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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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不语试读：
自序 那些和你一模一样的，古人
也算写过不少文章，但从来没有写过自序。谈论古人，总是可以用点历史的后见之明大放厥词或是唱点久违的赞歌，但谈论自己的文字，实在有些进退失据之感，自我吹捧除了酒后失德之外实在说不出口，自我批判又实在显得有些矫情，要是特别不满意这书不出就得了。古人是如何审视于谈论自己的？恐怕也很难，特别是身处权力中心的大人物们，他们的参照系无非是比他们更古的人，他们在各种历史评价中不断调试自己乃至政权的行为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比如，汉武帝这样一生骄傲的人晚年为什么会颁发一份“罪己诏”，他多半也是被秦始皇靡费天下以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梦魇所牵动，不想重蹈亡秦覆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史为鉴”可以看作“以人为鉴”。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秦始皇汉武帝之所以还有意义，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三千年恐怕并不具备什么关键性意义。从大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上来看，我们和三千年中的古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古人爱钱，我们也爱钱。类似西晋的王恺石崇斗富，类似刘瑾和珅这样的无边贪欲，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像看身边的故事一样，毫无历史违和感；古人好色，我们也好色。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江山沦亡，唐玄宗晚年躲在杨贵妃的温柔乡中不能自拔，陈后主“城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几千年来我们看得都无感了，但这也仍然不妨碍百年以来仍然可以看到权力与女色的无下限互动；古人为权力所困，我们还是为权力所困。为了权力，帝王家可以泯灭亲情，儿子可以带兵逼老子退位，为了权力，朝廷内部可以有各种版本的朋党之争，这些桥段我们也是再熟悉不过，蒋介石时代的各大地方派系与唐代的藩镇大佬们真的有不同的追求？对爱情，对友情，对亲情，对美食，对穿衣打扮，对排场，对虚荣，对成败……这几千年来，人类面对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拿出一件漂亮首饰，貂蝉会尖叫，范冰冰也会尖叫，充其量是两位女神对“漂亮”的时代定义有出入罢了。是的，读历史有时就是让你去亲近几千年几百年前，那些和你一模一样的人。而正是有了这些和你一样一样的人，你在阅读历史时才会觉得如此有快感，如此熟悉，在历史中遇见某种重大人生选择时，你才得以充满带入感的为之焦虑为之痛悔，“李斯这个笨蛋，要是我就肯定不和赵高合作，帮助扶苏登位，最后也就不会身败名裂了”。前人面对不同情境的正确或错误选择，就好比一部大历史版的“MBA教程”，每个历史故事都是一个“案例教学”。当然，此种逻辑推至极致，就有点太功利化了，但这不就是“以史为鉴”的题中应有之义么！历史的玄妙之处也在于，人是一模一样的人，但情境却在变化。比如，现在的人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胖？那还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构造是针对几千年前的匮乏时代所准备的，我们的身体构造倾向于最大程度的“少消耗，多存储”。这几千年来我们身体没有进化，但生产力却得到大发展，一个为匮乏时代准备的身体怎么耐得住食品过剩时代的折腾啊。陈寅恪先生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钱穆先生讲对本国历史要报以“温情与敬意”。对于那些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古人，我们只能这样。这本书的文章大部分收录于《腾讯·大家》，还有部分来自《财新周刊》，感谢贾嘉、赵琼等腾讯大家的主编、编辑们，还有财新文化的刘芳。没有她们，这本书一定出不来。还要感谢的人很多，都在心里。月旦
纪念杨六郎
1014年，抗辽英雄杨六郎在边关去世。我们可以在小说和评书《杨家将演义》中缅怀。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大时代中，野心勃勃的辽国占据了大宋的东北和华北，狼牙棒武装到牙齿的百万大军亡我之心不死。天佑中华，大宋有一个号称“杨无敌”的名将杨业，麾下还有人称“七郎八虎”的八个勇猛儿子，其中最厉害的当然是六郎杨延昭。在《杨家将演义》的历史世界中，杨业是和岳飞同一层级的盖世英雄，带着八个儿子本可直捣黄龙，奈何因著名大奸臣潘仁美设计陷害，兵败金沙滩。不仅杨业撞李陵碑而死，八个儿子也几死伤殆尽，只有六郎一人顺利脱险，后来成为杨家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在抗辽事业上取得了比父亲更大的成就。他还养了一个生猛的儿子杨宗保，找了一个更生猛的儿媳穆桂英，大破了中国战史上著名的“天门阵”，还有一个天下无敌的孙子杨文广，将抗击外敌的精神薪火相传，最终一举实现了灭辽的壮志，逼得萧太后自缢。总之，传说中不可一世的辽帝国是银样镴枪头，除了没被手撕，在杨家将面前其实不堪一击。热血沸腾之余，请您用一巴掌把我拍出这幕“抗辽神剧”。或者可以这么说，作为一部情节感人的传说，杨家将当然也有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不过但凡让你我热血沸腾的桥段，应当都属编排出来的，比如什么血战金沙滩、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焦赞的抗辽神器“火葫芦”，完全可以看作当下抗日神剧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正史中，杨业和杨六郎当然可以称得上抗辽英雄，比如《宋史》中赞杨六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欧阳修赞杨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但夸张之处在于：第一，他们都不算传说演义中的“抗辽领袖”，在大宋三百年的名将榜上甚至入不了第一阵营，说杨家将是抗辽“中流砥柱”或“主力军”明显是贪天之功了；第二，将其他抗辽盟友丑化成破坏抗辽大业者，这就更不厚道了。演义中的反角潘仁美，也就是历史上的潘美，本是在《宋史》中排位比杨家父子更高的一代名将，但被后世丑化成了大奸臣，甚至摊上了害死杨业的千古罪名。更委屈的是狄青，他是真正的顶级名将，但在演义中也成了和杨家为难的奸臣。甚至“杨家将”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怀疑。第一，杨业在历史上没有那么多猛将儿子，“六郎”杨延昭其实是大儿子；第二，“杨门女将”也是生造出来的，柴郡主、穆桂英、杨排风等等都查无此人；第三，演义中说杨六郎的儿子叫杨宗保，孙子叫杨文广，而《宋史》上很明确说了，没有杨宗保，杨六郎之子就是杨文广；第四，比抗日神剧更过分的是，好歹中国抗战打了八年，最后取得了胜利是真实的，但北宋和辽自“澶渊之盟”之后，百年间几未发生大规模战事，杨六郎以后杨家将打的那些大战本身就是子虚乌有，更别提什么灭辽了。不过，说起灭辽的大功劳，还有一本更有名的书也参与了竞争。在《水浒传》的八十三至八十九回中，宋江带领招安后的梁山好汉展开了对辽战争，辽军基本上很不经打，用了七回就上降表称臣了。有宋一代，是各版本抗辽（金）神剧的重灾区。自南宋到明末清初，流传着各种如杨家将、呼家将、高家将、岳家军此类或夸大或没影的历史传说，据邓广铭先生的考证，就连最接近真实的岳家军传说也存在着诸多虚构部分。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宋朝在军事上积弱乃至亡国，另一方面宋朝各路神圣家族家将传说之多又堪称历朝之冠。总之，在家将传说的历史逻辑中，辽金异族大军通常是家将们的手下败将，以一敌百以百敌万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打不过那就一定是秦桧潘美这样的内部奸臣作祟。作为一种本民族的经典套路，到了晚清，这类神话再次上演，情节微调为政府不抵抗，群众大败侵略军。如中学课本范文《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一个爱国村姑率领一百多村民，带着五花八门的冷兵器，成功突袭五六百英军，怎么看都比抗日神剧还要神。对于心理不健康的弱者而言，在真实历史中无法赢得的胜利和面子，可能只有在演义和传说中聊以自慰了。这或许本是一种祖传的精神胜利法，只是，千年之前的杨六郎不知心中滋味几何？老炮张作霖：他的江湖与国
