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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30 00: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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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著),谢素台(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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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青年试读:

前言

《童年》《少年》《青年》这三个中篇小说是托尔斯泰的成名作。《童年》最早发表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那时只有二十四岁;两年后《少年》发表,一八五七年《青年》发表。评论界把这三部作品习惯合称“自传体三部曲”。自传体文学固然有回忆录的形式,并且具有对当时生活记录的真实性,但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回顾作者的既往生活,所以不能把它当作“自传”来看,托尔斯泰在晚年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也说,他写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而是他所熟悉的人们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童年体验的“混合”。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人的经历混合到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来表现呢?这就涉及自传体文学的功能,就是有选择地表现人生历程,从而反省人的生活之路到底如何走,借助于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作家本人对这个世界、对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价值立场。

因此,我们通过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的真实生活,更主要的是发现作家本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理念。这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托尔斯泰诞辰一百九十周年出版这个自传体三部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一

托尔斯泰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尽管他在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是被姑姑带养成人,但这并不妨碍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生活在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一直是作为俄罗斯极少数拥有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而存在,而这个时候的俄国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这种社会状况在俄国持续了几个世纪后,到了十九世纪,俄国的贵族知识阶层首先觉醒,意识到俄国如果想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必须要解决野蛮的农奴制问题。农奴制是俄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大量农奴的存在意味着俄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前高达30%—46%)在从事最原始的经济活动,这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欧国家即将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其次是专制压迫的问题,农奴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权,也被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因此,从一八一二年反法战争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中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便越来越高,直到一八六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这就是托尔斯泰前半生所面对的俄国的现实。

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主要考虑制度变革的方法,而托尔斯泰的解决方案与当时俄国的主流观念相对立。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原始的农耕社会、宗法制社会,既不是当时的帝国专制,也不是西欧的代议制。在他看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就在于国家制度破坏了人类原初的和谐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导致人类心灵的恶化。所以,托尔斯泰提出:俄国社会亟须变革,但不能仅靠国家制度的变革,更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因为暴力即使能够暂时带来转机,却会埋下更多暴力的种子。这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首要原则。

我们以往对托尔斯泰主义的理解更多地夸大了这一原则,却忽略了这只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前提,而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命题是:通过人的心灵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主要是说在他身上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基于列宁的评价,此后的许多评论都过分强调了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批判性和妥协性的部分,却遮蔽了这其中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的心灵忏悔、道德完善的内容。而这一点恰恰是俄罗斯文化精神中最具合理性的特点。当托尔斯泰在宣扬他的道德主义的时候,绝不是什么“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而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精神的维护者。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者如果没有人的道德支撑,这个制度都将成为当代的奴隶制。因此,就俄国而言,贵族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首先要从他们的灵魂开始更新,从而引导整个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二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实践“就是企图把良善的俄罗斯贵族安插在俄罗斯生活里面”,而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高尔基所说的这件艰巨的工作,就是从自传体三部曲开始的。这是年轻的托尔斯泰最初的文学活动,他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加以描写,但无形中开创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大使命——从一个贵族的成长来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在自传体三部曲中看到的主人公,贵族少年尼古连卡,就是高尔基所说的“宛若太阳反映在一滴水点上”的那个“水点”。可以说,整个三部曲就是尼古连卡心灵成长的历史,这个自幼缺少爱的孩子,最大的特点不是对这个世界发出抱怨,而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他身上,无疑会有在那个特定环境中养成的等级观念,但每当这种念头产生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有另一个声音发出自我谴责。“爱和羞愧”,这就是托尔斯泰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基本理解。

在托尔斯泰看来,越是那些生活在底层、没有受过所谓当代教育的人,心灵离上帝越近。所以,在小说中,托尔斯泰把这种爱的品格更多地赋予了那些侍仆。

比如,在托尔斯泰心目中,娜塔利娅就是上帝仆人的典范。娜塔利娅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上帝,正因为如此,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人。有评论认为这个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固有的贵族立场,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他所身处的贵族阶级的反叛。在他的笔下,作为贵族的父亲、外祖母以及大量身份显赫的人物,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而作为下人的娜塔利娅,直到临死的时候还 “呼唤上帝”——祈祷,是东正教文化的一个特色。《童年》中描写了一个圣愚苦行者格里沙,他的神圣性就体现在他的祈祷上。格里沙白天行事乖张,夜晚却久久地向上帝祷告、忏悔、哭泣。这个情节本是托尔斯泰童年的亲身经历。托尔斯泰把人在内心与上帝进行交流视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虽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东正教徒。可以这样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带有明确的世俗生活目的,在内心深处与上帝同在的现实意义就是时刻在心中呼唤良知。

总之,人面对上帝的问题也就是人面对他人的问题,两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面对上帝——忏悔;二是面对他人——爱。也就是小说中说的“爱和羞愧”。

小说围绕着主人公尼古连卡主要写了他的三种人际关系:“我”与贵族圈中的人(包括家中的长辈),与侍仆,与朋友(包括兄弟姐妹和恋人)。

非常明显,作者对贵族圈中的人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人就是亟须灵魂改造的人,他们掌握着大量奴仆的命运,甚至掌握着整个俄国的命运,但俄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人缺少对自己灵魂之恶的反省。

在尼古连卡与侍仆的关系上,小说不吝笔墨,把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爱寄寓其中。这首先体现在自幼看着他长大的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身上。尼古连卡与她的关系,与其说是主仆的关系,不如说她既是他的知心朋友,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镜像”。这个知心朋友给了他从父母和兄弟姐妹那里无法获得的真正的理解和抚慰,他从这个镜像中学到了爱,学到了自我反省。

小说还对家庭教师卡尔·伊万内奇这个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小尼古连卡在悲伤的时候常常想,他自己的命运甚至与卡尔是一样的,都是被命运所抛弃的人。

