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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皮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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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佑选集试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

中译本序言

让·雅克·皮佑（Jean Jacques Pillot，1808—？）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参加实际斗争的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他还成了公社的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

1808年8月，皮佑生在法国夏朗德省的一个神甫的家庭。年轻时候曾经受过教会教育，本来预备当神甫。可是教会的黑暗，使这位敏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三十年代中，皮佑同天主教公开决裂，不久就受到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的迫害。1836年，凡尔赛感化法院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皮佑六个月的徒刑。1839年，皮佑开始创办《人民论坛周报》，积极宣传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因而招致当局的忌恨。这一杂志只出了七期，当局就以皮佑有参加1839年5月布朗基起义的嫌疑，将他逮捕下狱。虽然查无实据，但仍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同时《人民论坛周报》也被查封。

警察和法院的迫害不但没有吓倒皮佑，反而促使他更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出狱以后，皮佑就利用在七月王朝时代十分流行的政治聚餐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先是利用改良主义者的聚餐会，后来便另起炉灶，在别列维尔（巴黎郊外工人区）举行共产主义者的独立聚餐会。皮佑是这次聚餐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在会上致了开会词和闭会词，阐述了公有制的原则，并且号召与会者向未到会的人广泛进行宣传。

皮佑在这个时期中，除了积极从事宣传活动外，还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来论证“平等”和“公有”的思想。他经过辛勤努力之后，写成了《既无宫廷，又无茅屋》这本名著。接着，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论点，他又着手写作《平等人的历史》。这本著作本来计划要写得很长，分成许多卷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一卷，作者便因为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中断自己的计划，以后也没有把这一工作恢复起来。

1840年10月，皮佑被控犯了所谓以著作教唆读者谋杀国王之罪而被捕，经过长达十个月的羁押后，于1841年8月和其他九名被告同时受审。皮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不屈的气节。虽然法庭方面找不到一点关于皮佑犯罪的证据，但仍然蛮横无理地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表示抗议，他在狱中写成了另一本著作《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结果》。《公有制不再是空想！》也是皮佑的最后一部著作，以后他便再没有什么著作问世了。1848年革命发生时，皮佑虽然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的主席，但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竟把皮佑列入逐出法国的流放犯的黑名单中。他的流亡生活是在巴西度过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进修，皮佑终于获得了医生的执照。后来回国，就定居在巴黎行医，以制造义齿及口腔卫生器械为业。

1870年9月4日革命后，皮佑重新开始久已中断的社会活动。他参加过布朗基主义者领导的10月31日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交付军事法庭审讯。他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使得法庭不得不宣判他无罪。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皮佑当选为公社委员。他十分积极地参加公社的各项活动，直到公社失败的时候为止。皮佑虽然在五月血腥镇压周中幸免于难，可是仍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这位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就在牢狱中坚贞不屈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死期至今还没有查明。

在《既无宫廷，又无茅屋》这本著作中，皮佑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和他的所有著作，首先对“国王”、“等级”、“帮派”和“人民”这四个名词作了自己的理解。他说，一切宫廷的仆从们，“总是把国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他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真的，你们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说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狼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场的时候，它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那么，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说，权杖是上帝赐给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的侵犯。这种说法真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们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污了他们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纯粹为了私人争执而驱使他们去流血牺牲时，让他们试着去发几句牢骚吧，——那时他们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赠品实际上是赠给谁的，作什么用的”。这一段话极其有力地揭穿了关于国王是人民的保护人的谎言，赤裸裸地暴露了国王的贪婪、残暴和专横的真面目。

皮佑把“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别人所珍爱的和不许他人觊觎的一些特权和荣誉”的集团叫做等级。他说，“各民族中间都有两个等级，即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接着，他又论证了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关系。“僧侣和贵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结的。他们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的权力，僧侣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骂他们。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侣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贵族一看到僧侣发出哪怕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剑杀人”。像这样透彻地看出贵族和僧侣之间的狼狈为奸的关系，在空想共产主义者中间是不可多见的。

在打倒了特权阶级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集团。它们在没有取得权力之前，也曾经混在人民的队伍中向特权阶级作斗争，但是一等到它们取得了政权，自己便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仍然照样欺压和剥削人民，甚至变得比旧的特权阶级更加残暴，更加无耻。皮佑对这些集团充满了不可遏止的愤怒，因而轻蔑地管它们叫“帮派”。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出来“同所有接替特权阶级，并且其高压手段比特权阶级的更伤害人的自尊心的各个帮派决一死战”。

