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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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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程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政治秘闻

性别与政治：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对话录

您在前面谈到自己很快被任命为联邦部长时说：您是“来自东德的女性，而且又很年轻，这一切都不会产生负面作用”。

是的。

我想问，假如1990年是个名叫安德利雅斯·默克尔的男性物理学博士，他是否也会像安格拉·默克尔一样有发展机会呢？对此，您是否会说我是大男子主义者？

人们可以提出一切问题，但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他可能会有许多机会，因为在当时的变革时期，社会需要大量热心于政治并正直清白的人，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都一样。1989年到1990年期间，许多人都热衷于承担有意义的工作。

您是在提倡男女地位平等的国家里长大的。

根本不是这种情形。没有一个联合企业的经理是女性，政治局常委没有女性，只有一个候补委员是女的。我们还知道，在玛格特·昂纳克之前没有一位部长是由妇女担任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专区一级的党主席中也没有一位女性，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东德政治决策层中，女性的数量与西德一样少得可怜。

您当时是怎样看待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

我很喜欢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她是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先驱之一。但就这点还不会吸引我，因为我觉得女权主义纲领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就连60年代末巴黎出现的女权运动也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我之所以喜欢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因为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在走自己的路。我还以玛利娅·居里为荣，她来自波兰，是索邦大学*第一位女学生。这些女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认为，东德社会宣传的男女地位平等不是事实。照这样说，东德妇女的地位没有发生像“妇女”所引以为自豪的变化，是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妇女们没有能够真正地参与行使决策，但她们却承担着家务与工作的双重压力。

东德的男士们也有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吗？

这句话听起来很不恰当。男人们大多数想的是维修汽车和收拾房屋等此类事情，真正的家务都得靠妇女来做。为了能够承担起这些事，她们必须努力地“干活”，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其他的选择。也没有人谈论是否应该不去工作而专心照顾家庭等类似的话题。整个社会气氛很压抑，那些没有工作的人都必须为自己找出理由。例如，我的母亲待在家里做家务，这让我享受到传统的家庭生活；然而，我知道，只有专职工作的妇女才不会受到别人的谴责。因此，我母亲后来也去工作了。如果不然，连我也会被批评的。

您不认为，西德的妇女生活艰难，而东德的妇女生活轻松？

老实说，我当时对西德妇女的生活和追求知之甚少。或许因为我的姨妈在汉堡生活，而她自己又是一个独立工作的医生，因此，我觉得她与我母亲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就是说，在我的想像中，西德的妇女都有自己的职业。

两德统一是否使“妇女地位”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两德统一后，妇女的失业率明显高于男子。对此我考虑得很多，特别在任妇女部长时想得更多。仔细考虑一下工业部门的情况就可以看到，许多原来主要为妇女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都关闭了，例如造纸厂、纺织厂等。而钢铁厂和造船厂却生意兴旺。有人解释说，金属工业发展快，是因为它们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员工。此话是否正确，我们先搁置一边，但不少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回到您的问题上来，我想今天的妇女在家庭和职业的选择上更加自由了，全日制幼儿入托的讨论在德国西部进一步深入，而且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两德统一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以前每逢3月8日，即国际妇女节时，东德政府一直会举办庆祝活动。这属于东德的成就，两德统一后这个节日在西德也有了一定的影响。

可惜，3月8日的妇女节与德国传统的母亲节*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把不同社会制度的东西生硬拉过来，然后还说曾经是好东西，这种做法我很反感。例如幼儿园、全日制托儿所在东德最后都成了经济体制中完全没有效益的包袱，是一种尽可能使人体制化的实验品。而今天新联邦州的新幼儿园，就完全不同于东德时期的模式。

西德特别有意思的是，反映妇女地位的语言表达形式就有很大的矛盾，有时为了某种所谓的具体表达形式还出现一些争论，例如德语里的“女部长”不同于“部长”的表达形式。您是否能够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任妇女部部长时，关于“不同性别的特殊语言表达方式”的争论刚刚结束。

那么，您在信函上是怎么写的，是女部长还是部长？

我没有仔细看过，可能是女部长。这是个习惯问题。在我任环境部部长时，又被称呼为部长，没有表示性别的词尾。因此我必须得像男部长那样使用再生手纸。我只是觉得，人们常常不尽情理地称呼我，就像在东德那样，我常常称自己为物理学家，而不是女物理学家。

您肯定不主张表示女性的词尾大写，例如“女学生”，是吗？

是的。我既不主张词尾标有斜线符号，也不赞成大写。

在基民盟内部，有些人视您为外来人，同时又是无孩子的女士、离异者、基督教徒，您是否有所感觉？

没有，没有直接的感觉。离婚肯定会引起基民盟党内宗教人士的议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公开地谈论自己的离婚问题。我当然不愿意宣传这件事情，不想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我只想告诫自己，这是失败的生活。

您职务上的快速升迁在基民盟内引起了嫉妒和猜疑。我想，基民盟的其他女士们恐怕也很难认可。

什么叫很难认可？您应该想一想下面的情况：赫尔姆特·科尔在1990年时几乎把所有涉及妇女的岗位都让给了东德的妇女，例如克劳蒂娅·诺尔特任议会党团妇女政策发言人，玛利娅·米夏尔克任议会党团家庭政策发言人，萨彼娜·贝格曼-波尔任卫生部副部长。如果人们认为，妇女从政需要奋斗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有地位的合适岗位，那么科尔的这些做法对那些来自老联邦德国的妇女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障碍。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基民盟党内不少女士相互竞争为数不多的职位，而男士们相互竞争的政治空间比女士们要大得多。这种观点将会使很多人感到悲伤与生气。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妇女们的协作精神难以发挥出来，更不要说团结互助了？

这个命题不正确。她们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协作联络的系统，而且在近10年来发展很快，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例如妇女在政界的成绩已经非常突出。一批女记者、女政治家以及经济界的女士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完全摆脱了意见不一和兴趣相异的影响。

真是这样的吗？您与女记者打交道比男记者更容易吗？

不，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您谈的是协作精神和团结互助，因此我说，她们有了紧密的联系，不受意见不一和兴趣相异的影响，比以前更能谈在一起了。

那么有没有哪位女性记者对您说：“亲爱的默克尔女士，应该把您的发型这样或那样做一下”？

有过，当然有过这种情况，但我们的交流远不限于发型的讨论。有许多妇女常常对我说，怎样做是对的，什么是我必须改变的。这与90年代初相比完全不一样了。

我曾经提拔了一位女性为一个部门的领导，结果引起了我们编辑部全体女性对我的不满。

类似的情况今后可能还会发生，为什么女性就该与男性不同呢？如果能够像男性那样习惯于合理的互助协作，女性自然也会很有成就的，这种认识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她们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同情。

您知道吗，施罗德-费舍尔内阁的女成员每周聚会一次，共进早餐？

听说过，这我可以理解。但这是否真有必要，我不想多说。

您是党的主席，也是议会党团主席，您的办公室由一位女性来领导，而且拥有一位女发言人，这就是所谓的“娘子军”之说。

这确实是我至今为止所听到的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语言创造。如果一位处于领导层的女性把重要的工作岗位分配给女士们承担，这肯定有其特殊性，也许也会因此而产生某种神秘感。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娘子军”这个词既阴险又滑稽。

那么查一下名单，在默克尔的领导层周围究竟有多少男性？

好，情况是这样的，即便男性做领导，他们所聘用的几个秘书也都是女性，我也同样如此。我有一个女办公室主任，名叫彼特·鲍曼，她的副手是位男性；夏娃·克里斯蒂安仁在彼得·辛茨任总书记时就是基民盟新闻发言人，我继续任用，她的副手也是位男性；在计划组根本就没有女性；基民盟总书记福尔克尔·考德尔是位男性；基民盟财政负责人约翰内斯·冯·塔登是男性。总的来看，在两个关键位置上，即办公室负责人和新闻发言人我用的是女性。不过，现在的联邦总理施罗德先生任用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一位女性。

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一个“权力的威严程度”取决于掌权的人，对女性来说，其“权力的威严程度”是否很难达到光芒四射？

我想，权力的光芒四射与其本人的成熟程度、生活经历和自我意识息息相关，并非是性别差异所致。

那么，对女性来说就没有什么缺陷可言吗？

有的，例如讲话的声音，我们习惯把权力和威严与讲话时的深沉语调联系在一起，而并非尖锐刺耳的声音。还有，女性通常比男性个头低，也是缺陷。尽管联邦总理施罗德的个头不太高，但他也成功了。还有一个缺陷在电视转播时也不可低估，就是男性不需要过分打扮自己，只要注意容貌、领带、衬衣就够了，很方便。而女性的琐碎事情太多，是穿裙子还是穿裤子，要做发型、化装等等，需要更多地考虑外表形象。如果您仅有15秒钟的讲话镜头，那几乎就说不了什么内容，观众在这样短时间内不会获得什么听觉信息。这些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困难多了。

许多政治家的经验是，电视转播时要更多地关注外表形象，并不一定注意内容形式。

是的，这条经验很值得借鉴。需要强调的是，女性更应注重外表形象，否则她受到的批评将会比男性多。

女性常常面临双重情形，例如某位女性有一定的权力意识，办事严厉，人们就会说“她没有一点女性的温柔”。但如果她不是这样，那么人们又会说：“她没有能力。”

一般来说只有一种情形，即她们的真实性。人们能够真实地感觉到，某人是无所事事还是在积极工作。女性有时很难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冷静，因此，长期以来，在显赫的岗位上女性所占的数量很少。在这些岗位上没有榜样可寻，没有比较，也没有可效仿的女前辈。因此，女性必须要有更强的特性，只能坚定地往前走。不要怕别人说自己“太尖刻”、“太强硬”，或“太软弱”、“爱出风头”等。人们必须相信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预想的目标。

也就是说，男性在政治上与女性打交道不同于与男性打交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男性与男性是如何交往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如何与我交往的。

请问，2000年在联邦参议院讨论税制改革时，假如埃贝哈德·迪普根连一位男性的基民盟主席的话都不听，那么试想一下他对您这样一位女主席又会怎样呢？

我认为，这主要与经验有关。如果当时是一位男性当党主席的话，例如像伯恩哈德·福格尔任党主席，那他看问题或许会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会认为大家不可能把我们的对策坚持到底的。我当时是个没有经验的党主席，认为他们不会欺骗我。我很朴实，过分轻信别人，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我的种种期望。

您也不是孤立的，当时的议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迈尔茨是什么意见？

坦率地说，我们中没有人是软心肠，其他人都在观望。这一切应该解释为，人们还不大习惯由一位女性来做党主席。另外，我当时还缺乏作为党的领导应具备的自然感情及其表现能力。

也就是说，没有后盾，没有响亮支持的声音。

不仅仅是这些，没有人拍拍肩膀，更没有两人私下交谈的情况。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互信任的习俗被风刮掉一样，剩下的只是寒冷和寂静的空间。许多党员都经历过这种寒冷的痛苦。问题是，一位女的党主席该怎样管理她的党。

怎样管理呢？

别人有他们的方式，我有自己的方式。将上面说的那些不足补上是需要时间的。我今天已经有了刚才所说的那种自然感情的表现能力了。

在税制改革问题上，您受到党内同仁的蒙骗。您就没有想过：“为什么我遭受了这样的对待？”

没有，我只是想，我为什么这样天真？从埃贝哈德·迪普根那里我知道，施罗德要充分利用柏林的特殊地位来反对我们。不认真对待的话，我就会犯错误。

再重新回到“妇女从政”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认为，安格拉·默克尔是在东德接受的教育，从来不袒露心声，常常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因此常被别人低估。

噢，我认识的许多男性，他们也从来不说内心所想的。这好像是一般人所共有的经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常常会惹出麻烦。以前确实有一些人认为我心地善良，但现在我的伙伴们都知道，我有自己的主意，我会更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是那么容易让别人从中获得利益。

据说在东德时期，人们都要有一种巧妙处理各种艰难事情的能力，在今天，这种能力是否仍对您有用？

或许我当时是学了一些，诸如“我坚持什么观点，保留什么看法”等等类似的话语是绝对不可以说的。秘密警察总会知道从哪些事情上向人们施压。人们背后说的话都会被偷偷记录下来。如果我在某次政治性会议上讲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成了我永久性的意见，就算以后发觉自己的观点错了，想把已经讲过的话取消，也都不可能了。

