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寺西宏友,萧正洪主编,拜根兴、汪鸿祥副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池田大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题词
致辞
创价大学创办人 池田大作以宏大的友谊之心，探究深邃的学理，举行第八届国际学术论坛，我对与会的诸位先生表示最大的敬意。
百忙之中莅会，本人非常感谢。
也衷心感谢陕西师范大学程光旭校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喻前校长，以及有关老师们为论坛准备的最好的舞台，以及盛情接待。
探究本届“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主题，没有比西安更合适的天地了。
我曾于1974年6月，在憧憬古都西安并驰思在壮阔人类交流史时，下定决心让新的对话阳光照遍被冷战冻结的世界。
那是我第一次访华。此后一年间，我第一次访问了苏联，再次访问中国，然后访问了美国，第三次访华，还去了欧洲，第二次访问了苏联，探究和平之旅连续不断。在这不间断的对话交流期间，我在莫斯科大学做了讲演，号召“在世界公民的心中建立灿然辉耀的‘精神的丝绸之路’！”
今天，我怀着再次跟深有缘分的先生们一起，以在丝绸之路的原点西安踏出新一步的心情献上致辞。
中国隋代大哲人天台大师智顗说：“道以能通为义。”
可以说，任何方向都矗立着阻挡去路的障碍，冲过去，向着目的，向着理想，绝不半途而废，这就是道路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从“文化和合”“妇女交流”“教育合作”三个层面来谈谈人心的道路。
第一是“文化和合”。
古《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
可以说音乐有美妙的“和合之力”，其伟大的实例就是丝绸之路。
从西亚到日本，丝绸之路各地多彩音乐和舞蹈汇集在国际大城市长安，出色地集大成为“十部乐”，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我关注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是因为其基础完全是“内发的”。《礼记》还写道：“乐由中出”（音乐出自内心），“乐者，德之华也”（德之美的表现是音乐），“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使人们互相亲近，忘记忧愁悲哀，是音乐的性能；使人们喜悦是音乐的作用）。
出于心，归于心，消除忧愁与悲叹，以希望与喜悦连接人心——要让那丝绸之路的音乐所象征的文化和合之力在现代复苏。
抱着这种愿望，我在1963年创办了民主音乐协会（简称“民音”）。当初，民音不被理解，遭到偏见的批判，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它向日本传播了105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艺术，观众累计超过1.1亿人次。
1985年，国际形势还处于险恶的冷战时期，民音主办了“丝绸之路音乐之旅”公演，中国、苏联以及土耳其、日本的美好友情歌舞为广大观众带来了清爽的感动。
受到无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强调：“我们现在处在人民世纪的开端。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人民外交的大大展开。”
尤其被周总理重视的是文化交流和民间交流。
不论时代多么复杂，只要这条路不堵塞，就一定能开展和平友好的外交——受周总理托付的坚不可摧的信念，我要严肃地传给下一代。
第二要谈的是“妇女交流”。《法华经》是大乘佛典的精髓、生命的赞歌，由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在西安翻译。《法华经》中堪称第一的关键法理就在于“女人成佛”，即“女性尊严与永远幸福”这一大宣言。
陕西师范大学著名的“妇女文化博物馆”保存着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有异于汉字的妇女专用文字“女书”。那是在湖南省发现的当地妇女之间用于交流的文字。
据说，它形成于明代末期到清代初期，是妇女使用自创文字的表现。研究指出，这点和从汉字演变过来的日本平假名、韩国文字相通。
总而言之，这是妇女们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慈爱生命，孕育生命，苦乐与共所绽放出的一朵“文化之花”。
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妇女的优秀交流能力必将越来越光芒四射。
我们难忘的模范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
我想起她有一次对精彩表演的演员们的鼓励。她认为戏剧演出需要综合很多方面：“后勤工作是无名英雄……今天通过你们，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欢迎和感谢。”
我坚信，在社区，在地球社会，妇女们温馨细致的对话和交流经过日积月累，会扩大生命尊严与和平的绿洲。
第三要说的是“教育合作”。
两千年前在西安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官立学府是大学的源头。
从日本来的上千遣隋使、遣唐使也在此学术和教育之都学习，被慷慨地传授文化果实。
丝绸之路也可以叫“书籍之路”。留学生们拼命从中国带回的数量庞大的汉籍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
总之，开发人生命的可能性是教育的本义，为此，与不同的他人相互启发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这也是在精神深处与中国青年们相连的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的哲学。我和研究杜威最权威的希克曼博士、加里森博士交谈后确认了一点，即“个人或整个文化互相影响时，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
得到各方面的关照，我创办的创价大学被日本政府评选为“超全球性大学”之一。
尤其是能和中国46所大学缔结学术交流协定，我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1981年，陕西省秦岭山脉发现了几只地球上濒临灭绝的美丽的朱鹮。贵国把贵重的朱鹮赠送给了日本，经人工孵化获得成功，这是激动人心的友谊共存的诗篇。
上海歌舞团以友好的象征——“朱鹮”为主题的舞剧将于2015年在日本全国公演。
2014年10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民音主办，该舞剧在日本举行了试演，精彩的舞蹈震撼了所有到场的观众。
丝绸之路也是堪称音乐与美术的结晶——“飞天”的传播之路。
丝绸之路各地描绘的“飞天”飘动着天衣在空中自在飞舞，伴着演奏的音乐，表现出一种救济民众的善的作用。
宛如那优美的“飞天”，我们要打破一切束缚和障碍，广泛地解放青年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且向着人类和平共存的未来，一起翱翔于天际。
我也决心和先生们一道，继续尽力开拓使世界公民永远心心相印的“精神的丝绸之路”。
最后，我和妻子从心里祝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繁荣发展，祝愿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
谢谢！2014年10月18日
丝绸之路与“精神丝绸之路”
——身处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所思所想陕西师范大学池田大作香峰子研究中心 拜根兴前言对于丝绸之路，两个外国学者的名字应该引起人们注意，他们对扩大这条连接亚欧大陆的大通道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日本宗教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
