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对自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爱德华·路易斯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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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对自白试读：

一

我将杀人未遂的起诉状折成四折，放进抽屉里。

几小时前，我走出家门，下楼，冒雨穿过街道，去洗衣店洗床单。

洗衣店在街道末尾，离我住的大楼不到

五

天还没完全亮，街上空荡荡的。我一个人磕磕绊绊地走着。一共只有几步路，但我走得很急，边走边在心里默念：“还有五十几步就到了……快了，还有

二

我带着干净的床单汗流浃背地爬上楼梯，回到家中。我重新铺了床，但床上还满是雷德的味道。于是，我又点了几支蜡烛和香薰。不，这还不够。我把除臭剂、除味剂和我上次过生日收到的古龙香水洒在床单上。我把刚刚才洗过的枕套浸在满是层层叠叠的泡泡的肥皂水里又洗了一遍。我用肥皂水擦洗木椅子，用湿漉漉的海绵擦他碰过的书，并把一堆堆直接放在地上的书搬离原先的位置。我用在灭菌剂中浸过的布条仔仔细细地擦他碰过的门把手和百叶窗的每一片风叶。我擦金属床架，向光滑的白色冰箱上喷柠檬味儿的喷剂。我被一股近乎疯狂的力量驱使着，根本停不下来。不过疯了也比死了强，我心想。我擦亮他用过的浴霸，用几升（至少有两升，一瓶一升半，我倒了一瓶半）漂白剂清理厕所与洗手池。我把整个浴室都擦洗了。这简直是疯了。我擦干净他照过的镜子，因为他可能在镜子里欣赏过自己。我丢掉他碰过的衣服，不知道为什么，衣服不同于床单，床单只要洗干净就够了，但衣服只能扔掉。我趴在地上擦地板。冒着热气的水烫伤了我的手指，我的皮肤因长时间泡在水中裂开了，皮肤的碎屑混在一处。我停了下来，深呼吸，像个动物一样到处嗅。事实上，我已经变成了一只动物，全力寻找着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无法除尽的气味。于是，我得出结论：这气味既不在床单上也不在家具上，而是在我身上，问题在我。我走进浴室，洗了第一次澡，然后是第二次、第

三

这就是我姐姐正在向她的丈夫转述的场景。我躲在一扇门后，听着她讲话。多年以后，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一直保持着那天的样子—夹杂着狂怒、愤恨、讽刺和无奈的认命。

四

我已经两年没来看望过姐姐了。每次她指责我不来看她时，我总是含混地说些诸如“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之类的空话。我试着让我的语气听起来自信一些，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但我不知道我能在这儿干些什么。上次我来的时候，坐的也是这辆车。车里刚熄灭的烟头散发出的气味使我感到恶心。我坐在车里，透过另一侧的车窗，看着窗外的景色飞速向后退去。成片的玉米与油菜，传出臭气的甜菜田，一连串的砖房，国民阵线[　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法国的一个极右翼政党，现已改名为“国民联盟”。]令人倒胃的宣传海报，阴沉沉的小教堂，废弃的加油站，牧场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超市—一幅法国北部的消沉景象。我讨厌这景象，同时也意识到，我在这儿会感到孤独，于是便离开了。我本来以为自己这么讨厌乡下，肯定不会再来了，但今年我又回来了。我进到车里，借唱歌逃避讲话，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两码事。你再也不想回来，不仅是因为你一来就肯定会和姐姐吵上五分钟，还因为她的举止、习惯和思考方式都让你很不舒服，让你变得更加愤怒。你再也不来看她，因为你终于意识到你对她是多么冷漠，忽视她又有多么容易，而你一直希望是她抛弃了你。现在她知道了。她看到了你的冷漠和羞愧，尽管你没什么好羞愧的，你完全可以不来看她，但你还是羞愧。你知道，来看她会迫使你面对自己的残忍和冷漠，你的羞愧也会让你想起自己的残忍和冷漠。你明白，回来看克拉拉会使你不得不面对不想见到的自己，所以你恨她，不可抑制地恨她。”

上次离开这儿后，我只给她发过几条短信，公事公办地寄了几张明信片。那些明信片是我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家族责任感随意选的，而克拉拉用吸铁石将它们贴在冰箱上。明信片上的字写得很潦草，都是我在公共长椅或咖啡厅的角落里完成的。上面的话也很简短，比如“来自巴塞罗那，吻你，不久后再见，艾迪”或者“在罗马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思念你”，或许还要更短。为了与姐姐保持不那么密切的联系，我尽量让她以为我离她很远，提醒她是地理上的距离分开了我们。

克拉拉的丈夫下班回来了。克拉拉和他在客厅里，我待在隔壁的房间。房间的门微微掩着，留着大约四五厘米的缝隙，我藏在门后，僵直地站着，在他们看不见我的地方偷听他们的谈话。我看不到他们，只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透过门缝，我只看见了姐夫的脚，姐姐大概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一动不动地听着姐姐讲话：“艾迪告诉我自己对那个人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的名字—雷德。”

迪迪尔和若福瓦认为那个人对我撒谎了，雷德不过是个假名。我不知道。我竭尽全力不去这样想，每次这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中，我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其他的事情，就好像尽管他伤害了我，但至少还给我留下了名字。知道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报复，像直接从他身上夺取了一部分力量一样。我不想完全崩溃。在我向周围的人讲述这个故事时，若有人明确指出雷德耍了个并不新鲜的花招，给我的肯定不是真名，而是他编造的名字，我就会恼羞成怒。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个最令我难以接受的猜测，我变得好斗，想要怒吼，想用力摇晃与我谈话的人，让他闭嘴。“今天上午，艾迪向我复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我们在面包店的时候，我让他又说了一遍。”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已经跟她讲了雷德是如何用手枪对着我的，这是她想反复听的片段。当雷德用手枪对着我时，我想的不是他是否会杀了我，这对我而言好像是毫无疑问的—情况不可逆转，他会杀了我，我会在圣诞节清晨、在我的房间里死去。出于人性中的软弱和与生俱来的适应能力，我屈服了。只要看看历史就知道，人的这种天性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艰苦、最残酷的环境，人们也能适应—在向克拉拉讲述我的遭遇时，我讲的话越来越浮夸和书面化—这种能力对人类有利有弊，因为这意味着不需要改变世界，只需要改变人类自己，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改变一小部分人。改变世界太费时间了，但人类可以很快适应环境。克拉拉或许没注意我说了些什么。在那时，我想的并非是“他会不会杀了我”，而是“他会怎样杀了我”。他会用围巾缠住我的脖子，勒死我吗？还是会拿水槽中没洗的刀杀掉我？他是否会扣下手枪的扳机呢？又是否会用我根本猜不到的东西来杀我呢？我不再奢求逃出去，不再寄希望于活下来，我只求尽量安稳地死去，不要那么痛苦。

