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诵芬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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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试读：
前言
自20世纪初，人类实现动力飞行以来，航空科学技术即迅猛发展。航空工业也逐渐成为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成为强国的战略性产业。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艰苦历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口号，以冯如、巴玉藻、王助等为先导，一大批优秀的先驱者推动着中国航空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徐舜寿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航空工业尤其是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徐舜寿有着突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他于40年代开始从事航空事业，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参加了航空工业的筹备工作。1956年，他主持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1961年，作为主要领导，组织和创建第一个飞机设计所；1964年，他又参与了组织和创建第一个大型飞机设计所。他是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在他直接领导下培育出的飞机设计人员，遍布我国自主设计机型的重要岗位；而由他主持、组织和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
徐舜寿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飞机设计、飞机设计机构及基础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航空科学技术人才；还在于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飞机设计机构建设思想和飞机设计思想及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方法。
我们纪念徐舜寿，最重要的是继承他的飞机设计科研思想并运用于我国飞机设计事业中。
徐舜寿的一生，是短暂的、不平凡的。他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与西方现代科学、民主意识于一身。他对事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对组织和同志襟怀坦白、正直无私。与徐舜寿共过事的人，对他的为人处事与道德风范都有共同的深刻印象与切实感受。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不仅可以学到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技能与方法，还可以获得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百折不挠地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力量。
我们纪念徐舜寿，更要弘扬他的道德风范与人文精神。
历史是以人为最基本的元素来记载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代表人物往往成为一种标志而载入史册。
今天，我国航空工业正在发展的进程中攀登新高峰。从事航空科技工业和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人们，不应该忘记、更不应该不知道徐舜寿。或许，人们更熟悉前苏联的飞机设计师——米高扬、苏霍伊、图波列夫、伊留辛、雅克福列夫……而对于自己祖国的飞机设计师却知之甚少，这是历史的悲哀。我们有责任把徐舜寿的业绩与生平记录下来，告诉今天和今后的航空人，是他和那一代先驱者，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今天，中国的航空工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关于研制大型飞机的决策和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立项以及在研、首飞、定型和投入批量生产，勾画出新的目标和蓝图。
在追思徐舜寿及老一辈航空先驱的今天，我们希望，中国的航空事业能够在前辈们崇高精神的激励下，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更衷心地期望，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前辈们为之奋斗的航空事业中来。编者2008年8月忆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专家徐舜寿[1]伍修权
编者按：
本文原载1996年5月《中国空军》双月刊。该刊编者按中写道：“徐舜寿是一位对我国航空工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飞机设计专家。伍修权同志为怀念这位如今鲜为人知的杰出人物，在原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等同志的支持下，写了这篇文章。”
当我国航空工业正在展现新面貌的今天，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飞机在蓝天翱翔时，我们不由深深怀念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初创人之一、我国著名的航空工业专家、共产党员徐舜寿同志。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祖国航空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重大贡献，他在飞机设计事业上的丰富学识及其组织才能，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及一个科技专家的治学态度，至今仍为每一个熟悉他的同志铭记不忘。爱国爱党 立志献身
