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莲纯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古都辽阳试读：
前言
在文化品牌建设方面，辽宁省很早就确定和打造了历史牌、地域牌、工业牌、山水牌，对于历史牌、工业牌、山水牌更切合辽宁文化发展的实际，政府和学界也进行了特定的科学分析和战略判断。在此基础上，我们拟立足辽宁文化资源整合战略，进一步补充和扩展辽宁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
辽宁文化品牌建设，可以考虑先确立这样的遴选原则：或前所未有、独一无二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或在同类中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既要名称悦耳、响亮，又要历史底蕴深厚、冲击力强、潜价值大。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提出辽宁文化品牌建设方面的“三名一艺”战略。即名人牌、名地牌、名特产牌和艺术牌。
辽宁有众多的广为人知的地名和名胜古迹，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名和名胜古迹都具有巨大的品牌价值和品牌建设意义，只有那些遐迩闻名、人们喜闻乐见、风格独一无二、文化积淀深厚或人文价值显著的名地，才具有品牌建设、培养、开发价值，才能建设成非同凡响的文化品牌。
辽阳是一座有着古老文明的城市，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文化遗址出现。而从战国后期燕国建立辽东郡开始，长期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集聚了丰厚的文化积淀。这些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成为辽阳历史文化的一个个坐标点，勾勒出辽阳文化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它们和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遗迹，共同构筑了辽海文化的框架体系。
辽阳的文化遗存充分显示，辽阳历史文化是东北文化最为重要的一支，如铸造于战国时期的青铜货币襄平布，对于全东北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辽阳汉魏壁画墓群规模宏大，极富盛名，其墓室壁画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化遗产。而辽代白塔、辽金冮官窑址、明代辽阳城、清代东京城与东京陵，无一不是名满东北且影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信仰。
辽阳的考古发现再次证实，辽阳历史文化是由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而成的，而汉文化又是其中的主体。西汉村落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实物，表明辽阳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文化同出一源。这种根植深厚、润泽久远的文化，甚至在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仍然以其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性、同化性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正统文化或成为民间百姓真正的精神皈依与人生信条。而类似春秋时期的青铜短剑显露出的少数民族文化痕迹，在以后的历史段限中也不时出现，说明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于辽阳地域文化形成、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辽阳作为东北重镇、历史名城，她的历史也充满风云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演绎这些故事的是代表着各个阶层、各种势力，从事着各种行业、各种工作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辽阳以其地理和历史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代表性，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文化资料，把辽阳千年的文化积淀蕴含其中，增加了本书的魅力，希望此书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辽阳，喜爱辽阳。第一章历史悠久的辽阳城辽阳古称襄平。辽阳名称始于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载：“大梁水（太子河）西南至辽阳入辽（指辽河）莽曰辽阳。”（小辽）水出辽山西南流经辽阳县与大梁水会。小辽水即现在的浑河。“水北曰阳”，汉代的辽阳（今辽中县茨榆坨镇偏堡子古城址）因地处小辽水之北，故名曰辽阳。第一节辽阳古城有多早
距今一万年前左右，辽阳地区已由晚期智人进化为现代人，即完全形成的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于辽阳境内发现多处早期人类活动遗迹：于今灯塔市西大窑镇韩家硅子村东、太子河右岸，发现一处石器加工场。场地堆放经打制的新石器，有12件。另外还有一些未制成的石器，主要为石斧、石刀等；1987年，于弓长岭区汤河右岸一带的中茨山西南山坡，发现黑色类砂陶片、绳纹陶片；另于其他处，也发现许多泥质红陶，器形有钵、壶、鼎、鬲等。同时还发现有骨针、石镞、石网坠等原始文化遗存。
1990年，水泥厂于辽阳县小屯村东南的石嘴山采石时，于阳坡处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聚居遗址。