这件事发生之后，警察和克拉拉都夸我勇敢，但对我来说，勇敢是最不能用于形容我的表现的词。

雷德后退了几步，稳稳地举着枪托。他伸出没拿枪的那只手，在我椅子上堆积的衣服里摸索，眼睛一直盯着我。他拿出了围巾。他又要勒我脖子了，我心想。几分钟前，在他还没掏出枪的时候，他就勒过我的脖子。他走回我身边，没有再次试图勒死我，也没有把手放到我的脖子上。这一次，他想把我绑起来。他先拽住我的右胳膊，而后是另一只胳膊，试图用围巾将它们捆在一起。我闻到了他身上汗水的气味和荷尔蒙的味道。我全力反抗。我吓坏了，心想：“我不想死！”这是一句凄凉的套话。我发出尖叫声，但我的叫声并不大，因为怕激怒他。我反复推开他，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响，求他别这样。我抵挡住了，他没能把我捆起来。他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每一次声音都更大一些：“我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我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给你点儿颜色看看……”（这里的“给我点儿颜色”不再是我惯常听到的意思，在此时，它意味着，毁了我。）“我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我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他吼叫着。我期待某个邻居会听到这边的动静，打电话报警。但要是警察来了的话，我想他可能会因为害怕被逮捕而加快动手的速度。要是他听到警察在门外喊“警察，快开门”，可能会在慌乱之下直接杀死我。因为没能把我绑起来，他又掏出刚刚放进皮大衣内里口袋的手枪。他把围巾扔在了地上，或许是戴在了脖子上，我记不清了。然后，他把我按在了床垫上。

二十五号的早晨，这一幕过了几个小时后，我连走带跑地来到了亨利家。在路上，我再次想到：一个星期后，我会自言自语地说“啊，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一年后，我又会对自己说“啊，已经过了一年了”。我刚到他家门口，门就打开了。亨利可能是听见了我的脚步声。我想躲进他的怀抱，但出于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我克制住了自己。

我后来对克拉拉说：“我没想到他会有危险性。”在被雷德侵犯前，我不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得很危险。这之后，我认为所有人（哪怕是我非常熟悉的人）都有可能突然变得很疯狂，热血上头，想要毁坏一切；都有可能毫无预兆地攻击我—我最亲近的朋友迪迪尔和若福瓦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

在面对亨利时，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时间仿佛静止了。我能感受到他在仔细打量我，默默分析，试图找出什么痕迹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么意外的一天如此早地出现在这里。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游走，掠过我油腻腻、脏兮兮的头发，我带着黑眼圈的、疲惫的眼睛，我布满伤痕的脖子，我发紫肿胀的嘴唇……每看到一处，他的脸色就沉一分。我记得在来亨利家前我洗过澡，但我也记得到他家时我的头发很脏。亨利建议我们进去说话。他走在我的后面，我感觉到他的目光盯着我的后背。我没有哭。我走进了他的公寓，屋里的家具上摆放着相框，在沙发背后，有一幅装裱好的他的巨幅画像。我坐了下来，亨利去倒咖啡，他从厨房回来时手里拿了两个杯子，杯子在托盘上颤动。他问我愿不愿意谈一谈，我说好。我向他描述了雷德—从他栗色的眼睛开始，而后是黑色的眉毛。雷德的脸很光滑，脸部轮廓分明，但不失柔和，很有男子气概；他微笑的时候会露出酒窝，而他又常常笑。

后来在诉状上，警方的专业用语将雷德描述为：马格里布[　马格里布（Maghrébin）：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类型。每次我看到上面的这个词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二十五号晚上做笔录时，我从这个词里感受到了种族歧视。在我看来，种族歧视是那晚我遇到的所有警察的唯一共同点。在他们眼里，马格里布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社会渣滓、流氓、罪犯的代名词。在警方的要求下，我向他们描述了雷德的外貌简要特征。在我描述时，一名警察突然打断了我：“啊，你是想说马格里布类型。”他看上去有种说不清的兴奋感，觉得自己说对了，或许我的描述有些夸张了，但他的确笑了。他如此高兴，好像我承认了某件我一来时他就想让我承认的事情，好像我提供了证明他永远正确的证据。他重复地说着“马格里布类型，马格里布类型”，每说两句话就要加一句“马格里布类型，马格里布类型”。

此时，我向亨利叙述了我的遭遇，亨利指给了我他位于阁楼上的房间，我上楼去睡了一觉。虽然和雷德在一起时打了几次盹儿，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睡过觉了。二

