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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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事业：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与运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决策与规划
●陈云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
●毛泽东说：“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作贡献。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谭震林说：“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移民还是尊重当地人的风俗，就地上山安置为好。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
燃料部报告建议开发新安江
1950年，全国解放初期，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妄图反攻大陆。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更是其攻击、破坏的首要目标。
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蒋介石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到敌机猛烈轰炸，受到严重破坏。
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蒋介石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遭到破坏的上海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还在维持着这个大都市的电力供应，这显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一边组织防空力量对付蒋介石军队的空袭，一边开始加大电力建设力度。
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把燃料工业部领导张铁铮叫到中南海，要他汇报水电开发的情况。
当张铁铮汇报到新安江时，陈云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
这次谈话之后，张铁铮立即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进行了实地察看。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安徽东南部的黄山、率山，流经歙县、休宁和浙江的淳安、建德4个山区县，再往下便是富春江、钱塘江。
淳安、建德间的新安江落差大，水量丰富，景色壮丽。李白有诗盛赞其清水美景：
青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另一位清代诗人黄仲则描写新安江水道滩多流急的诗说道：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新安江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约占钱塘江总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干流全长261公里。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首先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1952年6月20日，张铁铮又专程赶到杭州，和徐洽时、王宝基3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报告中说：
华东区的水力资源是比较少的。钱塘江的本流和支流是沪、杭、宁主要工业地区距离较近的水力资源：在本流上有七里泷，在支流新安江上有罗桐埠、街口等水力地址。
罗桐埠的水力资源在位置上是比较合适的，它距离上海和南京均不到35公里，在沪杭宁地区内，如以这个电源为枢纽，可以把这个区域内沿线大城市的火电厂都组织在这个输电系统之内。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水力应有的效用，提高火电厂的利用率和根本改变这个区域当前的供电形势。
同时由于罗桐埠水库容积较大，新安江洪水可以得到充分的调节，即对于钱塘江本流的下游供水也有部分调节作用。对于新安江航运的改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并可增加七里泷的发电量。
从国防意义来说，水电厂比火电厂较为可靠。同时罗桐埠的水电厂地处山区，并可以建造成为防空的发电厂。厂房可以放在坝内，也可放在山内。
根据以上的情况和条件来看，修建罗桐埠水电厂是非常有利的……
总结起来，罗桐埠水力资源不论在水力、地形、地质、电力供应、水火结合、建造成本和防洪、航运等效益各方面来看，都是非常优越而有利的。在资料的准备上估计明年第一季度即可全部齐备，开始设计。以3年设计5年施工，到1960年即可完成。《报告》经曾山、谭震林两位主任阅后，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决定宴请燃料工业部苏联电力专家组，征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张铁铮参加作陪，苏联专家组表示赞成，认为很需要搞这样大的水电站，保证上海供电。