我们据以判明，当时辽阳地区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史称“神农氏”时代。
考察新石器时代的辽阳人，主要是商族和通古斯族。
太古时期，蒙古发生大地震，人们四逃。在举族大迁徙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些人遗落下来。当商族这一支进入辽阳地方时，感觉气候温暖适宜，水草丰茂，林莽间飞逐着无数的走兽禽鸟，水泽中游动着不尽的鱼蛤贝类，获取食物极其容易。于是，就有少许人懒怠行走，而主动地留了下来。把辽阳出土的该时期新石器同其他地区出土的商族同期内石器彼此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是同一时期、同一民族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舜在由酋长会议经过全场一致选举当了军务酋长之后，开始划分行政区域，设中国为十二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幽州、并州、营州。营州，一部在山东，大部在辽东，辽阳属营州，称嵎夷。
古称“东表之地”的今辽阳地区，在中央统辖之内，已经出现了部落组织。第二节东北第一城
从夏代起，辽阳地区人们的社会活动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春秋》终笔共242年（前722—前481），从社会史的眼光看，应以平王东迁（前770）到周元王元年（前475）魏斯、赵籍、韩虔三家分晋诸侯继起称霸。这一时期，齐、晋、秦、楚、吴、赵等诸侯继起称霸，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
此时辽东地区仍属燕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于今灯塔市张台子镇接官厅村东，发现一处春秋时期的制陶工业遗址。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陶器堆积分布比较丰厚，有横罐、疣状把手壶、平板圆形纺轮、覆钵式器盖、高座豆、菱形网坠、实心圆锥形鼎足、横耳流陶器等。多数为夹砂粗红灰黑素面陶，器型较小，凹平底，火度不高，有刺点纹饰及附加堆纹。同时，1965年3月，辽阳县河栏镇二道河子村东岔沟山坡还发现一处墓葬区。在长200米、宽50米的范围内露出石棺26座，清理12座，有随葬品陶器、壶、罐，环形、耳形、螺旋形、顶针等铜饰品。经专家鉴定，这些器物属于青铜时代，下限不晚于春秋。
1975年12月，在辽阳县河栏镇二道河子村东岔沟山坡，发掘一处春秋时期的石棺墓，有一青铜短剑，曲刃，呈“丁”字形，还有陶器、斧、石镞范等。
秦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发生了重大变化。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秦廷在今辽宁地区设置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三郡。辽东郡仍沿袭燕制，郡的首府设在襄平（今辽阳市老城区）。
秦朝灭亡以后，辽东（今襄平）地区，曾先后为韩广（陈胜、吴广起义军将领）、臧荼（归附项羽的燕将）、卢绾（刘邦的太尉）异姓诸侯王所辖。西汉朝廷除灭他们后，先后封刘建、刘泽为燕王，“遥领其地”。至西汉汉武帝（前156—前87）元朔元年（前128），废燕王，“国除为郡”，置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均直辖于朝廷。时辽东郡领18县，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仍为首县，并为辽东郡郡治所在地。从襄平县境内析出居就县（西临室伪水，即今汤河，在辽阳市东南90里亮甲山汉城）。从此，今辽阳地区在全国统一政权的管辖下，得到了相当长的安定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随着中原汉族人民迁徙到辽东，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襄平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辽东郡当时有55972户，272539人。
东汉时期，地方继续郡县制。光武帝很重视辽东郡，选派良吏任辽东太守。永初元年（107），安帝刘祜（94—125）对辽东郡所属县进行调整，辽东郡共设11县，郡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东汉朝廷还在辽西和辽东两郡的六县境内建立辽东属国，为安置内附的乌桓人而设置地方建制机构。
汉高祖元年（前206）二月，项羽把燕国分为两部分，封燕将臧荼为燕王，将在燕国自立为王的韩广改封辽东王，都无终（今天津蓟县）。韩广不接受项羽的任命，拒绝到辽东赴任。八月，臧荼杀死韩广，并其地。
高祖三年（前204），臧茶又归附刘邦，刘邦仍封他为燕王，据有后来的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和玄菟郡等地。襄平地区为臧荼燕王国的辖区。
高祖五年（前202）七月，臧荼起兵反汉，攻入代地（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高阳、浑元以东的内、外长城间地和长城外的东洋河流域），高祖刘邦亲自统兵将其镇压。九月，汉将樊哙俘获了臧荼。因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沛县人卢绾熟悉胡地习俗，又以“功最多”，而被封为燕王，今辽阳之地又由卢绾管辖。
