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魔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V.S.奈保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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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魔种试读：

后来——在柚树林第一次宿营，第一次晚上站岗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只想哭。终于，天亮换班了，远处传来孔雀奇异的鸣叫声，那是它清晨在树林里的水塘边喝过第一口水后发出的鸣叫，沙哑，撕心裂肺，本该讲述一个新生的世界，但在经历了漫长的不眠之夜的人听来却像是在讲述失落的一切，人、鸟、树林和世界。然后，那段营地时光成了浪漫的回忆，在打游击的那几年里，在他麻木地辗转于树林、村庄、小镇的时候，在他以各种身份毫无目的地游荡，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改变身份的时候，在他自觉智力衰退、人格破碎的时候，然后是监狱生活，那里神圣的秩序、固定的作息时间、各项保护措施，以及提供的自新机会——后来，他终于得以一步一步地从他原本以为真实的世界走向之后那些所有不真实的境地：就像从一个封闭的心灵走向另一个封闭的心灵。一　卖玫瑰花的人

这种生活始于很多年前，在柏林。另一个世界。他借住在妹妹萨洛姬妮那里。离开非洲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不必担惊受怕，几乎像个观光客似的，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当然，这种新生活早晚会结束。有一天萨洛姬妮对他说：“你已经在这儿住了六个月了。我没法再为你申请签证延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恐怕不能再待在这儿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法儿跟它对着干。你得考虑换个地方了。有没有想过去哪儿？想过做点儿什么吗？”

威利说：“我知道签证的事。我一直在考虑呢。”

萨洛姬妮说：“我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怎么回事。无非是置之不理罢了。”

威利说：“我不知道能做点儿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你从来就没觉得自己能做点儿什么。你也从来不明白男人得为自己打天下。”“你说得对。”“别这样和我说话。压迫阶级才这么想。他们只要自己坐稳了，就以为天下将继续太平下去。”

威利说：“你这样牵强附会，帮不了我什么忙。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觉得以前总受命运的播弄。在印度那会儿，我能做什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英国，我又能做什么？在非洲又能做什么？”“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你妻子真够可怜的。她还以为自己跟了个男人呢。她真该跟我谈谈。”

威利说：“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这会儿在柏林，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是局外人，就因为你自己想做局外人。你总是选择躲起来。你这是殖民者心理，种姓主义心理。从爸爸那儿遗传下来的。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非洲那场伟大的游击战争，难道你不知道？”“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自始至终就是一场秘密战争。”“那是场荣耀的战争。至少开头是的。回想起来总能令人热泪盈眶。一个贫穷无助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完完全全从零开始。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你找过他们吗？你加入过他们吗？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吗？对于任何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都算得上是件大事业了。但对你不是。你就躲在自己的庄园大宅里，陪着你那位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娇小可爱的妻子，用枕头蒙住耳朵，一心只想着千万别有什么黑人自由战士挺着枪踩着皮靴深更半夜闯进来吓着你们。”“不是那么回事，萨洛姬妮。在内心深处我总是站在非洲人一边，但是并没有什么仗需要我去打。”“要是人人都这么说，那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发生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有仗要打。”

当时他们正坐在克尼塞伯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冬天，这家咖啡馆里总是氤氲着暖意，侍者都是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很合威利的口味。而现在正是夏末，咖啡馆里空气凝滞，令人感到压抑，那里的一整套仪式已司空见惯，仿佛在提醒威利——无论萨洛姬妮怎么说——时光正白白流逝，使他想起他们在教会学校里必须熟记的那首神秘的十四行诗。“而这消逝的时光就是夏日……”

一个年轻的泰米尔人走进来卖长枝红玫瑰。萨洛姬妮轻轻打了个手势，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包。泰米尔人走过来，递上一枝玫瑰，但始终同他们没有眼神交流。他无意和他们攀亲。这个卖玫瑰的人，沉着自持，满肚子自我价值。威利没有去看那人的脸，只是盯着他的棕色裤子（远方的裁缝做的）和毛茸茸的手腕上的特大号镀金手表和手镯（也许不是真金的），看出这个卖玫瑰的人在他原来生活的环境里大概只是个微不足道、不被人注意的角色。而在这里，在一个他或许知之甚少（和威利一样）的环境中，在一个他或许尚未学会理解的环境中，他仿佛被剥离了自身。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威利独自出门，也见过这样一个人。他在一家印度南方风味餐馆外面停了下来，餐馆里没有顾客，只有几只苍蝇在玻璃橱窗上爬来爬去，下面摆着些盆栽植物和用以展示的米饭和薄饼，几个看上去笨手笨脚的小个子侍者（也许不是侍者，而是其他什么人，也许是非法入境的电工或者会计）躲在里面阴暗的角落，某些人心目中的东方式装潢反射出廉价的光泽。这时候，一个印度人，也可能是泰米尔人，走到威利跟前。松松垮垮的身材，倒也不算肥胖，线条柔和的宽脸膛，头戴灰色的平顶帽，上面是蓝色细线勾勒出的大方格图案，有点儿像“袋鼠牌”的高尔夫球帽，威利曾在早期的企鹅版图书的封底广告上见过：也许眼前这个人就是在模仿那些老广告里的打扮。

此人和威利聊起了那场即将打响的伟大的游击战。威利也显得兴致勃勃，甚至很亲切。他喜欢那线条柔和的笑脸。他迷上了那平顶帽。他喜欢这种带密谋意味的谈话，其理念将震惊世界。可是，当那个人说起他们需要一大笔钱，当谈话变得引人注目，威利担心起来，接着害怕了，想从餐馆橱窗前逃走，逃离粘在橱窗上的那些昏昏欲睡的苍蝇。而那个人仍然满脸微笑，柔软的唇间却蹦出长长一句尖刻的泰米尔语宗教毒咒，威利似懂非懂，最后那人的微笑消失了，蓝格子高尔夫球帽下的脸变得扭曲，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恨意。

那突如其来的泰米尔语，那包含着此人所有宗教信念的古老诅咒，那瞬时迸发的如利刃般刺出的深刻仇恨，所有这些都令威利坐立不安。威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萨洛姬妮。从孩提时候起，他就什么事都藏在心底，在家里，在学校，都是如此。逗留伦敦的那些年，这个习惯逐渐根深蒂固。而住在非洲的十八年间，这更是成了他性格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因为他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要向自己隐瞒。别人告诉他那些他早就熟知的事情，他也总让别人说下去，那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刻意为之，而只是不想冒犯别人，只是想让事情平平稳稳地过去。

