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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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探秘（上）试读：
简介
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史海探秘
满清：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
一、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
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到满洲入关前后，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发展、完善”，专制主义的力度与强度均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满清王朝更是推陈出新，把这种制度和其原有的奴隶制改造组合，将其“艺术性、实用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变成足以傲视世界的“国粹”。专制主义在满清时代的全面泛滥，除历史沿革，即所谓“清承明制”之外，另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满洲社会的历史传统。满洲人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满洲入关之后，长期保留着相当一部分奴隶制残余，甚至胤缜（雍正）时代，满清皇帝还意尤未尽的美化那些奴隶制残余，说是其祖先时代固有的“美俗”云云，终满清一代，满大臣对皇帝始终以“奴才”自称，这种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普遍性可见一斑。二是由其殖民压迫的残暴本性决定的。满洲贵族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始终对汉族地主阶级与汉民族怀有深深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对于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科举制和经过其毒化的奴才学说——官方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戕害汉族士人的灵魂，达到其奴化统治的目的。对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则着力强化野蛮的保甲制度和腐朽的宗法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宗法制度的全面强化，把其殖民压迫下的奴化灌输渗透到殖民地的各个角落。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在满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全面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
较之以蒙元的赤裸裸的民族分化政策，满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方式显然是要高明的多。其技巧之圆滑、心地之奸险、手段之恶辣，足以给世界上任何殖民政府的殖民统治当教材！综括起来，不外是肉体上的野蛮杀戮与精神上的奴化、愚化、毒化，先看肉体杀戮：
资料一、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三分之二。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以致有人说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就是缘自明清之际。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资料二、清初民族压迫的一系列暴政：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充分暴露出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摘自顾诚《南明史》，有删节。）（附注：无数中国和朝鲜的史料都有努尔哈赤攻入抚顺关后在辽东都司汉区内攻一城屠一城的明确记载。奴尔哈赤势力膨胀之后，大杀辽民，（尤其在其统治晚期），辽民除少数逃回关内以外，关外的汉人险被奴尔哈赤杀戮一空！（死难的百姓大约在300万左右）。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先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此外还有屠四川，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比如清军屠昆山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连德、日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满洲贵族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曾经不遗余力的搜书、焚书、删除、篡改古书，竭尽全力消灭自己杀人起家的罪证！这就产生了满清殖民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
资料三、在二百多年前，清朝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清朝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吴晗（历史学家）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这种可耻的文化禁锢与精神奴化、愚化、毒化竟然被某些当今的某些汉奸文人美化成：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好“领袖”大清皇帝英明圣武的文治武功最重要的功劳之一！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最具开辟新纪元意义的文化工程！满清皇帝名义上是编纂图书，实际上是“寓禁于征”，疯狂销毁、篡改古代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典籍，企图以中国人对血泪史的集体失忆和奴化来维持其罪恶统冶，所造成的文化破坏是空前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甚至会产生集体人格的变态和堕落。从百年文字狱之后，中国彻底地进入了满清的黑暗之中，满清成了中国文化的寄生虫，中国文化成了满清的替罪羊。这正是满清统治黑暗和恶毒之处。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说的尤其透彻“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应该说，满洲殖民者（若从古时有识之士说起岂能否定）这种阴毒、恶辣的文化屠杀是成功的，中国文化素来把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当成最优良的文化传统。（顾准先生甚至由此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满清一代，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殆尽！在这种残酷的专制压迫与阴毒的文化禁锢之下，中国文化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丧失殆尽！鲁迅更是精辟指出“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的恶性泛滥，比如后来的“文革”，正是真正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的最严重的精神桎梏！）
三、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仅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由此达到其彻底奴化、永久奴役的企图！
资料四、“清朝，一个如此残暴、黑暗、专制达到中国历代王朝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皇帝的好坏本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为了以儆效犹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边的血泪被无情地埋没了呢！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卑劣、恶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清朝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己果然伟大圣明！”
满清文字狱处治之残酷、杀戮之凶残，流毒之深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满清皇帝为了维护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不仅大规模的杀人，而且“诛心”，凡是有一点点的思想火花，一点点的独立人格，一点点气节的人，全部扑杀！玄烨、胤缜、弘历祖孙三个，制造文字狱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搞的疯狂，弘历更是残酷到变态的程度：吹毛求疵、深文周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把心肠论浊清”都成为株连、杀戮的罪证。动辄“立斩”“立绞”“弃市”“凌迟”“寸磔”“开棺戮尸”“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主子的授意下，奴才更是捕风捉影，大肆株连无辜，弘历也知道底下的奴才肆意滥杀，但却并不松手，独裁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以此来造成专制淫威下的恐怖气氛，来震慑士人，让被压迫者不要有一点点胆敢和压迫者捣乱的念头！从思想探索的角度看，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最黑暗的奴隶时代！“文字狱的暴虐、焚书、篡改，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正是当时的文人士子风声鹤唳般的真实写照。
四、殖民统治的险恶用心
如今的“文化人”不惜终日花费笔墨、口水，为满洲殖民者表功，比如某“清史专家”戴某，上海的“文化人”余某，“皇帝作家”三月河某（姓氏待考）硬把满清的殖民统治吹捧成所谓的空前绝后的“盛世”。其实，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古老封建帝国覆灭前的最后一束夕阳残照。只要稍微有点文化常识与历史知识的人，都能揭穿这把戏：这一陀“盛世”不过是腐朽、没落的古老专制社会回光复照的衰像，临绝前的垂死挣扎而已；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点民主思想与启蒙意识，他都能从这沉重的黑幕、野蛮的杀戮、阴毒的精神摧残、残酷的独裁暴政中洞穿满洲殖民者卑劣、凶残的丑恶面目！“文化人”们硬是恬着脸说，满清王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满清皇帝都是中国的圣明皇帝云云，这实在是极端可笑的！实际上，终清一代，没有一个清帝承认过，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面临共同的外来强敌，满洲殖民者和满清皇帝才增加了一点点中国人意识，至于满洲变成中国的满族，那完全是后来的事情了。）胤祯反复的说什么“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云云；福临临死前，告戒过满洲贵族，“实在守不住了，从哪里来，就退回到哪里去。”（福临临死的时候，各地的抗清运动还此起彼伏，满洲贵族对于能否最终守住侵略果实，心里还没把握。）显然，满洲贵族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家园，这是抢夺来的殖民地，自己是殖民者！连满洲人自己都承认自己是殖民者，而某些所谓的学者，比方上海的“文化人”余某，竟然说什么，满洲人到中国来是“超越民族正统论”的，这其实就是在给侵略者壮胆、鼓劲，让他们把血淋淋的屠刀挥舞的更起劲！“你们怕什么，放心的干吧！杀吧！你们是来取代我们民族的腐朽王朝，超越民族正统论的。”
五、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满洲贵族一进关，就忙着大肆笼络文人、编纂图书，余某连忙吹捧说是这是“文化气魄铺天盖地”云云，实际上，满洲贵族有他自己的图谋，满清政府在编纂“明史”上是花费过心计的，首先，是大面积的羁縻文人，设法让他们同殖民者合作；其次，是篡改历史，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廷，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这完全是在制造胤祯所说的“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的理论根据。（实际情形是：辽东地区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永乐七年，又设奴尔干都司，统辖370个卫，20个所，都司、同知等职任用“流官”管理，下面的卫指挥使、千户等职则由“土官”世袭，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把明王朝的政令传达到内外兴安岭、鞑靼海峡两岸的广大地区，奴尔哈赤在起兵叛明之前、及其祖先，一直担任建洲卫指挥使，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这部在屠刀的胁迫之下编纂的史书，非常可耻！里面凡是涉及到满清入关前后的历史，无不篡改的面目全非，对杀人匪徒竭力吹捧，阿谀！）至于“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
