛙,受不了氯气和二氧化硫。她们喜欢看《红杏出墙记》和《薄命鸳鸯》,喜欢唱“我说你别走得那么快”,喜欢模仿各种“美式”“港式”服装,冬天穿西服裤小棉袄名曰“原子服”。她们最喜欢的还是生病,躺在床上呻吟和嚼泡泡糖。个别的忽然中途退学,去嫁人,做填房或是“吉普女郎”。再有极少数的渣滓,包括“难区(解放区)同学会”负责人——逃亡地主的女儿,流氓组织“十三妹”中的“姊妹”,和中统特务。教员对她们也是低声下气,敬而远之的。

最后是我们的人,共产党员,民主青年联盟1盟员。她们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之下,进行团结群众和发展组织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她们搞起了合法组织——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参加进步大学生办的寒假补习班,组织同学参加平津学生大联欢,也搞了小小的图书馆。但是不幸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先从师范大学动手,旁及了一些中学,逮捕了这个学校自治会的活动分子十七人,最小的才

十四

岁,摧毁了我们的合法工作。高中的一些地下党员被迫撤退到解放区,其他进步同学也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有一个短时期,能和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的只剩下了初一的盟员郑波,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从其他学校又考进一批盟员为止。

郑波的家庭十分简单。她爸爸做了一辈子小职员,抄抄写写,哼哼哈哈,谁都不敢得罪,又是对谁都看不上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郑波

十一

岁的时候,她爸爸被“盟军”的吉普车撞死在雪地里,喝醉了酒驾车逆行的美国司机,转了个弯,喊了声“OK”便跑掉了。她妈妈在家务事中消磨了一切,为老鼠啃了剩包子而气恨,为一发薪没等涨价就买进了玉米面而欢喜。爸爸死后,她们寄居在舅舅家里,受着寄人篱下的各种闲气,卖破烂、洗衣、缝补、哀告借贷,在半饥饿状态中维持娘儿俩的生活。

在舅舅家,她结识了街坊的孩子——女七中高中学生黄丽程,黄丽程带着郑波去沙滩北大看过控诉国民党发动内战罪行的活报剧《凯旋》,演完戏,演员和观众一齐痛哭。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会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后来她也升入了女七中,和黄丽程在一起。一次,她发现黄丽程有些事回避着她,她恍然大悟自己还不是战士中的一个。有人在监狱里受苦,有人紧张地从事秘密活动,而她,唱唱进步歌曲而已。这简直可耻!她找到黄丽程,说:“我要行动,我要工作。”黄丽程惊讶而且感动,说了声:“你不太小吗?”就握住了她的手。一九四八年二月,她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那时是十四岁。

北平解放,生活沸腾了。郑波狂热地激动地工作着,上课时还常常去接学联的电话,担任合唱团的副团长、学习组的组长和重点试建的少先队队部主席。一边忙碌,一边还幻想自己被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年龄小好做掩护。当然,这没实现。

一九五〇年,学校生活刚刚开始正常,人们瞻望和平幸福的明天,喘出了一口气。这时,朝鲜战争的炮火又惊动了她们,又是沉痛的控诉,风沙下面的街头宣传,激烈的辩论,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的大会。接着是“三反”运动,在学校里搞出了贪污分子,许多同学参加了保卫、查账、统计工作,通宵不眠。“三反”以后,郑波入了党。

在接连紧张的运动里,郑波和其他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习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晚上不上自习而去听大报告,课外活动时间召开各种会议,上课的时候一边听讲一边注意着教员有什么“糊涂观念”……并且,似乎没想到自己要按部就班地读下书去,而是“时刻准备着”听候组织的调动,当干部,参军,下江南或者去朝鲜。

她们肩上承担起来的是数倍于一个普通年轻孩子能够挑起的分量的担子,她们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的浪漫主义气质:整宿整宿地开夜车,三个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边,把饭钱借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经常检查思想,每天记日记。翻开她们日记本的红漆皮,翻过毛主席像,她们往往用一种成人的行书体写着最喜爱的书上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他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经把我的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所做的斗争。”

也许,题上的是她爱唱的歌儿的歌词:

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的鲜红,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

至少,即使不题任何字,也要画上一把镰刀和一把斧头,用浓重的红颜色。

可是,现在呢?

