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宏伟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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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安全与稳定研究试读：
前言
这是一部以中亚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专家团队在研究中亚、高加索、上海合作组织问题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取得的一项阶段性重要研究成果。本书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也不算长，却是学者们在中亚安全领域长期探索和思考的结果。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为打算了解中亚情况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前需要写一个前言。写什么好我一直没有决定下来。这个前言本应该是一篇对全书观点和结论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的短文，但我认为自己很难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本书是集体项目的成果，集合了八位研究人员的智慧和重要观点，每一位读者从不同角度去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基于这种考虑，我并不打算在前言中对全书进行概括和总结，只是想简要谈谈自己对中亚安全与稳定问题的理解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对中亚安全与稳定问题进行研究。一 对安全与稳定概念的理解（一）什么是安全与稳定“安全”和“稳定”本身就是两个非常引人注意、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的词语，当把它们与国家和国家政权联系起来时更是如此。在讨论中亚安全与稳定问题前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安全？什么是稳定？应该怎样对它们进行定义？“安全”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政治学领域探讨安全问题的时候，一般多指国家安全。探讨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是研究国家、国家政权、国家公民、社会是否面临危险和威胁，以及应该怎样避免和消除这些危险和威胁。《现代汉语词典》对“稳定”的词条解释：一是“稳固安定，没有变动”；二是“使稳定”；三是“指物质不容易受外界其他物质影响和作用而改变性能”。在政治学中，稳定一般指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稳定。研究社会稳定主要是探讨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及消除这些消极因素的措施与途径。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互不相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我看来，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主要是外部因素，而影响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内部因素。因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保障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两个要素。（二）什么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国家安全通常又被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部分。传统安全一般指与国家间军事行为有关的冲突，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的军事因素，包括国家的领土安全、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政权的安全等；以军事安全为核心，与国家间军事行为相关联的安全属于传统安全，一个国家和国家政权面临另一个国家主体或军事联盟的军事威胁属于传统安全威胁。关于这点比较明确，没有太多疑问。
与传统安全威胁相对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通常把国家间军事威胁以外的安全威胁都看作非传统安全威胁。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对其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安全形势发展，学者们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认为国家安全的概念不仅包括军事安全，而且应该包括非军事性问题引起的安全问题，如资源、环境、人口等。2003年，英国学者在《新安全论》中提出了五个相互关联的安全领域：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白皮书列举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即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
现在，人们在讨论非传统安全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走私贩毒、民族宗教冲突、难民和非法移民、海盗和洗钱等。
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国际背景。苏联后期，即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很大变化和调整，东西方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冷战思维逐步弱化，军备竞赛已经不是主流，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逐步降低。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却越来越严重，因此，非传统安全理论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重点防范的对象。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往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互为诱因。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形势再次发生剧烈变化。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丝毫没有减弱，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次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入侵主权国家，推翻合法政府，搅乱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使更多国家面临着既要应对来自外部军事入侵威胁，又要防范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向本国的渗透和蔓延，同时还要面对和解决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就是说，各国需要面对的是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方面的威胁与挑战。这是世界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三）新安全观与中国的贡献
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和主张构成一个国家的安全观。不同国家对安全的看法和主张也不完全相同，各国会因周边环境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以及政治体制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安全威胁。按理说，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应该是共同的，如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环境保护、海盗，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和统一行动。对不同制度国家采用双重标准成为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和手段。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只关心自身安全，不关心他国安全，甚至不惜用牺牲别国安全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造成新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新的军备竞赛。在欧洲，西方用北约东扩和以防范伊朗导弹威胁为名在俄罗斯边界修建导弹防御系统，不断挑战俄罗斯国家安全底线。在亚洲，美国大力推行“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挑起东亚南亚国家间矛盾与争端，拉帮结派，消除异己，拉拢少数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打造亚洲版北约，站在了欧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对立面，造成欧亚地区国家间关系高度紧张。老的军事联盟——北约的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张以及亚洲新军事联盟的形成大大增加了相关地区军事冲突的不确定性。不仅中国、俄罗斯等非美国盟国面临着巨大威胁，即使是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以及那些所谓的美国盟国，也并没有体会到更多的安全感。