现在，萨洛姬妮把玫瑰放在她的碟子旁边。她的视线追随着那个卖玫瑰的人，看着他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他走出去之后，她对威利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个人。但是他活得远远比你有意义。”

威利说：“没错。”“别惹我。你这些个聪明话对付外人还行。对付我可没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活得比你有意义吗？因为他找到了他要打的仗。他可以逃避。他可以说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做。他可以说他得谋生。他可以说：‘我这是在柏林。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办了那么些假文件、假签证，还得东躲西藏。现在总算都了结了。我离开了家，放弃了原有的一切。我得假装已融入这个陌生的阔地方。我要看电视，要知道些外国节目，要开始当它们真的是我自己的。我要去卡德韦百货公司，去下馆子。我要学会喝威士忌和葡萄酒。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数自己的钱，开自己的车，感觉自己和广告里的那些人一样。我会发现其实改变一切一点儿都不难，而且我会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他可以有这些虚伪无耻的想法。但是他明白他有仗要打。你注意到没有？他一眼都不看我们。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同胞，但是他瞧不起我们。他把我们当作那种装腔作势的人了。”

威利说：“说不定他是不好意思，他是泰米尔人，在向这里的人兜售玫瑰，还被我们看见了。”“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不好意思。他看上去是那种有抱负的人，显得与众不同。有件事情你在非洲可能注意到了，要是你已经学会了观察。这人在这儿卖玫瑰，可这些玫瑰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变成枪炮。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几处营地。我和沃尔夫正在拍摄一部讲他们的电影。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世上没有比他们更训练有素的游击部队了。他们非常凶猛，非常冷酷。而你要是对你的祖国的历史多些了解，你就会明白那实在是不可思议。”

另一天，在动物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那些无所事事的笼中兽制造的恶臭，她说：“我得和你谈谈历史。要不然你会以为我疯了，就像我们母亲的叔叔那样。你，还有和你一样的那些人，所知道的有关你们自己的历史都来自一本十九世纪的英国教科书，作者是曾在印度任督学的英国人罗珀·莱思布里奇。你听说过这回事吗？这是印度第一本大型历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那时印度反英大暴动才过去二十来年，这本书的立场当然是帝国主义的，也是为了赚钱。不过，它也包含了某些英国式的知识，算是本好书。在此之前，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本书，没有过这种教育体制，也没有过这种形式的历史学科训练。这本书出了好多版本，它教给我们许多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观念，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印度存在着奴隶阶层，有些人生来为奴，还有军人阶层。军人阶层属于上等人，奴隶阶层则不是。你我就有一半属于奴隶阶层。我敢说你肯定知道。我敢说你还部分接受了。所以你才总是这样过日子。而那些在柏林卖玫瑰的泰米尔人则完完全全属于奴隶阶层。这种观念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了他们。而实际上，英国人那套印度人分成奴隶阶层和军人阶层的观念，整个儿就是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北部的军队招募的都是种姓等级高的印度教士兵。这支军队把英帝国的边界几乎推到了阿富汗。但是，一八五七年反英大暴动之后，这支军队就落魄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轮不到他们了。于是这些曾经受帝国垂青的勇士们就在英国的官方宣传中变成了奴隶阶层，而大暴动之前被他们征服的边疆居民则成了军人阶层。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手段。这就是阶下囚的命运。因为我们印度人不懂得历史，所以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一味把人家那套话信以为真。而南部的泰米尔人，则在英国的新制度下沦为泥滓。他们肤色黑，又不擅长作战，只能充当劳力。他们被运到马来亚、锡兰和其他地方，卖给当地的种植园当农奴。现在柏林那些靠卖玫瑰筹钱买枪炮的泰米尔人，已经扔掉了历史和政治宣传的重负。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了真正的军人，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了这一点。威利，你必须尊重他们。”

在动物园里那些郁郁寡欢的动物发出的臭味中，威利茫然地听着，一言不发。萨洛姬妮是他的妹妹。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了解他。她知道他的幻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知道他在英国和非洲期间的点点滴滴，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他们只见过一次。他觉得，即使没有语言交流，在许多方面业已成长的她甚至有可能知道他性生活中的细节。什么都瞒不过她。甚至在她最革命、最平常、最信口开河的时候，就算她是在重复她那些老生常谈，却依然能够不时以一些新的词语唤醒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特别的时光，触动他内心深处某些他自己宁可遗忘的角落。

她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但记住了她所说的每句话。在柏林，他渐渐留意到她的一些事，那些事他以前可从来没有留意过。尽管她的话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不公、暴行和革命需要，尽管她开口必大谈五大洲的流血剧目，但她却出奇的沉静。她早年性格中那种急躁易怒和咄咄逼人已经不复存在。她曾在老家的静修处日复一日地消磨生命，除了虔诚和顺从，她无可期待；在她离家许多年之后，那种可怕的静修生活——往往能给头脑简单、穷困潦倒的人们提供些水月镜花般的万能灵药——仍然离她很近，一旦沃尔夫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她仍然可能回归其中。

她如今已没有那种焦虑了。正如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寒冷的季节里穿衣打扮，如何使自己风度翩翩（羊毛衫、羊毛袜配纱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旅行、学习、革命政治，和那位大度的摄影师之间随意而对等的生活，这一切似乎使她拥有了完整的知性体系。现在没有什么会使她感到吃惊或受伤了。她的世界观能够包容一切：危地马拉的政治谋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印度的种姓骚乱，甚至柏林酒商的顺手牵羊——不知道是他开店的习惯还是原则，这位酒商送酒上门时，总有两三瓶不是搞错就是短少，酒价也会莫名其妙地变化。

她会说：“这就是西柏林。他们在空中走廊的尽头，什么都得靠救济来维持。所以他们会把精力花在小偷小摸上。这就是西方的大没落。他们将来会意识到这一点。”

而萨洛姬妮自己呢，通过她那位摄影师帮忙，靠西德某个政府部门的救济金生活。所以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她过得很安逸。

每当新送来一箱葡萄酒或者啤酒，她就会说：“我们来看看那个无赖这次又耍了什么花招。”