同对待王权、特权阶级和帮派的态度正好相反，皮佑对人民却是满怀着尊敬之情。他说：“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赐予者，是地上一切财富的生产者和主人”。“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统治时，人民随时都有权谴责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而杀死他”。但是，现实同皮佑的观点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死于饥寒交迫及悲观绝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当牛做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这种“违反真理的现象”怎么能不引起皮佑深切的愤慨呢？因此，无怪乎皮佑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号召人民对这种现象进行坚持的反击。

我们从皮佑对上述四个名词所下的定义中，就已经看出他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是何等鲜明和坚决。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许多卓越的思想。

皮佑曾经对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作过深刻的考察，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在我们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结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可见，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没有两样”。社会上仍然“有主人和奴仆，有骄奢淫逸之徒和一无所有的穷汉，有骗子手和受骗的人，有伪君子和蠢汉，有叛徒和胆小鬼，有暴君和奴隶。……有罪犯和恶人在其中过着荒淫无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宫廷，也有清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着劳苦、屈辱和贫困的重担咽完最后一口气的茅屋”。最后，皮佑高呼道：“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凭借它们的权威……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则，使用崭新的方法”。

这另一条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内部不许有上下、高低、大小、强弱、骄傲和温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分，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不容许有奴隶主和奴隶之分；不管人们给这些不公平的阶级划分，给所有这些可恨的等级什么样的名称”。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没有富人的宫廷，也就没有穷人的茅屋。每个人只要是为大众福利贡献自己的全部能力，他也就有权从社会上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皮佑也承认，每个人在智力上有高低的差别，在担任社会职务上也有繁简之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某人在满足肉体需要或精神需要上与众不同的借口或理由”。

皮佑认为公有制度是平等规律的唯一真正的体现。在这种制度下，“一切都归众人享用，谁也不许占有它，谁也不许滥用它”。每个人同样有权得到衣服和食物，你的餐桌也就是我的餐桌，而我的炉子也就成了你的炉子。所有的儿童都受到同等的社会教育，大地上所有的生产品都归全民所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真正达到了幸福的境界。

皮佑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初写成的。这时资本主义在法国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未充分展开。这些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必然要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发生消极的影响，即使对于像皮佑这样一个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不例外。

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首先表现在他论证公有制度是从唯心主义的“自然法”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大自然本身普遍赋予人类共同享受它的一切财富的权利，而公有制恰好符合自然界中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所以它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这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阐明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的。

其次，皮佑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人在各方面绝对平等的社会。这种平等观点同曾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粗鄙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巴贝夫主义者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它也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反动空想。难怪连皮佑的同时代人，另一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都认为绝对平等是与现实矛盾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最后，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在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不依赖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在是可以实现的，过去两千年中也是可以实现的”。它之所以迟迟没有实现，照皮佑看来并不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而是在于广大群众还没有懂得这条真理的缘故。因此，只要有人出来积极宣传这条真理，使它普遍地深入人心，那么共产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实现的。正因为受着这种思想的支配，皮佑便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上，这同西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上层人物的“明智”上，同样是出自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我们还应该指出，虽然皮佑在某些地方曾估计到实现共产主义会遇到反动阶级的疯狂的抗拒，因而也模糊地意识到有进行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思想在他的学说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

尽管在皮佑的学说中存在着以上所说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反特权阶级、反宗教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以及对鼓舞广大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在晚年还亲身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同许多革命志士一起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皮佑在社会主义先驱者的行列中有权占据一席光荣的地位。郭一民1963年5月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或1840年社会问题原理

让·雅克·皮佑著

国王可能产生的最狂妄的念头，就是企图使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并且认为暴力能够长期和舆论对抗。塞古尔：《世界通史》第1卷。巴黎《人民论坛》书店

巴甫林尼胡同7号（医务学校附近）

1840《既无宫廷，又无茅屋》内封

为《人民论坛周报》读者而作的序言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清晨四点钟，有一群匪徒侵入我的住所。这批匪徒是从耶路撒冷街的食客中挑选出来的。

这班老爷们对我说，他们的老板认为我有积极地参与昨天和前天发生的那些事件的重大嫌疑。这些人根据他们尊敬的骑士团所制定的法规，在我屋子里翻箱倒箧，进行搜查和盘问。然后告诉我：他们的老板已表示或者要把我投入秘密的监狱，在那里他可以独断独行，成为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和权力无限的统治者。德列谢尔先生私下说过：“在像《人民论坛周报》这样的书刊上写文章的人最低限度应该同企图颠覆国家的密谋有关系（这的确是他本人的口吻！）”。这真是绝妙的论断！可是，事情还不止此。

国王手下的老爷们过了几个月后，看看自己提不出能够难倒我的公诉理由，同时又很想尽可能长久地把我严密管制下去，于是，他们私下议论道：“书是一个被控参加密谋的人写的，所以一定是一本危险的书，因而就必须对作者加以严惩。”这就是德列谢尔先生的逻辑。