姐姐继续说，我继续听。她喝了几口水，然后把玻璃杯放到桌子上。我听到玻璃杯与桌面碰撞时发出的声音。“但这不是最让他惊讶的地方。艾迪和我说：‘一切都是从那天早上我在亨利家睡醒时开始的。’醒来以后（我告诉她，那天我仰躺在床上，睁开眼睛后，觉得身体疲惫酸软，肋骨间好像被刀尖刻过了一样，背像石头一样僵硬）[　括号中的部分为主人公艾迪听姐姐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他才想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才开始思考之后的日子要怎么办。从那以后，他再也看不得别人幸福的样子。你听听，这是多么可笑的蠢话。你想我能对此说些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假装看着自己的鞋子。我肯定看起来很不高兴。（我不想听了，想上床再睡一觉，但我知道疼痛肯定会使我难以入眠。）然后，他告诉我，他讨厌所有的人，他对我说道：‘我知道这毫无道理，克拉拉，但我那天早上醒来后，就发现我讨厌所有的人。’（听克拉拉这么说时，我在想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有些不同寻常，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太不正常了。好吧，我对自己说，与其胡乱评价，不如好好听完。但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再深想，否则总是想个没完。他和我说，他讨厌所有的人。”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雷德走后，我觉得嘴巴里有一种陌生的味道。那之后，我发现，看到任何表现出快乐的人或事物，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迹象，都会让我难以忍受。我可能会打路人一个耳光，就因为他向我微笑；我可能会拽住别人的大衣领子，用最大的力气摇晃人家并尖叫怒吼，连孩子、病人也不例外。我想摇晃他们，往他们脸上吐口水，把他们抓出血，直到他们面目全非，直到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消失不见。我想用手指插进他们的眼睛，挖出眼球，然后用手碾个粉碎。我反复念着，你怎么能这样。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想抓住那些病人，把他们从轮椅上提起来扔出去。天啊！我再也无法忍受任何笑容或笑声了。但在外面，大街上、公园里、咖啡馆中，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它们刺破了我的鼓膜，在我的耳朵里盘旋回荡，在我的颅骨中吱吱作响。在一天中剩下的时光里，这些笑声仍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它们留在我的眼睛里，我的嘴唇上—就好像这些笑声都在与我作对似的。“他醒了之后干了什么呢？我猜，他摸了摸自己的皮肤、手臂、小腿和性器，不确定这是不是一场梦。他可能驱散不了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没办法走出来，大概经受了好一阵痛苦。（外面大概在下雨，此时整天阴雨不断，我听见了雨点儿敲击玻璃窗的声音。）他试着再睡过去，但身上的酸痛时刻都在提醒他发生了什么，这让他更痛苦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睡着了。有时人们希望睡一觉后，第二天会像被施了变形术一样，变成另一个人。也可能他那时没这么想。“即使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他也受不了。（即使不是真的东西，哈。）哪怕是公交车或者大楼幕墙上的广告画—那种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早餐或在游泳池边嬉戏的照片。总之，所有试图让人感受到快乐的画面，他都想用刀、口袋里的钥匙或者随便什么东西把上面的人脸撕碎。（我想放把火烧了它们。）他想带着尽可能多的人一起下地狱。（我和她说的是：传播痛苦。）但他告诉我他知道这没有意义。（我对自己说：你怎么能这么想。但我对她说过，我不能忍受的不仅仅是别人脸上的笑容，还有别人脸上的痛苦。我觉得相比于我的痛苦，他们的悲伤不够真实，不够沉重。）“妈妈也给我们讲过许多类似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重复了太多遍这些故事，所以艾迪遇到困难时就做出了和故事中一样的反应。谁知道呢？二频道里有个节目，里面的主持人说，要是一个人从没听说过爱情，就一辈子都不会坠入爱河。好吧，我听完了这个就想把电视关了，这声音让我头疼，但我又觉得主持人的话可能也有道理。“妈妈在养老院干活儿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呢。这不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但还算比较稳定，毕竟养老院里总是有老人需要照顾。妈妈在那儿的工作主要是给老人们洗澡，喂他们吃药。每次工作完后回到家，她就开始抱怨。我觉得她为了工作简直成了一个泼妇。但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在我们这儿，一个女人被工厂辞退后就没什么活儿可做了，一切都完了。当时，有人说她马上就要走投无路了。”

远不止如此，妈妈的故事比姐姐刚刚说的要复杂得多。妈妈，这个连驾照都没有的女人，为了这份工作与一大堆别的女人竞争。这群女人一方面是为了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离丈夫的重压。为了争取这个意外空出来的职位，妈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她骑着特地修好的自行车，一家一家地拜访不同的行政机构；穿上精心挑选的衣服，把所有头发往后梳，化比平时浓一点儿也好看一些的妆。尽管我们的父亲不喜欢、也禁止她这样做，并斥责她“你不这样更好看”“简直像妓女”。为了向负责人显示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妈妈都坚持骑着同一辆自行车去行政机构，反复敲行政机构的门，一次又一次地来回跑，尽管行政机关总是给予她否定的答复，甚至她自己也觉得没有机会了。她一封接一封地写信，一通接一通地打电话，为她没有接到回复而表示担忧。最终她成功了，并将这份工作做了好几年。下班回家后，她会向我们描述她的工作，告诉我们养老院的老人是多么令人生厌。那些老人出于一种动物的本能，常常反复无常地歇斯底里。或许在他们眼中，只要能让别人难受就可以延长自己的生命。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在自己最后的时间里用尽全力地折腾。这些老人毁坏屋里的一切东西：扯掉桌布，把纪念品扔在地上砸碎，把餐具往墙上摔……“更糟的是，这些情况周而复始。他们每天都把东西到处乱扔，镜框、从伦敦买回来的里面可以下雪的水晶球、旅行带回来的桌布等，什么都砸，什么都弄破。他们会发出那种折叠式照相机似的喊叫，那种叫声你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而在听过之后，你就再也无法忘记这种声音，而且一想起这种声音就会想到他们。甚至那些一生都被别人称为夫人的女人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别以为她们会比别人强。她们甚至比其他人更下流讨厌，因为她们终于有了机会放飞自我，做一切之前不能做的事情。她们用很大的声音怪声怪气地唱淫荡的小曲儿。还有更糟的呢，有时候，她们会在房间里四处大小便。妈妈在厨房的桌边对我们说：‘地上，所有地方。’方便完，她们便瘫在客厅里的椅子上，任由自己松弛、满是褶皱的皮肤耷拉着。在我妈妈跪着，试图仅用一块粗糙的海绵和一个已经腐坏的塑料盆替她们清理身体时，她们依旧自顾自地大小便。这些排泄物流了下来，看上去就像是从椅子里溢出来的一样。妈妈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哭着说她再也不想去了。她哭着说：‘你不知道，老米拉尔到处大便，还用饭厅里的窗帘擦屁股。我忍不了多久了，我忍不下去了。’她和我们说，大便满地都是，她得忍着气味自己清理。要知道，她最受不了大便的臭味了，这味道让她恶心。在所有事中，这是最难忍受的一件。她再也忍不下去了，未来一点儿希望也没有。‘我想吐，但我忍住了，结果不吐出来更难过了。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我摆脱不了了。’我们和她说，夏天就要来了，你马上可以摆脱他们，松快松快了。现在，艾迪也成了这样，虽然还没到这种地步。我不是添油加醋，但在圣诞节，他的神经受到了这样强的刺激后，那种拉着别人一起下地狱的想法就困住了他，他和我妈妈照顾的那些老人没什么两样。他和我说，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最后，他决定一个人待在家里，再也不出门了。他关上百叶窗，把自己幽禁起来。为了不听到隔壁邻居透过隔板传过来的声音和院子里看门人的说话声，他用两只手紧紧捂住耳朵。”

情绪平稳些的时候，我会去公共场所，比如人行道或超市的货架边，向陌生人讲述我的遭遇—毫不隐瞒地全盘托出。我常常默默地靠近不认识的人，把他们吓一跳后，也不说我的名字，就开始用一种熟稔和漠不关己的态度讲自己的事，好像我们认识了很久一样。由于我谈的话题非常沉重、丑恶，他们往往只能静静待着，听我说完。他们听的时候我会观察他们的表情，想象着要是我突然被拦住并听人讲这个故事会作何反应。我没告诉过克拉拉这个，但这些毫无羞耻心的想象支撑着我度过了几周。