饭后，谭震林、曾山将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和张铁铮留下商谈，决定由两个途径上报，请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一方面由华东财经委员会报请将新安江水电站列入“一五”计划，另一方面由张铁铮返京取得燃料部同意后上报。
燃料部的部长们很高兴，并安排张铁铮去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
成立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
1952年，在华东财经委决定上报请求将新安江列入“一五”计划的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就提出要准备技术干部先进行设计等前期工作。
谭震林问张铁铮需要多少技术干部，张铁铮表示设计施工需要400人左右。
谭震林、曾山当即决定从上海、江苏、浙江和淮阴地委抽调。
1952年末，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亲赴华东，走访有关省、市，联系催调干部。江苏省委调来了刘桂。
水电总局商得华东工业部同意，以浙江水电工程处为基础，在上海组成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王醒任局长，韩寓吾、刘桂任副局长，覃修典、徐洽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覃修典后调任水电科学院院长。
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承担新安江、黄坛口、古田溪以及华东其他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前期工作和施工任务。在罗桐埠设新安江水电勘测处，负责勘测任务。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
他们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谭震林从杭州解放，成为浙江省党政军领导那天起，就关注新安江的开发。
1953年，谭震林当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后，更是把开发新安江摆上了重要位置。
同年12月，谭震林把浙江省委、上海市委分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局长请到上海，商议开发新安江一事。
大家一致同意，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的基础上，成立华东水利工程局。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
同时，任命徐洽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担起总工程师的重任。党政领导由王醒担任。
于是，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全力以赴投入了新安江开发工程的勘测和设计。他们和燃料工业部一起论证了一级开发和分级开发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上海、浙江、江苏3个省、市当时装机容量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量也只有15亿千瓦时左右，而浙江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
谭震林深深感到，江浙沪电力太缺乏了，工业起步的动力严重不足。新安江水电站上马迫在眉睫，它的装机容量将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1953年，燃料工业部为水电总局聘请了从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派遣的专长动能经济和水利计算的库兹涅佐夫和专长水工、机械等的戛瓦利列赤两位专家为顾问。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水电总局起草了《河流开发技术经济调查报告编制规程》，并集中各地水电局处，技术负责人学习，同时编制拟开发河流的技术经济报告。
1953年后半年至1954年上半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徐洽时、杨德功等技术领导人在北京编制新安江的技术经济报告。
1954年9月、10月间，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根据国家计委、燃料工业部加紧建设汉水水电站的意图，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邀请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共同查勘汉水。
在此之后，燃料部水电总局又邀请专家组查勘新安江的罗桐埠坝区。
在听取汇报及现场实地查勘以后，苏联专家组总的印象认为，当时正在进行勘探的3条坝线中，以上线即铜官较好，坝址地质条件较好，可以筑百米以上的高坝，形成多年调节水库，装机容量也很大，综合效益又高，应该选为优先开发的工程。
11月初，大家回到北京后，燃料工业部主管电力的刘澜波副部长征得国家计委领导同意，由计委出面邀请各有关部委局领导及燃料工业部苏联电力专家组和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共同审查《新安江开发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这次会议指定由张铁铮主持，由徐洽时等汇报。
经过会议讨论审查，一致同意该报告。遂由燃料工业部上报国务院计、经委。
燃料工业部党组在讨论上报文稿时，决定先不提开工时间，以便给设计留有余地。
