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商业英雄列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洪军,贺树龙,冯秀民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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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商业英雄列传试读：

序言 如永生般逐梦

追逐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梦想，如果说本书中的24位人物有一个共性的话，这就是。“我想上市，像苹果的乔布斯一样。”后来缔造新浪、开启中国互联网发展新纪元的王志东面对摩根斯坦利银行的一位董事总经理这样说。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已如过江之鲫，而王志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95年，全球的互联网尚处于萌芽期。

网易创始人丁磊毕业后曾在当地的电信局有一份旱涝保收、待遇不错的工作，但他有一种无法施展抱负的束缚感。于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从电信局辞职，“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美国电影演员露·比迪说过：“有勇气并有胆量思考干点不平常的事，这就是年青的全部意义。”

有些梦想只能是梦想，那就将梦绽放在梦幻之地，这个地方就是互联网。

张朝阳在美留学时，放弃了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大师的梦想。“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疯狂），想当好莱坞明星。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尘埃落定之后，他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他回国创业，创办了搜狐网。

逐梦之旅永远不会平坦，乔布斯曾说过：“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而碰到的坎坷真的很难逾越，你会感觉生命在被摧毁，所以大部分人创业中途放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成功创业者和失败创业者的差别就在于坚持。”

女友离弃，家人反对，让后来创办京东的刘强东一度陷入痛苦之中，谈起这一段经历，他感慨万千。“我创业前3年最大的痛苦，不是站在马路边上发宣传单遭白眼，不是挨冷受累，而是感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哪怕第一年就赚了三十多万，我在他们眼里依然是下三滥。”

逐梦初期，有人的梦想很平实，譬如马化腾。创业之初的他“从没想过一定要开公司当老板，我们几个同学只是想有个机会去发挥所长，最好有一点小回报，仅此而已。”马化腾曾回忆，“当时腾讯算我就3个人，为了能让腾讯存活下来，做网页、做系统集成、做程序设计，我们什么业务都敢接，腾讯当时简直就是个杂货铺，”他是一点点地将自己的梦想放大。“大家可能认为对互联网行业来说，40岁的人已经老了，应该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准备二次创业创办小米公司的雷军当时曾查了一下，发现“柳传志是40岁创业的，任正非是43岁，我觉得我40岁重新开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坚信人因梦想而伟大，有这么一个梦想，就此生无憾。”

作家雨果说过：“梦想就是创造，希望就是召唤，制造幻想就是促成现实。”

本书作者姜洪军（《中国信息化周报》总编）、贺树龙（《财经》记者）、冯秀民（新华网记者）也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书写一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英雄列传，记录这个时代的传奇。这个梦想也很宏大，好在有广大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在他们汗牛充栋的报道和著作的基础上，最终梦想幻化为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语出歌手许巍《蓝莲花》，微信之父张小龙很喜欢它，曾将它挂在了QQ邮箱入口。

哦，张小龙也是本书中的一个人物。他喜欢的一句话是：“去做你喜欢的。”

王志东 书写新浪前传

王志东，1967年出生，广东虎门人。“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玩具很少，我们都是自己找玩具，拿个砖头和木块当玩具。后来，我上了小学之后，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小制作。当然，一开始的制作都属于低成本的制作。”王志东这样说。

对于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贫寒家庭来说，除了能给王志东一个柜子用来放一堆瓶瓶罐罐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让他益智的玩具。

教师家庭的出身深刻地影响了王志东的性格，他后来回忆：“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江湖名声的人，别人把事情托付给我，我就会很认真地对它负责。父母都是小学教师，自己从小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在个人理想方面比较执著，加上是技术出身，一贯注意维护个人品牌。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由于连跳两级直升初中，学校给了王志东一个“特权”——自由进出图书馆，他的父亲也准备奖励他一下。“当时我特别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套工具，所以当时想要一个电烙铁，因为以前都是蹭我爸的，我爸自己有一些工具，我想自己也有一套。”

王志东回忆父亲曾带着他一起进行电子类小物品的制作，“在我看来，这些事情不仅不枯燥，还很好玩，在那种物质不丰富的年代，那就是我的玩具，我的变形金刚。”

王志东的父亲咬咬牙拿出11元钱，给他买回一个电烙铁。“从这个电烙铁开始，我就正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无线电爱好者。以至于后来到北大念书，进入了无线电电子学系，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王志东感慨。

少年王志东在无线电领域如鱼得水，在就读东莞中学期间，他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兴趣班。上高中时，他设计了一种做教学演示用的高阻电压表，并在一个教学仪器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1984年，王志东考进了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刚入校的一天晚上，老师组织新生参观学校，包括刚弄起来只有几个月的计算机小机房。老师一边演示一边问有谁学过，有好几个北京、上海的说学过。我不知咋的硬着头皮也说自己学过。当时正好我站在前面，老师就说那你操作操作。坐到计算机前面我不知道该干什么，脸红脖子粗。”王志东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与计算机的亲密接触。

作为当地尖子生的他感觉到同学中的“卧虎藏龙”，这激起了他不服输的斗志，开始自学起计算机入门课程BASIC语言。

当时北大正在推广教改，允许学过这门课的学生提前考试，通过后可去机房上机，好强的他再次主动站出来，结果自学一个月的他考试成绩还挺靠前。“老师就问我在哪学的等具体情况，这回我老实交代说才刚刚学了一个月。老师特惊讶，从此对我比较重视。”王志东回忆。

在大学期间，王志东还研究起科学哲学，“我曾经有一个多学期特别迷恋它，到处去翻书，从数学、物理等各个角度来观察这门学问。那时得到的一个总思想在这儿给用上了。那就是心理学上的甜柠檬的理论：虽说柠檬是酸的，当你非吃不可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它也挺甜的，道理就是你必须接受的时候就尽可能想它的好。”

影响和铸造王志东性格的还有一种因素，就是金庸的小说。他回忆：“我与别人注意的角度不一样，有人注意小说中感情方面的东西，有人的注意力在武功方面，我注意的是一个大侠的成长历程。”

1987年，还没毕业，他就开始在课余到中关村做小买卖。“用北京话说是中关村的‘小倒爷’，那时一个口袋装着发票，一个口袋装着支票，腰上别个BP机，裤兜里装着个电话本。随便你买什么，都说有，然后赶紧躲到后边问哥们要货。”王志东曾这样描绘自己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关村时的形象。

在王志东进村的1987年前后，许多后来知名的IT公司，正经历着从早期以做外贸代理业务为主发展到开始推出自己产品的阶段，但外贸代理业务仍是它们的主业，譬如联想在推出自己的汉卡时，仍代理着从电脑到外设的五花八门的洋品牌。

王志东当时游走的中关村里鱼龙混杂，“有些公司的确存在很多不规范的操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偷税漏税的、走私的，包括违反外汇管制的，做各种各样事情的都有。那个时候就看谁胆子大。有一些反对中关村的人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不规范的操作。但是也有一些支持中关村的人就说还是利大于弊。”

走进中关村的王志东发现这里有很多可学的新东西，技术比他在图书馆期刊里看到的还要新和快，真的跟国际同步。他所在的小公司只有三五个人，他整天就泡在里面，白天接待客户，晚上玩通宵。“学习许多软件、硬件的安装，了解功能，后来学着加密解密，再往后搞点开发，移植。”“公司小，一个人得从头拼到尾，拉客户、谈判、签合同、讲价、装货、中间调试、装机、配软件、搞培训、收钱都是自己来。许多人并不看好，尤其是很多同学觉得不搞学问搞这个，赚点小钱，特俗。外面的说法也难听：小倒爷、骗子一条街等等。”但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王志东发现了中关村的价值，他原来认为自己在学校里该学的已经差不多了，但一进中关村，才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不会，因此他需要这个第二所大学，“回过头来看，真的学到了好多东西，客户、同行、技术等方面接触非常广。”

正式毕业后，王志东在方正及新天地公司各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进入四通集团，成为四通利方公司的总经理。春雷后的泥泞“网景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是一声春雷，宣布了投资热潮即将来临。但它也让大地变得泥泞，把事先做好的所有战略规划弄得一团糟。”《数字时代的传媒梦想：连线》作者加里·沃尔夫这样评价网景1995年8月9日的上市，当时这家公司成立还不到16个月，其销售额达到1660万美元，但仍没有利润。

而帮助网景上市的投资银行就是摩根斯坦利，认为王志东请不起自己的那家银行。

网景现象不仅震撼了华尔街和硅谷，也影响了东方的古老土地。公司主营业务是中文操作系统的王志东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在这一年年初去微软总部时，微软方面曾向他提供了Windows 97研发和上市计划的详细时间表，“但在网景成功之后，盖茨为了赶上互联网这趟车，不惜解散Windows 97的开发组，将整个业务转到互联网上。”王志东分析，“盖茨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尝试一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跨越两个不同的时代。”“当时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四通利方何去何从？做中文平台已经做到头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志东在思索。“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里表现出来……”这是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的一段话。

而对于互联网来说，1995年前后就是这样一个快速爆发的时刻。这一年的年底，王志东应IBM邀请，第三次访美。

会议期间，参会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聊，聊的都是“Internet、http、WWW”“整个天都变了，硅谷为互联网疯狂了。”王志东说。

当时，王志东在机场买了一本科技杂志。前两次访美归国，他都带一大箱子这样的杂志，上飞机时总是超重。他曾产生过一个想法，是不是应该在硅谷建一个办事处，这样便有一个通道能够了解世界。

王志东仔细地翻阅这本杂志，上面的内容也有很多是介绍互联网的，翻看时，他发现在杂志的封底附有一张软盘。软盘中有互联网接入商提供的免费一个月的上网账号。回到酒店的房间，王志东把那张软盘插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然后按照提示，通过电话线生平第一次连上了网络。

当进入微软、IBM的网站时，他很兴奋，“上了网之后我发现互联网就是窗口，我通过互联网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各方面的信息，得到相关支持，我在硅谷的办公室不需要了。”

像是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库大门，他随手挑了一件，这就是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的驱动程序升级版，然后进行了更新。他被这种软件应用方式所震撼，“当时我意识到，这样的技术一旦被推广开来，人们猎取信息的速度、数量和方便性，都会呈爆炸性的提升，就像相对论里提到的‘虫洞’一样，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可以被瞬间穿透，而这一浩大的工程一旦展开，自然会带来无限商机！”

王志东对软件技术原有的想法和理念开始裂变，“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就明白IT的未来必定要与它结合，否则就会被淘汰；另一方面，从最早在方正做程序员开始，我都一直在做中文平台，感觉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顶峰了。从我的软件技术的角度看，如果把软件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在一个新技术平台上就会产生一系列新应用，也许下一个方向就蕴藏在这里。”

回到中关村，王志东在工作之余，在秋蝉的衰弱的残声中，开始琢磨互联网，常常研究到深夜。当时在国内想找一个互联网账号很难，后来，四通利方从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拿到了第一个互联网账号。当时它在四通利方的典型应用是“告诉大家！谁要和国外联系，可以用E-mail了。”

王志东认为：“互联网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规则——我们有可能去突破旧有的体系。中国IT业怎么做都是在微软的阴影底下，就是把微软拿走还是有其他公司，作为一个后来者你怎么办？怎么样去超越？最好的方法就是等游戏规则变化的时候，你和它一下子跑到同一起跑线上，各自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能够识别风向的转变，并及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以避免沉船，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安迪·格罗夫曾这样说过。新浪面世

1996年5月，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几家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找到四通利方，希望它提供RichWin（一种中文操作系统）简化版，因为完整版对于互联网应用来说显得太繁琐，而且价格太贵。

他们对王志东说：“RichWin天生就是为互联网制作的。”王志东也想在互联网上做些尝试，于是为他们提供了RichWin简化版，放在海外中文站点上，供网友随意下载。四通利方的条件是让这些ISP和ICP为自己提供一些空间，用来放自己的主页。《连线》创始执行主编凯文·凯利曾说过：“你知道现在人类已定义的生命形态仅包括植物、动物、原生生物、真菌、原细菌、真细菌六种。”凯利在自家墙上挂着这些生命体的复杂图图模，它们展示了各种生命体的演化时间和过程，“仔细看它们，你就会发现其实技术的演化和这六种生命体的演化惊人的相似。因此，我把技术归为是生命的第七种存在方式，而技术正是我们未熟知的一种新生命形态。”

用凯利的观点来看，互联网技术的种子既然已经散开，它必然会“找”一个宿主进行生命的演化，而在东方，它也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宿主，四通利方是其中之一。

1996年4月29日，四通利方的www.srsnet.com中文网站正式开通。站点最初设在从美国一家大学租借的服务器上，每月租金19美元，空间10兆。

四通利方网站想成为华人首选资讯网站的构想渐渐浮现出来，它开始遭遇一个有实力的对手——Sinanet（华渊网）。但谁也吃不掉谁，双方准备进行合作谈判。“在谈判之前，四通利方觉得Sinanet太危险，是他们‘要消灭的对手之一’，否则会成为进入华人市场的阻碍。”华渊网联合创始人蒋显斌这样回忆。

1998年9月26日，北京皇冠假日饭店。王志东与华渊网CEO姜丰年会面，见面30分钟后，姜丰年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干脆两家合并算了！”王志东顺水推舟留下一句活话儿：“我们不排除任何形式的合作。”“仅靠四通利方打美国和中国台湾市场，不能说打不进去，肯定能进去，但资金至少需要1000万美元，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王志东说，“互联网上三年一个朝代，即便我们国际化的进程中，原来的计划全都达到了，但也很可能最终输掉。”而且如果这样做，华渊将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可畏的对手，当然，华渊进军中国大陆市场也将会遭遇四通利方强有力的狙击。与此同时，双方都面临着雅虎中文版所带来的压力。

随后，王志东赴美和对方进行谈判。“你们为什么值这个钱？”“凭什么你们想买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买下你们？”

这些问题像手榴弹一样被双方抛来掷去。双方吵得精疲力竭时，华渊一方开车把王志东送回宾馆，“当时特别担心，这要是吵翻了，人家一生气不开车送我，恐怕就要一个人客死在美利坚新大陆了。”王志东事后调侃。

王志东坚持四通利方估值要高于对方，他认为四通利方背后所依托的中国大陆市场，要比华渊的大得多。而这也是姜丰年所看重，并准备做出让步的地方。最后，合并方案按照王志东的设想进行。

合并后的网站英文名是“Sina”，华渊的员工根据其音译，准备将其中文名起为“赛诺王”，印刷品即将付印。王志东对姜丰年说：“等一下，明天我给你回音。”第二天他告诉对方一个名称“新浪”，后者同意。

美国广告大师克劳德·霍普金斯曾说过：“恰当的名称本身就是广告。”新浪的名字基本起到了这种效果。

1998年12月1日，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志东与姜丰年双手紧握，宣布由四通利方和华渊合并而成的新浪网正式成立。有媒体感觉事发突然，王志东解释：“转眼之间，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么快，机会不等人。”他后来还说，“的确太快了，不仅别人没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当时境内的媒体多称四通利方并购了华渊，而境外媒体对此事的报导则基本是美国华渊网收购了一家中关村软件公司并成立了新浪网。王志东对此不置可否，美国人爱听什么样的故事，由他们说去。“并购实际上是四通利方收购华渊。当时捅破的话，给将来的合作会带来很大困难。但财务上、法律上、管理层以及股东权益等方面，我们都是非常标准的收购。”王志东后来说。纳斯达克上市“有人说做这一行就像抱着一个定时炸弹，我看像抱着一个遥控炸弹，而且遥控器看来还不止一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王志东曾这样评价新浪网业务所面临的合规风险。

在四通利方成立之初，四通集团绝对控股，王志东占30％。此后，经过三次融资、一次合并，外国风险投资在新浪的持股比例达到了80％以上。从产权角度来看，这已不是一家中资企业了。

而根据1993年9月11日发布的《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和1995年11月10日发布的《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一律不允许境外各类团体、企业、个人以及在中国境内已兴办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经营或者参与经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吸引外资参股经营。

后来，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信息产业部决定自2001年12月11日起废止以上两项法规。这是后话。

但在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的草创期，它们因这两项法规而面临许多困惑，“由于国内互联网的发展很快，又没有相应的立法，因此灰色地带非常多。比如互联网公司做广告并没有广告许可证。出于对投资者的保护，我们希望确立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合法化，同时又能使我们的业务正常运行。”王志东说。“这个规定是1993年制定的，但是这个变革需要时间，要通过必要的手续。”王志东也承认。

王志东说：“现在一些领导已经接受一种观点，外资有好钱与坏钱之分。好钱指的是风险投资，它的目的就是单纯地赚钱。坏钱就是产业资本，比如微软搞一个合资项目，100％为了微软的大战略服务，他们肯定指手画脚，其投资目的是控制这个领域，这类投资具有破坏力。新浪引进的全是风险投资，不值得担心。”

1999年，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已在红红火火地运营着，没人提它们的生存有法律上的问题。但在它们酝酿上市时，合规问题浮现出来。当时，这些网站赴境外上市需得到包括信息产业部、证监会等部门的审批。

有一段时间，王志东不断地强调新浪是以软件起家的：“尽管目前网络业务尚未赢利，但打着四通利方牌子的软件仍是我的杀手锏。”

他还说：“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或者说是数字化生活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引入各种专业化的服务。当新浪把自己定位于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时，其核心产品确定为：全面提供软件、新闻、信息和网上服务等。自网络出现新闻板块后，社会上就立刻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看待。但我的观点是，新浪网只是为新闻提供一个发布平台，是将传统媒体发布的新闻再组织加工。新浪从来没有招聘过记者，也没打算过。”

2000年初，王志东几乎天天到信息产业部的会议室里“上班”，“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王志东说，“主要的目的是取得主管领导对互联网的理解。”

经过反复沟通交流，王志东获悉，新浪当时的股权结构被认为是违规的，需要重组剥离。被初步认可的方案是：一是把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的运营权交到国内公司手里；二是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的必须是个全中资公司，上市公司在国内公司里不占任何股份；三是合约本身必须遵守国内的法律法规。

王志东称：“如果我们当时不做任何改动，原封不动地向前走的话，现在可能是简单的，但将来可能留下后遗症。”

一段时间内，王志东白天去汇报，晚上回到新浪和律师一起画公司的结构图，资本流、现金流、法人结构、业务流程，他翻来倒去，不断地调整和组合。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模式：一个公司没法上市，那就分为三个，其中做互联网内容服务的留在国内，不上市；上市的是美国公司，不在中国做互联网业务。

