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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满仓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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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试读：

前言

关注和了解一部著作，首先应从它的作者入手。《人物志》的作者刘劭，字孔才，广平郡邯郸（治今河北邯郸）人。建安年间，在郡府中做上计吏。在一次岁末进入京城洛阳向朝廷汇报地方政务时，上天给了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当时朝廷太史发出了天象预报，说正月初一将有日食发生。正月初一是朝廷举行大会之礼的日子，但根据当时制度，遇到日食应当停止举行会礼。当时在场的数十人都主张废朝却会，只有刘劭持不同意见。他说，古代著名的太史，也有计算天时错误的时候，所以圣人提出不因为异常天象而废朝礼，这是因为有时候灾异之象会自动消失，有时候太史推算错误。他主张不要因为这个预报而废却朝礼，得到了当时正在负责上计工作的尚书令荀彧的赞同。结果是会礼如期举行，日食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以后，刘劭是否被提拔到中央朝廷任职，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不得而知，但刘劭受到朝中权贵的重视是没有疑问的。御史大夫郗虑就曾经有过征召刘劭出来做官的想法。郗虑是曹氏的党羽，曹操忌恨孔融，郗虑就给孔融罗织罪名进行构陷。曹操欲废献帝伏皇后，郗虑就奉命率兵入宫逼杀。因此被从光禄勋提到御史大夫的位置。刘劭被这样的权势所看重，也预示着他仕途的前景光明。正在这个时候，却又发生了郗虑被免官的事。然而这件事并没有使刘劭的仕途发生逆转，不久他就被任为太子舍人，又升迁为秘书郎。任太子舍人的经历，使刘劭和太子曹丕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当曹丕登上帝位后，先后任用他为尚书郎和散骑侍郎。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即位，是为明帝。刘劭又先后任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不断变化的各种任职，也给他多种才能的展示提供了各种舞台。

刘劭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并善于用这些知识影响当时的礼仪制度，前述关于日食与朝会关系的论述即是一例。明帝景初二年（238），朝廷欲改祀太极中和之气。刘劭不同意改祀，主张祀六宗之气。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通典》卷44《礼典·吉礼》）刘劭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并被采纳。前一个是利用天文知识影响礼仪制度的事例，后一个则是用气象知识影响礼仪制度的事例。

刘劭熟知古代的爵位制度。他曾著有《爵制》一书，此书现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部分文字，是记述秦朝二十等爵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二十等爵位的内容等等。文中对秦朝二十等爵位的记述十分清晰具体：一爵曰公士，二爵曰上造，三爵曰簪褭，四爵曰不更，五爵曰大夫，六爵为官大夫，七爵为公大夫，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十爵为左庶长，十一爵为右庶长，十二爵为左更，十三爵为中更，十四爵为右更，十五爵为少上造，十六爵为大上造，十七爵为驷车庶长，十八爵为大庶长，十九爵为关内侯，二十爵为列侯。从书名上看，《爵制》的全部内容不应当是仅仅记述秦代爵位制度，如果此书能够完整保存下来，一定会为我们了解三国以前的爵位制度提供清晰的线索。但我们从保存下来的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刘劭对古代爵位制度的熟知程度。

刘劭的法律知识对当时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很有影响。他在《人物志》中对法家从人才分类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是建立法律制度使国强民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可以称为法家，因为他在曹魏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有过作为。在他任骑都尉期间，与议郎庾嶷、荀诜等人制定科令，著《新律》十八篇。此外，《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了刘劭所著的《律略论》、《法论》等书籍。

刘劭博览群书，精通儒家经典。他在任散骑侍郎时，受魏文帝诏，把五经群书分类汇辑，编成《皇览》一书。他还为儒家的经典《孝经》作过注。在他的晚年，在家专门执经讲学。《人物志》把“能传圣人之业”作为儒学家的特征，从这个角度讲，刘劭又具有儒学家的才能。

刘劭在任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的时候，敦崇教化，受到百姓称赞。《人物志》中把“能受一官之任”作为伎俩之才的特征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刘劭又具有伎俩之才。

明帝青龙元年（233），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与南方的孙吴政权来往甚密，孙权派张弥、许晏等人带着珍宝从海路出使辽东，册封公孙渊为燕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曹魏政权有人主张出兵讨伐辽东，刘劭却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当初袁绍的儿子袁尚被打败后，投奔辽东。当时是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执政，他把袁尚斩杀，将他的首级送来。这表明公孙渊的先世是忠于曹魏政权的。再说公孙渊是否接受了孙吴的册封，还需要证实。历史上明智的做法，当边远之人不服时，要用美德征服而不使用武力。应当对公孙渊采取宽缓策略，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后来公孙渊果然像公孙康一样，杀了张弥、许晏等人，把他们的首级送来。还有一次，孙吴出兵围攻合肥。当时驻守那里的曹军正在轮番休息，兵力不足。驻守合肥的征东将军满宠一面上表朝廷，请求派兵增援，一面召集正在轮休的将士，主张待兵力集结后再对吴军发动攻击。刘劭分析这种形势说，敌兵现在正处在士气高涨的阶段，满宠如果以少于敌人的兵力发动攻击，必定不能取胜。他采取等待兵力集结后再发动攻击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会有所失。可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作为前锋，张扬声势。骑兵到合肥以后，疏散队形，多设旌旗鼓乐，在城下炫耀兵力，然后开到敌军后面，做出阻断他的归路、截断粮道的样子。敌人闻听支援大军来到，又见到骑兵欲断归路，必然害怕逃走，这样就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刘劭的建议被明帝采纳，而事情发展的结果也和刘劭所预料的一样。《人物志》中把“遭变用权”作为智意家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具有智意家的才能。

在魏明帝在位的时候，刘劭还写过一些文学作品，见于记载的有《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其中《赵都赋》深受明帝赞美。刘劭所写的三赋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我们仍可从《赵都赋》的一些片断领略他的文采：“声曜纷纭，泽浸宇内，元正三朝，莫不来届。”“北连昭余，南属呼池，西盼大陵，东结潦河。”（宋杨简《慈湖诗传》卷20）著名史学家陈寿对刘劭的评价是“该览学籍，文质周洽”。《人物志》中把“属文著述”作为文章家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具有文章家的才能。

刘劭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品格和才能，在夏侯惠推荐刘劭的表章中有精彩的概括。当时魏明帝下诏博求众贤，夏侯惠上表说：“臣私下看见常侍刘劭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擅长周密的谋划，凡是他糅合古制而创立的制度，都源流宏远。所以群臣上下都取自己和他相同的地方去斟酌比量。所以诚实的人佩服他的性情平和端正，清静的人敬慕他的深沉恬静为人谦让，擅长文字之学的人欣赏他的推理详尽而缜密，谙熟法律的人知道他的判断准确没有谬误，善于思考的人了解他的思想深刻而坚定，爱好文学的人喜欢他的著论文章，制定制度的人看重他的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筹划谋略的人赞美他的思维敏捷考虑精到。上面这些评论，都是这些人取与他们自己适合的长处而列举刘劭的局部小节罢了。臣屡次听到刘劭的清雅谈论，观览他的深刻议论，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敬佩他的时间越久，实在为朝廷有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惊讶。臣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当参赞朝政大事，向陛下出谋献策，以使他和国道一起兴盛，这样的人才不是世间所常有的。”