愈是美妙的向往,愈使人觉得遥远;而当生活飞跃,向往变成现实的时候,人们却又发现自己还缺少准备了。

不到两年前,麦克阿瑟将军正在筹划他的“圣诞节攻势”,那时,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报告里边,提到“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提到将要实行五年计划。这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梦,人们的心仍然专注在冰雪中的最可爱的人身上。现在,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已经基本上完成,朝鲜战场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设的任务日益提在首位,在各种文件、报告、谈论里,大家普遍提到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高潮”。可是,人们来不及去欢迎、吟味和欣赏生活的变化,就被卷到生活的变化中去了。

早在“三反”运动最紧张的时候,《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通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已经在中学生中轰动,他们笑着想:“我的家乡也将变成这样……”自然,治理淮河和荆江分洪的工程也是他们谈论的题目。这一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学生们幻想着未来的新的高等学校生活。这一年,团中央在纪念“五四”的指示中号召中学毕业生积极准备考入高等学校,也吸引了中学生的注意,他们随着谈论国家建设、谈论起上大学的志愿来,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团支部是把谈论“上大学”的人当作“落后分子”的。这一年的五一节,北京的女学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呢,“少年布尔什维克”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做长远的打算了;他们在高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的同时,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他们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中学生,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门槛上。三

九月一日。街上走过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无线电播送着教育部长的祝词,校门口悬挂着欢迎新同学的大标语。北京,全国,世界上许多地方,新学年开始了。“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已经是高中的学生”“我已经上三年级,再一年,就毕业了”。新学年把升级的喜悦带给孩子们,她们高兴:仿佛不是由于长大而升了级,倒是由于升级而突然长大了,同时聪明和有力得多了。除了学生,谁能这样稳如泰山地意识到自己的上升,意识到自己正在逐年逐日地接近那光明闪耀的未来呢?

开学这一天,郑波的心情却不是这样,布告牌上的一纸布告使她不安了。为鼓励广大同学努力学习,校务委员会特决定:

一、颁发学习优良奖章。

二、获得上述奖章之条件如下:

甲……

乙……

三、本星期六下午二时于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颁发第一批学习优良奖章,希届时出席。

下边是校长、副校长的签名章。

她把获得奖章的条件看了几遍,条件不能说太高,但是她没有达到。上学期开学以后,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上过课——“三反”运动还没结束,她帮助节约检查委员会做统计工作——头几次考试成绩很糟,后来追了追,但是平均起来有两门功课仍然达不到甲等。看布告的多了,同学们用对任何“新闻”都一样的顽皮声调议论起来:“看这有什么用,反正没咱的份。”“你说咱们班谁能得奖章?准有××……”“奖章什么样子?漂亮不?”“这回那些功课差劲的‘先进同学’可惨了。”

最后一句话是如此刺耳,郑波不由得回过头去。这话是李春说的。郑波看见了李春的矮矮的身躯,她穿着浅褐色的外衣,手插在口袋里,微偏着大脑袋,显示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李春一看是郑波,挤了一下眼睛,高声问道:“嘿,刚来吗?暑假过得可好?”

郑波走到她身边,回答了她,又随便聊了几句。李春说:“啊,我得到图书馆还书去。”接着就跑掉了。

她的话刺痛了郑波。得不到奖章,其实没什么。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在各种场合里,郑波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头做好该做的一切,总是无愧地号召和督促别人前进。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学习任务面前,没有保持住光荣,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团分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会不会被看作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呢?

又有同班的同学招呼她,她掸了一下衣襟上的土,摆脱开心思,向她们迎去。

发奖章大会开得简短而热烈。校长讲完了意义,发奖仪式就开始了。掌声和乐声中,校长笑着和每一个得奖章者握手,把奖章放在她们的另一只手里。得奖章的同学从左边走上主席台,接到奖章,立刻别在胸前,转过身,让大家看见,然后从台的右方走下。奖章是圆的,银白色,蓝纹,刻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和一支笔。书的一角和笔的上端都伸在圆形的外面。同学们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奖章,看清了一个,再看另一个。

全校得奖章的有四十多人,她们大多数涨红着脸,低着头,受奖的时候比受罚还不好意思。姑娘们都是如此。只有李春态度从容,她没和校长握手,却先鞠了个躬,然后用一只手接过奖章,往胸上一放就别住了,双手照旧插在口袋里,头微偏着,跑下台,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开心的火花。