具体情况是这样：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恢复为一个技术服务公司，通过商业协议，为新成立的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而纯粹内资的新浪互联由王志东和公司高管汪延持股，为新浪网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其中王持股70％，汪持股30％；此外还成立一家北京新浪互动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新浪网的广告运营。“基本有一点，这个ICP公司（指新浪互联）跟四通利方本身有一个服务关联。四通利方向ICP提供整套业务平台，包括整个接入服务，新浪的品牌是属于Sina.com的，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很强的关联性。另外，ICP的员工在剥离之前是四通利方的员工，本身包括期权等已经有了。”王志东承认这些公司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如果完全没关系，剥离出来的这块东西会死掉。”

最后，他的方案通过了审批。

著名作家诺曼·文森特·皮尔说过：“在其他人和成功人士之间，区别不是缺乏力量，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意志。”

王志东操刀完成的分拆重组方案被称为“新浪模式”，被后来的搜狐、网易等公司上市时所采用。而且这种模式绵延多年，根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统计，仅在2010年，就有近一半的中国在美上市公司采用此模式。“新浪拿着一个指头去纳斯达克上市了。”这是当年媒体对新浪上市业务的点评，还有人笑评：“国内一流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的竞争变成了一个比谁‘脱’（境内ICP资产剥离）得最快最干净的比赛，结果是新浪惨胜。”《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当投资者参加即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招股展示活动时，他们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买我们的股票，尽管我们的关键业务都被剥离了。”这家报纸称即将上市的新浪和网易与控制它们实际业务的公司具有非常复杂的财务关系，它们在提交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申报中列出的这种奇怪安排，有可能消弱其上市筹措资金的能力。

亚洲高盛公司互联网分析员拉基夫·古塔说，“每位投资者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尽量简化招股说明，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尽量复杂化。”

在路演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投资者不太理解新浪复杂的结构，王志东他们不得不一遍遍地反复解释新浪为什么要对股权结构做这样的改变和安排。“对于外国公司，本来就存在着文化障碍，海外投资者当然希望越简单越好。”王志东后来承认，“投资者的确有遗憾，我们说，这是目前能做到的最合理的方案。”

2000年4月13日11点，新浪开始挂牌交易，每股定价为17美元。当日以20.875美元收盘。当天交易额共达684.79万股，大约筹得资金6600万美元。

新浪上市当日下午，新浪上市团队来到纽约时代广场，在纳斯达克总部那块著名的屏幕前合影，当时屏幕上正打着“纳斯达克欢迎新浪网”的字样，王志东兴奋地说好像应该做点特别的事来庆祝一下，姜丰年调侃：“你不是要裸奔吗？今天天气不错呀！”出局“新浪总算是赶上了末班车，是从门缝中钻出来的。”王志东曾这样评价新浪的上市，因为新浪上市后不久，纳斯达克崩盘，资本和网络市场开始波诡云谲。

进入2001年，新浪股票价格一路下滑，一度跌穿2美元。董事们纷纷抱怨新浪的财政状况，称王志东应该为这一状况负责。

当时整个互联网泥沙俱下，许多公司股票价格与企业CEO的经营能力没啥太大关系。但当时很多公司董事会采取了换帅之举，幻想换个人就能扭转乾坤。

位于芝加哥的咨询公司Suntop Media推出一份报告，称仅仅2001年2月这一个月，各大科技公司离职的CEO就达到119人，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7％，“CEO一词过去代表‘高薪’和‘权力’，现在是经济衰退期，就成了‘朝不保夕’的代名词。”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Drake Beam Morin的CEO汤姆·西佛瑞称科技企业的CEO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董事会、股东和华尔街整天向CEO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就像好莱坞的动作影片《不可能的任务》一样。”

2001年6月1日，加州帕洛阿图市威斯汀酒店，新浪董事们在会上拿出了最终方案：免去王志东CEO一职，同时免去其董事身份。

王志东事后回忆，“得到自己被解职的消息，我有三个强烈的感觉，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到被出卖了，然后是急切地想回家，想回到中国。”“任何会议之前，底下有些碰头，这是正当的。但关键是碰完之后，要议某个议题，正常的做法是在董事会期间进行充分的沟通，而不是说在会前，已经做好某种决定了，抱好团了，拉好票了，到会上‘摊牌’。”王志东认为这次董事会有些“不正常”。

2001年8月，王志东离开新浪后，开始筹备自己的新公司。名字起初想叫“清鹤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金庸先生给起的一个名字，来源于古语“清鹤鸣，时太平”的说法。不过，王志东最后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为自己的新公司命名，因为它听起来像一家文化传播类公司，而不像一家技术公司。

最后公司命名为点击科技，“点击比较通俗，比较朴素。”王志东进一步解释，“选择这个名字有几层含义，点击是网络应用的基本动作，极具动感；它还有一触即发的感觉；同时，它必须用巧劲，轻轻一点，达到四两拨千斤的目的。”

王志东认为点击公司是他的另一个孩子，他说：“以前攀登过几个高峰，现在终于你有机会去攀登一次新的高峰，这样人反而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到了春天更重要的是你要更努力地去耕作，你不把握好现在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到了收获的季节，你有可能就一无所有。”

马化腾 把QQ养成帝企鹅

1996年夏天，维斯格、瓦迪和高德芬格三人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相约不捣鼓出一点与互联网有关的发明就不再出来。当时，他们发现自己的电子邮箱常常被一些垃圾信息所充满，一些很重要的信件因被淹没其中而没有得到及时反馈。随后，他们决定开发一款便捷且能有效传递信息的软件。就这样，ICQ诞生了。

ICQ是英文“I Seek You”的谐音，意思是“我找你”。它将电子邮件和聊天软件有机结合，装有ICQ软件的上网者之间可以建立联系，迅速沟通。

产品有了，随后要做推广，这就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他们带着已经研发好的软件四处奔波，寻找可能的投资者。投资者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们这套软件如何盈利？”他们红着脸说不知道，但辩称其应用前景广大。投资商于是对他们嗤之以鼻。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过：“新的意见总是受人怀疑，通常还会遭到反对，原因不是别的——不为众人所熟悉而已。

维斯格他们没有气馁，在继续寻找风险投资的同时，于1996年12月将ICQ放到互联网上，用户可以免费从他们的网站上获得这款软件。“不要等待理想的环境，也不要等待最佳的时机，它们永远不会降临。”英国教育家珍妮特·厄斯金·斯图亚特这样说过。

ICQ上网后，就像消防栓爆裂了那样，海量用户滚滚而来。震惊不已的维斯格发现，短短6个星期内，就有大约30万名用户下载了这款软件。半年之后，这一数字突破了100万。

进入1998年，ICQ用户数量以每月100万的速度在疯狂递增。虽然仍没有盈利模式，但维斯格他们有底气了。不久，第一个投资商上门报出500万美元的收购价。轮到维斯格对此嗤之以鼻了：这么低的价格也拿得出手？随后，收购价格翻着跟头上升，最后美国在线开出了2.8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它。美国在线的一名人士评价说：“这些小伙子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美国在线计划把ICQ变成用户电脑空间最重要的中心之一，通过给网络用户分配独一无二的ICQ号码，以便最终让他们从各种各样的终端上和自己的朋友及所喜爱的商家进行即时联系。

ICQ引领的即时通信风潮很快就刮遍全球。在美国市场，美国在线遇到了老对手微软推出的Windows Live Messenger，即后来的MSN。而在遥远的东方，美国在线很快发现有个深圳小伙子也在起火生灶，干着类似的事，而且此君还把自己的产品名字硬往ICQ上靠，这让美国在线大为光火。

这就是马化腾和他的OICQ。马化腾炒股起家“我创办了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马化腾就跟着创办了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他抄我的。”网易创始人丁磊也这样说过，不知道是否是开玩笑。

而雷军则说在他担任金山总裁的时候，马化腾和丁磊还是“我们手下的站长。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广州。”1996年3月，金山曾在珠海开通了名噪一时的西线BBS站点。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不过，我们还是从头介绍一下马化腾。

马化腾，出生于1971年10月，潮汕人。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定居深圳。马化腾曾迷恋过天文学，但因为热爱电脑而一度放弃了自己的天文爱好，“毕竟天文太遥远了。”

后来，他被网友划入了“富二代”的阵营，“我没觉得自己特别有钱，都是普通家庭出来的，这么多年我们家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大变化，顶多房子大一点。”马化腾这样辩解。

不过，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互联网创业者相比，马化腾的家境不错，其父马陈术曾是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母亲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师。

据马陈术介绍，马化腾念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时，其成绩总是在前五名，并渐渐地在编写软件和研究计算机网络中找到了乐趣，曾干过将硬盘锁住的恶作剧，让学校机房管理员头疼。

马化腾的第一桶金来自他的大学毕业设计。1993年毕业前夕，他开发了一个“股票分析系统”，随后有家公司相中了这套软件，想买下它。当时马化腾不知道这套软件值多少钱，就让对方出个价。后来，对方给了他5万元。这让马化腾喜不自禁，马陈术还专门请一位朋友帮忙将钱提回家。

食髓知味。马化腾开始与同学合作开发了“股票接收系统”，他负责设计软件，同学负责硬件。利用该系统，股民可以利用电视实时查看股票行情，市场销路还不错，一台产品最高曾卖到2000多元。后来和马化腾合作的同学出国，这项业务才停了下来。这笔买卖让马化腾又赚了数万元。多年以后，其父提及此事，仍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自豪，“现在我们家里还有一手提袋配件呢！”

1994年，马化腾将此前赚到的10万元投入到股市当中，在深发展每股只有6元多时买进。随后，深发展股价大涨，马化腾很快拥有了百万资金，他创业的启动资金有了。与此同时，马化腾喜欢上了惠多网（CFido），这是中国互联网网站早期的雏形，它通过电话线路连接BBS网络，网络之间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转送信件。它是由中国计算机网络通信爱好者自行创立并维持运作的业余网络系统，盛行于1993年至1998年间，高峰时期全国有上百个站点，使用者达上万人，金山的西线是南方的主要站点。当时惠多网的口号是：惠多网上不言谢。任何人帮助了你，你无需向他表示感谢，你只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就可以了。

上惠多网的马化腾乐此不疲，他为此花了5万元在家里装了4条电话线和8台电脑。马陈术回忆当时装一部电话要4000多元初装费，好在当时女儿和几个亲戚在电话公司工作，可以半价申请安装。马化腾随后成为惠多网深圳站的站长，其站点被人称为“马站”，马化腾也被网民称为“马站长”。“马站长”当时还有一份正式工作，他毕业后进入润迅公司，做软件工程师，负责寻呼软件的开发，并一路做到开发部主管的位置。他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马站”中，但有时要到外地出差。而每逢外出时，就会叮嘱他的母亲打理网站。他给母亲留下一张字条，称一旦有网友打电话来说网络不通时，就按照字条上的步骤排除故障，以确保网络通畅。

到了1998年，上惠多网上出感觉的马化腾向公司提出利用互联网做无线寻呼业务，并为此开发出了一个系统，但没有得到公司的支持。“新点子很脆弱。它可能被一次嘲笑或一个哈欠杀死，可能被一个玩笑刺死，或者因合适人选皱起眉头而忧虑致死。”美国著名探险家查尔斯·布劳尔这样说过。

马化腾开始萌发自主创业的想法。腾讯面世“其实，我才是腾讯的第一任董事长，化腾是接我班的！”马化腾的母亲黄惠卿这样回忆。

1998年11月11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的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成立。当时，为了注册这家公司，马家上下齐动员。马陈术为公司起名字，一共起了4个，每个都有个“腾”字，而其中一个就是“腾讯”。马陈术很中意这个名字，他说其意指“万马奔腾的信息时代”。但马化腾起初不喜欢这个名字，认为它过于个性化。不过，其他三个名字都已被人注册，只剩下“腾讯”，那就只好用它了。后来，还有人这样解读这个名字，“腾”有腾飞发达之意，“讯”字则受老东家润讯名号的启发而来。

马化腾的母亲黄惠卿也参与其中。据马陈术回忆，当时注册公司要求要有退休证或待业证，而黄惠卿刚好退休了，“我们商量后就用他母亲和我妹夫的名义注册了腾讯公司，他母亲名义上拥有60％的股份，自然也就成了董事长，一直到1999年风险投资进入时，才将股份完全转让给马化腾。”“她很负责任地帮我整理财务报表，后来公司搬家，搬那些桌椅板凳都是家里人帮忙，因为公司要减轻负担。”马化腾这样回忆母亲的帮忙。

帮助马化腾的“贵人”还有时任深圳电脑协会的秘书长“丁阿姨”以及深圳电信局的一个朋友，“是他们帮我们找了办公场地，免我们的租金，联系托管服务器，现在看好像这些事情很小，但没有这些，当时真不敢往下走。”马化腾回忆。“不能否认，很多事情都离不开运气。”马化腾后来这样说，“从没想过一定要开公司当老板，我们几个同学只是想有个机会去发挥所长，最好有一点小回报，仅此而已。”“当时腾讯算我就3个人，为了能让腾讯存活下来，做网页、做系统集成、做程序设计，我们什么业务都敢接，腾讯当时简直就是个杂货铺。”马化腾还利用在润迅工作时积累的人脉资源，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

有媒体报导，在当年最艰难的日子里，腾讯账户上只有1万多元，迫于生计，腾讯利用深圳的地理优势，去香港“投机倒把”，购进廉价笔记本电脑后，高价转卖给内地的客户。还有传闻称当时的腾讯到处去蹭人家的服务器用，他们把一台普通PC放到具有宽带条件的机房里面，然后把程序偷偷放进别人的服务器里面运行。

据《沸腾十五年》的作者林军描述，创业初期的马化腾外表清秀，像一个大学男生。而腾讯的另一位创始人曾李青形象富态，在穿着上更商务一些，在语言表达和人际沟通方面也比马化腾要强上许多。他们两人外出谈业务时，曾李青常被人误认为是大老板，而马化腾常被当做公司的运营助理或秘书。

马化腾后来回忆，“我们这些本土出身的创业者管理能力也许不足，因此要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是创业者拥有职业经理人不同的能力，我们可能是土的，但我们一针见血地知道产品的关键。”

哈佛资深创业教授汤姆·艾森曼就说过：“在硅谷，人们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产品感，而一位优秀的创业者必须拥有一双慧眼，找出优秀的产品。”

这种能力和眼光让马化腾注意到即时通信产品ICQ，并很快开发出了向对方敬礼之作的OICQ。当时在中国曾涌现过大批ICQ的跟随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经有过一个“xICQ”的名字。

腾讯在1998年11月7日和1999年1月26日注册了与OICQ对应的OICQ.com、OICQ.net域名。1999年8月底至9月中，ICQ的拥有者美国在线先后两次向腾讯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投诉信，指责腾讯侵犯知识产权。

美国在线的第二封律师函上写道：“现在已经有一个案例了，就是SMSICQ，是美国在线赢了，法官可以以此作为审判引用案例。按道理你们也肯定会输的，劝你们早点撤换域名，不要争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2000年3月21日，美国仲裁员詹姆士·卡莫迪签署了仲裁判决书，判定腾讯要将这两个域名归还美国在线。2001年4月，腾讯开始将所有产品中OICQ的标志替换为QQ。QQ好事多磨“当时并不止我一家在做这种通信产品，有一次投标，为了抢先，我甚至在产品成型前就先写好了投标书。”结果，马化腾在这次投标中失败。“但现在想想还真的是幸运，那个拿到项目的公司没有再维护产品，只有我们的QQ被砸在手上，才会持续做下去。”“最好的出路永远是朝前走完全程。”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这样说过。

很快，QQ流行起来，“我没想到那么多人在网上争着和认识不认识的人聊天，好多人为此刻苦学习打字，真疯狂。”马化腾回忆。

这让他在喜悦的同时，感到头疼，因为没有资金来不断扩充服务器。

马化腾开始寻找风险投资，2000年以前，风险投资多云集北京，身处深圳的腾讯不占地利。折腾一番之后，受以色列ICQ成功的刺激，盈科数码和IDG向腾讯投入了第一轮风险资金，“两家一起进，壮着胆子。”

这笔钱花完时，正值互联网冬天来临。IDG四处忙着找下家来接盘，马化腾回忆“找过搜狐、新浪，他们都没看上眼。”

最后传媒集团MIH产生了兴趣，但问题又来了。新的投资者要进来，IDG和盈科数码自然要稀释自己原有的股份。前者没有异议，而后者则举棋不定，“要说煎熬，我创业最煎熬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不喜欢这样的拖延，可当时盈科不说买也不说卖，把我们晾在一边，等到最后终于定下来出售已经是2001年6月，那时候纳斯达克已经快崩盘了。”“遥夜沉沉满幕霜。”在这期间，QQ商标之争也让马化腾焦心不已。OICQ域名官司输给美国在线后，腾讯将自己的即时通信产品改名为QQ，可是QQ.com.cn的中文域名早已被北京鼎扬科技有限公司的杨飞雪于1999年6月23日注册，注册时间远早于腾讯公司现有名称的诞生时间。

2002年12月，腾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出对该域名投诉争议。结果被驳回。

随后，腾讯又错过了QQ.cn的中文域名。这样大名鼎鼎的QQ只能采用tencent.com作为主网站的品牌域名，可tencent这个名字无法与QQ相提并论。

腾讯最后决定不惜重金来买下QQ.com的域名。该域名于1995年5月份首次注册，1998年起曾被域名持有人罗伯特·亨茨曼作为个人电影艺术网站使用。此人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同时有律师执业牌照。他曾把QQ.com域名放到一家拍卖网站登记待售，竞拍价曾高达200万美元，但未成交。

买回QQ.com域名的腾讯此后的发展顺风顺水。2004年6月16日，腾讯QQ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此后，QQ以即时通讯为基础，演化成一个庞大的、面向互联网领域全业务的平台。“公司上市意义有多大？它对所有腾讯的员工、股东和创始人都非常重要，既能够提高品牌形象，员工也得到了期权。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就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马化腾说。恐腾症“别人出迅雷，它就出QQ旋风；

别人出拼音加加，它就出QQ拼音；

别人出百度知道，它就出QQ爱问；

腾讯几乎不会缺席任何一场互联网盛宴。

它总是不疾不徐地跟随，然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背后；

它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杀出来搅局，让同业者心神不定；

它总是在时机成熟时，决然地露出终结者的面目。‘狗日的腾讯，你做得真绝！’

那些互联网巨头们都这么说。

他们羡慕嫉妒恨。”