企业顾问格特鲁德·赫勒尔教授对您的描述是：“这里没有一个男性是在战斗，因为对手是位女性，所以男性们热衷于发泄怨恨、欣赏他人，以及征服对手。”您认为这种描述恰当吗？

啊，我该怎么说呢？这个评价或许有点高，我只需要别人以简单的心态对待我，我不太注重征服对手之类的事。

那么，欣赏他人呢？

我也欣赏一些男性，但我觉得，这些男性同样需要很好地了解我是在做什么。

您曾经说过，女性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与男性相比是一个优点吗？

我认为，这是个优点。我见过许多女政治家，她们在政界一直都很成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她们突然就离开了政界，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我不想说，自己在某一天也会产生离开政界的想法。

提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眼泪在遇到政治分歧时是否是一种武器？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我坚持实施反夏季烟雾法的经历。一般来说，从事政治有时会出现某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但我认为这种眼泪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谁说过下面的话，“作为女性必须更多地保持沉着冷静，要关起门思考。”？

可能是我说的。

话讲得很正确，您可以设想一下，基民盟党内的许多男性常常会把许多责任都归罪于您？

我能想像得到，肯定有不少男性也有相似的经历。

为什么女性一定要显得比男性更加沉着冷静呢？

对男性来说，不需要强调“更加”。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即对女性来说，保持沉着冷静往往比男性要困难。

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总理，如果还有更多的女市长和女州长，甚至有一位女总统的话，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或许更能脚踏实地工作。女性总是更多地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例如女政治家黑森州社会部长西尔克·劳藤施莱格尔或她的下萨克森州同行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她们既抚养大了孩子，又将社会和教育问题另辟新径，加以解决。

女总理将面临着失业和经济发展缓慢……

……这是与男性总理面临的相同问题。这些事情不会因为突然出现一位女总理而发生变化。她必须从头开始，或许还会遭遇某些疑虑，例如有些人会问：“她能扭转我们的国家、扭转我们的经济吗？她有能力同世界各地的企业界老板们打交道吗？”

如果有更多的女性在重要的政治岗位上任职，对社会究竟有什么益处？

如果政治尽可能反映民众的实情，那么政治是有益处的。我从另外的角度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这并非一定有什么益处，但肯定不会有坏处。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一些女性居多数的州政府呢？

随时都会有可能。而且在基民盟组成的政府中也有可能会出现五位女性和三位男性的比例形式。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轰动。从比尔吉特·布罗伊尔任下萨克森州财政部长以来，妇女只能担任社会、妇女、家庭或教育部门领导工作的时代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加布里勒·武尔策在下萨克森州任政府办公厅主任；基民盟提议伊丽莎白·海斯特-诺伊曼和贝阿特·布勒希尔两位女士分别为汉诺威和勃兰登堡的司法部长；萨尔州内政部，即重要的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领导人是安内格雷特·克拉普-卡棱鲍尔；在图林根州比尔吉特·迪采尔女士是财政部长。佩特拉·韦尔尼克和塔尼雅·戈内尔两位女士分别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巴登-符腾堡州的环境部长；黑森州的文化部长卡琳·沃尔夫女士同时又兼副州长。

女性比例和女性法定数额的规定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

我认为，女性比例的规定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我也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作为妇女部长，我当时不可能是一个反对女性比例的先锋。

您是否认为，优秀女性的任用可不受比例限制？

通常意义上说是的。

社民党实行了比例限额后，1996年基民盟也推出了女性法定数额的规定，具体地说，就是女性在党内任职和推举候选人所占人数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

现在需要回顾一下发展情况。多亏有了女性法定数额的规定，基民盟党代会的面貌以及党的联邦理事会、各州和各县的理事会人员的组成才有了很大的改观。联邦理事会有40%的妇女；基民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党代会48%的代表是妇女；巴登-符腾堡州41%，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39%，以前是不会达到这个比例的。这对党的发展绝对不会有害处，而且正好相反，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但在关键性的岗位上，除去党和议会党团不算，尽管有法定数额的规定，大多数还是男性。

说的对，在县级党主席和州级党主席中仍然是男性的天下。法定数额的规定在直选议会席位上还没有产生效果。在一些基民盟占主导地位的州，妇女们的议员席位仍然很少。我们在议会党团中的女性比例仅为20%，比其他党派还要少。对此思考一下还是值得的。

女性、男性、优点、缺点，这些撇开不谈，东德人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是否受到歧视？

人们一直有一种观点。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认为东德人和西德人所经历的人生之路不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包括给他们记忆深刻的事情，甚至遭遇到的不幸事情都不一样。

这使他们的交流变得困难了？

是的，比较难，但是因此更富有意义。当然，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人根本就没有亲身经历过联邦德国统一的过程，却认为西德人对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更多。有人认为……

……像安格拉·默克尔……

……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吗？知道它是什么吗？我讲话不像某位有西德背景的人那样，他有自己的魅力，但也有让人感到摸不着边际的话语。我的结论是，从不同的生活经历出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种落差里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东德人对联邦德国的憧憬是非常有趣和丰富的。我当时全心全意地支持东德并入联邦德国，今天也是如此。但随着我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到1990年时，我或许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在西德也存在有东德“社会主义”的成份，例如太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和办事拖拉的作风。许多事情与我原来的想法不一，这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反思。当我从这些经历和认识中尝试着对这个国家，这个联邦共和国进行更深一步的了解时，就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吹毛求疵，但这毕竟是关系我们国家生存的问题，对此进行必要的讨论，也是为了德国好。

我多年来一直钦佩东德的政治家，他们在1957年就谈到了“动态养老金”的问题，好像他们当时已经存在这些问题似的。我们可以从中学点什么？要不要补上点什么？

直到统一后五年或六年，当我走在从西柏林到东柏林的路上，我才没有了过边界的感觉。十年后，我才可以说：“我们基民盟从1957年就开始了退休金改革。”这句话让我在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感到有巨大的不安。

这只是一件事，人们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

这是一个仅供人们思考的任务，我无需用更多的话来说明，只要这些事在合乎逻辑地发展，就不会出现问题，退休制度也一样。但更困难的是常常会出现误导，经常会出现偏离这个制度的情况。例如为什么人们不向退休人员解释，必须支付多少比例的医疗费用；为什么社会救济人员不仅不支付医疗保险费，相反还可以领取较高的救济费。联邦德国社会结构中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人们正确的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忍受着公众对您外表形象的不同议论，例如您的穿着，您的发型等等，常有诽谤之意，这对您一定有伤害吧？

伤害很大，我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对我外表的议论。

两德统一后，莫尼卡·玛隆看着西柏林的一家餐厅里的顾客说了一句漂亮的话：“我们有头发，西德人有发型。”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吧？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东德社会，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关注，像莫尼卡·玛隆或我这样的人不需要为了引人注目而做任何打扮。因此，本应该具有的外表形象没有表现出来。两德统一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外表形象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这在以前我们是绝对认识不到的。现在我感觉到，这能给我带来欢乐，当一个人满怀自信和具有自我意识时，就意味着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这种感受到自我意识的能力是德国统一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就。

这些都是爱虚荣的孩子们的作为，不是吗？

不是，它丝毫没有不对之处。这种竞争的社会使得生活不讲任何情面。人们必须学会处处注意，敢作敢为；即使失败，也要敢于承认；有时也敢于表现出悲伤。我想，这才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再回到对您的中伤诽谤上，对此您难道真的不生气吗？

生气一词用得不正确。当时我感到惊奇的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和我说过话，写这些文章的人也都没有见过我。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他们不认识我，却如此贬低我。不仅仅是一些男士做出这样不光彩的事，一些女士可能也参与其中。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位女摄影师突然钻到会议桌下面，朝我磨斜了的鞋后跟拍照，人们无法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些人，例如未能当选州长的海德·西蒙尼斯，2005年初曾经建议您要认真注意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女性外表形象，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您知道，我觉得现在人们对我的外表形象已经比较满意了。

对男性来说，他们的外表形象很少被人议论。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即联邦议会主席梯尔色，他的形象甚至被人推上小品剧。

真的吗？

真的，内容是梯尔色还一直穿着以前从西德往“那边”邮寄的那种西服。

呀，这真是太奇怪了，我常听到人们议论，谁穿着好，谁穿着不好。看来这方面就连男士们也可能要忍受一些非议。那么，关于格哈德·施罗德的头发颜色恐怕也会有不少故事吧？

我们再谈一下您九十年代初的东德服装，即您的长裙子。我们第一次碰面是您随总理去美国访问那一次。

是指去加利福尼亚吧？

是的，去旧金山。当时您穿着一件又长又宽的裙子和一双轻便凉鞋。

真的吗？不是您想像出来的吧？

不是想像的。在加拿大的古斯湾中途着陆时，您还套上一双编织短袜和一件背心，跟在赫尔姆特·科尔的身后检阅欢迎的人群。

我想不起来了。

确实如此，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您内阁的一位同事对我说，这样穿很好。人们应该避免再穿扎比娜·贝格曼·波尔的衣服式样，她曾任东德人民议院主席，两德统一后任国务秘书，以穿着艾斯卡塔服装而著称。您的那位基民盟同事认为，您身穿编织背心，让我一看就是东德妇女，这种形象很好看。这也是个市场问题。

我的服装与市场没有什么关系。我当时的职业与身为医生的贝格曼-波尔截然不同，外表形象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我最多也只是看一看衣袖是否磨破，从不强迫自己着意打扮。我看到汉内洛雷·科尔的衣着是另外一种式样。但服饰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我总是想穿式样比较熟悉的衣服。

您以前肯定给人一个外来人形象的感觉，对吗？

可能是的。我还能够想起来，当时基社盟的米夏埃拉·盖格尔走到我的身旁说：“你知道吗，你只管穿套装裤就可以了。”我当时想，穿套装裤？这话说得严重了吧？今天我绝对不会再琢磨这些了，但当时却不同。要知道，在东德时，政府对女公务员是有一定的着装要求的，要穿“赠品20”装。这种服装是纯化纤材料，穿上绝对不打褶，但质量很差。在西德，人们谈论我的服饰时，我就不想再像原来这样穿着了。我想起第一次任职宣誓时所穿的服装，当时我看上去就像被紧紧地裹起来似的。后来，我慢慢地开始穿时装了，一步一步地改变自己。

黑尔穆特·卡拉斯克认为，您的穿着不同于梯尔色先生，很难判定是来自东部还是来自西部，这是在恭维吗？

这完全是在恭维。

洛塔尔·德梅齐埃甚至还说，您已经成了一位西部政治家。

这与卡拉斯克的话意思完全相反，有含沙射影之意。东部和西部合并是一个事实，但我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出生地。“女性加东德人”这两个标签完全错了吗？因为安格拉·默克尔首先是一位理性的物理学家？

我的思想深受自然科学教育的影响，这一点我绝对不可能也不愿意否认，它对我的个性养成有绝对的影响。在西德的政治家中有这种背景的人很少，这一点很容易说清楚。

您是在利用这个背景？

当然啦，我想把理性的思考带到讨论中来，这会使那些擅长非理性争辩的男士们感到吃惊，而女士们是不会感到诧异的。

顺便提一下，奥斯卡·拉方丹也是学物理的。

不，这不能肯定，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搞过这个专业。

和睦幸福：农民总理陈永贵的家庭生活

我的母亲李虎妮是父亲的结发妻子。她是个勤快人，常常早上不到5点钟就起床，先出去割草，然后回来做饭。她会当家，很爱干净，屋里屋外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平时乐于帮助别人，不是盛两升白面给这家病人，盛一碗小米给那家坐月子的送去，就是把粮食送给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村民，而自家却总是糠面玉米面掺着吃，有时还用瓜菜充饥。母亲为人厚道，从没和人拌过嘴，在村里人缘极好。

母亲是村里唯一的一名接生员。有人生孩子，母亲虽然病了，可她还是挣扎着起来帮助接生。接生后，主家总要请吃一顿饭，扯一尺红布，可她不但饭不吃，布不要，而且还给产妇带上半斤红糖补身子。贾寿元媳妇刚出生的婴儿有生命危险，她毫不犹豫地对婴儿做开了人工呼吸，救了这个婴儿。人们提起她来赞不绝口。

由于表现突出，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妇女》杂志还专门发表了《大寨女社员李虎妮》一文，表扬了她的先进事迹。