从夏侯惠推荐刘劭的表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刘劭确实有多方面的才干，另一个是他和曹魏政权的关系。刘劭历事魏武帝、文帝、明帝、齐王四朝，夏侯氏与曹氏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对刘劭的评价如此之高，就连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也认为多溢美之词，有点过分。不过这正反映了刘劭在政治上与曹魏政权的紧密关系。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他的晚年，当司马氏开始一步步地问鼎皇帝宝座时，刘劭为什么脱离政治，专以“执经讲学”为务了。（二）

唐刘知几说：“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刘知几《史通》卷十《内篇·自叙》）刘知几这段话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应劭的《风俗通》和刘劭的《人物志》，各自有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那么，《人物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是什么呢？

刘劭所生活的汉末三国时代，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中央集权的朝廷土崩瓦解，地方实力派分裂割据争夺地盘。在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各种人物纷纷登台表演，诸多英雄龙争虎斗各显本色。因此，这个时代的人才表现也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多样性特点。人才是多种多样的，这在任何时候都一样。但汉末三国的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各种人才展示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因此人才多样性的特点尤为突出。人才即有才能的人，按照这个说法，汉末三国时人才所表现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以人的才能类型分类：有以政治见长的，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有以军事见长的，如周瑜、陆逊、邓艾等；有以武勇见长的，如关羽、张飞、张辽、徐晃、蒋钦、甘宁等；有以智计见长的，如荀彧、郭嘉、庞统、法正、顾雍、诸葛瑾等；有以文学见长的，如王粲、孔融、应玚、陈琳、徐幹、阮瑀、刘桢等；有以儒学见长的，如郑玄、王肃、管宁、邴原等；有以思辨见长的，如何晏、王弼等；有以方术见长的，如左慈、管辂、周宣、朱建平等；有以技艺见长的，如华佗、杜夔、马钧、钟繇、蒲元等。上述各类人才，品德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才干有偏有全，这一切构成了当时人才状况的多样性特点。

第二，双向选择的特点。所谓双向选择，即指选才的当权者与被选人才之间的关系。人们常常把曹操“有事赏功能”唯才是举的选择人才标准挂在嘴边，似乎当时只有选择任用人才的一种流向。其实在当时任用人才与人才被用的选择是双向的。往往有这种情形，用人者想把对方作为自己任用的人才，而对方却不买账。例如东汉末杜袭，为避战乱客居荆州，荆州刺史刘表“待以宾礼”。而杜袭并没有把刘表当做主人。他见与他同到荆州的同郡人繁钦多次在刘表前表现才能，便对他说：“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在杜袭看来，他到荆州的目的只是想“龙蟠幽薮，待时凤翔”，而刘表并非拨乱之主，不是投靠的对象，最后终于离开襄阳到了长沙。尽管刘表认可了杜袭的价值，杜袭却不认可刘表，这件事表明，用人与被用要经过双方的价值认可。由于双方认可的程度不同，也产生了多种层次的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双方价值认可度极高。例如，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如此。刘备三顾茅庐，把自己遇到诸葛亮比作鱼儿遇到了水，诸葛亮认为刘备不但是心向汉室的同路人，也是使自己施展才干实现远大抱负的明主。

其二，双方的价值认可度不对等。在一方的心目中，把对方看得很重；而在另一方看来，对方并非十分完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记载的宗承与曹操父子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父资，有美誉。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敬礼之。敕文帝修子弟礼，就家拜汉中太守。武帝平冀州，从至邺，陈群等皆为之拜。帝犹以旧情介意，薄其位而优其礼，就家访以朝政，居宾客之右。

宗承正史无传，《后汉书·党锢列传》有宗慈，也是南阳安众人，宗承当与之同宗。宗承之父在当地有美誉，宗承本身也有使众人仰服的人格魅力，可见是当时的社会清流。曹操出身寒微，在当时社会地位不高，想与宗承交好，似有攀附之嫌。但仔细想来又不尽然，后来曹操成为权臣，而宗承却仍恪守当初的所谓“松柏之志”，可见当初他拒绝曹操不完全是因为社会地位。据《太平御览》记载，宗承是个孝子，父亲死后，他亲自负土筑坟，不雇用旁人。从这件事看，宗承应当是个不越传统道德规范的人，而曹操自幼就表现出不按常规行事的反叛性格，可见二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在寒微时的曹操眼里，宗承当然是个尽善尽美之人，否则不会屡造其门捉手请交。即使后来曹操腾达了，也仍然因为宗承是名贤而对其恭敬礼遇，让儿子曹丕对其修子弟之礼，并使之处宾客之右，可见曹操对宗承的价值认可度仍然不低。宗承对曹操的地位最终也接受了，曹操平冀州后宗承跟随他到了邺城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宗承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还是初衷不改，这就使得曹操仍以旧情介意，对宗承虽优其礼而薄其位，从而使二者始终保持一般的宾主关系。

其三，双方的价值认可程度前后有所变化。汉魏之际的许攸与曹操就是如此。许攸在官渡之战前夕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时，曹操用宾客之礼接待他，对他十分敬重。可以说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许攸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官渡之战后，许攸的表现引起了曹操的不满，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绍破走，及后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

类似的事在孙吴也曾发生，吴郡人沈友，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是个文武兼通的才子。又能言善辩，只要他一开口，众人皆默然，莫与为对。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对于沈友，孙权以礼相聘，对其“敛容敬焉”，把他当做贵宾。而沈友也对孙权的敬重给予回报，与他“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并劝孙权兼并荆州，对孙吴的政略起过重要影响。但是最终沈友还是被孙权杀了，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他“正色立朝，清议峻厉”，遭庸臣所恨，诬陷他谋反。二是孙权担心他最终不能为己所用。仅仅从第一个原因看沈友是无辜的，综合起来看恐怕就和沈友自己的表现有关了。沈友被杀约在建安二十一年左右，此时孙吴政权正在走上坡路，其所依靠的对象正从以江北士人为主向吴姓大族为主转变的过程中。而沈友正是吴姓大族，如果他没有使孙权担心不为己用的表现，不会被无辜杀害。