我们先说说李希霍芬。李希霍芬在188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次将自汉唐都城长安起，横贯中国西北，到达中亚连接欧洲的古代陆上交通要道予以命名，从而在西方掀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众多的西方考古探险家们因此到达中国西部地区，开始了他们并不光彩的文物掠夺行动。[1]
池田大作先生1974年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随后往来于中苏之间，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使者重任。特别是1975年池田大作在莫斯科大学以“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为题的讲演中，首先提出“精神丝绸之路”概念。他指出：“现在比任何时代都需要超越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整个文化领域里进行民众的交流，也就是开辟把人与人的心灵连接在一起的‘精神上[2]的丝绸之路’。”很明显，池田先生将丝绸之路诠释得更进一步，并从人性革命、民众参与、文化交流等思想精神高度，将其升华到解决纷繁复杂的现代问题领域的高度。无疑，这个概念的提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于解决现代国家间的摩擦、争执乃至战争，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的改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趋于平缓，当然，苏联不久之后就走完了它的历程，寿终正寝。其实，丝绸之路这条闻名古今、承载2000余年辉煌与暗淡岁月的交通要道，21世纪又焕发青春，它的开启、繁荣、发展，争斗、厮杀、衰落，包容、竞争、进步，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如何理解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文化交融和冲突，如何理解丝绸之路的国际性，如何理解附着在丝绸之路上的和平与战争，丝绸之路承载的最主要内容和核心实质是什么？这些都是我要向大家汇报的内容。一 丝绸之路畅通的原动力乃民众的需求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公元前138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摒除北方强大民族匈奴的骚扰，派遣郎中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曾经遭受匈奴侵害的大月氏共同对敌。张骞虽然经过匈奴数年的囚禁生活，艰辛跋涉到达大月氏，但并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出使13年后回到汉都长安。事虽如此，张骞却将出使过程中沿途的所见所闻告诉汉武帝，使得汉朝对西域诸国地理形势、人文风俗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如此，汉武帝于公元前115年，再次派遣张骞，肩负联合乌孙等国抗击匈奴的任务，出使乌孙等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均未如期完成任务，却从此开凿打通了一条连接中国广袤大陆，到达中亚乃至欧洲的要道，其“凿空”之举影响深远。很显然，张骞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具有合纵连横的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统治意向。东汉时期，汉政权设立西域校尉，班超父子经营西域多年，成就辉煌；公元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条支（今叙利亚）后返回，加强了中国与欧洲、中亚各国的联系。隋炀帝时期，西域诸国纷纷遣使到达长安，并看到隋朝的富庶与强大。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人数众多的佛教僧侣东来西往，要么负笈来华传播佛教，要么不远万里，沿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直接促进了佛教中国化。
在这条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路上，不仅大量的丝绸被交易外运，[3]成为西方贵族孜孜以求多方炫耀的贵重物品，而且香料、珠宝贸易的繁荣昌盛，亦增添了中原王朝上到皇帝，下至一般贵族茶余饭后不尽的话题。而牵涉一般百姓生活的一些其他文化成分亦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第一，从引进域外植物类看。如张骞历经艰难险阻回到汉朝，大宛一带种植的苜蓿、葡萄被引进中原，进而在西汉境内栽培种植并获得成功，成为当时及后来农林业、草原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品目。而在此之前，西域与四川的民间交往已经展开，并且成为一种
[4]趋势。美国著名史学家劳费尔的名著《中国伊朗篇》详细考证了这些植物的生产地，以及传入中国的历程，如对张骞出使西域时，首次[5]传入中原的苜蓿和葡萄就有专题论述，值得一读。当然，葡萄酒也是从西域传入，并在唐代大行于世，以至于众多的唐诗对其也有咏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胡桃、胡麻、胡椒、胡荽、胡瓜、胡蒜、胡豆、萝卜、波斯枣等，更有公元1世纪从伊朗移植到印度，3世纪后半叶传到中国的石榴。除此之外，通过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乃至欧洲传入的果树类植物还可列举很多。除张骞引进带回的苜蓿与葡萄之外，其他植物均是由不知名的一般民众偶然或者出于其他考虑传入的，这造就了一段欧亚各国通过丝绸之路友好交往的传奇。可以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四季飘香的瓜果菜蔬，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应该占据很大一部分。[6]
第二，从域外动物的传入看。作为佛教重要象征的狮子、老虎、孔雀的传入，就可说明问题。唐献陵前放置的犀牛石刻，乾陵石刻中的鸵鸟、陪葬墓壁画中的猎豹等，以及其他墓室壁画中出现的波斯犬、[7]拂林犬，史料中出现的罽宾青羊、西域大羊，这些都是来自西方，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凡此种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而中国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中亚以及西亚欧洲各地，丝绸之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西交通大动脉。可以看出，上述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流的物品，除仅供皇室贵族奢侈消遣之外，大多交易品以及动植物产品，都造福当地，成为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东西文化交流、物资贸易交涉的主体和对象，无疑是和一般百姓、普通劳动者密切相关的。高僧法显、玄奘三藏、义净、新罗僧侣慧超等前往印度取经，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取得佛教经典名扬千古，但他们出发之前无疑只是一介普通僧侣而已。宋人编集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记载了许多在唐都长安西市，以及广州、扬州、泉州经营珠宝香料的阿拉伯商人及其随从，他们有的在唐朝娶妻生子，成为唐人共同体的一分子。最近在扬州发现的波斯人摩呼禄墓志，记载了摩呼禄长期居住于扬州，娶[8]妻生子，75岁死于扬州之史实，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绝好史料。当然，他们中大多都是普通的商人。还有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随高仙芝出兵怛罗斯兵败的随军手工业者，这些人虽被大食军队俘[9]虏，却将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及欧洲，造就了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奇迹；而边境地带不同民族的百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他们为生计交流繁衍排除阻力的友好交往，也显示出不同文化间双向交流的非凡魅力。
