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图书馆,王蒙,王安忆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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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堂文学阅读课试读：
中国文学
放谈《红楼梦》诸公案
王蒙所谓《红楼梦》诸公案，就是指和《红楼梦》有关的各种争论，现在已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我作为一个“红迷”，对这些争议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基本属于业余爱好。所谓“放谈”，是因为我对这些问题没有做过科班的研究，只是随便说说。
我知道，关于《红楼梦》的争论有的也很有趣，清朝有“拥薛”和“拥林”的两位老头，一位说薛宝钗可爱，一位说林黛玉可爱，争论到最后演变成了肢体接触。所以，我今天的“放谈”万一不小心触到了某一学派的观点，或者触到了知识上的“地雷”，我事先告饶一下，我绝没有赞成哪一派，或者反对哪一派，只是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要是不小心冒犯了哪位学者，我愿意再去接受一次知识的启蒙；反过来，如果我无意中迎合了某个学派的观点，欢迎大家组织“专案调查”，我绝没有喝过那个人的酒，也没有收过红包，我可以用我的身家性命担保。《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我就我所知道的，引用一下。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运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欲望的悲剧，或者说是人生的悲剧。王国维说，《红楼梦》一书与任何喜剧相反，彻头彻尾是悲剧。叔本华有“男女之爱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王国维就用这个理论来介绍《红楼梦》。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欲望，而欲望永远没有止境，人生的欲望就像乞丐乞讨，得到了一点，不是满足，而是期待更多！
有人认为，不仅叔本华有这种思想，老庄也有这种思想。老子曰：“五色乱其目，五味乱其腹。”老子又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得到的越多，产生的不满足会越多。佛家认为，爱恋生贪欲，贪欲生嗔怨，嗔怨生烦恼。
林黛玉最爱的是贾宝玉，但是嗔怨最多、烦恼最多的也是贾宝玉。这样的解释和《好了歌》也是一致的，歌里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给人最大的教育就是思想的解脱。但我个人认为，看完《红楼梦》之后，既得到了解脱，同时也变得更加执着。《红楼梦》说，“好”便是“了”。但《红楼梦》本身有另一面，“好”便是“好”，“了”便是“了”。曹雪芹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后代，描写吃螃蟹、过生日、作诗、元妃省亲很是欢快，这怎么是“了”呢？何等富贵荣华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所以，从逻辑上看，《好了歌》并不能让人真正地“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死后是荒冢一堆，但活着的时候，依旧是将相啊，活着就要建功立业！《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这风月宝鉴正面看是美人，反面看是骷髅，意为美人终究要变成白骨。其实这是没有说服力的，美人就是美人，我们说的是“现在”，没必要考虑八十年之后的事，八十年之后，我们都将变成白骨。所以，看《红楼梦》会让人感到非常矛盾，看到“好”的地方还真是“好”，看到“了”的地方未必“了”。
也有人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解释成阶级斗争，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认为《红楼梦》是王、薛、贾、史四大家族的兴衰史。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的身份，如果毛泽东看《红楼梦》就看黛玉葬花、黛玉悲秋之类的，那就不是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的见解的确很有独到性、启发性，《红楼梦》里的确写到了很多阶级斗争。
第三种看法呢，跟毛主席的观点有些接近，但不像他这么尖锐，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反封建。里面描写了大家族对少女的迫害，晴雯、金钏等的命运，毫无自由恋爱可言，毫无人权可言，毫无民主可言，《红楼梦》在客观上对封建社会确实有很深刻的控诉。这种反封建说在今天是占主导地位的，从李希凡先生起，到现在的冯其庸先生等，都是强调《红楼梦》的反封建，而且把反封建和明末清初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
我个人认为，大致上，反封建的思想在《红楼梦》里确实存在，因为曹雪芹写出了封建理法、意识形态、家族观念对青年人的戕害。是不是这些都和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系呢？有时候我也犯糊涂。比如，有人认为，贾宝玉说，女孩子可爱，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不好，男人是泥做的。把这个看成能证明贾宝玉有妇女解放思想，我不同意，这和女权主义更不沾边。贾宝玉喜欢女孩和男作者的“弗洛伊德”心理有关。我在自己14到22岁期间，怎么看怎么觉得女孩比男孩可爱，而且，我还有一个理论，女孩容易革命，因为在旧社会，女孩受的压迫更深。我个人认为，说《红楼梦》反封建是不错的，但这是不是它的主题思想呢，我看没有这么简单。
第四种观点是把《红楼梦》说成是爱情悲剧，有情人难成眷属。在“文革”期间，曾经反复批判资产阶级的红学观点，即爱情主线说。这个观点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宝黛的爱情悲剧，但被狠狠地批判了，认为这个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说《红楼梦》是爱情悲剧，是符合事实的；说《红楼梦》是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也是符合事实的。其他的部分写得也很精彩，但是没有这个突出。
以上是第一个公案，对于这第一个公案，我简单做一下评论，我觉得，对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不要企图用一个简单的命题、一个简单的主谓宾结构把它说清楚，《红楼梦》本身是一部立体的作品，其中包含着金、木、水、火、土，包含着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因此，对《红楼梦》的主题也应该进行立体的研究和阐述，而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关于宝钗和黛玉