我不由自主地大谈这件事。在圣诞节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向大部分朋友都说了我的遭遇，但听我谈话的人远不止这些。我向一大堆并不是很熟的人复述过这个故事，包括一些只在脸书上说过几次话的人。如果别人试图回应我，或是表现得过于同情，或是想替我分析，就像迪迪尔和若福瓦指出雷德肯定不是真名那样，我就会发怒。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但只有我知道真相是什么。而且，我谈的越多，就越感觉自己是唯一了解真相的人，唯一的，而其他人却天真得可笑。和别人交谈时，不管原先说的是什么，我都能把话题转到雷德身上来，就好像所有话题都理当引起我对雷德的回忆。

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圣诞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和一位不久前邀请我吃饭的作家碰了面，他想让我给他编辑的文学杂志的特刊写一篇文章。（几天后，我把一篇写得特别烂的文章交给了他，原因显而易见。）我并不认识他，但还是接受了邀请，我知道我为什么接受。我在他面前故技重施。那段日子我一直活在自己的叙述中。我在餐厅里等他。我一边坐在椅子上发抖，一边神经质地用手揉着不小心粘在口袋里的口香糖。他走了进来，先脱下了自己的法兰绒大衣，而后坐下，但又微微起身和我握手，然后又坐回到椅子上。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将圣诞节的遭遇脱口而出。我心想：“不能现在就讲这个，至少礼貌点儿，等一会儿，先谈谈其他的东西。”那时，外面灰蓝色的天空倒映在大楼的墙壁上。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对天空感兴趣，而是我在不讲话的时候，一直毫无兴致地、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我们交谈了几句，过了大约十分钟，我屏住呼吸，感觉有点儿忍不住了，雷德的名字就要滑到嘴边了。我克制住自己，尽量说一些此类会面时常说的话题。我让他谈谈自己的工作、书和规划，但我没听，我什么也听不见。他提出了差不多的问题，但我只听见了问题而不知道自己回答了什么。他的回答与问题都很难让我平静下来。他所有的表现看起来都是在邀请我谈论圣诞节发生的事。在那个时候，我对现实的感知也受到了雷德的影响，所有事在我看来都与雷德相关。我害怕要是现在不说，“雷德”“圣诞”这些词就会从嘴边溜走。

然后我开始说了。我心里想着：“时机已经到了，你已经忍了很久了，现在你有权谈这件事了。”于是，我做了自他走进餐厅时我就想做的事。我接过话柄，唱起了独角戏，在这顿饭剩下的时间内只有我一个人在讲话，他只在吃东西的间歇插几句简短的感叹，诸如“太可怕了”“简直恐怖”“我的老天”等。不过，他的应和更加激起了我说话的兴致。这顿饭结束的时候，我请他什么也别说了，同时我也就自己的言行表示了歉意。为什么我要向他说这些呢？向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讲这个故事？我意识到，我不能这样粗鲁地、不分场合地向人讲述这些事情。但在被袭击后的几个星期里，我都是这样的表现。

这种疯狂的谈话欲始于医院。雷德走后，我飞奔到附近医院的急诊室，要求进行预防性的三联药剂治疗[　三联药剂治疗（Une trithérapie préventive）：一种针对艾滋病的疗法，简称“三药治疗”。]。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早上，医院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流浪汉在急诊等待室中来回走动。他不是来看病的，只是不想再忍受室外的严寒。我坐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他对我说了声“圣诞快乐，先生”。“圣诞快乐，先生”，在遭遇了刚刚发生的事后，这句话在现在的场景下是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我大笑了起来。我还记得，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阵疯狂的笑声，声音如此之大，在空荡荡的等待室中回响，撞击着墙壁。我笑得弓起了身子，用两只手捧住自己的胃，简直要喘不上气了。我在笑声间歇时对他回答道：“谢谢，先生，谢谢您，也祝您圣诞快乐。”

我等待着，但没有任何人过来。我一直坐着，感觉自己像别人故事中的龙套。我尽力驱赶脑海中的想法。我并非在臆想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不会这样自欺欺人—而是在想象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不过是个旁观者。我想：“你是个孩子时，一直想象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这就是你烦恼的本源。”我想：“你总是感觉你正在过的生活与自己无关，尽管这是你自己的生活。你总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像看别人的生活一样看着它，仿佛这不是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有的。你小时候，被父母带去超市，看着推着小推车的顾客们来来往往，会长久地盯着他们，观察他们穿的衣服和走路的方式，会自言自语地说‘我想变成这样，我不想变成那样’。你绝对猜不到今天你变成了什么样，从来没猜到过。”

等待室的墙上有一圈窗户，为了消磨时间，我伸长脖子，往窗外看去。时间慢慢流逝，我期待着能有一扇安全门打开，一位医生从里面走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咳嗽了几声，鼻子用力地吸气，然后按下一个红色按钮。这个按钮连着接待室中的电铃。过了二三十分钟，一名护士走了过来。我疯狂的谈话欲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是这种欲望第一次在我身上露出端倪。在流浪汉向我说了“圣诞快乐”之后，我忍住了，没有和明显醉了的他讲我的故事。我也没有告诉他此时对我说这样的话非常讽刺，因为我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一个我本应待在别处的时候，来了医院。若是我开了这个话头，接下来就会继续告诉他是什么导致我来了急诊室，我不想这样做。但我把一切都对护士说了。我没忍住眼泪，也没试图这样做，我觉得要是不哭的话他可能不会相信我。我的眼泪并不虚假，痛苦也是真的，但我知道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博取别人的信任。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其实不是护士，而是保安、接待员或者话务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明显变得更加焦虑了。后来，在另外一家医院，尽管我竭力想要感动医生，想让他理解并相信我说的话，但我的声音仍旧单调乏味，像冷冰冰的机器发出的声音。我冷漠地讲着这件事，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眼睛干干的，没有眼泪。我之前哭得太多了，现在哭不出来了。“你得哭，否则他不会相信你的，”我心里想着，“你得哭。”我的眼睛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强逼着自己流泪，集中精力回想有关雷德的画面，他的脸、他的手枪，想方设法地让眼泪落下来。但是没用，一滴眼泪也没流出来，我所做的都是无用功，我的泪腺挤不出眼泪，没法把眼泪送到眼眶里。我的眼睛干燥得令人失望，我也基本和来时一样平静。戴眼镜的医生摇了摇头，眼镜随着动作滑到了他的鼻子上。