第三，交流和交易的物品，除奢侈品及供统治者消遣的动物之外，大多为蔬菜、水果、动物和其他植物，均和当时一般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丝绸之路焕发出极强的活力，并为这种交流交易提供便利，也使得一般百姓获得丝绸之路的恩惠，并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交流交易的持续发展。
第四，总体而言，与丝绸之路上的战争时期相比较，和平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人们对和平的需求和愿望也是迫切的。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之形成，根本动力是人民和不同民族和平交往的愿望和需求，汉代以来政权基于政治统治和民族融合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过程看，是次生的，且并不是本质的或主要的方面。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没有政府的行为主导，丝绸之路的打通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文化文明的相互交融传播，会冲破一切人为和自然的藩篱，融化人性固有的坚冰，守护心灵的和平。在这一点上，当代人要冲破传统历史观的影响。正如池田大作先生所呼吁的那样，“要构筑人类融和的世界和持久和平的未来，紧急的任务是，开辟把西方与东方的民众的心联系在一起的‘精神丝绸之路’”。如此看来，这无疑是消除隔阂、缔造和平的一条畅通大道。二 丝绸之路沿线百姓共同心声乃和平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明代之后丝绸之路的关闭，历经了1000余年时间。其间战争与和平相间而行。无论是西汉与匈奴的战争，还是随后的唐与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冲突，以及几个世纪之后的蒙古人三次西征，虽然战争残酷，充满了血腥肃杀和戚戚悲凉，但与和平交往相比，各地区百姓和平相处应该是丝绸之路的主旋律。为什么如此？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爱好和平是芸芸众生梦寐以求、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没有哪一个民族，也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会把战争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因，除非出现暴君或者好战之徒裹挟国家的情况。和平往往和百姓的安居乐业相随，和平的曙光只要在，就会照耀丝绸之路的沟沟坎坎，引领发展和交流突飞猛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第二，在当时环境下，作为欧亚大陆陆上唯一的贸易交往、文化传播通道，丝绸之路的兴盛代表着沿路国家的兴盛发达，而孤立于或者说处于丝绸之路之外的国家民族，往往会被边缘化或延迟其国家民族的发展；而搭乘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列车，它的周边国家和民族一定会分享红利，获得发展的机遇，一般百姓也会因此生活得更安定，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第三，阻挠丝绸之路的畅通，设置各种障碍，成为当时欧亚交往的阻力，其必然成为丝绸之路沿边主要国家清除的对象。唐初处于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高昌国就是如此。在此姑且不谈唐朝以暴制暴、扩疆拓土的具体成因，我们看到的是高昌国灭亡后，丝绸之路确实更加畅通，东西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均得到有效的改善。第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是沿途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政府和一般百姓乐于接受的事情。当然，基于这种原因，不仅是唐朝，吐蕃、大食等在保证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也帮助维护了这条东西交流通道的畅通无阻。现在可以看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等文献记载了丝路沿途民族国家乃至一般百姓亲善友好，给这些僧侣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其中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赫然书于纸上，这无疑坚定了矢志不移的僧侣取得真经传播佛教的信心。虽然由于沿途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僧侣因此葬身沙漠戈壁，但当时的佛教以及西方的其他宗教，就像一张张东来西往无所不能的通行证，从鸠摩罗什、佛图澄的东来，到玄奘、义净、慧超的西去东回，都能说明这种情况。第五，即使处于对立或战争之时，丝绸贸易还会受到一定的保护。如汉代匈奴控制丝绸之路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依然持续进行。“匈奴与汉朝政府为敌，并不蓄意与和平的商人作对。汉朝商人运货入匈奴管辖区，匈奴收了汉朝商人的礼品或过境费后，就可以让他们通过。而且匈奴也要同各地区[10]进行贸易，必不会反对通商的。……”查阅史书，其中能够证明这种看法的史料还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正因为追求和平、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是沿途各国和一般百姓的共同心声，这条横贯欧亚的陆上交通干道才焕发青春，沿途鸣响的驼铃、弹奏的西域乐曲、不同语言的对接和南腔北调，最终点燃了东亚国际大都市长安西市不熄的灯火，唤醒了不同行业洪亮的叫卖声，带动了丝绸之路上大大小小都市的繁荣。与此同时，这种和平的乐曲通过日本、新罗遣唐使等不同目的入唐的各类人等，以及唐朝种类繁多的册封吊唁使者的努力，一直拓宽东行，并将这种贸易的繁荣和文化的高潮延伸到大海之东的庆州和京都。新罗都城庆州出土的具有波斯人特征的陶俑、挂陵前排列的西域人石像，以及日本正仓院收藏的通过唐朝到达日本的大量西域遗物，亦可说明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维护丝绸之路的和平，是当时渴求安居乐业的一般百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追求。如此看来，种族间的战争和政权间的冲突，应该是丝绸之路主旋律之中必然存在或者伴生的现象，其中有些是为维护和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代价不应被视为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当代人应有所区别并辩证地看问题。也就是说，轻而言战、动辄以战争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池田大作先生谈到东西方交流时，主张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相互性、对等性和全面性三原则，认为“文化交流不外是把人与人的心联系在一起，在其琴弦上奏出共鸣的和声。重要的是始终贯彻着相互性和对等性，单方面的文化移动，其结果反而会在文化流出的国民的心中植下傲慢这一麻烦的种子；另一方面，在文化接受的国民的心中萌生出卑屈，有时甚至是憎恶的感情。相互性、对等性以及全面性，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化交流的生命线。[11]我深信，在这里会孕育出对异民族、异文化的崇敬和尊重。”很显然，在谈论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时，这样的问题也存在。不过，2000余年前的西汉，以及1000余年前的唐朝，在相互性、对等性以及全面性方面，如果我们不十分苛刻要求的话，其贡献还是可圈可点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其他因素，才烘托出繁荣昌盛、国际化的汉唐盛世。