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卢绾起兵反汉，刘邦派遣汉将樊哙、周勃领兵前去平定。四月，卢绾率兵万余逃入匈奴，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不久死去。周勃则乘势率兵20万收复燕代地区，辽东郡及所辖各县归汉廷直接统治，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汉惠帝七年（前188），辽东太守约定朝鲜王满为外臣，以保障塞外少数民族不骚扰辽东边境地区，辽东地区得到了暂时的稳定。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废燕王，改置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辽东郡设18县，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此时辽东郡的地域为：东起鸭绿江以东的古汲水，毗邻乐浪郡；西至今医巫闾山和大凌河干流以东，与辽西郡为邻；南邻大海，遥望山东半岛之汉代齐郡；北至“辽东故塞”。辽东郡下辖的18个县是：襄平县（在今辽阳故城）、新昌县、辽队（音税）县、安市县、平郭县、文县、沓氏县、高显县、候城县、望平县、辽阳县（在今辽宁辽中县茨榆坨镇偏堡子浑河北岸）、无虑县、房县、险渎县、居就县（在今辽阳东南90里亮甲山汉城）、武次县、西安平县、番汗县。在上述18个县中，襄平县和居就县在今辽阳市境内。
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四月，汉武帝刘彻为巩固辽东的战略地位，派遣使者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卫氏朝鲜王右渠（卫氏朝鲜始建者卫满之孙）继续做汉朝的臣属。右渠不接受汉武帝的诏命。涉何因出使毫无效果，便在归途中袭杀了护送他们的朝鲜裨王长，并向汉武帝虚报领功，谎说杀了一员朝鲜大将。汉武帝并未深究，提拔涉何做了辽东东部都尉，驻守武次县（今辽宁凤凰城附近）。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朝廷改辽西、辽东都尉为辽东属国。它主要是为安置附汉迁入塞内的辽西、辽东乌桓和鲜卑人而设置的郡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辽东属国是划原来辽西、辽东两郡部分县而组成的。辽东属国邻县为：昌黎、宾徒、徒河、扶黎、险渎、房县。辽东属国的官吏，主要是由汉人充当。辽东属国的设置，为乌桓、鲜卑人的大量内迁提供了条件，也增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和相互学习的机会，有利于乌桓、鲜卑人的社会进步与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大大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部边防。
汉安帝刘祜为躲避高句丽的侵扰，将高句丽县的玄菟郡治（位于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40里永陵南苏子河畔的汉城）再次向西迁至今辽宁抚顺市劳动公园内的汉代古城。高句丽县亦随之迁此。东汉朝廷调整辽东郡所属县的区划，将高显、候城（位于沈阳东浑河沿岸的上柏官屯汉城）、辽阳（今辽宁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子）三县划归玄菟郡。
魏明帝曹叡（205—239）景初二年（238），魏国灭了辽东公孙氏政权以后，今辽宁地区归魏国管辖，在其境内设立了一整套郡县及其统治机构。魏国所设的辽东郡首府仍在襄平（今辽阳市老城区）。辽东郡隶属幽州，共辖襄平、汶、安市、西安平、新昌、居就6个汉时县外，还辖沓、辽队（又称辽隧，位于今辽阳西南80余里的太子河西岸高挖子附近）、北丰3县。除北丰县外，其余8县治址均与汉时相同。
西晋泰始十年（274），置平州，州治所在今辽阳市老城区，析幽州的昌黎、辽东、玄菟等郡属之。辽东郡辖县除襄平、汶、居就、安市、西安平、新昌6个汉时旧县外，还新置乐就、力城两县。襄平仍设有护东夷校尉，管理东北各民族。
东晋在汉地方实行郡县制，全国有90多个县。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前、后燕及北燕等割据政权，都在今辽宁地区设置郡县。前燕时，设平州，下属10郡，其中辽东郡治所在襄平，与平州的治所相间，属11县。前秦灭前燕后，今辽宁地区一度属幽州。后分幽州置平州，平州领6郡。辽东郡及所领县治址均与前燕同。后燕移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时，设平州，辖6郡。辽东郡及所领诸县治址与前秦同。至慕容熙时，高句丽占据辽东、玄菟大部分地区。北燕时，平州领6郡，其中的辽东、带方、玄菟、冀阳4郡均侨置在辽河西。
南北朝时期，设立辽东郡，侨置襄平、新昌二县。因高句丽占据辽东，今辽阳境内仍为高句丽所控制。
隋代置辽东城（今辽阳市）、白岩城（燕州城，位于今灯塔市西大窑镇官屯村）等。时今辽阳地区为高句丽占领，隋朝曾4次出兵征讨。
唐朝贞观十九年（645）之前，今辽阳境内仍被高句丽占据。十九年，唐军克辽东城后，以其地置辽城州（今辽阳市）；同年，取白岩城（燕州城，位于今灯塔市西大窑镇官屯村），改称岩州。高宗总章元年（668），唐政权全部统治辽东，设9督护府42州100县，于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今辽阳境内置辽州，后置辽城州都护府（羁麽），府治在今辽阳市。安东都护府于仪凤元年（676），由平壤迁至今辽阳市，为时一年。嗣后，又屡迁新城（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平州（河北卢龙）等地。肃宗上元二年（761）废置。
唐代末期，渤海国和契丹国兴起，先后占领辽阳地区。
太宗贞观十七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唐太宗李世民以高丽王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九月初四，高句丽莫离支（宰相）盖苏文发兵侵夺新罗，新罗派使者上报唐王朝，乞兵救援。唐太宗谕令高句丽罢兵，高句丽拒不服从，促使唐太宗决定率兵亲征高句丽。二十八日，唐军乘胜挥师攻打白岩城。唐军攻下白岩城后，易名为岩州，任孙代音为刺史。这座古城当地叫岩州城，至今仍较完好。
高宗总章元年（668）九月十二日，大将李指挥唐军在新罗军配合下，一举打败了高句丽，攻陷高句丽王都平壤，国王高藏投降。至此，高句丽政权结束，唐朝统一了辽东地区，于今辽阳城设辽城州都督府。
