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V.S.奈保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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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米格尔街试读：
鲍嘉
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鲍嘉总会在床上翻个身，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
咕哝道：“有什么事吗，哈特？”
大伙儿为什么叫他鲍嘉可是个谜；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年。就是那年，鲍嘉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小伙子们纷纷开始仿效鲍嘉那种冷硬的姿态。
人们在叫他鲍嘉以前叫他佩兴斯，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但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你不论什么时候走进鲍嘉的小屋，都会发现他坐在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伙计，有什么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这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一沉默就是十或十五分钟。你会觉得真要和鲍嘉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总是睡意蒙眬，脸很胖，头发黝黑发亮，手臂圆润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十分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百无聊赖的人。
他假装要开缝纫店谋生，甚至还付钱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本店专事裁缝
定做各种西服
价格低廉公道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白、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呀，做着我想被他称作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
没有名字的东西
。”鲍嘉倒好，连这点作为也没有。小时候，我从未想过鲍嘉是怎么挣钱的。那时，我总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钱。波普有个干各种活计的老婆，而且她最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简直想不出鲍嘉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不往他的小屋带女人。他住的那间小屋叫仆人房，但里面从没有什么伺候那栋主屋住户的人住过。不过是建筑上的设计罢了。
像鲍嘉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交朋友，在我看来可真是奇迹。但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我们街最受欢迎的人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这条街上的大人物。连哈特、爱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说话时，他也总是眼皮朝下，手指在地上画圈圈。他笑时从来不出声，也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每逢聚会，大家总要说：“我们得请鲍嘉来。那家伙鬼着呢。”我猜，鲍嘉一定给了他们很多安慰和快乐。
不然哈特怎么会像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着嗓门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不然他怎么有耐心天天去等鲍嘉那句模糊不清的回应：“有什么事吗，哈特？”
但有天早上，哈特喊过之后，没人回应。过去那种似乎不可改变的东西消失了。
鲍嘉不见了。他走了，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闷闷不乐的。大家聚在鲍嘉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它们两三张两三张地抛落下来。
哈特说：“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但没人知道。鲍嘉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上，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走到屋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喊，突然想起鲍嘉离开了。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鲍嘉还是没有回来。
哈特和朋友们索性将鲍嘉的房间当成了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朗姆酒、抽烟，有时还把偶遇的女人带过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聚众斗殴、赌博遭到警方的关顾，他得花一大笔钱贿赂才能把自己从麻烦中解救出来。
就好像鲍嘉从没来过米格尔街一样。毕竟，他在这条街上只住了四年左右。他刚来时只带了只手提箱，想找个住处，哈特正蹲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读着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鲍嘉就问了问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间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八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取出一沓纸牌，独自玩起“佩兴斯”来。
哈特对此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他一直神神秘秘的。他成了“佩兴斯”。
等到哈特和其他人已经或快要把鲍嘉忘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是在某天早晨七点左右回到家的，进门后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在他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了起来。埃多斯也跳起来，但并不害怕，只是很尴尬。
鲍嘉说：“走开！我累了，想睡觉。”
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钟，醒来时发现屋里挤满了老朋友。埃多斯的嗓门又大又聒噪，好掩盖他的难堪。哈特带来了一瓶朗姆酒。
哈特说：“有什么事吗，鲍嘉？”“有什么事吗，哈特？”哈特见鲍嘉接过了话茬，好不高兴。