高三班得奖的还有袁新枝。她不掩盖自己的快乐,但也不过分。她从台上一跳一跳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真诚地为别人鼓掌。

发完奖章,是自由讲话。受奖的同学上台表示:“我其实不配得奖章,不过我感谢学校对我们的鼓励,同时我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她们说一句话用一个连接词,一边说一边忸怩,大家一边听一边哄笑,笑得喜气洋洋。没得奖的同学也上台讲话,表示有努力赶上去的决心,但没好意思说争取得奖章。最后是团总支书记吕晨发言,她做着手势,激昂地讲道:“亲爱的青年团员同志们,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会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大家都有许多收获……党号召我们学好功课,攻克科学堡垒,我们要保证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礼堂的四个门打开了,同学们互相叫着,拉着,拥了出去。

郭校长——同时是党支部书记,把学生中的党员找到校长室。

校长室是两大间北房,中间用帐子隔开。里间是校长自己办公和休息用的,外间摆着沙发、藤椅,是接待师生、开小会用的。学生党员一共有七个人,她们都挤在一个大沙发上——其中三个人,只是靠着沙发的扶手罢了。

校长站着,一只手扶着椅子,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似的看着她们,随意地说:“怎么样?咱们党员当中只有一个,”她指了指高二那个党员,“得到了奖章。大家是不是有点受刺激啊?”

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微笑,不言语。郑波平静地说:“是的,校长,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点?那么……哈哈……”校长学着郑波的话,像男人似的大笑。她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笑来作序曲。笑着,她走到一旁,从小桌上取下暖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刺激着点好!心情一紧张,进步就快了。”她凑近大家,像是传授某种心得,“我们的党员功课不算太好,这不怨你们,大家不要委屈。北京解放刚刚三年多,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发动群众、清除敌人的残余势力方面。学校也是一样,它没有专心读书的条件;你们过去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和各项社会工作,学生的天经地义的任务——念书、上课,倒像是第二位的事。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学好功课,那么一切都谈不到。学习是一个经常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劳动,光靠热情、口号,像斯大林所说的‘骑兵式冲锋’是不行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或者大家赶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学结合起来,或者落在后边,变成空头政治家,丧失你们在群众中已有的威信和作用。”

校长热烈地说完以上的话,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她们一遍,似乎在等待回答。

高二的那个党员说:“我担心有些死抠功课不问政治的同学得意起来,她们以为过去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是做对了。她们会说:‘瞧,你们说我落后,可是得奖章的是我。’”

别人点头,应和着:“不是担心不担心,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以后工作不好做了。”

校长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因而就不强调学习了么?”

另一个党员说:“咱们跟她们赛吧,咬咬牙,非比她们强不可。”

校长又笑,她说:“这种精神是不错,可单单比赛是不行的。得帮助她们。你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先进思想的武装,不仅对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学代数语文,都是必需的。”

七个人又聊了聊今后在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得不到奖章的羞耻心情渐渐被决心赶上去的昂奋心情所代替,谁也不怀疑,自己一下决心准能搞好。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繁重工作的锻炼,培养了她们的这种自信。

郑波回到教室,正碰见杨蔷云与李春争吵。在教室的一角,周小玲坐在桌子上,杨蔷云和李春各在桌子的一边,李春并不望着蔷云。杨蔷云说:“早知道你会这样讲的。‘杨蔷云没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有意见照样要发表:这个奖章的发法不公平,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该得奖章的没得到,有些得到奖章的同学根本不配。”

李春稍歪着头,左脚尖一跷一跷地打着地,冷冷地说:“谁该得奖章没得到呢?”

杨蔷云不假思索地指着正走近的郑波:“譬如她。”

郑波脸红了:“你胡说什么呀?”

杨蔷云就是这样,她不管别人的面子,招得自己的好朋友反对自己,也不在乎。李春又说:“那么不配得奖章的就是我了?”“你自己会判断!”

