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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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说（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开国秘闻
什么原因使江青欲在文革中整死王光美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
王光美对我说，红军长征时，她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但《长征》一书多处涉及少奇同志，她尽自己间接所知的情况对书中有关少奇同志的史实加以校核，转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时改正讹误。
她说起刘少奇，总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她说，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二十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少奇同志参加过长征，而且担任“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也是鲜为人知的。那时，粮食是头等重要的。党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筹粮委员会主任”，为的是替全军筹集粮食，确保红军顺利长征。
她拿出《刘少奇画册》说道，由于白区工作时不可能拍照，长征途中又没有条件拍照，那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直到进入延安，才有一些照片。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了胃病。
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他陷入沉思时，就皱起眉头。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他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天大笑。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虑成熟了，他在会议上会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正因为这样，他在历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
她说起现在的电影里，一出现刘少奇，便是皱着眉头在那里吸烟。她指了指屋里的一张照片说：“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烟，演员们都按这张照片上的姿势，学他吸烟的样子。”不过，他也并非一开会就吸烟，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烟形象”。不要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动作，要着重表现出他的气质。他深沉，不轻易说话，但一旦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性格温和，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不过，不能老是皱眉头，老是抽烟。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她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比江青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1963年4月20日至26日，访问缅甸；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访问柬埔寨；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访问巴基斯坦；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访问阿富汗；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揪斗王光美，使王光美受到凌辱。
王光美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混在红卫兵之中前来刘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手稿。原本是为打倒刘少奇提供“炮弹”，如今却为编选刘少奇文集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历史如此始料不及，完全超出了当年专案组们的意料，仿佛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
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
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蒋介石败走台湾带走多少财宝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二十六日，奉命到上海打老虎的蒋经国曾写过一封信，向父亲直言国府存亡已到最后关头，要保存实力，唯有撤退台湾。蒋经国在信中说道：“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蒋介石在收到一直看重信任的儿子来信后，面对国府兵败如山倒、四顾茫茫的局面，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在夏末秋初也就是蒋经国来信后的两个月后，断然展开后撤行动，而后撤行动中以撤运国库黄金和故宫国宝为先导。
于是在民国三十七年，国库黄金二百六十万两从上海偷偷转移到台北，这是第一批运走的资产。与此同时，由于失去美国政府的战备军费的支援，蒋介石决定，把国库中剩余的黄金——“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主要部分悉数抽走，这个决定可谓怨声载道，也让国民政府的信誉毁于一旦，国民愤慨不已。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和银元券迅速贬值，通货膨胀的情况世所罕见。
运走多少金钞？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时任财政部长的徐堪在给蒋介石的去函中曾写道：目前中央银行库存情形，依据央行本月二十四日编制各地金银存量表，计：黄金3，829，174.73市两，白银25，215，751.24市两，银元3，165，020.94元；其次为外汇，截止本月止计有：美金12，012，268元，英镑2，650，707元，港币13，916，688元，印币14，466，177罗比。但是，有相当部分必须用于军事战备的支出，因此也所剩无几。民国三十八年间担任国府军费总监、联勤总司令部预算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在《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1949》中指出，国府从大陆抢运到台湾的黄金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而金银钞票总数是多少？按照吴兴镛在书中的统计数字，则极为庞大：如以纯黄金计，运台约有四百万两。另有约各相当二百万两金子的纯银及美金（当时的美金的汇率为35元/1两黄金），加起来就接近八百万两黄金。而这笔黄金，相当于当时中国15年开采黄金的数量总额。
但这个数字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曾任大陆解放前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在谈话中说道，民国三十七年末，国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八十多吨黄金与一百二十多吨白银到台湾。而担任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詹特芳则透露，运走台湾的金钞数目为美金八千万元、黄金九十二万四千两、银元三千万元。
无论哪种说法，这批金钞数额都是十分惊人，并且对台湾贡献巨大。从徐堪给蒋介石的统计清单中显示，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到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底，国府一共从大陆和美国运送了2，949，970.279市两纯金到台湾。并先后拨付总计1，026，000两的纯金给台湾银行，主要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也一并拨付了十二万五千两黄金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共拨付给台湾一百一十五万一千两纯金。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资金促使了台湾金融、财政从战火废墟及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获得复兴和崛起。
带走多少文物？
事实上，从战事溃败的那天起，蒋介石对故宫文物早已虎视眈眈，并早已下达明确的指示。自民国三十七年底起，暂存到国立故宫博物院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分批抢运到台湾。而抗战时期迁运到四川重庆的河南博物馆文物，则来不及运去台湾，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急电并随后觐见蒋介石，要求派空军专机到重庆，运走河南博物馆的精华文物，获得首肯。于是在民国三十八年十月间，也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两架民国专机在重庆南岸抢运走三十八箱珍贵文物，皆是珍稀之宝。
经过协商，国民政府成立由杭立武任国宝搬迁主导者的国民党文物联运机构，秘密多次商议究竟要运多少文物到台湾，其抢运的标准以精品为原则，以先运走故宫博物馆八百箱为目标，并以当时参加英国伦敦艺术展的八十箱文物为主，其余单位各自挑选最精要的文物和档案带走。
据杭立武本人回忆和记载，运走台湾的第一批文物中，故宫博物院有三百二十箱，中央博物院二百一十二箱，中央图书馆六十箱，中央研究院一百二十箱，外交部六十箱，共计七百多箱。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日，杭立武找来商船经过两天日以继夜的装载，第二批文物全部装上船只运往台湾。第二批的文物中，故宫博物院有一千六百八十箱，中央博物院四百六十箱，中央图书馆四百六十二箱，北平图书馆十八箱，中央研究院八百五十六箱，共计三千五百多箱。一月九日，经各单位代表商议，第三批文物又开始运往台湾，其中：故宫博物院有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一百五十四箱，中央图书馆一百二十二箱，共计一千二百多箱。
综上，国民党从大陆运往台湾的文物总计为：五千四百九十六箱。而且这些文物，都是自古以来最贵重的最有特色的精品。
言至此，唯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让这批跌宕支离的金银和文物得以破镜重圆。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叫停行动
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当一个国家的一项政策、一种决定、一种制度或事物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便会由政府叫停——停止执行或取消，我称之为政府的叫停行动。现把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的重大叫停行动总结如下，并作简要说明，以飨读者。
1、叫停妓院。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当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执行。一夜之间，全市237家妓院全部被封闭，1286名妓女被收容。
继北京市封闭妓院后，上海、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先后采取封闭妓院，成立教养院或工厂，为妓女医治疾病，改造妓女，帮助她们转行就业。卖淫在全国逐渐被取缔。
2、叫停烟毒。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禁绝种烟，不许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限期缴出，吸食烟毒者限期登记。对于受烟毒害者免费或减价治疗。
3、叫停反革命。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一切反革命活动必须及时地采取严厉的镇压。到1952年底，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并肃清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4、叫停繁体字。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总结使用简化汉字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简化偏旁的应用范围，并编印《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一共简化了2264个简化字。这些简化字在笔划上减少近一半。表中所列简化字约占现代常用字和次常用字的三分之一。它为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创造了条件，为汉字信息的现代化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叫停打麻雀。1956年1月23日，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卫生事业12年规划，制定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苍蝇）和消灭危害人民最大疾病的规划。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除四害普遍展开，由于麻雀大量被捕杀，破坏了生态平衡，林区的病虫害有所发展。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吸取了教训，提出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打臭虫。