这是《计算机世界》2010年7月26日的封面报道《“狗日的”腾讯》一文的导语，报纸印发后，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开始反思探讨腾讯的发展模式。“有什么业务是腾讯不做的吗？”做团购业务的美团网CEO王兴郁郁地说。“从QQ游戏平台上线那天起，联众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联众创始人鲍岳桥谈起当年腾讯对联众的围剿和逼迫，仍耿耿于怀。鲍岳桥一度离开联众，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称其做投资的原则之一就是：只做腾讯不会做、不能做的项目。

进入2010年，腾讯开始进入360与金山正在博弈的杀毒领域，在5月31日，推出了腾讯的QQ医生3.3升级版。

2010年3月28日，在2010中国IT领袖峰会上，李彦宏说百度这么多年很专注，只做一亩三分地，不敢做别的。不过，“我倒想请教一下Pony，你同时做那么多东西，怎么能都做得那么成，你打算用什么方式使你的搜搜做得比百度更好？”

马化腾听后一笑，一句“就算知道也不能在这里说”敷衍了过去。

不过，他还是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构想，“我们呈现给用户的打法未必是李彦宏这种图片性搜索引擎的方式，我们的其他方式，包括电子商务支付都会跟腾讯原来的增值业务相结合，我们很多个人业务也可以理解成泛电子商务，是个人消费数字化内容产品的一种买卖关系。它已经是电子商务形态，我就要结合这个特点，我要让用户很便利地支付，把他的钱从他的口袋里支付过来，我就要摆脱过去买点卡、手机代收费的模式，应该是发展到网银支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必须做在线支付以及其他相应的购物，将泛电子商务理念整合到我们整个平台中。”

李彦宏听后说，“他说在线生活、一站式服务，基本上就是不给别人任何空间。”

因为不可战胜，所以恐惧。“恐腾症”这三个字对腾讯来说很难界定是褒是贬。

背靠着上亿用户基数和大数据的腾讯，是最懂中国用户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在此基础上的产品，在用户体验方面都能带来很高的用户黏性。因此，在雷同的业务上，留给其他公司的份额少得可怜。

这种“模仿＋微创新”的模式造就了腾讯几年来的飞速发展，甚至在经济危机的这几年里，腾讯的股价也始终保持着稳定。

2011年8月10日，多玩创始人李学凌发表了一篇《不关恩怨，我想对马化腾说》的文章，他要和马化腾说一说，“腾讯和创业公司的关系问题，甚至所有大公司和创业公司的关系问题。”“腾讯不是真正自信的公司，因为它不是一个历经血战才成功的企业。它其实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的路，直接在5年之后等着你们。你们这5年很成功、很风光，但是5年之后，一碰到它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极其巨大了。但是，这也会造成腾讯没打过硬仗，也比较担心打硬仗的问题。腾讯没有打过这种人与人之间实力均等的对战，没玩过肉搏。他的团队力量很强，队形方正，就像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但是一旦换一个阵地，大家在丛林挥舞马刀，就不一定了。所以腾讯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修改游戏规则。先把我改成不死，把我的血锁定，子弹改成无限，再去打这个游戏，这时候我才踏实。腾讯经常会用一些遏制手段，比如我不跟你合作，谁跟你合作我就买了他，谁跟你合作我就不跟他合作了，我就收拾你的上下游。”

雷军认为，“腾讯的强大已经堪比20年前的IBM、10年前的微软了，这是我们尊敬马化腾的原因。我觉得马化腾的模仿创新只要是不违法，也没有关系，微软当初也是这样的。只是，假如腾讯强大的代价是扼杀了产业的创新、破坏了产业的生态链，那么等待腾讯的可能和IBM、微软一样：反垄断法和反不公平竞争法。”

2013年9月23日，“2013胡润百富榜”子榜之一的“2013胡润IT及娱乐富豪榜”新鲜出炉。42岁的马化腾4年来第一次超过了李彦宏，以560亿身家位居IT富豪榜榜首。

当时有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

1个腾讯＝1个Facebook＝1.4个eBay＝2个百度＝3个LinkedIn。目前，比腾讯市值高的只有谷歌（3000亿美元）、亚马逊（1361亿美元）。

而马化腾占有腾讯10.25％的股份。

李学凌曾在他的文章末尾问马化腾：“你这么有钱了，能不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被觊觎的即时通信衣钵“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2010年4月，美国在线宣布准备出售旗下即时通信服务ICQ。

当时，俄罗斯数字天空科技（DST）集团、Rambler Media母公司ProfMedia、中国的腾讯公司参与竞标。

当时，ICQ仅拥有4200万活跃用户，其中1850万用户来自俄罗斯，占用户总数的44％。ICQ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而没有进化成一个开展互联网领域全业务的平台呢？

首先，它栖身于美国在线体系架构中，拓展业务的可能性受制于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而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在线由于和时代华纳的不成功合并而日薄西山，ICQ也深受影响。

其次，在美国知识产权相对保护较严的背景下，无所顾忌地拷贝其他企业的新锐业务模式会被对手告到死。

最后，悬在空中的美国反垄断法大棒，使得美国在线麾下的ICQ没有成为一个全业务平台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在保护创新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氛围中，ICQ没有独大的土壤。

经过一家中国公司、两家俄罗斯公司的短期竞标角逐之后，美国在线宣布将ICQ卖给俄罗斯数字天空科技公司，价格为1.875亿美元。

诗人丁尼生曾写道：“及时采撷你的花蕾，旧时光一去不回。今天尚在微笑的花朵，明天便在风中枯萎。”

雷军 小米的前世今生

雷军，1969年12月16日出生于湖北仙桃市，“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中学时代，他周围的学习氛围很浓厚，“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考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

1987年这一年高考时，由于好友填报了计算机专业，“为了日后和好友仍能有共同语言”的雷军也选了同样的专业，考进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此前，他曾用过苹果的老式电脑，但没想过自己的未来会跟电脑扯上关系。

一天，他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读到了《硅谷之火》一书，该书第一版于1984年发行，讲述了截止到当时的“本世纪惟一而数额最大的合法积累的财富”（风险投资商约翰·多尔语）的那些人的故事，其中包括盖茨、乔布斯早年的创业传奇。

雷军后来表示自己喜爱那位与盖茨做对的乔布斯，“80年代是乔布斯的年代，他是全世界的IT英雄，当年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今天。90年代初，连盖茨都说，他只不过是乔布斯第二而已。”“我深深地被乔布斯的故事所吸引。在武汉电子一条街打拼一段时间后，自我感觉良好，就开始做梦：梦想写一套软件运行在全世界的每台电脑上，梦想创办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软件公司。”雷军说，“《硅谷之火》给了我这样一个启迪：你要是有梦想不妨一试，那样你也许真能办成一家世界级公司。”“惊风飘百日，光景驰西流。”眨眼到了大学四年级，雷军开始和王全国、李儒雄等人创办三色公司。“我当时想，乔布斯、盖茨就是大学创业成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些，顿时热血沸腾，脑子晕晕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好奇怪，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开公司谁投钱，开张后做什么，靠什么赚钱等问题。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雷军说。“四个人，每人25％的股份，大家都很高兴。没过几天，问题来了，每件事情都需要反复讨论，到后来，甚至改选了两次总经理。”

雷军这样描述当时三色公司的管理架构。

他们的产品是一种仿制金山汉卡，可是随后出现一家规模比他们更大的公司，把他们的产品盗版了，而且这家公司可以把同类产品的量做得更大，价格也更低。

雷军说，“看起来我们的团队很强大，最多的时候有14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的，卖过电脑，做过仿制汉卡，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但实际上三色公司举步维艰，不要说公司运营，即使他们生活上也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局。一天，几个人待在一起，面面相觑，忽然一个伙伴开口说自己可以去找食堂的大师傅打麻将，赢些饭菜票回来。

结果，这位夸下海口说自己麻将打得好的同学真不是浪得虚名，很快弄回一堆饭菜票。此后，实在没钱的时候，雷军他们就派他去打麻将赢饭菜票。

半年以后，三色公司运营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散伙。清点公司资产时，雷军和王全国分到了一台286电脑和打印机，李儒雄分到了一台386电脑。

公司停办的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走在樱花路上，细细的光束从林荫道的树丛中洒下来，照在雷军的身上，让他感到了一种释然，“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真轻松啊！梦魇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迎来的是全新的生活。”

三色公司的失败显然改变了雷军的创业理念，多年以后，他表示对大学生创业模式不提倡不鼓励，“我们得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跟美国的国情真的差别很大，我们大学的教育，其实素质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是很低的，而且可能我们鼓励学生创业还耽误了他应该有的学业，有点得不偿失。”“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大学生涯很快要结束了，这段岁月给雷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曾回忆，“梦到武大，想到的都是樱园、樱花大道、老图书馆、理学院楼……武大，满载着我的青春岁月”。“我在十多年前是有一点野心的人，想做点大的事情，支一个小摊子对于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所以加入了金山。”雷军曾这样解释为什么会在1992年选择加盟金山公司。

金山时期，对于雷军来说是一段充满了磨难的光荣岁月。在这里，他带领着金山公司一度与盖茨的微软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2007年在把金山带上市后，雷军曾一度离开金山。

离开金山的雷军再次被一个人所吸引，这就是重回苹果的乔布斯。再见乔布斯“在1997年的时候，苹果已经接近破产了，就把乔布斯请了回去。一回到苹果，乔布斯就传达了一个理念，决定不做什么跟决定做什么一样重要。他跟几十个产品团队一起开会，评估结果显示苹果的产品线十分分散。无数的产品，在乔布斯眼里大部分是垃圾……他开始大刀阔斧地砍掉不同型号和产品，很快就砍掉了70％。”

这是雷军2012年5月21日发表的《用互联网思想武装自己》博文中的一段，文中所提的事件基本属实，不过乔布斯回归的时间准确来说应该是1996年12月20日。

雷军文中还提到“乔布斯那时候还高调砍掉了‘牛顿’项目，当时很出名的一款手写设备。乔布斯说，上帝给了我们十支手写笔，我们不要再多发明一个了。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停掉牛顿后，苹果解放了一批优秀工程师去开发新的移动设备，最终做出了iPhone和iPad。”

乔布斯下定决心做手机应该追溯至2004年的一天。那一天，摩托罗拉CEO爱德华·詹德对乔布斯说“当你出门时，你会确定带齐了三样东西。你的钥匙、钱包与手机。你的iPod不在这张清单内。”一向用子弹一般的言语击中他人的乔布斯，此次被詹德的这句话打中了。

2007年1月10日，iPhone正式发布。“在手机行业，我们是后来者，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乔布斯暗示原来的手机厂商没有给消费者提供良好的产品，“几乎每个人都痛恨自己使用的手机。由于用户界面过于糟糕，所以大部分用户都只能使用手机的少数功能。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个人改变这一局面。”

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在《临界点》一书中曾提到，“看看你周围的那个世界，只需要在正确的位置轻轻一推，它就能够被倾斜，倾斜……”“我就搞不懂，手机为什么能卖那么贵。电脑行业10％～15％的毛利已经很好了……他也是门外汉，但是乱拳打死老师傅……”2007年苹果iPhone刚推出来的时候，一直关注乔布斯的雷军起初对之感到“惊艳，原来手机也能这样做。”

iPhone进入中国市场后，雷军买了很多送给朋友，并开始揣摩苹果的理念。“我用过70多部手机，一部名字也想不起，即便你念到博士也想不起那些数字和符号的长串组合，但为什么你能记住苹果？因为苹果只有1234，它做到了一年推出一个款，甚至一度只有一个颜色，这就是简单和专注。”

不过，他在崇拜乔布斯之余，认为第一代iPhone并不完善，并曾给iPhone挑毛病：待机时间太短、不能转发短信、用着硌手、信号不稳定……

受到乔布斯做手机的启发，雷军想学习推出自己的手机，他称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参与欲很强，以前给包括诺基亚等国际大厂都提过意见，人家根本不理我，更别说改动了。”于是他想：“如果我自己能做款手机，根据用户意见来完善，一定能做出一款用户体验很好的手机。”小米前传“你们是卖手机的吗？”

盘古大观酒店咖啡厅的服务员好奇地问面前的两位客人，一溜儿手机排在他们的面前，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这两位客人是雷军和时任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的林斌，他们相对而坐，像比赛般地从自己的包里掏出自己的手机，排在桌子上，林斌排出六七部，雷军比他多出两三部。“我关心手机很自然。当时我们做的谷歌地图支持诺基亚的所有机型，支持Android手机，支持Windows Mobile手机，当然，也支持iPhone。谷歌办公室有三个大柜子，里面有500多款手机，我经常可以拿到还没上市的新鲜样机。不过，我发现，雷军比我还狂热。”林斌回忆。

雷军接触林斌时的身份是UCWeb董事长，当时，谷歌开始跟这家公司合作，帮它做移动搜索业务。林斌称，“一开始，我们谈的都是谷歌和UCWeb的商业性合作。后来，我们经常约出去，往往从晚上八点聊到凌晨两三点，聊的都是对移动互联网产业和手机产品的看法。”“移动互联网讲究的是软硬一体化的体验，我观察移动互联网有5年的时间，琢磨完了，开始研究终端，国内所有的厂商都考察过，结果发现所有的终端都不够好。”雷军这样说，所以他准备做手机。

不过，雷军也有过一丝犹豫，“我好多年没直接上过战场，这几年都是在旁边支招，现在要上战场，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他随即又安慰自己，“好在这几年自己也是时刻备战，如果真是刀枪入库，玩了几年高尔夫再回来，那可是真不好干。”“人生最痛苦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得不到，第二件就是怕失去。年轻时创业，输了无所谓；现在过了不惑之年，几乎所有人都变成怕失去。”雷军转念一想，“创业输了，我会输什么？不过就是面子。其实谁在乎，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输，你能记住几个输掉的创业者名字，所以，不要把这太当回事。”

哲学家塞内卡说过：“不是因为事情困难，而让我们不敢做；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变得困难。”“大家可能认为对互联网行业来说，40岁的人已经老了，应该退休了，还折腾什么？”但雷军特意查了一下，发现“柳传志是40岁创业的，任正非是43岁，我觉得我40岁重新开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坚信人因梦想而伟大，有这么一个梦想，就此生无憾。”

2009年10月，雷军正式邀请林斌合伙创业。对于一名外企高级职业经理人来说，原来的生活优渥，创业的机会成本很高。当时林斌回去跟他夫人说，雷军找他一起创业。他夫人问林斌：“雷军钱也有，名也有，为什么要做创业这么苦的事情？这兄弟图什么？”再次见到雷军，林斌问他：“你有没有雄厚资金支持？”雷军说，“拿不到钱我自己出，我就有这么多。”林斌打消疑虑，决定加盟。

11月的一个晚上，雷军和晨兴资本合伙人刘芹通了个长达12小时的电话。其间，雷军换了三块手机电池，对方换了三个手机。雷军在电话中说，“我之所以对创业仍抱有敬畏之心，是因为看过太多人‘死’了，不是因为他叫做雷军，就不会‘死’。”他后来还说过，“我看过很多起起落落：无数的强人崛起，无数的英雄倒下；看见人家起高楼，看见人家宴宾客，最后看见人家楼塌了。”刘芹被这份“敬畏之心”打动，同意投资。

另一家小米公司早期投资者是启明创投。这家创投公司的童士豪回忆说，当时雷军给他讲解小米的发展规划时有一种以往少有的激情。但他也承认，“启明之所以决定投资小米，还在于我们与雷军在凡客这个案子上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他认为雷军自己创业应该比较靠谱。

这年年底，曾负责过金山在线、金山词霸业务的黎万强想重新调整一下职业方向，喜欢摄影的他起初想开个影棚。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雷军时，雷军一听就乐了，“你别扯了，跟我干吧！”黎万强说好啊。这下轮到雷军有些纳闷了，“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黎万强回答说应该是手机吧。雷军哈哈大笑。“以他这么多年来对手机的痴迷，我实在想不出他要创业的话还能干别的。”黎万强称。

雷军回忆在小米手机的创始人中，最难请的是洪锋，他是曾参与过谷歌3D街景的高级产品经理。见面时，洪锋问雷军：“你要做手机，那你有运营商关系吗？”雷军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洪锋又问：“那你认识郭台铭吗？”雷军略作调侃地回答：“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而洪峰自始至终都没什么表情，弄得雷军都不知道有没有说服他。

雷军的创业团队逐渐构建起来，除了林斌、黎万强、洪锋以外，还包括30岁就成为微软工程院工程总监的黄江吉，原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原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刘德。用雷军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支“优秀得以至于不知道该拿来干什么”的豪华团队。

2010年4月6日，在北京海淀区保福寺桥边的银谷大厦807室，小米公司开始创办。“我有过几次创业的经历，所以我创办小米公司的时候，很多同事都担心我干一段时间又干别的事情去了，因此我跟他们保证说小米是自己的最后一家公司。首先因为这件事情足够大，其次如果能把小米做成功，这一生已经是精彩纷呈，不再需要别的东西了，所以创办小米对我来说足够了。不过，我也提醒自己要聚焦，认认真真地把小米做好。”雷军说。

当时小米公司四百多平米的办公室，开始只有七八个人，有些空荡荡的。开业日，黎万强的父亲一大早起来给他们熬了一锅小米粥，十点送到办公室。雷军表示，“我们唯一的仪式就是一起喝了碗小米粥，然后就开始上班了。”

后来，黎万强称，“当年煮小米粥的电饭锅，我让我老爸收藏好了。”雷军在微博上调侃，“那是小米的文物，一定要保管好！”

小米公司早期的员工中有一个女研究生，“她把自家的股票全卖了，给同事群发了一封邮件，说把嫁妆钱都拿出来了，从此就嫁给小米了。”

公司为什么叫小米？起名时，有人提议叫“大米”，刘芹说：“现在用户不喜欢高大全，就叫‘小米’吧！”

雷军后来阐释，“首先小米拼音是mi，Mobile Internet，小米要做移动互联网公司；其次是Mission impossible，小米要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小米’这个名字亲切可爱，你周围有人叫小米吗？”小米公司会议室也大多起了与米有关的名字，比如“香米”“红米”。

雷军希望小米手机靠口碑效应赢得市场，认为口碑效应的核心是超越预期。他在博文中曾以海底捞为例来做说明，“海底捞就真的比五星级餐馆好吗？一去那里乱糟糟的，真的好吗？很多人说口碑就是好，口碑就是因为便宜。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的，口碑的真谛是超越用户的期望值。因为海底捞都开在很一般的地方，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它的服务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期望值，我们就觉得好。当我们去五星级餐馆的时候我们期望值很高，怎么可能超越呢。我去了一次迪拜的帆船酒店，据说是全球最好的，一走进去金碧辉煌。但是，我觉得无比失望，怎么这么土啊！其实它是不错的，只是我的期望值太高了。”“人若无名便可专心练剑”雷军在小米创业初期，强调要保密，保持低调。他说一旦大家知道是雷军在做，期望值就会高，他希望用户认为“就是张三、王五做的，甚至没有名字的人做的。”