当然，和平与战争，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不论是美其名曰为了和平而爆发的战争，还是追逐名利满足统治者个人私欲，以及以国家名义对弱小国家发动的侵扰战争，其最终结果将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生灵涂炭，即使获得胜利，也将使国家走向衰败，一般老百姓遭殃。池田先生曾有这样的论断，即“武力是贯穿着军事或经济大国侵略弱小国家这一事实逻辑；而文化交流的前提则必须是摄取、吸取的一方采取主动的态度。另外，包含在武力中的基本因素是破坏，而包含在文化中的基本因素是创造”。三 精神丝绸之路的实质乃开放包容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内容极为丰富，从物质到文化，但最能代表其核心和实质的是以交流和理解为主要特征的和平与宽容精神。在这一点上，池田大作先生率先提出他的看法：“通过贸易远征的交往当然会成为文化交流的开端，但我认为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本身的性质不断地促进和交流。就是说，文化的核心本来就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的生命的脉搏的跳动。所以，正好似人在高兴时发出的高音，在人们胸中张开的弦上跃动，奏出共鸣音，文化作为人类必要的活动，当然会超过一切隔阂，寻找某些人的心的共鸣。我认为，文化交流的[12]基点正在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
其实，盛唐时代基本具备开放进取、包容理解的特性，从而也使得丝绸之路从起点到河西走廊，一直到唐朝统治未能到达的地方，保持高效畅通。以经商著称的粟特人经过漫漫的长途旅程，来到唐朝，并将他们的勤劳和善于经营的理念带来，在长安洛阳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盛唐时代的开放进取、包容理解的特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三点。首先，从丝绸之路一路走来的西方宗教，伴随着粟特、回鹘等民族使者和商人东来的驼铃声，找寻他们的发展土壤，最终形成极具东方色彩和内涵的宗教。当然，佛教的发展也是如此。且不说上文提到的鸠摩罗什、佛图澄等人历尽艰难东来传教，玄奘经过17年的努力到达印度，在印度如饥似渴地钻研佛学真经，又携带大量经书不远万里回到大唐。对于玄奘的佛教传播事业，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二人怀着对佛教的极大热忱，从各个方面予以协助，包括帮助组织专业译经人员，提供各地译场，让政府官员参与并担当后勤保障[13]诸任务等，进而使得大量高质量佛经最终被译出。可以看出，虽然丝绸之路联系东西，但东方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使得来自西方或者说其他地域的文化成分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对此，池田大作先生曾说过：“丝绸之路曾经把东方和西方连接在一起。佛教也是在犍陀罗汲取了西方的希腊文化之后，形成了大乘佛教。丝绸[14]之路也是佛陀之路。”在此，池田先生所说的“佛陀之路”，其中形成的关键要素应该也是包容与融合。其次，自南北朝一直到盛唐时代的“胡化”风潮，以及针对入唐其他族类的“汉化”进程，充分显示出开放包容在丝绸之路沿线和起点双向文化交流中的特点。贞观三年（629年）东突厥灭亡之后，大量突厥人移居内地，突厥的生活风习、饮食服饰通过移民的到来，成为京师长安的一大风景，影响着上至皇室下到一般百姓的生活。且不说穿梭于朝堂上的操着南腔北调的各色官员，皇太子李承乾崇尚突厥人的生活，在太子宫变戏法追捧突厥人生活习俗成为长安人茶余饭后的笑谈。开元天宝年间，席卷长安、洛阳等地的“胡化”风潮，表现在胡服、胡食、胡乐、胡妆、胡药的风行，以及胡姬、胡肆的大行于世，并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达到顶峰，以至于元和年间陈鸿祖作《东城父老传》，哀叹当时胡人[15]与中原人杂处，相互通婚，“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正因为有这种包容开放政策，加之唐朝文化在七八世纪的先进性，才使得域外各族移民乐于前来。域外各族移民在开放包容的国度下，和当地人通婚，并移植当地的文化风习。当然，文化呈双向交流，到达长安、洛阳的其他地域人等，逐渐吸收融化当地的文化风尚，不同文化风习最终相互融合，产生一种新型的充满朝气的唐代文化。无疑，这些均是通过丝绸之路缓缓而来，并且以和平的姿态与和平的手段达成最终目标。最后，开放包容的丝绸之路哺育出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诞生了新型文化。如上所述，经过众多佛教僧侣的不懈努力，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开放包容政策，从遥远的印度到达中土的佛教，经过数百年的洗礼，完成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并将这种中国化佛教东传，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化佛教的朝鲜半岛化和日本化，成为形成东亚文化圈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之一。
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丝绸之路的外部特征、具体形式以及政治家的功利性设计都会被湮没，但以和平与宽容为本质的丝绸之路精神永存。它超越民族、种族和国家的边界，是不同文化的汇流场所，深深地打上了各个民族国家交往的烙印。在这一点上，当代人要担负起继承和弘扬的使命，将这种和平和宽容发扬光大，将其转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遗产。池田大作先生看到了这一点，故而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精神丝绸之路”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的阐[16]述，不仅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而且将其升华到一个相对高的层面，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辐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结语
本稿对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与池田大作先生提出的“精神丝绸之路”所涉及的问题做了相应的考察，认为在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民众的需求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原动力，和平是丝绸之路沿边地区百姓的共同心声，开放包容是精神丝绸之路的实质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池田大作提出的“精神丝绸之路”及其内涵，和习近平总书记阐释的“丝绸之路精神”有很多共通之处，有人进一步将其诠释为“团结互信是前提，平等互利是动力，包容互鉴是保障，合作共赢是目的，四者统一于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维护国际公[17]平正义的全过程”。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执行，期待丝绸之路和“精神丝绸之路”在新世纪焕发新的光彩，为和谐东亚与和谐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萧正洪教授的启发和督促，文中的某些见解也是萧老师极力推介的观点，对此，笔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1]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