父母二人非常恩爱。父亲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常常有一群人到家来谈论事情，母亲十分理解和支持，在一旁忙里忙外地招呼着。大家谈论时，忙活了半天的母亲打起了瞌睡，父亲发现了，没有叫醒她，朝着她努一努嘴示意让大家看，大家会心一笑，谈论的声音于是小了下来。父亲在家里，家务事能做就做。只要他一有空，总是对母亲说：“你平时忙，让我来做饭吧！”后来，生活好起来以后，父亲更是喜欢做上几道拿手的家常饭，端到母亲手里给她吃。邻居见了羡慕不已，夸他几句，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也向我学习嘛！”

父亲事事上心，不仅把家里家外都安排得好好的，而且很会打理和照顾自己。他喜欢穿白底布鞋，戴白毛巾。下地劳动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小笤帚扫衣服。说来也怪，他抽旱烟，衣服上却没有烟味。虽说穿着朴素，可他爱干净，每天都要换洗一遍。他自己洗衣服，从不用人帮忙。母亲在一边感叹地说：“衣服没味，白领子也不脏，白鞋边也不黑。俗话说：贵人鞋子上不落灰。你是贵人啊！”

由于父亲从小走路多，又经常赤脚下地，脚上有很厚的茧子，脚指甲是双层的，所以硬得只能拿剪刀才能剪得动，每次剪脚指甲都得费些力气。洗脚时，母亲蹲下想帮他剪，他说：“不用，我自己来，你也忙了一天了。”母亲怜惜地看着他，笑着说：“你什么都与众不同，连脚指甲也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母亲从头到尾支持他，理解他。我小时候脖子上戴着一个银锁环，这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大炼钢铁那年，父亲不由分说交了公，贤惠、忍让的母亲“唉”了一声，也没说什么。他哪天发了脾气，母亲总是主动帮他去调解，跟村里人讲：“你要犯了不是，千万不要跟着他的脾气走，想办法补救才能压下他的火气。”

村里建起了饲养场，这活儿又脏又累，父亲让她去为村里喂猪、喂鸡、养兔。对于这些，她从无怨言。有一天，有几只鸡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她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父亲安慰她：“没关系，死就死吧，这是天灾人祸，谁也挡不住。再说，咱们这里气候不适应。”母亲嗔怪说：“你这人也少有，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跟你一说，什么都想开了。”他们夫妻二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有一天，父亲和井沟村党支部书记赵银泉一起出席省劳模会。赵银泉跟他说起了家里的事，他家已经生了两个女孩，这次老婆又临产了，只盼望生个男孩子，如果还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父亲想起母亲常念叨着跟前没有个女儿，就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再生个女孩，给了我吧！”本以为是闲唠家常，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赵银泉果真把刚满月的女孩带到我家里。母亲高兴地接过孩子，抱在怀中，叫我到供销社买回来奶瓶和奶粉，一口一口地喂她。父亲则取出平时舍不得喝的二锅头酒，又炒了鸡蛋款待赵银泉，笑嘻嘻地问他：“你老婆同意？”赵银泉回答道：“闺女来你家享福，她能不愿意？”两人一边说着一边对酌饮酒，母亲则摇着、哄着女孩，给她取名叫明花。母亲对女儿比亲生的还亲，长大些后，她常在母亲面前撒娇，谁也看不出是抱来的闺女。

记得夏天是我最快乐的季节。父亲虽节省，可是买西瓜却舍得，他常说：“伏天吃好西瓜，一年都不会生病。”他很会挑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又沙又甜的西瓜，真是其乐融融……没想到好景不长，母亲积劳成疾，患了癌症。父亲拿出所有的积蓄带她到北京医院看病。看着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每一分钟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可她还在坚强地挺着。父亲心疼地对她说：“我怎么样能替了你啊！”母亲每次疼痛难忍，就叫父亲读《中国妇女》杂志中表扬她先进事迹的那篇文章。她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柔柔地看着父亲，病痛似乎就可以减轻些。

临终时，母亲对父亲说：“我先走了，到那边为咱们收拾房子去。”她嘱咐着父亲，“我告诉你，你一定再找一个啊，要不老了可没人照顾你了。”父亲哽咽着，拉着母亲的手怜惜地说：“唉，说你小嘛，都当上奶奶了；说你老嘛，你才39岁……”

1965年，我最爱的母亲，没等到儿孙们长大成人尽些孝道，就带着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告别了随他度过25年人生最艰苦时期的妻子，一向坚毅刚强的他脸上挂满了泪珠。

母亲是父亲和我最为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最为怀念的一个人。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这一走，我的生活不好过，她的东西她的房间都原封不动保留在那里。我老在想她，想起从前的日子。这些年你跟我受苦了，以后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

父亲为了孩子不想再找老伴，一人里里外外操劳着，两手粗糙还开了裂，我心疼父亲，到县里上班挣了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双手套。那天正刮着大风，我把手套塞到他手里，说：“爹，你不容易。”等我再回头时，只见父亲正呆呆地注视着手套，摸着它，脸上竟然全是泪痕。父亲与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那慈祥温和的一面。我心里在想：“爹，这种艰苦，你还要忍受多久呢？”

1966年，昔阳县委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经常在外辛苦，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为他在昔阳王家山村物色了一位家庭妇女宋玉林。她当年40岁，会做饭，会做衣服，人很勤快，各种活计样样拿手，是个先进分子。当介绍人向她说起父亲时，她说：“现在不正是学大寨吗？陈永贵是个名人，实干家，我早就听说过，也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人们把正在地里劳动的父亲叫回家，让俩人见了一面。父亲对她说：“你来我家可得吃苦了。”她说：“我不怕吃苦，你也吃苦，这点咱俩还一样，不过我没有你那么大的能力。你在外面好好的，我把家里搞好，把孩子看好，把饭做好，这不就解放你了，你工作就有时间了，也不用惦记家务事了。”这事就定了下来。两个星期后，她把与前夫生的儿子明善也带了过来，按年龄次序排到明花之后，就这样组合成了一个家庭。父亲开玩笑地说：“我们家成了合作社啦！”

这位精明能干的母亲一边照顾着家里的生活，一边在大寨幼儿园看孩子。三年后，她和父亲生了小儿子明亮。考虑到年龄不小了还怀孕生子，她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对她说：“这有啥？生个孩子，你老了，不是还有人照顾你？”明亮聪明伶俐，长大后上了大学，留在了北京。我在大寨守着父亲的事业，时时处处做出个大哥的样子，宽容忍让、爱惜着我这几个弟弟妹妹。母亲宋玉林看着我们兄妹手足情深，和睦相处，很是欣慰，经常教育我们要为陈家争气。80年代，她来到北京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和父亲共同生活了20年，陪他度过了人生的起伏岁月。

他疼爱子孙

父亲在感情上是那样深沉，有一次我爱人生病住院，他非常担心，站在阳台上来回踱着步。晚上，他一个人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在久久地思索着，等到星星全都闪现时，他似乎在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他安慰儿媳妇：“吃五谷，生百病，贵人多遭难，过了难，大福大贵就来了。”我爱人给了他100元零花钱，他高兴地收下了，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可不错哩，还给我钱呢！”儿媳妇时常记着公公的好，评价他说：“他是个英雄。他从来都是把国家、集体放在第一位，能吃亏，不贪小便宜。他为人处世很有分寸，很有章法，一辈子都是个聪明人。”

我妹妹结婚后，带着妹夫来看望父亲，父亲故意往地上扔了10块钱，试探这位养女婿的人品。他捡到后如数交给了父亲，父亲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父亲疼爱孙子孙女，喜欢逗孩子们玩。孙女还小的时候，他经常把孙女抱在怀里喂饭吃。见孙女用小手抓他的酒杯，他就用筷子蘸一下杯中的酒，送进她的小嘴里。看着孙女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孙子孙女们的事情，他非常关心。遇到重要的事，他亲自定夺拿大主意。我女儿有段时间腿疼，医生说得动手术。他看了看孩子的腿说：“腿不治不拐，眼不治不瞎。好好的一个孩子，做什么手术呢？”我和爱人听了他的话，给孩子吃了些药，果然就好了。

80年代，我小女儿冬梅跟着他在北京生活，他带着孙女每到一个地方，就叮嘱道，冬冬，俺孩一定记住，这叫天坛，这叫长城，这叫飞机场……等我和爱人来北京看女儿时，他会让孩子给我们背诵爷爷带她去过什么地方。孩子一个个讲出来，他一边高兴地说着“对了，对了！”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著名歌唱艺术家郭兰英来家里做客，看上了我的小女儿，想把她带去培养成为一名艺术人才。没想到，父亲婉言拒绝了。

父亲爱孩子。虽然他脾气不小，但从不会在孩子身上发脾气，对孩子永远是以理服人，婉言开导，讲完道理后还以幽默的方式将孩子逗乐。虽然他从来不用责骂的方法，可是孩子们接受批评时反倒有些敬畏他。正因为如此，子孙对他更加尊敬，更加热爱，更加听话。当孩子们与父亲欢声笑语的时候，只要桌上的电话铃声一响，或者有人找他谈事，孩子们都会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

父亲生活勤俭，也要求子孙节约，如实报账，不占不贪。孙子挣了工资，一共攒了3600元，全交给他保管。孙子向他要零花钱，他批评道：“这可不能干，老花钱还行？”孩子们喝完汽水后把瓶子退掉的钱要如实汇报上交；替他买烟，找回来的零钱也要如实还给他。他说：“其他可以商量，经济上不能马虎。”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古人的垂训。父亲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带孙女出去散步时，买回一根5分钱的冰棍，拿刀切成两半，放在小铁碗里分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半。他常对孩子们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孩子们受到他的良好教育，花钱都不大手大脚，对金钱的态度淡然。

当他去世的时候，孩子们都还小，可十分懂事，没有所谓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爷爷自力更生靠汗水创业，新一代当刻苦开拓自己的未来。因此，他们在外面读书时生活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肉。我们很心疼，每次通电话总是再三叮嘱：“孩子，学习要紧，身体更要紧，就别老这样节俭了。”可是孩子们牢记着他的教诲，用实际行动来分担大人的生活压力。他们不依不靠，起早贪黑，勤奋读书，品行良好，个个都很争气，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深造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幸福和春梅在北京工作；新春和红梅在山西工作；冬梅19岁就入了党，在山西忻州师范学院团委工作，年年得优秀，曾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们各个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这都是父亲所希望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幸福，有所作为？自身显达，祈求荫及子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父亲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置个人和子女的私利于度外，视功名利禄如草芥，家财不为子孙谋。居官清正廉明，胸怀坦荡，品格高尚。正如林则徐所说：子孙要是如我，留钱做什么用？子孙要是不如我，留钱又做什么用？

生活情趣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他个性要强，处处不甘人后，事事走在人前。他不光农活干得好，而且吹拉弹唱也是样样行，大寨组织的文艺活动总少不了他。很多乐器，他拿起来就会奏出曲子。他会唱山西梆子，扭秧歌也是村里公认的好把式，白羊肚毛巾往脑袋上一拧，化装成花脸，走起步来很到位，常常走在前面当领队。每逢正月天闹红火，他总会组织几个村的积极分子串村表演舞狮子。他敲锣打鼓也是一把好手，有气势有节奏地挥舞着鼓槌，舞得出神入化，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父亲爱琢磨，脑子不得闲，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他喜欢看晋剧的宫廷戏，爱动脑筋琢磨里面的门道。他悟性很高，习惯逆向思维，平时看见什么或听到什么，都要经过脑子转上几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下一步怎么办？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想些新套套，做完后还要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

他脑袋瓜好使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看问题与众不同。对一个问题，他不但能看到正面，还能看到反面；不仅能看到近处，还能看到远处；不仅能看到别人易于看到的问题，还能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问题。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外出办事，看见两位穿干部服的人各自骑着自行车过一条泥泞的小河。一个人到了岸边，停下车想了想，挽起裤腿，把车扛在肩膀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过了河，身上溅满泥水；另一个人骑到河边，没有下车，一使劲蹬过去了，人干干净净，车身却受到伤害。父亲说：“我敢肯定，前一个人骑的是自家车，后一个人骑的是公家车。我就想不通，但凡姓了公的东西为啥就该倒霉？”父亲心中装着一杆秤，他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还有一次，油脂化工厂请他去参观指导，他立即答应。可走到工厂大门口，他就让司机掉转车头不进去。这个厂的领导问他为什么不进门，他说：“不去也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位领导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父亲说：“厂门口长着那么高的荒草，里边还能好成什么样子？”父亲对看不惯的东西不迎合，不迁就，当场就指出来。