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终清一代，满洲贵族都是以殖民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在骨子里根本就是把中国人当奴才！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拉那氏最后连老底都说穿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先是多尔衮、多铎等屠夫，为强迫中国人剃头、扎猪尾巴而血洗江南、岭南，屠城灭种、杀人盈野，满洲贵酋难道不知道自己由此犯下的杀人罪行？为什么满洲殖民者在结扎猪尾巴上面不惜对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呢？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视与游牧民族对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满洲皇帝是有深谋远虑的，皇太极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游牧贵族是以杀人、掠夺为职业的，其荣耀与业绩都是建立在武力杀戮之上的，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他们什么都不是！）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殖民政权的长久，那么唯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她集中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还是章太炎说的透彻“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满洲灭中国不仅毁其历史，而且更其风俗，至于语言，那倒不是殖民者不愿意变更，而是他没办法变更，满清时代所谓的“国语”是满语而非汉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因为发式、衣冠的更改而引发的惊人血案。（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汉人的血泪与屈辱！）有顾亭林“断发”诗为证“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六、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满洲殖民者的瓜皮帽子、砂锅盖顶子，半秃脑袋的猪尾巴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了，下面是“守成”的问题，精明的满清皇帝在这方面也干的不错，一方面是继续杀人，实际上，满洲殖民者入侵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灾难，也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灾难，满洲殖民者在两百多年的血腥杀戮中，各族人民都倍受荼毒，连素来对中原王朝的政汉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人被杀的最惨，这不用说。（总数不下2000万）此外，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统治者的邪恶，满洲殖民者在清一代，不经营农、工、商，全部由殖民政权供养起来专职杀人，各个都是职业刽子手！双手沾满着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鲜血！）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驳论一、可笑的是，今天的一小撮愚氓的汉猪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津津乐道、喋喋不休，千方百计为满洲殖民者的“圣武”辩解，这倒省去侵略者的许多口舌，真是“人无廉耻，无法可治；狗无廉耻，一棍打死”这些人辩解说，这是为今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讲团结不是靠矮化、贬低、侮辱自己得来的，而是靠斗争得来的，毛泽东说的精辟“在斗争中团结，则团结存；在妥协中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才是团结的辩证法；韩非子说的更精辟“法施而后知恩”！那些软骨头的蠢材实在应该好好体会这句话！一味的姑息、忍让、贬低、辱没自己，只能被别人认为是孱头！得到只是更进一步的被鄙视、被侮辱。“我把你象犬马一样的驱使，猪羊一样的屠宰，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功颂德；我由此认定你是软骨头的孱头，没廉耻的贱类，我不鄙视你鄙视谁？我不屠杀你屠杀谁？”日本人至今拒不道歉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中国人在历史被满、蒙屠杀过那么多，我们再杀一点，有什么不可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就是这样的，所以日本人就从满、蒙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得到教训：要大规模的杀人立威，要把中国人杀到磕头认输才算大功告成！更要命的是：这种屠杀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指责、清算，还被美化成“圣武”的“大一统”，试问世界上还有这样卑贱的族群吗？这种廉耻丧尽的汉奸理论只会使得中国无数次的亡国灭种！即便有？（不要以为这种汉奸论调只是个别愚氓百姓的？谓的“文化人”那里大有市场。而且，正是这些“文化人”“前仆后继”的肆意鼓噪：粉饰独裁暴政、美化专制暴君、宣扬奴隶意识，戕害底层人民的灵魂，才把中国弄到今天这个样子！比如那个“皇帝作家”三月河某，对老百姓的精神毒害有甚于一个大毒枭！
满洲殖民者在中国横行、压榨了两百多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拥有一支穷凶极恶的辫子军，就是所谓的八旗兵，依靠这支辫子队伍在中国骄奢淫逸、作威作福。满洲殖民者对付各族人民的伎俩不一样的，对付汉人，主要是利用科举制度进行笼络，以及官方的太监学说——理学，进行精神毒害、精神奴化，对付蒙古贵族，则采取分化瓦解，或联姻、或镇压，并充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藏底层民众。（对蒙古贵族的联姻政策一直持续到满清王朝的终结，到乾隆中期，漠南蒙古王公大半成了满清皇室的姻眷。）他们自己，则终日磨刀霍霍，时刻准备着屠杀各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满清皇帝自始至终、反复不停的告戒旗丁“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云云，对于皇室子弟吟诗做赋那一套，则严加斥责，认为是“蹈汉儿弱习”：
资料五、满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玄烨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弘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相沿、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更是恨之入骨，象胤祯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七、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但凡婚嫁的女子，第一夜是要送给满大人“官鞑靼”享用的，所以，有老百姓不幸在生下头胎之后就把它杀死！我没有考证过这是否属实？实在是太丑陋、太恶心、太恐怖了！丑陋、恶心、恐怖的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活在人世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千古一帝”“圣武”的“大一统”？人都变成行尸走肉、变成猪狗、变成粪土，要这个“大一统”何用？有人至今还在高呼要“再活500年”。我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学者、文化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满清初年的反清、排满运动是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我无意于鼓吹民族仇恨，我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任何人！只要他身上还有一丝丝人味！还有一点点要当人的尊严！他就有责任正视这丑恶！）康有为死后一百年，又跳出一个叫徐晋如的人，疯狂歌颂康有为、破口大骂章太炎，（参看徐晋如的雄文“康圣人遇见章疯子——历史老人最恶毒的玩笑”）徐说，要不是愚氓狂热、不学无术的章疯子、邹容等人的煽风点火，康有为的改良主张一定能得到实施，中国经过君主立宪式样改良运动，一定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章、邹等人鼓吹革命，实际上是鼓惑“暴民、愚民”造反，实在是罪该万死云云，可实际上，当时满清政府制定的君主立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先看其设置的议院：“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再看其制定的宪法：“议院有建议之权，所有决定事件，应恭候钦定，政府方得奉行。”“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完全是换个招牌，以满清皇帝为中心，满、蒙贵族为羽翼，组建权力核心，游牧贵族牢牢掌握统治大权的实质没有丝毫改变！反倒以“宪法”的名义加以固定下来，还要“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样恶贯满盈、罪孽滔天的殖民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独裁暴政，难道还不允许人民起来革其狗命吗？这样颟顸、粗蠢、自私、卑劣、把中国弄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腥膻羯臊奴、蠢尔鱼皮虏”（章太炎），难道还要强迫被压迫人民“尊戴”？则徐晋如为专制奴役之独裁暴政扬幡招魂之鹰犬爪牙之真面目，可谓昭然若揭！
八、历史真相之解析杂谈！
资料六、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最愚昧、最窝囊、最不是东西的朝代。管你说一千道一万他这好那好，可事实胜过诡辩：满清接手中国时，中国在世界是绝对排的上号的强国；满清完蛋时，中国几乎沦为殖民地，处于被瓜分的境地，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人民充满奴性。直到现在我们都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而付出艰苦的努力。你能说他好吗！慈禧挪用水师的军费去造颐和园，1300万两，可以再组建两个和北洋水师同样规模的海军。最后赔款2亿白银（全国人口4亿，一人半两），日本获得赔款后，大力投资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一下子和中国拉开了百年大计的差距。没完呢，庚子赔款4.5亿是本金，缓期加利息最后一笔还到1940年。满清绝对是历史上最大的寄生虫，恶性寄生虫，它寄生在中国200年，就把一个好好的国家糟踏的不成样子。一想起外国人当时管中国人的辫子叫做猪尾巴、猪尾苦力、东亚病夫、鸦片烟鬼就令人心痛无比！原来的中国人是怎样的？是受西方人向往崇拜的，真正的炎黄子孙！前半剃光的男人辫子，是最不堪入目的发型，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丑恶现象”，是象征着留发不留头恐怖主义的奴隶制标志。汉族人1644年前从来都不会打千，晃着辫子左一个右一个，嘴里还喳啊喳的，现代人回想起来都最恶心。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才连同祸国殃民的清政府一起被同时剪除。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搞清楚，清朝不是封建统治的延续，更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的农奴社会，而且社会道德沦丧殆尽。至少清朝的官员在廉耻道德上全面不如明朝的。
九、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满清时代是中国历史最不幸的时期，当时野蛮落后的女真人使得明朝之后中国的科技军事经济质量全面倒退……是中国在各方面几乎全面倒退的大黑暗时期，奠定了近代和现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基础。清朝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就是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这300年包括所谓后金“盛世”，正是西方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满清的拖累，中国被耽搁了。这是野蛮统治文明的必然结果。想不把这些灾难归与满清的野蛮和愚昧，而归于明朝和历朝的汉族统治是不行的。把中国的衰弱归于中国的文化而不是归于真正的罪魁——满清的统治，这对于狡辩者而言才是真正的揽功诿过。所谓“盛世”时候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清风不识字，只会乱翻书”“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平常诗句都可成为谋反巨案。灭掉一个民族比肉体屠杀更可怕的就是精神屠杀，就是灭掉它的文化和创造力，在这一点上，满清做得实在成功。没有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中国社会活力和科技发展也停止不前，最终有了这1840年来的百年国耻。大家可以看1840-1911年间西方人拍摄的中国人照片，统治阶级委缩愚昧，劳苦大众陷于灭顶绝望。这是文明古国，还是非洲部落？原因何在？
资料七、清朝前期从未改进过他的火炮。虽然他们时常用一些鸟枪和血滴子，但永远不会丢弃弓箭和马。这也正为什么是那些对新技术产生兴趣的是明朝、日本、土耳其，却不是后金汗国的原因。明朝能派出船队和外部进行交流，能对西方科技产生巨大的兴趣，能够仿造红夷大炮，能够编练神机营。在与日军争夺朝鲜的战斗中，使用了数以万件的火器，基本说明了当时的明朝军队正在经历着由冷兵器向火器过渡这样一个事实。达一百年之后，明仍然保存了一个古老文明特有的、可贵的向往技术的“好奇心”，这一点，可以在这个朝代对新式武器的态度上清楚的看到。当世界跨入了十七世纪，对火器的改良以及应用，使得很多国家在同游牧民族的对抗中赢得了自信。野蛮人作为在人类史上残暴的、所向披靡的重要角色，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完结。然而中华文明却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开端，被天灾人祸掏空了地基，所以面对野蛮人和军阀汉奸的进攻，悲剧性地失败。因为一八四〇年后的那些败仗是早已注定的事情。原因在于统治阶层的骑射传统，导致了他们对于新科技的反感入骨的野蛮人态度。后金渔猎、牧猪民族的极端局限性，使得生机勃勃的中原被占领后变成了一个保守封闭、死气沉沉的国度。它们刻意忽视汉奸帮忙和民变挖空明朝的力量，把“弓、马得天下”做为他们立足的根本，作为他们考虑问题的原则，于是他们讨厌船，更害怕大海，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仇恨新技术所带来的武器进步的，因为他们赤膊的老“汗”努尔哈赤死于大炮，不可想象为什么一个匹夫竟然可以死于一次简单的操作。（我觉得这个分析是极有深度的，终满清一代，“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弘历）〈清一代所“钦定”的“国语”是满语而非汉语，这是要明确的！〉的“祖训”被最高统治者象敲木鱼一样从始敲到终！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愚昧、保守、狭隘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原有的渔猎、牧猪民族的局限性，以及“弓、马得天下”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原则，还有游牧贵族对于武力的迷信观念。这种愚蠢的观念造成的危害是可怕的，鸦片战争的时候，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统治阶级的愚昧可笑到达了极点！皇帝求神问卜，占梦得吉，就命令士兵放弃简单的火器，只拿大刀、长矛上阵；指挥御敌的臣僚更荒谬，有的在阵前悬挂“姜太公像”求神，有的把老虎头骨投入水中，企图激怒“龙王”，达到掀翻“夷船”的目的。至于文中提到的“禁海”除文本中说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惧怕境内的汉人和境外的华人联合起来，造统治者的反，这在玄烨的一则“上谕”里说的清楚。）