十二月初七，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辖9都督府、42州、100县，管辖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等地区。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与将军刘仁轨领兵20000人镇守辖区。
高宗仪凤元年（676）二月六日，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至辽东故城（辽阳）。
高宗仪凤二年（677）二月二十五日，命高丽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句丽余众。将安东都护府由辽城州移至新城（今抚顺高尔山山城）。
武周圣历元年（698）六月三十日，降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以右武卫大将军高藏之子高德武为都督。按史书记载，似乎安东都护府并未撤废，或者旋即又恢复了建置。安东都督府继续治于辽东，而安东都护府移至幽州，遥领安东都督府。
玄宗开元元年（713）二月，以大祚荣（? —719）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加封忽汗州都督，实食户800。
大祥荣（? —719），粟米靺鞨酋长，曾附高句丽，圣历元年（698）自称国王，建立震国，改国号为渤海国，隶属于唐朝。渤海国辖5京、15府、62州、百余县。辽灭渤海后，其遗民一部分迁至辽阳。
玄宗天宝二年（743），安东都护府徙至辽西故郡城（今辽宁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
辽极盛时期，所辖地区“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月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五京为中心，设全国为五道、六府，共辖州、军、城156个，县209个。
辽阳是五京的东京所在地。天显三年（928）升为南京，十三年（938）改称东京，为东京道辽阳府，辖州、府、军、城87个，统领县9个。辽阳在辽东地区的地位极其重要。
金袭辽制，地方设五京、十四总管府，共十九路。辽阳是金的东京辽阳府，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等统治机构。同时，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中央直隶的“腹里”外，在全国各地设置10个行省，省以下行政机构为路、府、州、县。
辽阳行省是10个行省之一，置于至元六年（1269），省治设在今辽阳市，后屡罢屡立。辽阳行省统领辽阳、广宁、大宁、东宁、沈阳、开元、合兰府水达达共7路，另有1府、12州、10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全部、内蒙古东部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江以东包括库页岛、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广大地区，是历史上在辽阳设置的行政机构管辖范围最大的时期。
明代统治辽阳共236年。明朝中央行政权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改元朝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俗称为“省”，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设立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监察司法和军政，统称“三司”。
为了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务，明初以辽阳为中心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行政上划归山东布政使司（山东行省）。都司下设25个卫，卫下设若干所，形成都司、卫、所三级的军事体制。辽东都司管辖范围北至铁岭、开原，南到辽东半岛南端，西起山海关，东抵鸭绿江。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十月，明延令，全国都卫均改称都司。定辽都卫称辽东都指挥使司，驻辽阳城，领25卫、2州。在辽阳增设定辽前卫。将辽东卫改名定辽后卫，移治于辽阳城。
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三月，于辽阳设辽东税课司，隶属于辽东都可。
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明廷于辽东“悉更郡县，以为军卫”。朱元璋命就辽东粮食供给问题，议屯田之法，“以图长久之利”。决定在辽东推行屯田法。是年，潘敬、叶旺在辽阳城东南隅建立都司儒学。辽东都司儒学是明代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明代在各边疆地区设置的第一所都司级儒学。
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授觉观法师辽阳僧纲司副都纲职，重建广佑寺，以“白塔寺”命名。
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恢复辽东海运。十月，恢复辽东海运。是年，在辽阳增设定辽中卫。
太祖洪武十九年（1386）七月，从左军都督耿忠之请，改置东宁卫，立左、右、中、前、后五所，以汉军属中所，命定芮恭领之，设治台于辽阳北城。
东宁卫高丽人口达3万余人，女真人较多，均由奴儿干都司辖境内迁。第三节先有辽阳，后有沈阳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我国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后金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大金国号为清。顺治元年（1644），清朝灭掉明朝，统治全国。