报告经批准后，即据此进行新安江水电站的初步设计，初设批准后，新安江水电站工程正式列入“一五”计划开工项目，并作为全国重点工程。
1955年5月初，他们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了3个开发方案：
一级开发：
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多亩，迁移人口23.5万人。
二级开发一方案：
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2.1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4.7万人，淹没耕地1.7万多亩。
二级开发二方案：
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和地亩数和二级开发保持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7.3万人，淹没耕地4.6万亩。
三级开发方案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
当时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
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以上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0
谭震林拿到中财委的这份沉甸甸的“意见”，颇费思量。
二级开发两个方案迁移人口虽然都不到10万，但是装机容量也就是20多万千瓦。
实施一级开发，66万多千瓦的电力通过电网覆盖半径300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巨大的电流冲向沪宁杭工业地区和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城市、农村，会给多少人带来光明！
谭震林又考虑到：
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水库要淹没两座县城，浙江49个乡镇和安徽6个乡镇将沉入湖底。
受淹耕地33万余亩，受淹房屋26万余间，将有23万多人离开故土，迁移他乡，经受重建家园的艰辛。
毛泽东决定修建新安江电站
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葛岭亲自起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顿时如释重负，一身轻松。
浙江可谓毛泽东的“第二故乡”，他自第一次到浙江嘉兴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对10多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大地产生了感情。
在离开杭州的前一天，年过6旬的毛泽东在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下视察了绍兴东湖，水光粼粼的东湖让他心旷神怡。
回到葛岭，兴致正浓的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上的老战友江华，当天下午，他在葛岭的书房里召见了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
毛泽东拉开窗帘，江华忙迎了上去，这两位从井冈山下来的湖南老乡品尝着刚采摘下的西湖龙井，窗外莺雀的鸣叫声和斗艳的桃花把他们带进了美好的回忆和追思中。
他们俩面对后西湖，望着外西湖，看着翠绿的柳条和湖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
毛泽东连声说：“西湖的水多诱人呀。”他突然挑出了水的话题，先向江华说起了曾在杭州的白居易和苏东坡两位“知府”的故事：
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一天他在堤上向东散步，春天的夕阳使他踏着柳荫下的身影，诗性一下喷发出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以此命名为白堤。
北宋元年间，苏轼出任杭州知府时，他见西湖淤泥抬高，便出奇招，南起南屏山，北接岳庙，挖泥筑堤，疏道架桥。苏东坡将西湖分为内外西湖，其间架有桥梁6座，桃柳夹堤，有“六桥烟柳”之称。后人追忆苏轼并将西湖南北堤取名“苏堤”。
说到这里，毛泽东那双能穿透历史的双眼，望着曾担任杭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江华诙谐地说：“将来有哪位‘知府’从钱塘江取水灌入西湖，让西湖水川流不息，那这位‘知府’将永远铭记史册。”
绍兴东湖那春和景明，山水相映，一碧万顷的美景又勾起毛泽东对浙江儿女的母亲河钱塘江的美好遐想，满腹诗文的他，脑海中突然蹦出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诗句。
毛泽东问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
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自己的雄略大志：“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3.31万千瓦，年发电量也只有0.59亿千瓦时，到了1953年，全省装机容量也只有4.47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刚过一亿千瓦时，这与浙江工业快速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
江华接着说：“1947年1月，浙江省钱塘江水利资源勘测队踏勘了新安江，次年4月上书行政院，要求建电站。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新安江电站建起来，我们浙江的电力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浙江的老书记谭震林也很重视这件事。”