我转而寄希望于人生中的其他场景。我开始回想那些令人悲伤、痛苦的事情好让自己掉眼泪，我想起了迪米特里的死讯。

迪迪尔在一个深夜里告诉了我他的死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正在散步，突然手机响了一声，随后在我的口袋里振动了几下—迪迪尔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问我：“你现在能接电话吗？”我有些害怕，通常他是不会在打电话前问这样的问题的。我担心若福瓦出了什么事，可能是一场事故。他的身体平摊在担架上被抬走的样子一下子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尽量不去想这个，浑身打着战，用发抖的手指在屏幕上写道：“当然可以。”

手机又响了起来，我迟疑了一下接了起来，迪迪尔用一种平稳而故作镇定的声音告诉我，迪米特里，这个只和我在电话上谈过几个小时的人，在去一个离巴黎较远的地方出差时死了。

我试图借此让自己流眼泪，以说服医生相信我的话。但这件事过去太久了，没那么触动我了。我强迫自己流眼泪，而医生保持着他的怀疑态度。我觉得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相撞后，倒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找到真相，真相往往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被发现的。我使尽浑身解数来迫使自己掉眼泪，但还是没成功。

我在第一家医院的那个早上，非常顺畅地在护士面前哭了出来。他安慰我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我做不了什么事儿。”我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尖叫的冲动：“我知道你无法理解。”最后，真正的护士来了，她靠近我，问我为什么来这儿。我开口说了，一直说，一直说。

现在，这种说话的欲望消失了，我不再想向所有人倾诉。我的谈话欲正在一点点地变为一种永远的颓废感、一种不同寻常的厌倦感。我已筋疲力尽。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我决定跳上火车，去克拉拉家。有时，那些无法名状的恐慌仍会出现在我的心中，缠绕着我。比如说，昨天在散完步后从森林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克拉拉，自圣诞节后，我就一直想着西里尔以前和我讲的一个故事—在艾滋病毒刚刚出现、还没有任何治疗手段的时候，有些人被传染上了艾滋病毒。西里尔在我旁边走着，对我说：“那时没有任何治疗手段，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只能等死。”他接着说，“其中的一部分人—比人们设想的要多得多的人—直接放弃了他们所剩无几的时间。”我记得西里尔和我说这话时是一个晚上，我们刚从一个晚会出来，准备回家。他推着自行车在我身边走着。“他们停下了手边的事。因为知道死亡即将来临，所以彻底放弃了那些让他们感到折磨的事情，那些他们原本不以为意但因死亡的阴影而显得像是折磨的事情。他们放弃工作，逃离公寓，不再进行体育锻炼，不再参加社交活动，也退出了朋友圈。他们不再做那些限制性的事情，哪怕是最简单不过的小事：他们决定不再设早上的闹钟，不再尝试戒烟或戒酒，不再和自己不怎么喜欢的人或者知道这件事后面露厌恶、不和他们握手的人交往，不再屈从于社会准则，不再注意食物的健康与否，不再为别人而工作，不再任由自己被欺负、被利用，不再做之前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总之，就是不再做违背自己本性的事。但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活了下来。他们以为自己会死，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为死亡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最终死神却没有来。”西里尔补充道，“大部分死里逃生的人都不能重新适应所谓的正常生活。他们不能再从事之前的职业，住回自己的公寓，再去拜访自己不想见的人。”我向克拉拉承认，我害怕会有和这些人一样的反应。和雷德在一起时，我确定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活了下来。我希望用生活中其他不同寻常的事—乡下、休息、幽闭简朴的生活、阅读、小溪，甚至是动物、养家禽的棚子、柴火—来抵消这件荒谬之事对我的影响。因为只有这些原先于我而言荒谬的东西才能对抗荒谬。但我知道在克拉拉家小住达不到这个目的。三

克拉拉停了几秒，接着讲我的事情。

我把自行车停在共和国广场[　共和国广场（la place de la République）：法国最大的公共步行广场。]的一边，距我家有三四百米，比平常我停车的地方远一些。我和迪迪尔、若福瓦一起喝了点儿酒，想要走一走，驱散酒意。我没醉。因为是平安夜，我比平时喝得要多一些，可能喝了一瓶或者两瓶葡萄酒，我不太确定了，但是我没醉。我把礼物夹在胳膊底下，其中有迪迪尔刚送给我的两本克劳德·西蒙[　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2005）：法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亲笔签名的书和用牛皮纸包着的《尼采全集》中的一卷。后者是若福瓦在拉斯帕伊大街上的伽利玛图书馆买的，我记得里面有《看哪这人：尼采自述》和其他文章。

克拉拉说：“我敢肯定，他拿书时是封面朝外的，像这样，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他在读什么—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这让我想起了什么？我了解他往前走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肯定是像‘真是一条该死的路’一样的话。就是这样，一条该死的路。然后一直重复这句话，并且一边想一边比较自己的过去与现在。除此之外，他可能还有些其他的想法，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可能他还想起了少年时村里那些和他一起去公交车站的年轻人。”

姐姐说她看见过我们在市政府广场上骑车，通常是三个人骑一辆车。我爬到车子的把手上，一个人站着骑车，脚踩在两个踏板上，另一个人坐在后车座上。我们骑着车子在广场上绕圈子，围着一战烈士纪念碑转圈。因为自行车上有三个人，所以不能加速。轮胎轧在柏油马路上，一直在爆炸的边缘徘徊。警察拦下我们，但我们又接着骑。姐姐经过广场看见我们的时候，会大喊：“懒鬼们，你们看上去就像一根火柴上的青蛙！”“这是因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不像别的女孩，可以任人欺凌，在他们向我们吹口哨、说闲话的时候装作没听见一样走过去。想让他们明白这点，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攻击你之前先攻击他们。对付男孩子就是这么简单。第一次最重要。只要你先采取行动，后面就清静了。”