拉卡拉创始人孙陶然曾转发了一条雷军参与创建小米公司的微博，“我刚转发，就接到他电话了。”之后他删除了这条微博。

雷军的不少朋友也是在小米成立近一年后才知道他创业的消息。“这次创业，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做的。在没人关注与讨论的时候，可以真实地去尝试自己想要做的。”雷军说。

他后来开玩笑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很低调？因为我们当时就想好了，事情如果做成了那最好不过。万一做不成，我们就说自己从来没做过！”福岛核电危机后的商旅“福岛核电事故后，我们去日本拜访夏普。我们搭乘的那次航班，飞机上空服人员比乘客还多，乘客总共就不到10人，其中我们就3个人。”雷军回忆。

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随后，让世人更加惶恐的一幕发生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因地震自动停止运行，丧失了冷却功能，最终出现了核泄漏。许多人都在担心切尔诺贝利核危机重演，一些旅居东京的外国人由于担心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问题而撤离日本。

福岛核电事故后两周左右，雷军、刘德等人前往日本，旨在与夏普就小米手机获得对方的屏幕供应进行谈判。雷军承认对当时的核电事故“还是有些担心。不过做成手机的愿望更大，也就豁出去了。抵达夏普总部，雷军发现整栋大楼空荡荡的，以前去拜访时，有一堆厂家在那排队，而那一天只有雷军他们一行三人。“此刻来访，夏普很感动，但在商言商，起初谈判并不顺利。一个从来没做过手机的公司只能讲未来，讲着讲着连我们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刘德回忆。“有人以为做手机，就是从夏普拿屏，从高通拿芯片，然后像当年组装电脑那样，在家里一攒，不就出来了嘛？其实哪有那么简单！”雷军说，“先不考虑信号、性能、耗电各种指标。单单是保证不易被摔碎，研发中我们都要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不同的摔法，从力学的角度分析，继而再调整结构设计。这样的细节八天八夜也讲不完。”

其实从手机原材料供应商处采购零部件也不容易，雷军起初没有料到与供应商打交道如此复杂，“这些东西顶多是产能问题，我花钱买还不行吗？我出价贵一点来买，还不行吗？”但问题也没有这样简单。

小米高管周光平原是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有过十几年的手机领域从业经验，和手机链条上游的供应商大都熟悉。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以小米公司的身份联系对方时，对方很客气地说他们还是朋友，但采购元器件一事就不要再找他了，因为他的老板不批。

这让周光平大为尴尬，“我们这帮从摩托罗拉出来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或者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居然是供应商不支持我们。这些供应商全部是认识已久的朋友。”“这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是工艺上的支持。国外的供应商一听说是来自中国的创业团队，85％的人起初都会拒绝。因为中国的创业团队都很会忽悠，他们已经被忽悠了好多年，怕了。”雷军说。大型的手机元器件供应商在决定是否要跟对方合作时会先调查这家公司的背景，而且会查其三年以来的账目，看其是否盈利，并作出评级：盈利不错的为A，往下是B，不盈利的是C，没有账目的是E。当然他们也会看对方的发展潜力，综合打分，但财务方面的数据占了很大的比重。

所以小米接触的一家供应商很直接地说，“你们把前三年财务报表拿给我们看看，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做一半就关门大吉了。”有家供应商还说：“你们连失败的经验都没有，我们怎么把东西卖给你们？”

在和一家手机电池供应商谈判时，起初，周光平让一个部门经理和对方业务主管接洽，结果，对方不肯合作。他只好亲自和对方谈，从头介绍小米公司的构想和雷军的为人，结果不错。受这次谈话启发，周光平此后出去谈判时，总拉上雷军。雷军自身的人脉以及以前的经历，对说服供应商起到了作用。“大家都愿意跟成功者合作，不过，他们的信任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建立起来，我在这个圈内还是有很多朋友的。”这些朋友的帮忙有助于谈判的展开。在谈判中，雷军对供应商最有力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错过中国下一个黄金十年？”

刘德也对一些供应商说：“你不挣钱没事儿，你错过了占坑可是大事儿。万一我们将来能做成，你就丧失了巨大的机会。”高通公司认为小米代表了移动互联网的新商业模式，其内部的人员分析，“现在谁也看不清楚（它的商业模式），我们跟他们合作就是先入为主，抢占一个先机。”“5个月，见了1000多人，瘦了20斤。”参与了一系列谈判的刘德回忆。元器件的供应问题基本解决后，接着新的问题来了。由于小米公司要求所有的配件都是最新的产品，因此他们拿到的一些产品，还没有驱动程序，而供应商要在3个月之后才能提供驱动程序。小米公司等不起这个时间，便将产品拿回来，自己测试。“这就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找开关。你不知道开关在哪面墙上，你甚至不知道开关的大概方向在哪里。你会陷入完全的无知状态，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去尝试。”黎万强说。

最后一道程序是投入流水线生产，这当然也要找代工厂，这大家可能会想到为苹果代工的“大名鼎鼎”的富士康公司。“你以为富士康会帮你生产，开玩笑呢，理都不理你。”雷军这样回忆。又是一轮谈判，最后英华达成为小米手机的首家代工厂。过了半年，富士康找到小米，成为小米手机的第二家代工厂。黎万强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早知道做手机有这么多困难，当时我们肯定不会选择来做这件事。也就是不知道，无知者无畏”。

2011年4月，第一部小米手机诞生了。798艺术区的惊艳“小米要干什么呢？我第一次正式跟大家说，小米的目标就是做顶级的智能手机。”2011年7月12日，雷军这样说。“我们认为智能手机现在过于复杂，大家反过来发现，智能手机的功能不如以前的普通电话好用。我们很多人都是一手拿一个普通手机，一手拿一个iPhone。”雷军这样评价乔布斯得意的产品，“为什么不用iPhone呢？因为它打电话不方便，新一代的智能手机过于复杂。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做一款能打电话的智能手机，所以我们致力于把以前普通手机非常出色的怎么打电话，怎么发短信，怎么做通讯录这些传统功能做得非常好。”

还有人问：“小米要在网上卖手机，这是谷歌都没有做成的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做成？”雷军回答：“谷歌很伟大，但谷歌不懂电子商务，而我已经做了10年电商。”

2011年8月16日，在北京798艺术区里此起彼伏的“雷布斯”的喊声中，小米公司举办了小米手机发布会。会场上人头攒动，过道和周边平台上也站满了人，凡客诚品的陈年一度也被拦在蜂拥而至的人群外面，最后经过一番协调才得以进入会场。

会场上，台上的人每报一次技术参数，台下的粉丝就传出一阵几乎掀翻屋顶的声浪。一位参加会议报导的记者低声问工作人员：“哪来的托？太敬业了！”对方答曰：“都是自己来的，我们也没想到。”

不过当时的发布会上出了点小纰漏，有那么几秒钟。舞台上，雷军身后的PPT屏幕整块黑掉了，他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但没有回头，他想：“就算没有PPT，我也要把这个发布做完。”

现场的预售队伍，排了100多米。

在发布会的最后环节，一段视频被现场播放：一个支持雷军的团队，包括凡客诚品陈年、UCWeb俞永福、多玩网李学凌、拉卡拉孙陶然、乐淘网毕胜及尚品网创始人赵世诚，为了祝福小米手机，共同做出一个举动，高呼：“我们要小米！”齐刷刷地把手里的旧手机摔向地板，这些手机大部分为iPhone。“这是他们对雷军‘老大’的投名状。然而，市场才是唯一真正的战场。”搜狗公司公共关系总监王冠雄在他的《雷军的小米步枪》一文中如此点评。

发布会结束不久，雷军公开谈及他对乔布斯的看法：“他的问题我都想明白了，就算见到了，也没什么可问的。”“这次操盘小米公司，我有一个理念，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的，顺势而为。我不想把小米公司办成一个类似金山那样苦难深重的公司，那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要强调的是幸福指数。”雷军如是说。

随后，雷军和他的小米手机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创业角度来讲，我们第一步应该已经成功了，很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运气好，而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在对的时候，干了对的事情。毫无疑问，我们找对了一个风口，连猪都能飞起来的风口。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有这么多人知道，这就是形势比人强。”雷军说。

美国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曾说过：“如果你从个人层面来看，当你做一件自己喜欢并真正擅长的事情，对它充满热情，能够创造出人们愿意购买的附加价值，那就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不过，IT界评论人士洪波说，“世界顶级的智能手机至少得有世界顶级的硬件设计和开发能力与之匹配吧？这一块是雷军从未接触过的，这是最大的风险。如果能像凡客那样，从白领买得起的品质入手，或许比‘世界顶级’更靠谱一点。另外，小米的未来，必定是巨额资金的持续投入，但这需要一个个阶段性的支点来撬动。一个环节出现闪失，就可能让整个梦想难以为继。”“雷军从一开始打的就是一场三维的战争，玩法完全不同于传统手机厂商。”迅雷联合创始人邹胜龙说，“小米把中国手机行业的竞争，从冷兵器时代直接带到了现代战争时代。”

雷军认为互联网公司最终盈利点是通过服务赚钱，不是通过硬件，未来手机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铁人三项”：终端＋内容＋服务。“我认为苹果启动了新手机时代以后，游戏规则就是铁人三项，到今天比赛进行了四年半，苹果一骑绝尘。我跟供应商打交道，他们说自己的客户只有两家，一家是苹果，一家不是苹果。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其实很被动，他们也想打破这种局面。我就是看到这个形势以后，决定创办小米公司，也就是瞄着‘铁人三项’来的。”

2012年12月12日晚，2012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最终获奖名单揭晓，小米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军获得年度新锐奖。

评委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他是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2001年他跻身中国福布斯富豪榜，但年过不惑，他却决定投身创业。他想只在互联网上卖手机，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根据数百万用户的意见定制手机，在他看来，这才是小米最大的创新。”

在当天的颁奖现场，雷军发表获奖感言称：“小米是颠覆性创新的东西，颠覆肯定颠覆了别人的想法、看法，影响了别人的利益。一个新的东西产生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诋毁、抹黑，羡慕嫉妒恨。我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想，反正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够了。”

张朝阳 搜狐的数字化生存

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认识了张朝阳，随后给对方投资了2万美元。不过，尼葛洛庞帝在互联网史上最大的贡献不是给了搜狐网启动的种子资金，而是出版了《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

该书描绘了数字科技将给人们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该书中文译者胡泳将书名译为《数字化生存》，隐含了没有数字化难以生存的意思。

胡泳后来解读：“这本书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但是首先必须放在80年代的语境下来谈论。80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完成了重新认识世界这样一个使命，跟晚清时期林则徐、魏源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很相似。所谓相似是指，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醒过来，最早看到的就是西方的科技。高科技在晚清时表现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我们想要迎头赶上，不料甲午海战打破了这个幻想。我们以为只要有了新式海军，有了外国大炮，就可以和列强平起平坐，这种迷梦被粉碎了，继而才开始寻求制度、文化层面的革新。而80年代的核心主题，其实就是关于国家富强的讨论。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比较直线的思维就是，西方走过的路必定是我们要走的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所以这是一次焦虑之旅，我们总要经历一个从技术层面到达制度层面最后又到达文化层面的过程。90年代我们再次提出生存问题，尽管是技术层面上的，依然会拨动人们内心那根弦。”

胡泳深刻地洞察了一代人内心深处的微妙感觉，这可以从张朝阳后来的一段话中得到验证：“西方列强在几百年前把中国的国门打破。当他们用稍稍发达一点的科学技术制造的枪炮把清朝的铁骑军队，一排排轻易地放倒的时候，中国人就彻底丧失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一个泱泱大国的自信心。而在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志士仁人一直在寻求自救，在寻求自我，来建立自己的自信。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道路，但是仍然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和沉重的自卑感，这导致我们对很多事情不能不卑不亢地来面对。取得一些成就，我们就沾沾自喜；能够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以能够对西方说‘不’而感到扬眉吐气。我们觉得能够挑战西方，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做到了。实际上，这里面还是隐隐约约包含着一种自卑感。”

当然，也有人对此书描绘的数字化生活不以为然，“《数字化生存》里把这种生活描述得神秘莫测，是不健康的。实际上，这种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这样评价，“数字化生活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生活方式，它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无论如何，尼葛洛庞帝和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对张朝阳搜狐的起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下面我们会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搜狐前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安郊区某兵工厂的一个职工家属大院。当时，没有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也没有“愤怒的小鸟”和“植物大战僵尸”，大院里的孩子玩的是滚铁圈、撞拐子、打群架。1964年出生的张朝阳就是混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兵工厂里知识分子“张大夫”和“李大夫”的长子。

这群孩子当中，很少有人知道“高考”这一回事，自然也没有什么学习压力，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当上“红小兵”。三年级时，张朝阳当上了红小兵中队长。他模仿电影《向阳院的故事》，暑期期间发起了“向阳楼运动”，组织一帮红小兵在居民区给树浇水、帮食堂大师傅摘菜。同其他别的孩子一样，张朝阳的童年浸泡在一种单调且单纯的环境中，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

后来，张朝阳曾经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两部电影里找到了属于自己那一代人的特殊记忆。他们一直在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儿时的张朝阳对未来有过很多想象，他有着五花八门的爱好。九岁时他练了半年武术，为此妈妈还特意给他做了一条像模像样的灯笼裤；后来他痴迷上了画画，立志要当个画家；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喜欢上了音乐，整天琢磨着要是什么时候能进陕西省剧团拉二胡或者唱秦腔就好了；四年级的时候，他又迷上了《水浒传》，每天苦练石子砍树，希望能练就书里“没羽箭张青”打石子的绝技。

八、九岁的时候，张朝阳从家里的储藏室翻出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得“脸红心跳的”。他后来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对美或者对小资的喜好。”冬妮娅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气质曾让他一度充满想象，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美国留学生活。

1976年，张朝阳升入初一。两年后，一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陈景润作为一名数学奇才一夜之间街传巷闻、家喻户晓。数学家、物理学家成了那个时代的全民偶像，当孩子们在被问及“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张朝阳回忆说，“那时候的人们，对虚伪的政治运动已感到厌烦，所有的热情转向学习数理化，几乎每一天都有新思想出现。整个社会上流传着的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

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催生了他对数理化的热爱，张朝阳开始觉得做个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也不错。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当时的清华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与外界隔绝，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当时流行一个口号，“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他回忆自己曾在冰冷刺骨的水中冬泳，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现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1986年，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酷的生活。”

张朝阳放弃了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大师的梦想，“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疯狂），想当好莱坞明星。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尘埃落定之后，他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接受尼葛洛庞帝的第一笔投资后，张朝阳回国创业。他当时的公司起名叫互联网技术公司（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英文缩写是ITC，在去工商局办执照时，被告知公司中文名一定要按ITC的中文谐音翻译，于是公司起名为爱特信。

爱特信坐落在北京万泉庄园一个墙壁斑驳脱落、仅有2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没有热水。这些还能让人忍受，可是房间窗外有个锅炉，常在深更半夜发出恼人的刺耳之音，让张朝阳彻夜难眠。一天，一个清华同学来看他，走进他的办公室，惊愕不已，“哎呀，你怎么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当年搜狐只有4个员工时，有一次张朝阳跟我们几个拿着黑板在上面画，讲他的宏图大志，说他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我们私下觉得他傻得可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爱特信第一个员工苏米扬这样回忆当时的张朝阳。

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佩奇说过：“常常，追求雄心万丈的梦想会更容易。因为没有别的人会疯狂到做这件事，你面临的竞争就少得多。”

但随后张朝阳等来了一个机会，这也与尼葛洛庞帝有关。

1996年底，中国早年互联网领域的大姐大、瀛海威公司创始人张树新在北京街头书摊上看到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她被这本书打动，想和尼葛洛庞帝建立联系，以提升瀛海威的品牌。而恰逢出版该书的海南出版社编辑也正想把尼葛洛庞帝请到北京来，“搞一场数字化运动”。

由于张朝阳认识尼葛洛庞帝，于是由他负责牵头把尼葛洛庞帝请到中国，瀛海威则提供资金赞助。“有一哥们儿说，你们只有几个人，瀛海威几百个人，你干吗不用这个机会呢？我茅塞顿开，当时基本是全国媒体都到场，我要利用这次机会让他们宣传宣传我们。”张朝阳后来这样回忆。

在这次活动中，张朝阳担任了尼葛洛庞帝的翻译，他是尼葛洛庞帝此次访华活动的最直接受益者。他全程陪同，不断地向媒体介绍自己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媒体拍照时，他就拼命地往张树新和尼葛洛庞帝中间挤。“我跟尼葛洛庞帝一唱一和，他说什么我翻译什么。后来有人提问，这次为什么到中国来？尼葛洛庞帝回答说，‘我这次首先做了一个重要的投资，这个投资就是由张朝阳创办的爱特信公司，我想看看这个公司怎么样。’当时所有的媒体一下子哗然，第二天《中国经济时报》《北京青年报》都进行了报导，再加上现场的效果，爱特信从此出名，我也开始有点名气。”张朝阳这样回忆。

网上至今仍流传着张朝阳早年吃盒饭的一张照片：在一个面包车里，青涩的张朝阳一手端着一盒米饭，一手用筷子从一个中年女子手中的饭盒中夹菜。女子因抬手，面部被挡住，但看得出来她衣着优雅，举止祥和。这张照片有可能是尼葛洛庞帝访华活动期间所拍，而那位中年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张树新。《数字化生存》随后在中国引发了关注的热潮，“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大国情结，感觉不能在这次席卷全球的信息经济浪潮中丧失机会。”胡泳说，“所以《数字化生存》与当时中国人心底普遍的危机感暗合了。”

当时，新闻发布会把尼葛洛庞帝搞得很累，他接受了无数的采访，回答了无数个问题。发布会结束之后，瀛海威安排了辆车，让张朝阳晚上的时候带着他去转转北京。车差不多开到天安门附近的时候，尼葛洛庞帝转过脸来对张朝阳说，“我欠你一点儿钱。”张朝阳一愣，下意识地问欠什么钱？结果尼葛洛庞帝紧接着就说要追加投资。他对张朝阳说，“你明天早上到宾馆跟我一起吃早餐。”第二天一大早，张朝阳赶到了尼葛洛庞帝住的钓鱼台宾馆赴约，他从尼葛洛庞帝处得到了7.5万美元。