对于一些人而言，从张作霖被炸死那一刻起，电视剧《少帅》就算结束了。从《少帅》的第一集开始，李雪健就像横空出世一般，带领国人重新发现了张作霖，人物之惊艳，以至于熟读历史教科书的国人们都选择性遗忘了那些不刊之论：张作霖是北洋军阀，而军阀还能是什么好人。被“启蒙”的还不光是观众。《少帅》的总导演张黎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张作霖人物定位控制得比较严。不过李雪健的表演张力十足，力度极大，他的演技让审查的老先生们折服，他们看戏的时候被征服，变成观众了，所以审查起来很宽容。”审查老爷爷们被张黎与李雪健征服并不丢人。在电视的历史剧版图中，如果不考虑《琅琊榜》《甄嬛传》以及《大明宫词》这些不那么纯粹的历史剧，仅就“历史正剧”而言，除了胡玫的《雍正王朝》和《汉武大帝》，张建亚的神作《贞观之治》以外，其他几部经典《大明王朝1566》和《走向共和》都出自张黎之手（《人间正道是沧桑》略差一些），再考虑到他也是《雍正王朝》的艺术总监，说张黎是中国历史剧第一人并不为过，也只有他才能像日本“大河剧”那样稳定持续地生产，不至于让中国历史剧那么容易在能够生产《罗马》《都铎王朝》的英美历史剧面前无言以对。至少我是听说张黎是《少帅》的导演之后，才毅然决定看几集的。而李雪健，尽管近年来严重缺乏代表作，但总还是中国屈指可数的那几位老戏骨之一。或许是命定，李雪健作为演员的成名作是另一位老帅，同样也曾叱咤东北，话剧《九一三事件》中的林彪（1980年），如何演老帅，李雪健30多年前就有数了。每一个老戏骨都有自己的历史资源，而李雪健版的张作霖则结合了《渴望》中宋大成的宽容宽厚大大咧咧、《水浒传》中宋江的义气隐忍野心腹黑、《历史的天空》中八路军司令员杨庭辉的豪气魄力果断识人、《新上海滩》中冯敬尧的江湖狠辣枭雄慈父。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在《少帅》中看到的张作霖。张作霖在荧幕上为何是一个需要“审查”的人物呢？李洁先生在《文武北洋》一书中说：“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而张作霖的负面形象无非主要来自两大方面：第一，他下令处决了李大钊（也算巧合，李雪健第一次演电视剧就是演的李大钊）；第二，他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曾与正义之师北伐军正面为敌。而除此之外，历史教科书最多还告诉我们张作霖是少帅他爹，就对张作霖再无兴趣了。还好，《少帅》来了，以文章出演的张学良被“喧宾夺主”的方式来完成。这也颇是一种中国式的尴尬，帮助公众重新发现张作霖的历史任务竟然要委托一部电视剧来完成。《少帅》无论如何是一部电视剧，其中就会有虚构的成分，但这个李雪健版却是公众得以见到的最接近真实的张作霖。以私而言，张作霖首先是一个“江湖”的张作霖。在张作霖身上，几乎有着一切中国传统江湖英雄人物的优缺点，他应对大小事务的行为模式大抵是江湖式的，是真正的老炮。张学良对唐德刚口述历史时说，父亲有雄才，没有大略；蒋介石有大略，没有雄才。在我的理解中，张作霖的雄才就来自江湖，是雄霸江湖之才。作为江湖儿女，张作霖很讲义气，与他那几个结拜兄弟可谓有始有终。正如《少帅》中那些不断表现的结拜兄弟济济一堂的场景，兄弟帮助张作霖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张作相更是主动放弃接班的机会，在张作霖死后一心一意辅佐张学良；而张作霖在不断上位的过程中，也始终倚重兄弟共享富贵，并未如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更别说像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即使是与他构成竞争关系的冯德麟，尽管两人为了争夺东北领袖曾剑拔弩张，但终究没有兵戎相见。张作霖胜出之后，对这位义兄心存愧疚，在冯德麟落难之时全力营救。脾气火爆的冯德麟失势后常以老大哥的姿态训这位义弟，但张作霖一一忍耐，甚至笑脸相迎，从不争辩，真正做到了热脸贴冷屁股。冯德麟去世后，一如电视剧中的悲痛，张作霖为他举办了49天的盛大葬礼。在对兄弟讲义气的同时，张作霖在处事上也颇为宽厚，有着杜月笙一般的江湖老大气度。他不念旧恶，衣锦还乡之后，对早年陷害过他的地主一笑了之，且赠金以酬谢“逼己上梁山”的“功劳”；郭松龄起事失败之后，他接受张作相的建言，一顿“妈拉个巴子”之后，不仅宽恕了那些“叛军”将领还令他们官复原职；即使是背负着父辈恩怨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也忠实记录了张作霖的不搞株连：“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儿子造反），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账，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二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糊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从某种意义上，郭松龄之败正是忽视了张作霖的“江湖性”，李雪健在剧中有句金句，“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人情世故”。唐德刚先生在《段祺瑞政权》一书中写道，中国当时的道德观念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郭松龄统率的是张家父子的子弟兵，张作霖“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将帅士卒之间有深厚的江湖情感（人情世故），又岂是自恃主义在手的郭松龄能轻易离间的。恐怕，这才是齐邦媛女士一生耿耿于怀的“渡不过的巨流河”之因。据说，张黎曾对李雪健面授饰演张作霖的“五字箴言”：天地君亲师。这是更大格局的传统中国江湖“人情世故”，而张作霖则是更大格局的传统中国江湖英雄。以公而言，张作霖是一个“爱国”的张作霖，这或许就是上述所说的“天地”。唐德刚将张作霖之死比作“殉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张作霖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张作霖在东北的处境远非“东北王”之称那样看似纵横捭阖。根据张学良的回忆，病榻上孙中山曾对他谈及张大帅主政东北的困局：“你们介乎俄日这红白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张作霖的“爱国”也是江湖式的，他在坚守不丢掉一寸土地的底线的同时，应对方式并非如前辈爱国者那样壮怀激烈，或是沦为口号爱国，或是忽视基本面的一味强横，而是充满了草莽英雄的狡黠与身段柔和。当然，这在日后也成为他的另类“爱国”被掩盖被误解的原因。