近年来，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四处泛滥，很多国家深受其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根源，大家都明白造成这种严峻安全形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错误的政策。关于这一点在媒体和专家学者论著中已有大量描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西方国家对世界安全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另一个错误做法，就是采用双重标准来对待恐怖主义问题，多次以反恐为名推翻他国政权，导致很多地区陷入无休止的动荡，安全形势严重恶化，最后连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吞食自己种下的苦果。
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中国做出了极大贡献。中国是较早提出新安全观的国家。早在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就全面阐述了中国“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出应该“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注，促进人类共同安全”。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习主席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不搞对抗”“合作共赢”“共同安全”的安全合作新理念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世界形势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多年来，中国一直都是这一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二 为什么中亚安全与稳定问题非常重要
安全与稳定是每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不仅仅关系到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这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安康，同时对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会产生极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中亚国家的首要任务
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始终都把安全和稳定当作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其缘由自然不言而喻。自独立之日开始，中亚国家就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国家政权需要建立和巩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政权虎视眈眈；国家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外交上既要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又要努力得到西方社会承认，融入国际社会，必须搞平衡外交，但这个度很难把握；由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法律基础很薄弱，机制也不完善，腐败现象屡禁不绝，国家财富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引起民众强烈不满；经济上遇到的困难难以克服，苏联时期劳动分工形成的产业布局导致独立后产业结构失衡、产业链断裂和企业大量倒闭，企业员工失业，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这一时期是中亚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是其政治、经济体系重新构建的时期，也是各方面矛盾容易集中爆发的时期。塔吉克斯坦独立不久就发生内战，一直到1997年才结束内战。2005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两次非正常政权更迭。这些说明独立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都比较脆弱，任何一件偶发事件都有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与稳定体系发生系统性崩溃。这也是一些人不看好中亚国家发展前景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中亚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全球视野看，世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多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其中最严重的要数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错误的中东政策是导致中东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如今，西亚北非等一些地区冲突严重，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战乱不止，IS恐怖组织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地区，并努力向阿富汗扩展。世界主要国家，也包括中亚国家，都有相当数量的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等地参加“圣战”。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正像瘟疫一样向世界各地蔓延，互联网成为极端思想扩散和渗透的重要渠道。还有一些思想极端者，虽然没有去中东参战，但被互联网等一些媒介洗脑后也走上与人民为敌的犯罪道路。除了日益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外，应对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水资源和边界争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已经成为中亚各国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的急迫问题。
本书讨论的中心内容主要是中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完成本项目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内部因素是影响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主要因素，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领域。本书有四章涉及这方面内容，分别是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影响中亚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制度因素；中亚安全的经济因素；影响中亚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因素。由于篇幅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我们无法对中亚非传统安全范畴内的问题面面俱到，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尚未研究的部分或者在以往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中已有所涉及，或者将是我们今后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二）中亚安全与稳定对周边国家非常重要
研究中亚的学者经常会提到中亚地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提起中亚，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提出的“心脏地带理论”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那本著名的《大棋局》及其对亚欧大陆重要性的描述。中亚地区正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于是就有了“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说法，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参与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充足理由。那些推崇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学说并准备参与中亚大国竞争的国家显然有着自己的打算。有的国家虽然在距离上远离中亚，却把中亚看作自己的“邻居”，有的干脆直白表示在中亚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对一些国际势力而言，控制中亚是主要目的，因此它们不希望中亚太安全，太稳定，这会增加它们介入中亚竞争的难度与成本。只有把水搅浑了，它们才可能来这里浑水摸鱼。