6、叫停公共食堂。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专题报道，介绍湖南省某些地区的农业社试办公共食堂的情况，总结出公共食堂有8大好处。此年10月，人民日报又两次发表社论宣传公共食堂。在宣传推动下，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共有公共食堂390万个，在食堂吃饭人数达4亿，占农村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这次关于公共食堂的观点和要求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后来，公共食堂越办问题越多，最后不得不停办。
7、叫停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全党全民要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努力奋斗。为了完成指标，炼钢任务层层下达，各地采用大搞群众运动、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的办法。到年底时，抽调的劳动力达9000多万人，土高炉达100万座以上。到年底，全国完成了1070万吨钢的数字，但其中有300万吨基本无实际使用价值的土钢土铁。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高潮中为盲目追求钢产量而发动的一场全民炼钢运动。全民炼钢，影响了农业生产，破坏了森林，冲击了其它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后来被叫停。
8、叫停大串联。1966年，我国暴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随即，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联。串联学生乘坐火车一律免费，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从国家财政中开支。串联的学生在各地建立联络站，到处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干部、群众，破坏名胜古迹。10月，有一支从东北某地由红卫兵组成的徒步长征队到达首都北京，从而又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长征热，各地红卫兵纷纷组织徒步长征队到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最先是徒步，后来是乘车，以致造成全国交通状况混乱，引发疾病流行（主要为脑膜炎）。大串联造成重重矛盾。1967年2月、3月，国务院两次发文，果断叫停大串联。外出学生一律回原地。
9、叫停跳表忠舞：文化大革命前期，广大群众对领袖毛主席表现出极大热爱和崇拜，在一些集会、演出、游行等场合都会有群众人人跳表忠舞的情景，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大约在1970年上半年，传达中央指示，停止跳表忠舞。
10、叫停红卫兵运动。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少数学生成立了命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便在北京大学发起了红卫兵运动。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复信表示支持，于是红卫兵组织在各地纷纷出现，全国兴起红卫兵运动。8月至11月，毛主席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促使这一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造反组织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参与夺权、打派仗、搞武斗、抄家，“破四旧”，四处冲杀，造成了全国的动乱局势。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头头，严厉批评他们“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在于分两派，搞武斗！”毫不犹豫地把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可以说，红卫兵运动是“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撤销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
11、叫停在押战犯。1975年3月17日，经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给予适当安排，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国家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并给足路费和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表示欢迎。后获释战犯中有10人去了台湾。
12、叫停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随后又迅速瓦解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划的叛乱。10月18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亿万群众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至此结束。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会议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3、叫停旧的招生办法。1977年8月—9月，教育部会议决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实行新的招生制度，即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方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废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高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此年共招生27.3万人。
14、叫停工宣队。1968年8月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一些中小学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工人宣传队撤出学校。教育部的报告肯定工人宣传队在扭转当时的混乱局面，建立革命的教学秩序，开展教育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认为工人宣传队已经完成了在特定条件下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可以尽早撤出学校。据此，全国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人宣传队随即全部撤出学校。
15、叫停右派帽子。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报送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求报告》，报告说，在1957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有45万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5批摘掉约30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10万多名，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到11月，全国“摘帽”工作全部完成。
16、叫停革命委员会。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各单位都相继进行了“夺权斗争”，1967年3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社论引证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此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到1968年9月，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废除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
17、叫停对越南、阿尔巴尼亚的援助。1978年7月1日，**给越南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提出：由于越方不顾**的耐心劝告，不断加剧反华排华，中国被迫决定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并调回援越工程技术人员。
7月7日，外交部致阿驻华使馆的照会中正式提出：中国是被迫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和接回专家的。中国驻阿专家和技术人员于7月21日全部回到北京。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输血太多了。”
18、叫停知青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1600多万人，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给国家、当地农民及知识青年家属增加了负担，同时也使年轻人全部失去了接受高等文化教育的机会。知青问题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引发很多事端。粉碎四人帮后，已不再采取知青一律上山下乡这种方式。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城乡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解决存在问题，加强培养教育工作。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此后，已上山下乡的知青陆续回城。
19、叫停冤假错案。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中共中央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及在此之前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到1982年底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20、叫停炮击金门。50年代，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进行挑衅活动，使沿海居民不得安居乐业。1958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炮击，8月23日下午5时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以后则打打停停。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进行航行、生产等活动，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21、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到1984年10月，全国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的摘帽工作顺利结束。至此，我国自建国以来对二千多万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完成。
22、叫停个人崇拜。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向全党发出指示，决定：1、除中央专门决定因素外，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馆、亭、碑等建筑，现尚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的场所，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布置；2、出版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不要随便编辑出版，或为此随便成立各种组织。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3、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4、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搞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其他领导人像和题词也按同样原则处理。5、除特殊情况中央另作规定者外，一般高级干部丧事应力求简化和节约。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