其四，一厢情愿的价值认可。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用人者对被用者价值的认可，而对方却心有旁骛，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表面予以接受。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因为情况突然变化。如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荀彧感到家乡是个四战之地，乃应同郡人冀州牧韩馥的邀请，前去投奔。等到荀彧到了冀州，冀州的主人已经换成了袁绍。袁绍对荀彧非常看重，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返回家乡已不可能，欲投奔的主人又被逼下台，荀彧只能暂时接受袁绍的宾礼。然而荀彧对袁绍并不认可，他对袁绍的评价是“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度量、谋略、武略、德行都不行。这虽然是荀彧离开袁绍后的评价，但在离开他以前就认为他终不能成大事，所以在维持了很短的徒有虚名的宾主关系后，便投奔了曹操。有的迫于压力。如东汉末华歆任豫章太守，孙策开拓江东，率强兵向豫章扩张。华歆知孙策善用兵，乃弃城守，幅巾相迎。孙策“亲执子弟之礼，礼为上宾”。每当孙策举行聚会时，坐上莫敢先发言，只有在华歆“时起更衣”时才“议论欢哗”，江南号之曰“华独坐”。可见孙策对华歆的敬重。然而华歆内心却不甘为孙氏政权的座上宾，还在孙策进军豫章时他就表示：“歆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官渡之战后，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华歆，华歆便对孙策的继承人孙权说：“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华歆把孙权留住自己说为“空留”，“养无用之物”，绝不仅仅是自谦，也说明华歆急于返回北方朝廷，不愿被孙氏政权所用。有的是利用主人的宾礼待遇暂时栖身。前述颍川人杜袭就是这样的例子。又如河南人郑浑，董卓之乱后带侄子郑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郑浑知袁术必败，后来他听说好友华歆在豫章，便离开袁术投奔华歆。杜袭、郑浑只是把荆州、淮南作为暂时避难栖身之处，与刘表、袁术的主宾关系徒有虚名。有的是为了积蓄力量。最典型的是刘备与刘表的关系。刘备在受到一系列挫折之后来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亲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然而刘备并不甘久居人下，在荆州广引豪杰，积蓄发展自己的力量。他拜访隐居隆中的诸葛亮时，诸葛亮对他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刘备对诸葛亮的规划极为称赞，从此与之情好日密，可见他在为客荆州时就已经在打荆州的主意了。

第三，阶段性特点。以三国鼎立为界，此时期人才的阶段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四起，战事不断，社会动荡。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正在重组，在这种重组中，人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位置。由于人们的社会理想、政治眼光、个人修养不同，寻求自己位置的方法和道路也各异。像诸葛亮那样怀宁静之心以求致远，蓄志待时以求明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急于找到施展自己才干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才频频改换投靠对象。例如曹操的名将张辽，先为丁原部将，后又进京依何进，何进被杀后又以兵属董卓。董卓死后又归吕布。吕布为李傕所败，又从吕布东奔徐州。曹操破吕布，张辽将其众降。又如曹操的谋士贾诩，先在董卓部下任讨虏校尉，又在董卓女婿牛辅军中任职，董卓败后，又为李傕、郭汜谋士。不久又离开李傕投段煨。由于不为段煨所重用，又离段煨投靠南阳张绣。他先劝张绣与刘表联合，不久又劝张绣投靠曹操。在这个时期，各种政治军事人才忽南忽北，忽隐忽现，忽生忽灭，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是一个“群雄时代”。然而东汉社会分裂的原因主要在内部，是自己内部政治经济不可调和的矛盾总爆发。这种爆发虽然有毁灭一个王朝的巨大能量，但一旦原先的矛盾得到解决或缓解，其能量也会迅速削弱，社会也会以较快的速度重新整合。因此，三国鼎立标志着社会从分裂走向局部统一。在这个时期，曹操、刘备、孙权三个英雄从群雄中出类拔萃地凸显出来，形成了三个吸引各种人才的凝聚中心。可以说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与前一个时期不同，在英雄时代，人才以三个政权为中心，进行了有序流动。

人才的多样性要求人们认识承认各种人才的价值，以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人才选择的双向性，意味着不但用人者需要发现人才，人才也需要有自己对心目中“明主”的选择标准。尤其是到了三国鼎立形成以后，统治者如何发现使用人才，人才如何提高自身的才能和修养以适应当权者的需要，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社会现实需要的背景下，才会产生《人物志》这样的关于人才的系统性理论著作。（三）《人物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专门著作。通过这部著作，刘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何认识人才。这是关于人才观的理论探讨，它包括德与才的关系，人才表与里的关系，人才等级的划分，人的才能具有两重性等等。

品德与才干的关系，在某些政治家的社会实践中，有时把二者分离开来。如曹操就主张“唯才是举”，并下令让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当然与当时的实际需要有关，不能作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指导理论。而作为理论阐述，刘劭在论述人的品德与才干的时候，常常把它们视为浑然一体，而不是把它们分裂开来。例如他说，“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又认为人的能力是由聪明才智所决定的。聪明是人的阴阳二气结合的精华，阴阳清纯和谐就会使人内心聪慧外表敏锐，圣人之所以光彩耀人，是因为他同时具有聪慧敏锐两种美德。刘劭所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敏锐，而是指人的最珍贵的自然本质。他把这种自然本质称为“中和”，认为它能够调和出仁、智、忠、信、勇五种品德。“中和”本质是人的德、才、能高度的协调和统一。

刘劭又根据人才的表与里的关系，把人才分为不同的等级。他把人的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等九种外在的表现概括为“九征”，把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常”，指出“九征”与“五常”的关系是表里关系，表里是否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都影响着人才品第的高低。表里高度一致，达到中和的境界称作中庸，是最高品第的人才。表里大体上一致称作德行，较中庸次之。表里部分一致称作偏才，又次之。表里不和谐是人才的末流。在刘劭的人才观中，人才虽然是分成等级的，但在各个人才等级中，除了人才的末流之外，其他的刘劭全都予以关注，认为他们都是可任用的人才。他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意思说尽管人才有各种各样，他们各自的能力有大有小，但都是值得去认识、发现、任用的人才。

在刘劭对人才的认识中，一些地方还体现了辩证法。比如在论述各类人才自身的两面性时说：“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辩给之人，词烦而意锐，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数，则豁达而傲博；立事要，则炎而不定。浅解之人，不能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拟疑难，则濡懦而不尽。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在论述人才性情的两面性时说：“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在论述争与让的关系时说：“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诸如此类的分析在其他的论述中也多有所见，不一一列举。

人才观是关于认识、发现、使用人才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在刘劭的人才观中，才德并重不可偏废的观点，广纳各方面人才不以能力大小作为弃取标准的观点，辩证地认识人才的观点，毫无疑问都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当然在刘劭的人才观中，也有一些牵强的东西，如用木、金、火、土、水五行来比附人体骨、筋、气、肌、血，然后再把这些与仁、义、礼、智、信加以联系，说什么“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显然是有些穿凿附会生拉硬扯。

第二，如何发现人才。如果说如何认识人才是人才观，那么如何发现人才就是方法论。刘劭的《人物志》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总结。

由表及里地发现人才。刘劭认为，人的刚柔明畅贞固的内质都有其外部显著的反映，它通过声音神色显示出来，通过性情趣味发散出来。所以反过来从人的外部表现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品质。如刚毅坚强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诚信正直的内在品质，奋进勇猛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美善刚毅的内在品质，安逸悠闲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平和有条理的内在品质等等。刘劭还总结出“八观”的方法：1、观其夺救以明间杂；2、观其感变以审常度；3、观其志质以知其名；4、观其所由以辨依似；5、观其爱敬以知通塞；6、观其情机以辨恕惑；7、观其所短以知其长；8、观其聪明以知所达。这八个具体方法，都体现了由表及里的考察原则。