毛泽东一拍书桌，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江华说：“你这想法好，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1954年5月，即毛泽东离开杭州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就下达决定，任命江华为浙江省省委书记，霍士廉为省委副书记。
江华从此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这为他施展才华，开发新安江搭起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谭震林决定新安江一级开发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把浙江、安徽、江苏的主要负责人，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有关县委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上海和平饭店，谭震林亲自主持会议。
在会上，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把新安江流域规划的3个方案全盘托出。
刚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的江华，始终牢记毛泽东给他点的题，他的发言底气十足：“淳安是钱塘江流域的甲级县，不管实现哪种开发方案，对淳安，对遂安，对浙江都是一种损失。实行一级开发，淳安、遂安两县41万多人将有20多万人迁往他乡，移民占了两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淳安县将有70%的人要离开故土。浙江要建成一个工业省，没有动力不行，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淳安、遂安的工作我们去做，新安江水库移民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有决心完成。”
江苏、安徽省的主要领导听了新上任的江华省委书记这铿锵有力的誓言，都表了态。
安徽省委领导说：“我省宣城地区，太平天国时期战事连年，百姓死伤甚多，更有大批外逃，留下可耕熟地、荒地不少，如果实施第一方案，我省除安置歙县6个受淹乡镇两万多名移民任务之外，还乐意接受部分浙江移民。淳安与皖南生活习惯和生产条件类似，做好这项工作难度不大。”
江苏省委领导说：“新安江电站建成后，江苏也是一个受益省，我们理应承担安置移民的任务。”接着他又说：“我们江苏苏北大丰农场海涂面积很大，能够接受大量移民。”
最后，江华提出了移民设想：“新安江水库移民采取就地上山和开发山区相结合的方针，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山区土特产来安置移民。”
谭震林听了3位领导的发言，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他激动地站起来说：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有了底。
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移民还是尊重当地人的风俗，就地上山安置为好。
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
1954年6月7日，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申报了《关于要求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完全同意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和就地上山安置移民的方案。《报告》认为：
采取这一个方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海和沪宁杭地区当前和今后的工农业生产供电需要，而且对于天目山区南部的农林业，发展山区经济，加速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极为有利。
为了加快开发山区经济工作的领导，浙江省委成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彭瑞林任主任，王醒和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福隆任副主任，并建议安徽省指定一位负责人参加。
时隔3天，谭震林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以加急电报形式向中共中央呈送的报告。
报告中说：
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需移民24万至27万人，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虽然分期施工将可使移民工作有6年左右的时间去分批有计划地进行，将可减少进行中的困难，但20多万人的移民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
为责成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把一级开发的标高树立起来，以便更周密实际地计算必须迁移的户口人数，只有通过这种实际的计算，才能确有把握地肯定一级开发的移民方针。
另就安徽佛子岭水库移民经验看来，采取就地上山的办法易为群众接受，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山区收入比平原好，群众愿意移居山区。