尼古连卡与同龄人的关系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从来都是怀着强烈的渴望融入对方的心灵世界,然而不幸的是,他遭遇得更多的是拒绝和隔膜。他渴望与所有人相爱,他天真地以为所有人都爱他,理解他,但其实这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童真未泯、良知清醒的贵族少年,尼古连卡就这样被他自己的阶级拒绝,成为一个孤独的觉醒者。在尼古连卡的同龄人中,有一个人物甚至对于整个托尔斯泰的创作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是最后一次出场,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自传体三部曲中。如果说尼古连卡这个形象的原型更多的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涅赫柳多夫则完全是作家按照他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人物,或者说是托尔斯泰理想中的自我。高尔基甚至认为,涅赫柳多夫形象就是俄罗斯生活的象征:“六十年来,涅赫柳多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六十年来,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生活,几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三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具有明显的特色,是对其生命理念的极为出色的表达形式。

一般评论都把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看作“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但这类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主人公的“成长”,即巴赫金所说的“人在历史中成长”,因为历史发生了变化,人不能不随之而变化。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不是典型的此类成长小说,因为其中既没有写出历史的变化,也没有写出人物的成长。托尔斯泰的基本立场是描写人的心灵变化,无论历史如何变动,人的心灵的“历史”是同一性的,如果说它有一个变化或成长过程,那么这也是一个永恒的模式:纯真——罪孽——复活。而实质上,这三个生命阶段往往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存在的,这也源于托尔斯泰对于生命的理解。每个人同时既受到原初的纯净的灵魂的支配,同时也受到世俗之恶的诱惑,而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就是人的复活的表征。托尔斯泰对孩子有着特殊的喜爱,原因就是他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人的美好品格,一方面他说:“孩子也并非无罪。在他们身上比成年人较少罪孽而已,但他们已有肉体罪孽。……没有罪孽,就没有生活。”一方面他又说:“孩子比成年人更睿智。小孩不会分辨人们的称谓,而是用全副的灵魂去感受人人身上存在的、对他和所有人来说都是同一的东西。” “不要相信无法做到人人平等、或者它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可能实现的说法。要向孩子学习。”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成长观:人在童年时代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靠着某些本能生活,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生物性本能清除掉,才能真正成为只靠灵魂生活的人;然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世界污染的过程,所以,人在步入成年后应该努力回归童真。

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的创作之历史意义,今日已被评为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一切经验之总结,他的作品将永世留存,俨若天才的顽强劳动的纪念碑,他的作品乃是说明一个顽强个性在十九世纪为了替自己在俄国历史上寻求地位和事业这目的而做的一切探索的文献。”而我要说,托尔斯泰的意义远不只对十九世纪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未来的精神发展的永恒预言。王志耕二 一八年九月于南开大学一 我认为这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我说过,我同德米特里的友谊,使我对人生、对生活的目的和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的实质就是:我确信人类的使命在于力求道德完善,这种完善是容易的,可能的,永远要进行的。但是直到如今,我只喜欢从这种信念中发现一些新思想,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为未来草拟辉煌的计划;但是,我的生活依旧沿着平凡的、错综的、闲散的方式进行下去。

我和我所崇拜的朋友德米特里(我有时暗自称他为不可思议的米佳)常常交谈的那些合乎道德的想法,仍然只投合我的理智,而不投合我的感情。但是有那么一天,这些思想以那么朝气蓬勃的精神启示的力量涌上我的脑际,使我一想到自己浪费掉那么多大好光阴就大吃一惊,立刻,就在这一秒钟,希望把这些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去,并且决心永不改变它。

我认为这就是青年时代的开始。

那时我将满十六岁。教师们仍然来教我功课。St.-Jérôme监督我的学习,我迫不得已地、勉勉强强地准备考大学。除了学习以外,我的工作就是:独自毫无系统地胡思乱想;进行体操锻炼,打算变成世界上第一名大力士;有时漫无目标、毫无主意地在所有的房间里,特别是在使女室的走廊里游荡;或者照照镜子,不过照了以后,我总是怀着灰心丧气,甚至厌恶的沉重心情走开。我不但深信我长得很丑,甚至不能用在这种情况下的通常慰藉来安慰自己。我不能说,我长着一副富于表情的、聪明的、高尚的面孔。脸上毫无表情,五官极为普通,又粗,又丑;灰色的小眼睛,特别是当我照镜子的时候,与其说是聪颖,不如说是愚笨的。至于大丈夫气概,那就更缺乏了:虽然我身材不矮,按年龄说也是十分强壮的,但是我面部的轮廓柔和松弛、不分明,甚至也没有一点高贵的气度;恰好相反,我的脸和普通农民的一样,而且我也长着那样的大手大脚。当时这使我觉得非常难堪。二 春天

我进大学那一年,复活节不知怎么推迟到四月,因此考试预定在复活节后一周内举行,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必须斋戒祈祷,同时做考试的最后准备。

下过一场夹雪的小雨(卡尔·伊万内奇称之为“子随父来”)之后,已经风和日丽,晴了三天。街道上看不见一堆残雪,潮湿光亮的路面和急流代替了污浊的泥浆。在阳光照耀下,房檐滴下最后的水滴,花园里枝头上已经鼓起了嫩芽,院子里有一条干爽的小路从冻硬的粪堆旁边通到马厩,台阶的石头缝里出现了绿色藓苔。这是春天的一个特别时节,它非常强烈地打动着人的心灵:明媚的阳光普照着万物,但是并不炎热;水流淙淙,雪融后露出了地面;空气中充满芬芳清新的气息,蔚蓝的天上点缀着一缕缕透明的白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觉得,在大城市里,初春时节对于心灵具有更显著、更强烈的影响。春色虽未艳,春意却正浓。朝阳透过双层窗玻璃,把布满灰尘的光线投射到我讨厌得要命的教室地板上,这时,我站在窗口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很长的代数方程式。我一只手拿着一本软皮的、破破烂烂的弗兰克尔《代数学》,另一只手拿着一小段粉笔,我的双手、脸上和小燕尾服的肘部都沾满了粉笔末。尼古拉系着围裙,卷起袖子,在用钳子敲油灰,撬开面对着花园的窗户上的钉子。他的工作和他弄出来的响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又加上我心情很坏,满肚子不高兴。不知怎的,一切都不顺利。我一开始就算错了,因此全得从头来;我掉了两次粉笔;我感到脸和手都弄脏了,海绵擦子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尼古拉的敲打声使我心烦。我想发脾气,抱怨几句;我扔下粉笔和《代数学》,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但是我忽然记起今天是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我们今天要去忏悔,应该避免一切不好的行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温和的心情,于是我走到尼古拉跟前。“让我来帮你的忙,尼古拉。”我尽量用最柔和的声音说。一想到我能压制住内心的烦恼来帮他的忙,这种行为很不错,我的温和的心情就更加强了。