徐舜寿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立志于航空事业，16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攻读航空专业。20岁毕业后，适值抗日战争爆发，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志向，又考入原中央大学航空研究班深造。后在新疆伊宁航空训练班讲授飞行原理，为我国反侵略战争培训空军人才。1940年，他创造了飞机性能捷算法。1944年，他又编辑出版了一部英汉航空词典。同年他赴美国学习，于1946年回国。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就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1949年春天，挈妻将雏，深夜偷渡封锁线，到达了解放区。最初在我军东北航校机务处任工程师。不久后随军南下，参加我国南方某地机场修建工程，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服务。随后，在华东空军航空处航空研究室任飞机组负责人。1949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初期，他担任了航空工业局技术科科长，曾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航空工业部提供了许多具体方案和计划数字。他又通过自学，较快地掌握了俄文，翻译并审核了大量的技术资料，推动了试制苏式飞机的技术指导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却始终是自行设计飞机。在他的积极建议和努力工作下，1956年航空工业局决定建立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授命他担任设计室主任。创业初期，困难重重。既无试验设备，又无设计经验，除他本人和总工程师黄志千等少数几个同志外，大多数人员是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和中专学生，有的还不是学的航空专业。但是他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定要尽快地设计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来。他和黄志千等同志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提出首先设计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的方案。他当时经管两个型号的设计工作，十分繁重，尽管身体不好，还是和大家一起画模线、计算强度。那时他39岁，设计人员平均年龄是25岁。就是这支一百来人的年轻的技术队伍，夜以继日，没有周末例假，春节也不回家，只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一些老设计人员回忆起当年工作的情景，至今心情十分激动，说那是他们一生的黄金时代。新中国第一架喷气飞机的诞生
1958年7月26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101”飞上了天：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了庆功祝捷大会。这架飞机的性能在当时同类型飞机中是比较先进的。就在我国开始这项设计时，还有几个国家也在设计这种飞机。他们的工业基础都比我们雄厚，设计经验也比我们丰富，但是他们的同类型飞机在我们的“101”上天后一二年才陆续试制成功。这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上天，在我国航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飞机上天以后，徐舜寿组织全体人员总结经验，并且冒着酷暑来到福建前线机杨，听取飞行人员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要，为设计新的超音速歼击机，迈出新的一步。他开始研究设计新型飞机的初步方案，为了适应新机研制的需要，又积极提出和参与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个高速风洞。
徐舜寿等同志在航空事业上的贡献受到党的重视，早在“101”号试制时，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还不宜公开宣传这一成就，请人转告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先做“无名英雄”。到全国三届人大时，周总理即指示航空界应有代表。根据这一指示，徐舜寿同志光荣的当选为三届人大代表。
徐舜寿同志有着强烈的事业心，时刻都在考虑新型号飞机的设计，同时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设计室刚成立，他就提出了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设计指导思想，强调飞机设计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内技术水平和工厂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在刮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年代，他没有随风倒，不盲从，不迎合，举出大量技术上的论据，反复说明不能脱离国力、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尽管受到很大压力，甚至受到批判，但他从不放弃合乎科学的正确主张。1963年在航空设计研究院的党代会上，他还从战术技术要求的制定、草图的设计，直到飞机试飞定型、转入成批生产的过程做了周密的说明，以此论证研制一架现代化歼击机所必不可少的周期。鉴于周期为时较长，他提出应尽早起步。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和实事求是的。他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培养专业人才 开拓航空工业
徐舜寿的另一卓越贡献是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充分了解爱国而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敢于大胆使用；他一贯鼓励青年技术人员钻研业务，要他们“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成为自己专业的“状元”和“尖子”；对于成绩突出的技术人员，他建议党组织委以重任；在政治风暴中，他努力保护热爱航空事业的技术骨干。当有的技术人才得不到重用时，他曾经激动地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道：“这个人如果不够从事这一工作的政治条件，你们就把他调走。既然不是不够，在我这里我就要使用。要用人家，又不信任人家，这样的事我干不来！”
他对于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一直要求很高。他曾经提出：“一个飞机设计人员一定要熟悉十种以上飞机的同一构件或系统的构造，并能进行分析比较，论述其优缺点，概括出各设计家的传统，知其所以然。”为此，他一开始就狠抓了设计人员对图纸资料的学习；他还将我人民空军击落的敌机残骸弄来，让大家拆开研究，了解敌机的构造和性能。他对各类人员都提出严格要求，不仅计算、画图要求准确、迅速，甚至图纸上的仿宋字也要求写得一丝不苟。他重视经验总结，在设计任务完成后，不仅作全面总结，而且要求人人写出自己的经验体会，说这些总结就是后来人的技术经验和传统作风的现实教材。