平常当他们想要指控某一本著作违法的时候，首先是找出书中一些要加以指责的地方，罗织出各种由他们捏造出来的罪名或违法行为，然后把作者交给陪审法庭审判。

可是，既然我这本书的目的在向人民论证国王、贵族及僧侣无论何时总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恐怕那些常常自诩为来自人民的陪审员老爷们，未必会认为它是一本十分有害的书，像别人想强迫他们相信那样。因此，最好是不要这些陪审员的可疑的帮助。警察老爷们果然就这样做了。〔你看〕，我们的法律就是这样的灵活！“诸位警察老爷，他就是给你们增加麻烦的那个人。你们就控告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好了；——这样，你们就能够立刻摔掉这个麻烦。”“可是，控告他犯罪总得有一点点罪证才好呀！”“那么，你们最好把任何的违法行为，任何的过错以及任何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栽在他的头上，——要知道，最后反正是会派你们去审判他的。这点并不会妨碍你们对他说许多侮辱性的话，把他当作罪犯看待，并且照样可以判他的罪。对于报刊方面，您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不论它带有什么色彩，都不得不谨小慎微，何况在目前情况下，它很少涉及人事方面的事情。因为要是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它既领不到什么津贴，也拉不到多少订户。”

这就是我要向读者说明的原因：为什么我的名字被列入1839年5月那些杀人犯的名单中；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不缴印花税、不纳保证金而出版献给人民的书籍，就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和九百法郎的罚金。最后，还说明了为什么我在牢房里蹲了差不多整整一年。

我乘此机会告诉读者：《人民论坛周报》已陷入沉睡状态中，但绝对没有死去。我们希望被这张周报得罪了的人天良激发，让它苏醒过来。让·雅克·皮佑《人民论坛周报》头七期每本售价25生丁，巴甫林尼胡同7号书店里现有存书出售。四个名词的定义

为了理解这本书，以及理解我今后可能写出的一切著作，必须使读者对国王、等级、帮派、人民四个名词的含义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在开始阐述本书主题以前，我先来探讨一下这四个名词，并逐一地加以简单扼要的说明。一、国王

历来一切卑鄙无耻的谄媚分子、宫廷官吏、奴仆走狗和卖身投靠者——总而言之，即所有奴颜婢膝地麇集在国王左右、挤眉弄眼、絮絮叨叨、千方百计地巴结逢迎的下流痞子们，他们总是把国王比做牧人，而把人民比做一群牲口。王权从来不错过一次机会，力图使得这种对他的权利的理解和概念变成家喻户晓。它乐于使用一些符合这个概念的语言和腔调，摆一些符合这个概念的架子；它还把可以说是能够使这个概念形象化和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想起它来的种种标志安置在自己周围，把自己打扮起来。

我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真的，你们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说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狼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场的时候，而它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那么，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说，权杖是上帝赐给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侵犯的。这种说法真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们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污了他们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纯粹为了私人争执而驱使他们去流血牺牲时，让他们试着去发几句牢骚吧，——那时他们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赠品实际上是赐给谁的，作什么用的。诚然，在我们看来，国王许多方面都很像牧人，不过，我要指出：牧人是人，而他的羊群则是牲畜。其实，大家都知道：国王同他的每个臣民一样，无疑地也是一个人。可见，只有每个臣民都是道地的傻瓜，才肯让别人把自己当作牲口看待。

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比喻进一步发挥下去，可是，我急于从这个比喻中吸取教训，因为我觉得没有兴趣替王权来写颂诗。让我们根据更多的哲学观点，特别是根据更多的政治观点来研究这个比喻吧！

首先，我应当说：国王这个名词，像我在这儿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一个掌握国家最高政权的人，而不管他实际上叫做国王或皇帝也好，沙皇或苏丹也好，沙赫或教皇也好，或者叫做其他什么名称也好。

绝对不应该把国王和独裁者混为一谈，因为前者是由神权或合法权利，抑或由于征服权利而掌握最高政权的，后者则只是由于必要的权利而掌握政权的。一个把国家看做他生时应当保持、死后应当传给子孙的私有财产，另一个则懂得人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人民不可能再有主人，正是人民本身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政权。人民交给他的任务其实是暂时性的，任务一旦完成，他就应当回到现在受他管理的群众中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这两者是有天渊之别的。可是，这里所谈的，还不是能十分准确地表明这种差别的，我们只想指出王权必然产生的一些结果。