李春把奖章拿下,不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她已经把奖章放到蔷云手里,自己却退到一边,勉强笑着说:“那么就请配得奖章的人自己戴上吧。”

杨蔷云涨红了脸。

她们两个常常争吵,但往常总是杨蔷云占点上风,不像这次,李春以她巧妙的“反攻”结束了“战役”。从前,李春还是杨蔷云的好朋友呢。一九五〇年秋天,她们升入高一,李春是天津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考到北京来了。她的“帅”劲使杨蔷云欢喜,而且她大方地把带来的杨村糕干、天津包子分给同学吃,和另一个从外校考来的新生吴长福——她口袋里装满花生米,先是一颗颗地在口袋里捻去皮,然后掏出手来迅速地放在自己口中,生怕别人看见抢她的似的——成为对比。新生联欢会上,李春唱了一个维吾尔文歌、一段京韵大鼓、一首民谣,这一切使同学们——特别是杨蔷云欣赏得要命。很快,大家还知道了李春功课棒,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团,当过团总支委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虽然只是一百字的报道摘要,但也不简单)。轮到选举学生会执委,高一新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春。李春在学生会做群众文化工作,组织社团,主持晚会,在全校也出了名。

杨蔷云爱找李春聊天。她们不聊考试难,不聊先生的外号,不聊辫子的梳法……她们都看不起这些。她们聊的主要内容是书,特别是翻译小说。

她们上高中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工作,学校也停了课。李春废寝忘食,编快板,借场地,督促油印的《吼声》快报及时出版。团总支表扬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有李春的名字。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春摔了大跟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九五〇年

十二

月,军事干部学校招生,这大出李春意料,当兵竟然当到学生头上来了!不是兵已经很够,而且有的在复员吗?自己上高一,转眼就是大学生,大学毕了业就是工程师……现在中断了学业,将来怎么办?抗美援朝恐怕是暂时的,到军队去根本没前途,又是个女的,顶多当护士,上了大学却可以当医生、科学家,再有,将来战争没有了,所有军人都复员,自己也老了,干什么去呢?……不,决不报名。

报名本来自愿,也确有相当多的同学没报名。但是李春不报名是太扎眼了,嚷嚷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干真事就缩回去了,简直会引起公愤。李春翻来覆去,浑身发烧,偏赶上杨蔷云找她:“李春,明天开始报名了,咱俩一块儿去吧!”“噢,唔……”

李春病了,请了两个星期假,回来时,欢送参军同学的会都开过了。

李春的行为引起全班同学的诧异、气愤,以至轻视。有人干脆地说:“哼,装起病来了!”有人去她家看望,她不见。来到学校以后,她整天围着围巾,戴着口罩,说话带鼻音,和过去那个洒脱的、得意的姑娘,判若两人。她最初还是被羞耻心折磨,及至觉到别人的冷淡(有的是冷淡,有的是想去与她接近,也觉得十分不自然),就转成了一种怒意:哼,你们瞧不起我了,哼!第二学期,她以身体不好,功课落下了为理由,提出不做学生会工作,学生会只好同意。这又使李春生气——果然,不要我了,连挽留都不挽留。

李春鼓起劲,埋头读书,她想,咱们赛吧,现在叽叽喳喳你们棒,总有一天,你们会羡慕我的!

李春和全班同学日渐疏远,最厉害的是杨蔷云。杨蔷云把李春的行为记在日记上:“……我算认识李春的‘真面目’了,她骗取了我的友谊!”杨蔷云经常正面攻击李春,譬如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班上订《爱国公约》的时候。《爱国公约》有一条:每天读报半小时。李春不同意,她说:“这一条倒漂亮,做不到不如不订,说实话,我做不到。”

杨蔷云说:“我做得到。同学们呢?”

大家都说做得到。

杨蔷云说:“我建议,通过这一条,后面注上:‘李春除外’。”“你什么意思?”“实事求是嘛。”“你打击别人!”“不能因为你降低了对全班的要求。”《爱国公约》通过了,有三条注着“李春除外”。

往后,杨蔷云的态度也受了些批评,团小组会谈过几次,有些同学也努力去接近李春。情况稍好了点,李春在班上“奉公守法”,有会就参加,分配了什么社会工作就干,不过免不了讽刺人,说风凉话。她暗地里劲愈憋愈足,非赛过别人,挽回自己失掉的一切不可。

现在,这样的一天好像到来了。李春得了奖章,而,郑波、杨蔷云没得着。你说妙不妙!四

后来杨蔷云问郑波:“没得到奖章,你难受么?”郑波说:“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我这个中学生应该重新做起。我觉得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像在我参加‘民联’以前,我为自己没参加实际的革命行动也这样羞耻过。说来奇怪,当我命令自己赶快做那些过去没做到的事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地高兴……”蔷云想了半天,然后用眼睛看向远方,这时她的瞳仁里似乎不仅反映了眼前看到的东西,而且带着一种朦胧而美丽的神色,她说:“你对!是高兴,早在露营的时候我就觉出来了,发奖章可以帮助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气氛。郑波,咱们一定要用功!”