父亲看问题独到，听人说话非常认真，很注意吸取他人的长处。平时走路低着头，不多说话，但遇事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绝对是个天生聪明的人。许多人对他十分佩服。

父亲受人尊敬，所到之处人们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一声声地叫着“老陈”。他头上的白毛巾是他标志性的打扮，更让人觉得亲切。有一次，他到延安参观，热情的人们远远地看见他头上的白毛巾，就围了上来。由于他头上箍的白毛巾很显眼，路上不断有人群欣喜地朝他的方向拥过来。秘书焦焕成担心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灵机一动，帮他摘掉白毛巾，把身边贾承让的灰色前进帽给他戴上才算解了围。他到太原剧团观看演出，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观众都面向大门口，背对舞台，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他。演出完后，演员们激动地等着他上台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簇拥着把他送出大门，直到他的车子看不见了才回去卸装。

父亲厨艺很好，逢年过节都是他掌勺。看到父亲受累，我很心疼他。父亲却说：“人嘛，还能不动弹（劳动）了？虫虫蚁蚁还自己找食吃呢！”他包豆包又快又好；包的饺子中间鼓上面高，馅不多却很好看；蒸馒头时拿起发面闻一闻就知道酸碱。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吃头脑汤饺子时，他习惯倒一小口白酒在上面，香喷喷的饺子配上五颜六色的蔬菜汤，酒气弥漫，异香扑鼻。他从小在外闯荡，大饼做得十分地道，用多少料、何时出锅等计算得很精确。他会做烧肉拉面。据说他在太原吃过一次后，回大寨就琢磨着口味做，做出来的味道绝佳，不亚于饭馆里卖的。大寨人觉得好吃，就请他把经验传授给大家，还纷纷把肉块拿到家里请他做。他自己节省，可对人却毫不吝啬，在自家厨房上足调料做好后一份一份给大家送过去。

村里的人经常端着饭碗来我家吃，边吃饭边议论生产上的大事。有时父亲也端着大碗走东家串西家，边吃边聊。他爱吃“豆面”和“玉米面撒粥”，他说：“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得肚里舒服。”哪天做的饭味道好，他就向别人炫耀着说：“你看看我的饭，不错吧！”母亲怕他营养不够，偶尔给他弄些牛油茶和鸡蛋。他就端着这些稀罕东西，走到邻居进才家，分给他们吃。

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端着碗走出院子，都“爷爷”、“爷爷”地叫着跑了过来，他就给这个嘴里喂一口，给那个嘴里拨一口，一边喂一边笑……母亲心疼他说：“这也是俺一片心，你不能一个人吃完？”父亲不吭声，把剩下的三口两口扒拉完，一放碗，说：“我愿意嘛！我吃饱了，你不要管我这事。”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大寨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年几乎都吃过父亲喂的饭。

父亲没有官架子。从中央一回来，马上到地里劳动。看他一放下镢头，村里的小青年就围上来，跟他嬉皮笑脸地要烟抽。他就往地上一坐，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自己抽出一支，再把整盒烟往地上一放，小青年见状就欣喜地凑过来，你一支我一支拿去抽了起来。

外国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父亲生活很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早年他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他那烟杆儿尺把长，拴着一根细绳，下面吊着装烟叶的荷包，不抽烟时就挂在脖子上。

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在脖子上挂个烟袋不方便，就只好买纸烟。但他一般不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只是在特殊场合，为了应酬也抽一点“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卸任后国家仍按高干待遇给他特供，他不要。从此“中华”也不抽了，变成了抽“大前门”。但抽得最多的是3角多钱一包的“三七”牌烟等低档烟。再后来，他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以前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

他抽旱烟简直是一门绝技。田间休息时，他走到树阴下，脱下鞋子，往地上一扔，然后坐在鞋上，拿起烟袋就抽了起来。快抽完一袋时，将烟红磕出来，重装一袋烟末后，他头部向左微斜，用烟锅对上磕在地上的烟红，或者干脆用手把烟红捏到烟锅里，然后猛吸两口，浓浓的烟雾便四处缭绕……一袋旱烟抽完了，烟锅里只有一块烟灰，磕出来以后，烟锅里干干净净。

他抽香烟更是令人称奇。上台讲话时，他右手里夹着一支烟，嘴里不停地讲，左手挥舞着。第一支烟快抽完了，从衣袋里再摸出一支，在桌子上礅一礅，把礅实的那头捏扁，眼睛不望，快烧完的烟头准确地接到了刚取出的那支烟上。借着第一支烟头的余火，一吸，第二支烟就着了。几个小时讲完了，那一支烟还在手里，烟缸里装满了烟灰，可就是不见烟头。

平时坐着时，他用火柴点着一支烟，歪着头，用手半捂着嘴一边思考一边抽烟。半天抽完了七八支，火柴只用了一根，烟头也只有一个。

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在外国不断报道这种又整洁又节约的“陈永贵抽烟法”。

这些年，到大寨参观的游客很多，对他很有感情，见了我总是说：“陈老是个伟大的人。我们一提起他就想掉泪！”他们知道我父亲爱抽烟，到他的纪念碑前，总要敬上一根烟，有人还把“中华”、“牡丹”等烟放在他的碑前。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是个幸福的人。

第二章　历史追忆

留一手：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外交心理战

这是公元1957年11月2日上午8点。

一阵震耳的呼啸，“图104”前冲而去，机头渐渐仰起，不知不觉已经脱离了地面。

塔斯社的一位记者站在送行的人群中，怅然远望升高的飞机，眉毛一扬嘴一抿，作遗憾状摇摇脑袋。毛泽东登机前，他曾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可惜，没成功。世界上除了斯诺和斯特朗，很少再有记者荣幸地得到毛泽东的谈话。塔斯社的记者足够顽强，从毛泽东下汽车便追在屁股后面不肯离开，一直追上飞机舷梯，被那位卫士长不客气地扯到一边，最后只得到毛泽东一句话：“我要说的，等到了再讲吧！”

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布置得整齐美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自然都是第一流的，机长和助手技术高超，经验丰富，飞行很平稳，桌面上几乎能立得住铅笔。空中小姐们都是精选来的，一个比一个漂亮，而且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争着握手，而且握住就不肯放开，热烈地问候，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可惜她们都没有学会讲几句中国话，只能由李越然翻译。“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该请我们尊敬的客人休息一下了。”尤金走过来为毛泽东解围，站到姑娘们中间用柔和的手势示意道：“去吧去吧，握过手就去干自己的工作。路程还远，要让毛主席休息好么。”

空中小姐们频频回头地退出去了。毛泽东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对宋庆龄总是表现着特殊的尊敬和关心：“怎么样，还适应吧？”“感觉还好。”宋庆龄微笑点头。“累不累？”“不累。”“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主席，你的事情多，责任也大，你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

毛泽东笑着点头：“团长副团长，我们都要休息好。”

回到前舱，毛泽东对李越然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尤金一进来，毛泽东便笑着打手势，请尤金在桌子对面坐下。“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毛泽东不乏玩笑地眨一下眼，“对不对？”

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不自觉地抬起右手，手指从波状的头发里梳过，哼了一声，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依然带着那种诡秘而近乎玩笑的神情，说话的口气却是极认真：“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一个劲眨眼，好像电影摄影机的快门闪个不停，终于为难地咧下嘴角：“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怎么样，考住了？”毛泽东灿然一笑，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说，“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两个人在北京就时常聚谈哲学，现在又肯定否定、偶然必然地热聊一番。

快到依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情，翻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泽东：“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你过过目吧？”

毛泽东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抓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摄影师侯波蹑手蹑脚溜过来，选位、对焦、咔嚓，按下快门，然后又蹑手蹑脚溜出去。

毛泽东摆动一下铅笔，头也不抬地吩咐：“请尚昆同志来一下。”

卫士长闻声而动，请来中办主任杨尚昆。“主席，我来了。”杨尚昆站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掀起眼皮，用商量的口吻说：“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杨尚昆小声解释：“这是公开出访，依照国际惯例还是讲几句好。”

毛泽东沉吟着，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这只是做个准备，”杨尚昆指指讲话稿，“不一定照着念。”

毛泽东想了想，把讲话稿慢慢装入上衣口袋：“好吧，备用。”“图104”在依尔库茨克机场降落。苏联派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费德林副外长专程来到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

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口操流利的汉语，不需要翻译，一上飞机就向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热烈打招呼，机舱里气氛更活跃了。他多次到中国，与中国领导人都比较熟，交谈起来自然不会没有话题。毛泽东谈兴正浓，一边吸烟一边要茶水。空中小姐闻声而动，不到一分钟，盖碗茶就送上来了。

毛泽东揭盖看看，露出一副滑稽的表情。费德林欠身望去：糟糕，特级龙井茶叶全漂浮在水面上。他忙朝那些空中小姐走过去。“姑娘，你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费德林拍拍送茶来的那位空中小姐的肩膀，“要先放茶叶，后倒水，开水要滚烫滚烫才行……”

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时而摘下来放在一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始终保持一种恭敬的神态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交谈。当费德林同毛泽东谈话时，他就去向杨尚昆同志介绍莫斯科会议的筹备情况。

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多钟，“图104”客机经过8小时的飞行，来到了莫斯科上空。

这一天，莫斯科的天气同北京一样晴朗。“图104”从两千米高度进入莫斯科上空。翻译李越然从舷窗向外眺望：灰黄的田野，蔚蓝色的莫斯科河，色彩斑驳的树林，被公路和林木分割成各种几何图形的城市建筑，宛如一幅油画尽收眼底。他转望毛泽东：“主席，到了。”

毛泽东沉稳地点点头，没有朝窗外望，也没有着急戴他那顶礼帽，只是对卫士长吩咐一声：“给我点一支烟吸。”“图104”呼啸而下，降落在伏努克机场。在跑道上飞驰一段，逐渐减速，然后慢慢转头，经滑行道停在候机楼前。

赫鲁晓夫表现热烈的时候喜欢动手动脚，甚至对于他称之为“革命的圣徒”的胡志明主席也是这样。这时候，他一边向胡志明拍拍拉拉，比划着手势，一边一道朝飞机迎过去。他们的身后，跟随着一串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

胡志明到苏联来也是客人，但他与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便建有私人情谊，他是以老朋友的面貌出现在机场的。当舷梯与飞机舱门对接好时，他尊赫鲁晓夫在前，依次在舷梯脚下排列开。脚下是红地毯铺就的一条路。

舱门打开了。几名工作人员的身影闪了几闪，让开一边，毛泽东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舷梯下立刻响起掌声。

毛泽东俯瞰机场，礼节性地挥动两下手，又蹙了蹙眉，他看到来人太多……还有仪仗队！

赫鲁晓夫仰视毛泽东，小而胖的两只手不紧不慢，合乎礼节地鼓掌。他只看到毛泽东招手，没有看清毛泽东蹙眉。

毛泽东缓步下梯，他在沿着舷梯走下时，目光只注意脚下，并不在意欢迎者的掌声已经变得热烈。剩最后三级阶梯时，他才抬起眼皮望着赫鲁晓夫浑圆而结实的面孔。那面孔堆着笑，已然伸出两只手。

毛泽东依然保持固有的步态，只是庄严的面孔上也浮出一抹友好而深沉的微笑。他只伸出一只手，当他终于踩到红地毯时，这只手已经与赫鲁晓夫的两只手握到一起。于是，毛泽东“留一手”的作用便显示出来：不失亲热地搭在赫鲁晓夫右肩上。当他们互相亲颊时，他们的拥抱姿势毛泽东更像兄长，尽管在国家关系中要尊苏联为“老大哥”。“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表示出由衷的喜悦。“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你说的很对。”赫鲁晓夫频频点头，可是最后一下点头有些吃力，他已经体会出，毛泽东一句话就为会议定下了基凋。

世界上所有领袖人物，不论喜欢不喜欢毛泽东，都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条事实：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你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简直中了魔似的身不由己。

毛泽东已经同胡志明拥抱在一起，并且谈的全是私情话：“身体还好吧？”胡志明亲颊时嘴巴贴着毛泽东耳边问。“好着哩，你怎么样？”“比上次见面还要好些。”“上次是夏天。”“这次不用脱汗衫了。”“上次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的上次是指在北京勤政殿接待胡志明。夏天太热，毛泽东请胡志明脱掉汗衫，赤裸了上身纵论天下大势。当时毛泽东便讲了“这是在家里”的话。