他记忆中二十多年前老家的那个萨洛姬妮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如今身在柏林，他发现，正是她这种沉静，这种优雅的谈吐，使他越来越多地产生共鸣。他惊奇地打量着自己的妹妹。她竟然是他妹妹，他甚至有些激动。与她相处了六个月——他们成年之后从来没有在一起待过这么久——他觉得世界开始改变了。正如他觉得她能够深入他所有的情绪，甚至性需求，他也开始深入她看待事情的方式。她所说的一切都包含着某种逻辑和秩序。

他发现，他现在所感受到的，他向来就心知肚明，但从来没有接受过，那就是，萨洛姬妮说到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秩序井然，按部就班，这里的战争已经结束。在这个没有战争、没有真正的危险的世界里，人已经被简化了。他们看电视，找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吃着喝着经过检验的食品，数着自己的钱。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更疯狂。他们拼命想挤进那个简单有序的世界。但是，当他们待在外面的时候，一百种忠诚和古老历史的残余将他们牢牢缚住；一百场零零碎碎的战事让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在西柏林，一派自由而忙碌的气氛，一切都显得那么轻快。可不远处就是一道人为的分界线，在分界线的那一边，是压制和束缚，是另一类人。高楼大厦的废墟上，荒草滋生，偶尔还有几棵树；随处可见弹片弹壳深深嵌入石头和灰泥墙中。

这两个世界并存着。视而不见是愚蠢的。现在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属于哪个世界。二十多年前在老家的时候，想逃避对他来说似乎很自然。但现在，之后所有那些因为这个愿望而发生的事，在他看来都是可耻的。他在伦敦的部分生活，他在非洲的全部生活——那时他长年处于半隐居状态，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是，他在所属的那个一半葡萄牙血统的二等阶层中并不十分显眼，但还“过得去”——所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可耻的。

一天，萨洛姬妮带回家一份《先驱论坛报》。报纸被折得正好露出一篇报道。她递给他说：“这篇讲的是你以前住过的地方。”

他说：“拜托你不用给我看。我告诉过你了。”“你必须得睁开眼看看了。”

他接过报纸，在心里唤着妻子的名字：“安娜，原谅我。”他几乎没读那篇报道。他不需要。他在心里经历了那一切。那场不折不扣的血腥内战。没有军队调遣转移；只有突袭者跨越边界烧杀、恐吓，然后撤返。报上有一张照片，一幢幢白色混凝土建筑，屋顶已被焚毁，烟熏的痕迹勾勒出空空的窗洞：那些住在庄园里的外来者的简单的非洲世界已化为一片瓦砾。他回想起那些熟悉的道路、蓝色的锥形巨岩、海边的小镇。他们欺骗自己说天下已然太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战争正在迫近，有一天那些道路将会消失。

叛乱刚起时，某一个星期天，他们边吃午饭边做这个游戏。他们说，假设我们与世隔绝，想象一下没有外界的介入，这儿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首先，当然是汽车没有了。接下来，医药没有了。然后，布没有了。电没有了。就这样，他们一边吃午饭——身穿制服的男孩子们就在旁边，四轮车就停在院子里的沙地上——一边玩这个游戏，想象着如何变得一无所有。然后，一切就都发生了。

现在，威利身在柏林，对自己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他想：“我不能再躲下去了。萨洛姬妮说得没错。”

然而，他并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她——他的老习惯。

一天下午，他们在某条繁华的商业街的行道树下散步。威利在帕特里克·赫尔曼商店前停下脚步，观赏橱窗里的阿玛尼男装。二十年前，他对服装一窍不通，也不懂欣赏面料和裁剪；如今大不相同了。

萨洛姬妮说：“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威利说：“阿玛尼就很伟大，不过我猜这不是你要的答案。你是要我说其他人物？”“说说看。”“罗纳德·里根。”“我就知道你会说他。”

威利说：“我说他就是为了逗你。”“不，不。我知道你真的这么想。但我不是问最有权势的人物。我是问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坎达帕里·西塔拉米阿怎么样？”“他是最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人不一定很有权势。列宁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权势。我所理解的重要的人，就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百年之后，当二十世纪革命史可以盖棺定论，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消失殆尽的时候，坎达帕里将会同列宁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我知道。”“他参加了泰米尔运动？”“他不是泰米尔人。但是坎达帕里和泰米尔运动同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重生进程。如果我能说服你相信这个进程，那你就脱胎换骨了。”

威利说：“我对法国历史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冲击巴士底狱。但我还知道点儿拿破仑的事。如果你肯告诉我，我相信我一定能理解坎达帕里。”“我怀疑。坎达帕里作为革命家最卓越的成就在于，他破除了林彪路线。”

威利说：“你跳得太快了，我没听明白。”“你是故意这么说。你在掩饰。你肯定知道林彪。全世界都知道林彪。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清算阶级敌人。一开始，这真是又简单又激动人心，看起来也很先进。我们印度人也喜欢这个观点，因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以为，它能使我们赶上中国。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把革命给毁了。林彪路线把革命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闹剧。城里那些好出风头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脸上手上染了胡桃汁，成群结队跑到街上，自以为所谓革命就是除掉警察。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扫荡干净了。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总是低估警察的力量，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非洲，目睹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后来，这里的人说，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革命者，那么年轻，那么优秀，无人可以取代。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为此难过了好几个月。印度的知识阶层进步缓慢。我不说你也知道。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迁往城镇，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小职员。小职员的儿子也许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他的儿子成了医生或者科学家。所以我们很悲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创造出一批革命人才，而警察却在顷刻间摧毁了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奋斗才积聚起来的才智结晶。想起来就令人胆寒。“我来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暴风雨会将一些优美的老树连根拔起。你不知该怎么办。第一反应是愤怒。你想找到那个敌人。然后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虽然愤怒是一种宣泄，却无济于事，而且你的愤怒根本找不到对象。你必须另想办法弥补你的损失。就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空虚、抑郁的情绪中时，我听说了坎达帕里。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宣告了一种全新的革命。他说，所谓‘失去了整整一代优秀革命者’不过是矫情的无稽之谈。他们并非特别优秀，或者饱读诗书，也不是什么革命者。如果他们是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为了愚蠢的林彪路线送了性命。坎达帕里说，不对，我们不过是失去了整整一代读书不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真是走运。“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受了伤害。沃尔夫和我同那些革命者一起做了许多事，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是，坎达帕里的话虽然刻薄，却使我开始思考一些我之前曾经注意过却没在意的事情。我想起来有这么一个男人曾经到酒店里来看我们。他爱慕虚荣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想要我们知道他如何手眼通天。我们问他想喝点儿什么，他直截了当要了三份进口威士忌。当时进口威士忌的价格是印度国产酒的三到四倍。他要的东西贵得令人咋舌，然后他得意地打量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反应。我觉得他就是卑鄙，不过我们当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情。当然，他也消受不了那三份威士忌。“我想起了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事，然后，坎达帕里的话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伤害，我惊叹于他的分析如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宣告了林彪路线的灭亡。他宣告了代之而起的群众路线。革命将来自底层，来自农村，来自人民。这场运动根本容不下中产阶级的假面舞会。而且，你相信吗，就在之前那场虚假革命的废墟上，他已经在酝酿一场真正的革命。他已经解放了许多地方。他可不像以前那些人那样喜欢哗众取宠。“我们很难见到他。传递信息的人都很谨慎。他们一级级传递消息，不想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最后我们在树林里步行了好几天。我还以为我们哪儿也到不了。不过，某一天下午，快该搭帐篷准备过夜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树林里的一小块空地上。明媚的阳光洒在一间狭长的泥墙茅舍上。茅舍前面是正在收割的一片黄灿灿的芥菜田。这就是坎达帕里的司令部。其中一个司令部。在所有的闹剧散场之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质朴的人。他个子不高，肤色黝黑。一个小学教师，没有任何资格证书。瓦朗加尔人。城里没人会多看他一眼。瓦朗加尔是印度最热的地区之一。说起那些穷人的时候，他眼睛里满含泪水，身体颤抖起来。”