因此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开发山区生产是能解决群众的经济生活问题的。但同时必须估计到20多万人上山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希望浙江、安徽省委立即组织力量，责成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负责领导进行实地勘测，并根据勘测的结果制定移民计划，以便有计划地进行工作。
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按一级开发，浙江、安徽省委均同意，华东局亦基本同意，按一级开发，分期施工和以就地上山为主的移民方针等重大问题，则待中央决定。
华东局对新安江的开发下定了决心，对机构、对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同意建立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
希望国家水力发电局将华东水力发电局改为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管理局。
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组织了300人的调查队，并指派和吸收了许多农业经济专家参加调查研究和规划工作，制订切实可行的移垦方案，以便顺利完成移民任务。
电力工业部认为，浙江省党政领导这样认真负责地对待这项艰巨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对保证新安江水电站的顺利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电力工业部和水电总局应当积极支持这一措施，建议国务院、国家建委将移民费用拨交地方，由地方保证移民下作的顺利完完成。
同时，华东局也看到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一级开发移民24万至27万人工作的艰巨。如果都按华东局报告中算，6年时间去分批完成移民计划，那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将会有条不紊地推进。
1954年后，由于全国水电建设蓬勃开展，总局又决定在全国成立8大设计院和相应的工程国家局，开发中国所拥有的独步世界的水力资源的号角吹响了。
1955年10月7日，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
自谭震林1954年5月24日华东会议上拍板确定新安江实现一级开发到国家建委下达批准意见书的16个月中，浙江天目山区经济开发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安置的前期准备工作。
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设计处编写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就一级开发和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
1956年8月，进行施工准备，同时将技术设计和施工详图设计两个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工作合并为“技施设计”一个阶段进行。
抽调队伍组建新安江工程局
1954年秋冬，华东水电局为兴建新安江水电站在人事上开始进行调整。华东局组织部先后从江苏省调来刘桂、从福建省调来郭林到华东水电局任副局长。
此时，黄坛口工程处刘绍文处长赴苏联实习，为加强黄坛口工程处领导并为新安江工程培训干部，郭林兼任处长；另抽出4名处长并一般干部，由郭林带队一并到黄坛口，按专业分工实习并帮助工作。
早在建国前，徐洽时等工程技术人员对开发新安江水能资源就曾做过勘察和初步研究。建国初，黄坛口水电站建设的同时，成立了新安江勘测处，以东铜官镇为基地，对罗桐埠、铜官坝址做了大量勘测工作，以此资料选定了铜官坝址和高坝方案。
新安江工程大，淹没大，移民也多。电站兴建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得到华东局和浙江省的大力支持。
燃料工业部征得华东局、上海市的同意做出决定，成立上海水电勘设院。勘设院以华东水电局为基础，水电总局从北京、古田抽调技术领导和大批设计骨干，华东水利部及上海市有关部门调援了各专业工程师。
黄坛口工程处是新安江水电站兴建的基础力量。
1954年，因左坝头发现严重地质问题，需补做勘探设计，工程被迫停工。除留守、维护、勘探人员外，其余全部施工队伍，奉总局令由郭林带队调援上犹江水电站。大家随同前往。
后又决定郭林、刘坚留下，几位干部又回到华东水电局原工作岗位。
1955年，上海院组建，同时也开始了新安江工程局的筹建工作。由于钱振东是人事处长，参与了上海院的组建，从事来人接待、人事关系的办理，及向华东局、上海市委组织部请示联系技术干部的调援工作。
此后不久，新安江工程局局长王醒正式告诉钱振东，决定抽他参加新安江工程局筹建工作，并说将来到工地改做施工工作，可打前站进行施工准备。
钱振东听到能参加新安江大电站的建设，如同当年初上战场，既激动，又认真，坚决执行命令，他愉快地接受了领导的决定。
1956年秋，钱振东奉王醒的指示，与翁世俭工程师去北京向总局请调技术干部和施工队伍。因为有打前站的前言，虽然钱振东当时是人事处长，为建设新安江要队伍、争干部，但他内心想得更多的，是要到技术干部，组织队伍下工地、搞施工，完成建设任务。
因此，钱振东下定决心：请调任务不落实不完成，不走，不回。翁世俭作钱振东的参谋。到总局后，他们找干部处、劳资处、工程处，反复汇报，不厌其烦地催促解决。
由于拖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他们就直闯辕门，向李锐局长写报告，请召见，终于获准接见。
钱振东尚未详说情况，李锐就说：“好了，不要多说了！工程大，我知道；技术要求高，我懂得；需要工程师、施工队伍，我理解。”