第二个公案是关于宝钗和黛玉的，《红楼梦》在处理宝钗和黛玉时与众不同。在太虚幻境中，有关宝钗和黛玉的判词，是把这两人合着一块儿描写的。“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指的是薛宝钗，她很有德行，很符合封建道德的标准。“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是指林黛玉，“金簪雪里埋”就是指薛宝钗了。“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金玉良缘”讲的是贾宝玉和薛宝钗，“木石前盟”是指贾宝玉和林黛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指薛宝钗。从曹雪芹来看，他并没有认为薛宝钗不好，但贾宝玉始终爱着林黛玉，这是《红楼梦》最尖锐的问题，从清代起，大家就为此争论。
第一种观点是“拥黛抑钗”，认为林黛玉真诚、重感情、单纯，而薛宝钗是阴谋家，认为她从进入荣国府那天起，她的每一项行动都是为了当贾宝玉夫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薛宝钗好：宝钗宽厚，黛玉促狭；宝钗身心健康，黛玉颇多病态；宝钗令人愉快，黛玉平添烦恼；宝钗能做贤妻良母，而黛玉不能。我记得在重庆时，曾说过，要是能被林黛玉爱上，那将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但很可能在婚后会被林黛玉逼得跳了井，但即使跳井，那也是值得的，死而无憾。
第三种观点是“钗黛二元论”，即在小说中，喜欢林黛玉，在实际生活中，喜欢薛宝钗；谈恋爱的对象可以是林黛玉，但老婆得是薛宝钗。
第四种观点是“钗黛一元论”，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认为薛宝钗和林黛玉是“双峰并峙，二水合流”，她们各代表人生的不同方面。林黛玉是性情的，薛宝钗是理智的；林黛玉是瘦弱的，薛宝钗是健康的；林黛玉不擅长社交，而薛宝钗擅长。
薛宝钗代表了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别人看来是假的，就像鲁迅评论刘备，他认为，刘备太仁义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刘备虚伪。但实际上，读者又看不出曹雪芹把薛宝钗当成一个伪善者。作者为什么把这两个人做了统一和相关的处理，薛宝钗和林黛玉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性格，这也是人类面临的两难选择。
这两种性格不仅在中国的书中有，在外国的书里也有，安娜·卡列尼娜偏重于感情，她的丈夫偏重于理智。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看，所有的人物都是出自作家之手的，都代表着作家的观念。曹雪芹认为，人性这种两难的选择在文化与性情之间，在理智与感情之间，在真诚与礼貌之间。从这个意义上看，《红楼梦》也提出了极为有趣的问题。《红楼梦》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价值判断
第三个公案是《红楼梦》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价值判断。1949年后的“新红学”都习惯于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分成两大阵营，一大阵营就是封建主义、封建体制、封建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其中包括贾母、贾政、王熙凤、袭人、探春。
王昆仑先生很早就提出，袭人是贾母和王夫人派到贾宝玉身边的特务。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写过一本三十万字的《论凤姐》，里面就专门有一章批判探春，认为探春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维护封建专制的利益，她的聪明智慧只能反映她的狰狞面目。
贾宝玉、林黛玉和晴雯是封建统治的反叛者，尤其是晴雯。这两大阵营的划分是有道理的，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红楼梦》的人事格局，但这样的划分又是不严格的，可能把事物简单化。我尤其不赞成全面否定探春，探春在大观园里实行“包产到户”，劳动大众很是拥护。在搜检大观园时，反封建的象征如贾宝玉、林黛玉者，一声没吭，而只有探春对搜检大观园进行义正辞严的批判。所以，简单地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进行划分是不全面的。《红楼梦》“另有本事”？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红楼梦》是不是自传，即“另有本事”，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外，是不是曹雪芹当时真的有这样的经历？曹雪芹是南京人，家里也经历了很曲折的事，这是第一个“另有本事”的含义。
第二个“另有本事”的含义是曹雪芹在写作过程中由于种种世俗的原因，很多内容运用了曲笔的写法，除了表面上的故事外，里面还有一个作者没有写出来的故事。胡适说过，《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曹家自述。
说到《红楼梦》“另有本事”的，还有更进一步的一派，那就是索隐派，认为《红楼梦》实际上是一本密码，其中心思想是反清复明，贾宝玉影射的是顺治皇帝，袭人是崇祯皇帝。“袭人”就是“龙衣人”，穿着龙衣的自然就是皇帝了，不是顺治，就是那个失败者，崇祯皇帝。
还有更奇特的说法，什么《红楼梦》写的是宇宙发生学，什么太极红楼梦，什么林黛玉是刺杀雍正皇帝的刺客，说不胜说。
之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红楼梦》的谜语说，特别是刘心武，他在中央电视台以这个观点讲了《红楼梦》，又出了书，还引起了争议。来上海之前，我在四川，媒体的朋友就让我为此表态，我十分警惕，这事千万不能随便表态。我没有听刘心武的七讲，也没有看他的书，就看过他写的一篇关于秦可卿的文章，我现在看来也挺有道理的。他认为，秦可卿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但贾家很讲门第，因此可能性不大。而且，秦可卿模样又标致，行事又大方，她的风度举止也很完美，得万千宠爱于一身，又是王熙凤的知音。我还有一点补充，秦可卿和她的弟弟秦钟反差太大，秦钟简直像个猴子一样，还没进化完呢！
最近，我听说还有一个新的说法，觉得也很有道理。《红楼梦》里写道，秦可卿的闺房里有赵飞燕、武则天、杨贵妃等人使用过的用具，都是皇家器皿。于是，刘心武先生认为，秦可卿的出生并不寒微，而是贵族出身。我学问不够，当时听刘心武先生这么一说，觉得也不错。
后来，有几个高校里教中国小说史的教授跟我说，那时候的小说写到貌美风流的女子都这样描述，这是套话，根本不是什么凭据。究竟谁说得对呢？我说不清楚。有时就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觉得这个观点有道理，那个观点也挺有道理，无所适从。胡适、俞平伯都分析说，贾珍和秦可卿有乱伦的关系，因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一个证据。另一个证据是，秦可卿死的时候，贾珍哭得像一个泪人儿。
但周汝昌分析说，贾珍和秦可卿没有问题，他说，如果公公和媳妇之间有问题的话，贾珍应该唯恐避之不及才是，反之，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听了这话，我也觉得挺有道理的。在工作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一男一女之间可能存在暧昧关系，但他们的行为都非常隐蔽，根本想不到他们有这样的关系。
我说这些想表达的意思是，对《红楼梦》“本事”还只是猜测多，证据证物少，真正能做出结论的证据几乎没有。《红楼梦》写到的内容太多，头绪太多，人物也太多，不可能一一交代清楚，于是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而填补这些空白就是阅读的极大乐趣，是小说对读者的极大诱惑。
