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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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论道：何亚非谈变化中的世界(华侨华人·中外关系书系)试读：
华侨华人·中外关系书系总序
中外关系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以中国为主体，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涵盖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移民等领域交流和发展的研究。华侨华人也是中外关系发展、特别是国际移民的产物，国际格局的演变对华侨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华侨华人因其与中国和住在国的特殊联系，也对国际体系演变发生着作用。因此，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与中外关系发展相互关联、一脉相通。
中国是世界上疆域最广、人口最多、历史最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不仅是世界上延续迄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而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昔者有道守四夷，舟车所至及蛮貊。”自中国在东亚大陆形成后，即开始与周边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各种交往。由于西有雪域高原，北有大漠，东南有浩瀚汪洋的阻隔，中外交往的重心在周边区域。近代以前，中原虽有陆上丝绸之路通往泰西，但这一通道大多时期因战乱、天灾或政策变化而阻断；唯有海上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西交往的通道。
18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与文化水平高于周边地区，中华文明向外广泛传播，是东亚区域文明的核心。周边国家官方和民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与中国一起建构出独具特色的东亚区域秩序。华夏先民在与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不但认为中国在地域上居天下之中，而且有文明中华与蛮夷周边之别，即中土之外的各国全归番夷之列。这种天下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表现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朝廷将所有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外国人视为“朝贡者”，在对外国的记载中以“朝贡”和“藩属”视之。
18世纪后期，欧洲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新时期。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向全世界扩张，将全球纳入欧洲人主导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中国的清朝统治者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沉醉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迷梦中。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冲击，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依其“船坚炮利”，多次武力打败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一百多年中外关系的主流，是中国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与欺凌，也是西力东渐后周边国家不断脱离与中国的特殊友好关系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危局。
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激发了海内外中华民族的抗争与自强精神。鸦片战争后一个多世纪的中外关系的最显著特征，是中华民族在不断进行反侵略斗争，也一直在走学习西方、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先是统治阶层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方向，谋求通过建设现代化军事力量和发展现代工业达到自强和富国之目的。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自强目标尚未达到，却在甲午海战中被强邻日本击败。继而中国有识之士试图引入西方宪政理念，推动变法维新，也在保守派反对中失败。此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华侨积极参与的民主革命，推翻了腐朽的皇权统治，但民主的宪政制度和政府建设屡遭挫折，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世，仍然是积弱积贫。
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落后导致大批国人移民海外。中国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始于西方大规模殖民扩张的17世纪，空前规模的海外移民则盛于鸦片战争后。列强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准许华工出国，华工被贩运至世界各地，开启“有海水处皆有华人”的中国海外移民新时期。华侨华人源自中国，又熟悉住在国情势，成为推动中外关系发展的重要角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了近代中外关系以中国主权不断被侵蚀为特征的历史。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中外关系发展呈中国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态势，而美国及其追随者则不同程度地参与封锁中国。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逐渐交恶直至反目，中外关系的重点转为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971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与美国重新打开交往大门，扭转四面受敌的处境。1972年2月，中美签署相互承认的《上海公报》，互设联络处。同年，中国与日本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接着，中国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周边关系得到根本性缓和。而实际上，即使在冷战期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交往也未完全中断，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仍在继续，香港和海外华侨华人是保持中外关系的重要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中外关系发展突飞猛进。首先，1979年，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稳定并发展了与美国、苏联、欧洲各大国及亚洲大国——日本和印度的关系。
其次，中国积极主动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密切合作关系，塑造了中国崛起的国际和地区和平环境。1978年《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订，推动中日经济、政治和人文诸领域的密切合作。接着，中国先后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建交，并于1991年与东盟成为对话伙伴国。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中亚国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标志着中国与西面各国关系从和平共处进入合作共赢的新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向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同年12月，中国参与第一次“东盟+3”（东盟加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中国与东盟邻国睦邻合作关系得到加强。2002年，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黄金十年合作”。在此期间，中国与越南划定陆地边界，中国与周边国家除印度、不丹外全部解决陆地边境划界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外关系面临全面发展新机遇。