从地理位置上讲，中亚的邻居北有俄罗斯，东有中国，南有阿富汗、伊朗，西面与外高加索阿塞拜疆隔里海相望。除阿富汗以外，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基本都属于比较平静安宁的地区。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促使中国、俄罗斯、部分中亚国家于2001年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随后蒙古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白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是以中亚地区为核心，基本覆盖了周边地区，是维护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国际合作机制。
对于中亚周边国家来说，中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彼此是邻居关系。中国有不少俗语、谚语和成语说明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如“邻家失火，不救自危。”“远水不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平安，自己也平安”等。相信在其他国家，在不同民族里都有类似的谚语和俗语。周边国家重视中亚安全问题，是因为相信如果中亚出现问题，相邻国家都会被波及。
中亚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对邻居们来说也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和中心地段，是连接东亚与西亚、东亚与欧洲、亚洲北部俄罗斯与南亚的重要路上通道和交通走廊。历史经验表明，中亚地区安宁和稳定了，它的桥梁作用就可以很好发挥出来，东西方陆上贸易就会繁荣和发展，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交流就会充分。中亚地区如果陷入混乱，这种混乱不仅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而且也会中断陆上交通，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贸易自然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周边国家都希望有一个能够长期保持和平与稳定的中亚。
中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中亚是世界许多国家能源（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未来可能还包括电力）的重要供应者。向北，过去中亚国家生产的天然气、石油通过俄罗斯大量销售到欧洲；向西，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到土耳其港口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已经运营多年；向东，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最终到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以及哈萨克斯坦至中国的石油管线都早已投入使用；向南，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和中亚—南亚输变电项目（CASA-1000）已经开始动工兴建。未来，至少在新能源彻底取代化石能源之前，中亚在世界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很难被削弱。
以上事实说明，中亚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已经被牢牢捆绑在一起，一个覆盖欧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三）中亚安全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
中亚国家安全与域外势力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世界上很少有地区如中亚国家那样，其安全受到域外力量（这里主要指国家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以至于有人得出结论，认为中亚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这种论调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也是我们在前面用大量篇幅讨论中亚安全内部因素的动机之一。但我们也承认，世界和地区形势以及域外力量确实能够对中亚安全与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有时甚至是主要影响。域外大国的中亚政策和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在特定时期内对中亚安全形势变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书有两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形势与中亚地区安全，二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对中亚安全与稳定的影响。作者没有把大国在中亚的竞争看作“零和博弈”，基本上都是从正面角度看待外部世界与中亚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亚国家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中亚国家之间有不少矛盾，水资源利用和边界纠纷只是其中之一。在与域外大国关系上，中亚国家奉行平衡外交政策，努力搞好与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国家、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关系，但总体上，西方世界对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接受程度较低，对中亚国家领导人长期执政多有质疑，总想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这应该属于另一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除了大力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建设外，中亚多数国家应对传统安全和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方法是与俄罗斯建立军事同盟，依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来保障自身政权安全。除与俄罗斯进行双边军事合作外，在多边框架下多数中亚国家还参加了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双边加多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丧失了部分主权，但中亚国家在这方面可选择的余地不多。
过去我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今世界，国家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逐步降低，传统安全威胁会越来越少，非传统安全威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传统安全的威胁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虽然面对惨烈的战争后果，个别西方国家有时也会进行总结或检讨，但其后来人极少能够汲取教训，依然会前赴后继地去犯前人多次犯过的错误。对一个主权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或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一个国家联盟。它们在侵犯别国主权的时候往往会找出一大堆理由来强调自己入侵别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造成的后果是无法逆转和修复的。中亚一些国家正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才放弃了幻想，并与俄罗斯结成同盟。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当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主要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亚地区的传统安全保障更多是由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承担。
本书出版面世之际正逢中亚国家独立25周年。回顾25年来中亚国家走过的路程，我们惊奇地看到，中亚国家积极主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在发展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一直面临传统的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和挑战，但中亚国家这些年保持了基本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中亚各国都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本国政治体制；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建立起主权国家基本架构和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较好维护了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国际社会成功地站稳了脚跟。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国家积累了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斗争、保障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丰富经验，其中很多值得别国学习和借鉴。我认为，中亚国家25年来的稳定与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贡献。三 中亚安全与中国