就这样，威利在夏末的柏林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生活。

萨洛姬妮说：“每天早上醒来，你除了想想你自己，还得想想别人。想想你身边的人和事。想想东柏林，杂草丛生的废墟，一九四五年以来留在墙上的弹痕，以及低眉顺眼的行人。想想你在非洲去过的那些地方。或许你想忘记可怜的安娜，但是想想那里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想想你的房子。努力想象一下树林里的坎达帕里。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真实的人。”

另外一天，她说：“二十年前，我对你很不好。老是指责你。很傻，什么也不懂，也没读过什么书。我只知道妈妈的事，只知道我们那位激进的叔外公。而现在我发现你当时和圣雄甘地没什么两样，不由自主地只能那么做。”

威利说：“噢，天哪。甘地？我根本不可能这么想。他离我可是十万八千里啊。”“我知道你会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甘地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去英国学习法律。他在伦敦就像个梦游的人。他没办法理解那个伟大的城市。他对眼前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他不知道那些建筑和博物馆，不知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隐居在那座城市里的伟大作家和政治家。我看他也没有去看过戏。他能想到的就是他的法律课业、素食和给自己理发。正如毗湿奴漂浮在虚无的元初之海中，一八九〇年身在伦敦的甘地也漂浮在无所见无所知的海洋中。在他生命的前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度过了三年，结束时他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他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当时有一位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大家都说他很关心印度人。甘地认为只能向此人求助。于是他给议员写了封信，还去拜访他。他努力解释自己的沮丧，片刻之后那位议员说：‘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对印度一无所知。你对印度历史一无所知。’他向甘地推荐了几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书。我不清楚甘地有没有读过这些书。他要的是切实的帮助。他要的不是人家指点他读一本历史书。你难道不觉得，你可以从年轻的甘地身上看见一点儿你自己的影子吗？”

威利说：“你是怎么知道甘地和议员的这件事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从哪儿听来的？”“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本自传。那本书很精彩，简洁、流畅、坦诚，没有丝毫吹嘘。写得非常真实，每个印度人，无论老少，都能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印度，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书。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是一本现代印度史诗。可惜大家没有。他们以为不必去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用再去挖掘了。这是典型的印度思维。我之前甚至从没听说过这本自传。是沃尔夫第一个问我有没有读过。那个时候他刚到家乡的静修处。他发现我竟然没听说过这本自传，很震惊。现在我已经读过两三遍了。这本书很好读，故事写得很精彩，你会不停地读啊读，然后发现没来得及对他讲述的所有那些意义深邃的事情给予应有的关注。”

威利说：“我觉得你有沃尔夫真是幸运。”“他另有一个家。这样很好。我就用不着老是陪着他了。他是个很不错的教师。我想这也是我们还在一起的一个原因。他可以教我。他很快就发现我对历史年代毫无概念，我说不清一百年和一千年、两百年和两千年有什么差别。我知道妈妈和叔外公的事，我还知道一点儿爸爸家里的事。可除此之外就是一笔糊涂账，一片远古的大洋，不管是佛陀还是阿克巴，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詹西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都在其间漂泊无定。沃尔夫对我说，一本书最要紧的是它的日期。如果你不清楚书的日期，不清楚它离你究竟有多远或者有多近，那这本书你就是白读了。日期将书固定在时间之中，当你阅读其他书，了解其他事件的时候，所有那些日期就开始形成一份时间刻度表。我无法形容那对我是多大的启发！当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历史时，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一片时间的混沌中下沉。我看得更清楚了。我知道事件的起止和顺序了。”

他恢复了旧日的习惯。二十五年前，面对看不清楚、想不明白的伦敦，就像一八九〇年的圣雄（按照萨洛姬妮的说法），威利努力通过阅读来摆脱自己的困惑，跑到大学图书馆去查找一些最简单的东西。现在，为了跟上萨洛姬妮的学识，为了获得她那种沉静，他又开始阅读了。他经常去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有一天——他并没有刻意寻找——他在那里发现了圣雄自传的英译本，译者是圣雄的秘书。

亲切、简洁的叙述紧紧抓住了他。他想不停地读下去，短小的章节，一章接着一章，他想把整本书吞下肚；可是他很快发现，飞快读过的部分有一半已经记不起来，事件的先后次序也已混淆；而且，正如萨洛姬妮所说，他得经常翻回去，放慢速度重读那些简单的语句，理解作者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讲述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情。这是一本关于羞耻、无知和无能的书（尤其是开始部分）：那一连串回忆本应使另一个生命晦暗而扭曲，那些回忆，威利自己（或者他可怜的父亲，威利想）宁可带进坟墓，却被那朴素的忏悔所蕴含的勇气——那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获得的——锻造成了洁净的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威利想：“要是这本医治伤痛的书二十五年前就到我手上该多好。我或许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会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不会在非洲和陌生人一起混日子。我不会觉得形单影只，因为有一位伟人在前方引导我。可那时候，我读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离我太遥远了，什么忙也帮不上，我还胡编了那么些故事。多么暗无天日，多么自欺欺人，多么浪费光阴啊！不过，我那时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读这本书。可能我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可能我必须经历那种生活，才能读懂书里的真意。可能事情要到该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和萨洛姬妮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个圣雄和我们在家乡听说的那个圣雄完全不同。那时候，大家都说他卑鄙无耻，装腔作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她说：“叔外公就说他是个种姓压迫者。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他们自己的种姓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自身革命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得更远。没有人觉得应该多了解圣雄一些。”