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为中国提供了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提供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搭乘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成为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中外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交流的规模也呈飞速发展态势，而伴随中外密切交往的是大规模的中外人员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中国人移民海外，为海外华社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他们在21世纪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中国走出去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差异与不同的利益诉求，交流和合作中也存在矛盾和冲突。霸权思维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存在，使不断发展的中外关系常有不和谐杂音。随着中国日益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提高，一些周边国家也生疑惑，中外关系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如南海争端和钓鱼岛冲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倡导在中外关系中建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提供了卓有远见的思维。只要秉持“共同体”理念，就能克服中外关系的波折，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并维护友好的国际环境。
把握中外关系发展的脉络，兼顾华侨华人研究的特色，需要把华侨华人的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用全球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和展望华侨华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毋庸置疑，中国的未来直接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中国的发展与海外华人有着密切关系。在审视中外关系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同时，突出华侨华人研究的特色，从学理层面解析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改善和推动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发展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建议，是编辑本书系的目的。
序言
天下之势，阴阳圆缺，变化莫测。当今世界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目不暇接，2015年是万隆会议6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和平大势依旧，但局部战争不断，战争风险四处可见。2014年爆发、至今战火纷飞的乌克兰危机使美俄陷入“新冷战”，就是例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似“撒旦”之手，把世界推向崩溃的深渊，二十国集团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应对有方，全球经济复苏已成定局，但债务危机和经济失衡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全球治理体系缺陷凸显，改革势在必行，何去何从，世人关注。
当今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发展壮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走出了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改天换地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想和构想，不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是“中国梦”与各国人民美好梦想的“对接”，是中国对新世纪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是构建区域乃至全球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远景规划。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为两国“块头大”，如何在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线，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涉及“守成”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也将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海外侨胞有六千多万，是侨务资源最丰富、人数最多的侨务大国，无论是中国深化改革、依法治国，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乃至传承中华文化、繁衍中华文明，都离不开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我长期从事外交工作，近年又转入侨务领域，对中国外交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将“组合拳”打得风生水起深感自豪。出于长时间外交工作养成的习惯和对祖国的热爱，我一直以来对国际局势和重大问题保持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常常有些体会和思考，使我有感而发，有写作的冲动。于是在工作之余，写写评论，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谢寿光社长的厚爱，感谢华侨大学和贾益民校长的支持和鼓励，更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外交部、侨办领导和同事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本书将我近两年的专栏、评论和演讲等选编成册，以飨读者。希望关心国际关系的读者读了有所启发，即便引起一些争论，我也会感到慰藉。囿于本人的学识，难免有一孔之见和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何亚非2015年3月一论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巩固世界和平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人类文明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代价。抚今追昔，从痛苦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努力维护有利于长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避免再度滑入战争深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反省历史与背叛历史”
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霸权进行的首次世界战争，其根源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政府代表垄断资本集团为获取最大垄断利益，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占据绝大部分殖民地，而经济发展迅速、实力急剧上升的德、日、美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却很少。这种不均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尖锐化，导致各国政权不稳，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
有30多个国家15亿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覆盖欧、亚、非三洲和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海域，军人、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参战国物资总损失达4万亿美元。
一战后战胜国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许多弊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导火线。《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行极为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并被解除武装。德国虽然战败，但元气并未大伤，工业体系保存完整。《凡尔赛条约》使德国国民产生极强的抵触情绪，引发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最终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是德、意、日轴心国与中、苏、美、英等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进行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德、意、日法西斯政权在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挑起世界大战。二战造成7000万人死亡，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