十、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上到下说愚昧无知毫不为过，满足于“赫赫天朝”的自慰之中，所有的科技都是奇技淫巧，将民族和国家前进的动力统统扼杀。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就是在“康乾盛世”时就已经注定了。社会矛盾统统视作民族矛盾，文字狱即是典型写照，稍有风吹草动即满门抄斩，这事可有清一朝几乎就是文化荒漠时代。由于残酷的文字狱和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把精力投入了无风险的古籍研究，在科技、思想、文化上与中国其他时代相比有明显的退步。科技上几乎没什么成就，甚至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当看到清军火器不管用的时候，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由此可知，清朝的科技水平已经远不及明朝；思想上，清朝人保守无知，除了龚自珍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思考者，相对来说，明朝虽有文字狱，但仍英才辈出，如王阳明、李挚，王夫之等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故鲁迅先生称之为“无声的中国”。
只要想一想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其世界领先程度远过于今日美国对于欧洲与日本，想想康雍乾时期清朝的国力与西方不断发展着的各国相比正在不断走向衰落，就足以对“盛世”打个问号了。这种人口无限制的增多并非好事，至道光年间人口激增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极其尖锐，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加速。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超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因此当这种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45年，“大清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是明证。
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后期已经非常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申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清朝极度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改进从而得以迎刃而解。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与残酷。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康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唯唯诺诺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因为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乾的清朝先进得多。因此中国由于人口远多于欧洲而形成的总量上的暂时优势，不久便荡然无存。
十一、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以至于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大……清代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恶性发展，尤其是奴性发展到极致，思想窒息，活力尽失。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并不仅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希望“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康雍乾之世完全没有汉唐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没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满“壮士志”，“为君谈笑净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整个民族精神被压抑得萎靡不振，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痛精神浩劫！如，在医学上，脑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终结一样，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也也意味这个民族的灭亡！这是我们应该从满清王朝的历史悲剧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不彻底清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恶性成分，比如皇权专制、奴隶意识，不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思想启蒙与公民教育，中国，永无真正崛起之希望！
关于民族问题，我本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也无意于为什么人辩护，我看待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依旧是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天平上，只有人类的正义、良知是永远的。从这个原点出发，反对任何歪曲、篡改历史，美化游牧贵族侵略战争的言论，实事求是的承认满洲贵族的殖民压迫及其民族歧视、民族奴役的丑恶本质，坚决为维护汉民族的民族尊严。实际上，在满洲贵族入侵中原，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是汉民族！成百万上千万的人被屠杀，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连同相沿数千年的衣冠服饰被彻底摧毁而历史性的中断！汉民族的汩汩血泪、累累白骨以及无尽的辛酸与屈辱造就了满洲殖民者在中国的骄奢淫逸与作威作福！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被奴役、被压迫而彻底奴化、软化、弱化的结果正是中国社会走向百年沉沦的重要原因！
满洲殖民者绞死了中国人的精神，了他们骨气廉耻，到最后，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正所谓“斧柯之伐，其则不远。”官吏、百姓都变成委琐、怯懦的奴才，骨头里的“虚无党”，没有廉耻、没有正气、没有信念，只有磕头、下跪，只有唯唯喏喏，只有匍匐在地、歌功颂德。这样的群体，在外患面前，没有一丝抵抗的勇气与骨气，最终导致其自身、连同中国社会的大溃败！（中国传统社会讲“人治”，人治的核心就是个人修养，中庸所谓“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士大夫们最后一点残存的骨气被满清绞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官僚集团、连同统治机构的全面腐朽，这也正是为什么满清的官场腐败能冠绝古今的原因。）（前一段时期，“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口号甚嚣尘上，这其中难道不能透露出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么？则“后辫子”时代的本质昭然若揭矣！）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成了满清王朝的替罪羊！我前面说，物质的东西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的恶性泛滥，（比如后来的“文革”），正是真正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的最严重的精神桎梏！中国文化中的奴性成分自宋、明以来、逐步递加，至清而毒汁鼎沸！（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满清王朝作为一个外来的殖民政权的特殊性。）（另，上个世纪初，一位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写过一本书，今译为“中国人的气质”，其中有中国人缺乏诚信与爱心的观点，鲁迅先生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元、清两代奴役于异族，是个重要的根源，“做奴隶的人那有什么地方说诚与爱呢？”
我觉得，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宗教关怀有关系。具体可探讨。）不充分解析满清王朝黑暗、残暴的民族奴役与暴君专制的统治实质，往往会把满清牌号的“中国文化”当中国文化本身，得出“全面否定、批判传统文化”的偏激结论，比如余杰。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也陷在这个理论误区里。（比如，以程朱理学为例，众人大都认为是奴隶哲学，我一度也是这么认为的。自然，程朱理学中的恶性成分与奴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我后来发现，明朝也讲理学，清朝也讲理学，而明朝讲理学的人，大都刚正、廉洁，铁骨铮铮，比如海瑞、王翱，明朝的文人，有骨气、有思想也很多，典型如李贽！而清朝呢？大都是些卑劣、奸险的假道学，比如李光地之流的人。实际上，在清朝，不管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只有一具躯壳，唯一剩下的，只有血腥的文字狱、奴性与辫子！）
十二、还历史本来面目之一个王朝的素描——中国历史上最野蛮黑暗的朝代。
自满洲窃权之日起，中国已亡。我们说满清政府，而不说中国政府，这是有意识地这样说的。中国人在那时候并没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国政府”一名来指中国那时的政府，那么这种称法是错误的。这也许会使那些对中国事务不熟悉的人感到惊异，但这乃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为了使你们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向你们简单地叙述一下满清王朝建立的经过吧。
满洲人在与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前，本是在黑龙江地区旷野中飘泊无定的游牧部落。他们时常沿着边界侵犯并抢劫和平的中国居民。明朝末叶，中国发生大内战，满洲人利用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这是一[过滤词]四年的事。中国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满洲人为要强迫中国人屈服，便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民，其中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青年与老人、妇女与儿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用满洲人的服饰。据估计，有数万人因不服从留发辫的命令而被杀戮。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满洲人所采取的次一个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他们的对华关系与侵华事实的书籍文献加以焚烧销毁，借以尽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无知。他们又禁止人民结社集会以讨论公共事务。其目的乃是要扑灭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从而使中国人于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不再知道自己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现在，满洲人为数不过五百万，而中国人口则不下四万万，因此，他们经常害怕中国人有一天会奋起并恢复其祖国；为了防范这一点，已经采取了而且还正在采取着许多戒备手段。这一直是满洲人对中国人的政策。
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叁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予处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只是因为满洲人立意由其管辖范围内将外国人排斥出去，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中国游历的外国人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凡受官方影响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人民，总是对外国人愈为友善。
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洲人诌媚行贿，借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榨搜刮。下面就是一个非常显着的例证：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最近发布了一个布告，禁止住在这个国家之内的中国人与反满会党有任何往来，违者即将其在中国本土的家人及远族加以逮捕并处以格杀之重刑。象中国公使梁诚先生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做的这样一种野蛮行为，除了可能认定他是想讨好政府以便保全其公使地位外，不能够有其他解释。想由这样的政府和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
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叁）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虽然有这样多的痛苦，但我们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了普遍地奠定远东与世界和平，业已下定决心，采取适当的手段以求达到那些目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满清通过12项措施使中国成功的变成了垃圾1满清通过12项措施使中国成功的变成了三流国家！
一，歧视妇女：清之前的妇女都是被允许学习文化的，明朝连很多妓女也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二，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有清两三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奄奄一息，不但各种高雅艺术和体育项目基本绝迹，连文学也不敢有半点建树，人们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还有戏剧）明小说（还有民歌），清除了照搬和模仿以外，能创造什么呢？大兴“文字狱”吗？
三，败坏民族道德：中国人一向是讲正气的，但是清朝的杀气统治使道德感在邪恶面前噤若寒蝉，明朝的文人还可骂骂皇帝，针砭时政什么的，清朝造就了一群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愚夫，造就了在茶馆里幸灾乐祸的清谈客，造就了一批出卖人格苟且生存的懦夫，造就了一批唯唯诺诺的奴才，造就了无数不辨是非的所谓文人，造就了一批没有廉耻感的譬如曾国藩李鸿章一般的官员……