哈特打开朗姆酒，又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
鲍嘉问：“哈特，你的牛都还好吗？”“都好着呢。”“博伊呢？”“也好。我刚才还叫过他，你没听见？”“那埃罗尔呢？”“他也很好。不过鲍嘉，出了什么事？你好吗？”
鲍嘉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马德拉斯产的朗姆酒，接着又一口，又一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朗姆酒喝光了。“不要紧，”鲍嘉说，“我再去买一瓶。”
大伙儿从未见鲍嘉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他们都很惊讶，可是没人敢问鲍嘉去了哪儿。
鲍嘉说：“你们这帮小子就一直没离开过我这屋吗？”“没你在，不一样。”哈特回答道。
不过大伙儿都很紧张。鲍嘉平时总是抿着嘴说话，可这次他微微咧着嘴，口音里还带点美国腔。“当然，当然。”鲍嘉这话说得纯正极了。他就像个演员。
哈特拿不准鲍嘉是不是醉了。
你们知道，光看相貌，哈特很像演员雷克斯·哈里森，而他平时也总是极力加强这种相像。他也把头发朝后梳，两眼眯缝着，说起话来简直就是哈里森。“见鬼，鲍嘉，”哈特说，他变得颇像雷克斯·哈里森，“你还是快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鲍嘉露出牙齿笑了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会说的。”他说完站起身来，将两只大拇指插进腰带，“别急，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点了一支烟，朝后仰去，烟熏着了他的眼睛，他眨了眨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他在那儿开了一家最棒的妓院，干得正红火，拿了他贿赂的警察却背信弃义，将他抓了起来。“那地方可高级了，”他说，“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你怎么这么蠢！”哈特说，“要那样，这老兄怎么还会和我们在这里待着？为什么你们这帮人都这么蠢？你干吗不让他讲下去？”
可是鲍嘉生气了，拒绝再说一个字。
从那时起，这帮兄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鲍嘉成了电影中的鲍嘉。哈特成了哈里森。早晨的对话变成了这样：“鲍嘉！”“住嘴，哈特！”
鲍嘉现在成了这条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据说连“大脚”比佛都很怕他。此时的鲍嘉竭尽酗酒、打牌、赌博之能事，经常朝独自走在街上的女孩骂脏话。他买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他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那堵高高的水泥护墙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抵着墙，嘴里永远叼着根香烟。他几乎成了一处固定的风景。
后来，他又不见了。他本来正和一帮朋友在他屋里打牌，突然起身说：“我去上趟厕所。”
他们就四个月再没见到他。
等他回来时，人长胖了点，不过脾气也变坏不少。这次口音可完全美国化了。为了完成那模仿，他开始同孩子们亲近起来。他在街上招呼他们，给他们钱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喜欢轻拍他们的脑袋，给他们忠告。
他第三次离开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为这条街所有的孩子（或用他的话说，“小家伙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他买了好几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差不多一蒲式耳的糕点。
后来，那个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来了，把鲍嘉抓了起来。“别胡来，鲍嘉。”查尔斯警官说。
但是鲍嘉没明白他的暗示。“怎么回事，伙计？我可什么也没做呀。”
查尔斯警官便告诉了他。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对鲍嘉的指控是重婚罪，不过报上并没有披露细节，所有内幕都得靠哈特去挖掘了。“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哈特在人行道上说，“那老兄离开了他在图那普纳的第一个老婆，然后来到了西班牙港。他们生不出孩子。他在这儿一直觉得很伤心，很压抑。然后他又走了，在卡罗尼找了个姑娘，让她有了个孩子。卡罗尼人从不在这种事上凑合，所以鲍嘉只好和那姑娘结了婚。”“可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她？”埃多斯问。“为了做条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家后院芒果树下那个马口铁的小工棚。就是这么个小工棚他也没有盖完。他懒得给屋顶上的马口铁皮钉钉子，只在上面压了几块大石头。一刮大风，屋顶就像散了架似的发出乒乒乓乓的可怕声响，随时都有飞走的可能。
不过波普从不闲着。他总是在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我喜欢看他干活。我喜欢那些木头——乔木、香树和蟾蜍树的香味，我喜欢那些木屑的颜色，也喜欢那些锯末像粉一样落在波普鬈曲的头发上。“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总是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我就喜欢波普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像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我想做点东西。”“你想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到底要什么。“你看，”波普说，“你也在想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啦。”
最后我决定做一个鸡蛋架。“你做这东西给谁？”波普问。“我妈。”
他笑了笑。“你觉得她会用这东西？”
你别说，我母亲还挺满意那个鸡蛋架，用了差不多一星期。后来她好像把它给忘了，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往碗里或碟子里放鸡蛋了。
我把这事讲给波普听，他笑道：“孩子，要做东西，就要做没有名字的。”
我给鲍嘉的裁缝店写了招牌以后，波普也要我给他写一个。
他取下夹在耳朵上的一截红笔头，琢磨着该怎么写。起先，他想称自己是建筑师，但我劝他放弃了这个主意。他的拼写老没个准儿。写好后的招牌如下：
建造师及承包人
木匠
家具师
招牌由我执笔，所以我在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招牌前。不过，不熟悉他的人前来咨询时，他总不免有点紧张。“那个木匠伙计？”波普总这么说，“他搬走了。”
我觉得波普要比鲍嘉随和得多。鲍嘉很少同我说话，波普却特别健谈。他谈的都是关于生死、工作之类的严肃话题，我发觉他真的很爱跟我说话。
但在这条街上，波普却不是招人喜欢的人。倒不是大家觉得他疯疯癫癫或很傻。哈特常说：“你们听着，波普太傲气了。”
这么说波普不公道。波普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总要拿着一杯朗姆酒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他从不喝杯里的酒，只是见有熟人，他就用中指蘸蘸酒，再舔舔手指，然后朝那个人挥挥手。“我们也买得起朗姆酒呀，”哈特总说，“但我们就不像波普这样炫耀。”