23、叫停“四大”。“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几种群众运动形式。“四大”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为他们提供诽谤、诬陷、侵犯他人人权尊严和其它民主权利的工具，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影响安定团结。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了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24、叫停无计划生育。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在全国青年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3月6日，国家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共少生2亿多人，使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控制。
25、叫停人民公社。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任务了政社分设，建立了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
26、叫停空飘海飘宣传品。1986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地区部队发言人宣布，为了进一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部已奉命于1985年停止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飘海飘宣传品。
27、叫停夏时制。198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86年起，每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1992年3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书，今年起暂停实行夏时制。通知说，我国自1986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给群众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国务院决定暂停实行夏时制。
28、叫停“三峡省”计划。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内容有：①正在筹备兴建的长江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防洪、发电、航运产生的综合效益，对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产总值翻两番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②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排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有建立三峡省的必要。三峡省的区划范围……③在三峡省正式建立前，先成立三峡省筹备组，并建立党组。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29、叫停部分煤矿。鉴于近年来我国煤矿发生一些安全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布，今年10月底要公布第一批关闭矿井名单。今年以来，全国已有8648对煤矿矿井因逾期没有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经审核不符合发证条件而被要求停产整顿。这次只给一次停产整顿机会，年底前整改不合格要取缔关闭。根据规定，关闭煤矿应当达到下列要求：吊销相关证照：停止供应并处理火工用品：停止供电，拆除矿井生产设备、供电、通讯线路：封闭、填实矿井井筒，平整井口场地，恢复地貌：妥善遣散从业人员。
第二章 领导秘闻
周恩来留学欧洲与德国儿子之谜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
]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牺牲，即如果是英勇壮烈的死，就不必怜惜生命；第二个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尽全力；第三个主题是耐心。他指责那些想收获共产主义果实的人忘却了要播种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这首诗介绍给他们。他还说这是一首表示内心志向的诗。他写道：“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50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从未动摇过。
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60年后近千名中国和法国的崇拜者，在中国总理华国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率领下，曾在这家旅馆的门口召开了纪念性的聚会，并为周恩来的一座半身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作者注]。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著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
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你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文如此。]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他们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
1924年7月，周恩来接到党的命令：他在欧洲的任务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任务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理解，等等。但现在他得返回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在法国，周恩来不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几年后就成为周的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还遇上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周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从而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了巴黎。
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
鸟儿已经飞走了。
留一手：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外交心理战
“图104”客机轰鸣着滑上跑道，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都是穿着“毛式”制服和深色呢子大衣，在旭日的光辉中眯细眼睛，向准备发起猛冲的飞机招手。这是公元1957年11月2日上午8点。
一阵震耳的呼啸，“图104”前冲而去，机头渐渐仰起，不知不觉已经脱离了地面。
塔斯社的一位记者站在送行的人群中，怅然远望升高的飞机，眉毛一扬嘴一抿，作遗憾状摇摇脑袋。毛泽东登机前，他曾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可惜，没成功。世界上除了斯诺和斯特朗，很少再有记者荣幸地得到毛泽东的谈话。塔斯社的记者足够顽强，从毛泽东下汽车便追在屁股后面不肯离开，一直追上飞机舷梯，被那位卫士长不客气地扯到一边，最后只得到毛泽东一句话：“我要说的，等到了再讲吧！”
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布置得整齐美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自然都是第一流的，机长和助手技术高超，经验丰富，飞行很平稳，桌面上几乎能立得住铅笔。空中小姐们都是精选来的，一个比一个漂亮，而且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争着握手，而且握住就不肯放开，热烈地问候，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可惜她们都没有学会讲几句中国话，只能由李越然翻译。“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该请我们尊敬的客人休息一下了。”尤金走过来为毛泽东解围，站到姑娘们中间用柔和的手势示意道：“去吧去吧，握过手就去干自己的工作。路程还远，要让毛主席休息好么。”
空中小姐们频频回头地退出去了。毛泽东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对宋庆龄总是表现着特殊的尊敬和关心：“怎么样，还适应吧？”“感觉还好。”宋庆龄微笑点头。“累不累？”“不累。”“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主席，你的事情多，责任也大，你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
毛泽东笑着点头：“团长副团长，我们都要休息好。”
回到前舱，毛泽东对李越然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尤金一进来，毛泽东便笑着打手势，请尤金在桌子对面坐下。“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毛泽东不乏玩笑地眨一下眼，“对不对？”
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不自觉地抬起右手，手指从波状的头发里梳过，哼了一声，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依然带着那种诡秘而近乎玩笑的神情，说话的口气却是极认真：“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一个劲眨眼，好像电影摄影机的快门闪个不停，终于为难地咧下嘴角：“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怎么样，考住了？”毛泽东灿然一笑，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说，“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两个人在北京就时常聚谈哲学，现在又肯定否定、偶然必然地热聊一番。
快到依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情，翻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泽东：“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你过过目吧？”
毛泽东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抓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摄影师侯波蹑手蹑脚溜过来，选位、对焦、咔嚓，按下快门，然后又蹑手蹑脚溜出去。
毛泽东摆动一下铅笔，头也不抬地吩咐：“请尚昆同志来一下。”
卫士长闻声而动，请来中办主任杨尚昆。“主席，我来了。”杨尚昆站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掀起眼皮，用商量的口吻说：“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杨尚昆小声解释：“这是公开出访，依照国际惯例还是讲几句好。”
毛泽东沉吟着，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这只是做个准备，”杨尚昆指指讲话稿，“不一定照着念。”
毛泽东想了想，把讲话稿慢慢装入上衣口袋：“好吧，备用。”“图104”在依尔库茨克机场降落。苏联派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费德林副外长专程来到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
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口操流利的汉语，不需要翻译，一上飞机就向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热烈打招呼，机舱里气氛更活跃了。他多次到中国，与中国领导人都比较熟，交谈起来自然不会没有话题。毛泽东谈兴正浓，一边吸烟一边要茶水。空中小姐闻声而动，不到一分钟，盖碗茶就送上来了。