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大军攻取辽阳，随即将后金都城迁此。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后金都城自辽阳迁至沈阳。后金都城设在辽阳期间，是辽阳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顺治十年（1653），辽阳设府，领辽阳、海城二县。十四年（1657），罢辽阳府为辽阳县。康熙三年（1664），升辽阳县为州，设知州管辖，直至清亡。
太祖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八旗数万大军攻取辽阳。皇太极率骑兵向西门进攻，与东门进城的大军夹击，全部进入城内。小西门起火，城内一片混乱。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在城东北镇远楼督战，见城已陷入后金之手，大势已去，遂纵火焚楼引刃而死。分守道何廷魁偕妻子及二女投入井中。监军崔儒秀自缢于都司堂上。总兵官朱万良、梁仲善，参将王豸、房承勋，游击李尚义、张绳武，都司徐国全、王宗盛，备御李廷干等十余人，俱死于乱军之中。御史张铨被生擒，在被关押中自缢，其余官民皆削发投降。午时，后金八旗劲旅大张旗鼓地进入城内。努尔哈赤驻于原辽阳经略衙门召集诸王大臣，说：“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于是派人接后妃皇子来辽阳，辽阳遂成为后金的都城。
辽阳攻下后，数日之内，后金兵又接连攻下河东的三河堡、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英、清阳、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新安、新奠、宽莫、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甜水站、草河、威宁肯、奉集、穆家、武靖营、平虏、虎皮、蒲河、魏路、沉河、中国、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复州、永宁监、奕古、石河、金州、盐场、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等大小70余城镇。
二十四日，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8人、都司2人，以理其事。将辽阳官民移于北城，努尔哈赤及诸王大臣将士等居于南城。二十七日，令辽阳的明降官兵2万人受汉官李永芳、佟养性、刘兴祚等人统治。二十九日，努尔哈赤令第十子德格类、侄寨桑古台吉率领八将领、士卒千人，安抚居民，并巡视三岔河浮桥。四月初一，颁布告示，令农工商各界辽民必须做到“各守其业，制其力气”。初三，努尔哈赤给任用的汉官下谕旨，要求归降的汉官必须成为自己的耳目，尽忠效命。初五，努尔哈赤谕劝汉民必须“各守其宅，各耕其田”。下诏安慰各城堡百姓。努尔哈赤的后妃及诸王大臣的眷属皆迁至辽阳。
太祖后金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努尔哈赤宣布不沿袭国主独尊旧制，实行八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八贝勒即八固山王、八旗旗主。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令辽东新旧民户房舍合住，粮同吃，田合耕。二十九日，历时达十个月之久，东京城营建完毕，后金政权遂迁于此。
东京城以砖、石块、夯土筑成。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四面城墙不成直角，城墙高低不一。据现代实测，周长为3514米，南面长900米，北面长896米，东面长886米，西面长832米。城门8个，每面2门，东西相对，南北相对。东向者左称迎阳（抚近），右称韶阳（内治）；南向者左称龙源（德盛），右称大顺（天佑）；西向者左称大辽（怀远），右称显德（外壤）；北向者左称怀远（福盛），右呈安远（地载）。每门各有门额，外书满文，内书汉文。如天佑门，东西21米，南北17米，高9.30米，正中券门高4.55米、宽4.40米，两扇木门向内对开。具有满族建筑的特点。
东京城内有八角殿、坛庙、楼阁、衙署等建筑。惜城垣已毁，这些建筑已荡然无存。现仅存两处遗址，一处在城内正中高冈上，与天佑门相对，有柱础和绿色六角形琉璃砖出土，为八角殿的所在地，是当年努尔哈赤升殿御政、接见外宾、发布文诰的处所。另一处在城内西北最高冈顶上，东西37米，南北28米，高4米，底铺石板，人工夯筑，堆积着大量的黄绿色琉璃砖瓦，为楼阁高层建筑遗址，可能是当年努尔哈赤以及宫妃的寝宫。
世祖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设辽阳府，辖辽阳、海城二县。第二章辽阳古文化遗址第一节辽阳先民的足迹
辽阳有百余处古代遗址，分布于太子河、汤河沿岸的丘陵台地上。此后的遗址多在平原地带，早期墓葬的附近常有遗址发现。一、小屯石嘴山遗址
位于辽阳县小屯镇政府所在地的村东南山坡上，地处太子河左岸，右靠汤河，当地人称此山为石嘴山，遗址处于太子河左岸，1980年因水泥厂采石时发现。
遗址分布在山坡上，范围较大，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文化层厚0.5～1.0米。山顶有灰坑遗存。上层散布大量青铜文化，发现有夹砂粗红、灰黑色陶器残片，纹饰为指压纹和附加堆纹，多数为素面，器耳为桥形横耳，圈足，器形有罐、壶等，大型陶器较少。石器不多，有半月形穿孔石刀、磨光石斧、石凿、石锤等。下层为划纹陶器、石箭头、骨针，早到新石器时代。附近还发现有石棺墓和犀牛化石。二、安平南山遗址
位于弓长岭区安平乡安平村南汤河东岸山顶，南北长300米，东西宽100米，文化层厚0.5～1.0米。地表石块成堆，应为建筑遗迹，也有烧土块和灰坑。上层以青铜文化夹砂粗红、灰黑色陶为主，火度低，胎质松软，器形为罐、壶横耳器。下层火度高，有磨光红亮、泥质红陶钵、壶，应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石器有刀、斧、梅花形棍棒头等。
