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国琦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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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试读：
致谢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关于如何理解中美关系史的问题一直吸引着我。1980年代我先是到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从那时起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已故的杨生茂教授当年是我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对这一专题进行系统性的学习，甚至将我的研究结果收录在杨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中。1990年代我有幸来到哈佛大学，在传奇学者入江昭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从文化和跨民族/跨国家的视角出发，入江教授彻底改变了我对中美关系及其历史的认识。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密歇根州，任教于克拉马祖学院，在美国的腹地亲身观察体验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数年间收获极大。2009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近二十年之后，我回到中国任教于香港大学，因而有了新的机会直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多年来我一直想要根据我的学习和思考写一本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在我已经完成的几本书中，如《中国与大战》、《奥林匹克之梦》，以及《一战中的华工》，读者轻易就可以找到我对中美关系思考的脉络。如今，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我终于将这本聚焦中美关系研究新视野的专著呈献在读者面前。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终生的导师入江昭教授和已故的杨生茂教授，是他们将我带入这一引人入胜的领域。入江教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无数的鼓励，并花费宝贵时间用心阅读整部手稿，给我提出极其宝贵睿智的建议和洞见。如果没有入江教授持续不断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入江教授不仅带着宽宏的关爱为拙著作序，对这本小书褒奖有加，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位真正的大师和导师的风范以及他对学生们的学术研究全心奉献的精神。无论就个人还是专业方面，没有人比入江教授对我的影响更深刻。我还要向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不仅在几年前就鼓励我撰写这本书，并且耐心等待本书的完成，而且对我从未失去信心。他的助手王珊珊巧妙地使我的写作不偏离正轨，在我有问题和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为我提供协助和指导。我要向在威斯特切斯特印刷服务公司（Westchester Publishing Services）的John Donohue及其团队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书所做的出色的排版编辑工作。
由于这本书是多年的思考、研究以及写作的积累，我无法记下所有更多在学术上有恩于我的机构和个人并逐一致谢。谨向为这本书的完成直接提供帮助的人们尽可能地表示特别的谢意：Ernest R.May教授，我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曾有幸受教于他，2008年秋天，当我同他在其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办公室讨论这本书的细节时，他毫不掩饰对本书主题的极大兴趣和兴奋之情，并给予我许多极好的意见和鼓励，甚至提出在这本书完成之后为之作序。令人悲痛的是，没等我有机会呈现给他完成的书稿，他便于2009年不幸逝世。然而，他的深刻影响留在了本书的很多篇章之间。何复德（Chuck Hayford）和Terre Fisher不止一次通读了本书的手稿。何复德认真地审阅全部章节，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和深刻的建设性见解，以及非常宝贵和富有见地的建议，使得本书比较完善。为使我的思路和语言和谐统一，Terre以她卓越的编辑组织才干使得最后的成书有了极大的改进，我对此永远心存感激。庄竞滔（KendallJohnson）和Barbara Keys也分别仔细通读了手稿，并提出许多深刻见解和意见。
Jay Winter教授以及他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助手Alice Kelly，都热心回应我的求助，为寻找耶鲁大学相关手稿和档案中的某些资料提供了及时和无价的帮助。多年的老朋友赵梅是北京《美国研究》杂志极富才华和见地的优秀主编，因为她的鼓励，我曾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为《美国研究》写了几篇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后来由于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我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我不得不停止相关文章的写作。但如果没有赵梅博士督促我对有关问题继续进行思考，写作本书的学术研究之火恐怕早已熄灭。
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所提供的特别帮助：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林希文（Raymond Lum）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外帮助我搜寻档案资料。哈特福德高中档案馆的R. J. Luke Williams花费很多时间同我一起查询珍贵的馆藏，甚至同我分享他自己所写的相关文章。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潘光哲馆长在我查询图书档案时，特别准许我查阅图书馆内很多尚未公开的资料。吴翎君也为我搜寻档案资料提供了大量帮助，并同我分享对中美关系的共同兴趣。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准许我阅读他当时尚未出版的关于清代留美幼童研究的书稿，石约翰（John E. Schrecker）特别给我看他的有关蒲安臣研究的资料，并且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花费了许多时间就我们共同的研究兴趣展开讨论。我的三位出色的研究助手同为哈佛大学学生：Michael Chang、Lily（Jiali）Zhu和Chen Yichen，他们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帮助。Hajo Frolich也为我提供了许多及时的帮助。