二战中后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历史上有进步性。雅尔塔体系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纳入国际体系和制度，维持了战后世界的总体和平，孕育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相互宽容。建立在美苏中英法五大国力量均势基础上的联合国和安理会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美国一超独强的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维护世界整体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国和日本有密切关系，但这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德国对侵略历史做了彻底的反省，获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原谅，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的重要成员。而日本却没能直面历史，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错误，相反美化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特别是目前的安倍政府，居然公然挑衅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然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唾弃。安倍政府究竟想在背弃历史的道路上走多久？人们拭目以待。
日本通过一战在亚洲攫取了巨大利益，刺激日本发动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太平洋战争。日本学者自己说，“日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意识很薄弱”。在日本不仅很少看到对战争的反省，反而对二战日本战败始终耿耿于怀。《产经新闻》居然称，从一战前的局势吸取的教训是，针对中国一定要提高日本独自的震慑力以及日美同盟的战斗力。其危险性可见一斑。“萨拉热窝”与“慕尼黑”《金融时报》最近刊文敦促政治家更多反思萨拉热窝事件，少担心慕尼黑危机。“萨拉热窝事件”和“慕尼黑危机”指一战、二战前两场外交危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外交事务的办法。防止“慕尼黑危机重演”通常指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危机，防患于未然，不姑息养奸。“萨拉热窝”则提醒要提高警惕，处理好每一件貌似不大的事件，严防引发战争。
1938年慕尼黑危机中，英法姑息希特勒的绥靖行为导致了大战的爆发。1914年夏天，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欧洲滑入战争深渊。各国自二战以来似更加警惕慕尼黑事件的重演。但是，“慕尼黑”思维也常常成为西方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美国介入越南战争、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等。唯有肯尼迪总统1963年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是个例外。
目前许多人将一战爆发前的欧洲与百年后今天的东亚做比较，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当前亚太地缘环境尖锐复杂，既有中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复杂关系，又有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引发的矛盾。最近日本安倍政府加紧军备，公然挑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使东亚充满了火药味，局势趋于紧张，但除非个别国家铤而走险，应该说总体还是可控的。百年弹指一挥间，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加上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的制约，战争已不再是大国博弈的首选。
尽管谁也不希望看到亚洲发生冲突，但是流言还是不断，总是有人在炒作中国因素。似乎萦绕在这片大陆上空的阴影主要是有关中国的崛起。这种用简单历史类比推论战争逻辑存在很大误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单纯的无知，那就是背后在搞鬼！
中国确实是崛起的大国，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历来主张“和为贵”，与当年德日的穷兵黩武没有可比性。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战略抉择。而且，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进行的，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已派出一万多名官兵参与了24项维和行动，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从经济民生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极投身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超过7000美元，对外贸易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些充分证明中国是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为国际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结成命运共同体。中国希望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中国始终是国际体系的坚定捍卫者。
人类历史上大概有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和战争。亚洲会不会重蹈当年欧洲的覆辙，历史是老师也是镜子，关键要看中美如何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相互依存，又都有相互摧毁的核力量，以战争手段解决“崛起与守成”的关系不可想象，当然两国也不能容许被别的国家或某一事件拖入冲突。
中美必须打破历史上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和对抗的悲剧。我们要对两国人民负责，作为大国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目前的现实也从反面提醒人们，由于个别国家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亚洲确实存在潜在的危险因素。他们正在利用中美关系这一独特历史阶段的特点做文章，企图挑拨、诱迫中美重蹈历史覆辙。中美决不能上这个当。
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底线，也就是要有底线思维。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利益底线，理应寸步不让。中美在东亚合作符合双方和亚太地区的总体利益。中美都是二战的胜利国，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对遏制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负有共同责任。
慕尼黑也好，萨拉热窝也罢，各方都是要提高警惕，努力维护地区和平大局，如出现挑衅或危险信号，也需要有果断的应对措施。一战爆发不正是这样将大国拖下水的吗？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方和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响应。双方不仅有可能建立这种双赢、多赢的关系，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从亚太特别是东亚的现实看也是必须马上要做的事。中美两国有责任这样做。当然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要胸怀大局、掌握主动、把握平衡、拿捏分寸，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不被一件件事情拖着走，疲于被动应付。“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二战以来世界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密切关联。这数十年全球化带来贸易和投资在全世界快速流动，世界越来越小，内政外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整体财富似滚雪球般地增加，给各国带来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然而全球化弊端也开始逐步显现，贫富差距无论在穷国与富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都有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也越来越明显，二十国集团作用提升，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说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在小幅增长。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决策的核心圈。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说明我们的国际体系正在向前发展，完善自己。