我自己倒从来没这么觉得。一天我向波普问起这事。
波普说：“孩子，早晨太阳刚出来，天还有点凉，要是知道你一起床就能出去走走，一边晒太阳，一边喝点朗姆酒，你会觉得很舒服。”
波普从不挣钱，都是他妻子出去工作。好在他们没有孩子，这样倒也过得去。波普说：“女人爱干活就让她们干吧，反正男人生来不是干活的。”
哈特说：“波普娘娘腔，不是条好汉。”
波普的妻子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大户人家做厨娘。那时她下午常等我，然后带我去她的大厨房，还给我好多好吃的。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我吃东西时她坐在一旁盯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为她吃似的。她让我叫她阿姨。
经她介绍，我认识了那个大户人家的园丁。他是个棕色皮肤的英俊男人，很爱花。我喜欢他照看的花园。花园里的花圃总是黑幽幽、湿漉漉的，草坪上的草长得又绿又水灵，又总需要修剪。有时我会帮他给花圃浇水。他常把割下的草放在小袋里，让我拿回家给我母亲。草对于老母鸡可是好东西。波普说：“你阿姨走了，孩子。”“去哪儿了，波普先生？”“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他说到这里便再没往下说。
后来，波普发觉自己成了受欢迎的人。那个消息马上传开了。一天，埃多斯说：“波普怎么了？像是没有朗姆酒了吧。”哈特听后跳了起来，差点给了他一巴掌。打那以后，大家经常聚在波普的工棚里。他们谈板球、足球和电影——什么都谈，除了女人，就是想让波普高兴。
波普的工棚里不再有锤子声和锯子声。木屑闻起来不新鲜了，颜色也变黑了，几乎像烂泥一样。波普开始酗酒，喝醉以后的他我可不喜欢。他身上一股朗姆酒味，经常大哭大叫，然后就发火想打人。这使哈特那帮人接纳了他。：“我们过去错怪了波普，他是条好汉，和我们一样。”
波普喜欢这些新伙伴。他生性健谈，对街上那帮人也总是挺客气，一直很奇怪自己怎么会不受欢迎。现在他好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波普并不真的高兴。这友谊来得太晚了点。他发觉他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喜欢那帮人。哈特竭力想让波普对其他女人感兴趣，但是波普做不到。
波普没在意我年龄小，有些话也会对我讲。“孩子，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有一次他说，“你会发现你一旦得到自以为喜欢的东西，你就不会再珍惜它们了。”
他讲话就这个风格，像谜一样。
终于有一天，波普离开了我们。：“他不说，我也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是去找他老婆了。”
爱德华说：“你觉得她会跟他回来吗？”
哈特说：“等着瞧吧。”
我们也用不着等很久，报上很快就报道了这件事。哈特说果然不出他所料。波普在阿里马打伤了那个拐走了他妻子的男人。那人就是给过我许多袋青草的园丁。
波普倒没出什么事，只是被罚了点款就获准回来了。当地的法官警告波普以后最好别再去骚扰他妻子。
有人编了首关于波普的卡里普索小调，它在那年很流行呢，还成了狂欢节的进行曲，安德鲁斯姐妹乐队为一家美国唱片公司演唱了这首歌：
有个木匠伙计去了阿里马
为寻一个名叫伊梅尔达的小活宝。
这可是米格尔街的大事件。
在学校，我常对人说：“那个木匠伙计是我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
在板球场和赛马场，哈特逢人便说：“认识他吗？天哪，我和那老兄过去整天在一起喝酒。乖乖，他可真是海量。”
波普回来后完全换了个人。我一要跟他说话，他就对我大呼小叫。哈特和其他人一带着朗姆酒去工棚看他，他就把他们轰出去。
哈特说：“你们看，女人把那家伙整疯了。”
但是过去那熟悉的声响又从波普的工棚里传了出来。他拼命干活，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还在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但我害怕，没敢问他。
他往工棚里拉了一盏电灯，开始在夜间干活。货车一辆一辆地停在他家门外，将东西拉进拉出。后来波普又忙着粉刷房子，将墙面刷成亮绿色，又将屋顶刷成大红色。哈特说：“这家伙准疯了。”
他又补充道：“就像他又要做新郎官一样。”
哈特没怎么说错。不过，我不在乎哈特怎么说。我很高兴，又能看到波普早晨擎着朗姆酒站在外面，用手指蘸蘸酒同熟人打招呼，我又能问他：“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并得到那熟悉的回答：“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很快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仍然把时间都花在做那样没有名字的东西上。他又停止了干活，他妻子又到我们学校附近的那户人家做了厨娘。
波普的妻子回来以后，街坊几乎都在生波普的气。大家觉得以前对他的同情受到了嘲弄，都白费了。哈特又说道：“我早就讲过，那个该死的波普就是太傲气。”
但是现在波普不在乎了。
他常对我说：“孩子，今晚回家祈祷吧！愿你像我一样快活。”
后来发生的事太突然，我们谁都没料到会出这种事。哈特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他总爱读报，常常从早上十点一直读到晚上六点左右。
哈特喊了起来：“我看到了什么啊？”他把那标题拿给我们看：小调里唱的木匠入狱。
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波普一直东偷西盗。所有那些新家具（这是哈特的说法），都不是波普做的。他偷来别人的东西，然后把它们重新组装。实际上他偷的东西太多，有些用不上的只好拿去卖掉。他就是这么被抓住的。我们这才明白那一阵子为什么总有许多货车停在波普家门口。他什么都偷，就连装修房子用的涂料和刷子也是偷来的。：“这老兄真笨，为什么他要去卖偷来的东西呢？你们说说，为什么？”
我们都认为他这么做确实太蠢。可是，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波普，他是条真正的男子汉，也许比我们谁都强。
至于阿姨……
哈特说：“他被判了多久？一年？就算表现好提前三个月释放，那也还有九个月。我断定她顶多守三个月的妇道。过了这段时间，米格尔街就不会再有伊梅尔达这个人了。”
但是伊梅尔达再没离开米格尔街。她不仅继续干着厨娘的活儿，还开始帮人熨洗衣服。街上没有人因为波普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而感到遗憾，毕竟这种事大家都有可能去做。他们只是可怜伊梅尔达一个人还要坐守空房那么久。
波普回来后成了英雄。他成了那帮小子中的一员，混得比哈特和鲍嘉都强。
但对我来说，他变了。这种变化使我伤心。
因为他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别人做莫利斯式椅子、桌子和衣橱。
这之后我问他：“波普先生，你什么时候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呀？”他竟臭骂了我一通。“你他妈的真烦人，”他说，“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我怕“大脚”比佛，但更怕乔治，尽管“大脚”比佛是这条街上块头和力气最大的人。乔治长得又矮又胖，蓄着一撮灰色的小胡子，肚子特别大。他看上去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总是自言自语，骂骂咧咧的，因而我从来也没想过对他友好。