张朝阳不久就取代张树新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国互联网代表性人物。一年后，爱特信演变为搜狐网，尼葛洛庞帝的第二次访华开始由搜狐网提供赞助了。多年以后，张朝阳承认搜狐借力瀛海威“基本是草船借箭的故事”。

1998年6月，由于亏损严重再加上后继资金匮乏，张树新与大股东兴发集团产生了冲突。危机四伏中，张树新从瀛海威黯然辞职。“95年、96年那个阶段是瀛海威年代，张树新的年代。97年我回来后，终结了她的年代。”多年以后，张朝阳在一个论坛上这样说。“狐狸”是这样长大的“回国后我住在北京红庙附近的京港花园。有一天晚上英特尔的投资人打长途过来说有一个问题想问。我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我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能咬牙回答他的问题。”张朝阳这样回忆自己获得第二轮投资时的情形。

到1997年年中，张朝阳融来的第一轮资金即将消耗殆尽，他再次赴美寻求投资。据他回忆，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曾经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还有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遭遇。“第二次融资比第一次更为艰苦，花费了我大量时间，而且公司内部没有人能帮得上我，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这年的9月11日在张朝阳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一天中马不停蹄地见了4位投资人。其中3位在硅谷地区，1位在旧金山。虽然张朝阳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这一天他拜会投资人时，还是遇上了许多麻烦，其中包括对方晚点、地铁罢工、高速公路堵车。在见最后一位投资人时，他不得不下了车，提着笔记本电脑，狂奔过7个街区赶去和对方会面。

其中一位投资商当场答应为张朝阳投资25万美元，但他最终并没有拿到那笔融资，那位投资商把钱投给了王志东的新浪网。

有媒体称，“让张朝阳吃惊的是，王志东的商业计划书里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这让他几乎认定王志东看过自己的计划书，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耿耿于怀。”

而现场没有对张朝阳的计划书予以答复的是英特尔公司。会面时，他们对他的方案不置可否，但随后对他进行了前后长达6个月的“问讯”，平均每天6个问题。

1997年10月，在张朝阳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整天琢磨着如何将WPS 97软件销得更好的金山公司总经理雷军遇到了张朝阳。雷军和张朝阳聊了几句，但“没什么特别感觉，并没有想过张朝阳会有很好的前途，更没想过自己要做个门户网站”。“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到了11月份，张朝阳第一轮融来的资金快花完了，他不得不把公司最早的两名员工叫来，问他们那个月的工资可否迟发一个月。好在年底时，张朝阳承揽了一个为北京电信设计网页的业务，让公司度过了难关。

1998年4月，张朝阳终于获得了第二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英特尔、道琼斯、晨兴、IDG等公司，合计220多万美元。5月9日，搜狐网首页上赫然出现一则牛栏山二锅头酒的广告，该广告挂了半年，张朝阳得到了第一笔网络广告收入——9000美元。

搜狐网上的二锅头酒广告“醉倒”了许多留学人员，他们纷纷回国投身互联网事业。后来创办了e国网的张永青说：“为什么回国？有一天我登录搜狐，突然发现上面有一个酒瓶在晃，我知道坏了，再不回国就什么都赶不上了！”

在这一时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陈一舟回国创办了ChinaRen，毕业于麻省理工的黄沁创办了网大，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童家威创立了美国商务网，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沈南鹏参与创建了携程旅行网，等等。

这年秋天，高盛公司在新加坡召开其每年一次的亚洲科技会议，张朝阳和时为华渊网CEO的姜丰年、中华网CEO叶克勇赴会。会议间歇，三个人在咖啡厅喝咖啡，聊天。在姜丰年去洗手间时，叶克勇对张朝阳说：“咱们合并吧，你不跟我合并，我就和姜丰年合并。”

然后叶克勇去洗手间，姜丰年这时回来了，他也对张朝阳说：“咱们合并吧。”并称马上就有投资人要对华渊进行投资，但华渊仅仅面向中国台湾市场，很难做大，他希望进军中国大陆市场。“这需要一个伙伴，这次会议后，我要去美国见董事会，如果你觉得合作可行，咱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按照张朝阳的说法，由于“自己典型的西安人的保守风格”，他说要回去想一想，“而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谁都不愿放弃，姜丰年马上来大陆，见到王志东，两人半个小时谈定，合并的事就一锤定音了。”

华渊与四通利方合并而成的新浪的风头盖过了搜狐想做中国门户网站头把交椅的呼声。在门户领域，先驱者搜狐成了“千年老二”。

但张朝阳称自己从未对此后悔，“从我拿到尼葛洛庞帝投资的第一天起，我判断商业机会的原则就一直没有变：四通利方与华渊的合并当时就已经隐藏了许多不安定因素。首先是股份双方各持一半，导致以后做出决策的过程中缺乏主导力量；合并最关键的文化融合要面临大陆文化、台湾文化和硅谷文化，而且有网站、软件公司的不同背景；还有就是股份稀释过快，这些对于新创公司来说，都是很大挑战。”

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人生是由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成长期的痛苦“在与董事会复杂的斗争中，我学会了权术，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对利益关系有清醒认识的人。我的生活充满了竞争、危机和压力，远非外人所见的风光和得意，其中的坚信和孤独只有一个人默默承受。”张朝阳后来这样说。

女作家谭恩美说过：“如果你不能改变命运，那就改变态度。”比尔·盖茨也说过：“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去适应它。”

在新浪狂飙突进的1999年，搜狐却处于痛苦地与股东进行斗争的阶段：当时，高盛准备投资搜狐，可是原来的股东想把投资机会留给自己，因此，拒绝了包括高盛在内的很多投资人。“那些报价高出搜狐估值的几倍，送到门口的好事为什么要放弃？”当时的张朝阳不能理解，但后来他又庆幸，“现在看来，保守的风格避免了很多变数，这是公司存在的根基。当然，由于忙于与董事会协调，新浪又快马加鞭地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融资，我们在新闻这些很重要的方面输给了新浪。”

后来张朝阳认为这一年痛苦的磨砺对自己了解投资、融资、人事关系很有裨益，保证了自己此后不会在资本的较量中被牺牲。“如果说王志东通过与华渊的合并具备了做门户的感觉和经验，那我通过搜狐学会的是怎样和董事会和投资人打交道。还要保证在反反复复的争执中，搜狐的发展速度、决策速度不能慢下来。”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张朝阳和王志东选择了不同的发光方式：张有意无意间以牺牲搜狐成为门户网站老大的代价保证了自己长期成为搜狐的老大；王志东则积聚了各方势力和各种能量，让新浪成为了中国门户网站中最亮的那颗星，但与此同时，稀释了自己的股份，成为“中国互联网之王”之后，却不能掌控自己在新浪中的命运，最终被赶出新浪公司。

当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别的网站比烧钱，张朝阳另辟蹊径，以个人作秀的方式来吸引媒体炒作自己。“如何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出名？如何在大众都不理解互联网的时候让他们理解并成为我们的用户？我们要免费推广这个概念，只有我自己出来讲。那时候我仅有的资本就是我在美国待了很多年，见过另外一种形态是什么样的，我把这种形态拿来传播。这样的话对中国好，对搜狐也好，因为搜狐就不用花很多钱了……”张朝阳称在美国时经常看到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在电视上做节目，在介绍所谓的一些新思维的同时，推销自己的公司，当时他都看烦了。“但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每天跟着感觉走，就能找到这种感觉。”

一家报纸曾刊登了一组大幅照片，张朝阳在天安门广场玩滑板。这被认为是早期典型的张朝阳式作秀。“当时大家对新经济是充满憧憬的，恰好有一家报纸需要做这样的报导，时代的特征嘛，我们公司也需要这样的曝光。他们就派来一个很著名的摄影记者，跟我说好，用周末的时间来拍，也没有太多的策划，他们需要，我们也有需求，那我就献身了。”张朝阳后来解释。流血上市“中华网一下子融到那么多钱，我有些急，认为它可以把整个中国门户市场炸平。”1999年7月，中华网上市，其股票飞升，让张朝阳很着急。

尼葛洛庞帝曾建议张朝阳将搜狐踏踏实实地做起来再上市，因此，搜狐计划在2003年上市。但对手们的紧锣密鼓，让张朝阳不得不紧张起来。

张朝阳此后多次向搜狐董事会陈情：担忧新浪或网易早于搜狐上市，由此会拿到巨额资金，快速进行购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最后，搜狐就没有机会了。”

2000年7月12日，在纳斯达克股市崩盘的背景下，搜狐终于上市，首日股价上涨6美分，但仅仅过了4个交易日，股价即跌破10美元，此后一路走低。“中国概念股都成了纳斯达克的孤儿股，没人想得起啦，我们得自救。”2001年1月的一天，针对搜狐跌跌不休的股价张朝阳这样说。

丁磊 网易数度“草船借箭”

丁磊1971年10月生，浙江宁波人。他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影响，丁磊四、五岁时开始喜欢摆弄电子管、半导体之类的小玩意。上初一时，他组装了一台收音机。

1989年，丁磊高考选择志愿时，原准备念计算机系，可是他父母对他说计算机对身体有辐射，他于是选择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微波通信专业。

进入大学后，在第一个学期，他每天按时作息。但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从不去上每天的第一节课。他认为眼睛还没睁开就去听课效率一定不好，而且认为难道书本上的知识一定要老师教才会吗？他后来说大学四年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思考。

在校期间，他把计算机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专业，阅读了大量的计算机图书。当时网络技术方面的图书很少，在他的印象中，TCP/IP（网络通信协议）方面的书甚至要请人吃饭才能借到。

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进入宁波市电信局工作。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互联网，“互联网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的底层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一本书很系统地告诉你互联网的整个结构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每天去网上找，打入各种各样的关键字去找，说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把这些打印出来，放在脑袋里去组合，去搅拌。也是在那时候，洞察到互联网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电信局工作是一份旱涝保收、待遇不错的工作，但他有一种无法施展抱负的束缚感。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日益强烈的苦恼，他不喜欢那里论资排辈的环境和重复枯燥的工作。“工作节奏比较慢，一张《宁波日报》就一张纸，很多期刊都是月刊，那时候的电脑也不能上网。唯一能干的事情是把交换机的事情搞搞清楚。”再这样下去，“最多评一个先进工作者”。他觉得，对自己这种“比较有专业能力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悲哀”。

两年中，丁磊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UNIX和电信业务。“我几乎天天晚上12点才离开单位，因为单位有UNIX电脑。网易后来的成功和我很早就掌握了UNIX精华分不开。”

电信局的工作虽然是铁饭碗，但有着灵活制度、奖罚分明的外企似乎更加吸引年轻的丁磊。思索良久，他“去意已定，一心想去南方闯一闯。”

领导告诉丁磊，不能辞职，只能除名。拖到四月份，丁磊跟领导说他第二天不来上班了，十几天后单位出了个文件，说丁磊旷工两个多星期，被除名了。“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

美国甘尼特公司CEO格雷西亚·C·马托利说过：“你要勇于放弃安逸，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和机遇——因为这会让你不断成长和拓展。”

若干年后，丁磊在酒桌上大拍桌子：“事实当然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就算是我今天只取得十分之一的成绩，也远超过我待在那里。是男人就要想做点事情！”

当时，他选择去广州发展，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广州，而不是北京和上海。他讲了一个笑话：称广州人和上海人，其实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如果广州人和上海人的口袋里各有100元钱，然后去做生意，那上海人会留50元作家用，另外50元去开公司；而广东人会再向同学借100元去开公司。

初到广州，丁磊被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刺激着，他感觉广州“是一个很现代很开放也很务实的国际化都市”。这个亚热带的城市永远都是绿色的，看上去永远生机勃勃。大街上跑的出租车是港式的红色，报刊亭里摆着繁体字的《大公报》，来来往往的人们神采奕奕，脚步匆匆，说着熟练或者蹩脚的粤语。丁磊站在广州街头，既兴奋又紧张。

随后，他进入Sybase广州分公司，虽然只是做技术支撑工作，但美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资本运作体系对他的耳濡目染，后来帮助他比较容易地与硅谷及华尔街接轨。

1996年，他离开了Sybase公司，进入一家做ISP业务的飞捷公司。随后他在广州电信局的ChinaNet上架设了一个名为“火鸟”的BBS，并聚拢了一批早期的广州网友。“大家几乎每三个星期出来聚一次，聊一聊BBS上发生的事情，聊一聊最近上站的哪个女孩子最漂亮，谁见过没有。”

1997年5月，丁磊想自己创业，可是当时他没有开展互联网所需的资源。在电信局工作过的他想到广州电信局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随后开始了一段被人称为丁磊版“草船借箭”的故事。“当丁磊拿着几页纸的《丰富和发展ChinaNet》的建议书来敲我门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有技术、有理想、敢作敢为的年轻人。所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引进他来丰富和发展ChinaNet。”时任广州市电信局数据分局局长的张静君这样回忆。

当时互联网上的中文资讯匮乏，张静君称1997年曾对互联网用户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结果让人震惊：“96.5％的用户一上网就跑到国外去查资料！”丁磊在广州市电信局数据分局的二楼成立了一个网易工作室，开始在ChinaNet上免费架设了自己的BBS业务。

在“丰富和发展ChinaNet”的同时，网易的品牌也开始树立了起来。企业家梭罗·特鲁尼加说过：“如果你能给人更好的体验，那么你就能得到更大的增长。”

这年6月，丁磊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去工商局注册登记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办公司需要两个人。于是丁磊向朋友借了一个身份证，办下了公司。为了避免将来产生股权纠葛，他和朋友签了一个协议，约定虽然公司由两人共同注册，但由于丁磊是唯一出资人，因此丁拥有全部的股份。“当我看到中国互联网刚刚有一点点机会的时候，这个市场也开始慢慢地成熟起来，我自己掏钱创办网易。当时我的朋友、父母没有一个看好互联网，他们也不相信这个公司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热爱这个行业，我想尝试一下，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呢？”丁磊说。

丁磊开始寻找在互联网上能赚钱的商业模式，美国流行一时的Hotmail电子邮件系统吸引了他的目光。网易邮箱借势而出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沃兹曾这样说：“一个新想法——革命性的新产品或产品功能不会被许多人所理解，因为他们看问题是用极其简单的二分法。他们无法理解某样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它，或者别人已经告诉他们什么是有用的或好的，而在他们听见的这些东西里，并不曾包括他们自己的想法。”

世界上首个免费的电子邮件系统Hotmail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产品。

1996年，Hotmail诞生，Hotmail联合创始人沙比尔·巴蒂亚、杰克·史密斯开始四处寻找风险投资，结果多次碰壁。

态度轻佻的投资商刁难他们：“你们两个家伙有什么技术背景？”巴蒂亚称他们开发过硬件。投资商便接着问：“那你们怎么搞起软件来了？”

正经一点的投资商则问：“你们毕竟太年轻，你们有没有管理经验啊？”巴蒂亚回答：“没有。我们是两个年轻人，但我们有个伟大的创意。”

认真一点的投资商这样问：“既然你们以免费的形式提供产品，那你们怎样赚钱呢？你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巴蒂亚说可以把Hotmail放到网站中，为网站带来流量，进而转化为商机。

巴蒂亚后来这样告诫网上创业者：“不要在乎刚开始无法从你的消费者身上盈利，最终你会盈利的。如果你有很大的消费者群体，并且能够接近他们，向他们销售服务或广告，那么你就能够一直从他们身上赚钱了。”《连线》执行主编凯文·凯利说过：“关注度流向哪里，钱就流向哪里。”最后，DFJ风险投资公司对Hotmail产生了兴趣，投资30万美元来获得了他们15％的股权。“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Hotmail开始了狂飙之路。

远在东方的丁磊非常看好Hotmail，意图成为其中国站点，但吃了闭门羹，他随后想自己开发个类似的产品。

丁磊找到在BBS上认识的、当时还是华南理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陈磊华，开始研发网易的邮件系统。陈磊华称丁磊懂的东西不少，是个系统专家，但“他是学无线电的，不善于写程序”。丁磊说邮件系统是由他想出来的，“我虽然没有具体写程序，但系统的整个结构全都是我设计的。”

陈磊华一开始想要网易股份，但丁磊说他是学生，不好给股份，并称给了股份，他可能会坐享其成，不再努力了。并不熟悉股票期权制度的陈磊华错失了成为网易股东的大好机会。丁磊死死地把住控股权，为他的网易后来避过资本市场上的无数惊涛骇浪打造了坚实的舱体。

后来，陈磊华离开网易，自己创办了公司。他回忆说：“丁磊在商业上很厉害，眼光很远大，很早就看到卖服务比卖技术好。而且，他商业操作能力很强，后来的发展都是按照他的设计发展的。但这些不能用在员工身上，我承认，从头到尾，丁磊都没有骗我们，只能说，他比我们看得远。”

产品开发完成后，丁磊向网易当时栖身的广州市电信局数据分局申请开通免费邮箱服务的时候，却碰了钉子，对方不允许网易独立经营免费邮箱业务。

丁磊很焦急，他带着这项产品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四处寻求合作。“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可以赚钱？”对方问。丁磊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赚钱，但我知道这个项目很有前途。”这样的回答不能打动对方，他无功而返。“行之有效的创新，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这样说过。

而正在这时，美国《商业周刊》刊发了Hotmail的创业故事，在杂志封面，Hotmail的总裁拿着一个灭火器在电脑面前称：“我要灭火，因为我的系统太火爆了。”文章刊发不久，微软就以3.5亿美元收购了Hotmail。巴蒂亚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Hotmail会取得成功的。真正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从开始创业的仅仅20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切就发生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创业到高价出售，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消息传到国内，广州市电信局的领导找到丁磊，称准备买一套网易免费邮箱系统。

丁磊的创业资金即将消耗殆尽，此时的他尚未接触到风险投资金，而且，“我也不愿意负债经营，因为互联网风险很大，是否能成功，我也不敢肯定。”

1998年1月24日，广州市电信局下属的飞华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以119万元从丁磊手中购买了这套系统，不过飞华提出要同时附送163.net域名。丁磊想了想，“这一送，我也知道里面的价值含量有多少。广州电信建163.net，连硬件投资只用了100多万元，其中的硬件和数据库系统占整个投入的75％，我们税后利润很少，但网易的发展需要资金注入，不得不为之。”