油灰敲掉了,钉子起出来了。尼古拉虽然拼命拉窗边横条,但是里层窗子却纹丝不动。“我跟他一起拉,要是窗框立刻下来,那就是要倒霉,”我心里想,“那我今天就不学习了。”可是这时窗框歪到一边,给取了下来。“把它搬到哪儿去?”我问。“我自己来,”尼古拉回答,显然对我的热心觉得诧异,而且好像很不满意,“不能弄乱,要不就搬到储藏室去,我得编上号码放好。”“我给这个编上号码。”我举起一扇窗子说。

我觉得,如果储藏室有两俄里远,窗子再重一倍,那我就非常满意了。我愿意帮尼古拉的忙,来消耗一下精力。当我返回房间的时候,碎砖头和盐块已经搬到窗台上。尼古拉在用鹅毛把砂粒和冬眠的苍蝇从打开的窗口扫出去。清新芬芳的空气已经钻进房间,充满了空中。从窗口可以听到城里的喧哗声和花园里麻雀的嘁喳声。

万物被照耀得光辉灿烂,屋里变得令人心情舒畅,一阵微微的春风吹动我的《代数学》的书页和尼古拉的头发。我走到窗口,坐在窗台上,把身子探到花园里,沉思起来。

一种新奇的、极其强烈和愉快的感觉突然浸透了我的心灵。潮湿的土地上,有些地方长出带黄茎的鲜绿草叶;溪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里有泥块和木屑在打旋;紫丁香的树枝已经发红,它那鼓鼓的蓓蕾在窗下摇曳;树丛里的小鸟不住啁啾;发黑的篱笆被融雪浸湿了;尤其是,这馨香湿润的空气和怡人的阳光,清楚地向我显示了一种新颖而美好的事物,虽然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我要尽量来表达我的感受,——一切都向我展示了美、幸福和美德;说明了,对我说来样样都是唾手可得,缺一不可,甚至美、幸福和美德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怎么会不理解这一点呢?我以前有多么不好呀!将来我会,而且一定会多么快乐和幸福呀!”我自言自语说,“我必须快快地,快快地,马上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开始另外一种生活。”虽然如此,我依旧在窗台上坐了好久,无所事事地幻想着。您有过这样的情形吗?夏天,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白天躺下睡觉,日落时醒来,睁开眼睛,窗户的方格在我眼前渐渐扩大,在被吹得鼓鼓的、帘子横木敲打着窗台的纱帘下面,看见被雨水淋湿的菩提林阴路那阴暗、发紫的路面和湿漉漉的、被明亮的夕阳照亮的花园小径,突然听见花园里鸟雀愉快的鸣啭,看见被夕阳照得透明的昆虫在敞开的窗口盘旋,嗅到雨后空气的清香,心中想道:“睡得错过了这样美妙的黄昏真是难为情!”于是连忙跳起来,到花园里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您有过这种情况,就可以作为我当时体验到的强烈感情的例证了。三 幻想“现在我要忏悔,要洗净一切罪过,”我想道,“我再也不(想到这儿,我记起使我最痛苦的所有罪过)……我每星期天一定去教堂,过后再读一个钟头的《福音书》;再有,我上大学以后,从每月领的白票里一定拿出两个半卢布(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做得不让任何人知道,不给要饭的,我要找那些无亲无故的穷人,比如孤儿或者老太婆。“我自己会有一个房间(大概是St.-J érôme住的那间),我要亲自拾掇它,弄得特别干净;我不让仆人帮我做一点事。仆人是跟我一样的人呀!再有,我每天要步行到大学去(如果他们给我一辆马车,我就卖掉,把这笔钱也施舍给穷人),一切我都要严格奉行(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怎么也说不出来,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明白和感到这‘一切’是合理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无可责难的生活)。我要写讲演稿,甚至事先温习各门功课,这样第一年我会得到第一名,还要写一篇论文;第二学年所有的功课我事先都会了,我可以跳级升到三年级,这样我十八岁就毕业,得第一名,获得学士学位和两枚金质奖章;以后我就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成为俄国第一流的学者……甚至会成为欧洲最博学多识的人……嗯,以后呢?”我问自己。但是这时我忽然想起,这些幻想是骄傲,是罪过,今天晚上我得向神父忏悔,于是我又回想开头沉思的事。“为了准备讲演稿,我要步行到麻雀山去;我在那儿树底下挑选个地方,读讲演稿。有时候我要带点吃的东西:干酪,或者彼多蒂油炸包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要休息一下,看看什么好书,或者画画风景画,玩玩什么乐器(我一定要学着吹笛子)。随后她也到麻雀山来散步,有那么一天,她会走到我跟前,问4我尊姓大名。我就像这样,愁容满面地望着她,说我是某个神父的儿子,只有在这儿,当我只身一人的时候,我才感到幸福。她跟我握手,说几句话,就坐到我身边。这样我们每天都到那儿去,成为朋友,于是我吻她……不,这可不好。相反地,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看女人一眼。我永远,永远也不到使女室里去,甚至尽量不从使女室门前经过;但是三年之后我就成人了,我一定要结婚。我要尽可能地多多运动,每天做体操,这样,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就会比拉波还强壮。第一天我挺举半普特,举五分钟,第二天举二十一俄磅,第三天举二十二俄磅,依此类推,这样,总有一天,我每只手可以举重四普特,比哪一个奴仆都有力气;一旦有人想欺侮我,或者说她的坏话,我就4这样轻而易举地揪住他的胸膛,一只手把他举得离地面两俄尺,就这样举着,让他晓得我的厉害,然后再放开他;不过,这也不大好,不,没关系,反正我不伤害他,只露一手,让他瞧瞧我……”