通过全面长期的观察发现人才。刘劭说：“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这里的“一隅”、“三材”、“终朝”、“三日”，似乎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一个方面”、“三种才能”、“一个早晨”、“三个整天”，而是片面和全面，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避免在考察人才时所发生的失误。刘劭在《七缪》一章中指出了考察人才时容易产生的七种谬误：1、察誉有偏颇之缪；2、接物有爱恶之惑；3、度心有大小之误；4、品质有早晚之疑；5、变类有同体之嫌；6、论材有申压之诡；7、观奇有二尤之失。指出七缪的同时，又提出一系列避免的方法，第一，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凭众人对他怎样评价。第二，不要只凭自己的好恶。第三，不要对人全面地肯定或否定。第四，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第五，认识同类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第六，不能忽视一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第七，考察人才既不能主观臆断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张。这些总结对于考察发现人才是有实践的指导意义的。

第三，如何使用人才。在《流业》一章中，刘劭指出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都是人才。在《材能》一章中，刘劭又指出，担任高级职务的是人才，担任低级职务的也是人才。这就是说，人才是各种各样的，人才的能力也有大有小。人才既然类型不同，能力大小各异，因此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使他们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给国家的治理带来好处。如果把他们放错位置，就是使用人才不当，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还举出一系列例子，例如实行威慑刚猛政治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让他们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对百姓残暴不仁。君主的职责是发现人才，把他们放到适当的位置，以使他们的才能充分得到发挥，从而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这些论述体现了刘劭“量才用人”的思想。（四）《人物志》作为一部系统地阐述人才理论的典籍，在我国古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在《人物志》问世后，北魏人刘昺便为此书作注。刘昺是敦煌（今甘肃敦煌）人，敦煌所在的河西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是保存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据点。刘昺家世儒学，十四岁时便师从博士郭瑀，后隐居酒泉传授儒学，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西凉主李暠征其为儒林祭酒，负责西凉的儒学教育。北凉灭西凉之后，刘昺在新政权中任秘书郎，专管记载国家大事。由于儒学造诣高深，北凉主沮渠牧犍尊之为国师，亲自致拜，并命官署以下皆从之受业。北魏灭北凉后，拓跋焘夙闻刘昺之名，拜其为乐平王从事中郎，并允许他不迁往平城，留在本乡，并留一子抚养。刘昺在姑臧待了一年多，思乡欲返，走到两周西四百里一个名叫韭谷窟的地方病逝。刘昺一生著述甚丰，著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靖恭堂铭》二百余卷，四部古籍的注释，《人物志》为其中之一。刘昺以后，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至今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是明清时期的版本，主要有：嘉靖顾定芳刻本、隆庆梁梦龙刻本、《汉魏丛书》本、《广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快阁藏书》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畿辅丛书》本、《玉尺山房术数奇书》本、《玲珑山馆丛书》本、《龙溪精舍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本次注释翻译此书，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参阅了部分版本和今人的成果。

原序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聪明昭其度。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聪于书计者，六艺之一术；明于人物者，官材之总司。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译文】

圣人贤者认为人的资质中，没有比明察事理更好的；天以日月星显示征兆，人以明察事理昭示其气度。在明察事理中，没有比能够辨识人才更重要的。善于文字与筹算，是六艺中的技巧；善于识别人物，是负责选拔人才官员的素质。如果能够用聪明智慧来辨识人才，那么众多的人才就能够排列出上下高低的次序，各种事业就会兴旺了。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君子者，小人之师；小人者，君子之资。师资相成，其来尚矣。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九土殊风，五方异俗，是以圣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虽不易其方，常以诗礼为首；虽不改其俗，常以孝友为本。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继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贤举善，常若不及。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贤而高枕。上下忠爱，谤毁何从生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以举渭滨之叟为贵。【译文】

所以圣贤为《易经》作《易传》的时候，文字中就有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君子是小人师法的对象；小人是君子利用的对象。二者相辅相成，长久以来就是如此。在编订《诗经》的时候，就已经根据诗篇的不同意志感情，对《风》、《雅》、《颂》不同风格的诗篇排列了次序。九州不同风，五方不同俗，所以圣人设立教化而不改其常规，制定政略而不改其习俗。在制定礼乐制度的时候，就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来考察人的恭敬守常的品德，虽然不改其常规，但固定把诗礼放在首位；虽然不改变其习俗，但固定以孝悌友爱为根本。身居帝王之位的时候，就选拔超群拔俗有辅佐才能的人，这些都是拔举众多优秀人才，完成帝业的事例啊。秉承天意养育万物，任务最重，所以寻求举荐贤才，常常恐怕做不到。帝业建成后，明君和贤臣就一起享受盛名和美誉了。忠臣竭尽全力贡献才能，明君因得贤人而高枕无忧。上爱下忠，诽谤谗毁从何而生呢？所以唐尧因能够辨识才能出众品德高尚的人而著称，虞舜因任用八恺八元而取得成效，商汤因为提拔任用伊尹而出名，周文王因为举用吕望而被尊崇。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采士饭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相仲父，齐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举德行为四科之首，叙生知为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义之门；质志气者，材智之根也。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鲜久矣，唯圣人能之也。尚德以劝庶几之论，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三月不违仁，乃窥德行之门。若非志士仁人、希迈之性，日月至焉者岂能终之？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进趋于道义，或洁己而无为，在上者两顺其所能，则拘抗并用。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厚貌深情，圣人难之。听其言而观其所为，则似托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终，行必睹初以求卒，则中外之精粗可见矣。【译文】

根据这些史实可以说，圣人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有哪个不是运用自己明辨事理的才能去寻求发现人才，并且任用他们从而使自己获得安逸呢！秦穆公因得到在远郊喂牛的百里奚而称霸西戎，齐桓公因以管仲为相而九合诸侯成为霸主。所以孔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各诸侯国提拔任用，但他仍旧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给自己的学生分类，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三等来广泛地评论天下众人。德行为选人四个标准的首要标准，生而知之为三等人的上等。光大德行，则进入道义之门；以志向气度为本，则为才能智力之根。又赞叹不偏不倚守常不变的中庸原则，来突出圣人的品德，中庸恐怕是最高的德行了！常人很少有此德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用对颜渊的褒赞来鼓励人们崇尚道德，颜渊这个子弟，差不多是个贤人了吧！长期不改仁义之德，才能看到德行之门。如果不是志士仁人稀有的超然不俗，那些不坚守仁义的怎能有始有终呢？用六蔽的训诫来使人们避免才能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弊病，仁者爱物，却有寡断的弊病；信者坦诚，也有尽显隐私的弊病。这些都是偏才常有的不足。希望得到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和洁身自守拘谨不做坏事的人以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有的人以道义而积极进取，有的人以无为而洁身自好，君主如果对二者发挥其所能，则会达到拘抗并用的效果。痛恨那些貌似诚恳却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以此向世人说明伪装是难以持久的。厚貌深情，圣人也难以达到其内心。听其言观其行，则假象后面的真相就无法逃遁了。孔子又说“认识一个人要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就知道他真实的举止行动了。言必从始听到终，行必从头看到尾，那么表里的真实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不详察则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业荒矣。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译文】