中亚安全和稳定与中国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中亚的重要邻国，中国有理由对中亚安全与稳定给予更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高层互访、越来越密切的民间往来、不断增多的经济合作项目将双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关系研究不但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俄罗斯、中亚国家学者关注的重点。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后，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其安全与稳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更成为中外学者绕不开的话题。虽然中亚安全与中国关系方面的内容在我们的这部专著中只占一章，但篇幅是各章中最长的，这足以说明这部分内容在我们课题组专家心目中的分量，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研究中亚问题最终的落脚点。（一）中亚与中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中国与中亚直接接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与中国有近3300千米的边界线。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然与中国没有直接接壤，但也算近邻。中亚在古代就是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区域，因此中国与中亚国家不但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在现代更是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当然，文化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之中。
中国与中亚国家有数量较多的跨界民族，两地人民文化相通、血脉相连。如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在中国称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在中国写为乌孜别克）、土库曼族（中国的撒拉族被认为历史上曾是土库曼民族重要的一支）、俄罗斯族、东干族（在中国为回族）、鞑靼族（在中国称塔塔尔族）、朝鲜族等在两边都有分布。他们或主体在中亚，或主体在中国，在另一方只有少量分布。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民众往来日益频繁，民间交往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苏联时期，在相当长时间里中苏关系紧张，中亚地区成为苏联与中国对峙的前沿。那时中国从中亚方向感受到的是来自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苏联后期，中苏关系明显改善，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的边界紧张状况也得到逐步缓解。苏联开始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苏联解体了。中亚国家独立以后，以中国为一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另一方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最终，中国与这四个邻国通过谈判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消除了双边关系中最大障碍，从而加强了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为以后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安全领域，一个安全、稳定的中亚对中国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阿富汗形势日趋紧张和恶化、西亚北非深陷动荡危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中亚成为中国西北方向重要的安全屏障。这是人们过去对中亚与中国安全关系的普遍看法。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对中亚国家也很重要。一个安全、稳定和强大的中国是中亚国家得以持续维护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障。这一点过去说得真不多。
在经济领域，中亚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亚是中国能源与矿产资源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中亚也是中国与西亚、与欧洲之间重要的交通走廊。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发展中也有中亚国家的很大贡献。中亚国家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它们都是新独立国家，家底比较单薄，经济基础薄弱，抵御经济危机能力有限，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趋缓，消费市场萎靡不振，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发展中国家本币大幅贬值。这些都给中亚国家带来相当大冲击。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在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快速发展后，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中国愿意与周边友好国家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愿意与中亚国家一起克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
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得到中亚国家积极响应，表示愿意借助中国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中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领导人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全面对接的决心，以及广大民众的热烈期盼和大力支持，使中亚地区毫无悬念地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社会才能实现长期稳定，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中亚国家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说，不论在安全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都相互需要。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两大目标很有可能首先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实现。
人文领域合作是双边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民心相通的大问题，是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过去人们不太重视人文合作，一方面是人文合作需要较大投入而见效很慢，另一方面对中亚来说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文化交流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人文交流严重滞后导致中亚国家民众对中国不了解、不信任，导致“中国威胁论”在中亚不少地区很有市场。这也难怪，过去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确实太少了，多数民众都是通过俄语和英语媒体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但这仍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短板。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实施，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新形势对双方人文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亚国家年轻人大量到中国留学和这些国家中学和大学中对学习中文的强劲需求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政府需要及时出台相应政策，尽可能满足中亚国家人民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的需求。（二）中亚安全与稳定是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