海明威说过，作品是冰山，只露出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在水里。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往往对这四分之三产生极大的兴趣。所以，对《红楼梦》“本事”的讨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诱惑，但不可能完全证明真伪。
我个人觉得，刘心武的贡献在于他找出了《红楼梦》的一些细节之处，比如关于秦可卿的出身、关于元妃的病等，对这些做出解释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如刘心武来说，是一个难以克制的诱惑，但他解释得过于凿实了，使自己易陷于被攻击的境地。“猜谜”要适可而止，不然就会引起很多非议，这是我的见解。同时刘心武的猜测与分析，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兴趣，引起了轰动，掀起了新的一轮读“红”、谈“红”、研究《红楼梦》的高潮，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比“猜谜”更厉害的是索隐派，有人认为世界上很多事物带有符码的性质，在符码背后有没有说出来的话，甲骨文、电报都是如此。诸葛亮夜观天象，知晓天下大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人把星星的组合当成符号分析人间的事情。
我看过台湾的一本名为《圣经密码》的书，那就更离奇了，说他们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破译密码的专家来破译《圣经》，结果，甚至可以从《圣经》中看出美国的历任总统。这些都是包含着迷信的诱惑，但迷信也不是很容易就克服的。之前被评为全球第一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把达·芬奇的画作为密码，来阐述西洋各基督教派之间的斗争。金庸的《连城诀》中用唐诗作密码，来讲练功。
蔡元培等人把《红楼梦》作为密码，也想从中破译出一些东西来。这可能从学理上看是不成立的，但的确是一种智力游戏，可以不相信，但我看的时候也确实为其拍案叫绝。
对“红学”的研究实际上是非常芜杂的：有关于“史”的研究，比如研究曹雪芹的家史；有图书学方面的研究，比如关于《红楼梦》各种版本的研究；有民俗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比如其中提到的某种纺织品、某种建筑。以上三类，是可以算作学术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属于文学欣赏方面的一些感受、感悟、联想、审美等，这些比较难以量化讨论，也无法用学术规范来规范它。此外，应属于趣味性讨论，更与学术规范无关。不可否认的是，对《红楼梦》还有意识形态的研究，封建与反封建，仍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红楼梦》的研究分很多方面，有很多并不符合学术规范，即使从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窘境，即材料少，课题多，空白多。“红学”的相当一部分“学”，并不是拉丁文的那个LOGIC，而只能是TOPIC，就是有关《红楼梦》的话题。当然这样的话题，有人谈得比较谨慎，有人谈得比较粗放，有人谈得比较有根有据，有人谈得偏于想象，还有的是故作惊人之语，乃至等而下之的胡言乱语，它们之间还是有高下的不同、学问底蕴的不同与境界的区别。所以，对研究“红学”的各种派别，我们也只能希望其自成一家、自圆其说，以供大家参考。对于猜测多的东西，我们可以举一些相反的例证根据与之商榷，却难于不准他猜测或不准他公开自己的猜测。《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
第五个关于《红楼梦》的大问题是，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尤其是高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胡适、俞平伯考查出来，《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这大致上已经成为定论。
现在，有很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抱有一种愤怒、谴责的态度，认为后四十回的续写很不好，歪曲了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说过：“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最后结局应该是荣国府、宁国府财产被抄，家破人亡，只剩两间空房子。可是，由于高鹗的封建思想严重，写贾宝玉在出家前让薛宝钗怀上了他的后代；他当了和尚后，还让皇帝封了个“文妙真人”……红学家们认为这样的结局简直是胡闹，糟糕透了！这种观点也是被广泛接受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时常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第一，从理论上说，我认为，续书是根本不可能的。古今中外，没有这样的例子，不但给别人续书不可能，给自己续书也是不可能的。哪怕是重写一遍也是不可能的，哪个作家把稿子丢了，再重新写一下，写出来的肯定和第一遍是不一样的。
第二，不管如何批判高鹗，基本上没有哪家出版社出版《红楼梦》敢只出前八十回，即一百二十回已经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
第三，有些学者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语言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原作作依据，这是不可能的，毕竟两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语气词、助词、句式等都是不容易相同的。
第四，那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让我很想不通。照前面的理解，《红楼梦》里人物众多，重要的人物有上百个，到了后面几十回，每章得死三到五个人才行。真要做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必须在最后几章，在荣国府、宁国府门口架起一挺重机枪进行扫射，要不，这么多人怎么死啊？把一个活的人物写死是非常难的。现在还好办，电视剧想让谁死，让他得个白血病就行了。林黛玉的死写得多好啊，贾母的死也写得很棒。当然，现在我有另一个想法了，不用架重机枪了，让贾府传染上禽流感就得了。
第五，什么叫悲剧？贾宝玉出家了，探春远嫁了，史湘云守寡了，迎春被丈夫折磨死了，林黛玉也死了，薛宝钗即使有个贾太太的头衔，但也只是过着很悲惨的生活。
举个例子，如果一架飞机失事，机上400人全部遇难，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但并不觉得特别悲哀。但是，假如还有两个幸存者，向世人不断讲述飞机坠毁时惨烈的景象，这岂不是更悲哀的事吗？《小兵张嘎》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日本兵屠杀完我们的老百姓后，张嘎跪在奶奶的尸体旁声嘶力竭地痛哭，喊着：“奶奶！奶奶！”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张嘎也死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地上全是尸体，那谁也甭哭谁了。悲剧并不是就要让当事人全都死光了，留下一个次要人物更能见证悲剧。
