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试读：
前言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进一步搞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与运用，2016年1月10—16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开办“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并同时启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基金”，作为持续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的专项基金。在研修班举办的一周时间内，先后有全国知名学者卫兴华、胡钧、顾海良、洪银兴、林岗、逄锦聚、程恩富、刘伟、张宇、何自力、邱海平、杨志、丁堡骏、陈享光、谢富胜等前来授课，全面阐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魅力。有来自全国各地48个单位共100余名学员参加研修，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研修班的成功举办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此，我们将15位老师的讲课稿编辑成册，以飨读者，以期与大家一起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与开拓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6月26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发扬光辉传统，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问题，并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的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将继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落实到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各个环节，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强阵地。2016年2月第一讲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顾海良
顾海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从事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注：《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 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4-07-09。）2015年11月，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5-12-22。）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一系列论述，体现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修课”、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思想，也阐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要求和新任务。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里讲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具体运用中，发生着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如何科学对待问题上的变化，二是在如何丰富发展问题上的变化。
在“科学对待”上，对我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四个分清楚”的要求，“四个分清楚”是指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对“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所有制和分配理论”，以及相关的“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等作了专题研究，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取得突出成效。“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课题组在研究中提出：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能够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分清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能够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确定正确的方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和吸引力；破除教条式的理解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真正实现解放思想，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广阔的空间；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助于在与错误理论作斗争的过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历史、理论和社会经济关系现实变化的结合中，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时代意义。对历史而言，我们要根据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以及他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去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理论而言，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的历史问题）。从理论的本质属性看，我们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开放和发展的本质。就现实而言，它既包括对“历史的现实”的理解，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面临的实际任务的理解。我们要努力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解决新的实际任务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判断。要随着现实的变化、实践的展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创新和发展，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在“丰富发展”上，还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运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1978年3月，邓小平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里提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见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这一长期被湮没的理论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中得到显著运用，由此而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不仅对为我们所熟知的“五大形态”的经济社会演进理论有着广泛的研究和运用，而且还对我们所不熟知的“三大形式”的经济社会演进理论作出了新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关系的演进中，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第一大形式的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只是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第二大形式的特征。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式是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的。这一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为以人的发展为主体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理论的深刻内涵。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像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这样一些“积极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所“占有”。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中，一方面深刻把握《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另一方面也深刻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同上书，592页。）。对这两个理论判断作出全面的、辩证的理解，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既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总趋势，也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时代总格局。这种并存，既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有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及其历史趋势，处理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原理。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特别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559、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深感于此，更能理解“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09-29。）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赋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以新的理论活力。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的这些新的研究和运用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时，也在正本清源，厘清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也在拓展视野，丰富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二、以当代中国的经济事实为根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它“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翌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时，第一次明确地把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等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是分析、判断一切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提出其他一切思想、观点和理论的基本前提。
中国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的中国道路探索为实践基础，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内在规定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研究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题，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以此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理论。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理论的拓展和当代运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实际上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的对象的典型性的或者说是一般性的观点；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对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说是特殊性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证”的。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能够透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所以对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结论，对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唯有现实的典型性，才有理论上的典型性；唯有理论上的典型性，才有现实中的普遍性。对象的典型性，是由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任务决定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的对象及其特点作出了新的思考。马克思晚年曾经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466~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他对那些把《资本论》第1卷的一些重要论断当作“万能钥匙”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同上书，466页。）因此，“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同上书，467页。）显然，马克思认为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得出的典型性或者说一般性的结论，并不直接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方。
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新的思考，对恩格斯肯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新的思考作出呼应，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还举例说明：“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前提的，是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学对象探索的新的发展。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显著特征。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8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由“异端”转为“正宗”，包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既有的传统理论观点的重大突破。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不断书写出新的篇章。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是以实践探索为依据而得以发展、完善，实践也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深化、前行。