接着李锐又说：“不解决你赖着不走，总局决定，多给你们大学生，并决定将官厅工程处、丰满土建队全部调新安江。总局出介绍信，你们要亲自跑，多宣传，做好动员工作，要关心人家，团结人家，重用人家，家属要带去，安排好。好了，走吧！”
钱振东和翁世俭两人高兴退出。为新安江要队伍争干部，在总局赖了一个多月，总算成功，他们都在高兴中颇感洋洋得意，觉得就得这样钉着干。
他们先到官厅，后去长春东北水电局，再转丰满。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领导的关心、重视及热情接待，都表示服从调动，高兴参加新安江大电站建设。
随后召开座谈会，钱振东汇报介绍情况，欢迎以老队伍为骨干，充实扩大加强，建设新安江；并说浙江气候好，物价低，工资待遇不降低，随工家属全部带去，还要建职工小学，使子弟能够上学。
随后，工程局与该处队领导商定，先派先遣组，了解情况，商讨干部使用、队伍调配、接受任务，以及安家等事宜，随后组织队伍尽快转移，早进点，早开工，以加快工程施工。
双方同时商定，家属全去，但要晚走，等住房建好，再搬迁，以利安家和生活安排。
完成了请调任务，钱振东和翁世俭回到上海向领导汇报了两支队伍的干部、工人情况，传达了李锐局长的指示。
1956年8月，为招收民工早开工，同时为迎接官厅、丰满队伍的到来，钱振东、翁世俭和全国富等人又急急忙忙到新安江西铜官镇安家，宣告开挖工区成立，招收民工组建队伍，开始了施工区道路的施工。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官厅工程处全建制1000多名职工，丰满土建队700多人，先后到达新安江。
1957年秋冬，黄坛口支援上犹江的队伍也陆续调回新安江。
于是以3支老队伍为骨干，与省里抽调来的党政干部和竹、木、瓦、石等技术工人以及大批民工，经调配充实，扩大、加强，组成了新安江工程局各工区、厂、站的施工队伍。
二、勘测与设计
●经过审慎的权衡比较，技术经济报告推荐新安江一级开发方案并列为第一期兴建的工程，经主管部门审查获得了批准。
●随着地质勘测工作的逐步深入，罗桐埠坝址同上游的铜官坝址比较，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铜官坝址优于罗桐埠坝址。
●张光斗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许多同志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结果正是在铜官段是有条件造高坝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小心，一是石灰岩区的漏水问题要彻底搞清楚。二是靠近坝址的大断层，小的破碎带，地质构造要搞清。”
初步勘测设计电站的坝址
1952年，我国开发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5个人，而且缺乏对大型水电站的勘探经验。
这时，苏联派来了一批地质水电专家，其中有参与号称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的苏联地质专家卡伐里列次，水文专家鲁赤金。
当时勘测设计的5个人已进行了流域踏勘，并进行了糟探，认为坝址应该在罗桐埠。
苏联专家卡伐里列次却认为，建设这样大的水电站不能光踏勘地面，还需通过钻探的方法，扩大勘探的范围，以便相互比较。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新安江上的工程地质人员根据苏联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程序，组成了踏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新安江上游，安徽境内至新安江的下游建德地区，开始了全面踏勘工作，找出了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建议方案。
自卡伐里列次、鲁赤金等专家到新安江以后，不断有苏联专家加入，工程地质专家那廖托夫、科洛略夫、马舒柯夫、巴赫吉阿夫和黄河专家组奥加林等，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的建议就有56条。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
1954年，在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的领导下，以徐洽时为首，组织人员，在已有的钱塘江资料基础上，进行地形、地质、水文等补充勘测、调查和分析工作，对开发利用钱塘江水能资源的方式进行各种方案的技术经济研究比较。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杭州成立“钱塘江勘测处”，由徐洽时任主任，收集有关钱塘江水能资源的各种资料，并进行查勘和初步勘测研究。
当时处内的技术人员有吴元猷、陈述、马钟珩、张汝舫、胡成俊、马君寿等人。
1947年秋，徐洽时和马君寿自杭州溯江而上，利用当时仅有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查勘富春江峡谷河段和新安江在歙县以下的各可能坝段，以及当时地形、河势、交通条件以及水库淹没的大概情况。
根据查勘结果，结合当时不可能兴建大型水电站的具体情况，对新安江的水能资源初拟了低水头的梯级开发利用方式，并按此进行初步的勘测工作。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夕，新安江的初步勘测和水能利用研究也随之陷于停顿。
但是，当时钱塘江勘测处的全体员工，在徐洽时领导下，紧密团结，保护好所有资料、设备和资产，未有散失，安全地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用电需要，把开发新安江丰富的水力资源摆上了议事日程。
1952年，钱塘江水电勘测处和浙江省地质所，共同组织力量，从安徽的屯溪至浙江建德洋溪全长182公里间，全面开展勘测研究并设想了开发方案。