《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曾当面采访过张作霖，在《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一书中评价道，“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张作霖有一个著名的爱国段子。据说他在给日本人题字时落款“张作霖手黑”，随从发现后偷偷告诉大帅“手墨”之下少写了一个“土”字，张作霖笑骂道：“妈拉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有争议的是，张作霖在某些方面并不拒绝“依靠”日本人，比如郭松龄起事之后，他为了得到日本人的支援，允诺了一系列卖国条款。但问题是，张作霖对付日本人一向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有事后不认账之嫌，能拖则拖，能赖则赖。日本人真逼急了，则时有盛气凌人的骂娘威胁之举，大有“你要战，便战”的豪气。就这样，张作霖在软硬之间，隐忍与杀伐决断之间，成功地将日本人的野心拖后了好几年，既不给实质的好处，又留存给对方一线残存的希望，不至于狠心翻脸。在有些人看来，若张作霖不死，九一八事变断不会发生。齐邦媛在《巨流河》中也明显持“捧老帅，贬少帅”的态度：“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1928年6月4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殉国，一个老炮告别了他的江湖与国。伟大的丘吉尔
这么快就50年了。1965年1月24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告别了尘世中的伟大。丘吉尔获得了一个国葬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次为平民举行国葬。30万人哭泣着列队走过他的灵柩，60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包括6位国家君主和15位国家首脑。丘吉尔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他为大英帝国打赢了生死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也见证了甚至亲手主持了大英帝国的漫长葬礼。在丘吉尔1965年去世之时，大英帝国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对于丘吉尔这样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而言，一生犹如梦幻泡影。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1940年5月从辞职的张伯伦手上接过组建战时内阁的重任，用“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带着英国挺过了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却在1945年德国投降之后不久，便经历了一次大选惨败从而黯然下台。对于英国人民的始乱终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他一生以顽固的反共立场而著称，曾将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但就是这位大不列颠最出名的“反共斗士”，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当天，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演说为苏联鼓与呼，强调“任何一个同纳粹主义做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而后也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又是这位苏联“忠贞不渝的朋友”，在“二战”刚结束几个月之后，便针对苏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好吧，这就是丘吉尔。一个充满争议的悖论者，一个有着数张面孔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政治家无论丘吉尔是谁，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从他1900年当选议员步入政坛算起，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政治生涯长达60年，其间数次穿梭于内阁，在1940年和1951年两任首相。不过，丘吉尔作为政治家的所有伟大与荣耀，都是来自于“二战”中的国家领袖，他拯救了濒临战败的英国，而战争则成就了他的伟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自动忽略那个1900-1940年期间的政治家丘吉尔，虽然他当选了无数次议员，做了无数个头衔的内阁大臣（内政、海军、军需、殖民食物、陆军、财政），但最恰当的评语可能还是“平庸”。请原谅，我竟然遗漏了丘吉尔在“二战”前的一大闪光点——预言家。在“二战”前那个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丘吉尔几乎是英国政坛中唯一始终大声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对裁军的异议分子。很不幸的是，战前的英国完全沉迷于首相张伯伦的浪漫和平主义之中，一次次的屈服于希特勒的战争讹诈。当1938年9月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得意扬扬地高喊着“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国时，丘吉尔却在议会公开宣称“一切都结束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自然，一年后的“二战”爆发完全证明了丘吉尔的预见。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在希特勒崛起之初就听从了丘吉尔的盛世危言，及时地阻止希特勒的野心和实力膨胀，那么“二战”很可能就会打不起来，如丘吉尔所说：“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巨大的悖论在于，如果“二战”没有爆发，对于英国和全世界固然是幸之大幸，但丘吉尔就会丧失了可能是成就他伟大的唯一机会。或者这么说，英国历史上至多会多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家丘吉尔，而世界历史上会少了一位“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2002年BBC一次著名的票选结果）。而预言家么，预测对了又能怎样，不过是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之流。谈论大政治家丘吉尔，必须回到“二战”。在我看来，丘吉尔在战争中的政治贡献主要有三点。先说第一点，在战争的逆境中，丘吉尔显示出了近似非理性的胜利信心和不屈的战斗意志。丘吉尔是在1940年5月10日傍晚成为英国首相的。尽管丘吉尔对此表现得和官迷一样兴奋，但实际上丘吉尔从前任张伯伦手上接手的是一个面临崩盘的烂摊子，从空中、陆地到海洋，大英帝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连续挫败。上任后仅仅一周，德军就突破了法国的战争图腾马其诺防线，法国战败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上任后，丘吉尔很快就在下院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说，大大振奋了沉浸于失败主义情绪当中的议员老爷们，“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大家”。