威利说：“如果他没去南非，如果他没有投入另一种生活，他会一事无成吗？他会沿着他原来的轨道生活下去吗？”“完全有可能。但是，你再读读相关的章节。你会发现一切都清清楚楚，而你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南非令他震惊。你能感觉到他的羞耻和困惑。他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夜行火车上那桩可怕的变故，然后是那个头破血流的泰米尔学徒工找他帮忙寻求公正。”

萨洛姬妮说：“被雇他的种植园主打成那样。迁来的英帝国农奴，没有一丁点儿权利。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在柏林卖玫瑰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后代。一百年来他们满世界漂泊。现在可以为自己打一仗了。这应该会让你感觉好些。我们无法体会甘地的心境。面对最漫不经心的残忍暴行，却无力阻止。我们中大多数人会逃走，会藏起来。大多数印度人就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是，甘地没有，他凭着神圣无瑕的心灵，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正是行动的需要，促使他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我能做些什么呢？’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印度独立前夕，在孟加拉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暴乱。他赶到那里。有人把碎瓶子、碎玻璃撒在体弱年迈、致力于和平的圣雄要经过的路上。此时他已陷入自己的宗教探索中，但仍保有足够的清醒，那些日子人们常常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做些什么呢？’“他并非总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忘记这些很容易。他也并非总是那个半裸着身体的圣雄。他在南非开始的那种半宗教的方式——公社、劳工思想、所有那些混合了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的思想——在那种形势下毫无作用。他在自传中对于南非那二十年的叙述生动而丰富，写了许多他当时做过的事情。你可能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会改变南非的大事，可实际上他所描写的许多斗争都是他内心的，或者是宗教的，而且如果退后点儿看，你会发现圣雄在南非的生活完完全全失败了。最后放弃一切返回印度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了。比你现在大五岁，威利。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留下任何可夸耀的东西。回到印度，他从头做起。从那时候起，他不得不一再思考，作为一个生人，他应该如何融入当地环境，而当地那时已经有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领袖人物。也许在今天看来，许多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作为圣雄，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做的无非是让自己被送上顶峰。事实并非如此。是他推动事情发生。是他掀起了波澜。他是思想与直觉的结合体。首先应该是思想。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

威利一言不发。

她已将他的思绪带到远方。她迫使他每天都要操练自己的头脑，回想这个世界上他曾目睹或知晓的那些更令人绝望的地方。这已然成了他每天清晨的一个习惯。而如今，在这种清晨冥想之余，他发现自己开始反思以前在印度和伦敦的生活，反思在非洲度过的岁月和自己的婚姻，以全新的态度接受那一切，不再逃避，那些难以言说的往事所唤起的悲怆与伤感全然淹没在一种崭新的崇高理想之中。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发自内心的自豪。可以这么说，他在街上散步时，感觉到自己占据了一方空间。他很好奇，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他在伦敦和非洲遇到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不是自然而然一直就有。渐渐地，他感到，伴随这种自豪而生的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愉悦，意识到自己能够否定所见的一切的愉悦，这就像一份额外的奖赏。萨洛姬妮曾经对他说，他见到的那些人仅仅为享乐而活。他们吃吃喝喝，看看电视，数数钞票；他们被简化到了可怕的地步。他发现这种简化很不自然；同时，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又开始活动了，这令他兴奋。他感到自己被上述所有情绪所围绕。

五个月前的那个冬天，美丽清新，令人吃惊。作为非洲来的难民，他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去处，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友善，让人感到惬意。房子没有变，人也没有变——他只能说，他已经能够认出那些心力交瘁、步履沉重、生活窘迫的中年妇女，她们都是跨过两条边境线从东柏林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日子，那是他自己的美好回忆。他不否认。那使他明白自己已经走了多远。

那种快乐，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柏林，而只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泡影中——萨洛姬妮的公寓、萨洛姬妮的钱、萨洛姬妮的谈话——不可能持久。如果倒退二十年，在柏林，这个空中走廊尽头的城市，他或许会想留住那段好时光，或许会努力尝试他后来在非洲做的那些事。结局可能比在非洲更糟。或许他会和那天他遇到的那个印度人一样，三十出头，文质彬彬，戴着金丝边眼镜，满怀憧憬来到柏林，如今却满脸油光，衣衫褴褛，四处摇尾乞怜，晚上也无处栖身，思维已经混乱，张嘴口臭熏天，一条断臂挂在沾满污垢的悬带上，嘀嘀咕咕地抱怨自己在一帮恶少手里吃尽了苦头。

在这五个月里，他经历了很多。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光，没有迫在眉睫的忧虑，也不必和任何人打交道，他和妹妹就如同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不必经受太多磨难就能长大成人。他觉得他在这五个月里思考和领悟到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从一种新的沉静中涌出的。此前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所有那些将他引向非洲的看似真实的愿望，都是假的。如今他不再感到羞耻，他能够接受一切，他发现，以前所经历的每件事都是为现在即将到来的生活作准备。二　孔雀

他们开始等待坎达帕里。但是他音信全无。夏天的气息日渐消退。

萨洛姬妮说：“你千万不能气馁。考验才刚刚开始。当你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考验就来了。沃尔夫说，比起那些身处困境的部落里的人，你所面对的考验还要艰难些。你这样的外来者会让他们感到担心。我们自己在跟坎达帕里的手下打交道的时候，就遇到过许多麻烦，而我们不过是在拍电影。如果你是部落里的人，你只要跑去找那些穿裤子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分辨谁是掌权者的，看谁穿裤子——对他们说：‘老爷，我要参加运动。’穿裤子的就会问：‘你是哪个村子的？你出身哪个种姓？你爸爸叫什么？’这么寥寥几个问题就把一切都搞清楚了，调查起来也很容易。而你就得多等一会儿才行。我们已经把我们叔外公的事，以及你在非洲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我们强调了你激进的那一面。”

威利说：“我宁可什么背景都没有。我希望做我自己。一切重新开始。”