结束拥抱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是亲戚。”

赫鲁晓夫明白这个“我们”是指中越及毛胡之间的关系，他虽然笑容可掬，心里不无一丝醋意。他嫉妒毛泽东与胡志明及越南劳动党的特殊关系，多少年后他还抱怨胡志明的遗嘱里“没有提到苏联给越南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接下来，毛泽东顺序同到机场来迎接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赫鲁晓夫跟随一旁做介绍。全部见过面后，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过来引导，请毛泽东检阅仪仗队。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陪同下，沿红地毯走到三军仪仗队前。他站住脚，将头上的礼帽摘下来交给翻译李越然，面对仪仗队的陆海空士兵，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大声问候：“同志们好！”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威虎势，发出震耳的三声欢呼。

毛泽东只点一下头，表示满意，表示感谢。他重新戴好礼帽，经仪仗队前，直奔汽车走去。他讨厌过多的仪式。

大凡与赫鲁晓夫接触过的外国领导人在谈起赫鲁晓夫时，总不外乎两种形象：或者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或者粗鲁暴躁、飞扬跋扈，诸如脱下皮鞋敲联合国的长桌等等。不过，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面前从未有过此类表演和形象。他是庄严沉稳的，并且彬彬有礼。

他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坐后排，前排和后排之间可以拉出一排略为低矮的活动椅，上面坐了毛泽东带来的“哼哈二将”——卫士长李银桥和翻译李越然。前排是司机，司机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被指派为警卫毛泽东的卫士长。

这样，毛泽东便有了两名卫士长。

翻译李越然将手搭在座椅靠背上，身体后扭着只坐了半个屁股。他必须为两名共产党领袖搞好翻译。“卡达尔、哥穆尔卡、金日成、胡志明……”赫鲁晓夫扳着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袖。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毛泽东对这两位来自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袖似乎很感兴趣：“他们住在哪里？”“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说到这里，有意补充介绍，“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住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方便，也便于警卫。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还有胡志明。”赫鲁晓夫略一停顿，伸出一个指头指指毛泽东，压低声音以显示强调的口气：“你们是亲戚。”

毛泽东对这种特殊表示似乎并不在意，身体依然仰靠沙发，只把头扭转着望定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在接待中，对他们尤其要……”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一笑，“我知道她喜欢吃煎甜饼子。”

毛泽东点头，难得流出一丝受感动的表情：“那好，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在转弯，弯道处聚集了许多手持旗帜和鲜花的欢迎群众。毛泽东注意到，每个转弯处都有这种安排。他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不无庄严地解释道：“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是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毛泽东微笑着吮一吮下唇。

道路两旁的房屋逐渐增多，市区已经临近。毛泽东忽然将身体稍稍向赫鲁晓夫靠近些，降低了声调问：“你们对于贝利亚……当时能不能留下来呢？”

赫鲁晓夫一怔，马上做个激动而断然的手势：“不能留，决不能留下来。”

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带着哲学家观察分析问题的表情，似乎要弄清赫鲁晓夫的举止言语所包含的全部斗争哲学的含义。片刻，不慌不忙说：“留下人头可以弄清问题……”“不能留，太危险。他是一个屠夫，一个凶手！他掌握着公安部队，他是想攫取最高权力，在斯大林遗体还没进棺之前他已经在摆进宅酒了……”赫鲁晓夫一边诅咒贝利亚，一边介绍贝利亚的种种罪行。毛泽东不再说什么，也没有再提问，只是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在那里静静地听。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将激动的情绪一直延续到汽车驶入莫斯科市区。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转向窗外的建筑群，才平息一下情绪，开始介绍那些新崛起的住宅楼：“这几年我们盖了许多新房，城市发展正由以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为主的中心区，发展为多中心区，出现了许多新住宅区，但是仍然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毛泽东目光始终注视着车窗外，良久，他点点头说：“看清了。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毛泽东收回目光，望一眼赫鲁晓夫：“看得出，成就不小。”

赫鲁晓夫登车后，始终是坐直身子的，直到听完最后这段话，才轻松地吁口气，学着毛泽东的样子，身心松弛地仰靠到沙发上，额头亮晶晶地闪出光来，两只胖而小的手掌亲切地抚在稍稍隆高的肚皮上，露出孩子一样灿然的笑容。

汽车停在捷列姆诺伊宫前，这里曾是沙皇和王公们的住处。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来到前厅，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由苏联领导人陪同来到前厅，服务员及时送上了香槟酒。

双方举杯，赫鲁晓夫代表苏方讲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毛泽东代表中方讲了感谢的话，接着便是一阵碰杯和互相致意的喧哗声。对待香槟酒，苏联人照例是“真灌”，中国人照例是“意思意思”。

楼道和楼梯上，另有一些人在忙碌。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他们特别留意毛泽东寝室里的木板床和卫生间里的蹲式马桶。“可以吧？”舍尔巴科夫期待地问。

叶子龙俨然是名权威，打量着，按按床板再挑剔地检查一下被褥，终于点点头：“还行。”

舍尔巴科夫和他身旁的查哈洛夫少将同时松了口气，说：“那就请毛主席早些来休息吧。”“开水要随时保证，毛主席离不开茶。”叶子龙最后关照一句，才离开这座寝室。

杨尚昆和叶子龙请毛泽东去休息时，查哈洛夫和舍尔巴科夫也向赫鲁晓夫报告：“一切安排妥当，他们表示满意。”“我们该告辞了吧？克利姆。”赫鲁晓夫扯扯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襟，然后提高了声音：“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休息了。”

苏联领导人纷纷起立，握手道别。特别是那位被安排陪同宋庆龄副主席的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表现得最活跃，她穿一条灰蓝色裙子，做工精细的高跟皮鞋，描过眉，头发盘在脑后，西服敞开着，露出被胸乳胀满的细线毛衣，嘴巴不停地讲着什么同宋庆龄握手道别，接着又向毛泽东这边跑来，热情地握手，讲着各种热情美好的词语。

赫鲁晓夫用赞赏的神情打量着这位苏联妇女的杰出代表，对站立侧后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小声说了一句什么。直到福尔采娃又向邓小平跑过去，他才去同毛泽东握手道别。“亲爱的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不无殷勤地说，“顺便告诉您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什么意思？”毛泽东抽回了手。

赫鲁晓夫立刻明白这番好意其实未必好，有些自作多情了，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番心意……”

翻译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将携带的物品归置安放完毕，走出屋门舒口气，忽然看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直接朝这里走来。身后跟随着形影不离的卫士长李银桥，再后面是苏联方面派来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主席，有什么事吗？”李越然问。

毛泽东只摆一下手，没有说话。走进屋门，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是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毛泽东点点头，仍然一言不发，回身走出去，仍然是那种慢步，走上楼去了。“主席像是有心事？”“也许就是看看我们的房间安排得怎么样吧。”

两个人正在嘀咕，李银桥来了。进门指指李越然：“你来一下。”

李越然赶忙跟随李银桥，上楼来到毛泽东的寝室。

毛泽东独自一人，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李越然在距离毛泽东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住脚，听候着。

毛泽东眼皮一抬，望着李越然，轻轻招一下手。李越然忙轻步走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用很轻的声音悄悄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顿时愕然，这怎么得了？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可不行，这可不行。”“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打个手势，“听话，快去么。”

李越然出来，没去找苏联同志说，先跑去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听罢，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对面是一座18世纪仿俄罗斯古典风格建造的大厦，苏联部长会议即设于此。

迎接过中国代表团的苏联领导人在这里研究莫斯科会议的有关事情。

赫鲁晓夫皱着眉头，努起嘴巴上下颠颤着他那颗闻名的圆头颅，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机枪射手寻找目标一样，终于瞄准了苏斯洛夫，迸出一句：“看来，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有一种预感，我的预感很少欺骗我。”赫鲁晓夫将目光移开，继续颠颤头颅，像是在酝酿积累什么，目光左瞄右扫，终于又开口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他不会听从我们的话。斯大林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在国际共运内部别指望他会听从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夜里，毛泽东极少有地改变习惯，甚至可以说是违背意愿，按照太阳的规律办事——他上床了。

莫斯科不是北京，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不能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样围绕他旋转。会议安排在白天，他必须按太阳的规律办事。

服从太阳的规律不是件舒服事，他失眠了。服下第一次安眠药后，按常规是可以继续看些文件的。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药力就会起作用，思想会不再那么兴奋活跃，这时即可服第二次安眠药，然后看看无须怎么用脑的闲书或报纸，半小时后，第二次服下的安眠药发挥作用，他便会入睡。

今夜不同，第一次安眠药服下之后已经一小时，丝毫不曾感觉药力的作用，思想仍然兴奋不已。也许不该重读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么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重大的会议，重大的问题，怎么能不搞全面的评价？”毛泽东自言自语，“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事实就成了全盘否定。”

李银桥闻声瞄一眼毛泽东，见他是凝思默想的神情，便又埋头继续自己的按摩工作，将手虚握了毛泽东的小腿，缓慢匀速地向大腿方向推去……

众所周知，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以及那些脱离了党的正确旗帜的人，列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同时，正如上面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领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与那些并未与党决裂而是一时与党的方针不符合并且不久就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人保持紧密的接触。列宁忠告说，对于这样的人不应当采取极端的手段，而应当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列宁对待群众的贤明态度在他对高级干部所做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斯大林与群众的关系则与此截然相反。列宁的特点在于他有这样的才能：和群众一起从事工作，耐心地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不是采用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人民群众施加思想影响而使他们跟着自己走。而斯大林不会这样做。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的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

都是“不调和的斗争”，方法不同。列宁更高明。斯大林无疑犯了严重错误。可是恐怖全错了吗？叫敌人恐怖也错了吗？那时毕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周围笼罩的是白色恐怖！自己人恐怖就不对，然而人民群众都恐怖吗？都恐怖苏联不会生存至今，不会有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那些值得夸耀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心里想着，伸出一只手：“给我点一支烟吸。”“你该服第二次安眠药了，不能再吸……”李银桥话没说完，便屈从了毛泽东固执的眼神，将烟“一分为二”，替毛泽东点燃半支。“听恩来和罗部长讲，溥仪改造得不错？”

李银桥没有作声，他不了解情况，何况在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弥漫起一团青烟，看不清毛泽东是问他还是自问？“皇帝都能改造，何况右派。我们历来坚持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烟雾那边继续传出话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烟雾散去时，毛泽东已经又是凝思默想的神情，而且说话也变得像鼻子里的哼哼声一般轻若游丝了，“如果这也叫恐怖，就是恐怖么，没点恐怖瓦解不了他们的士气……”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共选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98名被逮捕、枪毙……

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其后果就是如此。

……

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看清是李银桥将那支快要燃烧到手指的烟蒂从他指缝间拿走，摁死在烟灰缸中。“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毛泽东点一下头，“我说过，他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

李银桥明白，这种没头没尾的话都是一连串思想中的片断，无须他追踪。他只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主席你该服药了。”他将两粒白色药片放在毛泽东手中，然后递上水杯。

服下药，毛泽东仍然辗转反侧。他在等待药力起作用，却无法停止运动起来的思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抱着与众不同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的生活，他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接触，他常和人民代表会面，常在工厂集会上发表演说，到农村进行访问，和农民谈话。

而斯大林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他什么地方也不去。这已有几十年了，他对农村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1928年1月，那时，为了谷物供应问题，他到西伯利亚去了一趟。这样一来，他又怎样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呢？

事实果真这样吗？至少卫国战争结束后他还曾视察过许多地方……

毛泽东翻一个身，抬起眼皮望着李银桥：“两个张大概已经回去了吧？那个张木奇……”“可能差不多吧？”李银桥说，“反正年前他们就得回来。”“过了年，我们出去多看几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在黄河边搞调查吗？”“咋不记得？你叫我写日记，我写了个《旅行集》，你给我改成《旅行记》。你还给我批了‘写得很好，大有希望’八个字，叫我寄回家去给父母看。”“你记得这么清啊？”毛泽东露出受感动的微笑，“那好，我们还是一道去，你还写你的旅行记……”

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斯大林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对自己名声的看法，他就是这样行动的。

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不如我有发言权。毛泽东停止不住自己的思绪：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事件又像满天星斗一样同时在脑子的这里那里无所在无所不在地闪烁起来。他派来的鲍罗庭、李德、王明……李德、王明就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他说“只要动一动小指头”，这话不假。有人本来就想要我的命，就看斯大林肯不肯“动一动小指头”。