四，篡改历史：中国历史学向来有很好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清一代，消灭殆尽，历史完全被政治所操控，《明史虽然多偏假，仍有野史和实录可寻，清史料的真实性，至今难定，清皇帝本来可能都是些孬种（根本无法证明其个人素质如何好，最“优秀”的皇帝个人素养肯定要比天启以前的皇帝都差），但也找不到确实的史料证明其如何荒淫。
五，荒废科学：清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虽然可能在明朝略逊于西方的发展速度，但是清朝以来科学探索精神几乎变成了人人不齿的东西。
六，闭关锁国：中国上下几千年，唯有清朝才是真正彻底的闭关锁国，除了鸦片，对其他一切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狂妄自大之极。
七，压制言论自由：万马齐喑，史无前例，也开了极坏的头。
八，压抑工商：宋元明工商业大发展的局面被急遽破坏，城市人口萎缩，生产技术出现倒退。
九，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民族歧视：被歧视不仅是汉族，满族贵族对其他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猜忌心理极强。
十，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所签订的卖国条约数量之多，屈辱性之强，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消极影响之深远，也是空前绝后的。
十一，阻止改革：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仍然拒绝必要的改革。
十二，灭绝人性，杀人如麻：包括扬州十日在内的对南方各省汉族人民的大屠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反人类暴行，清朝还屠杀了包括新疆，东北，西藏，云贵等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数百万记。
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妲己是被冤枉的
很多王朝灭亡的时候都会出几个祸国殃民的妖女，我国古代的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夏桀时的、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都是用美色诱惑帝王，玩弄权力，最后使国家灭亡。
事实上，历史上这类女子多是被冤枉的，商纣王时的妲己就是其中一个。把一个政权的灭亡完全算到一个女人的头上是欠妥当的，是欠公允的。
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花，妖媚动人，美丽多姿，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人，蛊惑纣王纵情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使商朝灭亡。当周人灭商后，在杀妲己时，连刽子手都被其美色迷住，不忍下手，愿替其死。《封神榜》毕竟属于神话小说。还有许多稗宫野史，传说妲己是一个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比如：
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集天下奇珍异宝，珍禽奇兽，放在鹿台和鹿苑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荒废国事。
有一年严冬，妲己看见有人赤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和常人的不同，叫纣王命人将他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
有一回，妲己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为了好奇，不惜叫纣王命人剖开孕妇肚皮，看看腹内究竟，白白送了母子的性命。
妲己怂恿纣王杀死一个叫比干的忠臣，还残忍地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中的“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种种传说，已家喻户晓。
纣王正确的名号应该是商代的第32位帝王子辛，也叫“帝辛”。
根据正史的记载：帝辛20岁嗣位，当时商朝开国已经300年了，国力雄厚，物阜民丰，人心稳定。帝辛血气方刚，威武有力，能与猛兽格斗，神勇在当时无人可比。同时，他又能言善辩，还兼通音律，性好美色，更刚愎自用，于是凭丰沛的国力与自己过剩的精力，大举向东南方向发展，征服了土地肥沃的人方部族（今日的淮河流域）。
那是他在位的第40年，也就是公元前1047年，因为苏部落叛变，政府大军讨伐，苏部落抵挡不住，酋长只好把女儿——苏妲己献出来乞和。帝辛带着战利品妲己凯旋回归时，他已是60开外的人了，已是垂暮之年，而妲己正值青春年少，骨肉性感无比，眉宇清秀而含情，浑身充满了青春的火热气韵，加上游牧民族那种粗犷而开放的气质，迅速地在帝辛的内心深处，重点燃起生命的火焰。
当时商朝国力如日中天，十分强盛，那时的都城正在风光明媚、气候宜人的朝歌（今河南湛县）建造起来，四方的才智之士与工匠，也纷纷向朝歌集中，形成了空前的热闹与繁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丝竹管弦漫天乐音，奇兽俊鸟遍置于园中，从此戎马一生的商纣王帝辛，在妲己的引导下，开始沉醉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并为妲己建起了摘星楼，专门让她遥望家乡。就在帝辛宠爱妲己，醉生梦死时，在陕西渭水流域的周部落逐渐发展壮大。周部族原是夏朝后稷的后裔，早有东下图商的企图，后来，周部族沿黄河东下，把触角伸向商都朝歌。
事实上对付强大的商朝，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但是，商朝内外矛盾重重，加快了它自身的灭亡。
在外部，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曾因前往朝歌朝觐时，垂青于妲己的美色，因而触怒纣王，被剁成肉酱，做成馅饼。残酷的纣王让姬昌吃了馅饼，并把姬昌囚禁了两年。由于周部族的臣子们多方营救，并向纣王行贿，姬昌才获得释放，由此对商纣王种下了深仇大恨。
在内部，商纣王执政后期，纣王的臣子们顾此失彼，大力经营东南，重心已经转至长江下游地区，使得中原一带空虚，给了周人绝好的机会，让周人乘虚而入。
姬昌首先吞并了泾、渭平原上的一些部落；之后越过黄河，征服了黎、刊等部落。黄河以南的部落也已望风归附，周人的势力渐渐威胁到商朝的中心地区。
后来姬昌亡故，由二儿子姬发继位。他的第四个儿子姬旦（周公）有贤德远名，谋略过人，政略的掌握和战略的运用十分娴熟。他们争取马国，离间商朝君臣，振作民心与士气。兄弟又自封其二哥姬发为周武王，贬抑纣王为商纣王，并宣布帝辛的罪状，联合起天下诸侯，以堂堂之阵，正义之旗，有名之师进军商朝的新都朝歌。
纣王的哥哥率军，把周武王的联军拒于朝歌以外四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周人望见商军整齐的阵容和精良的装备，先是为之胆怯不已，但想不到的是这些夷人组成的军队，忽然一夜之间哗变，周人居然不费吹灰之力，长驱直入，兵临朝歌城下。纣王眼看大势已去，举火自焚而死。
周文王和周武王立誓要灭掉商朝，是基于政治发展与私人仇恨的原因，丑化妲己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和措施。周人夺了纣王的江山，很不放心商朝遗民。毕竟纣王也没有对他们干过什么坏事，难保这些商朝遗民不会怀念纣王恩德起来造反（后来果然起来造反了），于是就开始大肆造谣，给纣王身上抹黑。
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帝辛暮年热中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确实是事实，说纣王“惟妇人之言是听”，就是对妲己的话言听计从，这一条罪状，并不切合实际，因为商代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妲己只能算是商纣王晚年生活的伴侣，对妲己，商纣王谈不上言听计从，倘若妲己在被帝辛宠幸的那些年月之中，具有政治权力，何以妲己的族人，始终就没有能够得势呢？
如果说苏妲己有罪，顶多只是苏妲己入宫以后，由于争宠而与其他的嫔妃引起纷争，那些失宠的妃子各有氏族背景，因而加深了纣王与诸侯小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如果硬要说苏妲已是亡国的祸水，也未免太高抬她了。其实，她是完全做不到的。
周人给纣王与妲己泼脏水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也不过于涉及两人的人格，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并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的那些学者。
第二章 历史疑问
曹雪芹在哪里写的《红楼梦》？
假如我说自己在北京曾经邂逅曹雪芹，肯定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不这么说，又无法准确地概括我的心情。
1992年系我移居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因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而在香山以东寿安山南麓的卧佛寺住了一星期。茶余饭后，去附近的植物园闲逛，不知怎么就撞见一幢古色古香的农家院落：老树昏鸦自不必提了，低矮的围墙下面，搁置着废弃的磨盘、碌碡之类，乃至半筐暗黄的老玉米棒子呀什么的……居然还有像模像样的门匾！这一看可不要紧，我浑身跟触了电似的——原来这深山里藏着的是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不就是写《红楼梦》的那个人嘛。说实话，中国的古典作家里我最崇拜的就是他了。
根据讲解员的介绍：此乃曹雪芹落魄时的故居，他默默无闻地藏身于这香山脚下的乡间，远离红尘，追忆繁华，撰写了洋洋大观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啊……至于是如何发现的，还缘自当地人修理老房子，铲掉墙皮，里层上面暴露出许多题壁的诗句，按照内容与字体来猜测，极有可能是曹雪芹的手迹。于是，纪念馆就这样落成了，还隆重地举行过开幕典礼——其惊喜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看来红学家们焦头烂额地考证了200年，都不如老农的几锄头管用。由此可见，不管是脂砚斋，还是胡适呀俞平伯之流，一律是纸上谈兵，都不曾迈出书房一步。
我登堂入室，浏览一圈，不由得当真了，甚至从墙头残损的墨迹，读出无尽的辛酸。况且室内还煞费苦心地摆放着一盏生锈的油灯、几本纸张泛黄的古书（似乎信手一翻就会像蝴蝶的薄翼一样碎了），乃至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制器皿，仿佛都在证明着自己是曹雪芹使用过的旧物。
记得那是个冬天，暮色昏暗，更增添了庭院的萧瑟。我抬头望望逾越了断墙的老枣树，叶子都已经掉光了，只剩下黑铁般枯涩的树杈，在风中颤栗，书写着转瞬即逝的文字——莫非，它也曾经与那位清代的大手笔作伴，窥探过其奋笔疾书的身影？
以前读《红楼梦》，只关注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喜怒哀乐，很少考虑作者的一些情况。曹雪芹对于我，象征着一个声音、一种语气，或者说仅仅是躲在幕后讲故事的一个幽灵，虚无缥缈，不食人间烟火。可我无意间踏进他的书斋、卧室，走动在曾笼罩过他的梦想的那块屋顶下，才察觉他原本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他是要吃饭的——听说他因家境衰败，写《红楼梦》时只好整日里熬稀粥充饥，熬一大锅，放在窗户外面冻了，每顿切取一块加热……
在曹雪芹故居，我东张西望，下意识地寻找那口贫寒的粥锅。我开始关心作家的伙食问题：一部豪奢华丽的《红楼梦》，原来都是用“坚硬的稀粥”（借用王蒙的小说标题）喂养的。或者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红楼梦》本身就是满满的一大锅八宝粥，文火慢熬，反复阅读，最后把读者的五脏六肺都快熬化了。随便从锅底里捞点什么，都够一个红学家吃一辈子的。
我摸了摸墙脚的土炕——久不生火了，已冰冷如铁。幸好搁在中央的炕桌还有点意思，油漆虽剥落了，却依旧四平八稳。想当年曹雪芹就趴在这样的炕桌上，盘腿打坐，就着一盏小油灯，一边呵气搓着手，一边断断续续地用蝇头小楷写下《红楼梦》。据说曹雪芹最穷时买不起柴禾烧炕取暖，经常在寒夜里绕着北京城跑半圈，跑得浑身发热了，再回到陋舍继续写作。一部书假若也有体温的话，《红楼梦》应该是忽冷忽热的吧——忽而锦裘玉食，忽而布衣草履；忽而富可敌国，忽而玉碎宫倾……用原书中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注来形容最好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如今北京市每年早春仍举办环城马拉松（虽然城墙早已拆了），跟曹雪芹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我无端地猜想：这是否正是曹雪芹长跑的路线？在我看来，他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正如其在文学史上的名次。
很庆幸这次会议地点选在卧佛寺，使我歪打正着地邂逅了曹雪芹故居。在想像中，我甚至邂逅了曹雪芹本人一位在香山脚下隐姓埋名、著书立说的落难书生。如此一想，这座四壁透风的农舍便带有聊斋的感觉。曹雪芹，寂寞的时候，会梦见狐仙吗——梦见裙裾飘扬的幻影般的女郎？
当然，曹雪芹和蒲松龄是不一样的，蒲松龄体会到的仅仅是没考上大学、无法出人头地的失意与愤懑（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哲学”有点相似），曹雪芹是从云梯上掉下来的，由富而贫，属于破落贵族，其感受到的世事无常要加倍地深刻（他是尝过葡萄的滋味的）——所以他怀有更多的疑惑：谁动了我的葡萄？谁动了我的奶酪？
话又说回来，曹雪芹梦见林妹妹（以及金陵十二钗），跟蒲松龄梦见狐仙（譬如婴宁、胭脂、红玉之类），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毕竟，都是旧时代的文人嘛，连梦想都会沾染上脂粉的痕迹。
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有如下的语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砚斋就此评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
假如这部“石头记”确实出自香山（青埂峰），那么我要把这座荒舍当作曹氏的悼红轩了。悼红轩的字纸篓虽然已倒空了，我依然在徒劳地寻觅那揉成一团抛弃了的心事，以及被打湿了的手帕。我端详着题写在墙壁的潦草字迹，不仅是为了重温一段旧梦，也是在查找曹雪芹的泪痕——书尚未写完，他的泪水就流干了。他是以泪洗面、以泪磨墨的吧？他是以泪为酒精、汽油——为助力的燃料吧？
曹雪芹与蒲松龄唯一的差别（也正是“悼红轩”与“聊斋”的差别），在于他对名利富贵不只有憎恨，还充满了忧伤与悼念。他以一部书的创作过程，为一个湮灭了的黄金时代召开了一场无声的追悼会。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在我眼中，自始至终洋溢着灵堂的气氛：遍地落叶，是寒风吹送来的挽联；而西山的落日，如同枯萎的花圈。曹雪芹在此哀悼自己家族的陨落——姗姗来迟的我辈，则是为了凭吊一位多愁善感的亡者（但愿这对他的痛苦能有一定的抚慰）……
回到城里以后，偶尔能看见相关的文章——某些红学家对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是存疑的。尤其张中行，属于坚决的“反对派”：“康雍时期建筑，如畅春园内的，至今也片瓦无存，何以这几间小民房会如此长寿？漏洞一大堆，或说毫无证据，就以为曹雪芹曾伴其新妇（小说中的史湘云？）在这里卿卿我我，这轻些说是视梦为真，重些说是自己知道是梦，却希望他人视为真，连用心也成问题了。”他提及墙上的诗句绝大部分抄自《西湖二集》——这位写《红楼梦》的大手笔会这样拙陋吗？如何证明这就是曹雪芹亲笔手书？