毛泽东揭盖看看，露出一副滑稽的表情。费德林欠身望去：糟糕，特级龙井茶叶全漂浮在水面上。他忙朝那些空中小姐走过去。“姑娘，你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费德林拍拍送茶来的那位空中小姐的肩膀，“要先放茶叶，后倒水，开水要滚烫滚烫才行……”
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时而摘下来放在一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始终保持一种恭敬的神态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交谈。当费德林同毛泽东谈话时，他就去向杨尚昆同志介绍莫斯科会议的筹备情况。
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多钟，“图104”客机经过8小时的飞行，来到了莫斯科上空。
这一天，莫斯科的天气同北京一样晴朗。“图104”从两千米高度进入莫斯科上空。翻译李越然从舷窗向外眺望：灰黄的田野，蔚蓝色的莫斯科河，色彩斑驳的树林，被公路和林木分割成各种几何图形的城市建筑，宛如一幅油画尽收眼底。他转望毛泽东：“主席，到了。”
毛泽东沉稳地点点头，没有朝窗外望，也没有着急戴他那顶礼帽，只是对卫士长吩咐一声：“给我点一支烟吸。”“图104”呼啸而下，降落在伏努克机场。在跑道上飞驰一段，逐渐减速，然后慢慢转头，经滑行道停在候机楼前。
赫鲁晓夫表现热烈的时候喜欢动手动脚，甚至对于他称之为“革命的圣徒”的胡志明主席也是这样。这时候，他一边向胡志明拍拍拉拉，比划着手势，一边一道朝飞机迎过去。他们的身后，跟随着一串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
胡志明到苏联来也是客人，但他与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便建有私人情谊，他是以老朋友的面貌出现在机场的。当舷梯与飞机舱门对接好时，他尊赫鲁晓夫在前，依次在舷梯脚下排列开。脚下是红地毯铺就的一条路。
舱门打开了。几名工作人员的身影闪了几闪，让开一边，毛泽东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舷梯下立刻响起掌声。
毛泽东俯瞰机场，礼节性地挥动两下手，又蹙了蹙眉，他看到来人太多……还有仪仗队！
赫鲁晓夫仰视毛泽东，小而胖的两只手不紧不慢，合乎礼节地鼓掌。他只看到毛泽东招手，没有看清毛泽东蹙眉。
毛泽东缓步下梯，他在沿着舷梯走下时，目光只注意脚下，并不在意欢迎者的掌声已经变得热烈。剩最后三级阶梯时，他才抬起眼皮望着赫鲁晓夫浑圆而结实的面孔。那面孔堆着笑，已然伸出两只手。
毛泽东依然保持固有的步态，只是庄严的面孔上也浮出一抹友好而深沉的微笑。他只伸出一只手，当他终于踩到红地毯时，这只手已经与赫鲁晓夫的两只手握到一起。于是，毛泽东“留一手”的作用便显示出来：不失亲热地搭在赫鲁晓夫右肩上。当他们互相亲颊时，他们的拥抱姿势毛泽东更像兄长，尽管在国家关系中要尊苏联为“老大哥”。“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表示出由衷的喜悦。“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你说的很对。”赫鲁晓夫频频点头，可是最后一下点头有些吃力，他已经体会出，毛泽东一句话就为会议定下了基凋。
世界上所有领袖人物，不论喜欢不喜欢毛泽东，都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条事实：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你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简直中了魔似的身不由己。
毛泽东已经同胡志明拥抱在一起，并且谈的全是私情话：“身体还好吧？”胡志明亲颊时嘴巴贴着毛泽东耳边问。“好着哩，你怎么样？”“比上次见面还要好些。”“上次是夏天。”“这次不用脱汗衫了。”“上次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的上次是指在北京勤政殿接待胡志明。夏天太热，毛泽东请胡志明脱掉汗衫，赤裸了上身纵论天下大势。当时毛泽东便讲了“这是在家里”的话。
结束拥抱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是亲戚。”
赫鲁晓夫明白这个“我们”是指中越及毛胡之间的关系，他虽然笑容可掬，心里不无一丝醋意。他嫉妒毛泽东与胡志明及越南劳动党的特殊关系，多少年后他还抱怨胡志明的遗嘱里“没有提到苏联给越南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接下来，毛泽东顺序同到机场来迎接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赫鲁晓夫跟随一旁做介绍。全部见过面后，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过来引导，请毛泽东检阅仪仗队。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陪同下，沿红地毯走到三军仪仗队前。他站住脚，将头上的礼帽摘下来交给翻译李越然，面对仪仗队的陆海空士兵，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大声问候：“同志们好！”“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威虎势，发出震耳的三声欢呼。
毛泽东只点一下头，表示满意，表示感谢。他重新戴好礼帽，经仪仗队前，直奔汽车走去。他讨厌过多的仪式。
大凡与赫鲁晓夫接触过的外国领导人在谈起赫鲁晓夫时，总不外乎两种形象：或者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或者粗鲁暴躁、飞扬跋扈，诸如脱下皮鞋敲联合国的长桌等等。不过，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面前从未有过此类表演和形象。他是庄严沉稳的，并且彬彬有礼。
他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坐后排，前排和后排之间可以拉出一排略为低矮的活动椅，上面坐了毛泽东带来的“哼哈二将”——卫士长李银桥和翻译李越然。前排是司机，司机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被指派为警卫毛泽东的卫士长。
这样，毛泽东便有了两名卫士长。
翻译李越然将手搭在座椅靠背上，身体后扭着只坐了半个屁股。他必须为两名共产党领袖搞好翻译。“卡达尔、哥穆尔卡、金日成、胡志明……”赫鲁晓夫扳着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袖。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毛泽东对这两位来自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袖似乎很感兴趣：“他们住在哪里？”“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说到这里，有意补充介绍，“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住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方便，也便于警卫。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还有胡志明。”赫鲁晓夫略一停顿，伸出一个指头指指毛泽东，压低声音以显示强调的口气：“你们是亲戚。”
毛泽东对这种特殊表示似乎并不在意，身体依然仰靠沙发，只把头扭转着望定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在接待中，对他们尤其要……”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一笑，“我知道她喜欢吃煎甜饼子。”
毛泽东点头，难得流出一丝受感动的表情：“那好，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在转弯，弯道处聚集了许多手持旗帜和鲜花的欢迎群众。毛泽东注意到，每个转弯处都有这种安排。他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不无庄严地解释道：“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是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毛泽东微笑着吮一吮下唇。
道路两旁的房屋逐渐增多，市区已经临近。毛泽东忽然将身体稍稍向赫鲁晓夫靠近些，降低了声调问：“你们对于贝利亚……当时能不能留下来呢？”
赫鲁晓夫一怔，马上做个激动而断然的手势：“不能留，决不能留下来。”
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带着哲学家观察分析问题的表情，似乎要弄清赫鲁晓夫的举止言语所包含的全部斗争哲学的含义。片刻，不慌不忙说：“留下人头可以弄清问题……”“不能留，太危险。他是一个屠夫，一个凶手！他掌握着公安部队，他是想攫取最高权力，在斯大林遗体还没进棺之前他已经在摆进宅酒了……”赫鲁晓夫一边诅咒贝利亚，一边介绍贝利亚的种种罪行。毛泽东不再说什么，也没有再提问，只是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在那里静静地听。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将激动的情绪一直延续到汽车驶入莫斯科市区。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转向窗外的建筑群，才平息一下情绪，开始介绍那些新崛起的住宅楼：“这几年我们盖了许多新房，城市发展正由以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为主的中心区，发展为多中心区，出现了许多新住宅区，但是仍然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毛泽东目光始终注视着车窗外，良久，他点点头说：“看清了。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毛泽东收回目光，望一眼赫鲁晓夫：“看得出，成就不小。”
赫鲁晓夫登车后，始终是坐直身子的，直到听完最后这段话，才轻松地吁口气，学着毛泽东的样子，身心松弛地仰靠到沙发上，额头亮晶晶地闪出光来，两只胖而小的手掌亲切地抚在稍稍隆高的肚皮上，露出孩子一样灿然的笑容。
汽车停在捷列姆诺伊宫前，这里曾是沙皇和王公们的住处。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来到前厅，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由苏联领导人陪同来到前厅，服务员及时送上了香槟酒。
双方举杯，赫鲁晓夫代表苏方讲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毛泽东代表中方讲了感谢的话，接着便是一阵碰杯和互相致意的喧哗声。对待香槟酒，苏联人照例是“真灌”，中国人照例是“意思意思”。
楼道和楼梯上，另有一些人在忙碌。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他们特别留意毛泽东寝室里的木板床和卫生间里的蹲式马桶。“可以吧？”舍尔巴科夫期待地问。
叶子龙俨然是名权威，打量着，按按床板再挑剔地检查一下被褥，终于点点头：“还行。”
舍尔巴科夫和他身旁的查哈洛夫少将同时松了口气，说：“那就请毛主席早些来休息吧。”“开水要随时保证，毛主席离不开茶。”叶子龙最后关照一句，才离开这座寝室。
杨尚昆和叶子龙请毛泽东去休息时，查哈洛夫和舍尔巴科夫也向赫鲁晓夫报告：“一切安排妥当，他们表示满意。”“我们该告辞了吧？克利姆。”赫鲁晓夫扯扯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襟，然后提高了声音：“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休息了。”
苏联领导人纷纷起立，握手道别。特别是那位被安排陪同宋庆龄副主席的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表现得最活跃，她穿一条灰蓝色裙子，做工精细的高跟皮鞋，描过眉，头发盘在脑后，西服敞开着，露出被胸乳胀满的细线毛衣，嘴巴不停地讲着什么同宋庆龄握手道别，接着又向毛泽东这边跑来，热情地握手，讲着各种热情美好的词语。
赫鲁晓夫用赞赏的神情打量着这位苏联妇女的杰出代表，对站立侧后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小声说了一句什么。直到福尔采娃又向邓小平跑过去，他才去同毛泽东握手道别。“亲爱的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不无殷勤地说，“顺便告诉您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什么意思？”毛泽东抽回了手。
赫鲁晓夫立刻明白这番好意其实未必好，有些自作多情了，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番心意……”
翻译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将携带的物品归置安放完毕，走出屋门舒口气，忽然看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直接朝这里走来。身后跟随着形影不离的卫士长李银桥，再后面是苏联方面派来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主席，有什么事吗？”李越然问。
毛泽东只摆一下手，没有说话。走进屋门，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是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毛泽东点点头，仍然一言不发，回身走出去，仍然是那种慢步，走上楼去了。“主席像是有心事？”“也许就是看看我们的房间安排得怎么样吧。”