作为一个技术干部，他不空谈政治。但他总是把当前任务同国内外形势、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设计人员充分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一种使命感。他和设计人员朝夕相处，关系融洽。许多人几十年牢记着他的热情帮助甚至严厉批评。他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支勤奋钻研、工作忠实严谨的科研队伍。
徐舜寿的工作经验及组织才能，特别是其丰富的知识，深为周围同志所敬佩。他熟悉飞机设计的各个专业和飞机生产的各个环节。他重视科学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组织编写了规范手册、图纸管理制度、零件设计原则和设计员手册，等等。今天这些仍然是培养和考核技术人员的依据。为了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技术责任制，他极力主张建立技术委员会。虽然当时遭到一些非议，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终于得到普遍推广。他重视图书资料工作和国外技术发展情况，注意介绍推广并亲自动手翻译。早在1953年，他看见国外新出版的一本《飞机强度学》，便利用出差机会在旅途中进行翻译。他曾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伏在手提箱盖上，以半小时一页的速度翻译着，一趟出差结束，一本书也基本上译出来了。他所领导的单位经过长期积累，保存了相当完整丰富的技术资料，成为本专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当国外航空工业开始使用电子计算机时，他立即向国外订购，因而我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使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结构强度。英年早逝 业绩永存
随着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最初只有百十人的飞机设计室发展成为上千人的飞机设计研究所。徐舜寿担任副所长，负责技术领导工作。
他不仅在工作中敢于领导，严于管理，善于决断，勇于负责；而且十分热爱生活，爱好广泛。他常教育孩子们速算、练字、观看星座；休息时喜欢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并读原著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他喜欢欣赏古典音乐，但在夜深人静、听到飞机发动机雷鸣般的试车声时，他不仅不感到烦躁，反而欣赏地说：“这才是最美的音乐！”
徐舜寿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他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虽然他走过的道路坎坷，心里却始终燃烧着为祖国设计自己的新型飞机的强烈愿望。正在他要为各种新型飞机设计施展自己的才能时，十年动乱开始了。徐舜寿同志遭到了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6日不幸去世。在最后的时刻，他还说：“我不能死，我还没有老，我还能为党工作。”他只活了50个春秋，正当壮年。我们许多熟悉他的同志，为他的过早去世、为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损失，深深感到痛心和憾恨！
可以告慰于徐舜寿同志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航空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他生前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他毕生为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精通业务、善于组织领导的才干，他平易近人、光明磊落的作风，正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当年的壮志宏愿，正随着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各种新型飞机，直上晴空，长留蓝天！◎1995年宋蜀碧与伍修权、徐和合影注释：
[1]伍修权（1908.3.6—1997.11.9），曾用名吴寿泉，湖北省武汉市人，徐舜寿的三姐夫。
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参加过苏联红军。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治委员、军委直属第3师政治委员、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共产国际、中国工农红军总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期间，历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长征到陕北后，历任红15军团73师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等职。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第27执行小组组长，授少将军衔，参加同美军、国民党军代表谈判，初露外交锋芒。1947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11—1950），外交部副部长（1950.12—1955.1）。1950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并发表讲话的第一人。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吊唁活动。1955年至1958年，出任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9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曾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解放军战略研究所所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1997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音容犹在 慈爱永存
2008年1月6日，先父驾鹤40周年忌日。往事历历，萦绕心头。试提笔，竟如泉涌，点点滴滴串成珠。以薄寄怀念之情，遥祭在天之灵。
爸总是那么忙。记忆中，爸很少和我们在一起。我出生三个月即被抱着离开南昌，经上海、青岛、济南、沈阳，再到上海。完整记忆是从四岁开始。那年，妈带着我从上海来到北京，与在航空工业管理局（四局）工作的爸团聚。我进四局幼儿园。周六，爸接我回家，忙时则请同事代劳。1956年，他调沈阳112厂飞机设计室，我们在北京又住了两年。那时往返沈阳与北京之◎父与女间都是乘火车，他总是中午11点到家。1958年我们搬到沈阳。1961年，他调塔湾的一所，我们还住在112厂所在的三台子。一所和112厂的公休时间不一样，他周末回家我们却上学。即使这样，由于他经常出差，也不是每周都回家。我们很少去塔湾，只记得他们授军衔时，全家去一所。爸特高兴地带着我们到各处串门，记得去了熟悉的黄叔叔（黄志千）家和新婚不久的小顾叔叔（顾诵芬）家。那次，就住在爸那不算大的家里。1964年，爸调陕西阎良的十所。次年，举家离辽赴陕，在阎良安家。我只身离家去临潼县读高中。