1976年开采石料时，还在石灰岩裂隙带发现古生物化石，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进行发掘，获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22个种属。其中，有硕狲猴、杨氏虎、梅氏犀、水鹿等。6具完整的梅氏犀牛化石，距今四五十万年。水鹿在中国东北首次发现，证明当时辽阳地区气候温暖潮湿，相当于今长江流域的气候。安平南山古生物化石及周边朝阳洞、蛮子沟、三星等地同期动物化石的发现，不仅对辽阳地区古地理、古气候、古地层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对东北地区也具有重要价值。安平南山古生物化石点（西南向）安平梅氏犀牛头骨化石出露时现状更新世安平南山古生物化石发掘现场三、南沙遗址
位于弓长岭区安平乡南沙村北侧，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1～0.3米，采集有磨制石斧、石刀、夹砂陶横耳。四、北沙遗址
位于弓长岭区安平乡北沙村，文化层厚1.3米，出土有石斧、夹砂陶片。第二节价值非凡的青铜遗址一、接官厅遗址
1965年发现，位于灯塔县张台子乡接官厅村东，地势平坦。遗址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断面露出文化层厚约1.5米，有灰坑、红烧土、石砌基址等遗存。
陶器堆积比较丰富，有横耳罐、疣状把手壶、平板圆形纺轮、覆钵式器盖、高座豆、梭形陶坠、磨制有肩石斧、梭形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陶器多数为夹砂粗红灰黑素面陶，器型较小，火度不高，纹饰有刺点纹以及附加堆纹，凹平底，少数有红陶衣。
在遗址北部边缘清理出一批石棺墓，与遗址属于同一文化类型，时代较早。二、韩家砬子遗址
1976年发现。该址位于灯塔县西大窑乡韩家砬子村东南太子河右岸，丘陵起伏处两土冈的低洼地带。由于灌渠工程取土，露出文化断层约1.5米，有灰坑、灶址和炭，还有一处石器加工场地。
该址堆放石器12件，有尚未完全制成的半成品，有磨光扁方石斧、半月形有孔石刀。陶器为夹砂黑陶，器形有罐、壶，器耳为桥状横耳和板状耳，多为素面，个别附加锯齿纹口沿。凹平底，器表磨光。遗址附近还有石棺墓。三、亮甲山二道河遗址
位于辽阳县河栏镇二道河村西南侧。二道河子有两处遗址，一处位于山上，为青铜短剑石棺墓，1975年12月由辽阳市文物管理所发掘。青铜短剑石棺墓系在岩层坡面凿一墓圹，圹内用石块叠砌长方形石棺，形制前宽后窄，呈棺形，随葬品有青铜短剑、陶器和斧、镞石范等。青铜短剑为曲刃，呈“丁”字形兵器，春秋时普遍生产，具有辽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特点，辽宁地区分布较广，辽阳多处有发现，是辽阳较早的一种历史文化。
还发现有灰坑、灶址、夹砂夹云母陶壶、罐残片及乳状耳，属于春秋初期。四、唐户屯遗址
位于太子河区东京陵乡唐户屯村南的高家砬子，东西50米，南北60米，有碎石积石墓、石棺墓。出土夹砂红陶片。采集有孔石刀、粗红陶横耳杯、石纺轮等。五、施官遗址
位于灯塔市罗大台镇施官屯村南100米。散布有石斧、石刀、夹砂粗红陶器横耳。六、蒋家遗址
位于灯塔市罗大台镇蒋家湾村南100米。散布有石网坠，夹砂红、黑陶片、横耳。七、九连洞遗址
位于辽阳县小屯镇高崖村东侧山洞内，出土有粗红陶片、古生物化石。20世纪40年代发现有红陶鼎足、横耳。八、钓水楼遗址
位于辽阳县小屯镇钓水楼村西侧，发现有齿轮状石棍棒头、夹砂粗黑陶片。九、北雪梅遗址
位于辽阳县小屯镇北雪梅村东南100米。采集有石刀、石磨棒、夹砂红黑陶片。十、西双庙遗址
位于辽阳县小屯镇西双庙村西北侧。文化层厚约0.1米。发现有灰坑、红烧土。散布有夹砂红褐陶片、磨光黑陶器耳。十一、崔家遗址
位于宏伟区曙光镇崔家花园西北500米。采集有夹砂红陶鼎足、横耳、豆盘。二道河子石棺墓出土器物春秋陶壶青铜斧第三节意义重大的襄平遗址一、襄平城遗址
襄平城，最早始建于战国燕，经秦汉直至晋六百余年仍称其名，是辽阳建城之始。襄平是辽阳最早的名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将秦开击败东胡筑长城以拒胡，自造阳至襄平，并设辽东等五郡以辖其地。”《水经注》: “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过辽东襄平县西。”襄平城是古代东北第一座郡城，为辽东郡治所在地。四大庙出土的战国时期陶井
城为土筑方城，从四周发现古墓葬圈定的范围判断，古城区规模较为宏大，经新中国成立后考古调查和考古资料证明，襄平城址当在今辽阳市区中心，即辽阳城地势偏高的东北隅，城内四大庙、金银库一带。由于城垣遗址早已被历代修城叠压和现代建筑覆盖，难以准确辨认古城的规模及方位，有待今后发掘。
近年，在人防工程深9米处发现两口战国时期陶井，有4节绳纹陶井圈，每节口径75厘米，高35厘米。井内出土战国铜弩机、管状铜车件、襄平布、“明”刀币、“一化”圆钱、陶罐。北墙内地表还有汉代铜耳杯、铜铃及高句丽莲瓣纹红瓦当等3件战国、汉襄平城遗迹遗物。汉代铜弩机高句丽莲瓣纹红瓦当二、沙岭房遗址
1968年发现于辽阳县小北河沙岭房村西的浑河岸。遗址被河水冲毁，河断崖露出战国文化遗存，最多的是战国燕“明”字刀币上千枚，陶器以泥质灰黑陶为主，夹砂含滑石粗红陶较少，器形有算珠形纺轮、球形弹丸、陶杯、棒状实心器耳等，纹饰绳纹。遗址还伴有早期桥形横耳陶器、有孔石斧、石网坠等。三、三道壕村落遗址（西汉）
位于白塔区铁西街道三道壕村。面积约1平方千米，已发掘面积约1平方米，文化层厚1.05～1.70米。
发现居住址6处、水井11眼、砖窑址7座、石铺道路2段、儿童瓮棺墓368座，出土文物3000余件。其中，有陶器、砖瓦、陶粮谷加工工具、铁农具、铁车辖、铜钱、铜镞、剑镡、炭化高粱、装饰品。多认为是村落或军屯遗址。6处居住址都是农家宅院，房屋建筑为土墙、木柱、草、瓦房。宅院的门向南，偏东西，独立门户，院与院距离15～30米不等，每户宅院都有房屋、炉灶、土害、水井、厕所、畜圈、垃圾堆。宅院中间和四周还分布砖窑、水井、炉灶和石路。
水井的构造有两种，一种是从地面到井底一节一节陶管接筑的陶管井，直径0.9米，井深5～6米。另一种是土井，用木板作方井壁，用石板铺成井底；个别的则用砖围筑多角形井口，下部接筑多节陶井管。有的一家两井，有的一家三井，除了日常生活用井外，其余应为生产灌溉用井。