姐姐说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她经常看到我们从市政府广场开车去车站。（我的邻居布莱恩比我年长，有驾照和一辆汽车。）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深夜，开着后备厢，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待在离车仅几米远的地方，用平底大口杯喝茴香酒和威士忌。“他可能经常想起这些人。有一天，他终于承认了，不过我对此一点儿也不吃惊，我在心里默念着：‘好，快说出来，快当着我的面承认吧。’他告诉我，他回村子的时候，会和十年前一起在车站听Gadjo[　Gadjo：德国音乐制作人。]的歌的伙伴们打招呼，但是他和他们待在一起时已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变得比他们都老了，还是因为他变得比他们都年轻了，他说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心理年龄。因为他再次看到他们时，他们要么已经有孩子了，要么已经结婚了；他们已经在邻村盖了房子，也有了自己的责任—所有的这些都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个大人，只有他还在学校。他有时会突然觉得自己比他们年轻了二十岁，尽管他们是同龄人。可能是因为这些他都没有：没房子，没车，没妻子，没孩子，未来不确定……这些对他来说都太遥远了。他昔日的伙伴已经彻底进入了成年人的生活，所以他会在一瞬间觉得自己比他们年轻二十岁。情况就是这样。“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当看到他们还从事着以前的职业，看到他们的打扮还跟原来一样—穿着爱力狮牌的外套，肩上挎着十五法郎的路易威登假包，他就会觉得其实是他们没有长大。虽然他们有了小孩，但他们变了吗？他们依旧举行聚会，可能不在车站而是在建好的房子里；仍然喝‘王之啤酒’[　王之啤酒（Koenigsbier）： 一款法国啤酒，名字可直译为“德国啤酒之王”。]，喝酒时讲一样的笑话—‘这哪是啤酒啊，简直是驴尿，太差劲了’—与其说是喝酒，不如说他们只是舔了舔酒，他们自以为是男人，却不知道怎么正确地喝酒，但至少我们不能说他们不会喝酒。他们每周末都做一样的事，谈论女孩子或者比赛—也许现在不比摩托车，有了驾照后改比汽车了—这也没什么改变，不过是多了两个轮子罢了。“艾迪一想到伙伴们一切如旧，就会感觉其实是自己比他们老了二十岁。他一下子就变得这么老了，尽管他们同龄。他和我说，他感觉自己很老，甚至在看到以前的同伴时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他看着车窗上自己走路时的倒影，觉得和以前的同伴相比，自己走得像个小老头儿。于是，他挺直了背，调整自己走路的姿势，他试着像一个年轻人那样走路。但每次他来这儿—尽管他并不常来，不知道我这儿哪儿让他不舒服—都说他没法判断自己究竟是比以前的伙伴老了二十岁还是年轻了二十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比他们老了二十岁，第二天又觉得比他们年轻了二十岁。就因为这个，他总是不能确定自己的实际年龄。“我在火上烤着手，他告诉我，他走在路上时心里想着：真是一条该死的路。他想这个的时候肯定也想到了我，他没有理由不想起我，你知道的。艾迪肯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和确认：‘我和我姐姐不一样，我走了我的路。真是一条该死的路。’知道他可能这样想，我有点儿沮丧。”

为了偷听，我站在门后一直没有动。能这么久不动，不知道是得益于我的专注力和自制力，还是因为姐姐刚才的话让我感到羞愧，以至于让我动弹不得，僵硬得和面前的门一样。“让我说完。我不是在怪他，这不是指责。我活得够久了，知道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念头。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从来没这么想过，那肯定是在撒谎。我自己有时也会这样想。我有时会待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想想后来见过面的以前的朋友。我想着他们，然后对自己说：‘你没什么好抱怨的，老家伙。’通常，我想的都是最不想待在一起、最讨厌的人。所以，我相信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对自己说：‘幸好，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走了一条正确的路，不错，继续走下去。’于是，他就这样继续往前走。”

我没有对姐姐说起很多晚餐时的细节，因为我对那顿饭的记忆也是片段式的。我看见若福瓦和我走在大街上，走在圣诞节的彩灯中。红色和蓝色的灯泡从我们的脑袋上掠过，耳朵被风吹得生疼。我们被一群提着一大包东西的人围着，他们拿的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都看不到他们了。他们艰难地在人行道上移动着。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有回声在我耳中响起。我喜欢移动的人群，还笨拙地踩了好几个路人的脚。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接着，又是另一幅画面：我们钻进了一家很暖和的商店，买了些馅儿饼。室内的暖空气好像黏在了我们脸上，形成第二层滚烫的皮肤，而真正的皮肤仍是冰凉的。然后，画面再次切换：迪迪尔出现了，然后是我们三个。我们都坐下了。此时，距我们在街上遇到人群那会儿已经大约一个小时了。我开了一瓶葡萄酒。迪迪尔听到软木塞被拔出的声音，大笑着说：“酒在召唤我！”这是我以前教他的话。我也笑了起来，而后笑声逐渐停了下来。若福瓦将分成几块的蔬菜饼摆上，我们便吃了起来。

晚餐差不多结束了，我看了看空盘子里的馅儿饼屑，然后站了起来。迪迪尔从送给我的两本书里抽出一本，递给了我。我很吃惊，打开书，高声念出了第一句话：“她身着黑衣，戴着黑头巾，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废弃的沙滩，来到海边坐下。”

若福瓦说我念得很棒，让我多念一些。我不记得有没有多读一段。接着，书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不知道它去哪儿了。然后我看见了亮着的电脑屏幕，电脑上正在播放歌曲，是歌剧的曲调，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可能是马斯奈[　儒勒·马斯奈 （Jules Massenet，1842—1912）：法国作曲家，代表作有《巴赞的唐恺撒》《艾林尼》。]的《维特》，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突然，场景变换，我们出现在另一个屋子里，三个人靠在房间里的枕头上，在这里吃甜点、喝酒。我们一人拿着一个玻璃杯，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我们记得的歌曲。最后的记忆是两个小时后，我在空无一人的街上，风从身边吹过，树一棵棵向后退去，路灯晃过我的眼睛。我把自行车停在共和国广场的一头，开始步行……四

共和国广场正在施工，地上除了泥浆什么也没有，倒不如说广场已经变成了泥地。工人们还没有在人行道上重新铺上水泥和混凝土板，道路一片狼藉。每次我从广场上穿过，都会弄脏身上的衣服。回到家里，裤腿上都是泥点子，这里的泥巴与我小时候在乡下看过的深栗色、近乎红棕色的泥巴不一样。乡下的泥巴散发着一种土地的清香，像陶器一般闪闪发亮，我们可以趴在上面，因为它闻起来很干净。但这种灰色的泥土是颗粒状的，看上去普普通通，是城市工地中的副产品。

广场上停着几架起重机，巨大的钢铁骨架看上去犹如人体的骨骼。绿色的钢板随处可见，上面铺满了政治宣传海报—有些话过了很久都还看得清：我们不会为他们的危机付钱，打倒资本主义—商业广告、演出公告。为了不让路人进入正在施工的地方，这些钢板一开始就搭了起来，用来区分已施工的区域和尚未施工的地方。