[2]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3页。
[3] 盛行于唐代的各种香料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爪哇香、乳香、丁香、青木香、没药、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这些香料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被运抵中原王朝各地，成为当时贵族乃至一般百姓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参见〔美〕爱德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08～230页。
[4]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出使情况。张骞云：“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5]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篇》，商务印书馆，2001，第34～70页。
[6] 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10～257页。
[7]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39，中华书局，2008。
[8] 《“海丝”新发现，唐波斯人墓志现身，墓主人叫摩呼禄，比普哈丁墓早440年》，《扬州晚报》2015年11月17日。
[9] （唐）杜佑著，王永兴等校注《通典》，中华书局，1988。
[10] 参见朱杰勤《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
[11]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5页。
[12]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1页。
[13] 参见拜根兴《唐代长安佛教文化的交融与传播：兼论长安都市佛教文化的东亚传播》，韩国东国大学庆州分校佛教文化研究院编《佛教文化研究》第12辑，2012。
[14] 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卞立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第222页。
[15] （唐）陈鸿祖：《东城父老传》，《全唐文》卷720，第7412～7414页；另参见〔韩〕朴汉济《大唐帝国的遗产》，世创出版社，2015，第115页。
[16] 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先生在对谈中，多次提到敦煌在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并且阐释了“宗教之路”的说法。参见常书鸿、〔日〕池田大作《敦煌的光彩——常书鸿、池田大作对谈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17] 张可让：《大力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精神》，《求是》2014年第4期。
以人性共鸣构筑心灵交流的“金桥”
——池田大作“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探论厦门大学历史系 黄顺力引言牧口常三郎先生在《人生地理学》一书中主张：“所有的人应当同时具有三种自觉——是扎根于地区的‘乡土民’，同时是属于国家[1]的‘国家民’，并且是与世界广泛联系的‘世界民’。”池田先生对牧口先生的这一“三民”主张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进一步提出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不应囿于“民族”“人种”等传统观点，而应该以多元的观点来扩大人的同一性的根基，即“站在同样是‘人’这一共同的基础上，促进大家作为‘好邻居’‘好公民’‘好地球人’共同生活下[2]去”。池田先生所特别强调的“同样是‘人’”这一理念，是其毕生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思想的核心。在当前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的敏感时期，本文希望在此理念基础上，从“人性共鸣”的角度，探讨池田先生有关“开辟精神丝绸之路”的思想，共同构筑中日民众心灵交流的“金桥”，跨越鸿沟难关，促进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一 “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主要内容
1975年5月27日，池田先生在莫斯科大学以“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为题的讲演中提出“开辟精神丝绸之路”这一思想。他在讲演中呼吁：“现在比任何时代都需要超越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整个文化领域里进行民众的交流，也就是开辟把人与人的心[3]灵连接在一起的‘精神上的丝绸之路’。”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大背景为当时的世界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正处于全面“冷战”时期，而原本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与苏联则因意识形态及北方边界领土问题，也出现剑拔弩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势下，池田先生于1974年5月和9月，先后访问了处于紧张对立关系的中国和苏联，开启了其毕生致力于“把人与人的心灵连接在一起的‘精神上的丝绸之路’”的和平之旅。结合这一历史大背景，仔细分析和考察池田先生在莫斯科大学的讲演——《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笔者认为，池田先生有关“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三点。
其一，弘扬“人性的光辉”是全人类团结的当务之急。
池田先生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说：“人与人之间毫无顾忌地、坦率地交换意见，将会不问交流岁月的长短，越过社会体制不同的障碍，[4]唤起对旧友的情谊。”这虽然是一种叙旧的言辞，但强调的是“人与人”的真诚交流会唤醒“对旧友的情谊”，也即“人性的光辉”这一关键前提。我们知道，1974年5月，池田先生在访问苏联之前首先访问的是中国。这是因为二战后日中两国长期紧张对立的关系给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早在1968年，池田先生就曾立下誓言：“被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宗教等分裂而互相憎恨的人，使他们永远结成一个地球家庭，实现人类共和的世界，是伸一[5]（池田先生的笔名）的誓愿。”他坚定地表示“我是信佛法者，实现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是佛法信徒的社会使命，不管发生什么，非下[6]定断然的决心不可！”他为了开拓永久的日中友好长河，在当时极其紧张的关系下，义无反顾地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开启了日中友好的时代新潮流。在池田先生看来，“不论哪国人，不论有怎样的意识形态，也不论有什么样的头衔或地位，同样都是人。人就都一样。如果想培植友情，缔结友好，就要抱着同样是人的意识[7]来交谈”。而对当时中苏两国因意识形态和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对立和敌意，包括随时可能发生战争的危机状态，池田先生同样抱持着弘扬“人性的光辉”的决心去加以化解。