可她却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你会走许多路的。你现在就该锻炼起来了。穿帆布鞋走。把脚底磨磨硬。”

他就在柏林的沙地树林里一走好几个小时，沿着那些小道信步而行。一天下午，他来到一片阳光明媚的空地上，还没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就发现周围有好些赤身裸体、侧目而视的男人，四肢舒展地躺在长长的草中，旁边停着几辆自行车，显然是其中一些人骑来的。自行车倒在草地上，人与车的扭曲姿态似乎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渴望。

他把这次令人不安的小小历险告诉了萨洛姬妮，萨洛姬妮说：“那里是同性恋区。很有名的。你应该小心才是。不然，你还没见到坎达帕里就要麻烦缠身了。”

有些树上的叶子开始转变颜色，天色也日渐变黄。

一天，萨洛姬妮说：“终于来了。沃尔夫收到一封印度来的信，一个叫约瑟夫的人寄来的。他是位大学讲师。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属于任何地下组织。他的身份是完全公开的，留心不介入任何是非。所有这类运动都有一些这样的人。对我们这些人，对他们自己，对当局，都很有用。约瑟夫会见你，如果他觉得你不错，就会推荐你。”

就这样，二十多年之后，威利又见到了印度。他离开印度的时候，行囊里些许银钱是父亲的馈赠；现在他回到印度，行囊里仍旧没有几个钱，这次是妹妹给的。

印度从法兰克福机场那个印度旅客聚集的小小围栏里开始向他展开。他观察着这些印度旅客——极有可能数小时之后就再也不会见到的人，心中的恐惧比他观察留居柏林的泰米尔人和其他印度人时更甚。这些人的衣着与举止无不向他展示什么是印度。他满脑子都是他的使命，都是革命，他觉得和他们之间相距千里。但是，他在机场、在飞机上观察到的由一个又一个细枝末节连缀而成的印度，印度家庭生活所体现的那个可怕的印度——松松垮垮的体态、大快朵颐的神态、高谈阔论的姿态，还有为人父的观念、为人母的观念、不知用过多少次的皱巴巴的塑料购物袋（有时上面还印着长长的毫无意义的名字）——这么一个印度开始袭击他，使他记起了一些他自以为已经遗忘和丢开的事情，一些被他的使命感涂抹掩盖的事情；他觉得和那些同行旅客的距离渐渐缩短了。漫长的一夜过后，他觉得自己一想到印度就会生出一种惶恐，那越来越近的土地就在他透过舷窗看到的摧毁一切色彩的强光之下。他觉得：“我思考过那两个世界，我也很了解自己所属的那个世界。但是现在，我真的希望能倒退几个小时，回到柏林的帕特里克·赫尔曼商店外面，或者回到卡德韦百货公司里的酒吧品尝牡蛎和香槟。”

清晨，飞机着陆了，而他终于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光线已经变得刺眼，热浪也已经从跑道上腾起。狭小破旧的候机楼里客流如织，人声鼎沸。飞机上的那些印度旅客已经换了副面孔，他们已经到家了，已经（提着箱子、羊毛衫和外国名城商店的塑料袋）换上了一副权威的神气，这将他们同外地人区分开来。吊扇乌黑的叶片转个不停，将吊扇固定在天花板上的金属杆上落满了油污和灰尘。

威利想：“这就是机场。我必须这么看它。我必须这么看所有的一切。”

威利没想到机场的候机楼里还会有木工活。它们并不比威利在非洲看到过的那些简陋的海滨周末餐馆的木器高明多少——简陋本就是非洲风格和气氛的一部分。混凝土墙壁草草粉刷过，涂料溅到了玻璃和木头上；离水磨石地板数英寸高的墙壁上有扫帚和脏水留下的污迹。一个蓝色的塑料桶和一把又脏又短的椰树枝扫帚倚墙而立；不远处蹲着一个又瘦又黑的女人，包裹在深色衣服里，臀部缓慢地移动着，清扫着，在地板上留下浅淡的污痕。

威利想：“二十年前，我不会看到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我现在看到这些，是因为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但是，我必须恢复原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否则，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我身后的那个世界崇尚的是奢侈和体面。不久前，我已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简单的世界，那里的人都已经被简化了。我决不能回归那种理念。我必须认清，现在我身边的这些人，信仰和社会观念都更为复杂，我身处的是一个所有风格和巧思都已被剥夺的世界。这里是个机场。它在运转。这里到处是精通技术的人。这是我必须看到的。”

约瑟夫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一个省辖城市。

威利必须坐火车去。而要坐火车，必须先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然后，他在售票处——就像强烈的阳光照不进来的山洞，仅靠昏暗的日光灯照明——发现，最近几天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他必须在火车站开办的客栈里待上几天，或者去找家旅馆。很快，印度就以它所有的关于事物的新概念（出租车、旅馆、火车站、候车室、卫生间、餐馆），以及所有的新规则（蹲着如厕、只吃熟食、避免碰触水和柔软的水果），把他吞没了。

有一种瑜伽要求修行者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同时全神贯注于头脑对身体的操控。练习数月之后（世故、天赋不足的人则需要数年），修行者会感觉到每一块肌肉在体内的运动精准地遵从头脑的指令。而对威利来说，回到印度的头几天，每天的生活流程就是这样一种瑜伽，就是一连串的障碍；每一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反复思量，需要重新学习。（瑜伽：待在印度旅馆的房间里，打开窗子，面对噪音、气味，或者走在街上时，他发现，在紧张快速的内心生活中，他时常关注非洲。他记得在殖民时代末期，瑜伽曾在中年妇女中间风靡过一阵子，似乎对这种作为理想的精神和肉体的完善的简单认同能够使他们正在瓦解的世界变得容易忍受些。）

在柏林的时候，他曾设想过应该带些什么书。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林中长途跋涉之后，躲在静谧的乡村茅舍里，他会想要读一些轻松愉快的书。在非洲的时候，他多多少少放弃了阅读的习惯，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就是《三人同舟》——可惜他从来没有读完过——和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的《酒桶》或《酒桶传奇》，一本三十年代的惊险小说。他有一次偶然在非洲的某个人家里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克罗夫特的平装书。他还没读多少，就找不到了（也可能是人家要回去了），而有关那个传奇的模糊记忆（伦敦，河上漂浮的酒桶，潮汐与水流的计算）却一直留在他脑海里，像一首诗。但是，他还没开始在柏林找书，就觉得自己会很快读完它们。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书会和他一起在他的头脑里制造一些图景，展现一个他已不再需要的世界。因此，这些书正在悄然变质，完全不像他想的那样无害和“轻松”。