在这部书即将编排完毕的时候，中亚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2016年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遇恐怖爆炸袭击；另一件是9月2日晚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宣布乌总统卡里莫夫因病去世。两件事都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巨大反响。虽然对中国大使馆进行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真正要针对的目标出现了新的疑问，但显然恐怖组织针对外国使馆发动袭击本身就说明中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这种袭击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与恐怖势力进行斗争将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中国推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会在安全方面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我们相信中亚国家和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会向邪恶势力低头，不会退缩，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卡里莫夫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的领导下乌兹别克斯坦长期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稳步发展。他积极推动乌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老总统的去世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安全形势和社会稳定的担忧。在此之前的三四年中，有关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谁将成为老总统新的接班人以及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两国能否继续保持稳定的讨论一直都在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机构运转正常，权力接班正在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虽然这一过程尚在继续中，但不少人已经松了一口气。人们对卡里莫夫总统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形势的担忧属于正常情况，这样的担心可能是对乌兹别克民族缺乏深入了解所致。我同意一位哈萨克斯坦学者的观点，在乌兹别克斯坦政权过渡过程中乌兹别克民族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将起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以乌兹别克为主体民族的乌兹别克斯坦人民以具有深厚、悠久的传统文化而著称，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集体观念强，对极端宗教思想和西方思想侵蚀高度排斥，对西亚北非动荡传入中亚保持高度警惕。在政权平稳交替过程中，这些优秀品质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为我们研究中亚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是由于中国与中亚关系的重要性，中亚国家安全与稳定一直是中国中亚研究学者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编的《中亚国家发展报告》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中，始终将中亚安全问题放在突出的地位。在历届国内外中亚问题研讨会上，中亚安全与社会稳定都是研讨的重点内容。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创新工程，“中亚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创新项目之一，这部即将出版的《中亚安全与稳定研究》便是这项创新工程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学科对自己长期研究中亚安全与稳定问题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我们特别重视与国内外学术界在中亚研究领域进行交流，愿意与同行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以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纠正我们以往不准确的看法或结论。我反复强调这本书属于阶段性成果就是想表明一种态度，即虽然我们的课题即将结束，但我们对中亚安全与稳定的研究不会中止。这一领域还有很多空白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的同事们。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一起完成了许多重要项目，为中国中亚研究贡献了力量。同事们一直都很勤奋，工作起来不要命，让我十分感动，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也特别感谢长期以来对我们研究工作给予极大关怀的院所两级领导和单位各部门同事，你们是激励我们学术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我还想感谢国内兄弟单位的学术界同人，在编写《中亚国家发展报告》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中你们一直都在给予我们坚定无私的支持。吴宏伟2016年10月6日于北京第一章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第一节 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总体描述
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基本上都选择了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来自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双重压力，因此，中亚国家的决策者被迫做出选择，即在加强总统权力的同时采取了一些低限度改革的举措，以缓解这种压力。2012～2014年是中亚国家的“大选年”，也是低限度政治改革的实施阶段，可以说，中亚国家从2012年开始进入“轻微动荡期”。
当前中亚形势总体稳定，但风险上升。虽然尚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件，主要是各国加强治理和打击力度，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还处于观望期和准备期，但实际上已是风雨欲来：地区一些长期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冲突加剧，如边境摩擦、社会矛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难以遏制；外部威胁大幅上升。未来中亚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风险普遍上升。当权者与反对派的角力、政治的内斗等非常激烈。
第二，社会状况更加“不平衡”。也可以说“急剧的不平衡”和“极端的不平衡”，前者是指速度而言，后者是指程度而言。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也体现在权力归属、资源分布、财富分配、贫富差距等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的焦点问题上。哪个国家“不平衡”问题解决得好，社会就稳定、发展；哪个国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将危机四伏，甚至是国无宁日。尤其在经济方面，虽有发展，但过于缓慢，迫切需要实现地区内经济一体化，但障碍太多很难实现，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独立20多年并没有解决经济结构畸形单一的问题。社会方面也是问题多、矛盾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群体性事件增多。
第三，外部的压力空前增大。外部威胁（或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阿富汗内乱威胁，二是中东局势影响，三是大国博弈的影响。其中主要的、直接的影响来自阿富汗，间接的影响来自大国的激烈竞争、西亚南亚的局势变化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中亚国家“被输入”了很多政治、经济和安全难题。美国与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临近、阿富汗局势复杂化，恐怖主义加快向中亚“回流”。毒品走私愈演愈烈，贩毒集团和极端势力合力破坏中亚南部的稳定。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国际粮价、油价的攀升，使一些中亚国家出现高通胀、低就业的难题。自2013年以来，俄在中亚势力大增，与哈保持平等密切关系，对吉、塔小国操控力强，中亚国家各自选择亲俄亲美政策，但受乌克兰事件影响，中亚国家都面临对外政策的再次选择，未来有可能选择“第三类国家”即与地区性大国如中、印加强关系。