爸很有生活情趣。小时候家住北京东单镇江胡同，两间北房。周末如果他在家，总是拉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还教我在阳光下看书要注意方向，避免阳光直射书上刺激眼睛。遇到天气好或者家里来了亲戚，他会招呼大家“照相！照相！”接着从屋里拿出一条墨绿色的毯子，搭在院子中间的一根晒衣绳上，就是背景了。我喜欢照全家相，他让我们都坐好，看着他支起三角架，装好快门线，按下快门线，再跑回自己的位置，听相机“喀嚓”一声，定格、成像。大年夜，爸点花炮，我和大弟汶站在屋檐下看，小弟源在屋里隔着窗户往外看。我们不玩儿带响的鞭炮，只点好看的花炮。我最喜欢的是“老头花”，每次都是爸跑过去点着大肚子老头那藏在头顶上的捻子，再跑回屋檐下和我们一起看。汶“小淘气”的时候，爸把雨伞撑开，倒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让汶站在伞下，他拿把水壶往下洒水，边洒边喊“下雨喽！”汶高兴得跑出跑进。他带我们去崇文门看经过的火车，汶兴奋得又叫又跳。国庆夜，他带我们在国际友人服务部的楼上看焰火。
爸儒雅。他身材修长，极整洁。50年代多穿西装，却少打领带，常常是内着高领衫或衬衫，不系扣，随意而潇洒。度身定制的西装，一件上衣配两条裤子，喜雅色。60年代改着中山装、军装，书生气质依旧。他通英文、俄文。英文有清华教育和留美经历，俄文则自学。他书写工整，字如其人。削铅笔总是一刀一刀，刀痕均匀，再垫张纸，斜向将笔尖削得细细的。沈阳期间，他出差北京常常带回些有意思的东西，最多的是唱片。还有一套百花信笺，信纸的下方印着齐白石的花卉、鱼虾画，清馨淡雅。又有一套瓷制小猫，八只小猫姿态不同、颜色各异。我离家时带了两只。历经多次搬家，不变的是书柜的“思念角”，小猫伴着爸在苏联时的一张全身像。◎思念角
爸喜音乐。他收集了不少密纹唱片，闲时听乐怡神。60年代初，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说起，新出了一个很好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一位年轻的女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演奏的，给我看带回来的唱片，至今记得唱片的封面是俞丽拿在拉小提琴，双目微闭沉浸在乐曲中。他要我坐下一起听唱片，边听边讲，草堂结拜、三载共窗、十八相送、抗婚、楼台会、哭灵、投坟、化蝶……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出差途中，曾多次听到旅行车里播放“梁祝”，熟悉的乐曲拨动的是深埋心底的思念。
爸好文学。他教我读唐诗，一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日后漫长的专业求索路上，循此多读、勤思，钻进去、跳出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播映时，特喜欢。爸回家，给他讲这部电影，他微笑着听我讲。讲完以后，觉得还不尽兴，说真想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故事。爸：“那就找书来看吧。”大感意外：“有书吗？”慢悠悠地：“嗯，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真没想到：“啊？小说叫什么名字？”慢而清晰地：《踏平东海万倾浪》。我赶忙去文化宫图书馆借了这本书，看到了许多电影里没有的故事。当时想，爸那么忙，竟知道有这本书，他还知道有什么书？现在想，在我兴致勃勃讲故事时，爸不因为他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得更多而打断我，就那样眼含笑意地看着女儿说呀说，慈父的爱心只有在我做了母亲之后才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
爸有条理，细心周到。他有一个棕色的手提箱，是从美国带回来的，箱内两侧有些小插袋。每次出差，他总是按照一张纸条，往箱子里装各种必带物品，必带物品多有固定的位置。家里有个常备药盒，里面有红药水、碘酒、棉签、纱布、胶布、酒精棉、一种白颗粒的消炎粉和当时很少见的创可贴。我们经常有些磕磕碰碰的皮肉伤，遇上爸在家，他总是先用酒精棉清理伤口，再涂上碘酒、撒上消炎粉，敷用纱布包扎、胶布固定。初中二年级，我病倒。妈给爸打电话，他带了一位医生从塔湾赶回来。诊断为急性黄胆性肝炎，当即送沈阳军区医院。住院月余，爸几次抽空来看我。出差前，还匆匆赶到医院问我的恢复情况。1965年我离家上学时，他给了我一个小饭盒（14cm×10cm×3cm）做针线盒。饭盒是沈阳黎明铝制品厂生产的，金鸡牌，浅黄色，质优。这个历经50年没有氧化黑渍的小盒至今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里面放的不再是针线，而是一份念想。
爸涵养好，从来没有大声责备过我们。小学三年级，我们开始搬家，我和汶先去沈阳，妈带着小弟后走一步。到三台子后第一天上学，爸要开会，请一位技术员叔叔送我去学校。记得从家到学校没有拐弯，一直走就到了。临走时那位叔叔问：“放学要接你吗？”很干脆：“不用。”放学后，我出了校门就一直往前走，听到同学喊：“不是往那边走。”答：“是的，一直走就到我家了。”不料，越走越不对劲儿，楼房渐少，人迹渐稀，直至一片农田。向路边老乡问路，却说不清要去哪里，只知道是飞机工厂。无奈，擦干泪水，掉头再走。终于看到了楼房，走到了楼群中间，却找不到“一直走”的方向。听到广播里正在播送“寻找一个昨天从北京来的小女孩”。“是找我吗？可怎么找广播呢？”茫然间，早上送我的那位叔叔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把捉住我“你怎么站在这儿呐！家里人都急坏了！”委屈地：“我找不到家了。”他指给我看，原来我就站在文化宫的前面，文南一栋就在左手不远处。到家进门，爸正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到我，只说了一句：“饿了吧，快吃饭吧。”厂保卫科的人和学校老师也赶来了，方知学校是上学开前门，放学开后门。事后，爸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也再没提起过这件事。多少年后，我数次因为女儿没有按时回家一遍一遍地给她的同学、同事打电话，她回来后总会不无责备：“以后晚回来要告诉我。”心急如焚的寻找，长出一口气的释然之后，常常会想起儿时的经历，才体会到爸当时的心情，也才更加体会到爸的慈爱与宽厚。
爸很关心我们的学习。上小学时，他教我用四角号码检字法，还给了我一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我学了，但没学好，至今是用汉语拼音查字典。汶上学后，爸教他心算、速算。源6岁时，爸带他去塔湾提前一年读小学。我上中学后，爸每次回家都要问：“数理化有什么不懂的吗？”他出去理发时就带着我的几何课本，先看看我学到哪儿了。一次，他给我讲题，觉得怎么和课堂上讲得不一样呢，直言：“你讲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温和地：“我的方法比你们老师的方法好。”我不以为然，怎么可能会有比老师更好的方法呢？那时不懂家有良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历经中考、高考，她们是不迷信老师的一代，面对题海经常自己琢磨更好的解法。多次感慨：“要是外公在就好了，他会有更好的方法，也会很高兴和你一起探讨。”