我觉得，后四十回的扑朔迷离以及与前八十回的预示预言稍稍有些不切合，这并不奇怪，曹雪芹自己写也会时时变化，不符合预期。这更增加了《红楼梦》的魅力。当然，后四十回确实没前八十回那么精彩，灵气也没那么足，有些地方格调也比较低。
据说现在又要重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了，请了一批红学专家来研究，按照他们的主导意见来设计后四十回。我觉得很可怕，因为红学专家的意见即使在学理上是一百二十分的正确，但没有细节，没有语言，没有形象的描写，没有道具，仍然不可能是艺术的文本，只能是学理的估计。靠学理估计是搞不好电视剧的。如果让现代的人来按照学者的判断来写《红楼梦》的剧本，那肯定带有新中国的气息，所用的语言已经不是原作中的语言了，我想说的是，即使高鹗的续作有几百个缺点，但是，我们今天任何人的改（续）写肯定远远赶不上高鹗。《红楼梦》的创作方法
第六个问题，关于《红楼梦》的创作方法，这也是一个争论。最早胡适提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并认为写得平平淡淡，但还不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他说，贾宝玉含着玉就出生了，这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胡适的学问确实很大，我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他对《红楼梦》的批评我实在不敢接受，他是从妇产科学的角度来考证小孩出生时嘴里应该含什么。曹雪芹不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只是很随意地写作。
当然，《红楼梦》里绝大多数篇章是现实主义。在描写尤二姐、尤三姐时，更多地运用了古典主义，非常戏剧化。《红楼梦》是反戏剧化的，大多数描写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唯独写到尤二姐、尤三姐，就非常戏剧化了，因为这段经历曹雪芹是没有的。
我举一个例子，尤三姐爱上了柳湘莲，从此她变成了淑女，柳湘莲听说了尤三姐以前不是良家妇女，就来退婚，想把自己作为订婚礼物送给尤三姐的那把剑要回去，于是，尤三姐拔出剑来，自刎而死。我对这个情节很是怀疑，柳湘莲没有必要把剑开锋后送给尤三姐，毕竟只是订婚的礼物，不是实战用的武器。第二，我质疑的是，尤三姐没有学过解剖学，她一刀下去不应该这么准确地就割断动脉了。第三，柳湘莲武功非常好，他看见尤三姐要自杀，飞起一脚就可以踢掉她手里的剑。所以，这些也是戏剧化、非现实的，但这对读者、对写作者来说没有关系，曹雪芹没有义务只能用现实主义进行创作。其他“公案”
还有许多其他的“公案”。例如，一是什么叫“红学”。这本身是个最原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争论最多。有些老专家指出，“红学”一指“曹学”，二指“版本学”，三指“文化学”，因此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来阅读，分析其艺术成就、主题思想、人物故事、结构特点等方面，这些文学赏析与文学评论不能算“红学”。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但都没有结论。二是关于曹雪芹的身世以及《红楼梦》作者的争论。现在，99％的人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一直有人提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只是编辑者，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关于曹雪芹身世的争论更多些，有“冀东说”和“辽阳说”，在辽阳发现过曹家的一块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三是关于史湘云的故事，《红楼梦》里有一章叫“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有人认为这是讲贾宝玉最后和史湘云结婚了。四是关于脂砚斋，脂砚斋到底是化名？是笔名？是斋名？还是道号？这些都不是我有能力做出解释的，我只能谈些感到的困惑和倾向，供大家参考。我相信，关于《红楼梦》今后还会有别的高论、怪论出现，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奇，希望大家多看《红楼梦》，立自己的论。
解读《傅雷家书》
叶永烈关于这本书，我写过一篇论文，叫做《论〈傅雷家书〉》。这里我不讲这篇论文，而是想“书外谈书”。
为什么要“书外谈书”呢？因为我为傅雷先生一家写过一本书，叫做《傅雷一家》。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出了本书，叫《傅雷与傅聪》。我一共采访了傅雷先生生前好友23位，又对和傅雷先生有关的人士以及他的家庭、故乡作了很多采访。因此，我主要解读这本书的背景，从傅雷先生的背景、傅雷先生的家庭来看这本家书。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采访者而不是书评家的角度来评论这本《傅雷家书》的。《傅雷家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傅雷家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顾名思义，《傅雷家书》是一本“家书”，是父亲写给子女的家信。其中主要是写给他长子傅聪的信，还有部分是写给次子傅敏和长媳弥拉的。因此，这是本父亲写给子女的书信的集子。
其实，这本书是残缺的，并不完整。傅雷先生写给远在英国的傅聪的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烧不到伦敦而得以保存。还有一部分是傅雷先生写给傅敏的信。我在采访傅敏的时候，他非常激动，流着泪对我说他非常遗憾，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他在一天夜里前往马思聪先生家，将父亲给他的信全都烧毁了。他为什么要去马思聪先生家呢？因为他知道马先生家有个很大的炉子，于是在那里烧掉了这些信。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非常害怕，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搜信”，这些信件会成为他“反革命”的罪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么宝贵的书信一烧了之，傅敏自己也非常痛惜。所以，《傅雷家书》是一本残存的书，书中仅存两封给傅敏的信，其余大部分已经烧毁。其实傅雷先生给傅敏的信也是非常之多的。
这本书是个“单向道”，仅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却没有儿子写给父亲的。一本家书，应该有呼应——“双向道”，既有父亲写给儿子的，又有儿子写给父亲的，在读者看来才有前后呼应的互动之感。但也非常遗憾，傅敏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在“文革”当中也被全部烧毁了；可幸运的是，傅聪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十几年前，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有重大发现。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告诉我，在一个楼梯下面的小房间，发现了几个黑封皮的本子，上书“聪儿来信摘编”，原来是当年傅聪先生给家里写的信，他母亲都将其摘录在这些本子上面。这三个笔记本，就安静地躺在了那个角落里那么多年。当时我看了非常激动，在征得傅敏的同意之后，将它们全部复印下来了。为了这些信，我写过信给傅聪先生，希望这些信能够发表。傅聪先生给我回了信，信中说道：