第四，国际合作的矛盾性凸显。各种各样的国际机制都试图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计划的最终落实面临很多难题。中亚召开了多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也参与了一些新机制，提出了许多推进地区合作的新倡议。但是，新的会晤机制继续重复旧机制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已经成为中亚多边合作中的一种常态。包括上合组织在内，都面临发展的“瓶颈”，成员国的积极性下降，未来的合作重点需要重新确定。俄罗斯、伊朗、印度、日本对中亚的热情很高，战略目的不同，但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这加剧了中亚地区的国际竞争。
与前几年相比，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中亚安全的外溢性显现，以前，中亚通常是外部威胁的“输入国”或“接收国”，近年中亚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开始向俄、向中东、向南亚输出；二是“安全领域之外的因素”影响中亚稳定，包括各国内部激烈的政治角力、中亚国家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水问题、边界问题与一体化问题）、大国在中亚的军事竞争；三是外部环境变化对中亚的影响在加大，除了阿富汗形势之外，中东局势、世界经济变化等，对中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当前中亚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周边地区局势对中亚安全的影响在加重。
首先是中东形势的影响。一是中亚的恐怖分子到叙利亚进行“圣战”，二是中东的宗教极端思想蔓延至中亚，主要是萨拉菲思想。
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到达中东：一是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二是经俄罗斯—欧洲到达。据俄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斯米尔诺夫表示，目前经俄罗斯到中东的中亚恐怖分子有[1]300～400人。这些恐怖分子到中东主要或是参加叙利亚“圣战”，成为雇佣兵；或是与当地恐怖组织融合，建立新的恐怖组织。2013年9月，来自车臣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非法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阿[2]勒颇宣布成立一支武装力量。2013年6月底，在叙利亚的阿勒颇捕获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其中就有土库曼斯坦籍的恐怖分子。也有的人是到中东参加进行恐怖活动的培训。
中亚恐怖分子到中东参战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如中东恐怖主义向中亚输出、中东成为中亚恐怖组织新的受训基地、从中东返回的中亚恐怖分子为害地区安全。2013年年底，在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中心会议上，各国情报机构的代表对此非常忧虑，列举了大量关于中亚恐怖分子到中东参战的数据。等到叙利亚战争结束，这些参战的中亚恐怖分子将会流向哪里？中亚是否会成为他们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1980年代苏阿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中的很多中亚士兵最后被阿富汗人同化，有的倒戈与苏军作战，有的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中亚成为宣传“圣战”的宗教激进分子。在1990年代塔利班执政时期，中亚宗教极端分子又以阿富汗为基地从事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当前是“第三代”中亚宗教极端分子在新形势下采用新的残酷手段从事恐怖活动。他们除了在阿富汗活动外，还到中东进行“圣战”，不仅是积累作战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将接受新的宗教极端思想，寻找新的经费资助者（包括70万散居在中东的乌兹别克人），然后回到中亚地区，这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初现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宣称，2013年8月底，在奥什地区查出并逮捕了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的一个团伙，该团伙自叙利亚潜入，计划在比什凯克和奥什实施一系列恐怖活动。该团伙中有1名哈萨克斯坦公民、2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他们[3]曾参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军事行动。
其次，阿富汗对中亚的恐怖主义影响更加显现。
一是“乌伊运”对中亚边境地区构成威胁。“乌伊运”主要在阿富汗的北部活动，在东部也有。据巴基斯坦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介绍，这些在巴部落区活动的“乌伊运”分子还到处寻找新的难民以补充人数。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靠近土库曼斯坦，也对土安全造成潜在威胁。“乌伊运”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关系密切，并通过贩毒获得经费。
当然，要客观评估“乌伊运”对中亚的安全影响。总体来看，“乌伊运”的影响是有限的：其一，作为恐怖组织，它仅仅对中亚国家的边境进行军事袭扰，很难撼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其二，“乌伊运”在中亚地区之外活动多年，在中亚国家缺乏群众基础，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不复当年，加上缺乏杰出的领袖，今天的“乌伊运”已经算不上是有影响力的组织了；其三，一部分“乌伊运”已经“南亚本土化”，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乌伊运”武装主要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活动，这支队伍中包括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还有中国的维吾尔族人。阿富汗战争10余年来，“乌伊运”一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作战，形成了新的军事理念和战术，也不再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唯一的袭击目标，而是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区立足，发展，企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真正的、纯洁的[4]‘乌兹别克斯坦’”。在巴基斯坦北瓦的“乌伊运”主要受巴塔利班领导，其中有不少武装分子加入了塔利班。并且不断接收来自中亚的[5]武装分子。巴基斯坦前内务部部长认为：“最近几年‘乌伊运’分子完全丧失了理想特质，唯塔利班马首是瞻，转运武器、招募成员、实施爆炸、贩运毒品。他们只对钱感兴趣，只想更多地捞取钱财。”[6]
二是阿富汗的毒情严重。2013年阿富汗鸦片产量大幅增加，比[7]2012年产量增加了36%，已经成为世界毒品生产大国。据俄罗斯麻管局局长伊万诺夫称，阿富汗北部的贩毒组织正在军事集团化，其装[8]备已经很先进。
最后是中亚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政治化问题。
当前，中亚地区伊斯兰化潮流悄然扩散，具体体现是宗教习俗保守化。穿着伊斯兰传统服饰者越来越多，一些地方禁止女孩接受世俗教育，拒绝娱乐和庆祝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设施增多。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登记的宗教组织有2225个，其中2051个是伊斯兰教的组织，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和伊斯兰中心和几个什叶派的组织。[9][10]在吉尔吉斯斯坦有近3000所伊斯兰学校。宗教思潮原教旨化、支持政教合一体制的人越来越多。据美国独立民调机构“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中亚国家中，支持将伊斯兰教法典作为官方法律的居民，在哈萨克斯坦为10%，在[11]塔吉克斯坦为27%，在吉尔吉斯斯坦高达35%。中亚国家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伊斯兰复兴，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的中东宗教极端思想输出浪潮、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宗教极端组织的政治化谋求等威胁，中亚国家还有许多事要做，加之这里面还有西方因素，西方国家在混乱中再制造混乱，将大大增加中亚地区的政治风险。
还有就是有关伊斯兰教育及伊斯兰世俗化问题。20多年来，中亚国家官方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非常低，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经的释经能力不强；官方对伊斯兰教的限制与控制，令正统的伊斯兰教发展缓慢，使原本应该“充满人文内涵”的伊斯兰教渐渐失去穆斯林精神支柱的作用，反而是具有蛊惑精神的宗教极端思想，被许多信徒接受。伊斯兰的世俗化在这些年中也没有大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裹足不前。中亚国家对宗教极端主义中的一些问题没有一致看法，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部门认为伊斯兰解放党并不能构成多么严重的威胁，但乌兹别克斯坦则高度重视这一组织。由于认识的不同，各国的打击力度与方向也不同，这导致一些极端组织会集中在某国或某个地区，势力越来越大，难以根除。