他毕竟没有动。我毕竟夺回了发言权。“我们的不同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忽然睁眼望着屋顶。这个“不同”是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不同还是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

毛泽东仿佛望见斯大林的在天之灵，他便要请斯大林看看眼前——

斯大林活着，毛泽东同他有不少的矛盾，基本不肯听他的话。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又不忘他说过的正确的话，办过的正确的事。坚持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

赫鲁晓夫不同。斯大林活着，是他的“父亲”；父亲有错误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是“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说他是“凶手”、“强盗”、“混蛋”、“白痴”和“罪犯”。

赫鲁晓夫在死前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要出现任何想为斯大林在苏联恢复名誉的企图。

毛泽东在去世前，说话已经极端困难，却仍然不失幽默和气魄，对他最后接待的两位美国客人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尼克松夫妇说：“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我们有求于苏联，斯大林天天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质，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海豹突击队：如何在最血腥残酷战争中存活

一年前，我被分配到位于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在那儿待命时，我的头发蓄得要比海军标准发型长一些，所以我可以随时被派遣到世界各地而不被认为是军人。随海豹突击队第二分队被调遣到挪威时，平时有剃须习惯的我连络腮胡须也蓄了起来。

没有作战任务时，我就在一栋名叫“杀人屋”的反恐训练楼里和射击场上锻炼技能。

待命之后就是为期三个月的个人训练阶段，我们将动身前往集训学校：比尔·罗杰夫射击学校、驾校、自由攀爬和其他我们申请的学校。进入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和那里最好的学校。在训练期间请假并不难，特别是刚从国外调遣回来的人请假会更容易，比如可以申请与家人去度假等。个人训练阶段之后就进入同样为期三个月的团队训练：驾车、伞降和射击训练——每结束一部分的训练就会有模拟作战，用以实践最近训练所掌握的技能。

一天晚上，我坐在名为“待命室”的比萨店（电影《海豹突击队》里查理·西恩和迈克尔·比恩站在同一个比萨店外争吵）里和我7岁的儿子布莱克，还有一个有着灰熊一般童心、外号叫“斯马吉”的男人谈论着高尔夫，我们背后的自动点唱机里放着威豹乐队的曲子。我们狼吞虎咽地享用着意大利洋葱香肠比萨，那是我最爱吃的比萨。待命期间，我最多只能喝两杯啤酒。在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我们必须认真遵守每一条禁令。我们喜欢喝库尔斯淡啤。每当结伴出游时，我和战友们都习惯用“库尔斯跳伞队的成员”这个幌子——我们的解释是：几个30岁出头大多数还挺帅的壮汉，脚穿Teva人字拖鞋，身着短裤、背心，前兜插着蜘蛛夹背折刀走进酒吧，难道还有假？每当我们走进酒吧，男人们就开始更换他们喝的东西，改喝库尔斯淡啤，女士们也会开始喝库尔斯淡啤。看来库尔斯应该给我们赞助。这个幌子一直没被揭穿，因为即使有人问关于跳伞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应答自如，而且我们讲的故事都非常离奇精彩。

大约19点30分时，我还没有享用完比萨和库尔斯淡啤，我的寻呼机就响了。上面显示着一组编码：T-R-I-D-E-N-T-0-1-0-1，这组编码代表“海豹突击队大院集合”，又或者是在告诉我应该使用哪一道基地大门。这时，我必须直接奔往飞机处集合。

我的各种军用包都留在“小鸟”直升机上。每一个军用包都会被封好和贴上代表特定任务的彩色条码。如果我的物品没有被正确打好包，我宁愿不要它。在一次任务中，一个伙计竟然忘了携带可以防止水浸入睡袋的地垫。可想而知，那晚他想睡个好觉的计划肯定泡汤了。

待命期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复命。无论我身在何处，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到飞机那里集合待命。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和布莱克跳进庞蒂亚克格兰丹姆跑车，我驱车从比萨店顺路回家。

回到家后，我的妻子劳拉问我：“你要去哪儿？”我耸耸肩，答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也不能告诉你。亲爱的，再见！”那是导致我婚姻破裂的一个原因：我总是突然离开，而且不知道何时回来。

怎么能怪她呢？我更像是娶了我所在的部队，而不是娶了她。斯马吉到我家接上我，并把我送到海军航空基地奥西安纳机场。一架特别的熄着火的C-130映入我的眼帘。有时飞机上会安装喷气起飞助推器（JATO），可以使飞机在较短的起飞跑道上完成起飞，并且快速升空。如遇到有人向你射击，那这助推器绝对是一个好装置。只要看到飞机上有这些助推器，我就能推测出我们的飞行任务凶多吉少，幸而这次我没有看到它们。

我总算在20点30分之前登上了飞机。飞机里一片漆黑，借助仪表盘上的红灯，我确认了我的军用包仍在上面，还确认了它们的确是我所需要的。我暗暗记下它们所在的位置，以便我穿装备时可以随手取过来。

和我并肩作战的有三名海豹突击队狙击手：卡萨诺瓦、“小巨人”和“索尔普斯”。在海豹突击队，很多人都是以外号相称的。一些家伙叫我“瓦兹曼”，有人也试图叫我“豪伊”，但没有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回应这些外号。有时我们会因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而获得一个外号，比如，一个伙计的外号叫“湿淋淋”；也有一些难懂的外号，比如“Bryzinski”，就会变成“字母表”；我还有一个队友被叫做“三角架”。

卡萨诺瓦是我的射击搭档。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狙击学校培训起，我们就在一起。他是很讨女人喜欢的。小伙计“小巨人”有大男子情结，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总要在臀部口袋里配一把很大的兰德尔军刀吧。大家都取笑他“小伙计，大军刀”。索尔普斯是一个老兵，他没什么特色——在队里是一个不诙谐的、不爱找乐子的人。他只对何时能回家去见他的“宝贝”老婆感兴趣，好像从不关心作战行动或者发生在我们当中其他人身上的事情。他常常唉声叹气，队友中没人真正喜欢他。

我们四个人坐在驾驶舱旁边的活动挂图前。这次可能是一次实战行动，因为给我们布置任务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来自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的人。他一本正经，有时候我们中间会有人小声偷笑。有一次他说：“既然你们想笑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吧。”然后他讲了一个关于膀胱功能衰弱的人的笑话，“我们将在这里巡逻两次。这里是吉姆第一次小便的地方，然后这里是他第二次小便的地方。”既然他讲笑话的本领我们已经见识了，我们也知道他不会讲笑话，也就闭嘴了。

1980年，我们没有成功地从美国驻伊大使馆内救出那53名美国人质，大家就清楚地知道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是不能在特别行动中有效地合作了。在1987年，国防部把所有军队内的特种部队都合并到一个部门，即联合作战指挥部，包括像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这样的精锐之师。

海豹突击队和绿色贝雷帽是真正的特种部队，但也只有最出众的士兵才能被选拔到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联合作战指挥部少将威廉？加尔森是我们的上司。这位来自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的长官正用航空照片展示活动挂图。他说：“好的，先生们，这次是一个TCS（作战条件与标准）任务。”虽然加尔森召集我们来执行TCS，但他还认为我们不靠谱，怀疑我们是否能达到平时自吹自擂的标准，即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完成任何任务，包括800码射程狙击敌人。少将继续说道：“你们要在夜晚完成高跳低开动作，伞降在一个既定的着陆点。”高跳低开是指我们要从机舱跳出，先自由落体下落直到接近着陆点时再打开降落伞。若不这样跳伞意味着陆地上的人会有机会看到或是听到飞机贴地飞行，高跳低开可以保证我们不容易被侦察到。

高跳高开则不同，我们可能从28000英尺高空跳出机舱，下落5秒就要打开降落伞，然后滑翔大约40英里抵达着陆点。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和图森的跳伞训练课上，我们在空中百里相隔，但看上去却离得非常近。高跳高开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28000英尺高空的极度寒冷，而且是长时间寒冷。着陆后，我都必须把手放入腋下取暖。因为这次是高跳低开，所以寒冷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少将向我们说明了航线、空降点和更重要的着陆点——我们要寄存降落伞的地方。在敌军领域，我们会挖个洞，把降落伞埋起来。然而这是一次演练，所以我们没必要掩埋这些每个价值几千美元的降落伞。“这是你们的行进路线。”他要求我们在10分钟之内找出目标。如果超过时间错过良机或是未射中目标，我们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正如我们的座右铭一样：“弹无虚发，一枪毙命”。

我们脱掉便装，和我所认识的其他海豹突击队队员一样，我穿裤子但不穿内裤。作为狙击手，我换上了乐斯菲斯丙烯纤维内裤。在冬天作战状态下，我也会穿可以透气排湿的乐斯菲斯。我们换上丛林迷彩服，全身上下伪装套装。我特意穿了羊毛袜子。因为上次随海豹突击队第二分队进行冬季作战训练时，我就知道了一双好袜子的重要性，我会花钱买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袜子。当然我还换上了丛林靴。为了行进和撤出，我往口袋里装了一顶迷彩奔尼帽。在奔尼帽宽大的帽檐和圆边上插一些植物可以用来伪装。

我腰间的战术刀套里只有一把瑞士军刀，执行狙击任务时有它就足够了。我用一个口袋大小的迷彩化妆盒将我的脸涂成黑色和浅绿色。为了防止我会摘掉用来暖手的诺梅克斯飞行员手套，我把手也涂成了迷彩色。我把右手手套上的大拇指和食指剪短到了第一关节处，这将有助于我完成精细的手指动作，如校对瞄准具、装填弹药，这样有利于与扳机有更好的接触。

我们的手枪是SIG公司特别为海豹突击队设计的海军专用9mm口径P-226。该枪内部经磷酸盐处理，耐腐蚀，可反视，滑槽上雕刻着一个锚，弹夹容量为15发子弹。我几乎试遍了这里的顶级手枪，它是我所用过的最棒的一支。除了手枪里的一个弹夹外，我还另外带了两个备用弹夹。

我的装备中还包括一幅地图、一个指南针和红色镜片手电筒。在实战作战中，我们还会用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但是这次，加尔森少将不想让我们利用地图和指南针作战的技能荒废掉。我们还带了一个医疗包，起名为急救医疗包。

当在陆地上执行野地狙击任务时，就像这次，我们不会穿防弹衣，到时候只需隐蔽起来。但是在执行城市作战任务时，我们都会穿戴防弹衣和头盔。我们每个人都携带了驼峰水袋。驼峰水袋是一个背负式水袋，可以背在背上，喝水时不需要双手，只需低下头通过水袋橡胶软管饮水即可。我们的长枪是0.3001n温彻斯特马格努姆狙击枪。它射出去的子弹受风力的影响甚微，轨迹稳定，射程远，而且比其他狙击枪的穿透力强许多倍。狙击一个固定目标时，比如汽车的发动机组，我会选择0.501n口径的来复枪，但狙击一个敌人时，最佳选择就是0.3001n温彻斯特马格努姆。

我带了20多发子弹在身上。我已经在狙击枪里装填了4发子弹，当我向目标射击时我会往枪膛里装填上第五发。

我的狙击瞄准具是里奥波特-10级强力瞄准具。“级”这个概念指的是目标成像远近的级数，用10级瞄准具，是因为它可以将所看到的目标拉近10倍，名为“密位点”的刻度可以帮我调整距离。在里奥波特瞄准具上我嵌入了一个KN-250夜视瞄准具。我们原本还会采用无比精准的激光测距仪，但是这次任务中不允许我们使用。

尽管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有时使用穿甲弹和穿甲燃烧弹，但是这次任务，我们使用演练子弹——特别仿真制造的射弹。它们要比普通子弹贵将近4倍。这些子弹射击起来同温彻斯特马格努姆子弹具有一样的杀伤力。

执行其他任务时，我们可能会带上加密卫星通信设备LST-5，但是这只是一个夜晚的作战任务，而且我们没必要回去作报告。这次我们只是潜入敌军阵地，实施打击，然后撤出。我们带了MX-300无线电设备。“X”不是代表“卓越的”，而是代表“实验性的”。我们的无线电设备常受寒受潮，但还是正常运转。从我们狙击手的位置来说，我们可以静静地联络上代号M，也可以及时地互相接收。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总是尝试采用最新的和最先进的设备。