从前人们认为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特殊人物。他生来是治人的，正和我们认为猫儿生来是吃老鼠的一样。显然，只要不把国王也必须同庶民一样遵守某些习惯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他的权力就肯定是绝对无限的。而他之所以受习惯的约束，则是因为习惯乃是一种任何人都未正式承认的法律，〔这样一些〕法律差不多从来就不是有心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们受自然支配的程度，要比受人类智慧支配的程度大得多。既然国王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那么，王权就不应当凭借暴力来行使，因为它决不需要靠暴力来维护它的天经地义的权力；那么，国王的行动就应当光明正大，因为它的行动只须对本身负责，不必为着求得别人的谅解而采取诡谲的行径。

后来，王权丧失了自己的天生的尊严，只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存在。人们一方面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对维持他们希望建立的事物秩序是有益的。鉴于它的传统权力随着权力的真实性质被揭露出来而消失，于是，就为它制造出新的纯粹是假设的权力。关于王权由于这一变革变成了什么样子，现在，我用下面的假说来作一个确切的说明。

我假设有一群奴隶，比方说是一千人吧，在一个主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支配下，住在只有他们居住的一个小岛上。其中有些人直接同主人勾搭起来，当他的走狗、暗探、〔行动〕工具和玩弄对象，而大多数人却被迫从事无休止的劳动，以生产维持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资和满足主人及其宠儿的穷奢极欲的种种零星物品。有朝一日，他们大家都暴动起来，一致认为：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自由是最神圣的权利，而杀死暴君则是最神圣的义务。结果，他们把主人杀死了！你们想想，以后的打击会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从那些跟主人一道侵吞工人劳动果实的人方面来——诚然，像他们所宣告的那样，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可是，现在问题是他们这帮人怎样自处呢？

看来，因为大家都出身奴隶，大家都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中间没有贫富的差别。既然大家都一无所有，那么，新社会就必然是建立在最完美的平等基础之上。这是理性和正义的原则。可是，原先享有特权的人在摆脱了主人的约束之后，仍然想和从前一样靠剥削工人过日子。只有他们希望做到任意占有和享受以前主人为了奖励他们某些劳绩而赏赐给他们的财产和特权。

因此，他们力图证明，他们的地位是绝对与众不同的，他们有权享受他们刚刚否认并予以消灭的那个政权所赐给他们的各种特权，并且认为剥夺他们这些特权就会违反正义的规律。最后，他们不断使用甜言蜜语、阴谋诡计、许愿、威胁和暴力等手段，居然使受骗的人发生好感并同意他们保留以前所享受的大部分特权，还添上了一些更符合他们新的贪欲的新特权。他们力图签订以享受特权为先决条件，因而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契约。因为这种契约是不公正的，是用出其不意的手段签订的，他们料想人民迟早会起来反对它，于是便千方百计做到把全部权力委托给本帮中的某一个人，责成他解释契约并监督契约的执行情况。

这个对某些人有利，而与大多数人为敌的最高仲裁官就是用这种欺骗手段遴选出来的。这就是丧失了神权以后的王权的最好的形式。这种王权从革命中诞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由此可见，这种王权只是被捏造出来用以吓唬人民的稻草人，它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怪影，人类的剥削者就躲在它背后逍遥自在地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英国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如果这样狂热地信仰王权的英国人民有朝一日看清了王权对他所起的作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起来摆脱托雷党和赤贫现象，因为这两种东西乃是长期残酷地折磨他们的可怕的毒瘤。但是，他们如果不揭发王权的法衣庇护下的一切丑恶行为，那么，他们所怀抱的创造最好命运的愿望就一定会落空；他们要想改进自己的事业就是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也是枉然的；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和刚刚断乳的儿子当牛做马，把他们都缚在机器上，想靠他们的劳力来大量地增加自己的产品也一定是徒劳的；他们想要积累财富，就是绕着地球走遍天涯海角也是白费工夫的；因为王权将会侵吞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只能落得个穿破衣、吃草根和喝生水的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王权是平等的死敌。二、等级

由上节可见，在专制君主政权或神权统治下，特权是王权的产物，是它的工具，而在有制约的〔契约的〕王权统治下，王权本身是特权的产物，是它的工具。

就王权和特权两者本身性质而论，无论在前一场合或在后一场合，它们都是狼狈为奸的。正和来自神权的王权一样，有制约的王权也拥有神授的特权和由于使用阴谋诡计而得来的特权。前者是和各等级相依为命的特权，后者则是和各帮派血肉相连的特权。

关于各等级我所要说的，就是我对于神授的王权所已经说过的，因为各等级的权力也是卑鄙无耻的，它使人民屈辱，使人民破产，而且对于人民所受的苦难漠不关心。封君和僧侣看到人民中间有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如果不会因此感到妒忌和害怕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穿得稍微干净一点，吃得稍微讲究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公爵或僧侣了。当然，我不打算说是他们方便了这个人，使他能够这样做；但是，要指出：他们剥夺这个人，却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骄傲心理、奇思怪想和贪得无厌的欲望，而决非制度要求如此。