他就像他家院子前拴着的那头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嘶叫一番外，就像哑巴一样。你会觉得乔治对身边的事情从不关心。说来也怪，我发觉没有人说乔治是疯子，可人人都说我挺喜欢的曼曼疯了。
乔治的房子也让我害怕。那是座破烂不堪的木屋，外面涂成了粉红色，马口铁做的屋顶上布满了黑锈。房子右边的那扇门总是开着，内墙从未粉刷过，日子久了便显得灰黑灰黑的。房间的一角有张很脏的床，另一角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此外再没有别的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壁画。就是鲍嘉的屋里还挂着张劳伦·白考尔的画像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治有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和波普一样，乔治也喜欢让妻子做家务和院子里的活儿。他家养了几头牛，为这我也恨乔治。因为牛棚里淌出的水弄得街上的阴沟臭气熏天，而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时，球经常掉进沟里。博伊和埃罗尔就总故意把球放在臭水沟里沾湿，用来恶作剧。
乔治的妻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面的人。在我心目中，她仅仅是乔治的妻子而已。我也一直以为，乔治的妻子几乎总在牛棚里面。
乔治经常开着家门，坐在外面的水泥台阶上，而他妻子则在忙碌。
乔治从未成为米格尔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他似乎并不在乎。他有妻子、女儿和儿子，他一个个地打他们。儿子伊莱亚斯长大后，乔治就更多地打女儿和妻子。他的打骂好像并没给做母亲的带来任何好处，她只是越长越瘦。可女儿多利却越打长得越欢。她一年比一年胖，一年比一年咯咯咯笑得厉害。儿子伊莱亚斯越变越严肃，但从没跟父亲顶过嘴。
哈特说：“伊莱亚斯那家伙心肠太好。”
一天鲍嘉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乔治那老东西，我真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
有几次，趁伊莱亚斯和大家在一起时，哈特对他说：“小子，我真为你难过，你为什么不治治那个老东西呢？”
伊莱亚斯总是说：“这是上帝的事情。”
那时伊莱亚斯只有十四岁左右。不过他生来就那个样子，为人严肃，而且有雄心大志。
自打乔治买了两条阿尔萨斯狼狗，并把它们拴在家门口水泥台阶下面的木桩上之后，我就更怕乔治了。
每天上午、下午我经过他家时，他总是对狗说：“扑过去。”
于是那两条狗便会又蹦又跳地狂吠起来。拴狗的绳子绷得紧紧的，我总担心狗再跳一下那绳子就会断了。同样有一条阿尔萨斯狼狗的哈特可从来不用狗来吓唬我。记得哈特曾对我说：“见到狗千万不要怕，大胆走，不要跑。”
所以，我每次走过乔治家时，宁愿提心吊胆多受点折磨，也不敢加快脚步。
我不知道乔治是就不喜欢我一个人呢，还是对大家都看不上。我从未和街上的伙伴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说自己怕叫唤的凶狗实在太丢面子。
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那两条狗。经过乔治家时，我也不会再被他的笑声吓倒。
一天，乔治站在人行道上，我走过去时听见他在咕哝。那天下午和第二天我又听他在咕哝。他在说：“马脸！”
有时说：“怎么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长着副马脸。”
有时又说：“小屁股！”
还有：“怎么世界上有屁股这么小的人？”
当然，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可过了一周左右，我再听乔治这么咕哝简直要掉眼泪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博伊把球击进了希尔顿小姐家的院子里，球出了界，我们只好结束（我们以六比零赢了）。那天晚上我问伊莱亚斯：“你爸爸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他为什么老是取笑我？”
哈特笑了，伊莱亚斯却一脸严肃。
哈特说：“都取笑你什么来着？”
我说：“那个胖老头笑话我是马脸。”其他的话我都说不出口。
哈特笑了起来。
伊莱亚斯说：“伙计，我爸这人爱开玩笑。但你得原谅他。他说什么就让他说去。他老了，活得不容易。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受过教育，可他的心眼并不坏，和我们一样。”
他说话时一本正经，哈特没笑。以后每次经过乔治家时，我总告诫自己：“我应该原谅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伊莱亚斯的妈妈死了。她的葬礼是米格尔街有史以来最寒酸、最可悲，也最孤独的葬礼。
那间空空的前屋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可怜，也更加可怕了。
奇怪的是我开始同情起乔治了。米格尔街上的那帮人在哈特家外进行了“验尸”。哈特说：“他打她打得确实太狠了。”
鲍嘉点了点头，然后用右手食指在人行道上画了一个圆圈。
爱德华说：“照我看是他杀了她。博伊告诉我，就在那女人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还听见乔治毒打她呢。”
哈特说：“你们以为那帮医生和法官在这儿是干吗的？寻开心吗？”“我发誓，”爱德华说，“这事绝对假不了。博伊绝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那女人确实是被打死的。伦敦经得住这样的轰打，乔治的老婆可经不住。”
那帮人中没有一个为乔治说话。
博伊说的话完全出乎我对他的了解。他说：“多利真是可怜了。你们猜他还会打她吗？”
哈特聪明地说道：“我们等着瞧吧。”
伊莱亚斯退出了我们的圈子。
葬礼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一直很伤心。他喝了好多朗姆酒，在街上来回走，又是哭又是捶胸，到处请人宽恕他，求人可怜他这个命苦的鳏夫。
几周以后，他还是不停地饮酒，还是在街上跑来跑去，请求大家宽恕，搞得大家莫名其妙。“我儿子伊莱亚斯，”乔治总这么说，“我儿子伊莱亚斯原谅我了，他到底是个受过教育的孩子。”
一次他碰到哈特。哈特说：“你家的牛怎么样了？你给它们挤奶吗？喂它们吗？你现在也想宰了你的牛吧？”
乔治于是把牛全卖给了哈特。“上帝会说这是趁火打劫，”哈特笑道，“我说这是一笔交易。”
爱德华说：“这对乔治有好处，他是在赎罪。”“嗯，我也这么看，”哈特说，“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喝两个月的酒。”
有一周时间，乔治不在米格尔街。这期间我们见到多利的机会多了。她把前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从邻居那儿讨来些鲜花摆在屋里。她咯咯咯的笑声也比以前多了。
街上有人（不是我）毒死了那两条阿尔萨斯狼狗。
我们都希望乔治是永远地走了。
可他却回来了，还是醉醺醺的。不过他不再哭了，也不那么绝望了。他还带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十足的印第安种，有点老，但看上去很结实，足够对付乔治的了。“她好像也是个酒鬼。”哈特说。
那女人成了乔治家的新主人，多利只好再搬回到后屋空荡荡的牛棚里。
后来我们又听说了不少乔治打人的事，大家都说为多利和那个新来的女人难过。
我同情那个女人和多利。我真想不通这世上有谁愿意与乔治生活在一起。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波普对我说：“乔治的新老婆离开了他，你听说了吗？”我听后一点也不惊讶。