很多学校和机构都为这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香港大学，我有幸同许多关心、支持和慷慨帮助我的人一起工作，真是莫大的福分。我对我的历史系同事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最热忱的感谢，感谢文学院院长雷金庆（Kam Louie）和行政院长沈德祥（Edward Shen），无论何时，他们都在我需要的时候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感谢香港大学文学院的查良镛学术基金会（Louis Cha Fund）和徐朗星研究基金会（Hsu Long-Sing Research Fund）的慷慨资助。香港大学所提供的基础研究资助，并给我急需的学术研究假，是使我的研究和从事本书写作不受太大干扰的关键。我还要向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表示由衷的谢忱，在本书立项之初，我曾于2008—2009年间作为驻院研究员在那里进行研究写作，研究院不仅提供了一个激励我思考和大有收获的环境，使我能够快速启动写作本书的项目，还为此向我提供了几位非常胜任的助手。2013年夏，研究院让我重新返回，允许我在那里对已经完成的书稿进行最后润色。我也非常感谢剑桥大学的Hughes Hall学院，通过多丽丝·施文香港大学——剑桥大学Hughes Hall基金（Doris Zimmern HKU-Cambridge Hughes Hall fellowship）的支持，我得以在剑桥大学美丽的校园从事这本书的研究写作，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收获丰硕的时光。
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都使我受益巨大。除了我所在的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提供那些极有价值的馆藏之外，下列图书馆为我查阅其珍贵的资料收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哈佛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耶鲁大学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康涅狄格历史协会、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书及手稿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档案馆、亨廷顿图书馆，华盛顿州立大学特殊馆藏部、美国国家档案馆、吉米·卡特总统图书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杰拉德·福特总统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藏书资料库、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本特利历史图书馆（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哈特福德高中档案馆、圣三一学院伯克利图书馆，都柏林大学学院詹姆斯·乔伊斯图书馆、柏林德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馆、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等。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以上所有个人和机构的帮助，但书中若留有任何事实上的出入或解释上的错误，责任当由作者本人独自承担。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我最深深感激的人是我的妻子尤卫群，她的理解和奉献精神使她全力在各方面支持和帮助我的工作。我的三个孩子美茵、文歆和文虎都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而成长于美国，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最好代表。我带着对他们的爱和羡慕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希望通过他们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努力，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享有更多的合作互利，有共同的价值观及对未来的展望，而冲突和误解将会越来越少。导言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共有历史在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利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我们的宪法却是全世界延续使用的最老的成文宪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却很年轻。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吉米·卡特
2008年8月8日是北京选定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参加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新馆大楼—“新时代之新使馆”的落成使用揭幕典礼。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特别愿意选择这一幸运的日子来开启新纪元。为了纪念新馆的启用，美国国务院就中美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交往特别编辑出版了一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纪念册。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几乎同时发行。书的名字为《共同的旅程：中美两百年史》（A Journey Sha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wo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遗憾的是，这本只有短短64页的书乏善可陈，即便被冠以如此立意高远的书名，充其量也只是一般的外交史大事记，遗漏了真正的共同旅程之中那些关键落脚点。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缺陷，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将这本书称为“咖啡桌上的读物”。
如果说在这里美国国务院颇有失误，那么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传统视角研究中美关系似乎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这些研究通常以美国和美国人为着眼点，只把中国人简单地作为对西方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及行为的被动反应者来描述。很少有人给中国人率先做出的乃至改变中美关系的行为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第二，这些研究通常设定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经历，例如体育运动这样的大众文化。读者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中美关系史通论，里面对本书所涉及的个案几乎看不到任何认真的探讨。这种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提供完整的历史画面，但是只有在完整的历史画面中，中国人和美国人才会被同等聚焦，才能显示出他们为加深相互了解和建立更好的双边关系，各自在观念的形成及推动实施方面是如何不相上下，如何同样的积极活跃。
这本书要与众不同。它既不是关于文化差异和冲突、战争的发端、文明的碰撞、美国的衰落或天朝的崩溃的论述，亦非对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种族关系，以及经济关系进行传统衡量——这种传统意义的查考虽然极有见地，但是已经被用滥。我只是不想在众多的同类论著中照例再添一本罢了。相反，这本书分析的是那些极为明显却又令人不解地被忽视或曲解的文化交流中的个案、中美之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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