演说的关键词是“战斗”和“胜利”，前者针对的国内与希特勒媾和的声音，后者针对的是失败主义者：“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们的政策是努力战斗，在海上、在陆地上、在空中，尽展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与一个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残酷暴君战斗，这便是我们的政策。你们会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够用一个词来回答你们，这就是胜利。”战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丘吉尔的“大话连篇”。仅仅两周后，也就是5月底，英法联军已经全面溃败，被德军包围在敦克尔克。当时的问题已经不是法国会不会战败的问题，这简直是肯定的，而是英国人能从敦刻尔克撤回多少人。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国人，尽管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但实际上将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海峡对岸，英国正面临被德国全面入侵的风险。丘吉尔此时的乐观再次令人瞠目结舌，“我厌倦了总是防守”，打算反攻“袭击敌人的领土”。当国家美术馆馆长建议把最贵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时，丘吉尔真诚地回答说：“一件都不用送走，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从各种资料来看，丘吉尔在“二战”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鼓舞士气”那么简单，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最后的胜利，哪怕眼前的战局是如何的令人绝望。但无论如何，英国人真的被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深深打动了，即使天空中布满了德国空军的黑十字。当丘吉尔视察一个有数十人丧生的防空洞废墟时，幸存者和死者家属的疾呼将他湮没，他们迅速将悲伤抛之脑后，大声地向丘吉尔喊道：“我们知道你会来的，我们能经受得住德国佬的轰炸，狠狠地回击他们。”丘吉尔的信心显然比德国空军的所有炸弹加起来还要充足。他发明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胜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按照现在的轰炸速度，德国人大约要花10年时间才能毁掉伦敦，不过在10年结束之前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纳粹政权身上”。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尔咒死了。希特勒可能至死都无法明白，法国人投降了，大半个欧洲都臣服于第三帝国，但为什么英国人仍然孤军奋战，在看似绝无希望的战局下，一次次地拒绝了他宽宏大量的“谈判呼吁”。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碰上的是丘吉尔，一个看似忽略一切现实条件的死硬乐观派，一个“现实扭曲力场”比乔布斯还强大的男人。可以将蒋百里先生的那一句抗日名言送给丘吉尔先生：“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英国陆军被赶出法国，不降；法国人投降，不降；德国潜艇每月击沉几十万吨英国船只，不降；英军狼狈撤出希腊，不降；隆美尔在非洲不可一世，不降。那么，当英国空军打赢了“不列颠空战”之后，自然就更不会降了。不过，很快，丘吉尔就惊喜地发现，英国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此时也就顺势进入第二点了，当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迅速抛弃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一手组建了“抗德统一战线”。1941年6月22日上午8点，当丘吉尔得知德军入侵苏联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告诉BBC，今晚我要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在这次著名演讲中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不念旧恶”的决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如果说此时的斯大林还在将信将疑的话，第二天，他就听到了一则让他打消疑虑的好消息：6月23日，为了尽可能地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丘吉尔下令英国空军对法国北部的德国军事目标实施一系列密集轰炸。几天后，丘吉尔又向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大礼：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东线战场情报。相比丘吉尔在公开演讲中的感动世界，我更愿意相信丘吉尔私下里回应他与斯大林结盟的那句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尽管丘吉尔在内心中并未放弃他对苏联的仇恨（这可以在几年后的“铁幕演讲”中看出），但他此时对斯大林的种种援助无疑是真诚有力的。在苏联抵抗德军最危急的时刻，丘吉尔的船队冒着北极航道的种种危险向苏联的军港运出了一船船救命的战备物资。当然，你可以说，丘吉尔也多次拒绝了斯大林要求英（美）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这或许对减轻苏联的压力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丘吉尔和英国而言，他们当然有权利选择那些对英国更有直接利益，代价更小的战场对德作战。毕竟，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作战，而是是否作战。对此，我们难道还有理由去怀疑丘吉尔消灭纳粹德国的决心么？如果说苏联的参战让英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危局，那么，仅仅几个月后，丘吉尔将迎来他盼望已久的战争盟友——美国。这也就进入了第三点，丘吉尔在“二战”中一以贯之的国策：尽一切力量争取美国的援助，美国参战后他则甘心作为罗斯福身边的那个男人，直至结束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丘吉尔在知道美国遇袭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饰他如愿以偿的满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回忆说，当时他就断言“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过就是“把占压倒性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地运用罢了”。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丘吉尔惊人的前瞻性和自信心。在德军已几乎占领莫斯科之际，在日本海军几乎干掉整个美国太平洋海军之际，丘吉尔已经提前数年断言了胜利，因为他知道，美国终于来了。