哈特说：“真不知道等我给的钱花光了，他会怎么样！”
我们很快看到了答案。
那座粉红房子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人声鼎沸的场所。有许多女人进出，大声喧哗，对自己的穿着毫不在意。每次我经过那粉红房子，那些女人便朝我说下流话，有的还挤眉弄眼，邀我“进去乐乐”。除了这些不相识的女人外，还有许多坐着吉普车来的美国兵。米格尔街上充满了笑声和尖叫声。
哈特说：“乔治那家伙把这条街的名声都搞臭了。”
一时间，米格尔街好像属于那些陌生人了。就连哈特和其他小兄弟想在人行道上坐下来商谈点事情，都没法找到一块清静的地方。
可是鲍嘉却与那帮陌生人混得挺熟，一周里总有两三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他假装对看到的那些事很反感，可我不信，因为他总是跑回去。“多利怎么样了？”有一天哈特问他。“她工作了。”鲍嘉这意思是说她很好。“我知道她工作了，”哈特说，“可她做什么工作呢？”“噢，帮人扫地、做饭。”“给所有人吗？”“给所有人。”
伊莱亚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次回到家就再也不出门。他在外面吃饭，眼下正准备参加什么重要的考试。他不再关心家庭，鲍嘉曾这么说过，或者应该说这么暗示过。
乔治仍然在酗酒；可他发财了，现在穿上了西服，还打上了领带。
哈特说：“他肯定挣了大钱，否则他拿什么去贿赂警察和那些人。”
然而，我最不理解的是那些陌生女人对待乔治的态度。她们好像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而乔治对她们却并不温和。他还是那副样子。
一天他向大家宣布道：“多利现在没有妈妈了，我只能又当爹又当妈。我说现在该是多利嫁人成家的时候了。”
他选中了一个名叫“剃刀”雷泽的家伙。简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适合他的名字了。他长得矮小，又很瘦，光洁的嘴唇上蓄着一撮整齐坚硬的小胡子。他的裤子总是熨得笔挺，两条中缝线又直又清晰。据说他身上总带着一把刀子。
哈特不希望多利嫁给“剃刀”雷泽。“他是个危险人物，”他说，“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背上捅一刀。”
但多利仍是咯咯地傻笑。“剃刀”雷泽与多利在教堂举行了婚礼，然后回到粉红房子举办招待宴。女人们个个打扮入时，还来了许多美国兵和水手，喝酒笑闹，向乔治道喜。那些女人和美国人让多利和雷泽亲嘴，亲了一遍又一遍，女人们还在一旁起哄。多利仍是笑个不停。
哈特说：“你们知道吗，她不是在笑，是在哭呢。”
那天伊莱亚斯没在家。
女人和美国佬唱起了《甜蜜十六岁》和《时光流逝》。然后他们又让多利与雷泽亲嘴。有人喊道：“说话呀！”于是大家都笑了，跟着喊道：“说话呀！说话呀！”
雷泽任由多利站在一旁傻笑。“说话呀！说话呀！”参加婚礼的客人们起哄。
多利笑得更厉害了。
这时乔治开口说道：“多利，你结婚了，没错。可你别以为自己长大了，我就不能把你放在大腿上揍你屁股了。”这句玩笑话引得客人们都乐了。
多利却突然止住了笑，愣愣地看着大家。
有那么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了，虽然时间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忽然一个醉醺醺的美国水手挥手嚷道：“乔治，你可以放这女孩做点更好的事嘛。”大家一听都大笑起来。
多利从院子的地面上抓起一把石子就要朝那水手扔去，可她突然停住了，哇地哭了出来。
接着是一阵笑声、欢呼声和叫声。
多利后来怎么样，我不得而知。爱德华说她住在大桑格雷。哈特说他曾见她在乔治街市场上卖东西。不管怎么说，她离开了米格尔街，永远地离开了。几个月后，那些女人开始消失了。停在乔治家门外的吉普车也比以前少了。“你也该整顿整顿了。”哈特说。
鲍嘉点了点头。
哈特接着又说：“如今要在西班牙港找个好去处容易得很。乔治的问题就是太笨，成不了大器。”
哈特真是个预言家。六个月之内，粉红房子里就只剩下乔治一个人。那以后，我常看见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过他再也不看我了。他看上去又老又疲倦，神色悲伤。
不久他就死了。哈特和几个兄弟凑了点钱，我们把他葬在拉佩鲁斯公墓。伊莱亚斯也来参加了葬礼。
职业选择
午夜过后，街上会定时地传来两种声音。大约两点钟光景，你听见的是扫路人的声音，然后在黎明前夕，清洁马车来了，你能听见清洁车夫们铲那些由扫路人堆成了堆的垃圾。
街上的男孩没有一个想成为扫马路的。但你如果问哪个男孩将来想干什么，他准会说：“我想做个马车夫。”
驾蓝色马车当然是件有吸引力的事情。那些人简直是贵族。他们只在清早工作，其余的时间都闲着。他们没事可干，于是经常罢工。罢工的诉求也不高，只为一天增加一分钱这样的事。或者，有人被解雇了，他们就罢工。战争开始了，他们罢工；战争结束了，他们也罢工。印度独立了，他们罢工；甘地死了，他们也罢工。
埃多斯是个清洁车夫，令大多数男孩都很羡慕。他说他父亲当年是最好的清洁车夫，还对我们讲了许多那位老把式驾车技术如何高超的故事。埃多斯出身印度下层，不太会说假话。他驾车的本领是家传的。
一天我在清扫家门口的人行道，埃多斯走过来想把扫帚拿走。我喜欢扫地，不愿把扫帚给他。“小家伙，你对扫地懂多少？”埃多斯笑哈哈地问。
我说：“怎么，这也有很多学问吗？”
埃多斯说：“这是我干的事情，小家伙。我有经验。你还是等长到我这么大再说吧。”
我把扫帚给了他。
这之后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似乎永远也长不到埃多斯那么大，永远也不可能具有他称之为经验的东西了。我变得更加羡慕埃多斯，更加想做一个清洁车夫。
可伊莱亚斯却不是这样的男孩。
当我们这些组成米格尔街少年俱乐部的人蹲在人行道上，像哈特、鲍嘉等人那样大谈诸如人生、板球和足球这类话题的时候，我对伊莱亚斯说：“这么说你不想成为清洁车夫喽？那你想干什么呢？做个扫地的？”
伊莱亚斯干脆地朝阴沟里吐了一口痰，低头看了看，然后非常认真地说：“我想做一名医生。”
要是这话出自博伊或埃罗尔之口，我们大家准保都会笑的。可我们知道伊莱亚斯与众不同，伊莱亚斯很有头脑。
我们都为伊莱亚斯感到难过。他父亲乔治打起这孩子来根本就是要命，可伊莱亚斯从不哭，也从不跟他父亲顶嘴。
一天我要去奇恩的铺子买三分钱的黄油，我邀伊莱亚斯一起去。当时没看见乔治，我以为不会出事的。
可我们刚走了两座房子那么远就撞见了乔治。伊莱亚斯很害怕。乔治走过来厉声说道：“你去哪儿？”说着就在伊莱亚斯的下巴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
乔治喜欢打伊莱亚斯。他常用绳子把他捆起来，然后再用他在自家牛棚的阴沟里浸湿的绳子抽他。就是这样伊莱亚斯也不会哭。事后不久，我都会看见乔治和伊莱亚斯在一起有说有笑。乔治常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在奇怪我和他怎么这么快就和好了。”
我越不喜欢乔治，就越喜欢伊莱亚斯。
我是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医生的。
埃罗尔说：“我敢跟你们打赌，他做了医生后会把我们大家忘了的。嗯，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的嘴角浮现了一丝微笑。“不会的，”他说，“我才不会那样呢。我会给你、博伊以及你们大伙儿好多好多钱的。”他边说边挥动着那双小手。我们仿佛看见伊莱亚斯已经成了一名医生，并拥有了凯迪拉克汽车、黑色手提包和电视机之类的东西。
伊莱亚斯开始到米格尔街那头的学校上学了。那所学校看上去根本没有学校的样子。在我看来它和其他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外面多了一块招牌，上面写道：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保证获得
剑桥中学文凭