作为跳伞指挥，我必须再次检查大家的降落伞——MT1X。再次强调，“X”并不意味着就是“卓越的”。“30分钟！”装卸长喊道。如果我要小便，现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到安装在墙上的尿管解决。但是我不想，所以我去小睡了一会儿。“10分钟！”

清醒。“5分钟！”C-130机尾的跳板慢慢降了下来。我最后瞧了一下每个人的降落伞。我们依次走到跳板前。

随着跳板下降，机舱变得嘈杂起来，大家只能靠手势进行交流。还有3分钟的时候，我俯卧在跳板上。回想着刚才布置任务时的航空照片，我向下俯瞰，以确保飞机已抵达指定地点上空。“1分钟！”此时陆地上一切变得清晰起来。我本来只要信任飞行员就可以了，但是我以前确实走了不少冤枉路，所以我要再三确认降落点。“30秒！”此时飞机有些飞离航线。我左手稳稳地伏在跳板上，用右手打手势。朝向机舱内，我向跟前的装卸长挥动着我的五根手指，然后竖起我的大拇指。装卸长告知飞行员将飞机机鼻向右调整5度。如果我挥动两次，他将会调整10度。我从来没碰到需要调整10度以上的飞行员，大多数时候甚至都不需要我进行调整。与杰出的飞行员合作真是太棒了。

跳板上的灯由红色变成了绿色。现在就该由我下达跳伞命令了。大家全部跳伞完毕需要大约5秒钟时间。

我向大家做了手势，开始跳伞。小巨人是第一个跳下去的，当时距离地面12000英尺。我们跳伞的顺序通常是按体重由轻到重，这样体重重的就不会在降落后与大部队失散。第二个跳伞的是索尔普斯，紧接着是卡萨诺瓦。作为跳伞长，我要确保每一位要伞降的人员成功跳离飞机，所以我最后一个跳伞。我们的伞包通过一条带子固定在胸前。

跳伞后，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真心祈祷它可以顺利打开。也许在最初的100次伞降时，我心里祈祷过上帝：拜托，请让我的降落伞可以打开。我自由落体了几百英尺后打开了降落伞。一些队员的主降落伞出现了故障，而不得不打开备用降落伞。我的主降落伞总是可以顺利打开的，尽管我已经有752次的跳伞经历，但是我连一个脚趾都没有扭伤过。

我调整身姿，希望可以伞降到离降落点尽可能近的地方。在空中我大约自由落体了将近1分钟，在3000英尺处我紧紧拉住降落伞。在2500英尺处我打开了降落伞。我向上看看，检查降落伞，并且解开了系伞包的带子，否则它会阻碍我的血液循环。我的双脚支撑着伞包的重量。

我还打开了夜视装置，一种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盔后面闪烁的红外信号灯。它就相当于荧光棒：一根塑料棒，只要反复弯曲它，它里面的易碎玻璃容器就会碎掉，释放的两种化学物质接触反应就会发光。但是，我们头盔后面闪烁的这种红外信号灯，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每个人的头顶上空都顶着降落伞的伞盖。小巨人上面是索尔普斯，索尔普斯上面就是卡萨诺瓦，而我则紧随着卡萨诺瓦。我们的降落伞就好像组成了一段阶梯，直指目标点。

接近地面时，我张开我的降落伞，来缓解下降速度。我微微调整了一下伞包，以防止我着陆时被它绊倒。小巨人第一个着陆。由于没有风，他10′×12′的伞盖立即铺在了地上。他很快解开了降落伞，并把武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索尔普斯也着陆了。他也解开降落伞，开始准备武器。接着我和卡萨诺瓦就降落在了小巨人和索尔普斯的降落伞上面。我们四人一起降落在了一间起居室大小的区域内。我和卡萨诺瓦解开降落伞时，小巨人和索尔普斯背靠背警惕地巡视着周围。我们隐藏好降落伞后，由我领队开始行进。

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的路线监控器正在监视着我们，看我们是否走了捷径。我们的确想过走捷径——我们四人可以同时处理降落伞，而不需要留出两个人来掩护，这样就可以节省5分钟。但是并不值得冒险，这样可能被监视器抓到。我们知道我们最好就把这里当做真正的敌军领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天空飘起了雨。多好的天气啊，足以原谅我们可能会犯的战术过错——行进中不小心产生的声响。我们向前行进了大约半英里，然后在一个集结点停了下来。小巨人和索尔普斯进行警戒，我和卡萨诺瓦伸进我们的伞包，取出了吉利服，以及看上去像一堆笨重植物的粗麻布做成的伪装服。我们每个人都手工制作了两套伪装服，一套用于丛林环境，一套用于沙漠地带。这次我们采用丛林环境下的伪装服。我摘掉了伪装奔尼帽，带上了吉利帽。作战时，伪装服是一定要融入周围环境的。在城市环境下，靠近地面的颜色比较暗，所以两种色调的伪装服就足够了：深色的丛林伪装裤和浅色的沙漠伪装上衣。

我和卡萨诺瓦检查了大家的手上、脖子、耳朵和面部的迷彩。往皮肤上涂画迷彩油时，做到使人看上去呈现相反效果很重要，即要使深色变浅，浅色变深。就是说要把面部阴影处（比如眼窝处）涂成浅绿色，突出的面部特征（如前额、面颊、眉毛和下巴）涂成深绿色。狙击手的面部要看上去不像脸部，要在环境中消失掉，不易被察觉。

我们分成两个分队，分头前往目标点。这样即使一个分队失败了，另外一个分队还有可能完成任务。我和卡萨诺瓦在黑夜中向着目标潜行。我俩都慢慢地向前移动，用脚尖直接将阻碍物踢到前面，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树枝和其他我们会踩到的东西。我们小步移动，先将脚的外沿贴在地面，再缓慢地用脚掌和脚后跟画圆弧一般地接触地面，以此才能渐渐地将重心前移。

在离目标点900码处，我们到达了一个半封闭区域。我和卡萨诺瓦趴在地上缓慢爬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我们看上去就不像一团移动的物体了。为避免被发现，我们必须缓慢移动，但同时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射击，我们又必须尽可能快一些。

我十分小心地保护我的狙击枪，以免枪口插到泥土里，那样会降低它射击的精确度。我身体贴近地面，甚至连面部也贴近地面，然后以手臂和腿的攀爬力匍匐前进，一次前移6英寸。如此一来我与大地融为一体了，可以清除脑中的一切杂念。潜行中，我经常告诉自己，别怕，我本来就是大地的一部分。

如果我发现目标或是巡逻部队，我不会直接盯着目标，或者思考目标。因为——一只雄鹿会喷鼻息和跺脚，因为它可以闻到你的气味但找不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通过喷鼻息和跺脚逼你移动，这样它就可以确定你的位置。虽说人类没有雄鹿的灵敏嗅觉，但也有第六感——他们也会察觉到是否被人盯着。有些人的这种感应超乎常人。当你感觉自己被人盯着并回头试图找出那个人时，你的第六感就发挥作用了。

狙击手不想唤醒目标的第六感，于是就得避免直接盯着目标。当射击时机来临时，我会通过十字准星来瞄准目标，即便在这揪心的时刻，我的注意力也只是在十字准星上。

我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进。

终于，在离目标大约500码处，我们抵达了最终适合开枪的位置。此时时间是凌晨2点20分。我给瞄准具装上绿色覆盖物，透过夜视瞄准具扫视着周围地形的轮廓。能够体验在狂风骤雨下，身着湿透了的吉利服躺在雨水坑里，注意力自始至终停留在瞄准具上，全神贯注地执行任务，可以说此生无憾啊！

我们面前是一座老房子。我们的目标就在里面。我和卡萨诺瓦讨论着射程、视程等细节。我们用色码给房子的四周编码：白色代表正面，黑色代表背面，绿色代表房子右侧，红色代表左侧。用色码表示方位的方法最早用于船只：绿色代表船的右舷，红色代表船的左舷。音标字母标识每一楼层：A（Alpha），B（Bravo），C（Charlie），D（Delta）……窗户由左至右依次用数字1，2，3，4……表示。比如从正面二层左窗位置进入，我们就会说：白色，Bravo，1。这样我们就可以略去废话，使交流简洁明了，更有效率。这种方法在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使用也非常普遍，可以使我们很快理解一个从未合作过的战友的话。

我们还拥有一个记录本，包括敌军的规模、领域、地点、部队单位、活动时间和装备（简称SALUTE）等。行进信息对于突击队来说至关重要。例如，突击队可能想要在敌军巡逻队再次进入这个房子后马上进行攻击。如果敌军巡逻队只有两人，突击队就会在他们巡逻时将其制服。或者三个狙击手同时狙击外面的两名敌军巡逻兵和里面的主要目标。如果敌军有我方人质，我们就会标记出人质所在位置、恐怖分子所在位置、领导人位置、进食次数和睡觉次数等等。

我们浑身湿透，又冷又可怜，但我们必须去这样做。我对着窗户进行密位点修正。一个典型的窗户差不多是1码高，我用窗户高度乘以1000，然后除以瞄准具上的密位点，来计算射程。一个路线监视器出现了。“距离目标的射程是多少？”“600码。”我回答道。一个头戴巴拉克拉法帽、身穿军用防水短上衣的身影出现在窗户后，那就是目标，一个人体模型。通常，两人的小组中，一个狙击手负责射击，另一个则记录信息，观测目标，警戒四周。这一次，我们四人都将射击。加尔森少将想要知道我们当中每个人可以做到之前宣称的那样。我听到了另一组的射击声。每人都会有一次冷枪管射击。第一枪是最糟糕的，因为子弹必须穿过狙击枪的冷枪管。第一颗子弹使得枪管变热，下一次射击就会更加精准。但是加尔森少将不会给我们第二次射击机会，同样敌军也不会。

路线监视器检查了目标，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结果。第二声枪响。同样，我们不知道结果。

轮到我们小分队了。卡萨诺瓦趴在我的右边，离我很近，这样我可听到他低声说话，还可以看同一张地图。平时，在他的位置，他可以看出子弹轨迹，看到子弹击中目标，所以他可以给我发第二枪提出建议。但在今天，一切都不可能。就在6个小时前，我还和我的儿子在饭店里吃着热腾腾的比萨，现在我却在偏僻的寒冷潮湿的泥泞地上对着目标实施冷枪管射击。多数人不知道成为一名狙击手所需要的训练强度和献身精神。

枪托稳稳地顶在我的肩膀上。我用来射击的手稳固而不僵硬地握着小握把，扣动扳机的手指冷静地触碰着扳机。我用手肘保持平衡，脸颊紧紧地贴在小握把的大拇指上，并做着深呼吸。一次不完全呼气后，我就屏住呼吸，这是一个蛙人擅长的技能，可以使我的肺保持平静，以防止其对射击的精准度造成的影响。我必须长时间屏住呼吸来将十字准星定格在目标上，但不能让自己长时间缺氧，否则会造成视力模糊和肌肉乏力。我最终扣动了扳机——砰！

我仍然不知道是否击中了目标。因为这不像电影画面，光靠一颗子弹就可以粉碎目标。在现实中，子弹穿过身体的速度相当快，以至有时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被击中，我后来在索马里无数次见证过这样的情景。

卡萨诺瓦射击后，我们从与进来时不同的一条路线爬出这片区域。已经发现我们的路径，并埋伏在那里等我们回去的人将会等待很久吧？我们行进到既定的着陆点附近等待黎明。

早晨，我们探出头来等待直升机接应。一个路线监视器发出了这次任务正式结束的代码，“金枪鱼，金枪鱼，金枪鱼”。我们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站立起来，舒展身体，活动关节来缓解疲劳，并且互相开玩笑。

一架“黑鹰”直升机在一片空旷地域把我们接走，并将我们送到之前登机的那个飞机场。

回到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后，我们四人还不能回家。我们必须听取执行任务情况报告，然后整理装备，包括擦拭装备、检查其是否损坏，必要的话还要进行修理。然后再重新打包所有装备，为下一次任务做准备，无论是演习还是实战都如此。3小时后，我们的装备会为再次执行任务时的使用而准备完毕。