爸喜欢与我们谈天说地。我们姐弟都记得爸教我们看天上的星座。我的记忆是北京镇江胡同，夏夜坐在院子里乘凉。两个弟弟的记忆或许是沈阳三台子或许是陕西阎良。多少年后（1997年），定居美国的源弟一家暑假回国，我们两家一起驾车游走丝绸之路。走到甘肃宁夏的拉布楞寺，下榻帐篷宾馆。晚饭后，大家聚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夜空如洗，繁星点点。小侄墨和女儿葳都喜欢星座，看他们指着天上的星座，历历数来，不由想起儿时，想起随时随地把智慧传给我们的爸。
爸善于把智慧用在生活中。不记得多大岁数开始学织毛线，也不记得第一件成品是毛衣还是围巾。但记忆犹新的是，爸回家，我给他看自己的第一件“女工”活儿，他微笑：“好啊。”我不满：“不好，皱皱巴巴的，还没我穿的旧毛衣好看呢。”慢条斯理地：“我们来加工加工。”他找出一个干净的饭盒，倒上热水，再盖上盖子，用一个湿毛巾垫在毛活儿上，来来回回地用热饭盒熨湿毛巾，毛巾干了就再打湿，换个地方接着熨。熨好之后，他拎起毛活儿，平平整整。我立时有了成就感。多年后，女儿北大毕业，就职《中国收藏》杂志。一次要拍几张外币的照片，找出一块黑丝绒做底，黑丝绒不够平整，拍出来的效果不理想，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拿一个大玻璃瓶重复了当年爸的整套工序，黑丝绒立时可登大雅之堂。葳赞：“聪明！”轻叹：“这是外公传给我的。”
爸喜欢带我们去公园。在北京时，冬天去北海公园。他滑冰，我们在岸上看。他总是滑几圈就滑到我们站的地方，问：“冷不冷？”有一次看见他在冰上摔了一跤，我和汶开心得哈哈大笑。1957年，爸已调去沈阳。外婆生病，妈带汶回成都探亲，把已经上学的我送到三姑姑家，把只有半岁的源送到三孃家。有时爸从沈阳出差来北京，星期六接我回镇江胡同的家。星期天早上，他给我做早饭，煎鸡蛋、烤面包。然后带我去陶然亭公园划船，给我买了一大包糖，下午再送我回三姑姑家。上初中时，爸已调一所。暑假的一天，他周末回家，我正好在家。午后的天气很好，他提议：“我们去北陵公园吧。”正要出门，有两个同学来找我，立时有些为难了。爸很干脆：“一起去，一起去！”到了北陵公园，租条船，爸划船，我们坐在船上，唧唧嘎嘎地又说又笑，他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们，既不插话也不问什么。归途上，爸背着手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边走边聊，同学说：“没想到你爸这么没架子，这么有耐心。”
爸有记录的习惯。他有一张世界地图，记录着他走过的国家和地方。上面画出了每次旅行的路线，在图的角上记录着时间。可惜在文革期间连同许多记录着他人生的书信付之一炬。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想到了爸的那张地图。从此，每去一个国家，都要找一张地图，标出旅行的路线和所去的城市，也在图的角上记录时间。如今，这摞地图成为我行万里路的一个记录。
爸平易，替他人想。他在一所时，周末回家有车送，同车的常常还有家也在112厂的同事，周一早上他们来我家门口等车，再一起回塔湾。我们由此认识了“大尉叔叔”管德、冯钟越。困难时期的一个寒假，我和汶去北京。爸托所里一对去北京的技术员夫妇顺道带我们同行。临走时，爸给我钱，叮嘱，路上不要让叔叔阿姨为我们花钱。火车上，叔叔阿姨给我们买吃的，我要付钱，他们怎么也不肯。我和汶商量，爸交待过的，还是要给。临下火车，乘他们不注意时把钱塞在他们的包里了。
爸嘱我不要有优越感。在沈阳时，我一直在112厂的子弟学校就读。1964年，爸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每次开人代会回来，都给我讲人代会的事情，讲邢燕子、侯隽的事迹。常嘱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优越感。1965年初中毕业，正值全家迁往阎良。我已经考上了辽宁省的重点高中（沈阳二中），可顺理转到陕西省的重点高中（西安中学）。到陕西后，爸与我认真地谈过一次。大意是，十所尚在初建期，各路人员正向阎良汇集，还有几个孩子也要转学，提出希望子弟们能一起上学。这是他首次携家眷担任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我独自去西安上学，就会有些特殊。所里已经联系了临潼县的华清中学，也是省重点，只是农村子弟居多，生活比较艰苦，希望我去临潼上学。于是，我离家去临潼上学。在随后的家信里诉说了诸多不习惯，听不懂老师用陕西话讲课，伙食差，睡通铺……那段时间，爸出差总是事先写信说好时间，约我去西安见面。见面时问学习、问生活、问同学关系……他总是安慰我：“慢慢就会习惯的。”又总是会问：“钱够不够。”一次，告诉他一位初中同学上高中后家里生活困难，来信讲到交学费有难处，我寄了学费给她。爸赞同：“好，帮助同学是应该的。”又给了我些钱。
爸最后的眼神是我一生的支撑。1966年，美好的生活在瞬间戛然而止。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我首当其冲，被指“修正主义苗子”，重压之下。同校就读的十所子弟不断贴出有关于爸的大字报，再添“走资派之女”，双重压力。1967年，学校里师生分成两派，因不苟同武斗，又成“保皇派”，十比一的少数派，三帽叠顶。春天，爸来信，要我去西安。见面后知道他要回阎良。我从自身的压力能感觉到阎良的形势，担心他回去挨斗。他说，这次回阎良，六院明确是让他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会有事。但他心里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临走，他给了我200元钱，嘱：“万一家里出事，可以应急。”爸回到阎良，形势急转直下，每次回去都感到爸的处境越来越糟。1967年12月，我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阎良。1968年的新年是爸是我是全家的噩梦。身心饱受非人摧残的爸卧床不起，对妈轻语：“Exhausted”。6日上午，我坐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我的问题如果搞不清，就会影响你的前途。我对不起你，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那交织着深爱、愧疚、委屈、无奈、不甘、痛苦的眼神就此火烙刀刻般地嵌入我的脑海，融入我的生命。当晚，爸永远离开了我们。不久，家被封。我送两个弟弟去北京。次年，我去北京接小弟回陕西。往返路费就是爸留给我的应急钱。路遥遥，父爱伴我们同行。失去爸的岁月里，我们的无助、困苦、艰难不堪回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十几年里，多少次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是爸最后的眼神支撑着我，“我是爸的女儿，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成为我坚守的信念。1978年，爸获平反。次年，我和妈回到北京。历经三年务农、八年做工之后，机缘巧合地进了国家旅游局。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的日子里，是爸最后的眼神激励着我，“我是爸的女儿，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成为我奋斗的动力。庭训给了我“学问立身”的人生准则，大伯给了我“定向努力”的求学指引。从此，走过三十年的公务员历程。