我以为张先生有些言重了。对于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一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明知无法证实，内心还是期许着这样的精神寄托。哪怕是海市蜃楼或虚光倒影，也总比无枝可栖要好；人生，总有些感悟需要借助外物触发——即使这外物是假、是虚拟的，只要抒出的情是真的就可以。
正如读《红楼梦》最受感动的人，一般都以为这是作者的自传，甚至直接将贾宝玉视为曹雪芹的替身。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反而证明了小说本身的魅力。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是需要当真的。俄国的托尔斯泰写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痛哭失声：“安娜死了。”曹雪芹若能活着坚持写完林黛玉的悲剧结局，估计也会哭的。你能说他们傻吗？作者若无哭腔，又如何叫读者落泪呢？曹雪芹肯定是住在北京的，也是死在北京的。《红楼梦》肯定是写在北京的。
至于曹雪芹究竟是住在香山脚下，还是住在通州张家湾——又有什么关系？除了大内紫禁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留下其足迹。曹雪芹故居——即使是伪托，也总比空缺着要好。总应该尽早给大家提供一个怀念大师的地方吧。至于这地方是否确属大师购置的房地产，模糊点也好（也是一种美嘛），宜粗不宜细。正如许多传说中的古代名人衣冠冢呀什么的（小到西湖的苏小小墓，大到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都有类似的效果——给其崇拜者找一个坟头哭一哭。情感本身，远远比事实依据之类更重要，更真切。
以我个人为例：买门票参观了曹雪芹故居——哪怕它最终被证明为伪造的（出自旅游行业的策划），我也没觉得钻了圈套，更不会将之定性为“商业阴谋”。那几块钱花得还是很值的。不管对于我，还是对于曹雪芹，都是有意义的。毕竟，它使我产生了那么多的联想，那么多的感叹。毕竟，它也使九泉之下的曹雪芹听到了从人间传来的更多的唏嘘之声。明明是梦，好就好在隔着一层单薄的窗户纸——若彻底捅破了就很没意思。即使我上当受骗，也是心甘情愿的。况且，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骗局呀：告诉你饱经磨难的艺术家是怎么生存的，玉璞天然的艺术品是如何诞生的……即使无人骗我，我还愿意这样欺骗自己呢。这不叫欺骗，而是演绎。
在那个万木萧索的冬天，我相信自己邂逅了曹雪芹——枯涩的心灵发出一粒新芽，痒痒的感觉。我与自己所崇敬的大师的灵魂擦肩而过。他都走得很远了，我还频频回头看他，看他的背影。是我梦见了他，还是他梦见了我——为什么我的脚步无比沉重，思绪却无限飘忽？
香山脚下的这座农舍，究竟出自曹雪芹的梦境，还是来自我的幻觉？我担心它随时会像影子一样消失。正如每次合拢《红楼梦》，我都意识到自己被大观园拒绝了——书中的人物，生活得比我还要真实、还要丰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在我死后，他们还会同样地活着，还会一遍遍地重演着悲欢离合——就像每天都会在天空准时出现的月亮一样。他们按他们的方式活着。他们才是不朽的。
其实，人生的一切经历都带有邂逅的性质，都是偶然。譬如，我与一个人的邂逅，与一部书的邂逅，与一座城市、一座村庄的邂逅，与一条路、一棵树、一眼水井的邂逅，与一只蝴蝶的邂逅——包括与一个梦的邂逅……只要遇见了（甚至只要想起、只要记得），就是缘分。因为更多的人、更多的事物将注定与我无关，与我南辕北辙。而一旦邂逅（哪怕仅是瞬间），就构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构成记忆沙漏里的颗粒——可以打破秩序，却无法剔除。
那怎么能轻易地否定曹雪芹不曾与香山邂逅呢？不曾与卧佛寺里高枕无忧的大佛邂逅呢？不曾与这古老的村落邂逅呢？
怎么能否定：他不曾与我邂逅？
邂逅，原本有多种方式。包括一些神秘的心灵感应。
我怀念曹雪芹，并不站在红学家的角度——我既不会“索隐”，又不懂考古。所以，我不仅对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持宽容态度，甚至对在北京城南仿造的大观园也很感兴趣——按图索骥，将小说里的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绛芸轩等等，照搬到现实中，而能保持各自的建筑风格，是很需要动点心思、下点功夫的。
让《红楼梦》的热心读者们，身临其境地在这“赝品大观园”里逛逛，读书而有所参照——总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大不了，就把它当作古典文学教学用的沙盘或模型嘛。总比将大观园一直藏在云里雾里、分不清东南西北要好！作为人，不仅爱幻想，也是很渴望美梦成真的——尤其《红楼梦》，堪称所有美梦中的美梦。
连好读书的毛泽东都承认：“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转引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这座大观园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见缝插针营造的，面积有限，在气势上肯定无法跟小说中（以及读者想像中）的大观园比拟。相当于缩微景观吧？它的另一项意义在于：使大观园作为地名出现在北京的地图上。小小的梦乡。据说其原址本是一片农民的菜地。我想，种瓜果、种蔬菜，再挣钱，也比不上种出一座大观园。毕竟，《红楼梦》在我心目中，属于绝佳的精神食粮——虽然不能喂饱我的胃，却能滋补我的心灵。
曹雪芹是北京人，读者却常常忽略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关系，恐怕因为《红楼梦》不仅仅属于北京，更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全世界；不仅仅表现了家庭史抑或清代的鼎盛时期（乾隆王朝），更表现了永恒。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是后世最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也无法超越的。虽然老舍写了伟大的《茶馆》——平民化的“大观园”。
曹雪芹与老舍同属“北京满洲人”（或称北京旗人），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记不清曹家算哪一旗，反正老舍是出生在“正红旗下”。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另一种性质的八旗子弟——与世人印象中豪奢傲慢的八旗子弟相比，绝对算“另类”了。他们既不提笼遛鸟，又不唱戏捧角，而热衷于写小说，是少有的文学家。当然，曹雪芹比老舍要更多一些贵族气质，毕竟他是阔过的——这就像贾宝玉与骆驼祥子，虽然性别相同，却风格迥异，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
人们根据食粥、寒夜奔走、徒穷四壁之类传说，认定曹雪芹命苦，有点像“文革”中遭受冲击的“黑五类”子弟。其实他是吃过满汉全席、享过种种艳福的——否则他如何逐一描绘大观园里的“高消费”（山珍海味、画栋雕梁以及穿金戴银），如何再现美女如云？假如纯属虚构的话，那他的想像力可就惊人了。
别的不说，从《红楼梦》里，将描写饮食的情节抽出来，足够编一本供五星级饭店使用的菜谱。非美食家不能著此书也。以此类推，曹雪芹还基本具备服装设计师、建筑学家、戏剧导演、诗人、琴师乃至娱乐记者的素养。这可都是靠温柔富贵乡里泡出来的，非道听途说或三两天的熏陶所能造就的。公子虽然落难，富翁纵然破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
在这方面，我又很赞成张中行的观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不会像诗文中描画的那样穷。文人，张口阮囊羞涩，闭口贫无立锥，也只是说说好玩而已，如果真衣食不足，那就连写阮囊羞涩、贫无立锥的力量也没有，况八十回的锦锈大书乎？所以所谓文穷而后工，穷只是未大富贵，却必须执笔半日，到食时还有，哪怕是粗茶淡饭，送上桌面。还不只是粗茶淡饭，见于诗文，他也不少喝酒，显然，不名一钱是办不到的。还可以看看他的朋友，敦氏弟兄等都是中上层人物，他的情况会下到底层吗？”
我想，曹雪芹再尴尬，也会比大清帝国垮台后破落的旗人境遇要稍好些。令其有切肤之痛的并不完全是物质，而更多的存在于精神层面上——譬如爱情的失落、亲朋的离散。就像在高鹗续写的结局中，贾宝玉遁入空门，绝对不会是经济的原因，绝对不至于为躲债而离家出走。
说实话，当我第一眼看见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时（尚不知其假），头脑首先浮现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云游的怡红公子。我下意识地念叨：贾宝玉呀贾宝玉，原来你躲到这里了。让我好找啊！古刹如林，人海茫茫，原来你投奔的是卧佛寺呀！
在《红楼梦》结尾，贾宝玉和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口中作歌：“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他所隐居的青埂之峰，原来就是香山呀。
我正要为查找到贾宝玉的下落而高兴一瞬间，梦又醒了。这曹雪芹故居，跟贾宝玉又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贾宝玉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把曹雪芹的生活当作贾宝玉的延续了。贾宝玉是曹雪芹对前世的回忆？
贾宝玉离开大观园之后，就去卧佛寺当和尚了，就躲在香山脚下写回忆录了……这纯粹属于我本能的想像。我被自己的想像给戏弄了。
说到底，我是被《红楼梦》给迷住了。我把太虚幻境当真了。
甚至忘掉了是非与虚实。
我是把艺术当作真理了。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没有他，汉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很少有一个历史人物像冉闵这样充满争议，以致于主流教科书因为无法定论而不得不将他忽略。在那个扭曲的时代，他的行为也可以说是扭曲的。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他？捧杀还是棒杀？
目前我所找到最早持这一观点是的，清未学者荆驼写的“冉闵传”，歌颂冉闵「振古铄今，扭转乾坤」，见《江苏》，11/12期合刊本（光绪30年4月1日），页89，104-5。
据晋朝时期的“晋·江统〈徙戎论〉”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
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
留在北方的人命运很悲惨。凶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煌”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
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残留的汉人，为了免于屠杀，纷纷筑堡自卫，与胡人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认为的“坞堡遍地都是”，当时的北方壁堡也要相隔百里才有一个。
按鸣沙屈出土的《鸣沙石室佚书》记录：“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不过四百万左右。
杀了多年之后，石勒估计也杀累了，听录了谋士要他建立“根据地”的建议，改变策略，开始有了收降汉人的政策，而不再一味搞大屠杀。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中原农业经济得到一点恢复。
祖将军死后，没人能有效的组织北方各堡与胡人对抗。公元320年前后，屈指可数的几个保壁大帅也最后降石赵，石赵完成了对中原和关中的牢固统治。
到公元349年，冉闵屠胡前，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相当惊人，他们是在东汉、魏、晋、石赵四个朝代因各种原因迁到中原地区来的胡人。有被当时go-vern-ment强迁进来的，有主动迁进来的，有武装打进来的。
晋朝统治时期，在“南达长江，北到燕辽，西起关陇，东至东海”的广阔区域，不断的有各胡酋占山为王，扰乱地方。但大都不敢公开反对东晋的统治，为害的区域只是个别郡县，不对晋朝统治者构成威胁。直到凶奴人刘渊和羯族人吸桑石勒等的出现，凶奴、羯人合流，胡人铁骑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建立后赵。
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六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而冉闵复仇行动正是当时汉人发起的绝地反击。
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史书称白虏）、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为黄种人。
而姜、夫余、乌桓（东胡与凶奴混血）、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
如果等他们杀尽了北方汉人，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会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种族（根据现在鲜卑后代千分之几白人血统都成显性基因的特征），会再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人杀掉，或大部分杀光小部分汉族被溶入新的种族。而不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十不到的鲜卑人溶入北方汉族。
汉族就给其它的三大古国的民族一样灭悼是很有可能的。
公元350年前后，冉闵歼灭数十万后赵军团，推翻万恶的后赵王朝，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疯狂屠杀胡人复仇，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甚至远在陇西的麻书收到冉闵的“讨胡檄文”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兴，因为陇西胡人太多，麻秋带领部下斩关向东出关中去投靠冉闵，中途与胡人王朗干了一仗，杀朗部胡人数千，后被氐酋蒲洪捉了去。）
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
石虎统治后期，冉闵就散发仓库中救济饥民，以树立私恩，后来冉魏与各胡互攻，数百万胡人被冉闵号召的中原人们驱逐出（石虎强迁到邺城的共计几十万汉人，也有半数左右返回家乡，中途大数被胡人所害。）
在冉闵和中原各路义军连战连胜的武力威胁下，氐、羌、胡、蛮各族数百余万，各自想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九大石胡甚至从此远迁回中亚老家。在返迁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人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甚至人肉相食，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能成功回去，这场胡族大返迁造成数百余万胡人死亡达十之七八，相当于变相的杀了百万胡人，相比之下当时北方并州、邺城、晋南三地各被汉人屠杀几十万胡人数算小KS了。