我们四人在11点的时候走进报告室听取执行任务情况报告，当时感觉像喝醉酒一样。加尔森少将、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队长、红队首领、红队长官还有8～10名随从人员坐在我们面前。威廉？加尔森并不想成为军人，但是军队选择了他。越南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以军官的身份在海外有过两次服役经历，获得过授予英勇作战者的铜星勋章和授予作战中负伤者的紫星勋章。他曾经参加瓦解越军领导层的“凤凰计划”。之后，他从1985年到1989年为美国陆军情报保障处和三角洲特种部队效力。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留着平头，又高又瘦，嘴角夹着半支未点燃的雪茄。他是有史以来陆军里最年轻的少将。

我们的队长不经常出席演练行动的执行情况报告，但是这次，他想在餐桌上同加尔森一起看看他的这些海军菜鸟们是不是表现优秀，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受到少将的赏识。

红队长官是丹尼？查克，外号“老蛇”，在成为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元老成员前，他曾是陆军第82空降师的伞兵，后来加入海豹突击队第一大队的反恐排。

我们对在飞机上的作战任务下达、伞降和整个行动过程作了报告。路线监视器已经秘密地监视了我们的既定着陆点。他们看到了我们中有两人隐藏降落伞的同时，另外两个人在警戒。多么幸运我们当初没有走捷径。

加尔森少将说：“好消息是你们的狙击技能很出众，包括潜进、引航、伪装、把握地形、观测以及完成射击，但是这一切都是废话，因为你们四人全部脱靶了！你告诉路线监视器射程是600码，但实际上应该是742码。你们中的一个人脱靶相当严重，竟然打到了窗沿上。你们最好是希望敌人在窗户边死于心脏病。”

我们四人面面相觑，被骂得狗血喷头，相当难堪。队长也很尴尬，甚至希望脚下裂开一道缝，好钻进去。然而加尔森少将跟我们保守了两个秘密，第一个是金队的狙击手也搞砸过任务，他们的跳伞长没有把他们送到着陆点。金队的狙击手必须飞速跋涉8英里以穿越森林。当他们赶到目标点时，为时已晚。10分钟的机会已过，他们甚至连射击的机会也丧失了；第二个是，少将自己所在的三角洲部队也曾经失败过。

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是两个单独实体。为什么要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做三角洲部队所擅长的，比如在飞机跑道上打下一架飞机？为什么要三角洲部队做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所擅长的，比如在启航后打沉一艘船？

这个大问题的显著例子是一次三角洲部队也出现过几起爆炸事故。一名三角洲队特战队员将一个炸药安置在一道上了锁的门上，企图炸开这道门。这名三角洲队员是澳大利亚人，胆小如鼠，他仓促地启动了5秒定时器。原计划，5秒后引爆的起爆雷管可以制造出一个小爆炸，使得门上的炸药被引爆。不幸的是，这个小爆炸直接向定时器方向起爆，马上引爆了更大的炸药，直接把这名特战队员的手指炸飞了。

没有任何部队执行爆炸任务会比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更出色，一支代表最新技术、最先进水平的爆破部队（我们甚至有一支执行爆破任务的爆炸军械处理处）。海豹突击队与三角洲部队分开训练和执行任务。

加尔森少将也明白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和三角洲部队必须要了解各自的能力。他用得克萨斯慢吞吞的语速说道：“我不在乎你曾经做出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做到什么。”这使你不得不由衷地钦佩加尔森。

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需要学会协同作战和自我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要在自越南战争以来最血腥残酷的战争中存活下来一场场血腥的战争即将来临……

第三章　文革秘闻

林彪为何至死不放过欺侮迫害罗荣桓

1961年3月22日，罗荣桓回到北京。过了几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师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悟，他联想起今年2月2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一次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3月28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做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这一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到4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30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4月30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的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晌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5月1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12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1975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①

1977年5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1961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自从4月30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座。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1961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监禁，于1972年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么，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林彪的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4月30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① 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第一次是在1962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的现象，有一些议论。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1965年，罗荣桓业已逝世。毛泽东在武昌又讲了一次不赞成林彪这个意见。罗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经常通气的要求，将毛泽东的原话记录送给林彪看了。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从而成为促使当年年底林彪向罗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嘱咐罗瑞卿等不要“公开”他对罗荣桓的“批评”，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他在同另一些干部谈话时，除了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外，还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也同样关照这些干部，为了照顾罗的健康，不要告诉任何人云云。当时，罗荣桓病已很重。那些听到林彪攻击罗荣桓的干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这件事。因此，罗荣桓直到去世也没有料到，林彪竟在他背后向他施放那样恶毒的暗箭。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了林彪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三年，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1966年8月25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林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1966年12月，在叶群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接着，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1967年2月14日，由叶群导演的这一幕闹剧发展到了最高潮。她亲自出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通过全军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之口在向群众解答问题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并列为在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接着，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被林彪一伙打成了“阎王殿”而“彻底砸烂”。

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林彪一伙早已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显现其璀璨的光辉。人们在十年动乱中见识了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丑恶嘴脸之后，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之后，便更加怀念罗荣桓这一位曾经挺身而出，同林彪进行原则斗争的先驱者。

罗荣桓所以要萧华以总政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按组织系统反映对地方工作的意见，其基本精神是要发扬党的民主作风。他的建议虽然被林彪粗暴地否定了，但他仍然坚持这一基本精神。

1961年5月，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罗荣桓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机关、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问题。

同这次讲话可以称为姐妹篇的是这一年6月6日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讲话内容相近，而后一次讲话由于范围小、不拘形式，问题谈得更加深入。

罗荣桓这时所以注意到了机关、院校，同当时许多单位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密切关系。自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各机关、院校也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或小字报的方式，把一些实事求是反映农村情况、对“左”的东西提出批评和疑问的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使许多干部不敢讲话，心情不舒畅，严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生活。针对这一情况，他这两次讲话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当时，在干部中经常议论的话题主要是农村形势。有些人认为，农村形势不好，刮五风，中央也有责任。但有些干部则认为这种态度是右倾，有点像右派进攻。一扣这个帽子，大家便不敢说话了，但口服心不服，思想不通。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有没有责任？农村搞得那样，中央老早就承认有责任，没有登报就是了。①中央搞了“十二条”还不行，又搞“六十条”②就是承认有责任。中央并没有把责任都推到下面去，主要是中央负责。

罗荣桓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无疑是一个支持和解脱。

当时，中共中央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正在逐步纠正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对于这种纠正，罗荣桓积极拥护。他在这些讲话中，依据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具体分析了“三面红旗”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总路线，他在肯定“多快好省”口号的同时，又着重指出：问题是在执行中间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工业方面，战线拉得很长，只讲产值，不讲规格品种。在农业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兴修水利，只讲多修，不讲配套。

关于“大跃进”，他认为，许多指标过高了。“什么卫星田，一亩五万斤，就是那样吹起来了。”他说，大跃进要有个边，不能没有止境，不能不讲条件。

关于人民公社，他针对公社的“一大二公”指出：“共产主义风格也要有一个边，不计报酬的劳动不对。”“大肆宣传不计报酬的劳动，不促成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才有鬼呢！”

他认为，这几年许多干部所以思想不通，除了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讲清楚存在的问题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思想斗争过火。在两次讲话中，他都具体分析了思想斗争过火的具体表现。

他首先讲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倡的，称之为“大民主”。然而，历史，尤其是后来十年动乱的历史却证明，它非但不是什么民主，而且严重破坏了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中的民主生活。当时罗荣桓还不可能提出废止“大民主”的问题，但是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其使用的范围。他大声疾呼：进行思想教育动不动贴大字报就是受不了！他明确指出：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问题时，不能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应该搞得细致一点，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应该提倡在干部之间开展谈心活动。

他还分析了关于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然而，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把坚持实事求是说成是“右倾”，而且还把“批判从严”搞成了打棍子、戴帽子和抓辫子。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十分沉重地说：“过去打击面太大了，抓住一两句话就整人家。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算总账，这样搞哪个人能受得了？因此伤了感情了。”罗荣桓认为，对批判从严有必要作正确解释。他说：“所谓从严，不是一上来‘连珠炮’一轰，弄得犯错误的同志晕头转向。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不要算总账。这样效果不好。”

在总政1961年1月25日的部务会议上，他还说：“要很好研究执行中央‘处理从宽’的方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同志是这样做的。这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是毛主席建党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有些干部不愿执行这一方针十分不满，告诫这些干部“要认真执行这一方针，不要把自己装得很‘左’”。

1961年6月22日，罗荣桓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能只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他说，有些党的组织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因此，必须维护党的民主。

他认为，对思想性质的问题不能压服。他说：“你斗他，他不承认，结果形成僵局，再去压服，弄得思想问题总也不能解决。我们要与人为善，处理思想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干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有些干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开，与方法不好有关系。”

罗荣桓同林彪除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1960年9月，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由于“四个第一”当时已为毛泽东所肯定，并被写进了1960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所以罗荣桓只能尽力从好的方面来理解和解释，力求赋予这一提法以正确的含义，从而减轻其对军队建设的危害。

到1961年夏天，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已经七八个月了。罗荣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况的文件，听取了姜思毅在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的情况汇报，感到当时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强调“红”而忽视、贬低“专”。这种贬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罗荣桓称之为“仇视专”。其表现是“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下降。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和一般化的作风大大增长。

针对上述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如何解释和领会呢？他认为，关键是要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在1961年9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和11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他所作的重要讲话中都做了这种重新解释的工作。

他怎样解释“四个第一”呢？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个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他说：“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打仗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教学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证专业的学习。”“我们部队的高级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学校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个任务完成。”他赞成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提出的，科技部门的党支部起保证作用的提法。他说：在科技院校和单位中，支部的作用就是要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保证科学研究项目的完成。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科研和院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常表现为红与专的关系。

早在这一年8月，罗东进回家过暑假时，罗荣桓在和他谈话时，了解到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中，学员们对红与专的问题认识就相当混乱，片面强调红，忽视专业学习。学校里还搞什么满堂红活动，各支部都作了一天读多少毛主席著作、多长时间通读一遍的计划，搞技术作业也要引两句毛主席的语录。可是认真说来，究竟什么是红，红又为了什么，这些青年人并不清楚。一天晚上，罗荣桓和罗东进以及他的几个同学一起谈起了红和专的问题。他对这些青年人说：“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是很大的，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就得要你们拿出东西来。你们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红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对你们学习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要落实到专业上。谁要是真正的红，谁就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专家，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一些贡献。我们现在非常缺乏专家，我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企业没有搞好，或是搞坏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专家，缺少科学知识。”他再三鼓励青年们，一定要下决心努力把专业学好。

在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着重分析了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在讨论总政草拟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时，他当场指示：在方案上加一句：“红‘要落实到’专。”他又要求负责文字修改的姜思毅将加了这一句话的段落读给他听。

他针对一些人丢下专业下农村的现象说：“军事工程学院是搞尖端技术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学生下农村嘛……主要还是搞你那个尖端，落实在那个尖端学习上。”他还批评了有些院校丢下专业，光学毛选的偏向。他说：“毛选一般都要学……但要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高等院校，不搞他的专业，甚至像聂总讲的，有些人不敢看专业书了，那就很不好了。”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现在在军队院校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对“四个第一”中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现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好像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书的。有的院校提出，强调读书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员就是应该多读点书。

当时，林彪还提出了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他说：“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问题是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肠胃病。”他认为，对“闻风而动”也应当很好作解释。他说：“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而应当是对上面的决定全面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去贯彻。”

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院校和科研单位不能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法统统搬去。他说：“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现在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

罗荣桓还认为，即使在连队，也不能运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几年来，学生入伍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连队管理方面却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缺乏管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经验。他说：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想，到部队像进学校一样，所以带来许多学习的东西，一来你就把它收了，那怎么行呢？他说，对这些有文化的战士，“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读书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统统去看爱情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兵，罗荣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预见道：“他们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又有文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和高等军事技术学校的学生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

由于分歧日益扩大，林彪对罗荣桓越来越不满了。他终于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到了1963年，新华社要发表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单。罗瑞卿和萧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知道后，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林彪的欺侮，罗荣桓为了党的团结，可以忍耐，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则分歧，却是不能调和的。这正是林彪三番两次打击罗荣桓，直到罗荣桓逝世后仍不放过他的原因。

贺龙专案组：文革中残酷整人手法大揭秘

林彪、江青为了打倒贺龙，大肆造谣诬蔑，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

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诬陷贺龙。

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

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67年夏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的亲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由康生控制。

因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

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3个办公室。

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总参主要领导负责牵头。“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

由于“贺龙专案”是军队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除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组长外，还设3个副组长。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

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时，对“二办”及“贺龙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

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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