……现在,当郑波在教室里坐到第六个钟头的时候,她又回忆起这次谈话。

新的生活气氛,果然,就说这间门窗向南开的,全校最好的教室吧,北墙上,贴着红纸剪的五个大字:“向科学进军”,下附一个大惊叹号。西墙上,新换了黑绿色玻璃黑板。第三团小组发起帮助先生进行课程,每堂课前拿好教具,挂好挂图,把黑板擦得像春夜一样滋润纯净。后墙上是班报《学习》,报头是把《学习杂志》封面上的“学习”二字剪下贴上的。这期班报以迎接阶段考试为中心内容。最近考试真多,教师讲完课,看看还有十分钟,叫每个同学拿出一张三十二开的片艳纸,出两道昨天才讲过的问题……班报旁边,贴着一幅宣传画,画着两个女勘探队员,题目是“把青春献给祖国”。

只要走进教室,就会觉到热烈、忙碌,想偷懒都不成。再看看星期六晚上还在这里用功的同学:有的握拳凝思,有的在凿自己的脑袋(千万别太用力),有的“唰、唰、唰”笔不停挥地写下去,于是郑波给自己打气:“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郑波用一下午的时间解一道题,没弄出来。吃完晚饭,接着干,草稿纸一用就是厚厚一沓,上面用硬铅笔、软铅笔、红蓝铅笔涂抹了各样算式、得数和图解。橡皮也不知消耗了多少立方厘米。郑波几次劝自己:“先做容易的吧。”可是刚一拿起别的题目,这道难题就往回扯她。忽然,她好像会了。于是匆匆地把教科书推到一边,手颤抖着拿起草稿纸,飞快地列上式子,一层层地解下去。得!就差一个未知数,还是解不开。

大概题出错了吧?

题不会错,郑波不能骗自己。她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休息,然后边削铅笔边继续想。木屑落在郑波的衣襟上、腿上,铅笔芯孤零零露出得愈来愈长,终于又被小刀碰折,郑波仍然坚持地削、削、削着。“郑波!”吴长福悄悄地凑了过来。

郑波转过身,看见吴长福胖胖的脸,脸上的肉向外凸起。这时,灯亮了,黄色的灯光照亮她圆而大的鼻子,拖出一块阴影投在嘴唇与右颧骨之间。

她弯下腰,小心地从背后拿出一册课本,指着一道题问郑波:“劳驾,唉,我笨死了,当然应该自己想。可是我不行,要让我想三天也想不出,你给我讲一讲,啊,提示一下就成了。”

郑波看一看吴长福指的题目,也把自己的课本拉过来:“你看!我不也发愁吗?我也不会呢。”“真的,劳驾,我实在……”

郑波笑了:“瞧你,我会的话,还能装不会吗?来,咱们一块儿想吧……”

郑波对她讲了自己想的三种可能的解法,每一种都使吴长福点头。吴长福说:“对了,大概是这样。”又大概是那样,又是这样。郑波倒没觉得吴长福不好,只是因为自己不能给吴长福有力的帮助,而抱歉地望着她。

一阵轻巧的脚步声,袁新枝笑着跑进教室,走到郑波座位旁边,抓住郑波的手,一把把郑波拉了起来,使劲和郑波握手。“怎么了你?这样‘发狂般地’?”她们最近的一课语文中有这个“发狂般地”形容词,所以郑波引用上了。

袁新枝不笑了。她说起话来从来不笑,而把笑包含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她说:“我想出来了!我费了半天劲才想出来。特意骑车又跑了来。我回到家,饭都没吃好,对谁都不搭理,就想那道题。我妈吓了一跳,当是我生了病呢。咱们今儿下午真是费了多大劲呀!”袁新枝这一段话全是“倒叙”,然后开始“正叙”:“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唉,其实说难也不算难……”