吃过平安夜大餐，我胳膊下夹着尼采和西蒙的书，摸黑穿过乱七八糟的共和国广场，鞋子上满是泥点儿。污水溅到我的裤子上，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灰色印记，水滴从裤脚滴落下来。雨不停地落着，雨水肮脏得犹如泥水。

突然，我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声音。

我没有回头，一直往前走。我并没有克制自己不要回头看，但我确实没转头。我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我意识到后面的人在靠近我，但没想到会和我有关。直到他赶上我，跟我说了一句“你好吗？不过圣诞节吗”后，我才知道他的目标是我。

雷德面带笑意。他喘着气，停在我的右边，和我并排走着。我只能看到他的半张笑脸，另一半则隐藏在黑暗中，被夜晚吞噬了。他又问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过圣诞节以及为什么这个时间还在街上。但我没有回应。后来，我告诉克拉拉我喜欢他的喘息声，我想把他呼出的气息握在手里，摊在脸上。

我没回答，低着头不去看他的半张脸，继续向前走。我只想快点儿回家，好多读几页迪迪尔和若福瓦送我的书。我强迫我的腿迈快一些。我没有说话，尽管我为他的美貌倾倒—克拉拉对我说：“喜欢喘息的声音，荒谬。”

尽管他很英俊，喘息声也非常迷人，但我还是决定回家睡觉。我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右手拿的书上，以此来抵抗他的吸引力。我知道我抵抗不了多久。我的自制力只维持了几步路，在这几步路的时间里，我成功地无视了他。他依旧走在我的身边，他的肩膀轻轻挨着我的肩膀，他走路时溅起的水花将我的裤子染上了灰色的泥点儿。我沉默着，心里默念着：“尼采、西蒙、尼采、西蒙……”然后，他问我：“你不愿理我吗？”

我向一男一女两位警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们正对着我，男警官坐在电脑前，女警官站在他身边。此时，距离我遇见雷德那会儿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刚开始做笔录，我就有些不知所措了。我有点儿紧张，后悔来了警察局。但后悔也没什么用。

因为那一夜实在是太疲惫了，所以我和两位警官说不想做笔录了，想回家。男警官冷笑了一下，他的笑容没什么恶意，好像是在面对说荒唐话的孩子。他停顿了几秒，清了清嗓子，说：“先生，我很抱歉，现在做不做笔录已经不取决于你了。这件事现在归司法管辖。”我那时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决定是否做笔录。（这意味着，我被排除于自己的故事之外，进入了权力系统。因此，哪怕我并不情愿，也必须继续深入地说我的故事，因为我进入了权力系统—这是将我排除在外的条件。至少在我的思维逻辑中，若是我参与其中，就没有权利再置身事外了。）

与此时正相反的是，在刚到警局的时候，我为能向警察说出自己的经历而松了一口气。两位警官充满同情地接待了我，尽管谈话并不温情。我叙述事情时老是丢掉主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我出尽了丑，说了些大蠢话，不停地用不一样的话和语调谈论同一件事、同一个片段，好像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一样。“我觉得朝外面看看应该挺有趣的。雷德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好像腿被铁楔子固定在了地下几米深的地方。我坐着，面对着他。他用羊毛围巾勒我脖子时，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声音让我牙疼。我除了坐在那里，像一只被踩过的蚯蚓一样扭动，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扭动，向各个方向扭动，拼命地扭动。”我对面的男警官一直看着我说话。他没有听，只是看着我说话。他把手放在用来记录我的话的键盘上，停顿了很久。

那一刻，我意识到：其实，他的权利是一种时间上的权利—他可以延续询问的时间，也可以终止；可以任我说下去，自己沉默着一动不动；可以让我加快速度，也可以在我没意识到的时候，让我减速。他让我告诉他所有的经过，让我全说出来，任何细节都不要遗漏。每一刻，每一次互动，雷德说过的每句话，哪怕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的内容，都有可能帮助警察找到他，逮捕他。他进一步说明，大多数调查中，决定性的信息往往隐藏在那些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里，但是不专业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不同寻常的信息毫无用处。

男警官问我：“这样，你就让一个陌生人在深夜进了你的家门？”我回答说：“你知道，所有人都这么干……”他带着讽刺和嘲笑，夸张地说：“所有人？”这显然不是一个疑问句。他不是问我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做，而是想让我明白，没有人会这样做。最后，我解释道：“我是说，像我一样的人……”他说道：“不是，我不确定……”突然，站在他身旁的女警官叫道：“够了！”她的举动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也打断了她正在打字的搭档要说的话。她说“够了”的时候很粗暴，很有攻击性，但在深夜，这样一个令人慌乱又疲惫的场景中，这句话又显得有些可笑。氖管发出刺目的亮光，垃圾散发着臭味，电脑传出嗡嗡声，她的头发蓬乱，脸上有深深的黑眼圈，看上去快要被逼疯了，但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这一切。

她告诉我们得重来。我们不能这样混乱地做事—我还记得她说“混乱”时皱起的眉头。一切都得重来，要“有序地进行”。

为了集中注意力，也为了不被发现，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门，观察浅褐色木头上延伸的栗色纹路。我试图看清这条纹是怎么从中央延伸到顶端，最后消失在门后的。

克拉拉告诉她丈夫，雷德问我是不是不愿意和他说话时，我没回答，但我的沉默很明显表明了我无法完全拒绝。

雷德笑了，嗓音有些变化，但我还是没把头转向他，或许悄悄转了一点点。我继续向前走，心中默念着：“尼采、西蒙、尼采、西蒙、尼采、西蒙……”走了十几米后，我让步了。“他动摇了，他和雷德讲话了。”

我尽量让自己相信，我的回答是为了让他离开，留我一个人安静待着。但我知道，只要开始这段谈话，无论我说什么，都会起到反作用。“他告诉他，他刚刚吃过平安夜大餐，现在需要回家休息。”

我的拒绝没什么作用，像我猜想的一样，他继续说：“我叫雷德，我们认识一下吧？只是找个地方一起喝一杯，抽点儿大麻，或者……”我告诉他，我不吸毒。他接着说道：“那就像现在这样聊聊天。你叫什么名字？”

我竭尽全力用自开始做笔录后最有条理的语言向警察描述这段过程，但坐着的男警官不停地打断我：“你是否确定他有枪呢？因为这会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你……”我看向他的搭档，用目光恳请她帮帮我。她没有立即插手，只是接着他的话往下说道：“强暴也是很严重的事，有时候比死更糟糕。”