两个人正在嘀咕，李银桥来了。进门指指李越然：“你来一下。”
李越然赶忙跟随李银桥，上楼来到毛泽东的寝室。
毛泽东独自一人，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李越然在距离毛泽东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住脚，听候着。
毛泽东眼皮一抬，望着李越然，轻轻招一下手。李越然忙轻步走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用很轻的声音悄悄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顿时愕然，这怎么得了？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可不行，这可不行。”“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打个手势，“听话，快去么。”
李越然出来，没去找苏联同志说，先跑去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听罢，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对面是一座18世纪仿俄罗斯古典风格建造的大厦，苏联部长会议即设于此。
迎接过中国代表团的苏联领导人在这里研究莫斯科会议的有关事情。
赫鲁晓夫皱着眉头，努起嘴巴上下颠颤着他那颗闻名的圆头颅，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机枪射手寻找目标一样，终于瞄准了苏斯洛夫，迸出一句：“看来，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有一种预感，我的预感很少欺骗我。”赫鲁晓夫将目光移开，继续颠颤头颅，像是在酝酿积累什么，目光左瞄右扫，终于又开口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他不会听从我们的话。斯大林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在国际共运内部别指望他会听从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夜里，毛泽东极少有地改变习惯，甚至可以说是违背意愿，按照太阳的规律办事——他上床了。
莫斯科不是北京，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不能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样围绕他旋转。会议安排在白天，他必须按太阳的规律办事。
服从太阳的规律不是件舒服事，他失眠了。服下第一次安眠药后，按常规是可以继续看些文件的。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药力就会起作用，思想会不再那么兴奋活跃，这时即可服第二次安眠药，然后看看无须怎么用脑的闲书或报纸，半小时后，第二次服下的安眠药发挥作用，他便会入睡。
今夜不同，第一次安眠药服下之后已经一小时，丝毫不曾感觉药力的作用，思想仍然兴奋不已。也许不该重读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么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重大的会议，重大的问题，怎么能不搞全面的评价？”毛泽东自言自语，“‘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事实就成了全盘否定。”
李银桥闻声瞄一眼毛泽东，见他是凝思默想的神情，便又埋头继续自己的按摩工作，将手虚握了毛泽东的小腿，缓慢匀速地向大腿方向推去……
众所周知，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以及那些脱离了党的正确旗帜的人，列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同时，正如上面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领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与那些并未与党决裂而是一时与党的方针不符合并且不久就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人保持紧密的接触。列宁忠告说，对于这样的人不应当采取极端的手段，而应当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列宁对待群众的贤明态度在他对高级干部所做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斯大林与群众的关系则与此截然相反。列宁的特点在于他有这样的才能：和群众一起从事工作，耐心地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不是采用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人民群众施加思想影响而使他们跟着自己走。而斯大林不会这样做。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的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
都是“不调和的斗争”，方法不同。列宁更高明。斯大林无疑犯了严重错误。可是恐怖全错了吗？叫敌人恐怖也错了吗？那时毕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周围笼罩的是白色恐怖！自己人恐怖就不对，然而人民群众都恐怖吗？都恐怖苏联不会生存至今，不会有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那些值得夸耀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心里想着，伸出一只手：“给我点一支烟吸。”“你该服第二次安眠药了，不能再吸……”李银桥话没说完，便屈从了毛泽东固执的眼神，将烟“一分为二”，替毛泽东点燃半支。“听恩来和罗部长讲，溥仪改造得不错？”
李银桥没有作声，他不了解情况，何况在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弥漫起一团青烟，看不清毛泽东是问他还是自问？“皇帝都能改造，何况右派。我们历来坚持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烟雾那边继续传出话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烟雾散去时，毛泽东已经又是凝思默想的神情，而且说话也变得像鼻子里的哼哼声一般轻若游丝了，“如果这也叫恐怖，就是恐怖么，没点恐怖瓦解不了他们的士气……”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共选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98名被逮捕、枪毙……
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其后果就是如此。
……
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看清是李银桥将那支快要燃烧到手指的烟蒂从他指缝间拿走，摁死在烟灰缸中。“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毛泽东点一下头，“我说过，他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
李银桥明白，这种没头没尾的话都是一连串思想中的片断，无须他追踪。他只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主席你该服药了。”他将两粒白色药片放在毛泽东手中，然后递上水杯。
服下药，毛泽东仍然辗转反侧。他在等待药力起作用，却无法停止运动起来的思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抱着与众不同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的生活，他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接触，他常和人民代表会面，常在工厂集会上发表演说，到农村进行访问，和农民谈话。
而斯大林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他什么地方也不去。这已有几十年了，他对农村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1928年1月，那时，为了谷物供应问题，他到西伯利亚去了一趟。这样一来，他又怎样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呢？
事实果真这样吗？至少卫国战争结束后他还曾视察过许多地方……
毛泽东翻一个身，抬起眼皮望着李银桥：“两个张大概已经回去了吧？那个张木奇……”“可能差不多吧？”李银桥说，“反正年前他们就得回来。”“过了年，我们出去多看几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在黄河边搞调查吗？”“咋不记得？你叫我写日记，我写了个《旅行集》，你给我改成《旅行记》。你还给我批了‘写得很好，大有希望’八个字，叫我寄回家去给父母看。”“你记得这么清啊？”毛泽东露出受感动的微笑，“那好，我们还是一道去，你还写你的旅行记……”
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斯大林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对自己名声的看法，他就是这样行动的。
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不如我有发言权。毛泽东停止不住自己的思绪：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事件又像满天星斗一样同时在脑子的这里那里无所在无所不在地闪烁起来。他派来的鲍罗庭、李德、王明……李德、王明就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他说“只要动一动小指头”，这话不假。有人本来就想要我的命，就看斯大林肯不肯“动一动小指头”。
他毕竟没有动。我毕竟夺回了发言权。“我们的不同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忽然睁眼望着屋顶。这个“不同”是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不同还是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
毛泽东仿佛望见斯大林的在天之灵，他便要请斯大林看看眼前——
斯大林活着，毛泽东同他有不少的矛盾，基本不肯听他的话。斯大林死了，毛泽东又不忘他说过的正确的话，办过的正确的事。坚持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
赫鲁晓夫不同。斯大林活着，是他的“父亲”；父亲有错误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是“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说他是“凶手”、“强盗”、“混蛋”、“白痴”和“罪犯”。
赫鲁晓夫在死前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要出现任何想为斯大林在苏联恢复名誉的企图。
毛泽东在去世前，说话已经极端困难，却仍然不失幽默和气魄，对他最后接待的两位美国客人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尼克松夫妇说：“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我们有求于苏联，斯大林天天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质，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趣谈：青年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绯闻揭秘
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周恩来同其他人一样，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而且，要是他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也许会成为较早的那批赴法留学中的一员。法国离苏俄很近，又是欧洲革命的中心，身居法国，周恩来不仅可以了解和研究欧洲革命，而且还可以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