郑波止住了她:“算了吧。”“算了?”“你想出来了,我还在憋得费劲呢,让我自己想吧,你别讲。”“劳驾,让我讲了吧,我真高兴,真想告诉你……”袁新枝恳求着。“劳驾,你千万别讲。要不,我堵上耳朵了!”郑波也恳求着。

袁新枝吐吐舌头,退到一边。

这时吴长福及时地凑过来:“劳驾,要不你给我讲一讲?”袁新枝看一看郑波,郑波走到教室外面去了。于是她有条有理地给吴长福讲起来,她正盼望有一个人听听她如何解决这道难题呢。她连想的过程,带方法、体会,对题目本身的分析,对出这道题目的聪明的评价,都一股脑儿讲出来,讲得有声有色,像讲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有趣味。这是袁新枝做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学来的本领,能把一切讲解和教训“故事化”。当然吴长福感激得很,从口袋(她有一个多么神奇的口袋!)里抓出一把葵花子,放在袁新枝手心上。

郑波回到教室,袁新枝的成功使她焦躁。“我落在后边了。”她走到操场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考虑考虑,她认定自己找到的扣儿还是正确的。于是振作一下,坚决而自信地回到书桌前。

已经九点多了,袁新枝给吴长福讲完题打算回去,周小玲和几个华侨学生唱着歌走进教室。周小玲一进门,看到那些念书的同学,“哟”了一声,脚跟靠拢、立正、行举手礼,她嚷:“你们在这样的大好时光能闷在屋子里读书,真不简单!请允许我代表好玩好乐的二流子向各位学究表示衷心的钦佩!”

大家笑,做功课的同学回敬她:“一边去吧,别找挨骂了!”“今儿晚上太好了,”周小玲仍然兴冲冲地说,“我走在大街上简直是,简直是幸福!国庆节快来了,八月

十五

中秋节也快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大街上卖槟子、葡萄、香蕉、大鸭梨、红瓤德州大西瓜、枣泥馅翻毛月饼,还有兔儿爷……”

同学们又笑作一团,大家抢着问:“你吃什么了?”

周小玲摸摸后脑袋:“我看了看,光解了眼馋。”她看见了袁新枝,大叫:“袁新枝!你……”

郑波放下课本,取笑周小玲:“叫袁新枝干吗?她又不是红瓤大西瓜。”

周小玲不理郑波,走到袁新枝身旁,翻一翻眼:“你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你病了呢。”

袁新枝说:“我想一道题没想出来,就没去。”

周小玲问:“电影票呢?”“废了。”“真糟糕!你用功的精神是伟大的,不过,你知道多少人排队买票买不上呀?你倒好……”由于痛惜,周小玲不再嚷了,坐下来。

袁新枝似笑非笑地做了检讨。她又说她已经该回家了。周小玲起来送她,两个人一起走了。

大家也不打算再在教室里待下去,纷纷收拾书、练习本、文具,走读的准备回家,住宿的准备睡觉。

教室里只剩下郑波一个。哄笑过去了,教室里显得格外安静。有音乐声传来,今天是星期六,袁新枝牺牲了看电影,到底把题做出来了。郑波抬起头,她看见那个庄严和刺目的惊叹号,女勘探队员戴着红帽子,向她微笑;“德州红瓤大西瓜”,耳边又响起了周小玲的欢呼,所有这一切都混合起来,使郑波有一种责任的感觉,同时觉得愉快。她动了动,模糊地想起了一种新的解法。

突然,周小玲和袁新枝拉着手急急地跑回来了,大叫:“快出去看呀,坦克,坦克!”

果然,远处微微传来轰轰声,愈来愈大。郑波茫然地说:“等一等……”

周小玲和袁新枝又忙不迭地跑出去了。

教室里重新剩下郑波一个人。轰轰声已经很近,地面随着震动,好像坦克就在学校里行走。郑波心跳得快了,她也想赶快去看一看。但是,一个更巨大的复杂的事情吸引着她,她要再次地去试着用新方法来解那一道题。轰轰声催促着她,她一遍又一遍地算,强迫自己“慢一点呀”“别着急啊”,瞧,算出来了!“我算出来了!”郑波几乎叫出了声。她沉静地再呼吸一下,重新核对一遍。没有错!