但愿大家别责备我,说我青年时期的幻想还像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幻想一样幼稚。我深深相信,若是我命中注定活到高龄,而我的故事能够赶上我的年龄,那么,当我变成七十岁的老翁时,我依旧会像现在这样,怀着不会实现的、幼稚的幻想。我会幻想有那么个妩媚动人的玛丽亚,她会爱上我这没牙的老头,就像她爱上马泽帕一样,幻想我那愚笨的儿子由于特别的机缘当上部长,或者,幻想我突然间拥有百万家财。我深信,任何年龄的任何人都具有这种有益的、令人宽慰的幻想能力。但是,除了一般的特征,即幻想不可能实现和幻想有魔力而外,每个人和每个不同年龄的幻想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我认为是少年时代终结和青年时代开始的那个时期,我的梦想建筑在四种感情上。第一种感情是对她,对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热爱,我4总是按照一个样子去幻想她,希望随时随地会和她相逢。这个她有点像索涅奇卡,有点像用洗衣盆洗衬衫时的瓦西里的妻子4玛莎,又有点像好久以前我在戏院隔壁包厢里见过的那个白脖颈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第二种感情是希望被爱。我愿意人人都认识我,都爱我。我想说出自己的名字:尼古拉·伊尔捷尼耶夫,而且希望这会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都包围住我,为了什么事向我道谢。第三种感情是希望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虚荣的幸运,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那么有力,简直使我疯狂。我深信,由于什么不寻常的机会,不久我就会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显赫的人物,我心里乱极了,不断期待着得到奇妙的幸福。我总希望,从现在就开始,我会获得一个人所能希冀的一切,因此我总是到处奔忙,以为它已经在我不在的地方开4始了。第四种,也是最主要的感情,就是厌恶自己和悔恨,但是悔恨和向往幸福完全融合到一起,因此其中毫无悲伤的成分。我觉得摆脱过去的一切,改变和遗忘一切往事,完全改变一切关系,重新开始生活,好使过去不压迫我,不束缚我,这是那么轻而易举、十分自然的事。我甚至以厌弃过去当作乐事,极力把它看得比实际情况更为阴暗。回忆往事的境界越阴暗,光明灿烂的现在就显得更加辉煌,绚丽的未来就展现得更加艳丽。这种悔恨和热烈希望完美的声音,在我发育的这段时期,是我心灵中主要的新的感觉,就是它,给我对自己、对人类、对上帝的看法建立了新的基础。幸福、愉快的声音,以后,在我的心灵默默地屈服在尘世的虚伪和淫乱的势力之下的悲哀时刻,它有多少次突然间勇敢地奋起反抗一切虚伪欺诈,毫不留情地揭露过去,指给我看,使我爱光明的现在,使我对幸福愉快的未来怀着希望,——幸福的、愉快的声音啊!难道有朝一日你会不再发出响声吗?四 我的家庭圈子

今年春天爸爸很少在家。但是每逢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高兴;他在钢琴上乱弹他心爱的曲子,对我们使些慈爱的眼色,捏造些事情同米米和我们大家开玩笑,比方他说,米米乘车出去兜风,被一个格鲁吉亚王子看见了,他对她一见钟情,以致请求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他离婚;他又说政府已经派我做维也纳公使的助手,——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向我们宣布这些新闻。卡坚卡害怕蜘蛛,他就用蜘蛛吓唬她;他对我们的朋友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非常和蔼,一再向我们和客人们述说他未来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几乎天天变更,而且自相矛盾,但是它们却那么有趣,使我们都听出了神,柳博奇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的嘴,唯恐遗漏片言只语。爸爸一会儿计划让我们留在莫斯科上大学,而他带着柳博奇卡到意大利去上两年;一会儿计划在克里木南海岸置一个庄园,每年夏天到那里去避暑;要不就是全家搬到彼得堡,等等。但是除了这种特别的活泼态度而外,爸爸身上最近还发生了一个使我大为吃惊的变化。他定做了时髦的服装——一身橄榄绿色的礼服,裤脚有套带的时髦裤子和一件对他非常合适的长大衣;他去做客的时候身上时常散发出好闻的香水味,特别是拜访某位夫人的时候,米米一提到她就叹气,从她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话来:“可怜的孤儿们!不幸的情欲!她不在了倒好!”诸如此类。我听尼4古拉说(因为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讲他赌钱的事),他今年冬天赌钱特别走运,赢的钱多极了,把钱存在当铺里,打算春天不再赌了。大概是怕管束不住自己,所以他想尽快到乡下去。他甚至决定,不等我进大学,复活节以后立刻就带着姑娘们去彼得罗夫斯科耶,我和沃洛佳随后再去。

整个冬天,一直到春天,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始终形影不离(他们开始对德米特里冷淡了)。根据我听到的谈话来推测,他们的主要乐趣是不断地喝香槟酒,乘着雪橇从他们俩似乎都爱上的一位小姐的窗下驰过,不再在儿童舞会上,而在真正的舞会里面对面地跳舞。虽然我和沃洛佳相亲相爱,后面这种情况却使我们疏远了好多。我们觉得,在还有教师们来教课的男孩和在成人舞会上跳舞的男子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致我们不敢互通心曲。卡坚卡已经长大成人,看过大量小说,我已经不觉得她快要结婚的念头是笑话了;不过,虽然沃洛佳也长大成人,但是他们并不接近,甚至好像谁也看不起谁。总之,卡坚卡一个人在家时,除了看小说,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多半是烦闷无聊;但是,当我们有男客的时候,她就变得十分活泼可爱,挤眉弄眼,而我实在不明白她这样是想表示什么。直到后来,在谈话中间我才听她说,唯一准许少女的卖弄风情,就是眉目传情,于是我懂得了这种别人毫不感到惊异的怪模怪样的、矫揉造作的眉来眼去。柳博奇卡也开始穿长一些的衣裳,这样一来,她的罗圈腿就几乎遮得看不见了,不过,她还像从前那样好哭。现在她已经不梦想嫁给骠骑兵,而是想嫁给一个歌唱家或音乐家,因此热心学音乐。St.-Jérôme晓得他在我们家只能待到我考试完毕为止,他已经在某伯爵家找到一个位置,从那时起就有点看不起我们家的人了。他很少在家,开始抽起香烟来,——这在当时非常出风头,还不断地用纸片吹一些快乐的曲子。米米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悲伤,仿佛从我们大家开始长大的时候起,她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存什么希望了。