对人才的考察，应当这样的审慎。不详察则选才任官就会没有秩序，各种政务就会荒废。所以我斗胆依照圣人的准则，记述辨识人才使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希望以此来补缀前贤在这方面的疏漏和遗缺，愿博学高识的君子裁决采纳其中的意思。

九征第一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无形状，故常人不能睹，惟圣人目击而照之。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质不至则不能涉寒暑，历四时。禀阴阳以立性，性资于阴阳，故刚柔之意别矣。体五行而著形。骨劲筋柔，皆禀精于金木。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由气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译文】

人的内在的最根本的资质，是通过他的思想和性情表现出来的。性是人的自然本质，不会改变；情会由于外界的影响发生变化。所以观察人物，应当看他的本性。关于思想和性情的道理，是非常微妙和玄远的，如果不是古代圣贤的考察和研究，谁又能够把它们弄明白呢！人的思想无形无状，所以常人不能看到，只有圣人才能看到并明白地昭示出来。凡是有生命的物体，没有不包含最根本最初始状态的性质的，人的最初始的生理状态没有发展到最完善的时候，就不能度过严寒酷暑，经历春夏秋冬。他们秉承着阴阳形成个性，人的本性所赋予的阴阳二气强度不同，决定了性格刚强和柔弱的不同。依据五行而成就形体。骨骼的强硬和筋络的柔软，都是禀受金木之精气的结果。只要是有形体的生命物体，就可以根据形体去探求他们的本质。由于气色表现在外，所以观察者通过他们可以看到其本心的想法。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质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则不能甘矣。若酸也，则不能咸矣。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平淡无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变无滞。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譬之骥□，虽超逸绝群，若气性不和，必有毁衡碎首决胸之祸也。聪明者阴阳之精，离目坎耳，视听之所由也。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达微，官材授方，举无遗失。自非圣人莫能两遂。虽得之于目，或失之于耳。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达于进趋而暗于止静，以之进趋，则欲速而成疾；以之深虑，则抗夺而不入也。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应机，以之闲静，则玄微之道构，以之济世，则劲捷而无成。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圣人任明白以进趋，委守成于玄虑，然后动止得节，出处应宜矣。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阳动阴静，乃天地之定性，况人物乎！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动外形，岂可匿也。【译文】

人的资质和能力中，各种情绪的表现与外界环境和谐一致可谓中和，而中和是最珍贵的。质地白易接受色彩美化，味道甜美易于调和。中和是百行之根本，培养性情的沃土。中和这种素质，必然是平淡无味的，只有清淡无味，五味才可以调和。如果是苦味，就不能使其变甜。如果是酸味，就不能使其变咸。因其淳厚淡泊所以能够调和出仁、智、忠、信、勇五种品德，并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需要。品性淳厚淡泊不偏斜，就能驾驭各种人才，尽其所用恰到好处，灵活变通没有阻碍。所以观察一个人考察他的素质，必然先要考察他是否有平淡的素质，然后才寻求他的聪明。譬如骐骥良马，虽然出类拔萃，如果没有中和气性，必定有车毁马亡之祸。聪明是人的阴阳二气结合的精华，眼耳是视觉听觉之根。阴阳清纯和谐就会使人内心聪慧外表敏锐，圣人之所以光彩耀人，是因为他同时具有聪慧敏锐两种美德。即能明察细微又能洞悉宏观，耳目兼用，通达幽微，任用人才交代任务，周到而无疏漏。除非圣人没有人能同时做到这两点。虽然得之于观察，可能失之于闻听。所以反应机敏的人，能够抓住行动的机会却不能做到深思熟虑，长于进取而不知止静，这样的人让他进取，则会过于快捷；让他深思熟虑，则会拒绝而听不进去。深思熟虑的人，能够静思事物的源头却不善于快速敏捷的行动，性格安稳沉默缺乏应变机智的人，用他静思默想，则能成就玄微之道，用他救助世人，则会缺乏劲捷而无成效。就好像火焰和太阳的光芒能照耀外物但不能映出自身的形象，金属和水面能映出外物的形象但不能对外放出光芒。人各有所能，物各有其性。所以圣人让聪明之人去进取，让守成之人去思考，动静全都符合规则，合适恰当。之所以有明白和玄虑的不同，就在于有阴阳的区别。阳动阴静是天地的固有之性，何况人物呢！如果衡量人的才能和资质，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对照进行考察，那么五种物质的特征也显著地存在于他的身上。筋脉之勇表现为青色，血脉之勇表现为红色，内动即有外部表现，怎么能够隐藏呢！

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为母，故气色从之而具。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五性不同，各有所禀。禀性多者则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荫，为仁之质。质不弘毅，不能成仁。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也。基不贞固，不能成信。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气。五德，人物之常行。【译文】

对人体来说，骨骼是与外界木相对应的物象，筋腱是与金相对应的物象，气息是与火相对应的物象，肌肉是与土相对应的物象，血脉是与水相对应的物象。仁、义、礼、智、信五性与木、金、火、土、水五物相配，五物为本源，所以面色神态根据五物而生出。五物所对应的物象，各自有其成就人的品质的作用。五性不同，各有所赋予。赋予多的则会出现偏性的现象。所以骨骼挺拔又柔韧的可以称作有远大抱负意志坚强的人，抱负远大意志坚强，这是“仁”的资质。树木垂荫，是仁的品质。品质不宽宏坚毅，不能成仁。气息清纯而又明朗的可以称之礼仪之人，礼仪是“礼”的根本。火光有照明助察之性，为礼之本。没有礼仪，不能成礼。形体端正而又坚实的可以称作守持正道坚定不移的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是“信”的根基。土必定滋养生命，是信的基础。基础不坚固，不能成信。筋腱强劲而精干的可以称之为勇敢之人，勇敢就是果断地行“义”的前提。金属能割断物品，是义的果决部分。果决而不勇敢，不能成义。血色平和而又通畅的可称之为通晓事物洞察细微之人，通晓事物洞察细微是“智”的本源。水流通畅，是智之源。源不通微，不能成智。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五种品质都具有恒常不变的特性，所以称它们为五常。金木水火土，是天地的常气。仁义礼智信，是人物的常行。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温而不直则懦，扰而不毅则剉。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刚而不塞则决，弘而不毅则缺。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则悖，理而不敬则乱。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宽而不栗则慢，柔而不立则散。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简而不畅则滞，明而不砭则翳。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人情万化不可胜极，寻常竟源，常在于五。【译文】

根据五常的区别，可以分列出五种品德，所以温和而正直和顺而坚毅，是“木”的品德。温和而不正直则为懦弱，和顺而不坚毅则被挫折。刚健笃实而宽宏坚毅，是“金”的品德。刚健而不笃实则会断裂，宽宏而不坚毅则不完整。忠厚诚实恭敬庄重而有治理才能且谨慎恭敬，是“水”的品德。忠厚而不诚实则为昏乱，有治理之才而不谨慎恭敬也会导致昏乱。宽宏大量小心谨慎而又温柔有办事能力，是“土”的品德。宽宏大量却不小心谨慎则为懈怠，小心谨慎而无办事能力则为散漫。爽快刚直简约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善于劝谏，是“火”的品德。爽直而不畅快为滞涩，明于事理而不善劝谏则会枯竭。虽然人的品德和性情变化无穷，但其变化仍以五物的品质为依据。人情千变万化不可穷尽，五常则是恒常不变品质的根源。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动形色，诚发于中，德辉外耀。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卬卬。【译文】