非常抱歉的是，我不希望把我给家父母的信公之于世，一个字也不要。这是我最后的决定。
望谅解。傅聪1987年8月12日
那就是说，他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后来傅聪来上海时我采访他，问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信和父亲的信一起收入《傅雷家书》。他说：“我父亲写给我的信，体现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非常高尚的。相比之下，我写给他的信是不足为道的。所以我的信请不要收进去。”按照他的意见，现在的《傅雷家书》就没有收编傅聪的信件。
现有的《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先生写给他的长子傅聪、次子傅敏的信，还有几封是写给长媳弥拉的。这样的书在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按理应该是本很平常的书，但它却成为现在中国市场的畅销书，总印数超过了100多万册。从1981年至今已经21次印刷，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家书，从可读性来说并不强，仅是一封又一封的信，也没有吸引人的小标题，无非是几月几日，然后是一封信，如此而已。为什么这么一本书会有这样巨大的影响，会吸引那么多的读者，而且现在成了一本名著了呢？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本家书中的父与子，是特殊的父与子。这本书中的父亲傅雷，既是位作家，又是位翻译家，学贯中西；儿子傅聪是位艺术家。这样的家书就充满了文学色彩、艺术色彩，是在艺术的氛围中用优美的笔调写成的。它不是一般的家信，其中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丰富感悟。这本书超出了一般家书的范围。我曾经说过，信分两种：硬的信和软的信。硬的信是单纯地讲事情，像公文一样，讲完就结束了；而像傅雷家书这样的信，是软的信，它带有思想、文学、艺术等色彩，有很深刻的艺术价值。另外，傅氏父子是一对特殊的父子，他们父子受到“极左”路线的连环迫害，演绎了循环的悲剧，是那个时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大家都知道“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两个重要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中多次提到：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个错误后来到“文革”，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邓小平所说的“1957年下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反右派”运动。傅雷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了严重冲击，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随之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导致当时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出走英国，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行。所以在“文革”当中，傅雷先生就成了“叛国分子”的家属，导致了傅雷夫妇上吊自尽。所以傅雷与傅聪不是一般的父子，这对父子的命运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下的悲惨命运。因此，《傅雷家书》反映的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
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以及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草婴先生。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15卷，500万字，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傅雷家书》。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家，从翻译的技巧和水平上，称得上是中国译界的巨匠。但他翻得再好，也无非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或者说是把外国作家的作品用中国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体现出来。他的翻译作品中所透露的是外国作家的思想，而并非他自己的思想。唯有《傅雷家书》，估计他生前也没有想到过将来他的这些信会编成一本《傅雷家书》，会有100多万册的印制量，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他根本不会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傅雷家书》体现了傅雷的思想，他的艺术观、人生观，可以说，《傅雷家书》是傅雷人格的最集中的体现。
其实要认识一本书并不容易。傅雷是上海的作家，傅聪是上海出去的音乐家。上海一家出版社曾经打算出版《傅雷家书》，但最终不敢出版。书稿后来落到了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手中。范用看到这么好的书稿，眼睛一亮，决定出版。所以这本书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直印到现在。因此，一个出版社有没有魄力，一位编辑家有没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本书被尊为名著、受到大家欢迎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三联书店以及当时的总经理范用先生。当然，上海当时没有出版这本书，可能是由于这对特殊父子的敏感的政治背景。尽管“文革”已经过去，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我曾经碰到当年把《傅雷家书》退稿的那位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仍然感到非常遗憾。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第二，我想讲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我最忌讳的就是对作家同行进行采访；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讳采访上海作家。因为我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再去写上海作家的话，不管怎么写，总有种种嫌疑。所以我的采访几乎不涉及同行。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聪。在“文革”结束后准备为傅雷先生平反时，傅聪从英国回来了。那是傅聪出走之后第一次回来，回到上海。