我来吃午饭的时候,在饭厅发现只有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St.-Jérôme;爸爸没在家,沃洛佳正和同学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考试,吩咐把饭给他送去。最近饭桌的首位多半是由我们谁都不尊重的米米来占据,午餐失去了很多的魅力。午餐已经不像妈妈或者外祖母在世时那个样子;从前,可以说午餐是在一定的时间把全家集合到一起,把一天分成两半的一种仪式。现在我们敢于迟到,上第二道菜时才来,用玻璃杯喝酒(这是 St.-Jérôme亲自给我们立的榜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还没吃完就站起来,以及诸如此类的随随便便的举动。午餐不再是往日那样愉快家庭每天的庆祝聚会了。这哪像在彼得罗夫斯科耶呀!那时在两点钟,我们都梳洗停当,穿好衣服去吃午饭,坐在客厅里愉快地谈着天,等待着指定的时刻来临。当仆从室的钟刚要敲两点钟的时候,福卡胳膊上搭着餐巾,带着庄重而有几分严峻的神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来。他用大嗓门拉长声音宣布说:“开饭了!”于是我们大家带着快活的、满意的神情,年长的在前,年幼的在后,顺序走进饭厅,浆硬的裙子窸窣作响,靴鞋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大家小声交谈着,各就各位。或者说,这也不像在莫斯科呀!那时我们都站在大厅里摆好餐具的桌旁,悄声细语,等着外祖母,加夫里洛已经去向她通报午饭摆好了。突然间,门打开了,我们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外祖母戴着系有特殊的紫色缎带的帽子,微笑着,或者忧郁地斜视着(看健康情况而定),从容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加夫里洛赶紧走到她的安乐椅旁边,这时发出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每个人的脊背都感到一阵寒战(这是好胃口的预兆),拿起浆好的、有些发潮的餐巾,吃一片面包,怀着迫不及待的、令人喜悦的食欲在桌下搓搓手,望着管家按照等级、年龄和外祖母的眼色顺序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盘。

现在我来吃午饭时,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和激动了。

米米、St.-Jérôme和姑娘们议论着俄国教师穿的靴子是多么糟糕,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们穿着什么样带褶的衣服,等等。对他们这样说长道短,以前我真是从心眼里蔑视,特别是对柳博奇卡和卡坚卡,我都不想掩饰我的这种蔑视。可是现在他们的闲谈却再也扰乱不了我这种新的、美好的心境了。我非常温柔,特别和蔼地微笑着听他们讲话,客客气气地请他们把克瓦斯递给我,当St.-Jérôme在饭桌上纠正我的话,说je puis比je peux讲起来更好听的时候,我表示同意。不过,我应当承认,因为谁也不特别注意我的温柔与善良,这使我有几分不快。午饭后柳博奇卡给我看一张纸,上面记着她所有的罪过;我觉得这很好,不过把自己所有的罪过都记在心上会更好些,而且这一切都不对头。“哦,这样也不错;你不了解我。”于是,我对St.-Jérôme说要去学习,就回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但实际上在忏悔以前还有一个半钟头,趁这工夫,我要为自己的一生定个义务表和日程表,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永远要奉行不渝的准则写到纸上。五 准则

我拿起一张纸,最初想写下明年的义务表和日程表。需要在纸上画线。但是因为找不到尺子,我就拿拉丁语字典来代替。用钢笔沿着字典的边画了线再把字典移开,结果是,不但线没有画成,反而在纸上留下长长一道墨迹,字典不够纸的长度,画到字典的软角上,线就弯了。我又拿了一张纸,挪动着字典,将就着画好一道线。我把义务分成三类:对自己的义务,对别人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我先写第一类,哪知道它们有那么多项目和那么多种类,非先写出“生活准则”,然后再列表不可。我拿起六张纸,订成本子,在封皮上写了“生活准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很不整齐,我考虑了好半天,要不要重新写过?望着这份撕破了的表格和这么难看的标题,我苦恼了好久。为什么在我心灵里,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而当我想要把我所计划的任何东西付诸实行的时候,结果写在纸上和在生活中竟是那么不像样呢?……“神父来了,请下楼听训诫吧。”尼古拉来通报说。

我把本子放到桌子抽屉里,照了照镜子,把头发梳上去,我认为这样能使我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走进起居室,那里已经摆好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圣像,点着几支蜡烛。爸爸从另外一扇门与我同时走进来。神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修道士,板着老脸,向爸爸祝福。爸爸吻了吻他那又短又宽的、枯干的小手,我也照样做了。“叫弗拉基米尔来,”爸爸说,“他在哪儿?不,不要找他了,他一定是在大学里斋戒。”“他正在招待公爵呢。”卡坚卡说,瞥了柳博奇卡一眼。不知为什么柳博奇卡突然脸红了,皱起眉头,假装有些不舒服,走出屋去。我跟着她走出去。她在客厅站住,又用铅笔在纸上记什么。“怎么,你又犯错误了吗?”我问。“不,没什么,没什么……”她回答说,满面红晕。

这时,前厅里传来德米特里向沃洛佳告别的声音。“哎呀,一切对你都是诱惑。”卡坚卡走进屋里对柳博奇卡说。

我不明白姐姐出了什么事:她羞愧得眼泪汪汪,窘迫到了极点,不但生自己的气,也生卡坚卡的气,因为卡坚卡分明在嘲弄她。“哦,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个外国女人(再也没有比叫卡坚卡‘外国女人’更让她难过的了,因此柳博奇卡就用这个字眼)。在这样的圣礼之前,”她用庄严的语气接着说,“你是存心叫我难过的……你要明白……这可不是儿戏……”“尼古连卡,你知道她写了什么?”卡坚卡说,因为叫她外国女人而非常生气,“她写了……”“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坏,”柳博奇卡说,她大哭着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时候,总是故意引人犯罪。我并没有老没完没了地提你的感情和痛苦呀。”六 忏悔