全球化总体利大于弊。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取得全面成果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近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以新兴市场国家“搭全球化顺风车”损害了西方利益为由，开始“去全球化”，转而搞类似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区域性的所谓“志同道合者联盟”，以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排挤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
这种给国际体系“打横炮”的做法显然无益于维护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局势的稳定。经济体系的混乱还可能造成国际政治关系的混乱，制造国家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危险性人们容易看清楚，而经济领域的竞争常常被大家认为是当今世界的常态而忽视其破坏性。相信中美有足够的智慧稳妥应对。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不能以一己之私到处“折腾”，把地区和世界搞乱。
中方已经明确表示，对任何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安排持开放态度。希望美方也能着眼长远，在自由贸易和投资安排方面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包括TPP、TTIP以及正在进行的涉及20多个主要国家的服务贸易谈判。可喜的是，最近中美就双边投资协定进入实质性谈判，表明两国在经济和贸易、投资上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平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中美合作共赢的一面将更加突出，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福音。“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温故而知新，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面貌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信心，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共圆中国梦，共圆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梦！对全球治理的一些思考——从二十国集团峰会谈起引言
2009年夏，法兰克福，德国中央银行总部金库旁餐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里的中、美、英、德、法五国协调人共进晚餐。虽然菜单上仅有牛肉与鳕鱼，但晚餐的议题却关系八国集团（G8）与G8+5的未来命运。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五国协调人最终达成初步共识：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这一共识在当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被审议通过。全球经济治理步入新篇章，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开始改变以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单一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这也标志着中国在安理会享有国际政治治理权力外，在世界经济金融领域初步拥有了制度性权力。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分水岭，它充分暴露出全球治理机制对世界性经济危机预防与调节能力的缺失，设计先天不足，主要代表西方国家利益，其代表性、合法性、有效性存疑。这加剧了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全球治理机制的质疑批评与信心危机，由此激发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基础四国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一系列新实践。
全球治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从20世纪初的国际联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领域的雅尔塔体系、经济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从凡尔赛—华盛顿条约到《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从美苏两极主导到七国集团探索大国共治，全球治理的实践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演变。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指出，过去30年，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浪潮在推动世界经贸发展、文明对话交融、民众交流往来的同时，也加速催化了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地缘冲突、生态恶化、国际犯罪等。上述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其复杂和严重程度日趋加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有效应对。这使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命题。
全球治理思想可追溯到创造英文“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甚至更早的荷兰政治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们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来约束国家间行为交往的思想和著述，对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实践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全球治理理念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际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报告的出台。1992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西瑙（James N.Rosenau）所著《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化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心，正从以往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逐步迈向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罗西瑙说，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同时并存的发展，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下，政治权威的位置发生重大的迁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全球层面的[1]治理。2011年发端的西亚北非动荡，引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局势交替升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无序和社会结构碎片化的显著表现。特别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主要大国运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理念明里暗里展开博弈。是维护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石《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还是新干涉主义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横行？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存续，还是“保护的责任”至上？成为当前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首要命题。
不少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新问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国际社会要通过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来寻找全球解决办法。“通过自愿的国际合作来处理跨国[2]问题被称为全球治理。”一 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启全球治理新篇章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明，在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机制发育严重滞后，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全球治理需要探索新思路，开辟新路径。