用历史的后见之明去审视丘吉尔当时的信心来源，会发现整个自信偏执狂竟然是如此的理性，“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勠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或者三倍于他们敌人力量……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结局不再有什么疑虑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丘吉尔决心孤军对付德国那一刻开始，他已将美国作为自己潜在的盟友。他在败军之际所有的信心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对美国参战的自信。事实上，在美国参战之前，丘吉尔就已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对美外交上，一步步把半推半就的美国拖上了英帝国的战车。丘吉尔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获得了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予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之后，丘吉尔就匆匆去到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那里，他获得了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承诺，美国的庞大资源将首先用于解决德国。从那时起，孤胆英雄丘吉尔就变成了罗斯福身边的配角。丘吉尔清楚地知道，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必须收敛日不落帝国首相的高傲，向新贵盟友俯首称臣。我想，这也正是丘吉尔的伟大之处。1955年4月，丘吉尔在主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给他的同僚们留下最后一条建议，“不要和美国人分开”。直到今天，英国的政治家们依然在遵循着这条政治箴言，丘吉尔泉下有知也当足慰平生了。三流的军事家是的，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赢了一度陷入必败之局的那场战争，但或许丘吉尔本人都不愿意承认的是，是他在政治上的卓越领导力帮助他打赢了战争，而不是他那拙劣的军事指挥能力。刻薄点说，后者添的乱没有改变战争大势，就谢天谢地了。“一战”前，丘吉尔就曾任英国的海军部长，但他这一段最让世人所铭记的经历是，他的坚持导致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之中。在这场史称加利波里战役当中，协约国军队丧失数十万，成为“一战”中英军最为屈辱的几场败仗。结果是，丘吉尔引咎辞职，而他的对手凯末尔则借此成为土耳其的民族英雄。在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不厌其烦地推销着自己的战争哲学：应该躲在战壕中消灭敌人，不要将宝贵的兵力耗费在西线的进攻战之中。“二战”爆发之初，丘吉尔就被迅速打脸，他的战争哲学和法国人的马齐诺防线一块儿被德国人的闪电战压碾得粉碎。在各种历史资料和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当中，可以看到他各种自鸣得意的军事决策，我真的很佩服丘吉尔，他竟然非常忠实地将这些写进回忆录当中，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是多么“天才”的军事家。在军事上，丘吉尔的天才和希特勒高度一致，酷爱跳过正常的军事决策程序直接向前线发报（貌似蒋介石也有这个特点），而且惯用“死守”、“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的措辞来指挥前线战事，从北非到东南亚，处处可以见到天才军事领袖的语录飞过。而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军很多明明可以提前突围的战事因此变成了一场被包围全歼的惨败。比如在新加坡陷落前，丘吉尔给前线发去的指令竟然是“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把弹药花光，撤出是决不容许的”。在人类军事史上，可能还真从未有“用弹药向敌人射击”这样有内涵的高层军事指令。总之，丘吉尔作为军事家的最大幸运是，他后来碰到了不太听他话的蒙哥马利，同时，他有着无穷的美国弹药和装备可以用来“射击”。更大的幸运在于，英国竟然顶住了丘吉尔的负能量打赢了，否则他会像希特勒一样背负着无数乱指挥的段子被后世嘲笑。过时的帝国主义者1940年6月，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激励英国民众：“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们的责任，以便在大英帝国存在一千年之后，后世可以说：‘这是先辈们最光辉的时刻’。”丘吉尔当时肯定无法想到，短短二三十年之后，这个幻想中的“千年帝国”就成了历史的尘埃。问题在于，大英帝国明明打赢了“二战”，却输掉了帝国。从青年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保卫大英帝国，使之千秋万代。对于丘吉尔最大的悲剧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伟大政治家，这样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他眼前土崩瓦解，而他却只能束手无策在一旁见证历史。当所谓的伟大遇见历史大势时，只能哀叹时不利兮。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丘吉尔决定要单枪匹马同德国死磕之时，大英帝国就已注定他的命运。为了与强敌作战，丘吉尔基本上卖空了帝国，将所有的黄金储备都交给了美国换取武器装备。一个丧失了经济实力的国家还能奢谈什么帝国呢？更何况，丘吉尔所选定的盟友美国偏偏是英式帝国主义的天敌。罗斯福曾讽刺说“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其中的鄙夷之意跃然纸上。在援助大英帝国抗德的同时，美国实际上也在悄然进行着拆解大英帝国的前期准备工作。有一次，罗斯福还逼迫丘吉尔将香港归还中国，甚至还鲁莽地提出了印度问题，从而引起了丘吉尔的大爆发，反击说应该派一支监察队到美国南部调查一下。“四五十个国家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指手画脚……在我们全力奋战之后……我不认为应该把大英帝国推到被告席上，接受所有人的审判”，丘吉尔一再强调“别插手大英帝国”，1942年11月还暴怒地声称，他担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负责大英帝国的清算”。但在美国参战后的强势主导之下，他也只能愤愤不平地承认，“大英帝国正被排挤出局，或者说被排挤到了悬崖边缘”。如果都是“国外敌对势力”也就罢了，最让丘吉尔失望的是，饱尝战争之苦的英国民众也不想再为帝国的存亡付出任何代价了。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在对德胜利后不久，丘吉尔便意外惨败于大选即是拜大英帝国所赐。逻辑也很简单，英国民众迷恋于工党候选人艾德礼所承诺的那个福利社会，而建设福利社会必然意味着削减军费刀枪入库，维持大英帝国在经济上已经丧失了可能性。相应的，英国民众对于丘吉尔所代表的那个“帝国迷梦”已然丧失了兴趣和信心，经济窘迫让英国普通人无力再去负担这个昂贵的梦。帝国主义者丘吉尔也是伟大的，他为大英帝国保有了最后的荣耀。