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依据，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结合起来”的中国话语的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0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这“两手”各司其职又协调互助、相得益彰。显然，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定位，是以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也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呈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以中国经济事实和实际为背景和基础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特色和学术范式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75~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还有更多的是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88、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最显著的就在于“术语的革命”、在于中国话语的阐释。“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穿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后来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同上书，370页。）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载《人民日报》，2013-12-05。），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注：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6-10。），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载《人民日报》，2013-05-25。）。“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提出新常态经济中，他强调“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注：《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7-30。）。“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或如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重述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注：《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12-15。），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对生产力范畴的“术语的革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术语的革命”及其中国话语的阐释中，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提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纲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标识性的“术语的革命”，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当代运用和创新。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始就提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首先是物质生产”；显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就是具有一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生产形式。
1867年，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对这里提到的“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准确把握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对象基本观点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校订和修改《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时，对上述表述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改，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马克思把《资本论》德文版中提到的英国的“生产方式”改为英国的“生产”。这一微小的修改说明，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是从生产的结合方式或者生产的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的。马克思对这一“生产”意义的论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显然，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为“因素”的社会形式，在一般意义上，就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在特殊意义上，就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一定的结合形式或存在形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形成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
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马克思在论及资本构成时曾经指出：“一定的预积累（我们以后再研究它的起源）就成了现代工业，即我们称之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的起点。”（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6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就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不是单纯的“生产的技术方式”，而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由物质生产力推动，并反映物质生产力变化的社会整合的生产力，也就是处于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力运动的社会形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体现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意蕴，也是基于“生产方式”意蕴的“术语的革命”。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对待国外经济学说
怎样科学地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长久以来探索并坚持处理好、对待好的问题。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
1857年，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除了作为“例外”的巴师夏和凯里“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外，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可以析分出四种倾向：一是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二是以图克的《价格史》为代表的“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如在流通领域研究中的某些“新发现”；三是以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为代表，“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四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的著述，尽管这是一些“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但“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四种理论倾向瑕瑜互见，难免辞义芜鄙，反映了那一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流派跌宕不定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张，对具体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潮应该作出不同“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应该作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叙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45页注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其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从来不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各种经济学和流派有意义且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也从来不抹杀其中存在的学术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对“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的论述中，马克思在提到洛贝尔图斯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这一著作时提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08页注释（1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后来特别提到，“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08页注释（1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在对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关于资本积累观点进行分析时，马克思也提到：“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注：同上书，705页注释（65）。）
当代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在对其中诸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等方面的研究，阐明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术观点；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的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积极的理论成果。就像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其中同样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新发现的领域、“材料更丰富”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并对其作出善意的评价。（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些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宣称，“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明言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其实也为国外其他许多经济学所认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认为，各经济学流派对其“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如马歇尔新古典学派提出的“效用”、“均衡”、“生产要素”和“等待的报酬”等概念，体现的就是新古典学派“基本思想”的重要变化，它们“把重要论证集中在个人地位，它的判断标准是依据个人主义来确定的”，进而“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注：J.罗宾逊、J.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于国外各种经济学和经济思潮中反映其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于像新自由主义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潮，绝对不能“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必须加以鉴别，明辨是非。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升华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在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特点和趋向中，驾驭新常态经济，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得到新的发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注：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1-01。）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的短板，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如习近平所概括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而且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马克思认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由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根本牵引力的创新理念，既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要素的根本驱动力量，又强调了这种驱动力量对经济运行、经济体制乃至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量。创新被置于发展理念之首位，强调创新在培育发展新动力，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等方面的意义。特别是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要拓展视野、开阔创新领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与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在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注重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恩格斯在回溯人类久远的历史发展时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绿色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中国贡献。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9-29。）绿色作为中国发展理念的内涵，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练，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和新挑战。中国开放发展的基本理念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注：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9-27。）开放在于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要发挥好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着眼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扩大对外开放要同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衔接起来，同国内改革发展衔接起来。开放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注：《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征求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设的意见》，见新华网，2015-10-30。）共享在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要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近三年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在建设和发展“有系统的经济学说”上作了多方面的拓展。
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新常态下，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常态也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六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创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在新的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