说来也怪，尽管乔治动辄就打伊莱亚斯，可他对儿子能受到教育却感到很自豪。“这孩子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他能读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还会写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
伊莱亚斯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参加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泰特斯·霍伊特来到我们住的街这头。“那男孩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这次考试的。”泰特斯·霍伊特说，“他肯定会获得好成绩的。”
我们看着伊莱亚斯穿着干净的卡其色裤子和白衬衫走进了考场，都带着敬畏目送他。
埃罗尔说：“伊莱亚斯写的所有东西都不会留在这里，你们知道，那伙计写的每一个字都要送到英国。”
这话听起来让人不敢相信。“你们以为呢？”埃罗尔说，“伊莱亚斯的脑子好使着呢。”
一月份伊莱亚斯的母亲去世了，三月份考试结果出来了。
伊莱亚斯没有通过考试。
哈特将登在《卫报》上的名单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一面找伊莱亚斯的名字，一面说：“说不定他们出错了。这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名字这么多的时候。”
伊莱亚斯的名字没有在报纸上。
博伊说：“你们还指望什么呀？是谁改的考卷？是英国人，难道不是吗？你们指望他们会让伊莱亚斯通过？”
伊莱亚斯当时也在场，他脸色很难看，一言不发。
哈特说：“真他妈的可耻。他们要是知道这孩子有多难过的话，就会让他尽快通过的。”
泰特斯·霍伊特说：“别着急。罗马也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今年！今年情况肯定会更好。我们要让那些英国佬开开眼。”
伊莱亚斯离开我们，和泰特斯·霍伊特住在了一起。我们很少能看见他。他夜以继日地在学习。
来年三月的一天，泰特斯·霍伊特乘车到我们这里说：“你们听说了吗？”“什么事情？”哈特问。“那男孩是个天才。”泰特斯·霍伊特说。“哪个男孩？”埃罗尔问。“伊莱亚斯。”“伊莱亚斯怎么了？”“这孩子通过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哈特惊叹道：“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道：“全凭他自己。他得了三等。他的名字明天就要见报。我总是说，我现在还要说，伊莱亚斯这孩子脑子真好使。”
哈特后来说：“可惜伊莱亚斯的父亲死了。他虽然没有一技之长，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那天晚上，伊莱亚斯回来了，所有人，大人和孩子，都簇拥在他身边。他们什么都谈，就是不提念书的事情，伊莱亚斯也在谈论电影、女孩子和板球之类的话题。他看上去仍旧很严肃。
趁谈话中断时哈特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伊莱亚斯？找工作吗？”
伊莱亚斯吐了口唾沫。“不，我想我要再考一次。”
我说：“那是何苦呢？”“我要得个二等。”
我们明白了，他是想做医生。
伊莱亚斯在人行道上坐下后，说：“是的，伙计，我要再考一次，今年我要让那位剑桥先生看了我的考卷后拍案叫绝。”
我们没有吭声，可心里却在嘀咕。“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和温学（文学）。”
从伊莱亚斯嘴里说出的“温学”是我听过最漂亮的单词。这个词听起来像是能吃似的，就像巧克力一样好吃。
哈特说：“你是说你要读很多雌歌（诗歌）吗？”
伊莱亚斯点了点头。让伊莱亚斯小小年纪就学温学和雌歌，我们觉得很不公平。
伊莱亚斯搬进了粉红房子，那房子自他父亲死后一直没人住。他又开始发奋学习了。他回到了泰特斯·霍伊特办的学校，不是去做学生而是去当老师。泰特斯·霍伊特说他每月付给伊莱亚斯四十元的工资。
泰特斯·霍伊特补充说：“他配拿这份工资。他是全西班牙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
伊莱亚斯回到我们身边后，我们发现他变得更优秀了。他成了这条街上最干净的男孩。他每天要洗两次澡，刷两次牙。他洗澡和刷牙时都站在那座房子前面的水龙头前。他每天早上去学校之前都要将房子打扫一遍。他和他父亲截然相反。他父亲又矮又胖，而且特别脏，而他又高又瘦，特别干净；他父亲酗酒，骂脏话，他滴酒不沾，没人听他说过一个脏字。
我母亲常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学学伊莱亚斯？我真不知道上帝怎么会给我这么一个儿子。”
每次哈特或爱德华打博伊和埃罗尔时，他们总是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们？你知道，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伊莱亚斯比。”
哈特常说：“伊莱亚斯这孩子不仅有头脑，人也很好。”
因此知道伊莱亚斯第三次参加考试没通过后，老实说，我有点幸灾乐祸。
哈特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英国佬是什么德行。这里没人敢对我说这孩子通不过考试，但你们要是以为他们会给他高分，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家听了都说：“真可耻。”
哈特问伊莱亚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孩子？”伊莱亚斯说：“你知道，我得找个工作。我想做卫生检查员。”
我们于是谈论起他穿着一套卡其色制服，戴着一顶卡其色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挨家挨户地做检查的情景。“是的，”伊莱亚斯说，“卫生检查员，这正是我想做的工作。”
哈特说：“我想干这一行挺有钱的。我听你父亲乔治说过，为了堵住卫生检查员的嘴，他每月都要付他五元。假设有十个或八个这样的人，这就是说——让我算算，十乘五等于五十，八乘五等于四十，这样你每月至少可以得到四十到五十元。听着，这还不包括你的工资。”
伊莱亚斯说：“我可不是冲着这些钱去的。我确实喜欢这份工作。”
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
伊莱亚斯说：“只是要得到这份工作，还要考试。”
哈特说：“他们不会把考卷送到英国去吧？”
伊莱亚斯说：“不会。不过，我可是考怕了。我在考场上没有运气。”
博伊说：“我还以为你要做医生呢。”
哈特说：“博伊，你把嘴闭上，否则看我不砍断你的小尾巴。”
但博伊并没有什么恶意。
伊莱亚斯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做个卫生检查员。我确实喜欢这工作。”
伊莱亚斯连续三年参加卫生院考试，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他开始说：“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
哈特说：“那天我在船上碰见一个人，他说在英属圭亚那卫生检查员的考试容易得多。你可以去圭亚那考试，然后回来工作。”
伊莱亚斯乘飞机去圭亚那参加了考试，但没有通过，于是又飞了回来。
哈特说：“我遇见一个巴巴多斯人，他告诉我巴巴多斯的考试要容易点。他说容易得很。”
于是伊莱亚斯又飞到巴巴多斯参加了考试，但还是没有通过，只好飞了回来。
哈特说：“那天我碰到一个格林纳达人……”
伊莱亚斯说：“闭上你的臭嘴，要不我就跟你没完。”
几年之后，我也参加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剑桥的考官给了我二等。我向海关申请工作，没费多大力气就通过了。我领到一套带铜扣的卡其色制服和一顶帽子。那套制服很像卫生检查员的工作服。