第二，中亚国家缺乏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统一意识和良好的国际法基础以及共同的发展意愿，地区内部矛盾重重，对外则各傍大国，不仅不能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反而由于内部矛盾与大国在中亚的利益不相融合增加了风险。我们看到，1999～2000年中亚出现安全危机时，中亚国家有一些应对恐怖主义的合作，但现在面对共同的挑战，并没有看到中亚国家的一致合作，甚至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合作意愿。对于中亚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如有关边界、水、能源的纠纷等，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或平台让中亚五国之间进行协商解决，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只是想从中得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目前在中亚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机制不多，发挥不了主要的作用，而来自地区以外的各种机制和组织又太多，利益相互牵制，无法从中亚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不能起到推动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良好作用。
第三，边境冲突和边界问题趋向严重，中亚各国难以协商解决。2013年年初发生索赫飞地事件，吉乌边防士兵与居民发生冲突，6月该地再起争端。近年中亚国家边境，尤其是吉乌、吉塔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并且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摩擦事件很容易变成几百人甚至数千人参加的冲突，如2014年5月7日吉塔边境发生边民冲突，参与人数达到2000人，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吉乌边界线长1378.44千米，其中[12][13]1058千米已经勘定，有320千米还存在争议。乌哈边界长2159千米，有很多争议区段，在两国边境经常发生互相射击和非法劫持事
[14]件。除边境地区边防士兵之间的冲突外，贩毒也是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哈吉边境，阿富汗的大部分毒品都借道于此流向海外。吉的边[15]境由于开放程度高和腐败严重，几近沦为“走私走廊”。
第四，毒品犯罪严重。费尔干纳谷地成为阿富汗—中亚最重要[16]的一条贩毒路线。毒品衍生出一系列严肃问题：其一，运毒吸引了贫民、无职业者，甚至还有妇女参加；其二，吸毒人员大量增加，导致犯罪率上升；其三，催生“影子经济”，对合法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其四，毒贩的行贿加速国家机构和权力部门的腐败；其五，影响地区安全，贩毒集团非常希望自己所在的区域形势不稳定，并为此推波助澜；其六，毒、恐联通问题凸显；其七，一些大毒枭谋求控制国家权力，影响政权。未来塔吉克斯坦发生政治贩毒集团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吉南部中心奥什已成为毒品之都，来自阿富汗的毒品在这里分流分销。吉尔吉斯斯坦毒控中心副主任阿尔德巴耶夫[17]（Руслан Алтыбаев）称，这一地区贫困程度非常高。
第五，黑社会猖獗，已触及国家权力核心、深入社会经济领域，对国家发展构成消极影响。在中亚一些国家，黑帮人物在政府高官举办的聚会上大肆行贿，在议会中向某些议员施压令犯罪集团获利，控制食品、酒类、农作物等现象已非常普遍。中亚国家犯罪案件大量增加，黑社会活动影响社会稳定。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有20多个大的犯罪集团。这些犯罪集团不但进行走私等违法活动，而且还控制一些经济产业。中亚国家面临安全恶化和政治风险上升的重大威胁，若毒、恐、黑形成勾连之势，将令社会形势更加复杂，继而影响国家安全和总体发展。第二节 中亚国家面临三股势力的威胁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各方对中亚安全的担心越来越多。的确，当前的中亚不稳定因素增多，呈现出“内忧外患”的特点：“内忧”是指政治稳定性、经济形势、社会问题、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在上升；“外患”是指来自大国博弈、阿富汗形势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在增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复杂；地区安全形势受外部因素影响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受阿富汗形势和中东乱局的影响较多；中亚国家内部稳定受到严峻挑战，安全难题呈现复杂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在地区安全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主要威胁之一便是宗教极端势力抬头的问题。本文以2012～2013年上半年为考察时间，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一 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尚未成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
与之前相比，2012～2013年，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确呈现上升态势，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袭击事件增多，塔阿边境地区武装分子越境趋向失控，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活跃，并且向北部发展，政治化倾向明显，等等。人们还非常担心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再“杀回”中亚，以及2014年之后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扩散将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危机。
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袭击事件较多，目标主要是警察和权力机构，形式上有团伙也有个人，并且自杀式袭击增多。“哈里发战士”[18]（Джунд аль-Халифат）成为哈主要宗教极端组织，他们多次表示[19]对在哈发生的一些恐怖事件负责。此外还有西哈萨克斯坦州的一些极端组织，如乌拉尔斯克的恐怖主义小组，这个组织主张建立伊斯[20]兰国家，并策划袭击行动，后被警方破获。在塔阿边境地区，不仅有毒品和走私贩子频繁往来，还有以反毒和运毒不同面孔出现的塔政府官员，出入更多的还是那些成分复杂的武装分子——塔前反对派武装残余力量、“乌伊运”等恐怖组织成员、来自中东和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圣战”分子。据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称，[21]（中亚的）武装分子越过达尔瓦扎山到达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在美国国务院2008年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份报告中（报告由美国中情局完成）强调指出，2006～2008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由5000人增加到1.5万人，其成员主要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称，支持伊斯兰解放党的居民在增多，该组织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吉尔吉斯斯坦只有30%～40%的伊玛目接受过专业理论教育。当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等各方面情况不尽如人意时，宗教激进主义的传播就会继续扩大。土库曼斯坦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也在悄悄增加。2013年6月底，在叙利亚的阿勒颇捕获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其中有土库曼斯坦籍的恐怖分子，他是在阿什哈巴德接受培训的。萨拉菲主义在土库曼斯坦不仅存在，而且有扩散的趋势。近年来在土库曼斯坦能观察到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趋势。比如在达绍古兹，出现了还不到35岁就留着长胡子的青年人，他们号召当地居民严格遵循宗教模式生活，甚至当地还有中[22]学生频繁参与清真寺活动。
第二个特点是，当前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内生性和政治化倾向比较明显。
首先是有一些内生的极端组织，如2010～2011年在比什凯克制造一系列袭击事件的“公正统治军”。土库曼斯坦也出现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内生”性极端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区内部极端主义思潮涌动、社会矛盾激化。这些小型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特点包括：（1）大多来自地区外部，或者是地区内原有的宗教极端势力残余部分改个称谓；（2）大部分组织影响力有限，活动能力不强，一般以宣传极端思想为主；（3）一些小型极端组织积极寻求境外支持，谋求与境内外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对接，从事暴恐活动；（4）大多有跨境活动特点，主要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流窜。