危机催生重大变革。在2008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次峰会上，中国和一批新兴国家开始坐上全球治理的“主桌”。2009年对二十国集团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年举行了两次峰会，4月英国伦敦峰会出台总额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成员国合力应对危机，提振市场信心。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确立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主要平台，从法律和机制上奠定了这个集团的重要地位，全球经济治理取得重大突破。世界迈向建立更具代表性、合理性、公正性的全球秩序的新时期。
2010年至2014年二十国集团步入正轨。加拿大多伦多等6次峰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量化改革目标、全球发展合作、全球治理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等多领域达成重要共识，二十国集团在实践中进一步确立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定规则、定重点、定风向的作用。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短短6年多从初露锋芒，声名鹊起，到独挑大梁，其发展轨迹融合了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带动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世界经济融合与依存加深。同时，地缘冲突、经济危机、粮食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矛盾上升。当时七国集团（G7）面对上述问题无法有效协调应对，不得不寻找更广泛、更包容的制度性安排。二十国集团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组成相对平衡，以主要大国协调为核心，又有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作支撑，适应现阶段世界经济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其脱颖而出是历史之必然。
其次，主要大国之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力量消长推动全球治理权力的转移。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全球治理进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和重新建设的关键时期。很长一段时期，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额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居绝对优势。从1999年到2008年，七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的世界占比分别从67%、51%降至53%、42%，而二十国集团中新兴国家占比则分别从14%、13%升至23%、21%。这种消长变化在危机爆发后更加明显。当西方国家大都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率先从危机中复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过去5年以中国为代表，占世界人口约四成的“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25%，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至2008年，八国集团多次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领导人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增加部分新兴大国份额和投票权；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形成机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此种种可视为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化的前奏或序幕。
再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啻为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改革的催化剂。这场金融危机传导速度之快、影响之严重、涉及国家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七国集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机构等集体失灵，美欧束手无策。各方有意探寻新的合作方式，协调主要经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以拯救世界经济于危难。二十国集团峰会应运而生，可谓水到渠成。二十国集团成员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85%，贸易量占全球的80%，人口占世界的2/3，在经济领域有广泛代表性。该集团自1999年成立以来，在推动主要大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二十国集团向峰会机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主要大国博弈的结果。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形成是对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质疑，对传统治理模式的重新审视，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权力再平衡、经济再平衡、责任再平衡的尝试。奥巴马政府几经思忖，力推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化，体面结束八国集团加上五大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反映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有意借新兴大国平衡和敲打欧洲盟国、维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等战略考量；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治理框架，有顺应潮流的一面，更有借机改变，借此打造于其更为有利的“八国加上若干国”（G8+X）的机制。新兴大国借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直接进入全球治理决策圈，获得更多制度化权力，自然乐见其成。二 以二十国集团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改革举步维艰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大公约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为“东西南北”各种力量提供了对话协商、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这将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等深层次矛盾，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国际经济金融组织新的改革动力，为构建更加平等、公正、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二十国集团在协调全球经济的良好表现若能持续，其影响力将可能外溢至气候、环境、社会等领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实践范例。
然而，现在二十国集团的合作进入深水区。全球经济由“急诊”转入“门诊”，各国合作意愿从“同舟共济”转为“同舟共挤”，西亚北非动荡、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凸显，二十国集团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深刻昭示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和挑战。
第一是讨论议题无序化。想突出机制治理的全面性、权威性，政治经济社会议题都要上，又得考虑经济治理的特殊性，集中讨论宏观经济治理等难点问题；想深入触及债务上限、货币量宽等系统性风险，又得考虑会议公报成果，“捡软柿子”议题捏。
第二是治理机制空泛化。二十国集团最大的瓶颈是其论坛性质，缺乏秘书处等常设机构的支持，更无国际条约决议确保执行力。集团在主要大国“相互评估框架”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其问责制始终缺乏有效支撑。
第三是利益组合碎片化。二十国集团分化成各种利益集团，根据需要展开菜单式合作。“量宽集团”、“紧缩阵营”、“刺激联盟”都在机制内力推各自主张，稀释了决策的权威和有效性。