四十年了，爸一直在我们心中。我相信，爸跨过忘河去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忘掉的是那些烦扰、屈辱与痛苦，因为那是外力强加给他的，是本不属于他的，是不能持久的。但他忘不掉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深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四十年了，爸一直在天堂看着我们。我相信，爸的眼神在变。委屈、无奈、不甘、痛苦渐褪渐淡，因为噩梦已去，留下的是慈爱，增添的是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和我们的孩子都谨遵家训，脚踏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因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迎来了自主研制大型机的春天，这是他多年的追求与梦想。爸欣然：“好啊！”徐汎2008年春节一、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第一章家世家乡
南浔镇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长江金三角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腹地，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水稻产区和鱼米之乡，更是享誉全球的蚕丝产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时代（公元4世纪）。南宋时期逐渐繁荣，淳佑末年（公元1252年）建镇，明清成为商业重镇。“水市千家聚，商鱼舟结邻”，“夜市买菱藕，春船载绮罗”。至19世纪初，所产“辑里湖丝”以白、净、柔、韧驰名中外，历代被指定为帝、后服料，多次在巴拿马、旧金山、纽约等万国丝绸博览会获奖，鼎盛时期其产值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有资料记载，1847年，仅南浔镇生丝就占上海口岸生丝出口的三分之二。
南浔镇距太湖最近处不到两三公里，离杭州60公里，离上海100公里。清澈明净的苕溪水，源自西天目山，从湖州出来分为72条，其中最北边的一条横贯南浔镇东西。南浔镇有88座石桥，河边有保存完好的名园、名楼、名人古宅。“古巷深深，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在文人的笔下，南浔镇被誉为“绿波三叠跨晴红，十里桑阴水市通。”◎水晶晶的南浔一景徐舜寿于1917年8月21日出生在◎徐舜寿半岁照上海，1920年，他随母亲迁回祖籍——浙江湖州的南浔镇。
徐舜寿的哥哥徐迟，是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他在回忆录——《我的文学生涯》中这样描绘自己的家乡：“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水晶晶的田野，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宝塔，水晶晶的天主堂，水晶晶的耶稣堂，水晶晶的水风车，水晶晶的水车，水晶晶的池塘，水晶晶的水网……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水晶晶的倒影，映出这个水晶晶的世界！这是，呵！这是我的水晶晶的家乡！”
诗人的气质和独特的笔触，展现了玲珑剔透的水乡景色和淡雅清新的南国气息。
徐舜寿在这秀美的江南故乡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湖州古称吴兴，由汉代至清代正史立传的有285人。近代以来，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方，才俊辈出。2004年，湖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从湖州225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人中选出代表，在湖城仁皇山新区的文化广场和市民广场上建湖州历史文化名人园。经过市民广泛的参与、讨论、推选，以开城鼻祖战国春申君黄歇为主雕塑、四座共26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群雕组成的方案得到一致认可并付诸实施。◎南浔一景
与赵孟頫、沈约、颜真卿、陆羽、吴昌硕等历史文化名人并列的，有一组以“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为主角、五位现代名人为一组的群雕。其中有我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开拓者，主持设计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著名地球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等。◎群雕，右二徐舜寿
在这组群雕中，与钱三强比肩而立的，就是徐舜寿。雕像基座的简介上写着——“飞机设计师。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机构，主持设计了我国第一架喷气歼击教练机”。
2006年8月，由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办的“2005年度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专家评选活动中，湖州历史名人园雕塑荣获10个年度大奖之一。这组群雕塑还获得“2006浙江省城市雕塑评选”的最高奖项——特别奖。
南浔镇有一个文化公园，里面有“徐迟纪念馆”和历史名人长廊，其中也有徐舜寿的画像。◎南浔历史名人长廊的徐舜寿画像◎南浔历史名人长廊的徐迟画像家族
南浔镇里徐氏家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比较殷实的。家族用“延年益寿，长发其祥”八个字为族人按辈分取名。
曾祖父徐延祺曾在紫禁城内太和殿旁的军机处行走，在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专司向皇上条陈有关外交政策奏章。后因深夜值班，受寒得病、哮喘咳嗽，旬月而卒。
祖父徐麟年，家教甚严。徐舜寿的父亲徐一冰在37岁时曾写下[1]一首五言古诗——《自述四十五韵》，记叙苦读史。诗中写道：“余年甫成童，侍父游楚鄂（自注：时先君客鄂城司贸库事）。庭训督责严，都为科名缚。老父爱儿深，为起临江阁（自注：修葺典中更楼为余之读书室）。……暮日西山落（自注：楼之左即樊口西山），夜半尚吟哦……”
徐舜寿的父亲出生于1881年，属“益”字辈，名益彬、逸宾，常用“一冰”。20岁时考取秀才。哥哥徐迟对父亲有深刻的记忆：“他很威武。贫儿院里既有新式的体操用具如哑铃、曲棍等等，也有国术的武器，刀枪剑戟，插在武器架上。父亲是十八般兵器都能取下来耍上一段段的功夫的。
我记得父亲管教我很严，经常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去，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出了题目要我作文。”（徐迟《我的文学生涯》）