所以刚柔明畅贞固的内质都有其外部显著的反映，从声音神色显示出来，从性情趣味上发散出来，各自与其外在的表现一致。心理活动表现于外在脸色，果真发自心中，会有外在的光辉闪耀，这是自然之理。所以内在品质诚信正直，他的风度仪容就坚毅刚强；内在品质美善刚毅，他的仪容风度就奋进勇猛；内在品质平和有条理，他的仪容风度就安逸悠闲。仪容风度的外部表现，各自有不同的姿态风度：正直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武勇刚强的；温和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心怀危惧小心谨慎的；品德高尚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肃穆轩昂的。

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于内，容见于外。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心不系一，声和乃变。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心气不同，故声发亦异也。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非气无以成声，声成则貌应。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声既殊管，故色亦异状。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貌色徐疾为神之征验。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目为心候，故应心而发。故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心不倾倚，则视不回邪。勇胆之精，煜然以强。志不怯懦，则视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未能不厉而威，不怒而严。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动必悔吝随之。是故直而不柔则木，木强激讦，失其正直。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膑，失其正功。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纪。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勇而能怯，仁而能决，其体两兼，故为众材之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既体咸酸之量，而以无味为御。五质内充，五精外章，五质澹凝，淳耀外丽。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问贤愚，皆受气质之禀性阴阳，但智有精粗，形有浅深耳。寻其精色，视其仪象，下至皂隶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拟诸形容，故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译文】

人的外在表现的产生是由内部的心气而引发的，心气活动于内，容貌表现于外。心气变化的表征，是声音的变化。内心活动不是单一的，会随着声音的不同而变化。心气与声音相合，声音和乐音一样也可分为六律和六吕。律声清高明亮，吕声和谐平缓。有温和平缓的声音，有清纯流畅的声音，有回旋深长的声音。心气不同，所以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声音在气息中流畅而其内在的本质体现在容貌之中，没有气便不能发出声音，声音一形成则容颜会应声而显。所以真正的仁爱必然显现出温柔的神色，真正的勇敢必然显现出武勇果敢的神色，真正的智慧必然显现出明澈通达的神色。声音既然有高低的不同，所以容颜也表现为不同的状态。容貌出现了这些神色就是人们所说的征神，容颜变化的快慢验证心神的变化。征神出现在容貌上而其神情则从眼睛中表现出来，眼是心灵的征候，所以眼神随心而变。所以闪耀仁慈目光的眼睛，是诚实谨慎端正无邪的；心不偏倚，则目光不会邪僻。反映勇气胆量的眼睛，是光亮强劲的。心志不怯懦，则目光不会衰败忧伤。然而这些都是偏才，是让形体承担反映内质的任务，不能做到不严厉而显威严，不发怒而显严厉。所以完美的内质不能精确反映，因此事情也不能如愿。只能勇进而不能怯退，悔恨就会伴随着行动。所以耿直而不兼具柔和则表现为质朴木讷，质直刚强激烈直率，不是直的常态。刚劲而不兼具精干则表现为倔强，举鼎绝膑，不是其正常的结果。固执而不兼具端正则表现为愚憨，自专无端，就会陷于愚憨。吐气而不清纯则会飘扬四散，吐字不清晰顺畅，声音会飘散。声音流畅而不平和则会飘荡消失。什么都想知道，荡然没有约束。所以处事不偏不倚守常不变的资质，是和上述所说不同的。勇进又知怯退，仁爱又能决断，兼有而不偏废，所以能成为所有人才中最出色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的资质已经具备，外部用平淡来包装。既有咸酸之质，又有无味之表。五常的资质充实于内，五种精神表现在外，五种特质凝聚于内，淳朴光耀表现于外。所以目光神情发出五彩的光辉。内心纯净，目光疏朗，明亮照人。所以说万物生来有其形体，形体也有它的精神。不论贤能还是愚蠢，全都是受阴阳气质赋予的表现，只不过智力有精细粗糙，表现有深沉浅薄的区别罢了。根据其精神容颜观察其形象，甚至是下等之人都能够做到的。能够深刻地了解精神，就把其中的道理和性情研究到家了。圣人有能力根据所有的内部活动而发现外部表现的规律，所以能把道理以至于命运研究到家。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阴阳相生，数不过九，故性情之变，质亦同之。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故精惠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刚则植强，骨柔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矣。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也，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也，故邪动则容态，正动则容度。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也，故心恕则言缓，心褊则言急。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与于此。【译文】

概括全部人的性情，有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种表现。阴阳相生相长，但其数大不过九，所以性情的变化，质的变化与此相同。这就是平正邪歪的本质存在于精神，神为质之主，所以神平正则质平正，神歪斜则质亦歪斜。明慧与愚蠢的实质存在于感情，精神为实体之本，精神灵慧则实体聪明，精神浑浊则实体晦暗。勇敢与怯懦的态势存在于筋腱，筋为气势的功用，筋强劲则气势勇猛，筋软弱则气势怯懦。强弱的支柱存在于骨架，骨为支柱之基础，骨刚则支柱坚硬，骨柔则支柱软弱。暴躁与平静的关键存在于气息，气是决定情绪的关键，急躁决定了气盛，平静决定了气冲。悲伤与喜悦的情绪存在于脸色，面色是情绪的征候，面色憔悴是由于情绪惨淡，面色高兴是由于情绪喜悦。衰怠与端正的形态存在于仪表，容止是身形之表，容止衰是由于体乏，容止正是由于形体庄重。举止神情的活动存在于容貌，面容是行动的表现，行动邪恶则面容欺诈，行动正派则面容大度。和缓与急切的状态存在于语言。语言是心理的表现，心理宽恕则语言平缓，心地狭小则语言急迫。一个人，内质纯洁平和淡泊，内心聪慧外表清朗，筋腱挺拔强固，声音清纯神色喜悦，仪表端正容貌庄重，这样九征全都具备了，道德就精纯完美了。不是至德君子，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九征有违，违谓乖戾也。则偏杂之材也。或声清色怿而质不平淡，或筋劲植固而仪不正直。三度不同，其德异称。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仪之目，兼德体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犹百工众伎，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为目。仁义礼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道不可以一体说，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为仁齐，众形而不为德凝。然平淡与物无际，谁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大仁不可亲，大义不可报，无德而称，寄名于圣人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施仁以亲物，立义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徒仁而无义，徒义而无仁，未能兼济，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纯讦似直而非直，纯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善恶参浑，心无定是，无恒之操，胡可拟议。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其心孔艰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蕃徒成群，岂可数哉。【译文】