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取悦还是反抗历史上最恶劣帝国的问题上，大英帝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甚至是丘吉尔这样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提出让大英帝国与纳粹化的欧洲一起生存的肮脏交易后，丘吉尔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为了阻止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建立他们的邪恶帝国，选择战斗的丘吉尔和英国人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帝国。这难道不是大英帝国“最辉煌的时期”么？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者丘吉尔送给帝国最好的礼物么？是为纪念丘吉尔逝世50周年记。伪爱国者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个爱国者么？在“二战”前的德国民众看来，原产奥地利的元首自然是德国第一号爱国者，他们如此决绝轻率地授予了他独裁者的权力，为的不就是希望元首能够将德国从“一战”后国将不国的沉沦中拯救出来；在当下某些人眼中，希特勒也是一个爱国者，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欲望过分膨胀，才引发了侵略战争，由此，顺带着，爱国主义与希特勒一起连坐带上了耻辱的烙印。但在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看来，希特勒绝非一个爱国者。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和《解读希特勒》两书中，哈夫纳用各种证据明示或者暗示，与充满误会的爱国者希特勒相比，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标签是“大屠杀者”，为了达成屠杀犹太人的终极目标，希特勒不惜做一个“叛国者”。与素来在价值观上对爱国主义充满质疑的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哈夫纳对爱国主义充满着同情与理解。他在《解读希特勒》一书的结尾处痛心疾首地说，“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如果德国人真的不再爱国，反而是遂了希特勒的最后愿望。总之一句话，请爱国者自觉与希特勒划清界限，防止捆绑污名化。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哈夫纳塑造了他心目中的经典爱国者形象——俾斯麦，颇有些为爱国者正本清源的意思。在剥去希特勒爱国者战衣这个问题上，哈夫纳最强有力但同时也是最俗的证据是，希特勒曾在1945年战败前夕做出了“毁灭德国”的指令。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史实是，希特勒对军备部长施佩尔下达了“焦土命令”，炸掉德国一切还未倒下的建筑和基础设施，让德国变成不毛之地，断送德国德意志民族在战后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哈夫纳略具新意的补充证据是，希特勒在1941年11月侵苏遇阻后，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被更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但是，长久以来，希特勒“毁灭德国”的最后愿望往往被认为是爱国者希特勒的“由爱生恨”，并不能由此推出希特勒不爱国的结论。当然，哈夫纳的技能包远不只这些。在哈夫纳看来，希特勒最不可理喻的政治失策是1941年底的对美国宣战。即使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仍然需要寻找理由加入欧战，毕竟珍珠港离欧洲有半个地球那么远。然而，希特勒竟然通过主动对美宣战解决了罗斯福的难题，哈夫纳刻薄地将此形容为“这一宣战实际上是邀请美国对德作战”。如何解释希特勒这一“最登峰造极的，如此显而易见的，一直最难解释的失策”？我认同哈夫纳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特勒从一个精明的、曾在慕尼黑将西方耍得团团转的阴谋家，突然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能打赢英、美、苏三大强国的蠢货。哈夫纳仅仅给出了猜测。即使是猜测也过于大胆，希特勒在1941年年底说出那段“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的毁灭宣言时，已经有了“再也不可能打胜仗的直觉”。他可能在对美宣战前做出了决定，“既然他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被载入史册，那至少应该作为最巨大灾难的制造者”。即使是最狭隘的爱国者，他认可征服与胜利，哪怕被带上侵略者的标签都无动于衷，但他还是不会认为，自我毁灭与制造灾难是爱国主义。在我看来，希特勒不断扩大的战争行为也体现了他的赌徒本色。无法想象，一个以国运为筹码的非理性赌徒可以称作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就好比，当一个赌徒向家庭深情告白“我赌博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和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时，感动之余，他很快又会告诉你，他已经押上了家庭唯一一套自住房甚至还有妻子。他是爱家的好男人么？相比叛国者希特勒，俾斯麦才是一个更为典范的爱国者。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俾斯麦身上充满了“见好就收”的理性爱国赌徒色彩。那个在德意志帝国建国过程中的“铁血丞相”，一旦建国后，“反战”反而成为他最显著的政治标签。俾斯麦深深地知道，只有节制德国的对外扩张欲望，才可以稳住周边惴惴不安的邻国，防止他们结盟形成某型包围圈，断送德国来之不易的扩张成果。更重要的是，俾斯麦的爱国者色彩非常纯粹，缺乏其他意识形态追求。而希特勒呢？哈夫纳认为，希特勒一直有两大目标：第一，德国统治欧洲；第二，灭绝犹太人。我们姑且认为，统治欧洲是一个明显野心过大的爱国者的梦想；但第二点呢，一个犯罪者的梦想？我们且撇开道德义愤，仅从爱国者的角度而言，灭绝犹太人不仅与征服欧洲的爱国目标无关，甚至可以说，这个犯罪梦想是决然阻碍爱国梦想的。哈夫纳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同为爱国者的德国犹太人们成了爱国的敌人，把德国的砝码推到了敌人一边，效应是双重的，“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1941年12月，希特勒在世界霸权与屠杀犹太人之间做出了最终抉择：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或者说，在“爱国”与屠杀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屠杀。这至少可以说明，当希特勒发现两者不可兼得时，毅然选择了他更珍爱的屠杀，哪怕这要以“叛国”和毁灭德国为代价。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征服者的爱国角色在希特勒心目中本就可有可无，屠杀者才是他一生的终极梦想，征服也好，爱国也好，都是随时可以弃之敝屣的工具与幌子。如果真的那么在乎征服与德国，希特勒又怎么会在1941年12月那么早，就轻易放弃。哈夫纳的判断是，从那时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国政治了，他只进行了屠杀与毁灭。退一万步，即使希特勒是一个无比高明的战略家，可以先知先觉地在1941年12月就预判到德国的战败。那么，什么样的爱国者会傻到打一场明知必败的战争？希特勒终究还是又打了三年多，让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坚定不妥协，并且坚信胜利的爱国者。对此，哈夫纳给出了一个非常天才非常令人胆寒的看法，希特勒的战争只是一场竞赛，为他杀光犹太人争取时间罢了。哈夫纳的一个证据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希特勒还常常表现出底气十足的愉快心情。甚至可以说，希特勒才是“二战”的胜利者。在希特勒的世界中，他的胜利目标仅仅是：在盟军彻底打败德国之前，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灭绝犹太人。很显然，集中营的惨状告诉我们，希特勒已经无限接近了最终目标，因此，当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自戕的那一刻，想必是充满胜利喜悦的。唯一的遗憾是，他竟然是被当作一个爱国者死去的，我要毁灭的国，你们爱去吧。希特勒的最大政治武器