我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非常感动。傅聪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回来，他说的话中还是饱含着对祖国非常强烈的热爱之情。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傅聪的报道还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聪在上海的某项活动，规定只能刊登在第几版，报道的字数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字之类的。可见当时对傅聪的报道还是低调的、有所控制的。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当时就决定去找傅聪，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未能直接采访傅聪，但傅聪的经历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我注意到了这位不平凡的音乐家。当时我说过，在中国的音乐家中，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就是两个“聪”：一个是马思聪，一个就是傅聪。不能写纪实文学，当时我就写了篇小说，题目是《爱国的“叛国者”》，发在《福建文学》杂志上。小说的主角就是一个音乐家，实际上是以傅聪作为影子来写的。
后来我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前前后后总共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特别是去北京采访傅敏，使我对傅雷一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亲友们都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认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时候他可以说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认真，好几件事情我听后都十分感动。一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书。可后来他重新看了这部书之后，不满意自己当年的译著，于是又把这一百多万字重新翻译了一遍。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翻译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满意自己的翻译，别人只是在原有的译著上面修改，而他则是推翻了重新进行。
傅雷夫妇性格相辅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几乎所有傅雷亲友都说傅雷夫人是极其贤惠而又性格温顺。如果傅雷是铁锤的话，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铁锤敲在棉花上面就没了任何声音。傅雷先生的成就，是和傅雷夫人分不开的。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细致，而傅雷夫人则是大大咧咧，一个东西用完可能随手一放，过一会儿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总是提醒她，东西要放归原位，他们家里总是这个样子。傅雷先生家里热水瓶的摆放都十分有规则，把手一律朝右，总是从第一个热水瓶开始用，用完之后放到最后去，再轮流用。保姆知道后，灌热水瓶的时候就从最后的一瓶开始灌。傅雷翻译的时候必须经常翻阅词典，厚厚的一本本词典翻起来很困难，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架子放词典，便于翻译时的查询和翻阅。他们夫妇俩的性格是互补的。
后来我采访傅聪和傅敏，发现兄弟俩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聪像他妈妈，长相也像他妈妈，而且性格不拘小节。我去宾馆看傅聪，进到他房间，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开着，这里放着话梅，那里又随手放着什么东西……但他说话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谈唐诗、宋词，也可以谈音乐、美术等，如此之类，甚至讲到各方面的事情，他都非常有兴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贝，做事情非常认真。比如，我告诉他，上海江苏路傅雷住过的房子，尽管我去了好几次，但没有用，因为当年傅雷是租这房子住，他去世之后另外一家住进去了，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完全不同了。傅雷住这房子时，原先是什么样子的呢？傅敏就画了张原先的家的平面图给我，那张图纸经过了反复修改，上面有红墨水画的、绿墨水画的，画得非常仔细。哪些是巴尔扎克原著的书架，哪些是放父亲译著的地方，他和聪哥的床在哪里，三角钢琴放在哪里……那张平面图，把他们家当时的情况画得非常仔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这张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他给我写的信都非常认真仔细，三天两头，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细详尽地解答。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一百多封傅敏给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亲——傅雷。
傅雷一家，四个人四种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个人四条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访傅雷一家，促使我写成了《傅雷一家》一书，后来又写出了《傅雷与傅聪》一书。由于对他们一家深入的采访，也促使我对“反右派”运动和“文革”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进而从事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的创作。傅雷的坎坷人生
第三，我要讲的是傅雷的坎坷人生。《傅雷家书》的主角是傅雷，他是我们上海人，又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事。我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对他更有一种亲切感。
我曾经陪傅敏去过傅雷在南汇的老家。傅敏还从来没去过。傅雷家的老房子现在还在。傅雷的父亲叫做傅鹏飞，命运也非常坎坷。当时受到冤案，进了监狱，出来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父亲去世的时候傅雷还非常小。父亲入狱的时候，傅雷母亲要不断地去监狱看傅雷父亲、营救傅雷父亲。就在那一年，傅雷的弟弟妹妹也去世了，最终只剩下傅雷这个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傅雷的母亲没什么文化，甚至不识字。但她下定决心要很好地培养这个儿子，于是终身不再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傅雷之中去。因此，傅雷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他母亲专门请了私塾先生教傅雷，白天教完，晚上就要他将当天所学背给母亲听。尽管她不识字，可一旦傅雷背错，她就能当场指出。傅雷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教育，同时也养成了严格的作风。