对九征中有所违背，违即不一致的。叫做偏杂之才。或者声音清亮容色喜悦而实质不平淡，或者筋骨刚劲支柱坚牢而容貌不正直。偏材、兼材、兼德三种人材德才比例的程度不同，对他们品德的称呼也不一样。偏材承担着一至的名声，兼材有德仪兼备之称，兼德体现着中庸的气度。偏至之材以某一方面的才能命名；就像百工众伎那样各有其名。兼材之人以其所具有的品德作为称呼。仁义礼智，得到其中之一。兼德之人更应用一种抽象的“美”来称之。道不可以用一种方式体现，德不可以用一种方式看待。养育万物不因为归于仁而消灭差别，形形色色的事物不因为归于德而凝固为一。然而宁静平淡与他物没有界限，这种境界谁又能知道他的具体名称呢？所以兼具各种品德而达到极高的程度，就叫做中庸。居中履常，所以称作中庸。中庸，是对圣人的称呼。大仁是不可亲近的，大义是不可报答的，无德而称，暂时用圣人来做称呼。总体上各种品德都已具备而发展程度还不高，称之为德行。德行，是对大雅之人的称呼。用施行仁来亲物，用立义来利仁，失道而成德，也在其次。在一方面的材能比较完善叫做偏材，偏材，相当于小雅。只有仁而无义，只有义而无仁，不能兼而有之，只能各守一行，所以不如大雅之名。九征之中只具备一征叫做依似，依似，属德行紊乱一类。一味地攻击别人的短处好像率直而实际上并非率直，一味地放荡不羁好像通达实际并非通达。只在某些方面有材在另些方面无德叫做间杂，间杂指无恒常品德的人。善恶混杂，心无固定是非，没有恒定操行，有什么可以比拟呢？德行紊乱和无恒常品德，是风人中的末流之士。心胸狭小的人，有教化也接受不了。末流之人的品质，不能够把它说完，所以将其省略不予关注。这种人多得成群，怎么数得过来呢？

体别第二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泛然，不系一貌。人无得而称焉。故咸而不碱，谓之咸耶？无碱可容。公渐切，卤也，与硷同。淡而不，谓之淡耶？味复不。质而不缦，谓之质耶？理不缦素。文而不缋。谓之文耶？采不画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居咸淡之和，处质文之际，是以望之俨然，即之而文，言满天下无辞费。变化无方，以达为节。应变适化，期于通物。【译文】

中庸这种道德，他的实质内容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泛然不拘单一的状态。人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称呼。因此说它咸却没有碱土的苦涩，说它咸吗？又没有碱。碱，公渐切，卤，同“碱”。平淡却不是没有味道，说它淡吗？又不是没有味道。看起来质朴无华却并非没有纹饰，说它质朴吗？又不是没有纹理。看起来有文采却并非像五彩花纹的图案。说它有花纹吗？又没有五彩绣纹。能够威慑人也能安抚人，能言善辩又能忍住少说话，居咸淡中和之中，处质朴文华之际，所以望上去严肃庄重，接触它感到文华，言语不绝而无废话。变化多端没有常规，以通达事物为限度。适应变化，期望通晓物理人情。

是以抗者过之，励然抗奋于进趋之途。而拘者不逮。屯然无为于拘抗之外。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养形至甚则虎食其外，高门悬薄则病攻其内。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讦刺生于刚厉。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多疑生于恕懦。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慢法生于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疑难生于畏慎。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专己生于坚劲。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傲宕生于机辨。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溷浊生于周普。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拘局生于廉洁。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疏越生于磊落。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迟缓生于沉静。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漏露生于径尽。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隐违生于韬情。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奋励，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负石沉躯，或抱木燋死。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自晋视楚则笑其在左，自楚视晋则笑其在右。左右虽殊，各以其用。而不达理者，横相诽谤。拘抗相反，皆不异此。【译文】

所以竞争进取的人是过头了，在极度振奋与进取的途中。而拘谨不争的人则是达不到。止步不前无所作为，置身于进取之外。拘谨和进取的人都违背了中庸之道，所以他们都有明显的长处，也有情理之中的过失。过于注重自我保养，结果在外被老虎吃掉；对外小心谨慎礼仪备至，却于内染病而死。所以说，严厉耿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干在于纠正偏错，失误在于激烈地攻击别人的短处。激烈地攻击别人是由于刚厉。柔顺安稳宽以待人的人，只贪求宽宏大量容忍谦让，失误在于缺少决断。多疑少决是由于宽恕懦弱。雄健有力强悍杰出的人，他的才能在于勇敢刚烈，失误在于多所猜忌。轻视法律是由于凶暴强悍。精明强干小心谨慎的人，长处在于谦恭有礼，失误在于多所疑虑。疑难多虑是由于畏首畏尾。刚直坚强的人，作用在于骨干支撑，失误在于专擅固执。固执自专是由于坚强刚劲。能言善辩长于分析的人，他的能力在于善于释疑解难，失误在于飘荡散漫。飘荡散漫是由于机敏善辩。交际广博能与各种人相处的人，他的宽宏在于广泛容纳众人，失误在于好坏不分。好坏不分是由于认为众人普遍完备。清正耿直廉洁自持的人，他的节操在于节俭不奢，失误在于拘谨自闭。拘谨自闭是由于追求洁身自好。行为善美光明磊落的人，他的建立功业在于向上攀登，失误在于疏忽遗漏。疏忽遗漏是由于其光明磊落。深沉不语内有心计的人，他的精明在于微妙玄远，失误在于迟疑缓慢。迟疑缓慢是由于性格沉静。质朴率直全部显露的人，他的秉性在于忠诚不渝，失误在于不善于隐蔽自己。暴露自己的短处是由于完全显示自己的一切。足智多谋隐匿真情的人，灵活性在于狡黠有谋略，失误在于左右依违犹豫不决。左右依违是由于隐匿真情。等到他们自认为德才大大增进，揣测中庸之道来避免自己才干的偏向极端，亢奋者因此奋进，自闭者因此守成。指责别人的短处来增加他的失误，拘谨者更加拘谨，亢奋者更加亢奋，有的抱着石头自沉江底，有的抱着树木被山火烧焦。就好像晋人和楚人由于佩带宝剑的习惯不同，而互相指责对方把剑佩带反了一样。站在晋人的角度看楚人则笑他们把剑佩带在左边，站在楚人的角度则笑晋人把剑佩戴在右边。左右虽然不同，但各有其用。而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对此横加指责。拘谨和亢奋的关系，与此没有什么不同。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以柔顺为挠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难与入微。狠强刚戾，何机微之能入。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以猛抗为刿伤，安其恕忍之心。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缓心寡断，何疑事之能权。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以顺忍为恇怯，而竭其毁跌之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奋悍毁跌，何约之能居。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以勇戆为轻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畏患多忌，何节义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以辨博为浮虚，而强其专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执意坚持，何人众之能附。辨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以楷正为系碍，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辨博泛滥，何质约之能立。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以拘介为狷戾，而广其溷杂之心。是故可与抚众，难与厉俗。周洽溷杂，何风俗之能厉。狷介之人，砭甫廉反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以弘普为秽杂，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道狭津隘，何通途之能涉。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以沉静为滞屈，而增果锐之心。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志在超越，何谦后之能持。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懦。以躁动为粗疏，而美其懦弱之心。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思虑回复，何机速之能及。朴露之人，中疑实。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以权谲为浮诞，而露其诚信之心。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实野直，何轻重之能量。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以款尽为愚直，而贵其浮虚之心。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韬谲离正，何违邪之能矫。【译文】