我头一回穿那套制服时，伊莱亚斯恨不得揍我一顿。“你妈为给你弄到那份工作都做了什么手脚？”他喊道。我正要揍他，被埃多斯一把拦住了。
埃多斯说：“他不过是伤心和忌妒罢了，没有其他意思。”
后来，伊莱亚斯成了这条街上的贵族之一，驾起了清洁马车。“这里没有道理可讲，”伊莱亚斯说，“面对现实吧。我真的喜欢我现在干的工作。”
曼曼
米格尔街上的所有人都说曼曼是个疯子，所以大家都离他远远的。曼曼疯没疯，我说不准，不过倒是能想出许多比曼曼疯得多的人。
反正他看上去并不疯。中等身材，体形瘦弱，相貌也不差。他从不像疯子那样盯着你看。和他说话，你准会得到合情合理的回答。
不过他也确实有些怪癖。
每逢选举，不论是市镇议会选举还是立法机构选举，他都要参加，而且总要在选区各处贴上宣传海报，海报印刷得很考究，上方总是那句“投票”，下方则贴着他本人的照片。
每次选举，他得到的选票总是正好三张，这一点我觉得很蹊跷。就算曼曼投了自己一票，那其他两票又是谁投的呢？
我问哈特。
哈特说：“伙计，我也说不清。这确实是个谜。也许是两个爱开玩笑的人。不过，这爱开玩笑的人不断地做同一件事也真很有意思。想必他们也像曼曼一样疯了。”
那两个给曼曼投票的疯子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每次看到有人行事稍有古怪，我就会想：“是不是他给曼曼投的票？”
小城中的这两个神秘人一直未露真身。
曼曼从不干活，可他也从没闲着。他对文字，特别是写下来的文字格外着迷。为了写好一个字，他会花上一整天的工夫。
一天我在米格尔街的拐角处碰到了曼曼。“孩子，你去哪儿？”曼曼问。“我去上学。”我说。
曼曼板着脸看着我，用嘲讽的口吻说道：“这么说，你是去上学喽？”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上学了。”我发现自己说话时竟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曼曼那地道纯正的英国口音。
口音是曼曼身上的又一个不解之谜。如果你闭上眼睛听他说话，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尽管这位绅士说话时不那么注意语法。
曼曼自言自语道：“这么说，这个小家伙是去上学喽。”
说完他便不再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长粉笔，开始在人行道上写起来。他画了一个很大的S轮廓，然后将它填满，接着又画了C、H和O，后来又画了好几个O，一个比一个小。他越写越潦草，写了一大串O。
中午我回家吃饭时，他已经到了法国街，还在地上写O，一面写一面用破布擦掉写错的。
到了下午，他已经绕着街区转了一圈，差不多又回到了米格尔街。
我回家换去校服穿上平时的便装，又来到街上。
他现在已经到了米格尔街的中段。
他说：“这么说，小家伙今天已经上过学了？”
我说：“是的。”
他站起来直了直腰。
接着他又蹲下，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L轮廓，然后在里面慢慢地填了起来，样子十分专注。
填完之后，他站了起来，说：“你的活儿干完了，我的活儿也干完了。”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对他说你要去打板球（cricket）了，他就会先写好“CRICK”，然后全神贯注地一遍遍写“E”，直到再见着你。
一天，曼曼来到米格尔街头的那家大咖啡馆，朝坐在凳子上的顾客大呼小叫，好像他是条狗。店老板是个葡萄牙人，个头很高，手背上长满浓密的汗毛。他说：“曼曼，趁早滚出店门去，免得我跟你过不去。”
曼曼听后只是笑。
结果他们把曼曼扔了出去。
第二天，那位店老板发现有人在夜里潜入咖啡馆，打开了所有的门。不过没丢什么东西。
哈特说：“你千万不要得罪曼曼，他可记仇了。”
那天夜里，又有人潜入咖啡馆打开了所有的门。
第三天夜晚，咖啡馆再次被人潜入。这一回在每个凳子的中央和所有桌子的台面上都留下了一小团一小团的粪，柜台上也排了粪。
一连好几个星期，咖啡馆老板都是街上的笑柄。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开始重新光顾那家咖啡馆。
哈特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我不喜欢和那家伙啰嗦。这种人心眼坏着呢。他们生来就如此。”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才使得大家疏远了曼曼。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那条白耳朵上带着黑斑的小杂种狗。这条狗某些地方有点像曼曼，很怪，从不乱叫，也不盯着你看，你看它时，它总是看向别处。它也从不与其他狗来往，若有哪条狗对它表示亲热或敌意，它便会蔑视地瞟上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慢慢走开。
曼曼爱自己的狗，那狗也爱曼曼。他们俩谁也缺不了谁。若是没了这狗，曼曼就无以为生了。
曼曼好像还一手控制了那条狗的拉撒。
哈特说：“这真难住我了。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事情其实都开始于米格尔街。
一天早晨，有几个女人起床后，发现她们头天夜里泡着的衣服上沾满了狗粪。没人愿意再用沾上狗粪的被单和衬衫，所以曼曼轻易拿到了这些脏衣服。
曼曼经常拿着这些衣服去卖。
哈特说：“就是这种事才使我怀疑那家伙是不是真的疯了。”
曼曼的这套把戏从米格尔街开始扩散至其他街道。那些深受曼曼的狗之害的人倒巴不得别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米格尔街上的人简直为曼曼感到骄傲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曼曼改邪归正的。也许与他的狗死了有关。它是被汽车轧死的。哈特说：“当时它只尖叫了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曼曼一连数日四处游荡，看上去神志恍惚，若有所失。
他不再在地上写字了，也不再和我或街上其他男孩说话了。他开始自言自语，经常握着双手不住打战，像得了疟疾似的。
一天，他说他洗完澡以后看见了上帝。
这并不让我们觉得惊讶。在西班牙港，实际上在整个特立尼达，看见上帝是常有的事。第一个看到上帝的人就是从富恩特林来的通灵按摩师格涅沙·庞迪特。他见过上帝，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上帝对我说的话”。许多敌对的通灵人和不少按摩师都宣称有同样的经历。我想，既然上帝在此，曼曼看见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曼曼开始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玛丽商店的遮篷下布道，每周六晚上都这么做。他蓄起了胡子，穿一件白色的大长袍，手里拿着《圣经》和其他圣物，站在一盏乙炔灯下。曼曼是布道高手，所用方法很奇特。他的布道不仅使女人流泪，还能让哈特那样的人坐立不安。
他总是用左手敲打着握在右手中的《圣经》，用纯正的英国腔说道：“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上帝交谈，他和我谈起你们这些人时可颇有微词呀。这些日子你们也都听见了，所有的政客都在谈论如何使本岛自给自足的问题。你们知道昨晚上帝说了什么吗？就在昨天晚上，就在我刚吃完饭后，上帝对我说，‘曼曼，过来看看这些人吧！’他令我看到丈夫吃妻子，妻子吃丈夫，还令我看到父亲吃儿子，母亲吃女儿，还有兄弟吃姐妹，姐妹吃兄弟。这就是那些政客口口声声说的什么让本岛自给自足。兄弟们，快听上帝的话吧，现在还来得及。”
每周六晚，我听完曼曼的布道就要做噩梦。奇怪的是，他越是吓唬大家，大家越是愿意去听。募捐时，大家给他的钱也越来越多。