算出来了,算出来了,九个钟头,终于把堡垒攻下来了!郑波高兴地扶着椅子打了一个转,几乎把课桌撞倒。雷一样的轰轰声好像是为祝贺她而敲起的鼓,电灯快乐地摇晃着。灯光照长了她的影子,她显得十分高大。她亲切地向女勘探队员招手:“瞧,我算出来了。”

在教室里憋了那么久,郑波似乎凝结在那灼人的空气中。现在,她飞一样地跑出,重新觉到初秋夜风的清凉,郑波畅快地呼吸,小声嘟哝着:“算出来了……”而且,孩子似的美得摇摇脑袋。

胡同口附近站满了人,大家让给郑波一个地方,有人告诉她:“今天夜里,天安门前练习阅兵。”她点点头,紧张地随大家的视线看拖拉机牵引着重炮过去。粗大的炮口,挑战似的挺向天空,炮身在月下闪着青光。炮队过了,坦克车轧轧地到来,履带威严而缓慢地转动,在马路面上无情地刻下纹道,发出刺鼻的烟气。路旁观看的群众高兴地把烟气吸进去,觉得分外舒服。他们贪婪地注视这浩荡的铁流的每一细节,生怕放过了任何印象。有的屏住气,一辆、两辆、十辆地数着。有的笑着搂紧了身边的同学。有的只是喃喃地说着:“多好!多棒!”他们的紧张,超过了那些镇静而骄傲地坐在坦克上,望着前方的士兵。校长也在看。她说:“都是我们的。”这句简单的话,使我们受尽苦难的贫弱的国家的新一代,想起自己祖国正渐渐富强起来,因而十分感动。郑波默默地对着行进的坦克表示:“我要勇猛顽强地学习,像大炮、像坦克一样。”五

十一前夕,她们并排在街道上走。

刚刚看过了电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还没有从幸福的陶醉中回到现实来,她们走得很慢很轻。

苏宁的嘴唇动了,上唇的黑痣隐隐现现:“我看完了电影,心里说不出的留恋,而且有些慌……看电影的时候,我生活在电影里,有快乐也有悲哀,其他一切完完全全地忘了。但是,银幕上出现了‘完’字,窗户打开,光线照进来,喇叭里放出和电影内容毫不相干的广东音乐,于是我惋惜地离开……”她掏出一块小丝手绢,用无名指按着擦一擦额角。“我离开影院的时候半点都不惋惜,”周小玲摇摇头,她的步子迈得很大,一步顶苏宁两步,“我想,我要给那些没看电影的同学讲讲片子的内容,馋馋她们,让她们为没有看这个电影后悔得睡不着觉,我可高兴啦!”“生活比电影还美,”袁新枝也不同意苏宁的话,她轻巧地走在前面,不时转回头,“譬如这十一前夕的街道,难道不比电影更吸引人?”她用手左右一指。

于是大家都欣赏起街来。街是美。许多机关团体的门前都扎着彩牌坊,挂出古色古香的红灯笼,光明彻夜不灭。路旁,供应节日消费的摊商,忙碌地把快要卖光的水果和糕点拿给“抢购”的顾客。管理游行的服务人员,用白灰把队伍停留、行动的标志画在马路牙子上和路面上。迎面,走过许多和她们一样的穿上节日盛装的女学生。她们吃着西瓜或是玩着苹果,挽着手唱歌。“北京的街好,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村也能像城市一样繁荣呢?不知道多么遥远。”苏宁又说,而且叹息。“为什么说远?”蔷云走在苏宁旁边,把手搭在苏宁肩上,“最近,我觉得一切都近极了,生活就像缚在喷气式飞机上,一日万里。回想我们梳着小辫,扭着秧歌去东交民巷欢迎解放军入城,好像就是昨天的事。那时候,这条街上还停着一个大垃圾堆呢。明年就实行五年计划,说不定,不久,一觉醒来,周围已经是社会主义——乡村里的发电站也建立起来了。”说完,她首先为自己的幻想笑起来。“说起来我们真幸福,”郑波也参加谈话,“中学时代什么都经历了,国民党的末日,新中国的成立,还有抗美援朝,而在毕业的时候,恰恰赶上大建设开始!”“我看也有点倒霉,”周小玲逗笑说,“先生们拿国家建设的要求作理由,净出那么难的考试题!”

大家笑了以后,李春提了一个问题,她的爽利的低音在她们的谈笑里显得有些老大,她说:“说起幸运和倒霉,我倒有一个问题,有一种英雄,譬如电影里的劳动模范吧,好像很幸运;也有一种英雄,像我们熟悉的刘胡兰、董存瑞,就连命都丢了,是么?”