为此，在讲演中，他睿智地从俄罗斯文学入手，指出：“俄罗斯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始终把文学究竟能对全体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的理想做些什么当作自己的目标，[8]并把这一目标高高地举起。”因为，“俄罗斯文学中几乎全都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心。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与民众同甘苦共命运、真挚地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认为，“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给予[9]了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人物形象以极大的深度”。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毕生都是“人民的朋友”，其作品“凝缩了俄罗斯文学特色的人类观”，既具有独特性，也带有普遍性，“在把全人类的团结当作当务之急的今天，深刻地挖掘了人性的俄罗斯文化正在广泛地触动人们的心灵，而且在今后的21世纪里[10]也必将对人类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我认为，池田先生所说的“凝缩了俄罗斯文学特色的人类观”，反映了他始终强调的“人的同一性”“同样是‘人’”这一核心思想，因为，在这个基点上，他坚信：不论是紧张的中日关系，还是对立的中苏关系，“如果站在同样是人的角度，就能发现共通之处，会感到[11]亲切。这就是互相理解的端绪，就能产生共鸣”。故此，站在“同样是‘人’”的角度，开辟“精神上的丝绸之路”，共同去弘扬“人性的光辉”就成为全人类团结的当务之急。
其二，以人性的共鸣奏出世界和平的基调。
池田先生指出，曾经被人们称之为东西交流桥梁的那条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贸易的要道，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尤其是文化交流带来了超越国家、民族的文化融合和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共鸣，“可以说是产生新文化有机的大动脉”。对此，他比喻道：“文化的核心本来就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的生命的脉搏的跳动。所以，正好似人在高兴时发出的高音，在人们胸中张开的弦上跃动，奏出共鸣，文化作为人类必要的活动，当然会越过一切隔阂，寻找某些人的心的共鸣。[12]我认为，文化交流的基点正在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以人性的共鸣为基调的文化的性质是调和，它和武力是彻底对立的。军事和武力是企图通过外在的压迫来威胁和统治人，[13]与此相反，文化则是从内部使人本身获得解放和发展”。
这正如池田先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政治、经济层面的交流往往是力量逻辑及利益优先，有时也会产生隔阂。我决心把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摆在第一位，并且从民间层面促进人与人的真正的友好，奠定[14]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基础。”因为，日中邦交的重点不是物质往来，而是人与人的交流。他坚定地相信：“真正考虑民众、彻底追求和平的诚挚之心超越社会体制的隔阂，奏响共鸣的和弦。即使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在这里的是同样的人。希求和平、希望人民繁荣的[15]心不会不通。”只要通过真诚的、相互了解的、人与人的交流，激发“同样是‘人’”的人性共鸣，就能够打通千秋万代的日中友好之路，进而奏出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基调。
可以看出，作为伟大的佛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先生在同一年内先后访问中国和苏联，以他慈悲的胸怀、深邃的远见和睿智的哲言，不仅在日中之间构筑起世代友好的“金桥”，而且在开辟日苏友好新途径的同时，又在中苏对立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由此及彼的桥梁。这种致力于以人性共鸣奏出世界和平基调的思想的确令人佩服而心生敬意！
其三，民众是形成“精神丝绸之路”的动力和基础。
池田先生认为，当今世界因交通、通信的高度发达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但“尽管世界的距离变短了，而人与人的心灵之间依然存在着广袤的空间。在现代，确实有着物与物、信息与信息的交换，但是人与人的交流，尤其是心与心的交流，却是多么稀薄[16]啊！”因此，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要通过东西文化的全面交流，结成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心灵上的纽带。
在这一问题上，池田先生非常关注民众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认为民众是形成“精神丝绸之路”的动力和基础，因为，一方面“民众之间自然的要求的高涨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可以变‘不信任’为‘信任’，变‘反目’为‘理解’，可以从这个世界上驱逐名为‘战争’的[17]怪物，达到真正持久的和平”。也就是说，民众间的广泛交流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可以构筑起一个“人类并肩作战”的基础，并且在决定人类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让人类历史舞[18]台主角的位置重回人的手中——民众的手中”。
另一方面，“缺乏民众之间联系的单纯的政府之间的协定，可以[19]一夜之间崩溃，逆转为武力冲突的悲剧”。而在国家和民族间存在的许多看起来难以解决的难题，只要从人的角度出发，从民众的力量着手，就一定会找到和平解决的手段，“要构筑人类融和的世界和持久和平的未来，紧急的任务是，开辟把西方与东方的民众的心连接在[20]一起的‘精神上的丝绸之路’。”
在结束讲演时，池田先生满怀深情地说：“在建设将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发出灿烂光辉的‘精神上的丝绸之路’方面，我对承担着苏联明天的诸位寄予希望。诸位一定会充分发挥这些渴求和平、以人为基点的宝贵的俄罗斯的精神遗产，承担起实现苏联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宝贵的、持久的和平。我们创价学会保证今后要和诸位一起把文化交流推进到民众中去。我也将为这种交流，一辈子站在前头，竭尽诚意，[21]到世界各地去奔走。”
岁月如梭，尽管当年的苏联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早已解体，但池田先生许下的诺言始终如一，这正是池田先生及其领导的创价学会一以贯之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伟大之处。二 “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
上述池田先生有关“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共鸣”和“民众的力量”三点主要内容，而支撑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则是他所坚信并真正领悟了的佛法的“生命的尊严”的学说及其实践途径。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和理解“生命的尊严”的学说及其实践途径与“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相互关系。（一）“佛即生命”