有这么一些集团，它的成员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别人所珍爱的和不许他人觊觎的一些特权和荣誉，这些集团就叫做等级。各民族中间都有两个主要等级，即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僧侣和贵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结的。他们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

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的权力，僧侣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骂他们。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侣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贵族一看到僧侣发出哪怕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剑杀人。

那些在93年就已想到人民福利的不朽的天才们完全懂得：在这两个危害人民的毒瘤没有彻底割掉以前，他们的理想绝对不能实现。但是，当他们想要创立新宗教的时候，他们却立刻忘记了这个真理。可见，他们不明白无论任何宗教总是一个含有病菌的水潭，使人民身体溃烂和死亡的瘴毒就是从那儿传播出来的！可见，他们也不懂得任何宗教一定产生等级，而等级则只有靠牺牲不幸的人民才能生存。三、帮派

所有编纂辞典的人都给这个名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阴谋集团。因此，我认为找不出一个更加明确，同时更加适合于整个范畴的名称来说明那些代替各等级掌握权力、占有财富、享受一切荣誉和特权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

来自神权的王权，以及与它一道掠夺、瓜分人民财物的各个等级，都是靠宗教取得自己的全部权力的。显然，为了把人民从这种旧专制制度下解救出来，首先必须使人民明白宗教的虚伪性，进而再使人民认清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旧制度经常加以蹂躏，并强令人民加以忘却的。真的，这就是哲学所遵循的方法，而且哲学家的努力最后终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哲学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完全没有从哲学所确立的各项原理中得出结论来。这表现在这些原理完全可以适用的地方不曾制订出一个社会组织的方案。人民曾经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了。由于他们懂得权利的全部价值，并且知道权利是自己争得来的，所以对这种损失特别感到痛心。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妄想取代旧主人的卑鄙无耻之徒，十分高兴地知道在这方面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这一任务是非常的困难。他们知道，从前由于人民无知所得到的东西，现在人民的新主人还是能够用欺诈的手段来取得。这些打着一切属于我们和一切为了我们的幌子的无耻集团，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从这个时候起，欺骗和诚实、恶习和纯洁、虚伪和公正、背叛和忠诚、罪恶和德行，都弄得混淆不清了。

卑鄙下流的伪君子们私下说道：“人民希望平等，那好极了！把这个名词大书特书在我们要给他们颁布的一切法律的最前面吧！他们看到漂亮的标题会感到宽慰的，但不会注意到法律的内容和标题所许诺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我们就把大量的政治权利赐给他们；但他们行使这些权利，却不能削弱我们的权力。或者，最好是极力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混淆在一起，他们将认为我们是十二分慷慨地把一些权利赐给他们，其实，我们会使他们在义务的重压下弄得精疲力竭。即使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逼得他们发出一些怨言，那么，这些怨言恰好作为我们有效地镇压他们的理由。每逢人民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不满时，我们这样做都是节节胜利的。何况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所攫有的政权既违背正义的原则，又违反极普通的理性，总是遭到人民的非议。因此，我们所采取的一切保持政权的方法，从我们做得到的那个时候起就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无罪的人，从他的死亡对我们可能产生好处的时候起就都是有罪的。”

各等级过去借神权夺得的东西，这些帮派则借颠倒是非的理论和卑鄙龌龊的手段来夺取。我希望本书篇幅容许我比较详细地来揭发这些谬论和卑鄙的手段。我希望我对这种罪大恶极行为的概略的叙述，能够给人民提供一点点概念就好了。我愿人民懂得，不论什么党派，如果它不接受按照永恒的自然规律所确定出来的绝对平等原则，如果它不承认实行这个原则所得出来的后果，那么，它终归只是像我刚才所指出过的那种帮派，终归只是一个人民从它的胜利中除了增加痛苦外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的帮派。到了人民都认清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怀着满意的心情而死。四、人民

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赐予者，是地上一切财富的生产者和主人。然而，死于饥寒交迫及悲观绝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当牛做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不论在哪一种语言中，再没有比“人民”这个词儿更被滥用的词儿了！因此，我们尽力来确定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含义——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事业上，这将是一个重大步骤。