后来，飞华以5000万元把163.net卖给了新飞网，新飞网又以3.7亿港币将其转卖给了Tom.com。

丁磊虽然心痛，但无可奈何。好在163.net一炮打响，他此前接触的客户们，如263、国中网、990、371、浙江金华188等网站纷纷上门求购这套系统。“10万美金一套。”丁磊说。“不可能吧，中国的软件哪有像你这样卖的？10万人民币还差不多。”对方回应。“网易做的这个系统不比美国人做的差。”丁磊一口咬定。由于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与丁磊进行竞争的产品，大家也就只好掏钱了。“平沙漫漫马悠悠。”到1998年6月，网易卖出10套产品邮件系统。与此同时，网易那个提供个人主页服务的网站的浏览量与日剧增。这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了网友推荐的优秀中文网站排行榜，网易名列前茅。

听到这个消息，丁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搞技术的，是靠开发软件维持公司运行的公司，不是做内容的站点。”他开始琢磨怎么利用好这个网站。

在这一时期，时为金山公司总经理的雷军看上网易，准备收购它，“免费邮箱不用说了，它的排行榜也设计很好，个人主页类似于美国Geocities。当时Geocities刚上市，后来，以40亿美元卖给了雅虎。”他力邀丁磊去珠海会面，在求伯君的办公室里，雷军提出想以1000万元收购网易，丁磊笑而不答。网易“北伐”“丁磊你疯了，卖软件这么好赚钱，一张光盘进去，出来就10万美元。如果改成门户，你的公司就会变成吃钱的大怪物。”1998年年中的一天，丁磊身边的人劝他打消做门户网站的念头。

此前，一家国外门户网站的CEO向丁磊炫耀：“我们一个月的广告收入就有25万美元。”这让丁磊一下子找到了网易的下一步发展方向，这就是做中国的门户网站。“做门户公司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你的收入源将由软件收入变成广告收入，那时候很少有公司愿意在网络上做广告。我的同事也想不通。”丁磊回忆，“我说你们要看到公司在未来两年或者三年的发展在什么地方，那时候上网的人会很多，潜在的广告价值会很巨大。”

1998年9月，网易将它的主页改成门户网站模式，并启用netease.com的域名，后来又改为163.com。

注册163.com域名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天凌晨2点，丁磊突然想到可以用163表示域名的网名，因为163、169在中国已经具有了指向Chinanet和电信局以及Internet的含义，上网的人每天都要拨163，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想到这，丁磊从床上跳了起来，拨163上网，查询了一下163.net和163.com这两个域名，谢天谢地，还没有被注册。赶紧注册了这两个域名，丁磊又去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越想越美，就又从床上跳起来一口气注册了188.net、188.com、166.net、166.com、126.net、126.com、127.net、127.com。丁磊后来说他对数字的敏感来自他的电信生活，因为电信人对数字太敏感了。

此后，在没有任何风险投资介入的情况下，丁磊开始把卖电子邮箱系统赚的钱统统扔进了门户网站建设。他给早期加入的员工发工资，而公司股权则牢牢掌握在他和自己的亲弟弟丁波手中。

到了1999年4月，丁磊感到要做中国的门户网站，必须到北京发展，因为新浪当时已做得风生水起了，第二轮风险投资都拿到了。于是他开始将网易大本营迁到了北京。

1999年6月3日下午，网易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了“网易北上”的发布仪式。一曲悠扬的萨克斯曲《回家》之后，网易公司的几位核心成员笑容满面地走上了前台，这是网易总部从广州迁至北京后第一次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亮相。丁磊把这次迁移总部的行动称为“回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由于当时在南方的网络公司比较少。而在北京，他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有很多人可以在一起交流。

但众多媒体却更愿意用“北伐”来形容这个举动。“北上”被业界人士看做是丁磊一大战略的转变——由“系统集成商”转为门户网站。

1999年，整个网易只有12名员工。到了北京，网易的第一要务是招人，结果丁磊却发现北方人不像南方人那么容易管。“南方人大学毕业已经受过商业化熏陶，很职业化，知道自己来这家公司为的是什么。北方人会觉得自己机会很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来到北京的时候什么都怕，这么多陌生的人，你的公司在北京并不出名，而且没有多少钱，要管理这样的一个公司，我的第一个做法就是去找人，找最重要的人。我把能帮我融资的人找来，我自己不会融资，也不知道融资的每一个步骤，我也没有经验。”丁磊回忆。“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起初，风险投资们并不看好网易和丁磊。“这很正常，尽管网易当时在国内排名第一，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在国外受教育的背景，没有一支好的管理队伍，公司收入也不到100万美元。”丁磊苦涩地回忆，“没融到钱，却花了很多时间。”

但网易连续两届获得CNNIC评出的中文优秀网站第一名的成绩，让丁磊很自豪，这也是他融资乃至憧憬未来到纳斯达克上市的底牌。

2000年6月30日，网易终于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为15.5美元。按照这种价格计算，丁磊的身价应当在2.7亿美元左右，堪称“中国网络首富”。但他随后就尝到了甜蜜之外的另一种滋味，网易股票挂牌首日便跌破发行价，收盘于12.125美元。他的身价瞬间缩水5857万美元。“人生就像酒心巧克力，没准你会尝到哪种滋味。”这是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段台词，丁磊曾喜欢它。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称自己不会随着股市的上下沉浮而大悲大喜。

而媒体纷纷用《网易流血上市》《网易在美上市首日交易遭受重创》《网易上市开局失利的三大原因》等醒目标题来报道此事。有媒体称，如果把路演比喻成演戏，那么至少是导演编剧没有为丁磊量身定做一个好本子。网易的路演团队“没有考虑丁磊的个性，一味按照国际惯例打造他的演讲，致使丁磊无法尽兴发挥，率性而为，结果弄巧成拙，造成缺乏魅力的不良后果。”

还有一种观点是“上市不是个人崇拜，丁磊个人持股超过半数，这对于一个年轻的上市公司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丁磊当时持有的网易股份比例，远高于张朝阳所持搜狐、王志东所持新浪的股票份额。

到了这年7月底，网易和搜狐两家的股票跌势不减，都曾经一度跌破5美元，一些媒体将之形容为“跳水比赛”和“瘦身秀”，并质疑这两家网站会不会成为纳斯达克上的垃圾股。

当时，在网易举办的一场论坛上，丁磊在台上依然笑靥如花，但不知他当时的真实心态究竟如何。当有记者提及垃圾股话题时，时年29岁的丁磊反问对方，“定义垃圾股的标准是什么？也许你明天再上网看的时候，股价又升回去了”。

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说过：“事事不顺的时候你就要想，飞机逆风才能起飞，顺风是飞不起来的。”网易“咸鱼翻身”靠网游“总部设在北京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网易，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是《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里对网易的一次评价。

原来由于网易当年的一次“合同误报”和财务报告延期，导致纳斯达克对它开始调查。这年的9月4日，网易开始被暂时停牌，美国的投资人也开始起诉它。网易创始人丁磊当时一度心灰意冷，他告诉老友、曾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品牌的段永平：“我打算卖掉公司，重新创业。”“烟尘独长望，衰飒正摧颜。”在这段时间里，丁磊曾想把网易卖掉，在与新浪的并购谈判中，价格低至2000万美元。但是面对持续下跌的股价，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段永平劝丁磊：“那你现在有一个公司，为什么还要重新来过？你现在还有这么多的现金在手上，公司股价又这么低，对方条件也不好。不是卖的好时候。你要真卖，卖给我好了。”

丁磊开始苦苦思索，“任何赚钱的生意都想过，比如卖电脑，比如钮扣等等。”

他这种思索其实在公司股票被停牌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抱着互联网的发源地是美国，也许美国互联网的今天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明天的想法，丁磊曾去了趟美国。但令他失望的是，雅虎、美国在线和中国网络企业一样，当时仍然是依靠网络广告生存。而网易当时就是这样干的，吃力地和新浪、搜狐拼食中国当时还未做大的网络广告小饼。这种模式对网易没有新的借鉴意义，而且新浪、搜狐也在图谋转型。

深感失望的丁磊在美国转了转，当他无意间参观了游戏厂商电子艺界之后，看着对方的几栋高楼大厦，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准备组建国内第一家大型的网络游戏公司。

苹果前CEO约翰·斯库利曾说过：“未来属于那些在可能性变得明显之前看到它们的人。”

股票停牌强化了丁磊靠网络游戏东山再起的决心。“在最困难、最苦闷的时候，我不是每天闷在办公室里，而是自己跑下去做市场调查，去看人家怎么盈利。”他说。为了学习如何营销，丁磊去过黑龙江、海南等十几个省的大城市，也开车去过内陆二、三线小城市，分析那里的15～25岁的年轻用户群，探寻网络游戏的吸引力。

2001年12月，网易推出了自主开发的大型网络角色扮演游戏《大话西游》。次年6月，《大话西游2》诞生。网易游戏的用户规模迅速扩大，到了2003年，网易游戏收入开始飙升，股价也一度上涨到70美元。也就是在这一年，胡润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一位32岁的首富。“我1995年从宁波到广州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做个小老板，做自己擅长喜欢的事情。公司不要大，也就有个二三十人的小公司。而之后我是没办法才被逼到把企业做大，拿了别人的投资，就希望上市，上市就拿到了更多的钱，那就必须对股东的投资负责。这才有了现在的网易。”丁磊曾这样总结。

李彦宏 导演百度

在李家的五个孩子当中，李彦宏排行老四，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小的时候，爸妈就对他耳提面命，说他们家没后门，如果他将来要想有个好工作，就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李彦宏回忆，小学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个乖学生，经常因为忘记做作业被老师赶出教室，也会到厂里果园偷摘水果，还打架，虽然“不属于特别野的那种”。老师让写检讨，“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责任……”是他常用的句式。后来，“人越来越大，老被表扬，又是班干部，成绩又好，就不太好意思再捣乱了。”

家人当中，三姐对他的直接影响最大，“我爸爸从小上过私塾，在文学和语言方面有一些功底。爸爸影响我大姐，大姐影响我二姐，二姐影响我三姐，三姐又影响我。”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彦宏都在追随着三姐的脚步，包括报考北大，赴美留学。

后来，李彦宏的三姐考上了北京大学，她一时间成了阳泉当地的明星。临走时她对李彦宏说：“其实外面的世界很美丽，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阳泉，这样你未来的路才会更宽阔。”李彦宏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在人生辽阔的海洋上航行，只有你的心在引导你前进。”语出吉尔伯特的《鲁迪戈尔》。

有一年暑假，李彦宏来到了北京。他曾经在自己的百度空间里描述了那个夏天关于北京的记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去了颐和园、故宫、十三陵。北京真大，北大真好，宿舍楼里弥漫着一种我在家乡从没有闻到过的味道，一种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倒在水房里的剩菜剩饭被水冲过，过一段时间后发出来的味道。那时候我刚上完高一。临走时，我告诉我后来的姐夫：两年后我会回来的。是回北京，还是回北大，我没有明说。但我心里想的应该是北大。”

1987年，李彦宏如愿以偿，他以阳泉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专业，这也是当时北大几个热门专业之一。“我的成绩报任何一个大学都能上，没上清华是因为清华要5年，时间太长。”

说起李彦宏，他的大学同学对他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因为他并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风云人物，“属于外表比较冷酷，内心比较火热的人”。

在北大，李彦宏做过的最出格的事，也就是给人当“枪手”考托福了。为了可信度稍微高一点，“雇主”还告诉他分数不能考太高。结果他考了600分左右，拿到了人家600块钱，“一分一块钱嘛。”

然而，在大学的四年中，李彦宏看到了自己所选择专业与自己对未来规划的差距，他不太满意图书情报学专业，于是去计算机系上了不少课。“我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一旦认定方向就不会改变，直到把它做好。“顺应潮流，他决定出国留学，“在我看来，选择出国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他将方向锁定在了计算机专业。

在经历了详细的规划，和一段枯燥紧张的考前准备后，李彦宏顺利拿到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录取通知书。1991年的圣诞节，李彦宏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刚到美国，姐姐就带着李彦宏去了趟拉斯维加斯，“去看看美国的灯红酒绿是什么样子”。姐姐给了他20美元的预算，“花完就走人”。23岁的李彦宏手里捏着20美元，盯着快速旋转的转盘目光灼灼。他像很多人一样，来到美国赌未来。

初到美国，吃苦是必然的。“我出国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换专业，刚到美国学计算机，很多功课一开始都跟不上。有时和教授面谈，由于较心急，谈一些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领域，结果那些教授就觉得我不行。”

当时，他想报一个教授的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李彦宏的表现不是很好，结果教授问他，你从哪儿来的？李彦宏说从中国来。他又问，中国有计算机吗？这句话让李彦宏感觉很受伤，“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觉得怎么能这么问我，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中国怎么可能没计算机？”李彦宏觉得这是种羞辱。“我就想将来我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出点东西，让他看看。”

学校待了一年后，李彦宏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位于普林斯顿的松下信息技术研究所实习。“这三个多月的实习，对我后来职业道路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作之余，他经常会看《华尔街日报》，那些描写鲜活的硅谷商战的故事让李彦宏收益颇深。“原来技术本身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商战策略才是真正决胜千里的关键。”硕士毕业之后，李彦宏决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夏天，他进入华尔街一家公司——道·琼斯子公司做起了金融信息检索技术。1997年，李彦宏离开华尔街，前往硅谷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搜信）供职。中国合伙人

在Infoseek，李彦宏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享受着公司不错的待遇和期权。相对来说，日子过得比较闲适，他很快就从一个穷学生，变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他甚至学着很多老美的样子，在自己别墅的后院整了一个小菜园，种了些黄瓜、西红柿和西瓜。夏天的时候，西瓜铺的满院子都是，下不去脚。“春天的时候买的籽儿，后来变成西瓜，特别有成就感。”

但是，李彦宏也承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不得志”。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李安式的故事：一天，李彦宏回家发现菜地里的菜全被拔掉了，两名工人正在菜地里铺草坪。李彦宏生气地指责妻子马东敏：“我的芥菜马上就要收获了，为什么你把它们毁了？”马东敏针锋相对：“我不毁掉菜地，菜地就会毁掉我的丈夫。你是世界顶尖的IT专家，我强烈反对你变成一个加利福尼亚农夫！”“被妻子从菜园里拽出来的IT领袖”“加利福尼亚的农夫李彦宏”被津津乐道了很长时间，传到最后，李彦宏不得不出来辟谣了。“我妻子确实拔过我的菜，但是我回国创业不是因为菜被拔了，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国的机会。”

纪伯伦《泪与笑》曾写道：“谁不在梦的舞台上度日，他就是岁月的奴隶。”

1998年夏天，李彦宏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国作了一次技术讲座。当时搜狐的一帮员工去听课，课后这些人鼓励他：“你有这么好的技术，还不回国自己创业？我们搜狐买你的技术！”李彦宏怦然心动。第二年的10月，有关部门邀请一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国庆典礼，李彦宏有幸在受邀之列。此次回国，李彦宏发现当年的海归兄弟们已经在国内把IT业玩得风生水起。

1999年底，Infoseek被迪斯尼收购，李彦宏再也按捺不住创业冲动，他决定放弃Infoseek的股票期权，回国创业。

李彦宏立即着手创业的准备工作。创业需要伙伴，需要团队。此时，太太马东敏向他推荐了一名自己在美国的同学徐勇。后来成为百度创始人之一的徐勇，也是李彦宏的北大校友，一名生物学博士后。徐勇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名为《走进硅谷》的纪录片，认识很多风险投资商，得知李彦宏创业的想法后，他十分感兴趣。

一个周末，徐勇应邀来到李彦宏的家里共商大计。一见面，李彦宏先拿出一份保密协议，徐勇虽然愣了一下，但并没有感到意外。两人在美国闯荡多年，早已习惯美国人的商业作风。签完保密协议，李彦宏对徐勇说：“我们回国做搜索引擎吧。”

早就看好搜索引擎的徐勇与李彦宏一拍即合，对前景的向往和硅谷人特有的冒险特质，让两人的创业激情如同火山爆发般强烈。

当时，国内各种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李彦宏与徐勇商量的公司赢利模式是：做出最好的搜索引擎卖给门户网站。

在李彦宏和徐勇一起寻找第一桶金的道路上，有一段对白颇为经典。

投资商问：“Robin（李彦宏英文名），你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搜索引擎做出来？”李彦宏说：“6个月。”投资商接着问：“多给你钱，你能不能做得更快些？”李彦宏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这个必须让我想一想。”投资商又问：“在搜索技术方面，你认为谁排在世界的前三名？”面对投资商的问题，李彦宏列出了包括他原来老板威廉·张在内的三个人。出于中国人的谦虚，他没有提到自己。而此刻他没有注意的是，在他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其中一个投资商，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投资商出去之后，给这三个人其中一个打电话，问了同样的问题，他得到的答案里包括了李彦宏。

投资商回到会议室后，不动声色地又问了李彦宏一些其他问题，最后对他说：“你回去吧，我们再想一想。”

再碰面的时候，投资商问李彦宏要多少，李彦宏说要100万。他们商量过之后，和李彦宏说：“我们还是希望多给你一点，这样你可以资金比较充裕。”他们将投资追加到了120万美元。

因为当时还没有签合同，李彦宏就从投资人手上先借了10万美元，回到了北京。

在此后的大概两个月里，李彦宏再也没有跟投资人联系过，也不管他们是不是会认为这笔钱打了水漂。直到后来他们把投资的程序走完，公司基本建起来的时候，才邀请这位投资人来北京参观他们的百度公司。

投资人一进门，看到几个忙碌得无暇他顾的年轻人，兴奋得直敲桌子，说：“这是真的吗？真有这样的公司，真有人在工作？”

投资人看不到的那段时间里，李彦宏正忙着安营扎寨、招兵买马。

他“像小老板一样神色慌张地在北大校园里张贴招聘广告”，通过在北大和清华的BBS上发招聘帖子，他收获了最早期的技术班底：中科院研三的崔姗姗、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二年级的郭眈、北大研三的雷鸣，以及北京邮电大学研三的王啸。加上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刘建国、徐勇和他自己，他们组成了“百度七剑客”。

当时，百度刚刚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1414和1417两间套房作为办公室。“别人不敢要的，我敢要。”为了图租金便宜，李彦宏租下了这两间“不吉利”的房间。办公室直到过年后才装修好，味道特别大。1417是李彦宏和徐勇的办公室，里面还隔了一个小会议室。1414则是工程师们工作的地方，有10个座位，都是两个人一组的卡座，位置比较宽敞。墙边还放了一个小休息桌，桌上堆满了食物，这或许就是百度免费早餐的起源。此外，办公室里面还有一块小白板，发布一些重要信息。“百度创建初期，正是1999年至2000年网络泡沫最厉害的时期，当时，我感觉到这种泡沫是非常不健康的：刚刚开始创业没多久的公司就在国贸、嘉里中心租住最豪华的写字楼，我在美国所见过的创业型公司都没有这么铺张浪费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尽管怀揣着风险投资商要求在半年内“烧光”的120万美元，李彦宏还是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年的预算。