对于传统佛教而言，它不大关注对生命起源的探究，而是以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为警戒，以个人苦修为途径，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目的，最后修成正果，立地成佛。因此，在传统佛教中，生命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虽灵魂不死，但肉体可灭，生命的过程只是一个修行的过程，而不具有本质的意义。但池田先生在传承佛法的基础上，又有超越性的创新，在他看来，“按佛法，大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生命世界的天体，也可以认为其中孕育着向生命发展的方向性。因此，一旦环境条件具备，顺应其条件的变化，[22]就会出现各种生物学上的生命”。也就是说，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有着生育生物的力量，而且生命还以冥伏的状态存在于[23]无生的物质之中。简言之，“宇宙即生命”。池田先生这种“宇宙生命观”的形成得益于他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户田先生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而身陷囹圄，他在狱中诵读《法华经》时领悟到“佛即生命”的真谛，认为现实社会中充满了太多对生命的漠视，因此，对佛法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只关注个人生命的修行，而应该把它理解为生命本身。池田先生正是在“佛即生命”的基础上，建立起“宇宙即生命”和“生命的尊严”的学说。这种对生命尊严的至高无上的尊重，使他坚信“不论处于什么地位的人，绝没有使人与人对立、煽[24]动流血事件的权利”。而且，在“同样是‘人’”这一基点上，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东西方之间，所谓的“富裕的北方各国”和“不富裕的南方各国”之间能够开辟“精神上的丝绸之路”，以人性共鸣奏出世界和平、民众幸福的和弦。可以说，“佛即生命”或“宇宙即生命”是池田先生以人性共鸣“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逻辑起点。（二）“缘起”之说
对于佛法上所说的“缘起”，池田先生认为：“佛教指‘共生’为‘缘起’。……无论人类世界还是自然界，任何东西都不能单独存在。万物运转而组成现象界，现象界又同时反过来孕育万物。而所有[25]东西又互相关联、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也即“无论人间还是自然界，森罗万象都是‘因’‘缘’相互支持，互相关[26]联；事物不是单独地而是在这种关系中产生的。”由于“一切存在，其自体并非单独的存在，而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依存性和关系性[27]中形成的”，这种相互的依存性和关系性就是“缘起”，“直截了[28]当地说就是重视‘关系性’比重视‘个别性’要多”。因此，所谓“人性”，实际上就是指在人的生命的深处存在着与他人、他国、他民族，乃至宇宙万物调和共生的“本源的欲望”。这种发自内心的，对其他生命、宇宙万物的高度尊重，希求世界和平、希望人民共同繁荣、调和共生的民众之心（“本源的欲望”），会超越国家、民族、人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障碍与隔阂，奏出人性共鸣和谐的新基调。池田先生在莫斯科大学的讲演中多次强调：“必须要把（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从内心里发生的‘人’的呼喊，升华到人类团结的和[29]声。”可见，佛法的“缘起”之说构成了池田先生以人性共鸣“开辟精神上的丝绸之路”思想的前提。（三）“创造价值”
从本质上看，传统佛教重视个人的生命修行，提倡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杀生”，这自然是对生命的尊重。但它把“成佛”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则难以在现实社会达到“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池田先生通过“创造价值”，把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与佛法的实践“菩萨行”，亦即“成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原属于出世哲学的传统佛教，创新为具有积极入世意义的新佛教。池田先生常说，“创造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不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要找出生存的意义，充实自己，为别人的幸福贡献力[30]量”。而只有不断地创造生命的价值，才能使自己的尊严得以维护。要言之，“创造价值”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为己”，一是“利他”。“为己”是充实自己，“利他”是为别人的幸福贡献力量。这就把人生的意义与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出世的佛学要义转变为入世的、“创造价值”的社会实践。而且，正是这种“为己”“利他”“创造价值”理念的实践，使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即人性共鸣成为可能，并能够“在全世界纵横交错地结成不仅包括东[31]西，也包括南北的‘精神上的丝绸之路’”。由此，“创造价值”成为池田先生以人性共鸣“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实践途径。三 结语：“开辟精神丝绸之路”的思想启迪
池田先生有关“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对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两点启迪意义：
其一，当前的中日关系虽处于低谷，但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30多年前，在整个世界都处于剑拔弩张的“冷战”态势下，没有邦交关系、缺乏正常沟通渠道的中日两国能够冲破重重困难，融化坚冰，化解敌意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那么，在当今形势下，我们更应坚信中日关系必将走出低谷，走向正常，实现友好合作、共同发展！
毋庸置疑，在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因各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冲突和矛盾，国家间的关系有时处于高潮，有时跌入低谷，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常态，关键在于我们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种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修正、调整这种偏离而使其重新走上正轨？池田先生说：“佛法告诉人们要清楚地看到这些无常的变化，甚至主张要以巨大的勇气来接受这一事实。也可以这么说，不是闭眼不看事实，不是追逐变化无常的现象，而是冷静地[32]接受这些事实，就可以从这里打开通向领悟真理的道路。”这虽然是由佛法阐释世事的“无常”，但对我们处理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深具启迪意义：中日双方，包括政府和民众都须理智而不是情绪化地去处理存在的问题，冷静地面对现实，并始终抱持维护东亚和平、世界和平的心态与信心，通过对话去处理各种矛盾和争端，“就可以从这里打开通向领悟真理的道路”。