这样，1920年11月7日，一位羞涩、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青年学生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马赛。当时他22岁。当他依依不舍地望着渐渐消失在远方的祖国时，最后掠过眼帘的是飘扬在西方国家商业机构楼顶上及游弋于黄浦江中外国军舰上的大英帝国、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旗—这是外国奴役中国的一个活生生的表现。一位同船乘客回忆道，一路上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个人的志向—有位同学说他“极想到英国学建筑”，还有的想学采矿，而周恩来则说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邮轮在香港停了一夜，又在西贡待了3天，然后经过新加坡和科伦坡，驶过苏伊士运河，于12月13日前后抵达马赛。途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周和他的新相识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帝国主义的印记。他在从西贡寄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地的华侨挥舞着旗帜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在科伦坡，他看到劳动人民栖身路旁，而成群的蚊子苍蝇叮附在他们的食物上。这一切与富有的外国人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不是英国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和周恩来及另外一个同学“都感到越远离中国，就越感到中国人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太低了，令我们感到十分愤慨”。周恩来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切后面的历史背景。他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最后，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经过5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周恩来从马赛转乘火车，赶往巴黎。到那儿后，他在蒂耶里宫地区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他后来对同事们说有一位私人教师给他上了一年的法语课。然而，同在日本一样，周恩来从未像别人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注过册。到巴黎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读了一本比尔用英文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他在书上写满了旁注。一个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这的确让人感到战后的世界是令人振奋的！
虽然他在巴黎南郊的比杨古找到了住处，但由于他只懂很少或者说根本不懂法语，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也许还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几天后，他还去过英国，考察那里的情况。[周此次旅欧的目的地是英国，抵巴黎后因病延至次年1月5日抵达伦敦，准备入爱丁堡大学，但因英国生活费用昂贵，2月中旬回到巴黎。——译者注
]在离开天津之前，他已经托人安排（也许是在比利时神甫樊尚·勒贝的帮助下）担任了天津一家天主教报纸《益世报》驻欧的记者。他在2月1日发表的第一篇稿件中反映了他的兴趣所在。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英国的劳工状况。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要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
关于周在伦敦所从事的活动，目前还缺少史料记载，也许他和李福景（译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李是周恩来相当崇拜的南开校友，还是学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员。他们是一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来到法国的。李渴望到英国学习建筑。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质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由于一直帮助中国留法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破产，结果使周恩来本来就很棘手的个人费用问题日趋严重起来。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钱的中国人的捐助，并以此来维持生活。他承认：“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严范荪先生就是曾帮助过周恩来的老人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周又说：“后来，当朋友们说起我用严老先生的钱变成了共产党人时，严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周也许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大约在周恩来到法国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访了他。他很欣赏周恩来那身剪裁合体的服装以及那间收拾得整洁的居室。周还承认他既从中国朋友那儿，也从天津和上海的报刊发行人那儿得到一些资助。
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对社会福利问题特别感兴趣，周便为该报撰写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文，也报道一些有关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但更多的则是报道关于半工半读的留学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每周发表一次（有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简写成“恩来”，有时干脆调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时的笔名“翔宇”，其含义是“在宇宙中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从伦敦发回的最后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这些文章报道涉及协约国的对德态度、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华盛顿会议和日本的地位、苏俄的旱灾，等等。另外，还经常谈论劳工的处境、各种大罢工的进展情况及中国留法学生的艰难遭遇等。他写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例如，他把劳合·乔治在英帝国议会上的一些讲话，描绘为一个狡诈而顽固的家伙所作的冗长而乏味的讲话。
尽管周恩来正在坚定地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是表现出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一次，他穿上他（或是一位朋友的）最好的衣服，外出划船游玩，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未经他要求就被加洗成彩色照片，但他相当喜欢加彩的效果，并把这张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马上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张寄给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吴，上面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在背面还写着：“这儿有如此众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风景，难道你不向往吗？”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革命者，广泛散发自己的照片是很不明智的。
几乎所有描写周恩来早年生活的中外作家都提到了他曾在位于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短暂工作过的情况。可靠的细节证实了这些传说。有一个传说说他曾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干过一天工作13个小时的活。他们和普通工人一样，搬运沉重的铁块来制造供铸造用的铁模具。根据这种描写，李立三比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周恩来要强得多。周恩来仅干了3周就离开了。他还说过：“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邓小平被证实曾是他的一位工友。然而，许多年后，当一位驻巴黎记者告诉周恩来，雷诺汽车厂行政管理当局声称掌握了有关他当年的记录，并说他是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时，周却反驳说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干过活，他还说或许那是一个和他同名的人吧。另外一位法国同志回忆道，当周恩来得知法国报纸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挑动骚乱的消息时，他放声大笑起来。
看来，雷诺汽车厂确实被列在周恩来要去考察劳动状况的著名工厂的名单之中了，而这曾激怒了一些经理。然而，周事实上并没有经常在那儿工作。他还曾在靠近里昂的钢城圣查蒙德和许多中国工人暂时生活过。50年后，他的一位房东老太太仍记得每逢圣诞节周都要给她送来鲜花。另一位法国居民回忆说他曾和周打过网球。1972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总统，他曾在里尔的一座煤矿上干过“几个月”。
周还和在法国的一些湖南籍学生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由毛泽东组织来法的，特别是由蔡和森和蔡畅兄妹俩负责经办的。不久，他们便一同出外观光，如攀登圣母岛顶峰等。周还把这次郊游写信告诉了邓颖超。攀登了数百个石头台阶后，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顶峰。“我们一帮人就像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精灵似的蹲在那儿，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枫丹白露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着‘太好了，太美了’。”
然而，蔡严肃地提醒说：“恩来，景色固然很美。”意思是他们不应该陶醉于此。一个革命者的目光应该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痛苦。“看，即使法国也充满了残酷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尽管这儿的一切并不像中国的状况那么可怕（这是中国人公开对法国的进步所进行的罕见的承认），但阶级矛盾和阶级剥削也相当普遍。如果我们想在祖国发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首先应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和法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番话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补充说：“为了邓，我到法国后，从没有交过异性朋友。而且，今后我也不打算那样做。相反，我认为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谊。”怪不得有位同学开玩笑说周恩来是个厌恶女人的人。
蔡后来在蒙塔尔吉郊外一块林间空地举行的仪式上，介绍周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使周有机会参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的有关时局问题的星期讨论会。巴比塞很明显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周恩来很快就成为巴斯科咖啡馆和帕迪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馆的常客了。他还加入了以蔡为首的半工半读互助会。该会很快就成为留法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发泄不满的场所。
在记载周恩来留法期间参与的众多事件的史料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学生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当时，留法的中国学生陷入困境，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没有地方学习或聚会。因此，一帮中国学生代表要求中国公使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公使只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却回话说不再给这些学生提供资金了，那些既没有钱又没有工作的留学生应该被遣送回国。这下激怒了广大学生，由此导致了1921年2月28日学生向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公使本人默不表态。后来，法国警察冲出来，驱散了请愿队伍。在这个事件中，总共有4位领导人，其中两位就是周恩来和蔡和森。[以上原文如此。]
第二个事件影响也很大。7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向法国政府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救灾，但实际上则是要购买军火。为此，大多数留法学生和工人都反对借款。夏季，他们召开了拒款大会，以示抗议。就在即将达成借款协议之际，学生和工人包围了公使馆，警告中国代表团：“如果你们签了字，就立即打死你们。”周恩来发回国内的文章有意地报道了借款详情并发动国内也起来反对。最后，法国政府只好让步。