我心不在焉地想着心事回到起居室,那时大家都聚在这儿,神父站起来,准备诵读忏悔前的祈祷文。但是当神父一诵读祈祷文,他那富于表情的严厉声调在一片静寂中回响,特别是当他对我们说“毫不羞愧,毫无隐瞒,毫不辩解,坦白说出你的一切罪过,你的灵魂就会在上帝面前涤净,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的时候,我早晨想到即将来临的圣礼时体验到的虔敬心情又涌上心头。我在意识到这种心情时甚至感到乐趣,极力要留住它,一面制止涌上心头的种种思绪,一面增强某种敬畏的心情。

爸爸第一个去忏悔。他在外祖母的房里逗留了好久,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起居室里沉默不响,或者小声商量谁先去。我们终于又听到门那边神父诵读祈祷文的声音和爸爸的脚步声。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声,爸爸从里面走出来,照老习惯轻轻咳嗽一声,耸着肩膀,对我们任何人望也不望。“现在你进去吧,柳芭,记住,要统统说出来。要知道,你是我的大罪人!”爸爸愉快地说,在她的脸蛋上捏了一把。

柳博奇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从围裙里掏出她的字条,又放回去,低下头,不知怎地缩着脖子,好像等待来自上方的打击一样,走进门去。她没有逗留很久,但是当她从门里出来的时候,抽噎得两肩直耸动。

美貌的卡坚卡笑眯眯地从门里走出来以后,终于轮到我了。我走进那间半明半暗的房间,怀着不太强烈的恐惧心情,并且心里愿意使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神父站在讲经坛前,慢腾腾地扭过脸来朝着我。

我在外祖母的房里只逗留了五分钟,但是出来的时候很高兴,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纯洁的、在道德上重生的新人了。虽然旧日的一切生活环境——还是那些房间,还是那样的家具和我的依然如故的身形(我很愿意外表的一切都改变,就像我觉得内心已经改变一样)——使我感到不快,但是直到上床睡觉以前,我始终怀着那种欢愉的情绪。

我一边思索着我已经涤净的一切罪过,就沉沉入睡了,但在这时,我猛然回忆起一桩我忏悔时隐瞒了的可耻过错。忏悔前的祈祷文又浮上我的心头,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我的宁静心情转眼间就消失了。“如果你隐瞒,你就犯了大罪……”我不住地听到这话,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罪孽深重的人,随便给我什么惩罚都不够。我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久,思考着自己的处境,随时随刻等待着上帝的惩罚,甚至想到可能让我暴死,这个念头使我充满说不出的恐怖。但是突然间我想出个好主意:天一亮我就徒步或者坐车到修道院去见神父,再忏悔一次,——于是我就安心了。七 去修道院

夜里我醒了好几次,怕睡误了事,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窗外天色刚泛白。我穿上衣服和靴子(衣服皱成一团,靴子也没有擦,都摆在床边,因为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它们),没有祷告上帝,也没有梳洗,就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了。

在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屋顶后面,晨曦透过寒雾泛出红光。春晨的严寒冻硬了泥土,冻结了小溪,冻疼了我的脚、脸和手。我们那条巷子里还没有一辆马车,我盼望能找到一辆,好快去快回。只有几辆货车在阿尔巴特街上行驶着,两个泥水匠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我走了一千来步,才遇见一些男人和提着篮子去市场的女人;我遇见去汲水的水车;在十字路口出现一个卖油炸包子的小贩;有一家面包房正在开门。在阿尔巴特门附近,我碰见一个年老的车夫,坐在他那辆外皮剥落、满是补丁的淡蓝色破马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他一定还没睡醒,到修道院往返路程,只向我要二十戈比。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我刚要上车,他便用缰绳梢打马,索性从我身边赶走了。“得喂马啦!不行,先生!”他嘟囔说。

我好容易才劝说他停下来,答应给他四十戈比。他叫马站住,注意地望望我说:“上车吧,老爷。”我承认我有些害怕,怕他把我带到僻静的小巷里,抢劫我的东西。我揪住他的破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那大驼背上布满皱纹的脖颈就可怜地露了出来),爬上高低不平、摇摇晃晃、淡蓝色的车座。于是,我们就一路颠簸沿着沃兹德威仁卡街驶下去。路上,我注意到马车背后盖着一块和车夫的外套料子一样的绿布,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怕他会把我带到偏僻的小巷里抢劫我了。

我们到修道院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教堂的圆顶镀成辉煌的金色。阴影里还很冷,但是整个路面上却流淌着混浊的急流,马在融雪的泥浆中啪嗒啪嗒地着。我走进修道院围墙,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怎样找到神父。“那就是他的修道室。”那个过路的修道士说,站了一会儿,指着有台阶的小屋。“多谢。”我说……

那些从教堂里鱼贯走出来的修道士都打量着我,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不是成人,又不是个孩子;头发没有梳,脸也没有洗,衣服上沾着毛,靴子没有擦,还沾着泥。打量我的那些修道士在心目中会把我归为哪一类人呢?他们注视着我。但是,我还是按照那个年轻修道士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黑衣服、长着两道白色浓眉的老头儿,在通往修道室的小路上和我相遇,问我有什么事?

一时之间,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然后跑回去,坐上马车回家;不过,尽管那老头儿双眉紧锁,他的脸相却让人信任。我说我要见忏悔神父,并且说出他的名字。“来吧,少爷,我给您领路,”说着,他就折回去,显然立刻猜到我的情况,“神父在做早祷,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他打开门,领我穿过整洁的过道和前厅,沿着干净的麻布地毯,走进修道室。“您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带着和善的、使人安心的神情说了这话就走出去。

我待的那个房间很小,拾掇得井井有条。全部家具是:一张摆在两扇小窗中间的、铺着漆布的小桌,窗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一只圣像架,悬在圣像前的一盏灯,一把安乐椅和两把椅子。角落里挂着一只表盘上画着花卉的钟,链子上悬着两个铜锤;隔断顶上有刷了白灰的小木板连接着天花板,钉子上挂着两件长袍。隔断后面大概摆着一张床。

窗户外面两俄尺远有一堵白墙。窗户和墙之间长着一丛矮小的丁香树。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因此,钟摆愉快而有节奏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亮。我单独待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我头脑里以前的种种思想和回忆马上都飞逝了,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完全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沉思中。那件衬里破了的发黄的土布法衣,那些书籍的破烂的黑皮面和铜扣,那些叶子冲洗过、泥土也仔细浇过的深绿色盆花,特别是那钟摆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响声,都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一种我至今还不晓得的新生活,一种孤独、祈祷、宁静、平安幸福的生活……“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心里想,“而他总是孤单单一个人,总是心情平静,在上帝面前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的祈祷上帝已经听到了。”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极力不动身子,不大声喘气,唯恐破坏了对我有着很多启示的和谐声音。钟摆依旧嘀嘀嗒嗒地响着,往右边摆时响些,往左边摆时声音小些。八 第二次忏悔

神父的脚步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您好,”他说,用手抚平他的白发,“您有什么事?”