中国历史上后来建国的十六国国家，鲜卑除外，就是成功返回去的未被杀灭民族部落重新入主中原所建立。但这时胡人也很少，也见识了汉人血腥报复的可怕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汉人从事农耕，胡人则充军打战。在十六国南北朝频繁的战争中，胡人大量战死，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灭族。而民间从事农耕的汉人不断恢复增长，北朝东西魏的战争胡人大量战死后，两国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不足，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西谅地区的汉军得到北周起用，鲜卑人的国主们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
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往往打战不论男女老少举族皆兵。当然往后发展精兵全由男子充当。
如果没有冉闵发起的“杀胡令”，如果他不号召北方汉人起来反抗，不要求各胡退出中土。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胡人在中原拥有上千万人口后，再把南方的汉人杀绝并不是不可能的。
诸胡乱华北方汉人被杀来只有四五百万左右，其中凶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作恶最深。
后赵内乱时之机，汉儿冉闵歼灭数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士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复仇屠杀，山西南部的羯人也被报复的汉人杀绝。导致羯族与凶奴基本被杀绝。
可惜的是一支万人的羯族部族，因为向北投降鲜卑，后来鲜卑人帮助它们杀了冉闵，鲜卑同时入主了中原。这支羯人一直在鲜卑的统治下以打仗为业。
不过密月关系没过多久，鲜卑内战时羯族举族造鲜卑人的反，被压抑久了的尔朱羯疯狂地杀着鲜卑人，差点把鲜卑整民族给灭了。
在鲜卑人复仇的打击下，这个部族的羯人在侯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被好心的南方梁朝政府收留，提供他们美食收为雇佣军。侯景之乱时，在忘恩义的后景带领下，杀死梁武帝，对江南汉人实施血腥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原本人口众多的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健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试想如果侯景这时再杀到南朝的两广地区去，把未充分武装起来的两广地区也个个击破，再把当地汉人也杀光，南方可能除个别山区外可真谓无人了。
由此可见，更别说这些白种胡人如果在中原繁殖几千万后必向南方要生存空间的结果，就单侯景这支不满一万的羯族就可血腥杀光江南人。
直到后来，南梁将领陈霸先带珠江流域的两广军队准备充分后北伐江南，花了很大代价才灭悼这支万人不到的好战顽族，这一种族才真正从地球上消失。陈霸先将从江南跑来两广的难民回迁，并把许多原本在两广和越地山区的人口补充到长江中下游，充实当地人口。陈霸先建立陈朝，采取了很多开明的措施来恢复经济和人口增长，即使这样直到隋灭陈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南方的人口却一直没有恢复到侯景之乱前的人口规模。
冉闵赶胡族出中原，为汉人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令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湖北（长江以北地区）回归东晋。冉闵的神兵铁骑，让胡人从此不敢再轻视汉人的武力，收敛了他们肆意抢掠的行径。冉闵，不愧为我大汉英雄，其功业利在千秋！
匈奴人被汉人猛将“冉闵”赶往欧州！
德国人的文明之谜系列片的文稿，有一篇是讲述匈奴帝国领袖阿提拉的：公元370年左右，大批匈奴人涌入欧洲，以他们超强的战力迅速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关于它们的来历在德国人说来是在公元350年左右，匈奴人在中国遭到了种族灭绝的灾难，共有二十万匈奴人被杀，所以匈奴人离开中国迁移到蒙古高原，又受到暴雪的威胁，只能继续西迁。
不只德国，欧州学术界一直持有这一观点。
中国史学家认为统治欧洲百年的匈奴人是公元89年，被东汉大将军窦宪所击败的北匈奴，“西迁了一部分”到中亚，他们的后裔过了三百年再向西迁往欧州。
但存在二个疑点：
一、如果凶奴人真是在东汉窦宪时西迁了一部分，为什么这此后三百年，中亚各国均无有关凶奴西迁后的任何历史记录，也没有听说过这支善战民族在中亚入侵某国，而且直到今天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中，都没有找到中国专家认为的凶奴西迁后在中亚生活的任何一条证据（在公元350年前的）。直到公元370年左右，几万匈奴人突然涌入欧洲；
二、西迁的凶奴人受汉语“汉话”影响很大，这不可能是当时蒙古高原上哪支未受汉化的北凶奴。凶牙利人是极少数凶奴人后东欧其它民族杂交的后代，确有很多词与古汉语发音相同。直到今天的匈牙利语言，跟中亚的突厥语大不相同，而且大量继承了匈奴人和汉人的词汇。作为从汉语的外来引入词，就在最经常用的词中也经常遇到，比如：现在的匈牙利人称呼父亲的单词为“APA”（发音完全是阿爸的音，古时南迁的客家人和南方不少地方现在都还称父亲为阿爸）匈牙利人称呼自己的伯叔的单词为BACSI（完全就是伯叔的音）；以上就不一一倒举了。
回到公元350年，正是中国五胡乱华时的“十六国”时期，凶奴、羯、氐、羌、鲜卑、丁零、乌桓、卢水胡、巴氐、夫余、铁弗（鲜卑化的凶奴和其它民族的杂合）等族民族纷纷入主中原，瓜分中国北方富饶缰土，一时间立国无数，有详细史料可查的大国就达几十个。
这些各民族，各部落，他们是在东汉、魏、晋、石赵四个朝代因各种原因迁到中原地区来的胡人。有被当时政府强迁进来的，有主动迁进来的，有武装打进来的。
公元349年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凶奴人与羯人合流通过对汉人的一系列血腥屠杀征战，统一黄河汉域，建立“赵”国，又称后赵和石赵。
石赵拥有由凶奴族和羯族为首，以及羌、氐、丁零、乌桓、鲜卑、巴氐等族及少量汉军（主要为归顺的乞活军）组成的庞大军队，兵过百万，盛极一时。石赵政权残暴统治和压迫底层汉族人民：
石赵皇帝石勒统治时，北方汉人被杀来仅余四百万左右，胡人人口则超过汉人人口。石勒规定汉人在被称作“奴仆下才”的同时，要尊“胡人”为“国人”，违者斩，石勒规定胡人可以任意索取一般汉人的东西，汉人不得反抗辱骂胡人，甚至他的开国汉臣（当时的汉奸）也常被抢。
石勒死后，羯人石虎杀光石勒的子孙。比石勒残暴千倍的统治北方汉人。“夺汉女十万余口以实后宫，环地数千里以养禽兽”（以上这段是石虎的大臣给他的上书中的部分，相信他的大臣还不敢夸主子的业绩），石虎已有多处宫殿，还不满足。又在长安、洛阳、邺城、襄国等地广修宫殿，汉人劳工死者不计其数。石虎又一次性“选美”名义抢掠汉族民间美女五万（石虎征3万多人又再征9000多人，石虎的儿子又背着他征一万名汉族美女），负妇义夫，死者不计其数。仅石虎的儿子一次性就次敕死三千多人。石虎无休止的发动战争，迫使大量汉人为其打造兵器战船等，驱数十万汉丁修林苑甲兵，死伤遍野。后五十万人造甲，十七万人造船，死亡超过三分之二，胡族豪强们除了行军打仗外，在和平年代也还以人肉为食，甚至石虎的太子也跟着他们学，经常去大臣家里强J掠来的“鲜货”，还把少女人头作艺术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人还是个大办宣传并信俸佛教的“佛的信徒”，确连尼姑也不放过，他经常迫使大臣和他一起吃尼姑肉。后来，自称“野兽”的石虎还向汉人定了“犯兽”罪，汉人与野兽相遇，被活活咬死，也不能反抗伤兽，每年以“犯兽”罪处决的汉人不计其数。（“野兽”地位竟高于汉人）石虎的暴行还有很多，就不例举了。
石赵的疯狂暴行，造成了石赵被推翻后，汉人在民族英雄冉闵的率领下英勇复仇。
349年，石虎死，胡人建立的后赵政权被兰陵郡的汉人将军冉闵推翻，冉闵怀着极强的民族复仇情节，发布了“杀胡令”和“讨胡檄文”，致书各地号召汉人报仇。从面引暴了积压近半个世纪的国仇家恨。
冉闵宣布：“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于是汉族人民尽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史载当时的全国各地方的汉人“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头发略有发黄者亦被杀（估计是混血儿）这一次种族复仇的大屠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过去各族，特别是匈奴族与羯族，对汉族人民的蛮横地蹂躏与压迫。
全国各地究竟杀了多少人，已无法具体统计。（石虎死后，兰陵郡的汉人将军冉闵，离间氐人领袖蒲洪和石赵的关系，使石赵统治集团误认为蒲洪要造反，蒲洪无奈带所部氐人离开，去了山西南部与河北交界一带，随后冉闵“调虎离山”，使石赵调羌人领袖姚带羌兵去征讨蒲洪。在引开了石赵两位得力干将和他们的羌、氐军队后，冉闵利用石虎的一个儿子的称帝野心，鼓动并支持他杀掉皇子称帝，引发各拥众兵的石虎诸子不满，纷纷起兵争位，造成后赵大乱，冉闵（当时仅有几千武兴郡兵马）在混战中趁机积结自己的力量，他首先笼络了出生乞活的高力卫兵万余人，收编他们之后，冉闵劫持并强迫汉人李农和王基跟他造反，兼并他们的数万汉军。）
冉闵还亲自带兵杀胡：他先后歼灭后赵在北面燕、代之地和西面关、陇之地的边防军各十余万，数万战俘尽数坑杀。
冉闵有过两次屠杀胡族百姓的记录：
一次是：公元349年11月，冉闵杀石遵等人后，因为胡人激励的反抗，冉闵尽杀胡人军队及百姓十几万，中原地区开始大乱。（《晋书》志第三和《宋书》说了这次杀人数据）；
另一次是：公元350年2月，发生的邺城大屠杀，鲜卑人的《魏书》中记录冉闵带军攻到邺城后，闭邺城四门，对城内胡人搞屠城，在邺城一地就屠杀“六夷”二十几万（主要为凶奴和羯族，还包括部分羌、氐、鲜卑、巴氐等）将这些尸体全部拿去喂给了石虎养的野兽。（注：《晋书》关与邺城屠杀与《魏书》差异很大，《晋书》成书在《魏书》二百年后，所以我依《魏书》记载）
另外，据当时的“番僧”留下的记录，冉魏时汉人捉着的胡人，不分男女老少贵践，悉数坑灭之。
以上是他立国前的，冉闵立国后，各入塞本相互仇视的胡族空前团结起来攻击他建立的冉魏帝国，冉闵与各胡组成的联合部队在中原无休无止的混战，史载，他“立国三年，无月不战。”除攻打襄国他的十万军队被二十万胡人联军击败外，他每战都是以少胜多，歼灭五胡军队无数。
这位将军异常英勇，正如晋史对他的描述“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每次临战冲锋在前，骑朱龙马（难得一见的千里马），他左手使双刃长矛（两头施刃，锋利无比的古代兵器），右手持连钩戟。其勇猛令五胡军队无人能挡，每战杀敌无数。
如《后赵录九石虎传》载：三个胡酋趁冉闵率大军进攻其它胡酋的机会，率骑七万袭击邺城，冉闵得知后，急率一千余骑兵回来救援，刚好与胡骑在邺城北面相遇，冉闵一马当先，所部千余骑都跟着奋勇冲杀。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十六国春秋》《甲府丹册》等载：凶奴刘显在冉闵攻襄国之后，帅众十万攻邺，闵率数千骑出战，冉闵大败刘显，斩万人，冉闵带军追杀，再战，斩三万余人。《十六国春秋辑补》载：“冉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双刃矛也称两刃矛，“两头施刃”，锋利快捷，最为冉闵常用。
冉闵和各地的起兵汉将在与五胡无休止的撕杀中，造成当时各胡族人民死伤无数，无法具体统估。
看到攻闵冉无法取胜，羌、氐、巴氐等民族被迫退往关中（以后建立了前秦、后秦）
自汉未内迁到常山的丁零族，被冉闵大将苏亥（以前劫持石赵皇帝的那位）抄了老窝，冉闵任命苏亥镇守常山，丁零族走投无路，在首领翟鼠的带领下举族向北返祖先居住的蒙古草原老家，可现在的老家是兴起的鲜卑人，丁零人归降了鲜卑慕容家，被封为归义王；乌恒族聚居上党的老窝也被他抄掉，不得以投靠鲜卑，促进了鲜卑族势力的增强；
巴氐，据西班牙一些史历学家认为，也在冉闵时期西迁到了欧州，成为西班牙人祖先的一部分。
冉闵一度基本扫清中原，但他的力量也因此大损，最后，当慕容鲜卑二十余万铁骑入主中原时，这位勇力绝人的猛将带领一万部下去与十余倍的鲜卑军拼命，期间曾十战十捷，但最终寡不敌众，中计被困，在慕容恪发明的新式武器“拐子马，铁浮图”前，战败被杀。
以上各胡都有去处，但凶奴至此之后去了哪里？我相信欧州学者的观点：中国方面的南匈奴入主中原，至329年匈奴与羯人合流，统一黄河流域，称为赵国。此种局面只维持了二十年，350年以冉闵为首的中国势力由内部攻袭胡羯，胡羯人大部被杀，一部西迁，从此以匈奴为名的有组织的力量就不再见于中国的历史。
第三章 人物争鸣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13个宰相
宰相是中国封建社会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历史很少作为具体官职的名称。宰有主持之意，相有辅佐之意。宰相连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历史上只有辽以宰相为正式官名，其他朝代却都另有正式官名。其职权管辖广狭程度也各有不同，行使职权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秦和西汉时的宰相指相国或丞相，御史大夫是副职。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以大司徒、司空、太尉为三公，共掌政事，备位宰相，但实权移至尚书台，由尚书台长官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魏、晋以中书监、中书令为宰相，而相国、丞相变为赠官，或为权臣篡夺之阶。南北朝时皇帝所与议论政事或委以机密者就是宰相，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其中权力最大者则是录尚书事。隋代定三省长官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为宰相。唐代时又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尚书省为左右仆射，三省长官分掌制令、封驳和执行的权力，是最高中枢机构。唐太宗以后，又特派其他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参与政事堂议政，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从汉至唐，皇帝待宰相之礼，逐渐降级，至宋太祖废坐论之礼，使宰相地位大降。北宋沿袭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参政知事为副。宋神宗时，设宰相二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南宋孝宗时又改称左右丞相。辽有北、南两宰相府，各设左右宰相。金宰相为尚书省主官尚书令及其下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元代以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构，主官中书令往往由皇太子兼任，但不常设，其下设左、右丞相，再下为平章政事，副职为左右丞及参知政事，掌管实际政务。明初也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总揽政务，这是宰相制度的重大变化。永乐初年以翰林官入内廷殿阁，参与政务，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内阁职位渐重，逐渐把持朝政，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称辅臣，属首者为首辅。清初沿用明制，设内阁大学士行使宰相之权。但原满族贵族所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亦属议政机构，其地位凌驾于内阁之上。清雍正时，又在内廷设军机处，由皇帝特定军机大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机要，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政务官。
明清两代喜欢以古官名尊称要职，所以往往称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为相，实际上自明洪武十三年废丞相后，已不再设相。一般说来，由于君主集权的加强，宰相的权力即随之减轻。