他不再去想那些书。可是有一天，散步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进了一家古玩店，吸引他的是店里随意堆放的二三十年代的彩色玻璃器皿、灯具、花瓶和其他缤纷精美的玩意儿，它们经历了战乱而得以保全。一张桌子上摆着不少书，大多是德文版平装书，满布黑体德语字母。其中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褪色的布封面，英文，那是些英文教科书，代数、高等几何、机械和流体静力学。这些书都是二十年代印刷的，当时经济不景气，用的是颜色灰暗的廉价纸张；可能是某个学生或教师从英国带到柏林的。威利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数学。他喜欢逻辑，对推理着迷。此刻他突然觉得这些书正是他在丛林中所需要的。它们能使他保持头脑清醒；它们不会重复，而是一课接一课、一阶段连一阶段地推进，也不会有令人厌倦的、过于简化的社会里的男男女女让人心烦意乱的照片。

现在，威利待在火车站附近的印度旅馆里，还要过一天一夜，他才能坐上火车去约瑟夫所在的城市。他从小小的帆布手提箱里拿出那些书，开始钻研他的新课程。头一本是几何书。从天花板上洒下的灯光很昏暗。他几乎看不清灰白色的旧纸上的模糊字迹。他努力分辨，眼睛开始疼。解题需要纸和笔。他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他也无法否认，这本几何书还有其他那些书，对他来说都太艰深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他应该从更初级的程度开始；此外，他显然还需要有人教他、鼓励他。他倚在床上阅读，或者说是努力尝试阅读；这个狭小的房间里连桌子也没有。他把书又放回了帆布箱里。

他想：“我得把这些书处理掉。否则它们会把我搞得很惨。”

这个失败如此直接，迅速，彻底，一切还没开始，他已经满怀沮丧。他难以忍受待在污迹斑斑的墙壁所包围的狭小房间里，却又更加难以走向外面那个热烘烘、闹腾腾的城市。那些书曾令他感到自豪，感到安全。现在，他感到被剥光了。他听着每隔一刻钟的报时挨过了一个晚上，又挨过了第二天。去约瑟夫那儿的路上，他越来越沮丧；但是火车一刻不停地载着他前行，经过一整夜，经过所有喧嚣的小站，不管他是否愿意，载着他奔向他已承诺献身的对象。

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行驶的列车投下完完整整的影子，从车厢顶部到轨道上的车轮都清晰可辨。他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找到后和它玩了一会儿，晃晃头，挥挥手，看看影子的回应。他想：“这就是我。”这仿佛是一种古怪的安慰，这样远远看着自己，拥有人人都有的生命。

约瑟夫所在的城市很大，可并没有大都市的感觉。车站外面的那条路上乱成一团，到处是急切的喊叫和吵嚷，但就是谁也动不了。人人都在挡别人的路。脚踏三轮车、三轮摩托车和出租车都在同马车、骡车抢道，那马车和骡车十分惊险地向后倾去，几乎快要把车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女人和孩子倒出去了。附近有许多旅馆代理人在招徕客人，威利随便选了一个，跟着他去了一家里维埃拉宾馆。他们上了一辆马车。“现代化，十分现代化。”里维埃拉的代理人反反复复地说，可刚把威利带进宾馆逼仄的大堂，立时就无影无踪了，好像害怕被人抓住要他为什么事情负责似的。

这是一幢位于市场区的小小的两层混凝土建筑，虽说是混凝土结构的，看上去却很脆弱。安排给威利的那间屋子有一股通风不良的霉味，然后，威利试图打开窗户，由于用力过猛，窗钩——一种软得不可思议的金属——似乎在他手心里变弯了。他可不希望损坏任何东西，于是轻轻地松开窗钩，将窗户打开了。小桌子上竖着一本客房服务手册，上面保证全天供应食物，菜品来自“我们面包师的篮子里”、“渔夫的渔网里”和“屠夫的砧板上”。威利知道这些全是空话，只不过是从某家外国宾馆抄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善意的姿态、取悦客人的尝试及其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他想他应该给约瑟夫打个电话。可是床头的那个红色电话，虽然一旁的卡片上印着“您的朋友和爱人就在几个数字之外”，却没有拨号音。他跑到楼下——瞥见那个狡猾的代理人就在里面一间屋子里——借用服务台的电话。服务台后的那个人非常亲切。

接电话的可能正是约瑟夫本人，声音明朗清晰，让人放心。这是威利到达印度以来第一次清晰的交谈，第一次感受到亲近，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落泪了。

约瑟夫说他那天上午有课，下午就有空了。他们于是约了傍晚见面。威利回到房间，突然间觉得筋疲力尽。他和衣倒在铁床承载的薄薄的床垫上，自从离开柏林和法兰克福，第一次陷入了熟睡。

炎热和刺目的光亮把他搅醒了，而他远远没有睡足。大概三点钟的光景，阳光射在打开的玻璃窗上，令人目眩。因为醒得太早，他的眼睛和脑袋都疼得厉害。他觉得自己受了重伤。但现在离他和约瑟夫约定的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了，约瑟夫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于是他强迫自己从薄薄的硬毛床垫上坐了起来。

三轮摩托车司机接过威利递过来的地址，说道：“在新区。”威利仍然迷迷糊糊，头和眼睛仍然因为突然醒来而隐隐作痛。他们出了市区，沿着主干道在卡车和公共汽车扬起的热烘烘的灰尘、浓烟和轰鸣中开了十五或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分钟。他们拐上一条没浇过柏油的燧石路，摩托车上下颠簸起来，最后来到一片住宅区前。若干混凝土结构的公寓楼建在一片寸草不生、坑坑洼洼的泥地上，建造商似乎忘了或者不愿意在房子完工之后把地面收拾平整。好些楼都有混凝土柱子支撑着，复杂的楼号或地址用大大的数字和字母滴滴答答地涂抹在上面。

约瑟夫那幢楼的电梯通道位于两根柱子之间，没有一直通到地面。它在离地三英尺的地方打住了，停在洞穴岩层似的夯实的土地上，在土里凿出几级台阶通向电梯。这样处理也许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也许是为了省钱；或者仅仅是因为有人——设计师、建造商或者电梯制造商——测量有误。尽管如此，威利想，这还是电梯：住在这幢楼里的人就是这么看的。他们会自以为住在一个有钱人聚居的新区，住在一幢有电梯的现代化混凝土公寓楼里。