我请求他为我祝福,怀着特别欢乐的心情吻了吻他那发黄的不大的手。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就走到圣像前边,开始忏悔。

忏悔结束后,我克服了羞愧的心情,把心里的事都向他倾诉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用嘹亮而柔和的声音说:“我的孩子,愿圣父的恩典加在你身上,但愿他永远保持你的信仰、4温顺和谦虚。阿门。”

我感到万分幸福;幸福的泪水哽住我的喉咙。我吻了吻他的毛布长袍的皱褶,抬起头来。神父的脸色非常平静。

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深受感动的情绪,唯恐这种情绪被破坏。我赶紧辞别神父,目不旁视,免得分心,我走到墙外边,又坐上那辆摇摇晃晃的斑驳的马车。但是,车子的晃荡和眼前闪过的形形色色的物体,很快就驱散了这种情绪;我已经在想,神父现在大概在想,他平生从未遇见过,而且也不会遇见像我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青年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种信念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非常想对什么人说说。

我十分想同什么人谈谈,但是除了车夫,身边没有一个人,于是我就对他讲起来。“我去了很久吗?”我问。“这倒没什么。时间是很久了,马也早该喂了;要知道我是夜间赶车的。”老车夫回答,现在,由于阳光照耀,他显得比原先愉快多了。“不过我却觉得,只有一会儿工夫,”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去修道院吗?”我补充了一句,向深处挪了挪,更挨近老车夫一些。“我们哪里管得着那些事情?反正乘客叫我们把车赶到哪儿,我们就赶到哪儿。”他回答。“不过,你到底怎么想呢?”我继续追问。“大概是要埋什么人,去买坟地吧。”他说。“不对,老头。不过,你知道我坐车去干什么吗?”“我怎么知道,老爷。”他重复说。

我觉得车夫的声音是那么和蔼,为了教导他,我决定告诉他我出门的目的,甚至告诉他我体验的心情。“你愿意我讲给你听吗?你可知道……”

于是我向他吐露了一切,而且向他描述了我的一切美妙心情。现在我一回忆起这件事,就不免脸红。“真的吗?”车夫不相信地说。

后来,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久一声不响,除了偶尔理一理不住从他那穿着条纹裤的腿下面滑出来的上衣下摆,他那穿着大皮靴的脚在踏板上顿着。我认为,他对我的看法一定同神父一样,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好青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但是,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老爷,您的事是老爷的事。”“什么?”我问。“老爷的事情,老爷的事情。”他重复说,用没牙的瘪嘴唇嘟囔着。“不,他没有了解我。”我暗自思索,不过一直到家门口,我再也没有同他讲话。

尽管在灿烂的阳光下,街上的人群到处都显得五光十色。一路上我心里怀着的虽不是深受感动和虔诚的心情本身,但却满意我曾体验过这种心情。可是,我一回到家里,这种情绪就完全消失了。我没有四十戈比付给车夫。我已经欠了管家加夫里洛的钱,他不肯再借给我。车夫看见我在院子里跑了两趟(为找车钱),他大概已经猜到我为什么跑来跑去,就从马车上爬下来,虽然我原来觉得他很和蔼,现在他却分明想要挖苦我,开口大声说,常常有一些骗子坐车不给钱。

家里的人还都睡着,除了仆人而外,我向谁也借不到四十戈比。最后,我用名誉担保,求瓦西里——从瓦西里的脸色看得出,他丝毫也不相信——不过,因为他喜欢我,而且记得我帮过他的忙,就替我付了车钱。我的那种心情烟消云散了。当我开始穿衣服去做礼拜,好同大家一起去领圣餐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衣服没有改好,不能穿,我的罪孽真是太大了。我穿上另外一件衣服,怀着一种异样慌张的心情去领圣餐,心里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良好意向。九 我怎样准备考试

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四,爸爸、姐姐、米米和卡坚卡下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沃洛佳、St.-Jérôme和我留在外祖母的大宅邸里。忏悔那天和我去修道院那天的心情完全消逝了,只留下一种模糊的、但是非常愉快的回忆,而这种回忆越来越被自由生活的新的印象压下去了。