李彦宏不是没有过怀疑自己的时候。2000年的春天，北京沙尘暴很厉害。早上，李彦宏的办公桌上蒙上了一层尘土，可以用手在上面写出清晰的字。“我觉得有点辛酸。我本来可以在美国享受加州的阳光，享受那里新鲜的空气，为什么要回来受这样的罪？”

2000年，国内比较知名的搜索引擎已有不少，比如天网、悠游、OpenFind等，它们都是基于机器人搜索的搜索引擎。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信息量较少，这类搜索引擎还是比较实用的；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它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速度慢、数据量少、返回无用信息太多，用户需要花费精力重新筛选。这些在追求技术完美的李彦宏看来都不是最好的，这正是李彦宏创建百度的初衷。

百度成立后，首先要推出自己的产品——搜索引擎软件。当时，百度除了技术人员与技术理念，其他什么都没有，所有程序都要一行行写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5月，百度开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当时可以搜索500万个网页。那时，中国大概有900多万个互联网用户。接着，就需要开发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样板客户。

百度签下来的第一家门户网站是保密的，即使是对家人也不说。当时有一个很核心的工程师，庆祝时把男朋友也带来了。她的男朋友很好奇，问你们到底跟谁签约了？这个女工程师说不能告诉你，说出来吓死你，叫做Chinaren，那时候Chinaren是当时正热的一个社区网站，后来被搜狐收购。不久，百度就和Chinaren联手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提问式搜索引擎——“孙悟空搜索引擎”。

2001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一家家公司开始倒闭，百度半年后又要开始融资。经过努力，百度拿到了第二笔风险投资1000万美元，一直到2005年百度上市都没有花完。

拿到钱以后，百度高层非常兴奋，但还是不敢跟员工说，因为虽然签了合同，投资人万一反悔，最后不给钱也没有办法。一直到9月初的某一天，李彦宏从银行得到电话，1000万美元到账了，他才去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所谓全体员工大会，加上前台、兼职就二十来个人，在会议室中跟大家宣布这样的消息。

没过几天，一个很核心的百度工程师突然跑来跟李彦宏说，有一个消息你知道吗？Google的中文版发布了。李彦宏说：“我知道，刚刚看过。”他又问：“你看了什么感觉？”

李彦宏说不错，速度非常快，相关性能很好。那个工程师马上产生一种自卑感，说Google是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做技术，而且规模比百度大很多，百度加上兼职、前台各种各样的人才二十来人，怎么可能跟他们竞争？有这么强大的竞争对手，该怎么办？

2000年到2007年，是Google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Google每推出一项新技术，都让百度倍感压力。2002年初，李彦宏决定从CEO位置上下来，做回一个项目经理，启动“闪电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快速提升百度中文搜索的质量，超越Google。

2003年5月28日，《中国电脑教育报》（《中国信息化周报》前身）举办了一个名为“Google VS Baidu——两大搜索引擎对决搜索之巅”的万人公测活动。经过一个星期的投票，结果揭晓，在参加评测的10015名普通用户中，约55％的人选择了“Baidu比Google好”，10％的人选择了“Baidu、Google差不多”，35％的人选择了“Google比Baidu好”。这次数据显示，百度超越Google，成为中国网民首选的搜索引擎。虽然外界有人对结果表示质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百度已经具备和Google正面对抗的能力。北京遇上纳斯达克

2005年7月21日，百度上市前的路演正式开始。在全球各地，路演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美国时，为了节省时间，百度还专门租了一架小型飞机。

美国的投行在帮助公司上市的时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为了摆出气派，一定要帮他们弄一辆加长轿车。李彦宏和百度的CFO王湛生穿得西装革履地坐在车里，投资经理和坤跟他们说，你们两个很像Mafia（黑手党）。李彦宏还记得那辆车子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身子随之摇摇摆摆的感觉，“因为我们平时从来都不会穿西装，然后坐在那种老爷车里头，上上下下前呼后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事实上，那段日子远非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风光，密集的行程安排挑战着人的生理极限。李彦宏回忆，那个时候，他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个会要开，三餐也都是在开会。白天，每个会都是面对潜在的基金经理。他们对当时大热的互联网搜索很感兴趣，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也看不懂中文，对百度的态度既积极又怀疑，一遍又一遍地从各个角度提出各种刁钻、严苛的问题。这还没完，晚饭结束之后，还要开董事会，再劝股东，说服他们抵御住巨大的诱惑，百度应该上市，不应该卖掉。深夜，还要回到酒店处理一大堆的电子邮件，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一天下来，筋疲力尽。

对李彦宏来说，“最难受、最焦虑”的不是劳累，而是“对自己未来有极强的不确定感。不知道明天是会打道回府，还是会站在时代广场看我们的股票价格。”在路演的过程中他生病了，讲几句话都会咳嗽，哑着嗓子。

有一次路演，李彦宏坐在台下听，手机响了，低头一看，是条短信，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他竟然拿着手机睡着了。旁边的同事不忍心叫他，直到轮到他讲话时，才不得不把他推醒，他又立刻精神抖擞地上去演讲了。

百度路演的最后一站是纽约，投资人最后问了李彦宏一个问题：“Google出多少钱你会愿意卖？”那个时候，李彦宏已经基本上知道百度如果上市的话，市值大概是8亿美元。面对提问，他不能不回答，也不能说出多少钱他都不会卖，因为这是对投资者的不负责任。他心里盘算自己要一个什么价钱，Google会放弃买。“20亿！”李彦宏最后给出了这样一个数字。投资人于是去问了Google，回来说，“他们不想买”。虽是意料之中，李彦宏听了还是松了口气。

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说过：“追寻梦想就是一个冒险的过程，但我们甘愿赌一把也不愿追随他人。对于我们来说，梦想不断，追求不止。”

在百度此前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中，每股价格为19～21美元，募集资金约为7500万美元。而承销商一开始给的定价是17～19美元。在IPO的冲刺时刻，负责百度上市的美国投资银行认为，百度来自中国，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者中的印象就是落后，没有像样的技术，因此要求对股价打折扣，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者。

上市前夜，李彦宏坚持将定价提升至每股27美元，这样才能将百度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凭什么我是中国公司，我就要定低点，我就要打折？百度是个青苹果，现在还没熟，你现在拥有它，未来成熟了，它就会更漂亮，就更有魅力。”

交易之前，李彦宏邀请了已经离职的毕胜、徐勇，“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8月5日早上，李彦宏夫妇从纽约公园大道上素以华贵著称的丽兹饭店出发，乘车前往高盛所在的One New York Plaza。纽约时间上午10点左右，李彦宏夫妇、徐勇夫妇和王湛生、毕胜、和坤在高盛总裁的陪同下来到了49楼的交易办公室。

巧合的是，高盛此次派出的首席交易员，正是一年前负责Google上市首日交易的那位。交易开始了。首席交易员一边握着鼠标，一边对着耳机上的话筒，不停地喊出最新的报价。

当交易员报出35美元、37美元的时候，大概有几十万股的需求，但是一股都没有人卖。持有百度股票的人，竟都不愿轻易抛售。眼瞅着股价一路高开，却无人应对，纳斯达克的空气变得有些凝重。

到报出42美元、45美元的时候，交易员又用眼睛扫了扫投资者的下单情况，有几千股卖出，但要买的还有几百万股。李彦宏注意到，这个时候，交易员握着鼠标的手，开始“嗒嗒嗒”地发抖了，他吓坏了，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该用什么价钱往出开。

大概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不开盘已经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交易员的老板已经站在了他身后，开始指导交易员去平衡买卖。

11点40分，第一笔交易完成，百度开盘价66美元，报价超过70美元，人们在交易大厅看到开盘出去的价格是72美元。这时候，所有的掌声和欢呼声才真正释放出来。

李彦宏、王湛生、徐勇紧紧拥抱在一起。“给北京打电话！”第一个拨通的是技术副总裁刘建国的手机：“建国，成功了，我们上市了。”李彦宏和王湛生一起抓着一部手机同时在说着。“我们为祖国争了光，感谢全体百度员工，感谢祖国。”百度当天股价飙升至150多美元，创造了美国股市200多年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后来李彦宏多次澄清，那一天，他确实流下了眼泪，但绝不是因为股价飙升。

很长一段时间，上市时的巨型喷画都还贴在百度公司总部的墙上，“百度人民很行”6个大字异常醒目，一不小心就被人误读成了“百度人民银行”。空白处，员工们的签名密密麻麻。

3个小时之内，百度股价从27美元涨到151.12美元，瞬间造就了8个亿万富翁，51个千万富翁，240个百万富翁。“漂亮的百度前台接线员也有了百万身家。”而此时，百度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对于外界评论的百度“一夜暴富”的说法，李彦宏很反感。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你盖一个大楼，一块一块砖地往上垒。也许一开始，外头套了绿色的屏障，别人看不见里头是怎么回事。8月5号那天，突然一下唰地都拉开，别人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跑出一幢大楼来？”中年百度之烦恼

2009年5月2日下午，长沙黄花机场大厅。接机的粉丝们望着出口翘首以盼，他们偶像的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

两位机场工作人员恰巧路过，身在娱乐之都长沙，他们对狂热的粉丝接机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看到粉丝们举着写有“李彦宏”字样的海报和灯牌，其中一个忍不住问：“这是在等谁啊？另一个答道：“大概是韩国歌星吧”。姓李，名字听起来又陌生，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一个企业家会受到如此巨星般的待遇。

相比于总是出奇招的马云和张朝阳，不得不说，李彦宏的偶像气质更为明显。如果说前者是IT界的“实力派”，那么“偶像实力派”的名头李彦宏当仁不让。他有着一大批的“宏粉知己”，他们形容他是“朗眉星目神情清俊温软如玉的翩翩青年”。他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穿着黑色风衣，倚在栏杆上目光深邃。他也以明星姿态，时不常地在电视上露个脸，在综艺节目上大跳探戈，虽然他的下属说他“跳舞像擦玻璃”。2005年，他还和任正非、王石等人一起，登上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中国魅力榜”，他们颁给他的头衔是“英俊之魅”。

2012年11月。一向以温文尔雅形象示人的李彦宏忽然变“狠”了，他给百度内部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要求员工要有“狼性”。这让一向只遵循“不能带宠物上班，不能在办公室吸烟”的百度员工很不适应，一向小资的Robin怎么突然间风格大变了？

李彦宏意识到百度的危机，提出必须“自我革命”，要“鼓励狼性，淘汰小资”。“我听说恐龙脚上踩到一个瓢，几个小时以后他的脑子才能够反应过来，这样不管你长到多大，你都会灭绝。而我们不能做恐龙，我们要做一个强者，用创新和激情实现百度的二次腾飞。”李彦宏在邮件的末尾这样写道。“我们过去几年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们投入不够。大家每次看我们财报说我们50％的利润，当我们的业务还在快速成长时，我们不应该快速追求净利润，我们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更多的新业务和创新上。”李彦宏指出，发现用户的搜索行为从PC往移动设备上迁移，就应该主动引导用户更早地去迁移到无线上。这样就可以借助PC上的优势，把移动做起来，而不是拼命维持现状，想把用户留在PC上。”“有些手段，如果放在别的公司身上，也许一次就被搞垮了。怎奈百度命硬，就是没有倒下，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越活越好，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9月，当天极网炮轰百度将其搜索结果自动跳转到百度自家网站上时，李彦宏在百度空间里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谁说了算》的文章作为回应。

虽然百度命硬，但还是摊上过不少事。

2005年9月，七大唱片公司联合将百度推上被告席，他们状告百度公司未经允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对137首歌曲提供在线播放和下载服务，并为此向百度索赔经济损失167万元。

2010年7月17日，央视新闻频道三档节目曝光百度竞价排名黑幕，箭头直指百度为假药、假大夫大开方便之门。“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2011年3月26日，作家韩寒在他的博客贴出了《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在信的结尾，他这样挑战李彦宏。彼时，他正联合贾平凹、刘心武等50多位重量级作家，成立了一个出版界反侵权联盟，指责百度文库存在大量盗版内容。“假如有一天有人想要去摇晃一下百度，我们可能会成为多国部队中的一个。”2011年的IT领袖峰会上，马云这么说，“让百度睡不着觉，全国的网民和企业会更好”。

5月24日，2013百度联盟峰会在香格里拉举行。李彦宏在会上感慨，“很多人进入互联网领域就再也出不去了”。因为“它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变化，不断有新的东西，不断有新的挑战，不断有人能够实现新的梦想”。“当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我们有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对这个行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加速淘汰中国的传统产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趋势。我们面临着无限的机会。”李彦宏这样说。

美国LinkedIn公司产品及用户体验高级副总裁迪普·尼沙尔说过：“现在让你成功的东西，并不能保证你未来仍然能够取得成功。必须每天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马云 无界时空里的权与术

互联网评论人士洪波在参加了阿里巴巴的一次庆典之后，就感叹说：“阿里巴巴完全成为一种‘宗教’，而马云，则必须成为一个神。”那是2009年的教师节，马云45岁生日，也是阿里巴巴成立10周年纪念日。

盛典之上，马云一副雷人的“朋克”造型亮相，在公司高管的合作下，独唱一首《狮子王》中的主题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今夜你能感到爱吗）。随后他做了一番激情演讲，其中提到：“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绝大多数人会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阿里人必须看到后天的太阳。世界给了我们这个舞台，全球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动用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勇气，一切的努力，去帮助1000万家企业生存，发展，去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为10亿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平台！”

而坐在台下的阿里员工反响狂热，看起来像在进行一场“朝圣”。与其说这是阿里巴巴的庆典，不如说是马云个人的一次Big show。

在有意识的自我经营和媒体推波助澜的宣传下，马云已被“神化”。几乎是从2011年开始，马云劫难连连。先是阿里巴巴自爆诚信门；后又进行支付宝私有化，被批“背叛契约”；还有引发小卖家不满的“淘宝伤城”事件，都让马云一次又一次身处风口浪尖。

马云曾经表示，“成功者只能走自己的路”。但他在2013年5月的适时隐退，难说不是对于诸如此类事件的一种妥协和让步。不过，卸任CEO之后，他更是诸事不顺。先是拜访“气功大师”王林惹来争议，再有阿里赴港上市的不顺，都似乎在一层一层剥去马云过去身上那一呼百应的江湖侠气。钟爱武侠的马云可能想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继续做能料敌先机的“风清扬”？“马云信用开始破产”“马云需要走下神坛”“阿里巴巴应该与马云划清界线”……在一浪又一浪的呼声中，大家都需要一个真实的马云，不管他是虔诚正直的布道人，还是老道狡黠的投机者，马云和他的事业都需要一个最接近的真相和较客观的评价。

马云曾说，“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有媒体称他很会讲理想，但只讲出了幻想的部分。

诗人泰戈尔说过：“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我小时候很瘦小，但是很会打架。”马云曾称自己儿时身单力薄，但不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惹恼了他，他就硬碰硬地和对方“单练”。为此没有少吃苦头。

12岁时，马云对学英语产生了兴趣。于是每天早上，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都要骑车，花40分钟去西湖旁的一个小旅馆去学英语，而且一学就是8年。“这8年的学习深深改变了我。”为了练习自己的口语，马云常常为到杭州游玩的外国人充当免费导游，“外国游客带给我的知识和从老师、书本学到的很不一样，我开始比大多数人更具全球化的视野。”

马云的学习成绩明显偏科，其数学成绩很差，致使连续两年高考失利。其间，他蹬着三轮车，做一些搬运工作，包括为《山海经》《东海》《江南》杂志社送书。马云接着参加第三次高考，在高考前夕，教他的余老师也可能是出于失望，也可能是为了激将，对马云说：“马云，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考及格，我的‘余’字倒着写。”

马云狂背了一组数学公式，最后数学考了79分。他勉强进了杭州师范学院本科，念外语本科专业。不过，进入大学，他开始风生水起，当选校学生会主席后，随后又当选杭州市学联主席。1988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程学院教英语，每月89元工资。

1992年，他开始成立海博翻译社。除了做翻译业务，海博还卖鲜花，卖礼品，马云亲自背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进货。此外，他还销售过一年的医药，推销对象上至大医院，下至赤脚医生。

1995年，马云偶然来到美国，在西雅图与好朋友比尔参观一家ISP公司时，工作人员为他们展示互联网。马云在浏览器里输入beer，搜索出了德国啤酒、美国啤酒和日本啤酒，但没有中国啤酒。马云敲Chinese，返回结果是no data。马云问，“为什么有些能搜索到，有些搜索不到？”对方告诉他，要先做一个home page，放到网上去，然后，全世界的人就都能搜索到了。

马云回到杭州后，便把朋友召集起来开会，宣布自己要“辞职干Internet”。他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听得很糊涂，有朋友提了几个问题，马云也都没能答上来，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的成立。1995年5月9日，中国黄页上线。

马云的商业模式是：自己向做外贸出口的公司兜售互联网概念，把他们的资料发到美国，然后等待打印好的home page快递回来。起初，这样的生意除了满足一些过分超前的概念需求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价值。不过马云并非一无所获，因为率先尝试互联网创业，一些报纸和电视节目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由此声名大噪，开始走红。

1997年年底，外经贸部想做一个官方网站，需要找懂行的人，便把因为中国黄页而小有名气的马云邀到北京。拿着固定工资、睡集体宿舍的马云，两年后终于决定辞职继续做他的黄页计划。当时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一夜之间冒出许多五花八门的网站来，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正高歌猛进。马云却带着他的“信徒”们回到杭州，准备“创办全世界最好的公司”。

1999年2月21日，在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家，他面对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们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的B2B将为互联网服务模式带来一次革命！”他还说，“启动资金必须是Pocket money（闲钱），不许向家人朋友借钱，因为失败可能性极大。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最倒霉的事情’。但是，即使是泰森把我打倒，只要我不死，我就会跳起来继续战斗！”

法国作家罗切福考尔德就说过：“很少有根本做不成的事情；之所以做不成，与其说是条件不够，不如说是由于决心不够。”

有人建议效仿当时如日中天的新浪等网站做门户，但有了中国黄页和外经贸部的经历之后，马云认为继续做企业间的商贸信息聚合更有优势，他说“大部分人看好的东西，你不要去搞，已经轮不到你了。”