与以苛刻官僚阶层而著称的朱元璋相比，希特勒是一个再慷慨不过的帝国领袖了。读《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杜月笙的影子：一位不治私财，不敲诈下属，反而无微不至地满足下属经济需求的良心黑老大。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在如何巩固党政军高层对他的忠心这个问题上，希特勒表现得特别朴实，一点都不整虚的。他依靠自己名下的小金库建立了广泛的私人“慈善圈”，用远高于国家正规工资的水平向他的亲信们发放各种馈赠和资助。据说德军的高级将领们对这位“一战”下士持鄙夷态度，希特勒的回应是以德报怨式的，用钱改变他们的三观，陆军元帅人均赠送24万帝国马克。著名的凯特尔元帅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于希特勒与军队此种钱浓于水的联系，一位仇恨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只能哀叹：“（希特勒）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除了枪杆子，希特勒的钱袋子对党政精英也同样敞开。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一下子就收到了元首100万马克的礼金。应该说，整个党政高层都感受到了元首的出手阔绰，生日礼金向来是10万马克起的。当希特勒得知柏林警察总长参与了1944年的政变阴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背叛国家背叛党之类的，而是愤怒地指出他曾多么慷慨的资助过这位叛徒。更感人的是，希特勒对那些失势的前纳粹高官们也全无世态炎凉，甚至那些被希特勒亲自搞下台的也能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或者干脆一套别墅，这不就是杯酒释兵权嘛。希特勒就是第三帝国这场腐败贿赂大戏的总策划。当然，我明白，中国语境下是无法理解此种“从上而下”的腐败的。必须予以澄清的是，元首的腐败资金大多并不是贪污公款而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自德国工商界给“希特勒基金会”的募款。最特殊的是两笔钱，一笔是纳粹追随者去世前留给希特勒的遗产（指定元首为继承人），一笔是来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可以说，元首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了“公私不分”的无我境界，为了收买帝国精英们，元首竟然连稿费都贡献了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希特勒的带动之下，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此种腐败风潮，各路高官们都建立了各自的私人基金，资助亲信以及艺术家和科学家。《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中展现了希姆莱的“慈善帝国”，他帮党卫军干部们支付度假费用，甚至还包括还债，连那些中低层的下属们都不放过。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老同志”的腐败福利足以让纳粹全党感到振奋的是，纳粹式的腐败绝非高层的特权垄断，也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党上下。希特勒与纳粹高层对“老同志”有着一种慈父式的怀旧情，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二号人物赫斯就发表讲话称：“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完备。”在就业上，纳粹老党员们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用赫斯的话来说就是，“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内，纳粹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同志为名义，将几十万纳粹党员安排到了国内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上，仅帝国邮局一家，在几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当然，这些国家单位是不需要这么多岗位的，老同志们快乐地在其中人浮于事。甚至在私人企业中，资本家们也被迫雇用“老同志们”，纳粹甚至在招投标时，将雇用老同志作为竞标成功的一项潜规则。更夸张的是，身为纳粹党员，在招投标中也能获得党和国家的特殊照顾，经常上演高价招标成功的奇迹，据说纳粹有明文规定“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全民的腐败狂欢为什么德国民众可以容忍政治高层腐败，甚至纳粹的全党腐败？《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很直白地指出：“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是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事实上，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对德国所谓的全民腐败有些语焉不详，其中的细节可以参考《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如果全民都参与腐败，并且能广泛的获得好处，那么，谁来提供其中所需的巨大资源？《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贿赂”普通德国人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掠夺被侵略国家的经济资源，而提供德国国内全民腐败的物质基础。“一战”给普通士兵希特勒留下的最大梦魇就是前线的物质匮乏，以及国内的饥荒与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教训，希特勒在“二战”中简直是近乎偏执地与经济专家对着干，对德国民众坚持“永不加税”的政策。希特勒相信，只有不降低战时德国国内生活水平，才能获得德国民众的长期支持，杜绝“一战”末期的后院起火。不得不说，希特勒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无怪乎，《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希特勒的统治冠以了“受欢迎的独裁”的评价，“他们日复一日地收买了人们公开的赞誉，或至少是漠不关心”，“不断地运用社会政策进行贿赂构成了希特勒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基础”。