但是，令人瞩目的是1921年9月21日占领里昂大学的事件。那里有1000名中国学生既不能注册，也不能工作。
本来中法两国政府均同意在里昂再设立一所新的中法大学。但据透露，这所新设立的学校主要招收刚从国内送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拒收那些当时正在法国的这批“捣乱分子”。当他们得知对已在法国的中国学生的经费拨款即将停止时，愤怒的留学生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周恩来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他在巴黎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在9月中旬“无条件地开放里昂大学”，并在里昂组织了示威游行。
据说，周恩来身穿雷诺汽车厂的工作服，老练地和法国工人们协商。他坐在巴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筹划着最后一刻的行动方案。一位一直注视他的朋友情不自禁地说：“除了那个大公文包之外，你真很像一个汽车工人。因为在雷诺汽车厂，还从没有一名工人提着这样的公文包到处走动呢！”
周抬头看了看，手里却还在不停地写着。“给，带上它，”他边说边把这个包递给了那位朋友，“等到了里昂，我们也许需要用它来消磨时间呢！”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真的出事了。在里昂，他们被捕了，并被扣押在一座兵营里。他们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等进行营救。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
]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牺牲，即如果是英勇壮烈的死，就不必怜惜生命；第二个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尽全力；第三个主题是耐心。他指责那些想收获共产主义果实的人忘却了要播种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这首诗介绍给他们。他还说这是一首表示内心志向的诗。他写道：“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50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从未动摇过。
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60年后近千名中国和法国的崇拜者，在中国总理华国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率领下，曾在这家旅馆的门口召开了纪念性的聚会，并为周恩来的一座半身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
]。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著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
]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你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文如此]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他们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
1924年7月，周恩来接到党的命令：他在欧洲的任务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任务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理解，等等。但现在他得返回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在法国，周恩来不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几年后就成为周的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还遇上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周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从而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了巴黎。
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
毛泽东博大精深的地名学问
事事留心皆学问。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领袖能像毛泽东那样，地名知识那么渊博；且善于因地、因时制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索取地方志阅读。阅读地方志、读地图是他最大的嗜好。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有时还会将此乡来源和典故作一番解释。“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
1955年，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游览在黄浦江上，毛泽东突然向陪同人员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在场的上海人，无言以对，谁也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应该有。”
毛泽东的话，如同在黄浦江中投下一块大石头，于是上海市开始寻找这个不为人知的下海。找来找去，还真的找到了。在虹口区发现一座叫下海庙的小庙，位于昆明路73号。据史料记载，下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庙小故事多。上海人通过这座小庙破解了上海、下海的由来。黄浦江的“浦”，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宋代为解决吴淞江泄水能力，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当时，吴淞江现在虹口区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着，北岸有个浦，叫下海浦。
上海之名起源于上海浦，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下子繁荣起来，竟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
下海呢？明初，因吴淞江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大致是现在的苏州河下游。于是，下海浦被抛弃了。清末，黄浦江西岸被辟为租界，兴建船坞、码头、堆栈、工厂，下海浦渐渐淤塞。1922年，下海浦被完全填埋了。原来的下海浦变成街路，就是现在的海门路。下海没有了。只有一个残破小庙——下海庙，记着它的往事。（《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
193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会见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派往中央苏区和红军总部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袁血卒。据袁血卒回忆：
毛泽东在谈话中问他：“你是哪里人？”我说：“陕西宁陕人。”“噢，宁陕是个军事要地。县内有个子午谷，你知道吗？”我笑着答道：“知道，我家就在子午谷。”毛主席颇有兴趣地说：“《三国演义》里描写诸葛亮从汉中伐魏，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出兵，奔袭长安。诸葛亮批评那是冒险，没有采纳。司马懿就比诸葛亮高明些。他认为，孔明先生要是从子午谷出兵，长安早就被汉家占领了。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一段话又把大家说笑了。（《我和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侯马是一个好地方”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初见来自白区的彭真。当彭真介绍自己是山西侯马人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盛巽昌：《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版。）“杨六郎在清凉山‘坚持抗战’”
入秋后的一天上午，毛泽东来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院子里，这时全校同学正集合欢送二期的部分同学到前线去。毛泽东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对大家说：“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了。（《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版）“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1938年6月，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晋察冀，聂荣臻在五台山金刚庵迎接他。白求恩告诉聂荣臻，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了后，曾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1948年4月初，毛泽东一行在途经山西五台县的台怀镇时，不仅在此住宿了一夜，还参观了寺庙。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等看望了这里的住庙僧尼，同他们谈了话。他不仅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趣地向他们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问他们在哪个寺庙当和尚。（《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和周恩来同来的师哲。
毛泽东问师哲：“你是哪里人？”“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泽东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脉。
师哲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中国有两个嘉定”
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做准备，曾邀请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你是什么地方人？”毛泽东在询问了姚时晓之后，又问曹葆华。“四川嘉定人。”毛泽东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是的。”曹葆华睁大了眼睛，有点惊奇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对他的家乡居然还知道得这样清楚。由于谈到了四川的嘉定，很自然地又谈到了成都。曹葆华饶有兴趣地对毛泽东说：“成都有几个有名望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这时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五老’？哪‘七贤’？”曹葆华说了一个名字，毛泽东就弯下一个指头，又说出一个名字，他又弯一个指头。但毛泽东弯了两三个，就不动了。因为曹葆华支支吾吾，已经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了。（《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
1942年夏天，毛泽东在延安邀请几个漫画家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
在有几棵高高的枣树的院子里，围着一张桌子，摆了几把椅子。毛泽东就在这里接见他们。毛泽东这天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戴着八角帽。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毛泽东首先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一个漫画家说是九江人。毛泽东就问：“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这个漫画家小时候听到过这样的传说——有九条龙原来在地下，后来变成了九条江。他以为这是封建迷信，毛主席不会是指它，就说他不知道。想不到毛泽东讲的正是这个传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毛泽东把手指举起来，说了一条江就弯下一个手指，一条江一条江的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薄一波研究薄姓的兴趣