人民一词作为史学或地理学中的术语，指的是占据着一定面积的土地、说着同一种语言、使用通用的姓名、承认同样的风俗习惯、受同样的法律保护和规范的一群人。我们说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等等，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政治用语中，人民一词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一无所有和有而不多的人。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人就是像古代社会中的奴隶一样的人；而且他们比奴隶还不如，因为他们在替主人工作中劳累得要死时，或者当主人发脾气不愿意再雇用他们时，他们不能向主人要求任何一点东西。到了他们必须向主人乞求一点生活资料的时候，如果主人拒绝把原来答应的东西给予他们，那么，他们除败坏名誉或饿死外，就别无出路了。这就是构成人民或平民一词含义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其所以如此，据说是从基督教废除奴隶制的时候起，对于我们那些借宗教道德端正良心和开通智慧的善良而慈悲的主人来说，像他们那些只知奇怪的和卑鄙的多神教道德的前辈一样平平淡淡地吃我们的劳动果实，已经觉得不够了。他们需要增加寻欢作乐的办法，需要向我们施舍小恩小惠，还需要蔑视我们和侮辱我们！

好吧！我们既不是基督教徒，又不是多神教徒，也不是其他这一类人。我们以后既不希望靠平民过活，也不想布施他们；他们既不蔑视他们，也不侮辱他们。我们对他们说：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它的果实只属于培育果实的人。如果这些至今还生活得十分贫困，至今还受尽屈辱的人仍然怀疑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补充说一句：剥削你们的寄生虫都是些胆小鬼，他们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同你们比较起来，他们还占不到二百分之一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在号召一个民族去争取一种和现存制度不相同的新制度以前，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这个民族全神注意。下面是这个问题的主要论旨：

当人民需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组织时，他们有权这样做吗？

非常明显，自由或奴役就是这个问题的最终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暴君的帮凶总是力图把这个问题搞得含混不清，总是把一个本来容易判断和容易回答的极其单纯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

至于我们凭借那些才智出众和热爱人类的人的威信，凭借那些最有良心而又最勇敢的社会主义者的威信回答说：有，一旦人民认为变革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他们就可以而且应该改变自己的社会组织。

自从废除神权以来，所有党派为了夺取政权，都宣称这是一条唯一的原则。可是，后来这些党派除非被战败，是没有一个愿放弃政权的。这真是一件怪事！这里面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言语不能形容、不能够说明的矛盾和政治丑行吗？

怎么！你们承认：你们之所以取得政权，决不是因为你们给自己起了一些什么好听的名称，也不是因为你们血管里的血流得比别人快一些；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民选举了你们。可是，当你们一旦取得了人民本不应付托给你们的政权，你们就厚颜无耻地告诉人民说，这个政权是你们的私有财产，它永远〔属于〕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的。你们并且用严刑峻法禁止人民不论在什么时候商议罢免你们的事，甚至还借口你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许人民过问你们如何行使〔政权〕！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做已经达到了无耻和残暴的最高峰！

即使人民真的选举了你们，真的信托了你们，难道你们就可以认为今后就应当掠夺他们，鄙视他们，折磨他们和杀害他们，却不准他们吐一句怨言吗（我坚决否认这样做）？难道世间真有这样一个无知无识的人，竟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狂妄野心无动于衷吗？

我们把这些论旨作为一个总的原理表述如下：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统治时，人民随时都有权谴责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而杀死他；因为他的罪恶彰明昭著，无论按照自然法或社会法，都不能为他作辩护。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是通过正式手续，或因人民默认而取得最高的政权，那他就应当让舆论经常自由地来议论他，评价他的行为——赞成或非难这些行为，最后，到必要时还能对他说：“请你再留任吧！”或者说：“滚开吧！”但是，如果他压制舆论，或收买舆论，或者吓唬舆论，或者封锁舆论，而把自己降到独裁主义者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得到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恶果。

由此可见，不管是绝对的王权也好，或者有制约的王权也好，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以外，都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当人民一旦表示愿意重新掌握自己的权力时，国王的全部权力便一概消失了。人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愿好好地记住这句警语，因为它有着极重大的价值。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或1840年社会问题原理

在我们这个时代整个已知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不因为极度怀疑自己的未来而感到忐忑不安。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虽然不能确切地说明它，可是，他们懂得，这个未来既不应该像现在，也不应该像过去。在每一个了解人类心灵秘密的人看来，这种没有信心的状态乃是我们人类可能遇到的一种最糟糕的生存条件。对于人类来说，一种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并能够找得到解救方法的灾难，实在胜过于他所不敢希望，甚至不敢畏惧的未来前景。有些人说人类的命运用不着人类自己努力也能改善。他们力图用这种极不合理的希望来麻痹人类，使人类麻木不仁。他们甚至还企图使人相信：人类在这方面不论作什么尝试，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认为可以用来驳斥这些人的不可抗辩的论据，就是现状本身所具有的深重灾难的真情实况。但是，这一改变人类命运的、具有无限好处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由于它提出的问题，对于每个一眼就看得出最近就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的、并且认为自己应主动负起这项任务的人来说，是过于一般化了，因而这项工作也许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认为，我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以下就是我的论据。