01.开创先例相杰第一中国第一宰相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生于颍上（颍水之滨）。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管仲的言论见《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管仲家贫，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高强。他和挚友鲍叔牙分别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敌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著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管仲得以施展全部才华。起初，管仲向桓公提出修好近邻、先内后外、待时而动的治国求霸之策，而桓公未听其言，于次年轻率攻鲁，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军击败。
战后，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经济方面，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
在政治方面，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划分为邑、卒、乡、县，均设官员管理。10县为1属，全国共有5属，设5位大夫管理。每年初，5位大夫要向国君报告属内情况。这就形成了对全国的统治。
在军事方面，管仲认为兵在精不在多，强调寓兵于农，把行政上的保甲制度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在农乡，5家为1轨，10轨为1里，4里为1连，10连为1乡，5乡为1军。每家出1人当兵，1军为l万人。全国有3军，国君自率1军，二位上卿各率1军。每年春秋通过狩猎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齐国由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实现在中原称霸的谋略即“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拥护周王室。那时，西周王室衰微，造成列国互相争战。首先举起尊王的旗帜，就能借周天子之命，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所谓“攘夷”，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
齐桓公三十四年（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派人送祭肉给桓公以示嘉奖。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并依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至此，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管仲为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有殊勋于齐，被桓公尊为仲父。
2.才高齐天谋深如海——秦朝名相李斯（？-前208年）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03.功冠群臣声施后世——西汉开国名相萧何（？～前193）
汉朝初年丞相。谥号“文终侯”，汉初三杰之首。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政权。
西汉初年政治家。沛（今江苏沛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佐刘邦（见汉高祖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收取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并知民间疾苦，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刘邦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萧何推荐韩信为大将军。
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汉代建立后，以他功最高封为侯。采摭秦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卒。
04.奇谋善变不下三杰——汉初名相陈平（？～公元前178年）
陈平，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西汉阳武（今中国中部河南原阳东南）人。少时家贫，好黄老之术，有大志，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他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定三秦时，又归汉，任护军中尉。先后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诸役，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曾建议用反间计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祖六年（前201）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用陈平计，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汉建立后，曾因功先后受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高祖死，因吕氏专权，不治事。吕后死，他与周勃定计，诛杀诸吕，迎立代王为文帝，任丞相，后改任左丞相。陈平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秦朝末年，英才辈出，有资格被司马迁列入“世家”的，只有陈胜、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六人。陈平能列其中，可见其功劳是很大的。
陈平曾在项羽手下做过谋土，但不被重视，后来就投奔了刘邦，陈平的“六出奇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典籍中给他总结的六种计策是：
第一重贿对方将领，实施反间计；
第二，故意招待不周，离间项羽和范增；
第三，派女子出城，解荥阳之围；
第四，脚踢刘邦，封韩信为齐王；
第五，假游云梦擒韩信。
刘邦做皇帝后，想清除权臣，陈平学到了黄老之术中藏而不露的真髓，成功地保全了自己。陈平最后是病死的，得以善终。
05.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名相诸葛亮（公元181——234年）
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系汉司录校尉（郡以上之督察官）诸葛丰后代。东汉末年，北方大乱，诸葛亮姐弟四人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辗转至襄阳，因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此时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诸葛亮年十四。
四年前，即公元190年，刘表将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后，即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诸葛亮到襄阳后即求学于城南的学业堂。在学堂先后结识了徐元直、石广元和孟公威等人，为友甚密，经常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立志改革政治。由于诸葛玄和刘表的关系，诸葛亮又先后认识了襄阳名士庞德公、黄承彦和中庐县的司马徽、蒯良、蒯越等人，这样就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未来事业打下了基础。
后刘表上书，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约一年，西城民反，杀玄。诸葛亮没有了依靠，不得不独立生活，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与弟等到隆中躬耕陇亩。直至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后，才离开。在隆中，并非苟全性命，未有须臾忘天下事。他勤读书，广交游，自比管仲、乐毅，以便将来干一番事业。
由于司马徽、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占据荆州、益州（今四川大部和湖北一部），谋取西南各民族的支持，联合孙吴，对抗曹魏而后统一天下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根据诸葛亮的策略，联孙攻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了荆、益。曹丕代汉称帝后，诸葛亮说服了刘备，建立蜀国称帝，被任为丞相。刘备死后，刘禅即位，诸葛亮受遗诏辅后主，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主持军国大事。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抑制豪强，任人唯贤，推行屯田政策，改善民族关系，东和孙权，南平孟获，六出祁山以攻魏，力图收复中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与魏将司马懿争战于渭南，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军中，葬于定军山（今陕西省勉县东南）。年五十四。谥忠武。
诸葛亮一生谨慎，长于巧思，他革新了连弩，能同时发射十箭；制造的木牛流马，利于山地运输。著作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死后，晋统一三国。镇南将军刘弘作《诸葛武侯宅铭》，在隆中设祠立庙。明代成化年间，已形成了隆中十景。一千多年来不知为多少游人所向往，王安石、苏轼、曾巩、唐寅等都留下了宝贵诗篇。
06.道破天下事一策定乾坤——初唐名相房玄龄（579-648）
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彦谦，隋司隶刺史。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先后担任秦王府记室、陕东道大行合考功郎中。他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每平定一，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与谋臣猛将密相交结，使他们各尽死力。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秦王弟兄间争夺皇位，太子建成在高祖前谮毁他和如晦，遂同被斥出秦王府。
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世民），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晋王李治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征高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二十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社”。
07.瓦岗军师千古诤臣——大唐名相魏征（580-643）
魏征，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08.断案神探深谋远虑——盛唐名相狄仁杰（630年-700年）
狄仁杰，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狄村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唐朝武则天时期著名宰相。他执法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身护法，甚至敢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立唐嗣。他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凡举之臣，皆为唐朝中兴之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当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深得人心。
垂拱四年（688年），张光迅奏狄仁杰出言不逊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诬告狄仁杰等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被释后贬为彭泽令（今江西彭泽）。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
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
圣历元年（698年），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武则天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朝得以维系。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狄仁杰的一生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刚直不阿，政绩颇丰，尤其在武则天执政时，以不畏权势著称，直言力谏，成为一代名相。狄仁杰死后，武则天追赠其为文昌右相。中宗即位，赠为司空。睿宗时，追封为梁国公，故后世也称狄仁杰为“狄梁公”。
09.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北宋抗辽名相寇准（961-1023）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临渭区下吉镇）人。北宋真宗朝三任宰相，封为莱国公，谥号忠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政治家。
寇准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中进士。他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为太宗重用，擢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铨，参决政事。太宗尝以魏征相比。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契丹军大举南侵攻宋。十一月主力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直逼宋都开封，宋室朝野惊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南迁金陵。陈尧叟提出西南迁西南迁西川成都之议，时任宰相职的寇准，力主抵抗，排除众议，促请真宗亲征。宋真宗最后采纳了他建议，亲抵沩州北城督战。宋烟望皇帝御驾亲征，士气大振，奋勇战斗，射杀了辽烟统军使萧达览，获得全胜，保全了北宋王朝的奠严，谱写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的光辉篇章。可惜宋真宗畏敌，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执意求和，派曹利用与辽邦订立了每年输辽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的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断送了胜利果实，然而寇准的历史功绩却载于中华民族史册。