周小玲摇摇头:“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李春先不言语,暗笑着,等着走过了一个路口,转过头又问周小玲:“你愿意做哪样的英雄?”然后她挑衅地看看杨蔷云,果然碰到了蔷云怀疑和不满的目光。

周小玲反问李春:“你呢?”

李春说:“我没想。”

蔷云忍不住,琢磨了半天,一字一句地吐出:“也许英雄们有不同的命运,可是那个算计和挑选自己的命运的人,他一辈子也当不了英雄。”

李春并不生气,仍然干脆利落地说话:“欧琴哈勒绍2,说得像格言,而且有哲学味儿。能说出这种格言,大概不乏某种英雄气。我爱说实话,不免违反格言,自然常有错误。”

她们不聚在一起谈了。周小玲拉着郑波,聊淮河两岸的那些小孩子,她记住了每个孩子的表情,一边模仿,一边问:“像不像?”杨蔷云不理别人,自己走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袁新枝和苏宁回忆着电影插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两人都记住开头,忘记结尾,很懊丧,商量好以后看电影听到好插曲就赶快分工,一个记头,一个记尾。

一声叫喊:“同志,没点灯就下来!”她们看见了交通民警,还看见一个伏着身子的中年人,骑自行车飕飕而过。交通民警又大声叫,袁新枝拔腿要去追。周小玲拨开她说:“我去!”一弯腰,做好百米赛跑起跑姿势,箭一样地射出去了。

听到交通民警的吆喝,那中年人想混过去,却也有些迟疑。周小玲趁机追上抓住了他,厉声说:“下来!”

那人见是个女孩子,向周小玲瞪眼:“你管得着么?”

这时候,她的同伴们已经来到,听到这人无理,七嘴八舌来了个围攻:“送走送走!”“违反交通规则送公安局去!”李春说得最狠:“违反交通规则就是犯法,犯法你还不接受教育?”没受过女学生围攻的人,是不知道她们的厉害的。“犯法者”完全缴械,嘟囔着说不出话。这时交通民警走过来要和他“谈话”,姑娘们才离开。

回到人行道上,她们发现,为追那个“犯法者”,追到一个新建成的百货公司门市部前了。这门市部因为刚开始营业,又因为明天是十一,延长了营业时间。到现在,霓虹灯仍然辉煌,顾客仍然拥挤。

周小玲提议:“咱们逛逛百货公司吧。”

李春说:“对,去体验一下生活!”

大家就去了。只有杨蔷云兴趣不太高,她希望早些回去。想一想明天——国庆节的过法,想着国庆节,有时候比真正过国庆节还让人喜欢。

进了百货公司,一阵热气烘上脸来。初秋的夜晚,本来有点凉,由于这里人多,仍然热得很。屋顶上装着两个大电扇,正在旋转着。一行一行的玻璃柜台和货架子,都堆满了精美的货物,在灯光下像盛开的百花一样。

她们靠右走。先看到了化妆品和服饰。各种香皂、香粉、雪花膏、润面油、别针、发夹……也有不少的香水精、扑粉和胭脂。这些商品,每一件都装潢得很美观,发夹别在一张硬纸上,呈扇面形,硬纸上画着长着秀美长发的妇女。香水精瓶系着红丝带子。粉盒儿垒成塔形,有的瓶子分成一圈一圈。还有按大小号排成队的匣子,组合成鲜丽的图案。

对于这,苏宁懂得多。她不太好意思地回答别人的问题,评论这种牌子和那种牌子的货品的优劣,解释贵重物品的用法。杨蔷云不屑地用目光扫了扫,总结说:“净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她的话引得别人侧目。袁新枝推她一下:“你呀,别污蔑我们国营商业!”

再往前走是鞋帽部,颜色自然多半较暗,不那么花花绿绿了,有些过冬用的毛靴,也摆出来了,微微发出一种臭气。蔷云拉着大家:“快走,快走,没什么好看的。”

遇见有趣的东西了——儿童玩具。一位母亲领着孩子,正要店员给她试试跳蛙。跳蛙是铁制的,一松弹簧,就一跳一跳地行走。她们看见,哄然大笑。杨蔷云也拉长脖子,东找西寻,看看有什么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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