真正完善的平等规律还不曾宣布过，甚至不论在哪里都还不曾抽象地感受过。许多哲人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曾经明明白白地预见过这条规律。可是，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过分害怕暴君的狂怒，还是因为自己仍受着贪恋特权的残余思想的支配，一看到不能压制的平等规律的后果会落到自己身上就吓得发抖起来。当有人想要把这条规律发掘出来的时候，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挖空心思地用伪装的外衣把它掩盖起来。由此可见，在论证未来的不可能性时，既不能求助于现在，又不能求助于过去，因为不论在哪一方面，未来是不同于现在或过去的。我们以前那些为着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人，完全不了解伟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不是缺乏诚意，就是满怀恐惧之情。总之，使他们劳而无功的原因就是这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看到人类由于悲观失望而变成无目的地、无主意地徘徊歧路，从自己的原始状态中只留下对劫运的毫无怨尤的信仰的行尸走肉时，我感到我有向人类大声疾呼的勇气。再作一次试验吧！几千个沿着错误道路行进的悲观绝望的世纪，并不足以构成使人相信在你们和幸福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理由！

末了，你承认你至今同意把自己对于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上面的一些原理是毫无价值的了。因为你往时不用任何证明就把它们当作真理和圣物的东西——道德、宗教、神灵崇拜等，在头脑比较开通的人看来，只不过是愚昧、虚伪和欺骗而已；于是你一心一意坚决不再去相信人们从不曾跟你谈起过的大自然。可是，大自然的强大的声音总是在你的心灵深处不断回荡。你否认自然的永恒的本原，而你今天痛心疾首地抱怨说是不可理解的狂妄行为的种种谬见，只不过是本原的可厌的赝制品。多么可悲的不合逻辑的现象呀！最后，因为你已经明白那些直至今天负有指导你的使命的人，都是一些愚蠢、无经验、胆怯或邪恶的人，于是你现在连自己也怀疑起来了；并且你还说：不，科学不是真理；不，没有勇敢的人；不，没有德行高超的人。多么谬误呀！多么可怜的沮丧的动机呀！

可是我说：道德虽然这样长久地把人民压在荒谬的法律和愚蠢的习惯之下，但最后还是丧失了一切，直到丧失了最后一张假面具——骗子手们曾经给道德戴上了假面具，企图让道德窃据科学的位置。这样一来，愚昧的统治将告结束，而科学的统治行将开始。一切互相更迭的宗教，除了使人民麻木不仁、怯弱无能，除了向人民掩盖真理（唯有真理能鼓舞真正的勇敢精神）以外，就没有别的目的。这样，由于一切宗教都被消灭，于是只有真理保存下来，真理将重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为世人们欢喜的种种神话，在我们看来只是空洞无物的稻草人。人类的剥削者利用这些稻草人才得以使人民放弃自己的一份生活，为的是增加寄生家族的一份生活。这样，我们打倒了自己的偶像，并且让我们的神话由受人嘲笑变得为人深深地忘却。对德行的崇拜将替代对幻想的崇拜。人类在理性的火炬照耀下前进，从今以后除开全世界的均衡和高度的协作水平以外，将不承认自己幸福生活（即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任何别的象征。

这一学说除了真理的权力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权力。真理从它所宣布的各种权利中，只取消了阴谋扩大对我们人类的欺骗和剥削的坏蛋们的权利。凡是高声宣传这一学说的人，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法兰西，他的话肯定地会为人民所听到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头脑生来是理解一切伟大和崇高的东西的，而心灵则是生来热爱这种东西的。

许多世纪以来，世界的其余部分已经习惯于从欧洲接受启蒙教育。稍后几百年间，欧洲其余部分一致认为法兰西是一个冒出复兴烈火的通红的炉灶，这股烈火把生活和运动普遍赐予了全球的五大洲。

面对着人类所经历过的千百次失望而仍然没有丧失勇气，在法兰西究竟还有多少人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让这些人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像其中每个人信任自己一样。到那一天，当他们异口同声宣传同一个真理的时候，当他们的双手为着同一桩事业而搏斗的时候，全法兰西就会以一致赞美的和感谢的呼声来回答他们。因为我们国家有三千五百万居民，其中至少有三千万居民顷刻间就能明白：幸福决不是一种幻想，某些人的恶念至今是众人不幸的唯一原因。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在大地上建立平等的王国，即建立正义与和平的王国，以及建立由平等所产生的德行的王国，和由平等所赐予的幸福的王国的可能性，是不应加以任何的怀疑的。何况，为了剥夺某些人早就享有的各种可耻的特权，罪恶与欺骗是允许加以报复的。可是，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像正在酝酿中的斗争那样可怕的事情，还是一无所知，对于像将成为斗争后果的奇迹那样美妙、那样令人欣慰和那样崇高的事物，同样也是一无所知。