公司起名为阿里巴巴。alibaba.com域名是马云在美国餐厅吃饭时突然想到的，他问餐厅侍者知不知道阿里巴巴？侍者笑了：“芝麻开门！”马云跑到街上又问了几个人，人们都做出了如是的回答。“从我外婆到我儿子，他们都会读阿里巴巴。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中的发音都是‘a-li-ba-ba’，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商人都可以没有困难地接受我们网站的名字。”马云就这样选择了阿里巴巴的名字。

阿里巴巴初期的形式只是一个网络论坛，大大小小的各类企业在上面发布供求的帖子。我们常说，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早期的阿里巴巴，也只是企业间交流的一个BBS，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电商网站。

随着网站上的供需信息越来越多，阿里巴巴推出了两个B2B当家产品——针对国内买家服务的“诚信通”和针对国外买家的“中国供应商”，实行收费的会员制。通过与第三方认证机构合作对商家进行信用认证，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公司的虚假信息。阿里巴巴打出的口号是“让诚信的人先富起来”，由此，逐步将自身演变为电商B2B的服务方。

不过，根据曾经使用阿里巴巴服务的一位企业家回忆，2003年她加入“中国供应商”，费用是每年6万元，却并没有带来一单生意，“应该说，早期阿里巴巴能给客户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并不多。”在电商的江湖里“今天，人们说，马云，你真有远见，你怎么能在十年前就认准了电子商务互联网？而我却觉得我们就像骑在失明老虎背上的盲人。只是偶然，我们投入了，我们成功了。从当初的18个人到今天的2万多人，我们已经从一个公司发展到了今天的五个公司。”马云曾这样阐释自己的创业故事。

阿里巴巴在成立之初，1999年的10月，获得了以高盛为首的投资集团500万美元的天使基金。随后，马云被安排与雅虎最大的股东、被称为网络风向标的日本软银老总孙正义见面。在马云的自述中，孙正义“神色木讷，说很古怪的英语，大智若愚，像金庸笔下的乔峰”。双方谈了6分钟后，孙正义就决定要向他投资。孙正义还对马云说：“保持你独特的领导气质，这是我为你投资的最重要的原因。”

从1999年开始，电商领域出现了8848、卓越网、当当网等B2C领军网站。马云起初并没有凑B2C的热闹，而是在2003年效仿eBay推出了C2C平台淘宝网。相比于从黄页计划演变而来、进展缓慢的马云自创式B2B业务，淘宝网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十分强劲的势头。为了在C2C市场打败eBay，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马云需要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最终，在共同投资者软银的撮合下，阿里巴巴与雅虎走到了一起。这大概是2005年中国互联网界的最大新闻，雅虎出资10亿美元，得到了阿里巴巴35％的股权，并把雅虎中国并入了阿里巴巴集团。这桩交易被马云解读为“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但事实几乎相反，可以说是“雅虎收购阿里巴巴”，从此雅虎手握大量股权，成为马云日后的心头之患。

后来，雅虎在美国迅速衰落，而其亚洲的资产却变得越发重要起来。雅虎CEO巴茨曾当面指责马云没有经营好雅虎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奇虎360创始人周鸿祎正是因为不满雅虎的发展状况而离去，选择再次创业，后来他与马云还曾多次言语交恶。2013年9月1日，雅虎中国正式关闭。很多人认为，是马云葬送了这家本来十分有机会壮大的互联网企业。也有人说，马云是有心无力，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很难复制淘宝的成功。不过，从马云的一贯作风来看，此次交易他人钱双收，既获得培育淘宝的数字筹码，也收获了雅虎的大量技术人才。众所周知，搜索技术对购物网站意义重大，有了雅虎人才的马云如虎添翼。至于雅虎中国，就让他自废武功吧！“当你每一次要取胜，当你每一次要实现目标，并没有一条清楚的道路摆在你面前，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你主要的目标都实现了，你的自信程度就会随之提高。”这是维亚康姆集团创始人萨默·雷石东的名言。

2000年，马云说，“B2C和C2C没有前途”。3年后，阿里巴巴投资1亿元推出C2C交易平台淘宝网。为了抗衡eBay，马云采取免费的市场策略，这就使收取交易费的eBay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解决买卖双方不信任的问题，同年10月，支付宝诞生。“阿里巴巴在做B2B时担保的需求就很大，但由于B2B平台只提供企业间信息的聚集和配对，交易在网下进行，因此支付主要还是依赖于银行。淘宝成立后，线上交易的C2C就把担保这事提到日程上了。”负责支付宝业务的阿里高管邵晓锋这样解释支付宝的使命。

支付宝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云的预期。它强化了整个阿里巴巴尤其是C2C业务的淘宝网信用体系，建立起一个卖家和买家相关联的信用机制。2004年12月8日，支付宝脱离淘宝独立运营，应用领域得到快速扩展，用户成倍增长，为阿里巴巴的电商生态注入了新动力。

淘宝C2C把eBay“赶跑”之后，自身已经积攒了大量的C类消费者。而淘宝网上的卖家又是阿里巴巴B2B业务潜在的买家。所以，马云顺势把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合并打通，并且鼓励年轻人到淘宝网“创业”，为他打工。在此期间，号称免费的淘宝也在尝试收费，但很快遭到用户抵制。

为了完善电商产品线，也为了尽快盈利，阿里巴巴推出了B2C平台淘宝商城。因为当时京东、亚马逊等自营B2C网站的盈利模式较为清晰，马云相信淘宝B2C很快能为阿里巴巴带来现金。2008年6月，B2C平台淘宝商城上线，阿里巴巴上的B类生产企业和淘宝上C类消费者首次走到一起。和C2C业务的赔本赚吆喝不一样，B2C上的商家要缴纳技术服务费，这为阿里带来了强劲的收入，也为马云构筑阿里电商大体系写下了重要一笔。

阿里巴巴既做C2C，又做B2C，虽是同根生，但在流量和资源分配上，难免出现分歧与矛盾。需要C类卖家来壮大自己平台的时候，马云呼吁年轻人“诚信致富”，来淘宝创业。但C类卖家为阿里带不来收入，马云就把变现重点放在了B2C平台淘宝商城之上。在商城的挤压下，淘宝上的C类卖家越来越难生存，让不少梦想淘宝致富的个人卖家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2012年1月11日，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

这一年，马云宣布淘宝网的年总交易额突破1万亿元。他志得意满，声称“现在不做电子商务，将来无商可务。”每个人都要学会倒立“每个人都要学会倒立，因为当你倒立起来，血液涌进大脑，看世界的角度和平时完全不一样。”马云用“文化”在阿里集团内部建立了森严的体系。

关明生协助马云树立了阿里巴巴的文化和管理体系，卫哲协助马云做大了阿里集团，但这两位大将殊途同归，最后都被铁腕的马云以人事轮换和撤换的方式赶了出去。曾经的淘宝网总裁孙彤宇、阿里巴巴集团COO李琪、阿里巴巴集团CTO吴炯、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李旭晖也都有过被“轮休”或“学习”的经历。尤其是孙彤宇，他听闻被突然解职后，号啕大哭、难以自己。

曾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这样说：“马云当然是有很强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但是如此粗暴地对待他的高管、董事会和股东，我个人是感到震惊的，我们国有企业都不敢这么干。”

其中，马云对待曾经的阿里巴巴CEO卫哲的方式最令人惊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企业大佬们都喜欢上了写“内部邮件”，华为任正非、联想杨元庆、腾讯马化腾、新浪曹国伟都很热衷于写内部邮件。表面说是写给公司内部，事实上很多人都顺手抄阅给媒体朋友，名为安内，实为攘外，颇有意味。马云自然也不落伍，但在内部邮件中自曝家丑的，他绝对是第一人。

2011年初，马云在内部邮件中自爆阿里涉嫌欺诈，随即搞了一次“整风运动”。一时间，“2326名‘中国供应商’涉嫌欺诈，并有上百名阿里巴巴的销售人员牵涉其中”的消息传遍业界。B2B公司CEO卫哲和COO李旭晖为此事引咎辞职。但在外界看来，马云的行事显然过于高调，这桩“总裁离职事件”在他手里活生生变成了一个传达价值观的“秀”。“我很痛苦，很纠结，很愤怒……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面对现实、勇于担当和刮骨疗伤的勇气，阿里将不再是阿里，坚持102年的梦想和使命就成了一句空话和笑话！”马云义正言辞。

但联想起他在人事调控上的一贯作风，不少人质疑这是一场“阴谋”。阿里巴巴B2B平台上涉嫌欺诈的商户早已有之，且之前卫哲已在努力把涉嫌欺诈被终止服务的商户比例从2009年的1.1％降低到了2010年的0.8％，马云不可能不知情。所以，不少人看来，卫哲只是马云标榜阿里文化的牺牲品。

马云说，他“给卫哲最好的礼物是一道伤疤，之前卫哲身上挂满了勋章！”

或许正如一位阿里巴巴的员工所言，马云是整个集团的“家长”。而他维护“家族秩序”的方式就是统一价值观。在阿里有很多文化，阿里巴巴的“笑脸”文化，支付宝的“手印”文化，淘宝的“倒立”文化，以及之前雅虎中国的“光脚”文化。马云说：“通过运动，把跟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没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我们公司。”

管理学家伦西斯·利克特在《管理的新模式》一书中提到：“管理的根本任务是将个人组织起来实现预定的目标，使众多人的努力集合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困难，非常重要而又矛盾的任务。”

2001年马云的经典语录是：“我认为，员工第一，客户第二。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网站。”而今天，马云说，“十年以来，我们活下来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区别，马云十分清楚。

马云的权与术，在支付宝私有化事件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2011年5月11日，《福布斯》网络版率先报道了关于支付宝“单飞”的消息，声称阿里巴巴集团在2010年已将外资的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了马云控股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马云给出的原因是：为了尽快拿到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没人愿意承担支付宝万一拿不到牌照的责任。我承担了，就被扣上不尊重契约精神的帽子。要拿到支付牌照，支付宝必须脱离阿里巴巴，唯此一条路。6亿用户，80％淘宝用户使用，如果拿不到牌照，结果就四个字，不堪设想。”马云认为，“利益可以谈、敞开谈；但原则是首先要拿到牌照，原则是不能谈的。”

他还说：“我的决定不完美，但它是正确的。我还会继续自己的路。”但无论如何，在未获得董事会授权的前提下擅自“单飞”，瞒天过海的马云都很难推脱其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了起来……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很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马云把《狂人日记》的片段晒在了微博上，以示心迹。

与马云不断交恶后，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最大股东的雅虎做了让步。双方最后终于达成回购协议，阿里巴巴集团以63亿美元现金及价值8亿美元的阿里巴巴集团优先股，回购雅虎手中持有阿里巴巴集团股份的50％。而在未来整体上市时，阿里巴巴集团有权优先购买雅虎剩余持有股份的50％。整个交易完成后，在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软银和雅虎的投票权之和将降至50％以下。至此，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将在董事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完全掌控公司。

马云喜欢打太极，并由此阐发：“你要想活得好，你得运动。你要想活得长，你得不运动。那你怎样能够既要活得长又要活得好，那就是慢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慢。太极拳就很有道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你要控制节奏。你懂得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无界的马云“在3年试运行基础上，我们相信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可以正式宣布了！”2013年9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又发内部邮件了，文中首次披露了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据报道，在阿里巴巴至少工作5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当选集团合伙人。阿里合伙人每年遴选一次，无既定名额。合伙人由现任合伙人一人一票选出，须获得75％以上的同意才可当选。此外，当选的合伙人并无固定任期，直至离职或退休为止。

马云适时发布合伙人制度，意在为阿里集团IPO造势。他刻意谈到引进资本对公司发展的利弊，表示希望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弥补目前资本市场短期逐利趋势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干扰，给所有股东更好的长期回报。”

但在外界看来，马云的合伙人制度，很难做到公开透明，甚至都难以保证股东的正当权益。业内专家表示，阿里巴巴希望采取的合伙人方案，和中国内地、香港或开曼群岛的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更像是完完全全的自定义条款：由一批被称作合伙人的人，来提名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人选，而不是按照持有股份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合伙制的法律规定）。据悉，在私人公司中，类似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安排只要有股东批准，并没有太多问题。但如果是上市公司，这种安排是否会伤害中心股东的权利就非常值得讨论。“今天，大家总是在写关于阿里巴巴的成功故事。但是我并不真的认为我们有多么聪明。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当时我们还是很愚蠢的。所以我在想，如果哪天我要写关于阿里巴巴的书，我会写《阿里巴巴的一千零一个错误》。”马云多次说过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2013年年初，马云辞去了阿里巴巴集团CEO的职务，“退意存在，一直存在，越来越浓重。不是因为我想休息，不仅仅是因为累，不仅仅是因为太辛苦。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假设我的能力不能再匹配这家公司，是对这家公司的巨大伤害，对无数的人是巨大的伤害。这个要明白。”

此前一年，他在接受《时尚先生》采访时就说过：“我的体力不行了，体能不如当年。我对互联网接下来的理解，对年轻人的想法，思路跟不上了。所以，今天我以从道家学到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去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培养生态系统，无为的生态系统。让它慢慢、慢慢生长。至于退，其实心里面，我已经退了。”

2014年3月18日，马云在北大百年讲堂发表演讲，他说：“今天做明天就会成功的事情一定轮不到我们，今年做明年就会发财的事情肯定轮不到我们，我们只能做十年以后成功的事情，而且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坚持去做才有可能，一个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时，他还认为最最骄傲的事情是真正影响了阿里巴巴人很多的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前段时间有原同事给他们写信，问为什么离开阿里的人都那么纠结？马云说：“因为我们不像一个普通的商业公司，我们特理想主义。”

刘强东 京东“草莽”英雄路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有一块著名的大路牌，上面写着“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答案是“前方500米”。由电子一条街蜕变而来的中关村，在当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源和未来，这个从出生就完全带着市场经济基因的产业在中关村呈现出浩荡磅礴的生长态势。中关村也是一个传奇，无数知识分子由此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奇迹。而对于北京乃至全国的莘莘学子来说，中关村意味着激情和理想，是有志创业者心中的热土。

中关村向南，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迎来一位江苏宿迁的新生，身材微胖、个头不高，长相十分大众，他叫刘强东。宿迁最负盛名的先人——西楚霸王项羽，年少时看到威风凛凛的秦始皇，曾说过一句“彼可取而代之。”

刘强东似乎也胸怀大志，一心从政，发奋图强，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听从一位老师的指导报了社会学专业。但入学后不久，师兄告诉他，社会学与从政无关，而且就业状况不佳，这让刘强东倍感迷茫。既然当不了官，那就经商。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笑称在中国创业很难。而当时一无所有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做点小生意，攒够资金，再组织一个团队。

刘强东出身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富裕，上大学时家人给他凑了500块钱上路。他决心自食其力，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大一的时候，他帮人手抄信封，3分钱一张。大二的时候，他从批发市场二五折购进精装书，去写字楼推销。他也一直在给学校机房打工，同时自学编程。大三，刘强东每天骑自行车去门头沟一家单位做实习程序员，并由此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参与到了一些政府和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中，依靠写程序的专长，赚到了十几万元，成为当时最有钱的大学生之一。

拿着手里的十几万，又从亲朋好友手里借到十几万，刘强东盘下了中关村附近的一个饭馆。以前，饭馆里面的店员薪水很低，住地下室，平时只吃剩饭剩菜，老板亲自把控资金。刘强东接手后，涨了工资，改善了住宿环境，给店员吃香的喝辣的，采购和收银也放手让他们去做。这个带着理想主义创业的年轻人，把信任和管理混为一谈，遭遇了事业上的第一次挫折。由于管理松散，员工总是变着法子侵吞店里的钱，所以没用一年，原本盈利的饭店，赔光了他的投入。刘强东由此得到的教训是：“对员工一定要信任，但信任不等于没有管理。”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不要只因一次失败，就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

1996年，刘强东毕业了，欠了不少债。他进了一家日资企业，业余时间继续干起老本行——编程。这家实行轮岗制的日资企业锻炼了刘强东，从电脑信息化到物流、采购，大部分岗位他都干过，对业务了如指掌。但还完债后的刘强东并没有留恋这份工作，“渴望创业的冲动一天比一天强烈，最后不能控制自己”。于是他辞去了月薪4000多元的外企职位，拿着手里的1.2万元积蓄赶赴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柜台，售卖刻录机。柜台名叫“京东多媒体”，这便是“京东商城”的前身。

本文开头提到了京东商城名字的由来。京东磕磕碰碰，越做越大，刘强东在事业上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但他的爱情却没能有个像样的结局。“在1998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学生，去中关村摆柜台，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特别是我毕业的学校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正在读研的女友去看望刘强东时经常问三个问题：“难道你一辈子就要这么生活下去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块出国呢？你为什么不能考研呢？”女友的父母也坚决反对，认为刘强东没出息。最终，女友离开了他。“在我最美的时候遇见你，是我的幸运，但是我却没有时间了。”这是电影《一代宗师》中一句让人唏嘘不已的台词。

刘强东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甚至一度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状况。直到2001年，刘强东的母亲起了疑心，动身来到北京，给刘强东打电话让他来北京西站接自己。一看创业的事情包不住了，刘强东才说了实情。母亲很伤心，认为大学生去站柜台是走下坡路。

女友离开，家人反对，让刘强东一度陷入痛苦之中。谈起这一段经历，他感慨万千，“我创业前3年最大的痛苦，不是站在马路边上发宣传单遭白眼，不是挨冷受累，而是感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哪怕第一年就赚了三十多万，我在他们眼里依然是下三滥。”

俄罗斯思想家别林斯基说过：“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

到了2001年，京东商城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光磁产品代理商，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十多家分公司。刘强东的个人财富也首次突破了1000万元。从这时候起，他把京东商城定位为传统渠道商，打算复制国美、苏宁的商业模式，经营IT连锁店。就在他兴致勃勃准备扩张的时候，2003年SARS来袭，这一场瘟疫中止了中关村的喧闹和繁华，生意一落千丈。加之刘强东顾忌员工安全，就暂时关闭了所有门店。

没有生意做，就等于在亏钱。刘强东听说有人在互联网上卖东西，就四处打听，想要参与进来。当时的搜易得数码商城风头正劲，刘强东就去做搜易得商铺上的商家。后来，搜易得的一位老员工回忆起来，说：“别的商家每次都要问你们的店租能不能降一降，但刘强东总是问，你们的程序是怎么编的，你们的流程是怎么控制的。他从来不关心价格，倒是对电子商务的后台技术很感兴趣。”

当时连BBS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的刘强东，为了推销自己的网上商铺，跑到一个论坛发了个“广告贴”。论坛的创办人这样回复了他的帖子——“京东我知道，这是唯一一个我在中关村买了三年光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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