砖窑是半地下的方形窑，有窑门、窑膛、窑床、烟道和烟囱，门外有柴场、窑棚，窑室全高3米、宽3米，每次可以烧造青灰色绳纹长方砖1800块。
铺卵石的大车路，两段全长190米，分主线与支线，路面宽6～7米，路基高于地表，路心明显高于路边，两排车往来对开，车辙痕迹清晰。
出土遗物以农业生产工具为最多，有铁铧、铁锤、耧车、铁铲、铁锸、铁锄、铁、车锏。木工工具有铁锛、铁斧、曲刃刀、三尖铁钻头、铁锥，兵器有铜镞、铜镡、铁刀，货币有“明”刀币、“一刀”圆钱、大小“半两”钱、“五铢”、大泉五十钱、大布黄千、货泉，装饰品有铜带钩、铜镜、琉璃耳铛、铜指环。陶器以细灰泥陶为主，一部分是淡红色含滑石粒的粗陶，除少数粮谷加工陶砻、陶榨圈和纺织陶纺轮等工具外，主要是陶容器，以罐、盆、钵、壶、甑、豆等最多，纹饰有绳纹、弦纹、方格雷纹、水波纹等，个别陶器上有印章式的小篆印字，特别有刻着辽阳古名“昌平”二字；瓦件中出土了“千秋万岁”和云纹半圆瓦当等屋顶建筑材料。遗址还保存下来一堆经过火烧的炭化高粱粒，当是一种主食。遗址延续年限为250年，即公元前230年—公元20年。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掘现场连接起来的陶管井出土的铁器四、居就县遗址
1955年发现于辽阳县河栏乡亮甲村西北二里许的汤河上游东岸，地处亮甲山区。四面群山环绕，南靠骆驼山，东靠白石砬子，汤河从南向北将城址西部冲掉大半，城址现在只存东部。《汉书·地理志》 “辽东郡居就县”注：“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 《清一统志》 “汤河”条云：“分水岭疑即室伪山，汤河疑即室伪水也。”汤河为辽阳太子河一条支流，经此城址向西流至小屯入太子河，亮甲山在城址所在地。据此，推定室伪水为汤河，室伪山为亮甲山。这座古城遗址，当是汉代辽东郡居就县无疑。居就县开始出现在西汉，西晋复见，后废。
城址为方形，土筑，残存遗迹为东墙和南北墙残段，高出地表约3米，南北长约135米，东西宽15～120米，远望为一高台，方向西南—东北。
从西部临河断面看，长达百米、厚4米的文化层中有灰坑、烧土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堆积遗物丰富，以典型西汉灰陶布纹、方格纹、绳纹筒瓦、板瓦、绳纹砖、瓦当等建筑构件居多，灰红陶器残片也不少。陶器有纺轮、罐、网坠、盆等器物。铁器有锛、镰刀、斧、甲片，货币有五铢、货泉，铜饰品有顶针以及磨石器。
城址周围，汤河两岸分布许多汉代墓葬群，还在城的北部孤家子发现一批汉代铜镞。在县城西20华里的太平沟、牌路沟发现两处铁矿遗址，均与县城地有关。遗址砖瓦五、太平沟铁矿遗址（西汉）
1975年发现于辽阳县下达河乡太平沟村东的山顶。两个露天矿坑，一南一北并列，坑形上宽下窄，呈漏斗状。上口宽10米，底宽2米，坑深10米。开采矿石是用“加热法”，即在坑内燃烧术炭，利用热力使岩石松脆，再用铁锤、铁斧开凿，迄今坑内有木炭和烧石遗存。此外还发现有开采工具铁锤、铁斧。太平沟铁矿址太平沟矿井入口六、牌路沟铁矿遗址（西汉）
1974年发现于辽阳县牌路沟，遗址在村北山谷中，俗称洒金沟。据鉴定，这里属褐铁矿，含铁40%，属富矿。矿洞3个，洞口向南，洞深10米，高4～5米，宽2～3米，填满废矿石。此铁矿遗址为西汉时期竖井矿，遗存采矿铁工具有铁锤、铁砧子等。牌路沟铁矿遗址牌路沟铁矿遗址铁七、小山东遗址（汉、辽一金）
1980年发现于灯塔县大河南乡小山东村北，地处十里河南岸高冈上，北高南低。遗址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台地上，方形土筑，南北250米，东西100米，墙宽5米，残高1米。断崖露出夯土和“U”形灰坑遗迹。地表遗物有汉代绳纹长方砖、灰色板瓦、陶器残片，城址外周分布有许多汉代墓葬。
辽金时期，曾利用此城址，有建筑遗迹，地表散布大量辽金砖瓦陶瓷片，半月形滴水瓦，莲花纹瓦及白釉粗陶瓷片。八、高力城遗址（汉代、高句丽时期）
位于辽阳县柳壕镇高力城村内。遗址为一平地上的土台，长60米，宽40米，高约2米。出土有汉代“千秋万岁”瓦当、高句丽莲花纹红瓦当和瓦片。九、梨起遗址
梨起位于辽阳县穆家镇黎起村西200米。文化层厚0.6～0.7米。发现有汉代陶长颈瓶、盘、罐、马、牛车、铜镜、铜锡、“五铢”钱，辽金铁熨斗、铁马衔、瓷片。十、兵马屯遗址
位于辽阳县沙岭镇兵马屯村北300米，文化层厚0.7米。发现有灰坑、灶址，出土有汉代残砖瓦、金元白釉黑花瓷片、钧窑瓷碗残片和铁铲。第四节不同寻常的高句丽遗址一、辽东城遗址
辽东城是5世纪时高句丽占据辽东后依襄平旧址改筑。据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发现的辽东冢壁画中“辽东城”图得知，辽东城方形，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有两层和三层建筑物，当系官署。外城城门3个，东西相对，双层门楼；城垣有角楼建筑，规模宏伟。有商业区。辽东城址，在今辽阳市区老城东北隅，太子河从东墙外流去。《资治通鉴》有“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之说，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收复辽东城，改此城为辽州。
出土高句丽时代的泥质红陶瓦、板瓦，外饰绳纹或素面，内为布纹和方格纹；莲瓣纹瓦当，火候高，硬度大。还有“大吉宜”铭文铜铃。壁画辽东城图二、白岩城遗址
位于灯塔市西大窑镇官屯村（城门口村）东南石城山上，今称燕州城，为5世纪时高句丽占据辽东后修筑的山城。城内散布有高句丽红瓦、铁甲片等。
城址依山势修建，东高西低，呈簸箕形。山城分外城和内城，外城周长2000余米，东、北、西三面用长条石块垒筑城墙，蜿蜒起伏。城墙用青色大石条叠砌，城墙残高6～8米，顶宽2～3米。东、北、西三面筑高大石墙，墙外有护墙，墙顶筑雉堞。北墙由于坡势较缓，墙体外砌五个马面，内砌阶梯，顶上呈方形平台，这种马面建筑，既利于护墙，又利于瞭望防守。城随山势，东高西低，城门开在西面，也是顺山坡的泄水口。南面为悬崖，悬崖下为太子河，形成天然屏障。城内建筑有瞭望台，俗称点将台。台前有方形围墙，称内城，长45米，宽35米，均用石块叠筑，台高5米，设在制高点上，站在台上可以瞭望全城内外。