对傅雷影响很大的学校是上海徐汇中学，他在那里上的学。徐汇中学当时处在法租界，法语是主课。傅雷后来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就是与徐汇中学有关系。他在徐汇中学打下了法语基础，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傅雷在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法语口语并不很流利。轮船途经西贡，上来一位法语非常好的同舱旅客。傅雷在船上就向这个旅客学习法语口语。等到了法国下船时，他的法语口语得到了很显著的提高。
傅雷在法国学的是世界美术史，因此对于艺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恋爱。在留学之前，傅雷已经由母亲做主，与朱梅馥（后来的傅雷夫人）订下了亲事。他和朱梅馥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且朱家和傅家又有些亲戚关系，住得又近。但到了法国以后，傅雷爱上了一位法国姑娘，爱得很热烈，并且要求和她结婚。为了这件事，傅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母亲。信写好后，自己又没有勇气去寄，就委托刘海粟代为寄信。后来傅雷和这位法国姑娘相爱了两三个月后，由于东西方人性格的差异分开了。此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非常内疚。刘海粟去看他的时候，傅雷甚至产生了自尽的念头，与刘海粟说他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朱梅馥。刘海粟告诉他那封信他并没有寄出。傅雷听后非常高兴，但又说“毕竟我是写了这封信，是非常对不起她们的”。回到上海后，傅雷和朱梅馥结婚了。有了这个波折，傅雷从此一辈子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罗曼蒂克的风波。
傅雷回国后，做过教师等种种工作，最后选择了翻译。他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人，有话就直说，看不惯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他后来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最适合躲在书斋里头翻译法国作品。他选择“翻译”这个职业作为他的终生职业，也和他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
傅雷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方面是为了潜心翻译，另外他所结交的朋友们，也是和他差不多性格的，如刘海粟。傅雷当时是没有工资的，完全靠稿费维持生计。江苏路的房子他是租的，当时每个月月租是56元人民币。据他们的保姆说，他们每个月的伙食费大约48元人民币。此外，他还负担着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他培养傅聪学习钢琴，最终成为音乐家。二儿子傅敏当时也想学习小提琴，可傅雷对他说：“我只能培养你哥哥，我再也没有钱在我们家培养第二个音乐家。”可以说，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培养傅聪上。
傅雷在1957年不幸成了“右派分子”。当时他自己根本没想到。因为就在那年，他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了。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叫做石西民，想保护傅雷过关，他找傅雷谈话的时候劝傅雷承认一下自己说错了一些话，检讨一下，就能过关。可傅雷不买账，说自己当时说的话被歪曲理解了。石西民说：“要么，你说你说的话本意是不反党的，但‘实质上’是反党的。加个‘实质上’，行不行呢？”傅雷坚决不答应。傅雷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后来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很晚，是在1958年的时候。这对傅雷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他一度曾经想自杀。这一点，他的几位亲友都提及过。傅雷一天晚上出去以后，很晚很晚都没回来。最终到了半夜才归家。他对他夫人说，他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他不能不回来。
傅雷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两个多月，傅聪在国外得知此讯。这是他决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后来据他说，当时已经叫他回国了。回国之后，要么参加“反右派”运动，那就变成了“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我不愿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要么叫他回国以后下农村劳动，叫做“深入生活”。而弹钢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劳动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弹琴，手指就发硬了。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从波兰出走英国。
这件事发生后，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由党组织出面告诉傅雷的话，对他冲击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面的话，会缓和一点。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说不出这话。良久，傅雷问起，他才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傅雷一听，人当时就傻在那里了，此后在家躺了好几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聪的出走对傅雷的打击非常之大，傅雷想不通这件事情。从《傅雷家书》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通信在那段时间中断了好一阵子。后来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将此事告知陈毅市长，陈毅市长又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鼓励傅雷不断地给傅聪写信，让他们父子之间保持通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才恢复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导儿子，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傅聪当时在英国给自己定了“三原则”：一是不入英国籍；二是不去台湾；三是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能在英国的那种环境下，做出这“三原则”决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响和教导。