他平时总是穿着那件白袍子，走东串西到处讨饭。他说这么做是奉了耶稣之命，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施舍给了别人。看着他那把长长的黑胡子和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你又怎么能拒绝他呢？他不再把我放在眼里，也没再问过我：“这么说，你是去上学喽？”
米格尔街上的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大家只好安慰自己，说曼曼确实疯了。不过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也吃不准曼曼是否真的疯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曼曼宣称他是新的救世主。
有一天哈特说：“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问：“什么？”“关于曼曼的事，他说他打算这两天就上十字架。”“现在没有人敢碰他，”爱德华说，“谁都怕他。”
哈特解释说：“不是的，不是那回事，他是要把自己送上十字架。没准儿哪个周五他就要去布鲁盆地那儿，把自己绑上十字架，然后让人们用石头砸他。”
有人笑了起来，我想是埃罗尔，但发觉没人跟着笑，便又沉默了。
除了对曼曼感到疑惑和忧虑外，我们还为他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们米格尔街出来的人。
在商店、咖啡馆和某些人家的大门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手写的通知，宣布了曼曼要上十字架的消息。“到时候布鲁盆地那儿肯定会有许多人，”哈特不无得意地说，“我听说他们还要派警察去呢。”
那天一大早，商店还没开门，阿里亚皮塔街上的无轨电车还没开始营运，米格尔街的拐角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许多男人穿着黑衣，而穿白衣的女人更多。他们在唱圣歌。另外还有二十来名警察，不过没唱圣歌。
曼曼来了，他看上去很消瘦，却显得很神圣。女人们一见他便哭叫着冲上去，争着摸他的长袍。警察们站在一旁，以防发生不测。
一辆装着一个巨大木十字架的货车开了过来。
一身哔叽西服的哈特看上去很不高兴。他说：“他们告诉我，十字架是用做火柴的木料做的，不重，轻得很。”
爱德华急切地说道：“怎么这么说？这可是关系灵魂的大事。”
哈特说：“我没说什么啊！”
有人要把十字架从车上卸下来给曼曼，但被他制止了。那天清晨他的英国口音给我们的印象极深：“不是在这，放到布鲁盆地那儿！”
哈特听了很失望。
我们步行去了布鲁盆地，在西班牙港西北面群山中，那里有一道瀑布，我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曼曼从路边背起十字架，走上一条岩石嶙峋的山路，然后下到盆地边。
有几个男人竖起十字架，将曼曼绑了上去。
曼曼说：“用石头砸我吧，兄弟们！”
女人们哭着将一些沙子和碎石朝他脚边扔去。
曼曼呻吟着说：“上帝，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接着他大声喊道：“砸我呀，兄弟们！”
一块鸡蛋大的卵石击中了他的胸口。
曼曼叫着：“砸呀，砸呀，用石头砸我呀，兄弟们！我会宽恕你们的。”
爱德华说：“这家伙真勇敢。”
人们真的朝曼曼的脸和胸口扔起了大石块。
曼曼似乎受了伤，也很惊讶。他大声喝道：“这究竟是怎么了？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听着，快把我从这东西上放下来，快点让我下来。我要找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狗杂种算账。”
一阵怒吼从爱德华、哈特和我们其他人站着的地方传了出来。
一块更大的石头打中了曼曼。女人们也真的朝他扔起了沙子和石块。
我们清楚地听见曼曼在大声叫唤：“别做蠢事了，住手，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着，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接着，他破口大骂，骂得大家都被震住了。
警察带走了曼曼。
当局把他监禁了起来，永远地监禁了起来。
B.华兹华斯
在米格尔街，每天都有三个乞丐准时来到热情友好的人家门前。大约十点，会出现一个身缠腰带、外穿白夹克的印度人，我们会把一罐米放进他背后的口袋里。十二点会过来一个叼烟袋的老妇人，她会得到一分钱。下午两点是一个孩子领着个盲人来讨钱。
有时，我们也向流浪汉施舍。一天有个男人来乞讨，说他很饿，我们就让他饱餐了一顿。接着他又要了支烟，我们给他点上，他才肯离去。之后他没再出现。
有天下午四点左右，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乞丐。当时我已经放学回家，换上了便服。这个人对我说：“孩子，我可以进你家院子吗？”
他身材矮小，穿戴整齐，头戴礼帽，身着白衬衣和黑裤子。
我问：“你要干吗？”
他说：“我想看看你家的蜜蜂。”
我家院子里有四棵美洲棕榈王，上面聚满了不请自来的蜜蜂。
我上了台阶，喊道：“妈，外面有个人，说想看咱家的蜜蜂。”
母亲走出来，看着那个人，不太友好地问：“你要干吗？”
那人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蜜蜂。”
他英文流利，几乎可以说做作。我看出母亲有些顾虑。
她对我说：“待在这儿，他看蜜蜂时，你看着点他。”
那人说：“谢谢您，太太。您今天行了善。”
他说话缓慢，而且字正腔圆，就好像每说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我们看着蜜蜂，那人和我，蹲在棕榈树下，看了大约一小时。
那人说：“我喜欢看蜜蜂。孩子，你喜欢看吗？”
我说：“我没这闲工夫。”
他沮丧地摇摇头，说：“我就爱干这个，就是看。我能整天看蚂蚁，你看过蚂蚁吗？还有蝎子、蜈蚣和两栖鲵，你看过吗？”
我摇摇头。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先生？”
他站起来说：“我是诗人。”
我说：“好诗人吗？”
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你叫什么，先生？”“B.华兹华斯。”“B是比尔吗？”“布莱克，布莱克·华兹华斯。怀特·华兹华斯是我哥哥，我们心灵相通。就连看见牵牛花那样的小花，我都会哭。”
我问：“为什么哭？”“为什么，孩子？为什么？你长大就明白了。你也会成为一个诗人，懂吗？当你做了诗人后，你就会为任何一件事哭泣。”
我忍不住笑了。
他问：“你喜欢你妈妈吗？”“她不打我的时候，我就喜欢。”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说：“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
我进到屋里，说：“妈，你想用四分钱买一首诗吗？”
母亲说：“你听着，告诉那该死的家伙，赶快夹着尾巴离开我的院子。”
我告诉B.华兹华斯：“我妈说她没有四分钱。”
B.华兹华斯回答：“这就是诗人的不幸。”
于是他把纸片放回口袋，似乎并不介意。
我问：“像这样到处转悠着卖诗也挺有意思，只有唱卡里普索小调的人才这么做。有很多人买吗？”
他说：“没有一个人买过。”“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转悠呢？”
他说：“这样我能看到许多事情，我一直希望遇见诗人。”
我说：“你真的认为我是诗人吗？”“和我一样好的诗人。”他说。
然后，B.华兹华斯走了，我祈祷着能再见到他。
一周后，我下午放学回家，在米格尔街的拐角又遇到了他。
他说：“我等你好久了。”
我问：“卖出什么诗了吗？”
他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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