为了让国内民众满意，又要负担这场历史上最昂贵的战争，第三帝国政府强征不断提高的占领军税，摧毁了欧洲的货币体系；为了保证本国的生活水平，纳粹在占领国抢掠了数百万吨的食物供应给德军官兵，之后还大量运回德国国内。纳粹高层明确地制定了一条原则：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谁要挨饿，那么一定是别人。为了供养德国人，纳粹甚至加速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而理由仅仅是省下口粮。即使在战争不利的情况下，普通德国人仍能吃饱喝足，而后打个饱嗝，继续表示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希特勒对此再清楚不过了，纳粹的“千年帝国”理想，无论听起来如何花团锦簇，饿上三天就会让德国民众道路以目。对于德国在战争期间的饱暖程度，德国妇女们最有发言权，据说她们曾在1945年之后的十年中，还充满怀念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当然，德国妇女们选择性遗忘了一些东西：在德国战俘营中每天饿死无数的苏联战俘，在欧洲那些饥肠辘辘却还要将粮食优先运往德国的国家们。同贿赂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党员同志们一样，这一次，希特勒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德国民众们随波逐流，为小恩小惠欢喜不尽，提供了希特勒最需要的被动忠诚。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腐败，而不是《我的奋斗》，才是希特勒的最大政治武器。战神遇见政治
1946年6月3日，苏联红军最伟大的将领——朱可夫，在惊愕中被斯大林解除了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职务。此时，距离欧战胜利仅一年零一月。作为苏军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在“二战”中一跃成为军神一般的国家英雄，亲身参与指挥了所有重大战役。朱可夫的下台似乎落入中国传统政治“狡兔死，走狗烹”的俗套，最高领袖嫉妒二号人物的战功威名，唯恐自身权位不保，遂突然解除兵权。但杰弗里·罗伯茨在《斯大林的将军》一书中认为，斯大林更大程度上是向苏军上层传递一个信号：如果连军神朱可夫都会有如此遭遇，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最高领袖似乎谈笑间就解决了军权在握的朱可夫，大有三体人“我毁灭你，与你无关”的极权逻辑。朱可夫甚至没能力做出任何有效反应——兵变或是驾机出逃。这甚至很难说是什么“冤案”。朱可夫虽然对斯大林忠心耿耿，但的确是一位自大狂，指控他“贬低领袖”或是言过其实，但将战争胜利归功于自己却也赖不掉；更大的硬伤是，朱可夫在金钱上肯定是不检点的，在德国囤积了大量私人战利品，而这当然也被反腐出来了。降职之外，朱可夫遭到的最大政治侮辱是：他和他的战功一起消失了。在修撰卫国战争的历史时，没有他的名字；描写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他被删掉了。总之，卫国战争中没有朱可夫这个敏感词。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将领一样，朱可夫喜欢写信向最高领袖申诉，并且坚信对方只是被蒙蔽了。他在一封给领袖的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听我把话说完，我会向您证明，那帮诽谤我的小人在欺骗您。”当然，斯大林并没有回信。但几年后，朱可夫还是感受到了来自领袖的温暖：他不再是一个敏感词。1949年10月，他的名字时隔几年再次出现在党报；1952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也收录了朱可夫这个词条；他甚至还获得了出国演讲的机会。平反的背后，仅仅是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几句皮里阳秋的正面评价。但朱可夫竟毫无来由地断定，如果斯大林多活几年，一定会任命他做国防部长。在1953年3月斯大林葬礼上，作为“斯大林的好战士”，朱可夫大出风头。三个月后，他向新君赫鲁晓夫献上投名状，在克里姆林宫亲手逮捕了贝利亚，此后还被朱可夫视为“一辈子做过最重要的事情”。嗯，比保卫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攻克柏林还重要。1955年，在赫鲁晓夫力挺下，朱可夫终于当上了国防部长，再登军界巅峰。当年还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捧为“苏联最近于大众英雄的人物”，“在斯大林死后的政治乱局中，朱可夫和红军让苏联政权有了一种让人放心、稳定的外观”。《时代周刊》又说对了。如果没有朱可夫的全力支持，赫鲁晓夫可能就在1957年6月那次未遂政变中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赶下台了。但朱可夫似乎一生都是“走狗烹”的运道。拯救赫鲁晓夫仅仅4个月后，他竟然又被最高领袖抛弃了。而理由居然也和斯大林那次差不多：企图让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将战争胜利归功于自己。赫鲁晓夫毕竟没有斯大林控盘军队的自信，为了扳倒朱可夫，他的主要策略是挑唆苏军中其他山头，铁木辛哥、科涅夫和叶廖缅科这些“二战”宿将都成了政治黑手。朱可夫回忆称，自己二次被贬主要是因为拒绝迎合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巧合的是，赫鲁晓夫也指称朱可夫在军中搞个人崇拜。这至少说明，个人崇拜也是一个人的特权。1958年，朱可夫被逼退役。赫鲁晓夫为他准备了两个礼物：一大笔退休金和克格勃。退役后的朱可夫一副异己者的样子，在各个场合动辄批评赫鲁晓夫。6年后，赫鲁晓夫也被勃列日涅夫赶下了台。与朱可夫一样，赫氏也有退休金和克格勃，也在写着不受当局欢迎的回忆录。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以受害者的身份迅速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勃列日涅夫给了一切朱可夫最想要的名誉——各种大会、礼仪和采访。不过，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却将老帅看得很紧。朱可夫回忆录不仅审查时被删得七零八落，出版之初还被“禁止任何评论、解释或摘引”。最有名的段子是，回忆录被加了一句话：朱可夫1943年去某地的时候，本想能够征询一下政治委员勃列日涅夫上校的意见。朱可夫背后嘲笑称：“元帅是不会和上校商量任何事情的。”1974年，朱可夫去世。17年后苏联解体，朱可夫成了苏共时代“最后的偶像”，历史选择性淡化了他对斯大林及体制的忠诚，尊崇为俄罗斯民族英雄。在被政治无数次背叛后，朱可夫或许去世前终于明白了何为军人：不是抓捕贝利亚的宫廷阴谋家，而是那个打败希特勒的人。平反岳飞：从污名化到神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南宋朝廷颁布了一道语义异常含糊的诏令：“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此时，距离岳飞张宪冤狱遇害，已整整二十年。这也是南宋官方在岳飞案后首次做出带有平反迹象的举措。但这又远不是什么“平反昭雪”。首先，朝廷诏令中并未释放出哪怕暗示性的平反信息，只是说宽恕家属，带有此事不再追究的意思罢了。更过分的是，诏令竟然将岳飞张宪和蔡京童贯此等天下公认的奸臣相提并论，作为同一种人看待，那不就是说这只是“皇恩浩荡”罢了。改变对岳飞和张宪的罪臣政治结论？你们想多了。但就是这个看似不情不愿的“皇恩浩荡”，其出台也是千难万难。宋高宗赵构本就是岳飞冤案的重度参与者（赵构和秦桧谁是第一责任人，学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