第四是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对话、监督与评估、政策文件、替代峰会、抗议等方式对二十国集团的进程、问责制、议程设置产生了积[3]极影响”。二十国集团通过官方文件和实际行动，逐步建立了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巩固了它的合法性，是全球治理多元化与多层次的体现，但增加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难度。
第五是西方国家从实用主义出发，不甘拱手让渡权力与利益，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态度暧昧、行动迟缓，加之二十国集团缺乏真正有效的硬约束机制，导致这一全球主要经济治理平台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尴尬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改革久拖难产至今，贸易保护主义和世界货币“贬值战”此起彼伏。
美国学者布雷默（Ian Bremmer）警告说，目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无集团化”（G0），即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在这样一个无秩序、无领导的世界里，各国都将奉行本国利益优先的政策，很难在贸易、市场和货币等重要议题上制定并执行共同规则。
总的来看，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开启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新篇章，其合法性、正当性和代表性得到认同；其全球协同共应挑战的理念得以巩固；其采取集体和国别行动共度时艰的实践得以形成；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与代表性得以提升。但单凭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难以证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新兴大国地位已固若金汤，全球治理新格局已经形成。事实上七国集团仍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并未完全被二十国集团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仍然主导世界金融、发展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运行；美欧经历沉重危机，正进行调整与变革，不排除凤凰涅槃，重执世界经济增长之牛耳。后危机时代，二十国集团成员将围绕代表性、主导权、决策机制、执行手段与效力以及本集团与其他国际治理机制的关系展开新的博弈，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较量将更加激烈、深入，全球治理改革的大戏才刚刚开幕。三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发展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以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为契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化解多边经济外交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推动加强国际发展合作。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运筹大国关系，积累外交资源；有利于中国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维护和拓展发展利益；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将自身发展寓于新兴大国集体崛起的历史大背景，有利于中国将民族复兴之梦置于全球政经权力再平衡的历史大框架之中。二十国集团将与联合国安理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与政治安全领域的“两个重要轮子”，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地位。
要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要问题，世界离不开中国；从维护自身国际贸易、确保海外投资利益、突破能源资源瓶颈等问题出发，中国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国家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全球共同利益紧密相连。中国崛起是21世纪前半期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中的核心因素，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结构性冲击。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已具备大国实力，进入全球治理、权力权威和地缘政治经济的中心，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制度化权力收获超出各方预期，中国的进取态势和快速发展已触及现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纵深，并成为全球治理能否实现包容有序改革的突出挑战。
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3年两会记者会上强调，21世纪的国际多边体系应当扩大代表性，提升公正性，增强实效性。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过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已成各国共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的发展将更有赖于世界范围内各种资源、资本、市场、技术、信息的获取和配置。中国“树大招风”，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抓住历史机遇，以主动进取的战略思维，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秩序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深化新兴国家治理合作，重视发挥区域治理作用。这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一）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办法和全球力量广泛参与。同时，全球化时代多元化、碎片化、无序化等特征，令有效汇集各方力量进行全球治理困难重重。
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以推动建立维护人类安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全球[4]规则和制度。
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众多参与者的治理能力与诉求各不相同。主权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优先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统治，捍卫国家主权以及维护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多为了争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环境以及防止核武扩散等；追求盈利和谋取利润最大化，是跨国公司、企业的根本目标。不同目标的利益驱动需要参与主体进行利益对话与协调，要取得一致难度可想而知。
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强化了“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特征，推动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勃兴。这有利于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才智，但也挑战主权国家的权威。一个个身份难辨、貌似松散的“新意见阶层”参与全球治理，增加了全球治理主体的庞杂性与全球治理声音的复杂性，“全球舞台拥有的权威场域及其操纵体制越多元、密集，它们中的任何个体或联盟就越难以主导事件进程”。[5]