他想：“我一定要记住不能向约瑟夫提起这个。他可能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不好说话，但我绝对不能和他聊这幢楼，聊他住的地方。除非是我太累了。我得多加小心。”

电梯装的是金属折叠门，黑乎乎的，沾满油污，打开和关上时都震天响。住在非洲边远角落的时候，威利已经习惯了粗糙的房子。当地人在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卷铺盖上路。但是，他从未见识过他来到约瑟夫家所在的楼层时见到的这种半成品。这房子似乎在最初的阶段就已经被弃置不顾，混凝土墙面上没有任何修饰，走廊墙壁顶端钉着许多电缆，粗的细的都有，积满了隔年的灰尘。而令威利心烦的是，院子里的土堆间不断传来孩子们在午后热烘烘的尘土中玩闹欢叫的声音，以及女人们严厉的呵斥声。

开门的是约瑟夫本人。他身材魁梧，和他的声音和举止很协调，穿着白色或是米白色的长外衣或者睡衣。大约五十岁。

他问威利：“你觉得我们的大学住宅区怎么样？”

威利没有中计。他回答：“应该是你来告诉我。”

他们来到起居室。透过房间一角一扇敞开的门，威利能够看到厨房里，一个女人正坐在水磨石地板上，手在一个盆子里揉捏着什么。还有两扇门通往里面的房间，也许是卧室。

威利还看见起居室里有一张沙发或者是小床，铺着床单。约瑟夫小心翼翼地在床上躺下，这时候威利才发现约瑟夫身有残疾。床底下，床单后面，隐约可以看见一把夜壶的手柄，而就在约瑟夫的枕头下方，放着一只焊了锡把手的锡杯，或许早先是炼乳罐子——那是他的痰盂。

约瑟夫或许看出了威利脸上的哀伤，于是他重又起身，站在威利面前。他说：“我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糟。你看，我能站起来走动。但是我一天只能走大概一百码。不算多。所以我不得不小心分配我的精力，即使是在这里，在我们大学的住宅区里。当然，如果有一辆车、一台轮椅，就有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你已经看到我们这里的电梯了。所以我在家的时候反而觉得很不方便。每次上厕所都要花去我不少精力。一旦精力耗尽，就只剩下痛苦了。我的脊髓出了问题。以前就有这个毛病，他们给我做了些治疗。现在他们告诉我说这个病能治，但是我有可能失去平衡感。我每天都在左右权衡。我躺下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说，有些人得了我这种病，躺下来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就会很疼。他们得不停地走动。我难以想象那种情形。”

威利又开始疼了。但是他想他应该说明来意。约瑟夫用双手做了个手势，示意威利不用说了。威利就不说了。

约瑟夫说：“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和非洲比。”

威利想了想，却没有说出来。他说：“我始终对非洲人怀有同情，但我是作为局外人去看他们。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我通常是透过殖民者的眼睛去看非洲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突然间就终结了，非洲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不得不逃离。”

约瑟夫说：“我在英国的时候，为了拿学位，选了一门关于‘原始政府’的课程。那时大战刚结束。金斯莱·马丁和《新政治家》的时代，乔德、拉斯基等人的时代。当然，现在他们不会叫它‘原始政府’。我很喜欢这门课。卡巴卡人、木嘎巴人、奥穆卡玛人，各种各样的酋长和国王。我喜欢他们的仪式、宗教以及神圣的鼓。许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也不容易记住。和你一样，我对非洲的态度是殖民者的态度。但我们一开始都只能这样。正是殖民者打开了非洲的大门，告诉我们非洲的情况。我那时候以为非洲就是丛林、大地，谁都可以自由来去。我甚至很久以后才明白，在非洲，进入别人的领地要付出代价，和别的地方没有两样。他们说它原始，可我以为这正是非洲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了解自己。我们却做不到。许多人都喜欢对古代文化等等发表宏论，但是你去问问他们什么是古代文化，他们却根本答不上来。”

威利昏昏欲睡，他在想厨房里的那个女人。他原以为她是直接坐在水磨石地板上，但现在发现她是坐在一条大概四英寸高的窄窄的矮板凳上。她的衣服和身体垂到了板凳外面，几乎把它遮住了。她的头被规规矩矩地包裹起来，因为威利是生客。她正在一个蓝边搪瓷碗里揉捏着什么。但是，她的后背和姿势表明她正在倾听起居室里的对话。

约瑟夫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比你在非洲看到的要悲惨二十倍。在非洲，殖民历史也许还历历在目。而在这里，你无法理解历史，而当你开始了解历史了，你又希望一无所知。”

威利努力抵抗着睡意，强忍着突然醒来所带来的痛苦，端详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心想：“这正是萨洛姬妮在柏林告诉过我的。我以前就听说过。我那时候以为她只是在激励我。我为此尊敬她，但我对她所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却是半信半疑。事实肯定就是如此。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有信念，但我绝对不能受这个人的煽动。”

有那么一两秒钟，他打瞌睡了。

约瑟夫肯定注意到了，因为威利清醒过来时，感觉仍然站在沙发旁的约瑟夫丧失了一点儿活力和刚开始时的风度，说话更费劲了。

约瑟夫说：“印度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但我们此刻所处的这方土地尤为神圣。我们正站在最后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的土地上，这是一方灾难深重的土地。四百年前，入侵者结伙而来，把它摧毁了。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也许是好几个月，在这里烧杀抢掠。他们将这座都城夷为平地。它曾是一座富庶的城市，盛名在早先的欧洲旅行家中间流传。他们屠杀了僧侣、哲人、工匠、建筑师、学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砍下了那些人的头颅。只有乡村农奴幸免一死，被他们瓜分了。战败的后果是惨痛的。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丧失了多少。希特勒会称之为一场灭绝之战，没有约束，没有底线，真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胜利。没有任何抵抗。乡村农奴得以自保。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低等种姓，而各个低等种姓之间的仇恨是最强烈的。有些人奔走于主子的鞍前马后，有些清理废墟，有些挖掘坟墓，有些则献上了自己的女人。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奴隶。他们都食不果腹。规矩就是这样。大家都说，如果你把奴隶喂饱了，他就要咬你了。”

威利说：“我妹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约瑟夫问：“你妹妹是做什么的？”

威利吃了一惊。不过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约瑟夫不可能装作了解很多事情。于是他说：“她在柏林做电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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