1905年，徐一冰24岁留学日本，进大森体育学校，专攻体育。
留学期间，徐一冰看到外国人的强健体魄，对比中国人的文弱之躯，意识到要让国人强壮，就必须有专门的学校传播体育。他刻苦学习体育技艺和理论知识，立志回国后有一番作为。
1906年，徐一冰毕业回国，先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爱国女校、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和上海女子中学等学校任教。1907年，在上◎徐一冰海老西门创办中国体操学校，自任[2]校长并兼训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体操学校。
由于徐一冰先生办校成绩卓著，曾获得北洋政府颁发的一等文宪章和七等嘉禾章，获得民初大总统黎元洪颁发的“教思无穷”匾额。◎1909年4月，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召开春季运动会，吸引了众多的中外观众◎中国体操学校创办人合影：前排左起：徐一冰、袁公诚、瞿仲戍、徐筑岩，后排左起：王石士、王季鲁（原载《体育杂志》1914年1期）◎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学生们在1925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上参加50米预赛
1914年，徐一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奠定了徐一冰属于“我国第一代的、居于第一位的现代体育家的身份。”◎《体育杂志》第一期封面
南浔镇徐氏一门，徐一冰、徐迟、徐舜寿父子三人，都在不同领域创造性地开拓了自己的事业，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体育杂志》编辑：（左）徐一冰、（右）王均卿父亲
跨入20世纪的中国，经历着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是一个军阀纷争、社会动荡、民族资本主义较快发展、思想文化流派纷呈的历史时期。一批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国家、民族摆脱困境与屈辱的途径，并开始注意到启蒙民众、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
徐一冰年幼时受儒家忠恕之道影响，留日期间，接受了孙中山以民权、平等思想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所以，对社会问题特别关注。创办体操学校后，又将目光投向贫困的流浪儿童的教育。
他在“创办贫儿教养院缘起”一文中表述了对贫困儿童教养的观点和决心：“国何以贫，民贫故也。自近世社会主义日渐发达，种种救贫政策，不一而起……
凡救贫事业中，是属可怜可悯，而为当务之急者，莫如先救一般失养之贫儿……
盖儿童之贫，非自为也，实社会之不良，无人教养，有以制其死命耳……父母不能尽教养之义务，父母之罪也。社会更不能代尽教养之义务，此岂社会之幸福哉。故吾人能于社会上，多尽一份子之义务，即于社会多得一份子之幸福……
一冰夫妇，关心社会义务。十年于兹，于良心上固早有一种教养贫儿之志愿。现在商请地方自治机关，将洗粉兜慈阴庵房屋，拨一半为贫儿院院址，所有开支经费，由一冰夫妇变卖家产，首先试办……”
要给贫困儿童以教育，财力是首当其冲的问题。1915年初，徐一冰在南浔镇大街小巷的墙头张贴布告，广泛宣传要在阴历正月初八、初九、初十，一连三日，在南浔镇德懋弄本宅拍卖房屋家具、金银首饰、各式衣服、文房书画和祖传珍藏等家产。经过三天义卖，徐一冰用所得资金约4000元，加上募捐所得，开办了南浔镇贫儿教养院。他自任院长，夫人陶莲雅担任管理贫儿衣食生活起居的副院长，全家随之迁入贫儿院居住。
同时，他要兼顾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因此，在老西门租有一座石库门房子。他奔波于沪浔两地，时而也带全家人去上海居住。徐舜寿就是在上海这栋房子里出生的。
贫儿院开办以后，招过两期学生，每期30人，共60人。这些学生入院前，大都备受饥寒，饱受湿热，不少人有病在身。入院后先在病房中隔离、治疗、护理，以免传染。数月后，疾病渐少，面黄肌瘦者逐渐恢复，精神萎顿者日见活泼。贫儿院实行半工半读，办有木工、竹工、藤工、纺织工和织毛巾工场。音乐科教学铜管乐器，军乐队的全副铜管乐器应有尽有，打击乐器一应俱全。聘有乐师教习，每天排练。
贫儿多是失学儿童，文化程度低，资质参差不齐，故实施分级授课。每天上午授课4小时，侧重国文和算术，下午进行手艺学习，分别在竹木工场和纺织工场学习劳动。儿童们学习手艺方面进步很快，纺织工、藤工、车工在半年后即能自制成品出售，一年后可成为熟练工，如纺织工每天可织出30多条至50条毛巾。
徐舜寿和贫儿教养院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纺车纺线。粗纱细纱、经线纬线，都能整理得很好，并坐在织毛巾的机子上，手拉脚踏，织出各种毛巾来。
这样的环境，养成了他特有的细心和严谨。他的夫人宋蜀碧回忆：“他的心非常非常细。在沈阳还写信叫我把零布头给他寄过去，裤子破了，哪儿破了，他自己缝。自己缝还要用同样布的线，他从布里抽出线来缝。”
贫儿院的生活严格而有序，如学生到食堂用膳，必须排队而入。食堂里挂着一副对联，内容取自《朱子家训》，上联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下联是“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吃饭时谁也不能掉一粒米在桌上，若不慎掉了，必须拾起来把它吃掉。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徐迟和徐舜寿从小懂得爱惜物力。
1907年，徐一冰创办中国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1914年，他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体育刊物；1915年，他毁家创办“贫儿教养院”。在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壮举。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1922年末，徐一冰病逝，终年42岁。母亲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徐舜寿年仅5岁。
徐舜寿的母亲陶莲雅，又名“怜亚”，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她与徐一冰结婚的十年中，连续生了三个女孩。直到1914年，第一个儿子徐迟出世。1917年又生了徐舜寿，父母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小名为“止宝”，意思是到此为止，但家里人将他的小名唤为“止多”，意思是孩子生得够多了。◎前排左一陶莲雅，后排：二姐、大姐、三姐