第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从长远看，中日关系要走出低谷，两国民众间心与心的真正交流是关键。池田先生曾说：“潜藏在人的生命深处的自私自利、傲慢、执迷于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互不[33]信任、互相威胁，才是战争的更本质的原因。”“也许有人对于历史上长年培植起来的所谓民族的敌对心理表示担心。不过，我一向认为，所谓民族的敌对心理乃是没有实质的幻影。”因为，对于民众而言，即使被分割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但他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而和平共处的。更何况，“即使历史上存在着多么难以抹消的对立的背景，生活在现在的民众也根本没有义务承担过去的仇恨。在对方当中发现‘人’的时候，堵塞在相互之间的壁障就会在一瞬之间土崩瓦解”。[34]
1980年4月，池田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以“我对中国的一个考察——寻求新的民众形象”为题，表达了对民众力量在日中友好、人类和平事业中将起重要作用的期待和信赖。他认为，中国的精神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是正视现实，而正视现实的主体是人，是那些似乎“愚钝却像茁壮生长的杂草一般顽强的民众”。不论是发展日中友好，还是维护东亚安宁，追求世界和平，推动社会进步的都是民众的力量，“中国悠久的历史与现实的步伐中正蕴藏着这种开创未来的不[35]可估量的动力”。正是基于对民众力量充满期待和信赖，池田先生非常重视缔结民众间的“心的纽带”，他强调道：“现今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怎样使日中友好的‘金桥’发展得更坚固、更稳定。不消说，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也是重要的，但维持更长久的友好交流的，还得是连接人民与人民的‘心的纽带’。如果缺少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么就算在政治、经济上有一些关系也等于是空中楼阁。政治、[36]经济之‘船’，是需要有‘人民’这大海，才能够航行的。”
事实的确如此，中日友好需要两国民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只有两国民众的友好才是真正的友好。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探讨沟通全人类的“精神丝绸之路”的新途径，以人性共鸣构筑中日民众心灵交流的“金桥”，走出目前中日关系低谷，我们领悟池田先生“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启迪意义正在于此。
[1] 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商务印书馆，2008，第138页。
[2] 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商务印书馆，2008，第138页。
[3]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3页。
[4]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16页。
[5]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1页。
[6]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23页。
[7]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18页。
[8]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16～17页。
[9]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17页。
[10]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0页。
[11]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18页。
[12]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1页。
[13]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1页。
[14]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66页。
[15]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91页。
[16]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2页。
[17]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3页。
[18] 池田大作：《关于和平与裁军的新建议》，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108页。
[19]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3页。
[20]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4页。
[21]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6页。
[22] 〔英〕汤因比、池田大作：《眺望人类新纪元——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第376页。
[23] 有关池田先生“宇宙即生命”的探讨，可参阅黄顺力《池田大作“宇宙生命观”探微》，载梁桂全等编《走向21世纪的生命尊严——2012’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58～67页。
[24]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4页。
[25] 〔英〕汤因比、池田大作：《眺望人类新纪元——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第43页。
[26]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集》，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83页。
[27] 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卞立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第217页。
[28]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4页。
[29]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83页。
[30] 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香港创价学会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第54页。
[31]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5页。
[32] 池田大作：《成为人道的世纪——对21世纪的建议》，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5页。
[33]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圣教新闻社，2007，第86页。
[34] 池田大作：《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载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3页。
[35] 池田大作：《我对中国的一个考察——寻求新的民众形象》，在北京大学的演讲，1980年4月22日。
[36] 池田大作：《教育之道，文化之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1990年5月28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