薄一波所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这样写到：1943年11月，我去了延安。翌日毛泽东同志约我谈话，我同他也是第一次见面。谈话开头，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省定襄县。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薄注）”。听了这席话，引起了我研究薄姓的兴趣……经有关专家介绍，翻了翻《元和姓纂》之类的书，才知道薄姓原来是殷商的一支，周武王灭纣后，徙之于亳（今安徽亳县），以地名为氏。亳薄同音，后来就写作薄。《吕氏春秋》提到过一个薄疑。大概是最早见于典籍的薄姓人了。汉高祖有薄姬，文帝即位后尊太后。她的弟弟薄昭曾任车马将军，封轵侯，后来因为杀了文帝派来的使者，被迫自杀了。“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1947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回到小河村，见到由晋西南赶来的陈赓。他决定命陈赓兵团出师豫西，抄敌后路。“主席的意思是……”陈赓的手指在“潼关”徘徊，目光沿“黄河”移动。“这里！”毛泽东将他的手指按在地图上的陕州和洛阳之间，“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陈赓望着地图略作估量，脱口叫出一声：“好棋！”他将手在地图上作扫荡势，说：“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主席这一着棋一下，全局都活了！”毛泽东说话历来是言简意约，只要下面理解了他的意图，他便再不多解释一句，剩下的只是提出要求：“当年项羽很坚决，过河之前把河北岸的军锅都捣烂了，过河以后又把渡船凿沉，这是何等坚决壮烈的决心！你们这次过河，也要有这种无比坚决的精神……”（《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3月版，第51页。）“尧山县以前叫百人县”
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时，据阎长林回忆，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和警卫人员聊天。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河北人，总说你们河北好。咱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河北，你们说，这里比延安好在哪里？你们再说说，咱们坐在这里，这里周围远的、近的，都是些什么地方？”我说：“河北比延安就是好，河北有大平原，延安就没有大平原。我是顺德府尧山县人，在石家庄南边180里。我小的时候，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平山县，再往北就没有去过了。也没有听说过阜平县。”毛主席说：“阎排长是尧山县的。我问你，你们尧山县以前叫百人县，你知道吗？”我说：“我们那里有百乡县，没有百人县。”毛主席笑着说：“那你连你们县的历史都不知道吗？以后有机会了，你可以查一下你们尧山县的县志，上边会有的。”（《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89页。）“你们那儿有多少个沽哇”
毛泽东和警卫战士李松茂谈话。他问：“你是哪里的人哪？”“天津海下东沽人。”“你们那儿有多少个沽哇？”李松茂怕说不完全，又怕说错了，便答道：“说不清楚。”毛泽东说：“你们那儿有七十二沽。”一边说一边又掰手指，一个一个地数起来：塘沽、东沽、西沽、咸水沽……一直数了十好几个。（《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
据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毛主席非常重视地方志，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主席大概也是从这种书里看来的。像这类的掌故，毛主席知道得很多，他谈这些掌故有什么道理呢？他对我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
195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新中国未来的大使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边界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将军不辱使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
1950年9月，毛泽东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理好。（《党史文汇》1995年第7期）
毛泽东三谈花果山
毛泽东对孙悟空的故乡花果山也颇有兴趣，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短短四年间三谈花果山。
毛泽东第一次提到花果山，是在1955年10月下旬。其时，毛泽东南巡，专列途经镇江西站时，他在专列上接见了中共镇江地委书记陈西光和镇江专署专员高俊杰，听取关于农业合作化等工作汇报时，问道：“你们知道《西游记》里的花果山在哪里吗？”陈西光和高俊杰不敢贸然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就在你们江苏嘛，新海连市（1961年10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你们年轻人（陈、高当时均为38岁）应该去转转，说不定碰上孙悟空呢。”
毛泽东第二次谈花果山，是1956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徐州火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中共徐州地委书记胡宏和徐州专署专员梁如仁。二人汇报了徐州地区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问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花果山、水帘洞在哪里呢？”胡、梁二人都说不知道。毛泽东接着说：“花果山、水帘洞就在你们管辖的新海连市，有空可以去看看。”毛泽东又说：“孙悟空在花果山占山为王，由水帘洞跳进东海，从东海龙王那里寻得金箍棒而后大闹天宫。”关于孙悟空的传奇故事，毛泽东还意犹未尽地对他俩讲了许多。
1958年3、4月间，毛泽东第三次谈起他情萦于怀的花果山。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即将离京外出调查研究前，请示毛泽东主席有何指示。毛泽东嘱咐胡耀邦：“孙猴子老家在江苏省新海连市云台山上，你路过江苏，去新海连市看看孙猴子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胡耀邦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交待，于1958年4月20日到新海连市视察，两次向党团领导骨干谈到过这件事。
毛泽东三谈孙猴子老家在新海连市，引起了省、地、市领导及当地人民的重视，经过调查证实，果然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云台山确有与《西游记》描述相一致的花果山、水帘洞、南天门、玉皇宫、老君堂、娲遗石、八戒石、猴石、唐僧崖、白龙洞、七十二洞等地方，特别是团圆宫里的唐僧全家塑像，与山下唐僧外祖父殷开山的故里，则更和《西游记》完全吻合。
如今花果山一块巨大的摩崖石刻上，镌刻着毛泽东之语“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市（现连云港市）云台山”，其书法集毛泽东手迹而成，被人们称为“毛公碑”。
第三章 毛泽东传奇
毛泽东何时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属于南岭的北支，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东起永新的拿山，西到湖南酃县的水口，北起江西宁冈的茅坪，南到江西遂川的黄坳，方圆275公里。论海拔高度，一般为1000～1500米。距茨坪125公里的八面山，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的最高哨口，其海拔高度也不过只有1800米。显然，在我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井冈山不算出众。
然而，毛泽东却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挺进井冈山，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那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为什么挺进井冈山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人是谁呢？
1996年2月7日，《华商时报》载文说：“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是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的团长王兴亚。”其具体情况，该文是这样记述的：
王兴亚，江西安福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当过北伐军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他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有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他速到安源开会。会是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主持。在部署完秋收起义工作后，毛泽东郑重地对众人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王兴亚把腿一拍，说：“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王）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大家忙问是哪儿，他说：“井冈山嘛！”毛泽东听后，忙要他把井冈山和袁、王的情况再讲清楚些。从此，“井冈山”便在毛泽东的心里扎下了根。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江西安源张家湾村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工作，其时间是1927年9月初。
其实，在这之前，湖南衡山县一位名叫张琼的妇女会干部，曾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对此，著名作家叶永烈有以下的记述：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做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叶永烈：《毛泽东之初》，作家出版社于1993年12月版，第81页。
从上述情况来看，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人，应当说是衡山县妇女会干部张琼。据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中共南岳区委宣传部编撰的《云气纵横话衡岳》一书记载，毛泽东是于1927年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湖南衡山县考察。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召开妇女座谈会，了解有关妇女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妇女座谈会是于1月15日到衡山县白果镇后，在芳山公祠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是1月20日到衡山县城后，于23日在县妇训班召开的。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中共南岳区委宣传部编：《云气纵横话衡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83页。
叶永烈在《毛泽东之初》一书中说，毛泽东于1927年2月20日至23日到衡山县考察，是有误的。而其准确时间应为1927年1月23日，而不是2月20日至23日的事。因为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先到湘潭湘乡县考察，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衡山考察。24日下午离衡山回长沙，在长沙郊区考察。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考察。2月4日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了解农运情况。2月5日，毛泽东便结束历时32天的湖南5县的考察。2月12日，毛泽东已从长沙到武昌，不可能在衡山。
王兴亚在安源军事会议上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是在张琼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之后的又一次。王兴亚的推荐，可以说对毛泽东决心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进一步起了促进作用。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井冈山的斗争，其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只有2年3个月，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