1006年王钦若谮言寇准澶渊之役是以帝为“孤注一掷”，昏庸的真宗罢免了寇准虽两次复相，但仍被丁谓所谮，先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后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
1023年，寇准死于雷州，有《寇忠愍公诗集》传世。
寇准为官清正廉洁，在广大中原人民群众中享誉崇高，甚至于连辽邦也深为敬佩。寇准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官位升到执掌国家大权的宰相，却没有为自己建造一所私宅府第。当时处士魏野赠诗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即见他不贪不欲，怜惜民财的品质。这道诗传到契丹，契丹人景仰万分。寇准晚年被贬广东雷州。一次北使到宋都汴京，看着一个个执政大臣，问引路人：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的朝庭官宦们都羞愧得面面相觑，无人回答。寇准廉洁清正的官德，在华夏官吏上树立了一个楷模，一千多年来受到人们的赞美。
10.熙宁变法争议不休——北宋名相王安石（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由于司马光等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11.辅佐天骄北国卧龙——元代名相耶律楚材（1190～1244）
元代著名政治家，三朝重臣。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辽皇族子孙。世居金中都（今北京），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金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降蒙古，随成吉思汗西征，占卜星象及行医。拖雷监国和窝阔台即位后，日益受重用。1218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从军参政，官至中书令（宰相）。1231年，任掌汉文字的必赤长（汉人称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耶律楚材身材高大，满面胡须，当时有“长髯人”之称。他勇略过人，正直廉洁，在朝廷内外威信很高。元朝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大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成吉思汗非常赏识耶律楚材的才华，他曾说过：“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国君庶政当悉委之。”
曾助定君臣礼仪，奏立燕京等10路征收课税使，推行赋税制，阻止蒙古贵族改农田为牧场，建议把奴隶、农奴和驱口收为国家编户，反对大规模屠城和蒙古贵族横征暴敛。还奏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印儒学书籍，保护请用儒术举士。窝阔台汗死，乃马真皇后称制，渐被排挤。死后追封为广宁王，谥文正。耶律楚材死时，不但很多士大夫涕泣相吊，连蒙古族的一般老百姓都痛哭失声。根据耶律楚材的遗愿，他被安葬于燕京故里的瓮山（今日颐和园万寿山的前身）脚下。著有《湛然居士集》、《西游录》及《庚午元历》等。
12.帝王之师救时宰相——明朝名相张居正（1525-1582）
明朝名相，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生于江陵草市，死后遗体隆重葬在江陵城东门外，世人称他为“张江陵”。他在为官期间，大胆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
张居正5岁入学，七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编修，43岁进入内阁，当了大学士，48岁当了宰相。那时，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他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当时行政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张居正把能合并的都合并了。如天下钱谷在户部原分属13个司掌管，他把它作了必要的归并，实行了统收统支；对不尽职或只拿钱又无事可干的官吏，尽行淘汰。据说，仅万历九年，即裁中央冗官419人；地方冗官902人。在精简机构时，还进一步划清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职责，严格官吏考核制度，加强了人事管理。这样一来，既减轻了朝廷支出，又鞭策着官吏们更好地工作，提高了行政效率。（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凡是违法犯纪的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地方豪强，一概绳之以法。徐阶曾任过首辅，也是推荐他入阁的人，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全国大地主隐瞒的庄田进行破坏时，他也决不宽恕。黔国公沐朝弼累次犯法，因是功臣世家，别人感到难办，但他仍然将沐朝弼逮捕治罪。他一面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一面带头不搞行贿受礼。比如被他推荐用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来被封为宁远伯。李为了报答他的推荐之恩，曾派人给他送去钱财。他严肃地对来人说：“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坚决不受。因此，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三）蠲免积负，减轻人民负担。他对神宗说：“今尚有一事为民害者，带征税粮也。夫百姓财力有限，一岁之入，仅足供一岁，不幸岁歉，目前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更完累岁积逋乎？有司避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抵完旧逋，即今岁所欠，又为将来带征矣。”要求神宗责令户部“核万历七年以前积负，悉行蠲免”。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去了农民在万历七年以前积欠国家的钱粮田赋。（四）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他曾上书神宗说：“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他曾引用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镇蓟门，使得”荒外詟服，边境坐拓。“他又用潘季驯黄河，使得”堤工早完、转漕无患“所以史书称他”善知人“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正当张居大力整顿吏治，实行政治革新的时候，御史刘台在神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专擅威福、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张居正知道了，对神宗说；”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专擅之讥。“对那些攻击他的人以迎头痛击。万历五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他应该回家”守制“但他考虑到国事纷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视事“没有回家守制。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他”忘亲贪位吏部尚书张翰甚至捶胸长叹道：三纲沦矣！但在他的坚决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这些攻击他的人，都一个个受到了撤职的处分。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中官张诚在神宗面前说他与冯保“交结恣横”。并说他家“宝藏逾天府”。御史羊可立指责他构陷辽王。辽妃又上书为辽王辩冤，并说辽府金宝以万计，全部入居正家。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遂公布他的罪状，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被捕人狱，其他亲属都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抄家的结果，才知他的家产不及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政治，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步入仕途锐意改革整饬边防改善蒙汉创行考成加强内阁
整顿吏治伸张法纪清丈田亩一条鞭法劳瘁国事人亡政息
13.文胆武略官场楷模——清代名相曾国藩（1811～1872）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19851），署刑部右侍郎，咸丰二年，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
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曾“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所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中国历史上十大伪君子
先说明评选十大伪君子的标准：第一，他们是伪君子，不是大恶人，所以凶狠好杀的秦始皇、楚霸王等人都不算；第二，他们都是隐蔽得很好的伪君子，到现在还受到称赞，至少还存在争议，象王莽那种生前就被揭穿的，虽然也是伪君子，但属于不高明的伪君子，所以也没有列入。这十大伪君子按照时间为序，分别是：
舜：舜本来出生贫寒，他的父亲是个盲乐师，知子没如父，瞎眼的老音乐家对自己儿子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几次想杀了他，可都被舜逃脱了。后来舜得到了尧的信赖而步步高升，等到掌握了大权之后，就把尧的儿子丹朱杀死，把尧囚禁起来，强迫尧把王位“禅让”给他，另外还接收了尧的两个女儿。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搞“禅让”的人。曹丕娶了汉献帝两个女儿，又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刘备：当人们说吕布是三姓家奴的时候，常常把刘备给忘了。刘备起先跟着刘焉，再追随公孙瓒，陶谦给了他一些军队他就投了陶谦，没多久陶谦不明不白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于非命。刘备在徐州混不多久地盘让吕布夺去，他就厚着脸皮在托庇在吕布门下，但吕布终究不信任他，他就随曹操灭了吕布，可一到京城，他又企图对曹操下毒手，最后在徐州反曹，失败后投袁绍，看袁绍不行又投刘表，刘表死后，一个儿子投降了曹操，另一个儿子在刘备手里，年轻轻地据说酒色过度死了。周瑜打败曹仁得到荆州，刘备却厚着脸皮借了荆州一直不肯还，直到最后决裂。刘备最后一次背叛是老上司刘焉的儿子刘璋，《三国演义》里说他不肯夺同宗的地盘，那是胡说八道，他可热心着呢。
伊尹：伊尹是汤的宰相，汤死后，他辅佐汤的儿子太甲，但不久以后，他就罗列了一堆太甲的罪名，把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三年后，太甲在忠于自己的臣子帮助下逃脱，回来诛杀了伊尹。后来，伊尹的形象受到美化，主要是一些执掌权力的大臣想用伊尹做例子，废除他们所不喜欢的皇帝。只要看看后来那些自命伊尹的人，他们和皇帝其实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霍光（死后全家被杀）、董卓（被杀）、孙竣（后来全家被杀）、司马昭（死后儿子篡权）……
诸葛亮：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排挤原来益州的大臣李严等人，执掌大权，还用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对刘禅说话，开一堆名单要刘禅信任，还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思是全得听他诸葛亮的。可惜诸葛亮死得早，他死的时候儿子也还小，所以没来得及篡位，但是南诸葛，北司马，他们的招数是相似的。
李世民：这个一代明君，有过屠城的记录，也有过杀害兄弟，劫持父亲，篡夺皇位的历史，而且把弟媳妇也收罗进宫来做自己的妃子，完全是个残忍、好杀、好色的家伙，不过唐太宗很会做秀，他杀死兄弟后见高祖，吮着高祖的乳头大哭那一段实在有点恶心人。他不仅改写了历史，还故意在史书里留一段故事，表示他自己是无权过问史书记录的。唐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迷信不老金丹，最后自己因为吃了金丹中毒而死。
赵构：当人们世世代代通骂秦桧的时候，可曾想到，秦桧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没有皇帝的旨意，哪里来十二道金牌，没有皇帝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把一个地位相当于副宰相的大将军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后来秦桧等人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宋高宗却啥事没有。
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道德上要求非常苛刻，他还用程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劝友人的妹妹守节，但他自己却有过逼嫁守寡的弟媳妇以侵夺亡弟产业的隐事。另外，朱熹为了打击报复不赞成自己观点的唐仲友，将一名叫严蕊的妓女严刑拷打，企图逼她承认与唐有男女关系，结果被严蕊拒绝，从这件事看，这个道德家的思想境界不如一个妓女。
弘历：乾隆帝弘历是个文化的摧残者，但他不象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弄得血出刮拉，而是大力提倡小学，让儒们皓首穷经，不问世事。他编订的四库全书，收罗了大量珍本孤本，肆意篡改，再把原著毁掉，许多文字都被改得走了样，特别是涉及对女真人和满人的地方，甚至骂“虏”、“鞑”的都不能幸免。另外乾隆还有一个嗜好，就是把他鉴赏过的古书画都盖上一个八寸见方的“乾隆御赏”，有些画宽不过一尺，也照盖不误，很多名画就被他盖得大煞风景。
海瑞：海瑞有个女儿，才七岁，因为偷吃了别人一个饼，海瑞逼她活活饿死，其实这么小的孩子还不可能自杀，实在是被饿死的。管仲说：易牙为了讨齐恒公的欢心，把自己儿子煮了给他吃，这种人残忍到极点，为了荣华富贵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千万不能信任。相比之下，海瑞为了维护自己清官的声誉，能把自己七岁的女儿饿死，其实他的本质和易牙是一丘之貉。
洪秀全：一个落第书生，摇身一变成了邪教总头目，还建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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