因此严厉耿直刚正不阿的人，刚狠严厉。他不是力求戒除刚强中冒犯唐突的缺点，而是把柔顺当做软弱屈服，从而使其竞争进取之心更加强烈。视柔顺为软弱，竭尽其冒犯之心。所以这种人可以用他执法而建立法律的权威，很难用他从事细致入微的工作。狠强刚戾，怎能够细致入微？柔顺安慰宽以待人的人，心性平缓，处事宽松。他不是力求戒除缺乏稳固持久的缺点，而是把亢奋进取看做是昏暗愚昧，安心于宽舒安稳的处事方法。把亢奋进取视为刺杀伤害，安心于宽恕隐忍。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遵循常规办事，很难让他决断疑难问题。缓心寡断，怎能决断疑难之事？雄健有力强悍杰出的人，意气风发勇猛果敢。他不是力求戒除奋勇会带来挫折和失败的缺点，而是把顺应时势看成是胆小怯懦，从而把可能带来挫折失败的逞强奋勇的气势发挥到极致。把顺应时势视为胆小怯懦，把逞强奋勇以至挫败的事做到底。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经历艰难，很难让他服从约束接受限制。逞强至败，有什么限制可以约束？胆小谨慎的人，恐惧忧虑多所忌讳，他不是力求戒除害怕行义的缺点，而是把勇敢看做是对人的轻视怠慢，从而进一步增加疑虑恐惧心理。把勇敢视为轻慢，从而增加疑虑恐惧之心。所以这种人可以全身自保，很难要求他建立名节。恐惧忧虑多所忌讳，怎么能够建节立义？严峻刚直的人，坚持自己意志的个性非常突出强烈。他不是力求戒除情志专固不会改变的缺点，而是把变化视为虚伪，从而强化固执不变的性格。把变化视为虚伪，从而固执个性得到强化。所以这种人可以持守正派，很难团结众人。执意坚持，怎么能够团结众人？能言善辩知识广博的人，理论充足。他不是力求戒除言论无所顾忌的缺点，而是把规矩视为束缚，顺从放任散漫飘荡的心志。把规矩视为束缚，从而放任散漫心志。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泛泛地议论，很难让他对自己有所约束。能言善辩放任自流，有什么能约束他呢？交际广博能与各种人相处的人，普遍地对人施与仁爱之意。他不是力求戒除结交混杂的缺点，而是把守正耿介视为偏激暴戾，从而扩大自己清浊不辨的毛病。视守正耿介为偏激暴戾，从而扩张了清浊不辨的毛病。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安抚众人，很难让他激励世俗。普遍混杂清浊，怎么能够激风励俗呢？清正耿直廉洁自持的人，针砭抨击世事的清浊。他不是力求戒除处世方法狭隘的缺点，而是把普遍视为污秽，从而更加拘泥和保守。把污秽视为普遍现象，从而更加洁身自保。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坚守节操，很难让他进行变通。道路狭窄渡口隘小，怎么能够踏上通途呢？行为善美光明磊落的人，钦慕高超远大的志向。他不是力求戒除自我意志太强烈的缺点，而是把安稳沉静视为呆板迟滞，从而更加锐意进取急于求成。视安静沉稳为呆板迟钝，从而更加急于求成锐意进取。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前行，很难让他置身众人之后。志在超越，怎能居后而不争呢？深沉平静的人，做事反反复复考虑其中的道理。不是力求戒除由于平静带来的迟缓滞后的缺点，而是把积极的活动视为粗疏，以怯懦为美德。视积极活动为粗疏，从而美化懦弱之心。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深思熟虑，很难让他做到快速敏捷。再三思虑，怎能做到快速敏捷？质朴率直全部显露的人，把心中的疑惑都表现出来。他不是力求戒除由于实在带来的坦直无拘束的缺点，而是把权谋视为荒诞，更加袒露自己的真诚。视权谋为荒诞，从而袒露真诚。所以这种人可以和他讲信义，但很难让他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心里藏不住话，怎能与之衡量事物的轻重？足智多谋隐匿真情的人，推测揣度别人的心思讨好对方。他不是力求戒除处事脱离正道的毛病，而是把诚恳尽力视为愚昧不化，更加看重虚伪不实。把竭诚视为愚昧，从而看重虚伪不实。这种人可以让他赞美颂扬善美，很难让他纠正违规杜绝邪恶。心怀诡诈偏离正道，怎能够矫正违规与邪恶呢？

夫学，所以成材也。强毅静其抗，柔顺厉其懦。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固守性分，闻义不徙。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刚毅之性已成，激讦之心弥笃。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于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谓人皆信，而诈者得容为伪也。诈者逆诈，推己之诈，谓人皆诈，则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然后群材毕集，而道周万物也矣。【译文】

学习，是使人能够成材的途径。刚强坚毅者能使其亢奋安静下来；温柔和顺者能得到鼓励改变其软弱。恕，是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心理的方法。用自己的心情感悟别人的心情。而偏材的心性，片面僵化地固守恕的训导不能灵活转变。固守本性，闻义也不改变。即使教导他学习，他也会因学有所成而在实践中有所失误。刚毅本性已经养成，激烈率直之心更强。即使训导他对人以恕，他也会用固定的心态来推想不同的人。自己心里认为不对，不肯承认别人正确的地方。如果他自己讲信，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诚信的。自己讲信用，推而广之认为别人都讲信用，从而使欺诈得以行其道。如果他自己讲诈，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诈伪的。自己主张欺诈，推而广之认为别人都欺诈，从而使守信者受到疑惑。所以学习没有掌握真正的规律，讲恕不能符合所推想的人的真正心理，偏材之人各自肯定自己的长处，什么道理能让他们听进去，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变得全面呢？这就更加增大了偏材之人的失误。对人才不能求全，越求全越会失去人才，所以用人者用其仁去其贪，用其智去其诈，然后才能够群材毕至，好的措施惠及万物。

流业第三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习又异，枝流条别，各有志业。有清节家，行为物范。有法家，立宪垂制。有术家，智虑无方。有国体，三材纯备。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别是非。有伎俩，错意工巧。有智意，能决众疑。有文章，属辞比事。有儒学，道艺深明。有口辨，应对给捷。有雄杰，胆略过人。【译文】

人们由志向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有十二种：本性及所受影响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志向和事业。有清节家，以行为树立模范。有法家，制定法律制度。有术家，智谋思虑无人可比。有国体，德、法、术三者具备。有器能，三才不足。有臧否，评判是非。有伎俩，留心技艺。有智意，能断决众多疑难。有文章，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有儒学，道德高深才艺高超。有口辨，应对敏捷。有雄杰，胆略过人。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德与法术皆纯备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纯备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三材为源，则习者为流也。清节之流，不能弘恕，以清为理，何能宽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己不宽恕，则是非生。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法制于近，思不及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务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以术求功，故不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长于权者，必短于正。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非德无以正法，非法无以兴术，是以八业之建，常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耳目殊官，其用同功，群材虽异，成务一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备，保守一官，故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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