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中国要在坚持多边主义、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正能量”，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机制，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包容、开放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与各方一道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二）激流勇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全球治理改革的目光集中在经济金融、核不扩散、保护责任和气候变化等领域，都是难啃的骨头，都涉及中国的切身利益。以货币体系的治理改革为例。“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6]就控制了世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加剧，美元霸主地位与世界经济多极化矛盾凸显，表现在美国严重透支信用，不负责任地滥发美元，带来全球流动性过剩和金融泡沫，造成“穷国养富国”的掠夺剥削，并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持续急剧动荡。西方经济治理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但仍手握优势筹码，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7]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依然不足，美国仍在这两大国际组织中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国还以国会未批准为由，至今阻滞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整体转让份额。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加深，未来相当长时间，西方仍将全面遏制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持续获利：通过高科技出口管制、贸易壁垒等手段削弱我们的竞争优势；利用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和汇率形成机制等要求我们承担更多责任，并挤压中国等在全球能源资源等核心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份额。对中国，还要加上舆论的抹黑，“中国威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将不绝于耳，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困难。
面对这一形势中国怎么办？全球化进程紧密融合发展起来的蛛网状全球治理体系根深蒂固，推倒重来不仅时间和制度成本昂贵，且在现实和操作层面几无可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不断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国借助现有体系实现了快速发展。我们是现行国际体系发展的受益者。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处于上升期，我们要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抓住国际社会因金融危机而激发强烈变革决心的难得机遇，迎难而上，肩负起全球治理变革时代的引领者角色和责任，在现行体系内努力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
首先，要抢抓全球治理理念先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东方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相通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要将和谐包容理念贯穿于治理改革的始终。对“善政”“良政”等提法所涉及的理念，其实中国的先哲们早有阐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大力推进包容的多边主义发展，兼容并蓄，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道主义、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合作；突出规则主导，在引导塑造国际规则同时，维护国际规则标准体系，树立中国重信守规大国形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强调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对保护责任等敏感议题也要积极参与讨论，施加影响。参与并不表明放弃原则，引领才能使改革走上正确的方向。
其次，借助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治理平台，通过“菜单式合作”、“议题式结盟”等方式积极构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利用发达国家内部量宽集团、紧缩阵营等矛盾，针对全球货币体系、金融监管、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全球减贫、气候变化等核心治理问题重点突破；始终将中国发展寓于新兴发展中大国整体崛起之中，积极运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拓展内涵，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历史遭遇、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等领域的共性，做实发展中国家价值同盟，共同影响全球治理格局，集体收获制度化权力。
再次，重点构筑区域经济金融贸易一体化大格局。全球治理，周边是关键。2012年中国与周边邻国贸易达1.2万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3500万。我们要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战略契机，进一步推动双边或多边自贸区建设，互惠互利，加大利益捆绑，着力经营周边经济圈，以点带面，积累变革能量，构筑战略依托。
最后，在国际金融领域，对货币体系改革持积极稳妥态度，拉住欧洲国家，说服美国，推动先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总量中占比不大，不会对现行体系造成大的冲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三）有序稳妥地培育社会参与
当前，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第三股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异军突起。从军控裁军、人道援助到环境生态及动物保护，从消除贫困到公共卫生服务，活跃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
它们较少受国家主权约束，往往作为“国家失灵”、“市场失灵”和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体制缺陷之弥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对政府、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等进行监督，制造舆论压力。禁雷公约、“可持续发展”思想等都是由非政府组织率先提出的。
目前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多，这不仅影响中国国家形象，亦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缺少重要的民众声音。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匮乏与传统观念不无关系。
无论从参与全球治理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角度出发，中国都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强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影响较大、政治中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有序稳妥地加强引导，努力培育一批能够在全球治理各领域发挥实效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和国际权力分散的客观实际，要求中国从改革整体外交机制的高度，来看待和运筹非政府组织问题。可借鉴国际惯例，根据中国特点，先培养扶持一些重点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在公共外交的框架内发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资金上依赖本国政府或政府间组织，以西方政治模式为范本，任意干涉他国内政，将全球治理政治化，成为西方国家经贸、安全等一系列政策的触角延伸，甚至直接参与推动别国的“政权更迭”。自诩以维护人权为己任的人权观察组织，就将西方的人权标准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的唯一标准，将人权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他国策划、实施“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充当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对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严格约束和充分揭露。（四）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
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日益密切，已经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圈，但议题设置能力和改变、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依然不足，往往还是“被治理者”，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匹配。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例，入世整体利大于弊，当初的妥协换来了较之以往公平合理的贸易环境，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水平。但欧美发达国家仍经常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做文章，挥舞反倾销、反补贴大棒。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对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评议权和裁判权。