我继续听姐姐讲话：“雷德提议到艾迪的公寓去喝一杯，认识一下。他猜出艾迪住在四区。他可不是个傻子。他应该从艾迪的走路方式上看出了这点。你知道，他们很了解怎样对付这样的男孩子。因为艾迪还是什么都没说，雷德便用力拽住了他，和他一起走，但他没有拿出毒品。“他和艾迪说他口袋里有毒品，要是艾迪不喜欢的话，他现在就扔掉，他不想强迫艾迪。他说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喝上几杯啤酒，每个人只喝两三杯，不干别的事。过了没多久，艾迪说他讨厌啤酒。我觉得雷德非常有耐心。如果是我，我绝不会再继续跟着这个对什么都说‘不’的讨厌鬼。这已经不合理了，他太有耐心了。”

我坚持拒绝，而他仍旧走在我的身边，脸上还是挂着笑容，一点儿也不泄气。可能他已经通过我的声音和游移的目光识破了我的迟疑，他不需要再做什么就可以让我说“好”了。只需要最轻微的手势，我就会屈服，转变态度，承认他刚刚在广场上和我搭讪的时候，我就想回应他了。他不需要再做什么，我就会带他回我家，把手放在他身上。我艰难地抵抗着欲望。我还记得因为天冷和寒风，我不停地流泪，后来我干脆擦都不擦了。与我说话的时候，他一再地吸着鼻子，话语几度中断。我听到了他鼻腔中发出的声音。他微微转过脸去，用手指擦了擦鼻涕，然后把它抹在裤子上，留下一道道闪亮的痕迹。我没什么感觉。要是在平时，我会觉得恶心。但那时，我不讨厌他。“从这里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他应该看得出来，艾迪不像一个想和他一起找乐子的人。我们知道，艾迪安静、讨人喜欢，但他当时想回家休息，所以表现得和监狱看守一样不留情面。他又开始默念：‘我要回家读书，我要回家读书……’”

她喝了几口水。“最后，雷德开始提问了。他向艾迪伸出了手，问他家里有什么。你猜艾迪是怎么回答的？书，只有书。雷德说，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告诉艾迪：你要注意，你告诉别人什么事或者说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总有人会用‘很有趣’来回答你。这些人就会说这一句话，没其他的了，永远都是‘很有趣’。而且，他们不会再提第二个问题了，有点儿奇怪吧。那么，接下去就可以不说话了，什么也别说。要是再多说一点儿关于自己或自己生活的事，肯定什么回应也得不到。要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你也不例外。“他听我说话的时候，没有不耐烦地动来动去。他安静地坐着。我说这个不是指责他，可能话不那么好听，但他们夸你做的事很有趣的时候其实是在撒谎。他们也对我这样撒谎，他们对所有人都这样撒谎。这种事都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所有人的生活都各有各的价值，你的生活吸引不了另一个人，别做梦了。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过得比其他人精彩。尽管他们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但还是固执己见，认为是其他人错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没办法，这就是事实，在巴黎生活、读哲学，或是做其他什么事都没什么差别。（克拉拉没跟我这样说过。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肯定这样想了，但她没说出来。）我们老是费力气来自欺欺人。”

我没有听清她丈夫说的话。我站在门的一侧，只听到他在姐姐谈话的间隙或者在她向他提问的时候，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他正在听。“我告诉他这很奇怪。只要仔细想想，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谎言，但所有人都还是这样撒谎。我跟他说：‘你自己也不是傻瓜，应该看出来雷德对你撒谎了。’“发生在我们邻居艾塞娜家的事也是一样。好吧，艾塞娜确实有点儿难看，我没有恶意，我很喜欢她，尽管我不想羞辱她，但她确实有点儿胖。她很痛苦，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所有人都推搡她，我指的是那些男孩子，他们讨厌她。毫无疑问，没有男孩和她亲近。她都十八九岁了，还没被约出去过，男孩们都厌弃她。你知道他们都是些蠢货，当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公交站或其他地方时，若看到我们和艾塞娜一起走过，就开始说艾塞娜一个屁股顶两个屁股或者三个屁股，她站着还没有滚着走容易，诸如此类的话。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嘲笑别人的。他们真是既愚蠢又粗鲁。后来，我渐渐发现：男孩子单独一个人时可以很和善，但一旦他们成群结队，就变得很蠢，与之前判若两人。“周三下午，我们在艾塞娜家打牌，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通常是三个人组队，有时玩卡牌特[　卡牌特（Crapette）：一种纸牌游戏。]，有时玩塔罗牌。我们都知道，艾塞娜每次都会说一样的话：她很不幸。时间一到，她就开始说因为长成这样，她遭遇了很多不幸。当然，你也知道，她只能和我们说，因为只有我们支持她。我紧紧挽住她的胳膊，安慰她：‘不，艾塞娜，你很漂亮，别信那些男孩子的话。你知道，他们都是蠢货，他们的话什么用也没有。’很奇怪，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清楚我在撒谎—不是说男孩子蠢的时候，而是夸她漂亮的时候。艾塞娜也知道我在撒谎。在说这类假话时，我常感觉身体里有一颗大冰块，冻得我四肢麻木。和我们在一起的瓦娜沙会摇着头补充道：‘没错，艾塞娜你很漂亮，你有属于自己的美。不要和杂志上那些女孩进行比较，她们要是不化妆、不做发型，都是丑女。她们漂亮是因为她们每天早上整瓶整瓶地往脸上倒化妆品—而你就漂亮得很自然。自然的美是最重要的。’没人相信这番话，我们三个谁都不信，但我们还是试图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希望我们说的谎话不那么假。总之，我肯定艾迪也知道雷德在撒谎。（即使雷德不是真的觉得我的话有趣，我还是会很高兴。他之所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是因为他表现出了对我的兴趣。他是否觉得我的话有趣并不重要，哪怕他撒谎了，只要他试图取悦我的态度是真的。）“他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都没什么新意，是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你在巴黎住了多久了？你等会儿要做什么？……艾迪说自己开始默念‘我应该睡觉，我应该睡觉’。但艾迪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弱，他们俩每走一步，他的语气就弱一分。那时，雷德问艾迪是否有英国或者德国的血统，他说他觉得可能有。艾迪回答说很不幸，都没有。艾迪笑着引用了我们的爸爸在描述自己家庭时常用的话：‘就像我根红苗正的法国人爸爸说的那样，我们血统纯粹，父母是法国人，祖父母是法国人，祖祖父母是法国人，祖祖祖父母也是法国人。’爸爸的这句话让雷德大笑起来，逗得他乐不可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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