之后，又组织了10多人，对安徽省的休宁、屯溪、歙县及浙江省的淳安、遂安、建德3县经济状况和可能淹没损失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同时，沿江增设了50来处水文观测站，全面开展水文观测工作。
1953年12月，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华东水电工程局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共18人，在总局总工程师黄育贤率领下，对全河段进行了踏勘研究，写成了踏勘报告。
1954年初，水利水电总局下达了新安江水电站工程技术经济调查报告任务书。华东水电工程局新安江勘测队和地质部新安江地质队，对踏勘报告建议的街口、黄江潭、云头、邵村、芹坑、铜关、罗桐埠、白沙可能建坝的坝址进行初步地质勘探。
之后，总局勘测设计院对8处坝址不同组合的一级、二级、三级开发方案研究比较，选出罗桐埠级和罗桐埠、黄江潭二级开发方案。
两个开发方案论证比较，一级开发方案远优于二级开发方案。一级开发方案主要是装机容量大、发电多，基本能满足上海用电的迫切需要。但是，淹没土地多，迁移人口多。
同年5月，中共华东局召开浙江、安徽、江苏省委和金华、惠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有关县委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听取了新安江流域规划工作的汇报。为了满足沪、宁、杭广大地区，主要是上海市的用电的紧迫需要，会议确定新安江水力资源采取一级开发的方案。浙江、安徽两省委承担了水库淹没区20人的迁移及安置的艰巨任务。
1954年7月，由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组织编写了新安江流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就一级开发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工程规模选择的建议方案。
1954年底，张锋从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调到燃料工业部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分配在院专家工作室，负责专家建议的管理工作。
那时，上海水电勘设院尚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勘测设计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都是编制计划，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根据专业性质，组派有关专业的苏联专家来上海和新安江工地指导解决。
当时，新安江沿江设立的水文观测站太少，且历史短，远不能满足大型水电站设计要求。
新安江水电站无论从拦河大坝高度、水库容量、还是安装水轮发电机机组台数、容量，都属于大型水电站。设计这样一座大型水电站必须有足够的历史水文资料，才能做出准确的科学的设计。
但是，在建国前沿江设立的水文观測站极少，仅有罗桐埠等几处水文观测站，从1930年起始有观测资料。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几经中断，资料残缺不全，准确度很低。
1952年，在河流开发规划阶段，陆续在沿江布设了52处水文观测站，进行雨量、水位、流量的观测。同时组织人员进行洪水调查，查抄各县县志，与实地洪水痕迹相互印证。
但是，这些水文资料，还远远不能满足设计需要。这一问题，向苏联水文专家库兹涅佐夫请教，库兹涅佐夫介绍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
库兹涅佐夫说，苏联在这样大型水电站建设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在苏联是借用邻近大型河流的水文观测资料，与本流域观测的水文资料相互对照插补，以补充本流域观测资料的不足。
于是，中国的水文工作者，一是利用本流域的实测资料。二是从1952年起，先后3次组织人员进行洪水调查。三是与临近的兰江流域观测资料相核对，并参考钱塘江26年及上海、南京等地38年的气象资料，经相关补插延长，获得比较系统、完整的21年的水文资料，作为电站初步设计的依据。
1954年，大家完成了《技术经济报告》上报。
通过技术经济报告阶段的补充地质地形勘探工作，证实在新安江干流上的铜官坝段，修建百余米高的混凝土坝，在地质条件上是可行的。
在铜官坝段修建高坝，对新安江水能资源进行一级开发，高坝所形成的巨大多年调节水库，可充分拦蓄调节铜官以上的径流用于发电。
高坝还可集中新安江的天然落差，形成高落差的发电水头，这样能极大地提高新安江水能资源的利用率。
巨大的水库还能使新安江水电站在华东电网中更好地发挥其调峰、调频和备用作用。
此外，新安江水库还可调蓄上游洪水，削减下泄洪峰流量，对下游沿江两岸将起巨大的防洪作用。水库还有发展渔业、旅游、改善库区和下游枯水期内航运条件等效益。
一级开发在施工、运行的管理上也比梯级开发集中。所以一级开发方案在经济效益上显然要比以往初拟的梯级方案为优越。
当然，巨大水库所造成的大量土地淹没，是一级开发方案最大的缺点，但在当时我国人口还未大量增加，耕地缺少的矛盾还不突出的情况下，这一缺点还不足以掩盖一级开发方案在经济效益上的显著优越性。
所以，经过审慎的权衡比较，技术经济报告推荐新安江一级开发方案并列为第一期兴建的工程，经主管部门审查获得了批准。
进行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
1954年，在钱塘江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报告被审查批准后，为了编制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决定筹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主要负责进行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工作。