要扭转这种“被治理者”的不公平局面，关键是在全球治理改革中通过调整、重订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增加中国对国际议题的设置权和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在博弈激烈的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基础四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协商，围绕减排目标、资金与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最终达成了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维护“双轨制”谈判进程，保障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自身利益的《哥本哈根协议》。在二十国集团的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中国团结发展中国家，坚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治理结构，以增加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的力量，取得明显成果。欧盟在气候治理领域推出碳排放交易体系遭到不少国家的批评和抵制，但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升温，其他国家开始实行同样的政策，并与欧盟协调政策。欧盟达到了引导规则制定的目标。这些都说明议题设置不进则退，不积极参与，中国的回旋余地就会越来越小。
中国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规则制定符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考量。从国际视角看，积极参与制定于中国有利的国际规则，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合理、舒适的外部环境，减少和平发展的阻力。从国内视角看，中国经济结构失调，出口导向和资源密集型发展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集中暴露，粗放型增长方式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容量也难以调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参与全球治理同破解中国自身发展难题存在高度一致性。全球治理涉及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源安全等议题，正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就是要不断优化发展模式，减少矛盾摩擦。中国应从实现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良性互动角度出发，在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主动设置议题，提出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思路”和路线图，制定于中国有利的国际新规则。在全球治理的谈判和博弈进程中，必须要有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声音。（五）加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是我们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基本功
约瑟夫·奈说，一国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的软实力，二者不可偏废。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谁的文化最具吸引力，谁就能更好地在全球治理舞台上掌握主动权。
近年来中国文化交流融合步伐加快，以“文化中国”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符号在海外扎根。然而，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整体依然处于弱势。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有优势的，关键是怎么去做。全球治理谈的是经济、金融、安全等领域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深层次博弈的却是文化的力量，包括治理的思想和理念。谁的文化功底厚，思想理念站得住脚，谁的话语权就多，谈判的底气也足，制度性权力收获也多。
中国在文化上如何发挥优势，展示东方哲学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魅力呢？首先，要系统梳理“中国梦”、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谐包容、仁爱扬善等普世思想，从大文化、大外交的角度浸润到中国的对外工作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治理思想，在全球治理中很有现实意义。运用好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就有了高度，有了包容性。承认各国环境资源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强调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全球共同利益为依归的全球视野和全球关怀，这些原则都能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也有利于淡化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思维，构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统一战线。
其次，文化吸引力要体现时代特征和生命力。在增加中国文化吸引力方面，除了聚焦戏剧、书法、故宫、长城等传统文化符号，更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实际的融合，创造具有当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特色文化。在这方面，中国在海外的6000多万侨胞是不可或缺的天然桥梁。中国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发挥他们的作用。
最后，对外传播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实现途径和文化吸引力的具体体现。中国对外传播能力近年有较大提升，但国际传播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以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通讯社占据每日国际信息80%的流量，控制了世界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全球互联网80%以上的网络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欧美等西方国家仍控制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要缩小与西方差距，需要中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下大力气，转变传播理念，改进经营管理体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新旧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平台建设，形成对外传播合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传媒集团，同时充分发挥海外1000余家华文媒体的“接地气”作用。四 构建和谐稳定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对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全球治理主要是大国共治，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十分重要。要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塑造于我有利、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格局，争取战略主动和空间，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促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首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摆脱历史上大国激烈对抗争夺势力范围的做法，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陈旧观念，开创大国发展对话合作，消除猜疑和恶性竞争，扩大共同利益的新局面。通过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协调构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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