傅雷父子在那种背景下还保持着通信，当时傅聪的每封信，对傅雷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聪的来信，傅雷都非常激动，总会拿着信，在书房中兜圈子，一边走一边看信。可惜那时候没有e-mail，有的话信件就能够当天往返。那时候一封信一来一去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傅雷在书房中关注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对他千叮咛万嘱咐。那时候打长途电话也不容易，书信就成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后来傅雷知道傅聪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时，他非常高兴，又给他们祝福，又给弥拉写信。傅雷是从事法文翻译的，用英文写信，对他来说有点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英文给弥拉写信。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至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被束之高阁。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如同傅雷在家书中所写的：“思之怅怅——此书原系1957年‘人文’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原著有问题？不，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不，不，他的译笔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当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给我来信谈及：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他没有工资。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是周杨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摘帽”后出版。当时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这事是我决定的。这样做，为的是既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后来，他终于“摘帽”，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则性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在他“戴帽”期间，他不出一本书——尽管他仍照常译书。经济来源切断了，他不得不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活。
在那些苦风凄雨终日绵绵的日子里，周煦良为了给挚友排闷，听说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帖。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练字入迷，他的字日见得体。周煦良忆及此事，曾道：“当时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无心，他有心。我的字无大进步，他的字大见长进。”傅雷的手稿，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墨迹展览”曾使很多观众赞叹不已。
最让人感动的是，由于译著不能出版，为了让傅聪能够读到他最新翻译的《艺术哲学》（傅雷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对于提高傅聪的艺术修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傅雷竟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艺术哲学》的前几章，共计四万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英国给傅聪。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真不容易！
后来知道弥拉怀孕了，傅雷夫妇去城隍庙的时候看到凌霄花开得非常茂盛，便给未出世的孙子取名“凌霄”。
这些都在《傅雷家书》中有记载。
终于暴风雨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调查傅雷死因的时候有个困惑：傅雷夫妇的死是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引发的，而傅聪完全是自学成才的，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并无瓜葛。我当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会抄他家呢？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查钢琴系系主任李翠珍的档案时，才偶然发现了答案。李翠珍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也是南汇人，和傅雷同乡。念中学的时候和傅雷夫人是同学，因此和傅雷一家的关系相当密切。李翠珍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的家庭相当艰难，但在那种情况下，她居然一个人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李翠珍毕业后回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后来李翠珍的先生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的先生几次要她去香港，而她去了香港之后，最终还是想回到上海。在她打算从香港回沪时，她想回来却有种种顾虑，就写了信给傅雷。傅雷给她去了一封长长的信，叫她回来。“文革”中，按照当时的逻辑，由于李翠珍的丈夫在香港，她在上海，并且几次赴港又返沪，因此被怀疑成“特务”。李翠珍向来注意仪表，而这更加成为被批斗的借口，称之为“三包一尖”“资产阶级太太”。她最终自杀身亡。她在自杀前，还是化好妆，抹好口红，穿好高跟鞋，打开煤气开关，然后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翠珍自杀后，红卫兵“彻底”抄查李翠珍家，发现了傅雷写给她的劝她回来的那封长信。也就因为这封信，按照当时非常荒唐的逻辑，李翠珍是“香港特务”，傅雷也是“特务”。他们去抄了傅雷的家，去批斗傅雷。
据傅雷的保姆回忆，当时红卫兵叫傅雷夫妇站在家门口的长板凳上面，批斗了很长时间。在批斗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他家阁楼里发现了傅雷夫人亲戚寄放在他家里的东西，里面有一面新中国成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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