同年冬天，勘测设计院在王醒、刘桂、徐洽时、覃修典等领导下开始组建。
各级和行政领导由地方调派，技术干部由总局调来一部分骨干，主要在上海市及江、浙两省吸收。
为了使新从事水电勘测设计的人员能迅速掌握水电站勘测设计的技术要求和方法，总局又派来一部分主要技术骨干进行短期技术指导。
同时，总局还及时调集各工种的勘测工人和勘测设备，使初步设计阶段的各项勘测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初步设计由杨德功担任设计总工程师，负责全面技术工作。初设一开始就较大规模地开展勘测工作。
1955年的春天，金灿灿油菜花开满山坡田野，也是艾溪江江岸杨柳青青的时光，家住艾溪江边的青年邵根清从寿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两点多了。
邵根清早己饿坏肚子了，他连忙端起饭碗，一碗接一碗地扒着米饭，由于肚子实在太饿，饭吃得太快也吃得太多，饭吃好后人已像一只企鹅了，邵根清坐在凳子上，竟然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邵根清肚子既胀又痛，十分难受，他只好躺在凳上一动不动地休息了一会，待食物慢慢消化掉后才站起身来。
为了活动活动身子帮助消化，邵根清走到了村前的艾溪江旁，他一时兴起，脱了衣服又从杨柳树下潜入水底，不时摸出一条条叽叽叫的黄刺鱼扔到岸上的油菜田里。
摸着、摸着，不知什么时候江堤上己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十分专注好奇地看邵根清摸鱼。
邵根清怕他们趁自己潜水摸鱼时将丢在油菜田里的那些鱼一一捡走，于是他爬上岸折条柳枝将一只只鱼串了起来。
这时，一个年纪大点的军人低头问邵根清：“小同志，去更楼乡政府往那个方向走？”
邵根清早就是个青年团员了，当时县里正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美蒋特务前来搞破坏。
邵根清怀疑他俩有可能是台湾过来的特务，便反问他们：“找乡政府有什么事？”
年纪大的抬手向西一指，说：“要在你们对面的山那边建造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我们是上面派来搞勘察的。”
邵根清高兴地说：“要造一个大型水电站？电站造好，那我们以后点灯可不用油了？”
那人回答说：“是呀！不仅点灯不要油，电站建起后还要办许多大工厂呢！”
一听说要造水电站，邵根清立马来了兴致，串完了鱼，就对那两个人说：“我带你们去乡政府吧。”
邵根清一边走又一边回过头问他们：“你们找我们的乡政府做啥？”
他们说：“来你乡里招3名测量工人。”
邵根清马上问：“招工人？我可以吗？”
其中一个人说：“你刚才的水性我们己观察了好长久了，我们的工作确实很需要一个有水性的人，但这还要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呢。”
邵根清将他们带到乡政府交给一个他有点熟悉的副乡长，兴高采烈地陪他们坐了下来，他们却叫邵根清一人先回家去，说：“如果要你的话，他们会通知你的。”
快吃晚饭的时候，副乡长带着他们就来到邵根清家，说：“我们已决定录用你了，现在来你们家问问你父母同不同意。”
家里哪有不同意的，邵根清的爸妈高兴得连嘴巴都合不拢了！
前来招工那个年纪大点有些像领导模样的人，是刚从朝鲜战场退役的一位团级干部，名叫王靖西，当时任航空测量大队新安江区队队长，年轻一些的是他的通讯员。
同时被招工的还有王山坳、后塘村各一人。他们的队部设在铜官。
到了队部，他们便一人领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邵根清高兴的不得了，一有空王西靖就叫通讯员陪他学骑车。
王靖西队长安排邵根清的工作是在测量大队做机要通讯，其他两位是帮助背测量仪器等设备。
因新安江电站没建之前，测量大队要将电站附近的所有地貌、地形、地质结构以及航空图片都要一一勘察清楚。
邵根清的机要通讯工作，就是负责把各地测量分队测量好的资料及时送到队部。这种工作性质是绝对保密的，对别人、对家里人都不准如实说。
接送资料时，方便骑自行车的地方骑车，不能骑就把车撂在别人家里继续赶路。邵根清里面背一只帆布资料袋，外面穿一身在家里外出时穿的衣服，将资料袋掩饰着。
邵根清想：“如果遇到坏人，我必须先保住资料的安全，若实在保护不了，就得设法销毀，千万不能落到坏人手里。”
当时，建德、寿昌、淳安、遂安县的乡下，根本没有通什么公路，也没有建什么大桥，所以，邵根清常在兰江、富春江、新安江、寿昌江等江旁或深山里穿行出没接送资料，在过江时，不可能找到有什么渡船也没有时间让他去等乘渡船。
接送资料每当要过江淌水时，邵根清就脱下衣服将资料袋包擎在头顶，使出他的看家功夫，摇摇晃晃地踩着江水渡过江去。
第一次在茶园码头过江时，邵根清从东岸下水踩到西岸，有400多米。有一次从兰溪的溪西下水，从西岸踩到东岸足有500多米。
当时江里没大坝拦着，水流很急，但邵根清不怕，每次踩渡都十分成功。
这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共为半年，在这半年里，邵根清下江踩水送资料先后有过20多次。由于年轻加上水性又好，一次危险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所送的资料也从没弄湿过。
测量工作结束后，其他两位老乡就回家了，而邵根清却让王靖西留了下来。
电站在初步设计中，大家借鉴了苏联的有益经验。对技术经济报告建议的坝址铜官峡谷和罗桐埠峡谷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地质勘探和试验：对各种可能的坝型及其规模、蓄水高程、装机容量、机组台数等，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多方案比较论证。
1955年夏，为了在铜官坝段内初选几个比较坝址，勘测设计院分别进行地质测绘、地面勘探、洞探、钻探等选坝勘探工作，在工地进行选坝，根据所获得的地形、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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