父亲去世时，母亲年仅40岁。她不仅挑起全家生活和教育子女的重担，还继续担任贫儿院的副院长，负责管理贫儿们生活方面的事务工作。但接任院长的却是一位忘恩负义的小人，“任院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东翼台上那架钢琴”，紧接着把陶莲雅一家人撵到洗粉兜20号的一座小破房子里去。徐迟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讲到这一段历史：“父亲去世后，最悲恸的和最痛苦的，是年仅40岁的母亲。但她坚定、倔强，眼睛里有一股从前没有过的韧忍的冷冻冰光。她办理丧葬，哺育一大群嗷嗷待育的贫儿，其中包括她自己的五个孩子，其中只有最大的一个已经出嫁。事业上受挫，繁重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这一切都在她面前出现了。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才能战胜这种凄苦的命运，来将一切重新安排妥当。也许正是困难给了她力量。她默默地、但毫不示弱地顶着，继续担任◎大姐、母亲、三姐她的副院长的职务。现在，救贫理想和贫儿院的事业集中地放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了。贫儿院可少不了她这个副院长。成立以来一直是她管理着贫儿院的生活起居。贫儿们的里外衣服都是她和大伯母俩人在两台缝纫机上缝制出来的……”
陶莲雅在贫儿教养院前后工作了23年，直到日本人的战火把贫儿教养院烧成瓦砾堆，才悲愤离去。之后，她长期住在上海二女儿徐曼倩的家里。
1944年7月，徐舜寿的母亲陶莲雅患肺结核病逝，终年62岁。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大姐徐曼珠，曾用名徐玲宝、徐雪明。她思想比较进步，解放前后，就把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送到北方参加革命工作。50年代，她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工作，能写一手娟秀小楷，曾被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聘为院办公厅秘书。◎右三徐舜寿与左三徐迟、左二嫡堂大哥、左一二姐曼倩、右一大姐曼珠、右二三姐曼虹
二姐徐曼倩，原名徐珑宝，家人称她“好姐”。1930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在上海万国储蓄会当办事员。1939年，她嫁给地产商兼银行家杨树康。杨家生活阔绰，有一栋三层楼的豪华楼房，有一定的社会势力。徐舜寿于194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时与姐夫见过面。由于志趣不投，很少往来。
三姐徐和，原名徐和宝，曾用名徐曼虹。1930年毕业于上海的两江女子体操学校。1946年，从北平奔赴解放区，先后在张家口、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工作。在大连期间与时任沈阳卫戍区司令的伍修权将军结婚。
1951年9月，徐舜寿在《自传》中这样写到三姐：“我和她幼年时代比较接近，但在1937年分开后一直到1949年才在沈阳见到她。那时我初到解放区，情绪方面不很安定，在这一方面她对我起了一些影响，奠定了我参加革命的信心。”◎后排：徐舜寿、徐迟，前排：二姐、大姐、三姐
哥哥徐迟，原名徐桑寿。19岁在上海发表诗作，22岁出版诗集。抗日时期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工作和活动，结识许多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董必武同志指示回南浔镇办学，历时两年多。1949年后，先后任职于国际新闻局、《人民中国》、《诗刊》。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系列作品。徐迟生前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徐迟年长徐舜寿三岁，兄弟俩从小在一起，亲情甚笃。徐迟引领徐舜寿结识了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了解了共产党，直至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兄弟俩
徐舜寿在《自传》里写道：“哥哥徐迟，年龄和我最近，比我大三岁，我所受到他的影响也最多……抗战后1939年左右在香港和共产党的同志们开始接近，思想转变很快。香港沦陷后逃难到桂林、重庆。1944年我在他重庆家中住了三个月，受到过他很多影响。”注释：
[1]《自述四十五韵》刊登在徐一冰先生编辑的《南浔贫儿教养院五年刊》中，见诸徐迟《我的文学生涯》。徐迟对该诗做了“一个不分行的散文译文”，摘录如下：“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跟我父亲来到湖北省，县城名鄂。父亲管教我是很严的，思想里他受着皇朝的考试制度的束缚。他爱我这么深，专给我建一座面临着长江的高高楼阁。那儿风景幽静，一半儿农村，一半儿城廓。我看到隔江的黄州赤壁，与我遥遥相对，朝霞在那儿飞逐；我看到阁楼左边的樊口西山，夕阳在这儿没落。我总是到夜半还诵读着诗书，直到月色已残，听到鼓打五更，其声柝柝……”
[2]2005年4月23日的《城市快报》刊登了记者王志辉的一篇文章——“人种不强国安赖 上海滩上练体操”，其中第一节的小标题为“不忍列强侮辱 立志强身健国”。这篇报道记述的就是徐一冰先生的这一段历史，摘录如下：不忍列强侮辱 立志强身健国
近代体育在我国的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体育的水平十分低下。国弱民贫，被列强戏谑地称为“东亚病夫”。徐一冰就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国人的贫弱，列强的嚣张，时刻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爱国神经。
徐一冰又名益彬、逸宾，浙江湖州市南浔人。据他的大儿子、我国著名作家、诗人徐迟回忆，他平时威武而严肃，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自幼喜欢武术，常常练习摔跤，并喜欢作诗。徐一冰成长的年代，清王朝犹如一棵朽树，在风雨中吱吱作响、濒临枯萎。
每每听到有人称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时候，徐一冰的胸中仿佛被压上了千斤巨石，不能呼吸。“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心里的呐喊燃起他的斗志。“学习体育，健体强国！”1905年，24岁的他带着要自强的梦想，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壮志，坐上了前往日本的客轮……
徐一冰来到日本后，进入大森体育学校，专攻体育。据浙江省湖州市体委韩锡曾考证，大森体育学校（又称大森体育会）是当时的同盟会在日本办的一所速成体育师资学校，分一年和一年半毕业两科。课程有体育学、教育学、生理学、解剖学、音乐、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兵式体操等专业学科。1901年至1906年间，中国留学日本的1.3万名学生，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到这里来学习体育的。
两年后，徐一冰回到祖国，来到了被人们称为“遍地黄金”的上海滩。不过，他带着的不是“淘金梦”，而是对民族体育的期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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