论证不可能恢复十八世纪业已给予最后打击的那种制度，论证不可能再延长那个长期残酷地压迫人民、长期使人痛苦使人悲伤的制度的寿命，最后，还要论证必须尽可能快些宣布下面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消除人类一切痛苦，让人民认识自己的尊严，并保证他们能够享受自己的权利。我认为，上面这些是我们能够向世界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因为这是留给我们珍惜自己的鲜血和眼泪的唯一方法。这本小册子的特殊目的就是如此。二、最高的社会理性还成问题

我们看到人类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已经有三千年了。在科学领域里，人类发明的东西是这样奇妙，以致人类自身也时常怀疑这些发明是否真正是自己发明出来的！在技艺领域里，人类作过这样一些巨大的改进，以致当你一个又一个地研究这些改进的后果时，你发现你面对着这一类诱惑物不禁要问自己：当人类失去了用这种方法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无数资料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生存下去！然而，人类的苦难还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有增无已；生活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了；死亡率按可怕的级数增加了。应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科学对人类有害，技艺如果不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害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呢？不用说，这是判断能力非常薄弱、特别是观察力非常贫乏的证据。

不，科学决不危害人类。相反，正是因为有科学，人类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即达到生活的极端美满之境；因为人类只有利用科学才能认识祸福，才能避祸得福。

不，各种技艺对人类也不会发生危害，因为技艺和科学的关系，正和人的手同人的脑的关系一样。这就是说，它们乃是一个统一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而这种意志又鼓舞它们并推动它们前进。由此可见，应当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我们不幸的人类受苦受难的原因，或者更正确一点说，就是要赶快去揭露那种毒害人类幸福泉源的有害势力，因为这个有害势力把幸福泉源变为浊流，人类则从浊流中一大口一大口饮下毒液而死。

另一方面，没有哪一个民族不经历过许多次革命。这些革命中有一些革命是完成了，无疑的，这些革命注意到人类的幸福生活（我不说它们光只注意到这一点）。至低限度它们是由那些真诚热爱人类、真正希望人类幸福的人所完成的，并且也是为这些人而完成的。但是，当这些革命一旦成功，当一些长期策划革命的人一旦当权，一些个别的人就心满意足，其他许多人则感觉到受了触犯，而大众的命运则肯定仍旧同他们在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一样。明天仍然和昨天一样：有主人和奴仆，有骄奢淫逸之徒和一无所有的穷汉，有骗子手和受骗的人，有伪君子和蠢汉，有叛徒和胆小鬼，有暴君和奴隶。明天将和昨天一样：有罪犯和恶人在其中过着荒淫无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宫廷，也有清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着劳苦、屈辱和贫困的重担咽完最后一口气的茅屋。

由此可见，在我们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结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可见，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没有两样。可见，最高的社会理性仍旧原封未动，仍旧大成问题。但是，哲学既然终于成功地证明了人类不是什么人的私有物，所以人类只应当为自己固有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凭借它们的权威（不过却要论证它们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无能为力）；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则，使用崭新的方法。三、过去和现在的差别

昔时人民相信，他们命中注定是某〔人〕的私有物。这个信条在他们的脑子里已根深蒂固了，而其他一切教导他们的信条，一切成为精神生活的学说，一切构成物质生活的行动，都力图使他们保持这个信念。因此，当他们完成一次革命之后，除了以一个坏主人来代替更坏的主人外，或者是摆脱一个阶级的束缚和虐待，而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他们认为比较不那么残忍和恶劣的阶级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他们光只屈从于眼前盲目的需要，而缺乏预见未来的能力。既然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或者差不多得到满足，他们就完全忘了自身所受过的种种痛苦，而渐渐安于一向所处的奴隶地位。于是，他们的极端穷困的处境成了他们的新主人维持统治地位的最牢靠的支柱，因为既然历次革命都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那么，他们何必要闹革命呢？虽然历史证明：许多次起义都是由他们那方面发动起来的，可是，他们只是在自己身受的苦难，或受辱于一个非法的主人的强烈的感情把他们的惯常的冷淡态度变成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住的义愤时，才会断然采取这种手段的。顺便说说，这也就是他们手中的唯一的手段。我们的永垂不朽的93年革命丝毫不同于以前历次革命。这并不因为它给人民产生了直接的结果，我肯定说，人民的境遇在革命之后空前恶化了——这是一个我愿意论证多少次都不会感到厌倦的真理。可是这次革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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