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东征高句丽，在攻下辽东城后，亲临白岩城督战，迫使守将投降，即历史上唐太宗征东的白岩之战。此城后来改称白岩州、岩州、石城县。元、明两朝因其城地势险要，曾补修作防守之地。燕州城平面图燕州城内城点将台燕州城远眺燕州城马面（城北）燕州城东城墙第五节繁华的陪都城遗址一、东京辽阳府城址
东京辽阳府城为辽、金两代所筑，建在襄平城上，为东京辽阳府所在地，有陪都之称。
按照《辽史·地理志》记载，东京辽阳府建有内外城，外城规模宏大，周长30里，四面开八门，东门名迎阳、韶阳，西门为大顺、大辽，南门为龙原、显德，北门为怀远、安远。墙高3丈，楼阁高耸。内城即东丹王宫城，位于外城东北隅，与外城构成一个“回”字形布局。内城墙高3丈，边长1000米，四隅有角楼；城墙上面建有敌楼，宫城南开三门，上有门楼；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供奉耶律倍御像，每逢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官属并赴御容殿致祭。
外城有南北两大集市，中间位置为看楼，早上开南市，日落之后开北市。南北大街的街西建有金德寺、大悲寺、驷马寺，西南角建有天王寺。城内建有东京留守衙门、户部司和军巡院衙门。
金代沿用辽东京故城重建，城的方位规模基本未变。城门名称，据金明昌年间王寂《鸭江行部志》和金正隆六年（1161）《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记载，有望海、瑞鹊、丹风门，其余五门史书未载。宫城在外城东北隅，皇统四年（1144）二月，建东京新宫，寝殿曰保宁，宴殿曰嘉惠，前后正门名为天华、乾贞门；七月，建宗庙，有孝宁宫。皇统七年（1147），建御容殿。清安寺和垂庆寺在丹风门之左，白塔在其西，胜严寺在南门外。二、辽代岩州即金代石城县遗址
岩州位于灯塔市西大窑镇石城故址。《辽史·地理志》: “岩州白岩军，本渤海白岩城。”设置于辽初的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属东京辽阳府统辖，统白岩县。城内外地表散布大量辽金瓷片砖瓦等，当时烧造瓷器的窑场，在河的南岸冮官屯。
石城县建于金宣宗完颜珣兴定三年（1219），城址利用辽代岩州故地。
建筑遗迹有保国寺和烧造瓷器窑址，寺建在城里缓坡上，窑在城对面河的南岸冮官屯。出土遗物有褐釉瓷雷、金兴定三年“差委官寐字印”铜印、兴定七年（1223）东京兵部造“总领提控所印”铜印、石城县款砚、瓷板、石城凤安保国寺半圆碑首以及大量辽金瓷器等。
据辽金史书记载，辽代为岩州，金废州为石城县。金东京辽阳府，统县四，其中有石城县。《金史·地理志》记：“石城，兴定三年九月，以县之灵岩寺为岩州。”三、冮官屯瓷窑遗址（辽一元）
位于辽阳县小屯镇冮官屯村。窑场被太子河水冲刷，河崖暴露大量瓷片。
窑场分布在太子河南北两岸。南岸窑场范围较大，以冮官屯为中心，从村后到村前，南北约300米；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东西400米，窑址分布最多最密。从河崖冲出的断面观察，瓷片堆积厚达3～4米，时代延续较长。
烧造产品主要有两类瓷器，一种为粗白瓷，一种为黑釉瓷器，以粗白瓷为主。粗白瓷，胎质灰白，挂粉上釉，釉色白而偏黄，挂釉多不到底，器身厚重。器多为杯、碗、盘、碟、瓶、罐等日用品，特别以粗瓷大碗数量最多。小玩具有犬、马、骑士像。黑釉瓷，胎质同白瓷器，器型虽有小瓶、小罐、兽头口笛，但数量最多的还是日用品大器，个别还烧造黑瓷方匣或黑瓷棺。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把粗白瓷定为仿定窑，黑瓷定为仿磁州窑。其他还有三彩器、酱釉瓷、白瓷铁花、剔粉刻花划花器，数量较少。
辽阳地区许多辽金墓随葬物，均系此窑产品。带有文字款的器物发现很少，曾出过石城县款瓷板和北宋铜钱。
窑具出土数量很大，主要是方圆不同形状的耐火砖及肉饼形器和筒状盛釉器。窑址未经发掘，内部构造不清。烧造器物不用匣钵入窑，而采用各式耐火砖障火和支、顶、挤、垫工具入窑法。
冮官屯窑始于辽，盛于金，元废。为我国重要古窑址之一，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冮官窑文物保护标志冮官屯窑址残片金代地券瓷板（冮官屯出土）四、鹅房窑址（辽）
1954年发现于辽阳市东南部太子河区鹅房村南灌渠旁。
发掘出两座砖砌窑址，窑形近似马蹄，即后世通称马蹄式窑。窑内火膛、窑床、风孔、烟道、窑门无不具备，系瓦窑。烧造产品有板瓦、兽面纹瓦和横带纹板瓦滴水瓦件，其形制、花纹与辽永庆陵出土的一致。五、金银库遗址（辽）
位于辽阳老城内东北隅金银库。遗址台高10米，南北长80米，东西宽20米，夯筑长方形高台，登台可瞭望全城。据近年调查，附近地面散布汉代高句丽和辽金砖瓦。
遗物证明，此处为高层建筑遗址，沿用时间较长，最迟始于辽。《辽东志》记载：“东丹王宫，在辽阳城内东北隅”，史学家对此有辽代宫殿遗址之说，疑金银库高台为其西南角楼故址。六、白塔公园遗址
1977年发现于辽阳市区白塔公园，东距辽阳老城里许。
遗址分布范围辽阳，建筑遗迹不少，地表散布大量辽金砖瓦陶瓷片和牡丹花、宝相花大石础。地下出土金代铁花白瓷碗、铜钵、平头铁镞。建筑遗迹为方形夯土台，高3～4米。据《金史》和《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英公禅师塔铭》两块碑石记载，这里当时有清安寺、垂庆寺建筑。广佑寺宝相花石柱础【编者按】
①民国《辽阳县志》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 《东京大清安禅寺九代祖英公塔铭》 “得之于今城外西北角”。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记载：“民国十一年秋，邑人筑室于城北门外西偏城墙，攫得此石（清安寺塔铭碑）。” “于城外西北隅去得铭处约半里许，见有础石四方，体积甚大，垒然地上，非一般庙宇柱石可比。”2007年9月，在明代辽阳城西北角平胡楼附近挖掘出一处辽金时期寺院遗址，与金毓黻谓发现础石地方相吻合。此处疑为大清安寺遗址。
②《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记载：“乃命立浮屠于都城之北，寺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