题着“生活准则”的记事簿也同我的草稿本一起收藏起来。我认为可能为一切生活情况制定准则,甚至永远以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我很喜欢这种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很简单同时又很伟大,我还打算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去。不过,我好像又忘记这种想法需要立即付诸实行,老是把它往后拖延。但是,使我可以自慰的是,现在涌到我头脑里的一切思想,都同我的准则和义务中的某一项恰好吻合:不是同对待别人的准则吻合,就是同对待自己或者同对待上帝的准则吻合。“那时候,我把这一项写在这儿,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同这问题有关的思想涌上心头。”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常常自问:是当时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万能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还是现在,当我失去了发展的能力、怀疑人类智慧的力量和意义的时候,我更好和更正确呢?我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自由的意识,以及我提到过的那种有所期待的春天的情绪,使我兴奋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考试准备得非常糟。我往往在教室里学习一早晨,而且明明知道必须用功(因为明天有一门考试,我还有整整两道题没有读完),但是突然闻到窗口有一股春天的气息,好像我非得马上追忆什么不可,我的双手就自然而然地放下书本,两脚就自动地活动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脑子里好像被什么人拧紧发条,开动了机器;各种各样愉快的、离奇的幻想开始那么轻快、自然而又飞速地掠过脑际。我只来得及看到它们闪耀的光芒。于是,一两个钟头就不知不觉地消逝了。要不然,我就对着书本坐着,勉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读的书上,这时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上有女人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坐不住了,虽然我非常清楚,除了外祖母的老女仆加莎,谁也不会在走廊上走过。“不过,万一是她呢?”我想,“万一现在就开始,而我错过机4会了呢?”于是我跳进走廊,看见果然是加莎;但是事后我好久还定不下心来。发条拧紧了,脑子里又是一团乱麻。要不然,傍晚我点着一支蜡烛独自坐在房间里,为了剪剪烛花或是变换一下坐的姿势,我的心思就突然离开书本,看见门口和角落里到处黑洞洞的,听见整座房子里都是静悄悄的,于是又不能不停下来,不能不倾听这片寂静,不能不从通暗室的门口望着这片黑暗,不能不一动不动地待上好久,或者下楼走过所有的空房间。更常有的情形是,黄昏时分,我不惹人注意地在大厅里坐上好久,倾听《夜莺曲》,这是加莎单独坐在大厅里,在烛光下用两个指头在钢琴上弹出来的。至于在皎洁的月光下,我根本不能不从床上爬起来,躺在朝着花园的窗台上,凝视沙波什尼科夫家映着月光的屋顶,凝视我们教区庄严的钟楼和横在花园小径上的篱笆和树丛的夜影;我不能不这样逗留好久,以致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才好不容易醒来。

因此,要不是继续前来给我上课的教师们,要不是St.-Jérôme有时不得不激起我的自尊心,更主要的,要不是想在我的朋友涅赫柳多夫的心目中显得像个能干的青年,也就是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这在他的观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是为了这些,春天和自由就会使我忘记以前熟悉的一切,无论如何也考不取了。十 历史考试

四月十六日,在St.-Jérôme的护送下,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大厅。我们是坐着我们家相当豪华的四轮马车来的。我生平第一次穿上燕尾服,我的全部服装,连衬衣和袜子,都是最新式、最好的。当门房在楼下帮我脱大衣,而我衣着华丽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甚至因为自己那么光彩夺目而有些害羞。但是当我一走进挤满了人的镶花地板的明亮大厅,就看见几百个穿中学生制服或者燕尾服的青年(其中有的冷冷看我一眼),还有态度傲慢的教授在远处桌子中间随便地踱来踱去,或者坐在大安乐椅上。一看见他们,我那种盼望引起普遍注意的心思就立刻化为乌有了;在家里,甚至在大学的门廊里,我脸上的表情还仿佛是懊悔我违反本意显得那么高贵,那么神气,此刻也变得非常胆怯,而且有点颓丧了。我甚至趋于另一个极端,当我看见近处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衣冠不整、特别寒酸,年纪还不老,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的人的时候,我居然高兴极了。这个人远离人群,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我立刻挨着他坐下,开始打量那些考生,给他们下判断。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身形和面孔,但是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归为三类。

有的像我一样,由家庭教师或者父母陪着来考试,这些人里有伊温家最小的孩子由我认识的弗劳斯特陪着,有伊连卡·格拉普由他的老父亲陪着。所有这些人的下巴都毛茸茸的,露出干净的衬衣,规规矩矩地坐着,并不翻阅他们随身带来的书本和笔记。他们带着明显的畏怯神情望着教授和考桌。第二类考生是一些穿中学生制服的青年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刮过胡子。他们大多数彼此都认识,大声交谈着,称呼着教授的教名和父名,当场准备问题,互相传递笔记本,从凳子上跨过去,从门廊拿来油炸包子和夹肉面包,当场就吃起来,只是把头低到凳子那么高。最后一类,也就是第三类考生,为数并不多,年纪很大,有的穿着燕尾服,而大多数穿着常礼服,没有露出衬衫。这些人举止非常严肃,独自坐着,神色非常忧郁。那个由于穿着的确比我寒酸而使我感到自慰的学生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他双手托着头,指缝里露出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他正在读一本书,闪闪发光的眼睛偶尔向我投来短暂而不友好的一瞥,闷闷不乐地皱紧眉头,把光滑的胳膊肘又向我这边挪挪,使我不能更挨近他。中学生们恰好相反,他们自来熟,我真有点怕他们。比如,有个中学生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说:“请递给他,那边。”另外一个从我身边走过时说:“让让路,老兄。”第三个从条凳上爬过去的时候,用手扶住我的肩头,像扶桌子一样。这一切我觉得又粗野又令人不快;我自认为比这些中学生高明得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不拘礼节。终于开始点名了。中学生们大胆地走上去,大部分回答得很好,兴高采烈地回来;我们这一类人却胆怯得多,似乎回答得也不好。年纪大的一类人中,有几个回答得非常出色,有一些很糟糕。叫到谢苗诺夫的时候,我旁边那位头发花白、目光炯炯的人粗鲁地推了我一把,从我腿上迈过去,走到桌子跟前。从教授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回答得出色而又大胆。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之后,不等着听他得了什么分数,就沉着地拿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听到点名的声音,我已经战栗了好几次,虽然已经叫了一些以“K”字为首的姓名,但是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还没有轮到我。“伊科宁和捷尼耶夫!”突然有人从教授们那个角落呼唤道。一阵寒战掠过我的脊背和发根。“叫谁?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我附近的人们议论说。“伊科宁,去吧;叫你呢。但是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或者莫尔捷尼耶夫?我可不知道。是谁,谁就答应吧!”站在我身后的一个身材魁伟、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是您。”St.-Jérôme说。“我姓伊尔捷尼耶夫,”我对那个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叫伊尔捷尼耶夫了吗?”“是呀!您为什么不去?……你瞧瞧,真是个公子哥儿!”他补充说,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当我从凳子后面走过去时,可以听到他的话。走在我前面的是伊科宁,他是个二十五六岁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人,属于第三类,即年龄大的一类。他穿着紧身橄榄绿色礼服,打着蓝缎子领带,长长的淡黄色头发按照农民的样式很细心地往后梳着。坐在条凳上时,我就注意到他的外表了。他长得并不难看,爱讲话,但是最使我惊异的是,他那异样的红黄色头发居然拖到喉咙上,他还有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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