目前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南部，还在向北部扩充。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Ш.阿塔哈诺夫（Шамиль Атаханов）强调，在吉宗教组织中最具危险性的代表是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解放党的政治意图日益明显，并常常在各种场合中阐明自己的政治纲领，一些高层成员甚至能对执政当局施加某些影响。在2013年5月库姆托尔金矿抗议事件中，伊斯兰解放党也参与其中，煽[23]动群众。
第三个特点是，宗教极端思想不断扩散。
在哈萨克斯坦，萨拉菲分子主要在西部、南部的大、中城市中活动，并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萨拉菲主义者有很多穆斯林拥趸，塔接受萨拉菲主义的教职人员正在大量增长。“萨拉菲”问题对中亚的危险性在于，首先，萨拉菲主义非常具有吸引力和煽动性。萨拉菲思想流行于中东，吸纳了大量政界、宗教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如果萨拉菲思想中的激进主张进入中亚，将有可能与当前中亚宗教极端思想形成契合，变成新的思想武器。其次，近年在中东政局变化中，萨拉菲政治势力异军突起，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沙特为中心的“萨拉菲派新月”，与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新月”和旧有的逊尼派抗衡。萨拉菲政治影响力在迅速扩张。这种样板作用对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是极具诱惑的。最后，在萨拉菲思想基础上衍生出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如“渎神与迁徙组织”“圣战与统一组织”“黑旗组织”“圣徒组织”等，除了在中东，还在与中亚相邻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活动，这些组织以破坏国家安全统一、挑起宗派仇恨为主要目标和手段，杀伤力强，影响恶劣，如果它们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合作，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增多，形式多样化。与之前相比，其传播方式有变化，之前的传播方式是散发传单，在清真寺进行煽动，以及创办地下宗教学校等。当前由于中亚各国打击的力度增大，许多传播方式具有更加隐蔽的特点，如举办家庭讲经班、儿童讲经班，或在校园传播极端思想，鼓励戴伊斯兰头巾等。二 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上升的原因
前些年，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受外部影响较大，目前形势变化则是由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主要是受阿富汗局势、中亚内部权力交接、中亚国家社会矛盾、西亚北非动荡的影响。
第一，中亚安全形势受外部因素影响程度加强，“阿富汗综合征”带来的压力更加直接。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形势的发展变化牵动着相邻中亚国家的神经。首先，撤军后阿富汗有可能再度发生军阀混战，这将对中亚安全直接造成冲击，令中亚国家十分忧虑。其次，作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强硬后台的塔利班试图在撤军后尝试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中亚国家担心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回流中亚。中亚学者普遍认为，[24]2014年以后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将非常大。事实上近两年来的情况表明，这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回潮已经开始，巴阿一些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成员，尤其是来自中亚的成员，回流的情况比较多，特别是在塔吉克斯坦发现的此类人员更多一些，如2013年7月被审判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安拉之战”两名成员都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民，在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并接受训练后，又返[25]回塔吉克斯坦进行“圣战”宣传。最后，阿富汗毒品给中亚安全和社会领域带来严重的后果，作为毒品“运输走廊”的中亚也成为国际贩毒集团觊觎掌控的对象，在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就会尽可能制造混乱。
第二，西亚北非形势对中亚十分不利。
中亚几个国家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对于“阿拉伯之春”十分警惕，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官民矛盾。
政治乱局中伊斯兰教的势力强劲崛起，成为中东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东进入什叶派和逊尼派抗衡时期，教派冲突明显，在未来可能更加激烈。什叶派与萨拉菲派的激进色彩会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示范效应，甚至会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新的意识形态来源。在中东乱局中，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恐怖势力会更加猖獗，对中亚造成直接影响，例如，近年在哈萨克斯坦十分活跃的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的领导人之一卡尔萨拉乌伊（Moezeddine Garsallaoui）是瑞士籍的突尼斯人，曾是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的领导人之
[26]一。此外，中亚国家的境外政治反对派也在加紧活动。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政治反对派联盟“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运动”于2012年6月29日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联合大会，联盟主席М.萨利赫（Муххамад Салих）呼吁人民“起义”推翻现政府，并不断在西方发表谴责卡里[27]莫夫总统的言论，他认为“阿拉伯之春”表明民主和伊斯兰教是[28]可以联合的，这显然十分符合当前中亚人权分子的口味，也为未来宗教极端势力与政治反对派可能的合流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境外塔吉克人成立的“塔吉克斯坦国民运动”也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频频活动，并谋求参加塔吉克斯坦2013年的总统大选，影响国家政治进
[29]程。
中亚各国执政当局对地区内种种“中亚之春”的迹象十分忧虑，[30]纷纷采取强硬措施，如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完善有关国家安[31]全的法律法规，打压国内反对派，限制宗教团体活动，整顿互联
[32][33]网，控制大众传媒等。这一系列措施引起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加上权力部门有时借此欺压百姓，激化了官民矛盾，也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亚国家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把柄。
第三，中亚国家内部稳定受到严峻挑战，安全难题呈现复杂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安全领域中的各个问题相互缠绕、互为因果，无法把安全问题从当前地区内的各种问题中单独剥离出来进行研究论述。
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在增加。哈、乌两个中亚大国面临权力交接，继承人情况不清楚，导致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中亚国家政体不完善，政党政治不成熟，威权盛行，精英之间的矛盾突出；各国普遍对强力部门的依赖程度大；大国或邻国的政治影响加强。
中亚社会出现危机的特征日益明显。除了旧有的贫困、人口、土[34]地等社会问题难以解决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情况。其一，粮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2012年中亚各国（除哈萨克斯坦外）普遍出现粮食短缺加重的情况。2012年4月，联合国全球食品项目代表称，吉尔吉斯斯坦有18%的居民食品不足，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贫困居民不得[35]不减少食物的摄取。土库曼斯坦从2012年7月起粮食价格上涨了3[36]倍，对贫困居民影响很大。其二，塔吉克斯坦的社会矛盾悄然积聚。塔土地归农场主所有，农民只能租用土地。农场主对农民层层盘剥，手法恶劣（例如要求农民必须按土地比例缴纳粮食，并与地方官员勾结对抵制者采取拒绝提供医疗服务等惩罚性措施），政府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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