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玮丽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金丝小巷忘年交试读：
写在前面
转眼宪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五年了。距离老人为我尚在孕育中的书写下“金丝小巷忘年交”的题目时日更久。
五年中，我去过伦敦，参加杨戴的英国友人及汉学家们为杨宪益举行的周年祭；我去过牛津，参加墨顿学院为杨宪益、戴乃迭植纪念树的活动；我去过大英图书馆，继续阅读戴乃迭的书信。然而，我的书却迟迟没有进展，似乎无形中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正是杨宪益刚正不阿的性格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
记得是2009年的6月，我们的谈话提到了二十年前的往事，我天真地说，如果有一天世事发生了变化，那您家就不会“门可罗雀”了——即便不恢复八十年代的“高朋满座”，也得是大小媒体蜂拥而至，因为那时您就是大家可以公开致敬的英雄！老人听后淡淡一笑：哪里会成什么英雄。
当时我只把那淡淡的一笑当作老人惯常的超然，今天再回望，我在那淡淡一笑的背后看到了老人的无奈与无望——又是五年过去了，“平反”或者正名似乎变得更加遥远。
如果写杨宪益、忆杨宪益，如何可以绕过那一场风波？如何可以回避那个将杨宪益的晚年切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的事件？
如果我要为自己难产的书找一个借口，那就是我一直在期望、在等待，期望有一天我可以恣意书写杨宪益；等待那“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一天。
然而五年过去了，依然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不能再等待下去。我相信，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细心的读者也定能感受到杨宪益老人那永不凋朽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芬芳。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为我特制了倒计时的“紧箍咒”，使我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拖延，终于催生了《金丝小巷忘年交》。
感谢《悦读》《经济观察报》多次刊载了我书中的章节。两位编辑，褚钰泉和杜然——一位是我敬仰的兄长，一位是我钦佩的年轻朋友——以他们的勇气和良知不断为我打气，使我能够坦然面对道路的曲折。
感谢杨家人对我的接纳与支持。鲐背之年的杨敏如和杨苡二位先生，以她们对哥哥的爱戴与怀念给我以大力协助和厚爱，令我感动不已。杨荧和杨炽为我提供了各种线索和帮助，使我能够敲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远在英国的希尔达老人（戴乃迭姐姐），虽年过九旬，双目失明（因退行性黄斑变性成为法定盲人），却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我的采访，一次又一次地带我走进她深深的回忆，甚至亲自陪同我去拜谒伦敦郊外杨烨的墓地。希尔达的女儿璐丝不厌其烦地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的各种问题。
还有把我领进小金丝胡同六号的赵蘅，是那扇门、那间屋和那坐在绛红色沙发上的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感激我们的相遇、相知和日益加深的友谊。
还有用镜头记录了我和宪益老人交往中点滴瞬间的阿傅，是他的高度前瞻和职业敏锐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是他的鞭策、拨点，让我面对挫败时选择了坚持；我同样感激我们的相识相知和友谊。
我深深感谢家人的支持。小女儿默蕾制作的精美西点，让我能够一次又一次给老人带去欣喜；大女儿默娜陪我采访希尔达和布兰辰黎博士（杨宪益墨顿学院的同学），用镜头记录了我们面对面的时光；JL陪我拜访希尔达，陪我们一起去杨烨长眠的亨敦公墓，虽然平日从不摸相机，却端着我的相机在郁郁葱葱，墓碑林立的亨敦公墓跑前跑后，为我和希尔达的足迹留下了难忘的画面。
应该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大英图书馆亚非手稿阅览室的Nisha，在戴乃迭书信尚未编入目录、进入正常阅读流程时，为远道而来的我提供了阅读机会。比如杨宪益昔日的同事：陈丹晨、吴寿松、赵学龄、熊振儒等等都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挖掘记忆，提供材料。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列举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请大家知悉我心中的无限感激。
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的一年中我频频搬家，居无定所。7月份我又一次大迁徙，漂洋过海，萍踪浪迹，苦于无处安放一张书桌。是好朋友Simone的慷慨与信任，使我能够把漂泊的书桌安放在她MissionViejo湖边的美丽别墅——环境优美静谧；文字或潮水般喷涌，或如涓涓细流，或像海绵挤水，终于如期汇入《金丝小巷忘年交》。Thankyou，Simone，withallmyheart！
2014.9
MissionViejo，CA
难忘小金丝
我是一片云，飘进先生依然灿烂的余晖；
我是一棵竹，根须伸到先生脚下的一方净土。
我感激宪益先生的忘年之交；
我感激在先生身边遇到的每一位朋友。
我的人生因您而丰富。
初识先生大名是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还是一名“77级”英语专业的大学生。
改革开放的浪潮正风起水涌，“大革文化命”的废墟上，一个文学的春天，在乍暖还寒的季节破土而出了。不仅新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各类中外古典名著也重新出版，英语的原著和中国文学译著也开始走进书店……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让人目不暇接的春天。各种文学名著，把我一次次拉进书店；囊中羞涩的我，宁肯压缩伙食费，也要争取把心爱的书捧回宿舍。就这样，我与英文版《红楼梦》不期而遇了。它的精美印刷，丰富插图，一下子就让我爱不释手。尚未读过中文版的我，手捧三卷本英译《红楼梦》走进了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世界，从此成了他们的“粉丝”，尽管当时“粉丝”一词尚未提高身价，走出食品的行列。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尝试着翻译了数首舒婷的诗，并冒昧地把译稿寄给戴乃迭先生求教。没想到两星期后就收到了乃迭先生的回信，对我不仅鼓励有加，还在我的译稿上用红笔做了详细点评，令我深深感动。
一直仰慕他们，却未曾谋面。出国多年，我也始终通过西方媒体关注他们。
1989年在大洋彼岸读到杨宪益的消息；1999年，还是在异国他乡读到戴乃迭辞世的消息。直到2007年的春天，我才有幸走进北京后海附近的小金丝胡同6号。
导师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回国探亲，受父亲之托前去探望杨宪益先生。已经“海归”的我欣然陪同前往。
当时，92岁的老先生已经同病魔有过几次交锋，右手、右腿都已不听使唤。坐在绛红色沙发椅上，老人同我们一一握手，并一再道歉，腿不好，不能起身。
我坐在老人身旁，环顾着洒满阳光的客厅，古旧得辨不出颜色的条案，书柜里满得要外溢的外文书，墙上的字、画，无不散发着古朴与宁静。
朋友说杨家早已不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老人常常就这样坐在沙发椅上，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尽管老人眼睛里透着淡泊，言谈举止超然，我心里却有些不平。这就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贡献，为抗美援朝捐过飞机，为故宫博物院捐过上百件珍贵文物，为国家保住了四千多片商朝甲骨的杨宪益先生的晚年生活吗？友人王世襄的题字“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悬挂在客厅一侧的高墙上。先生自是名士，先生堪称圣贤，但晚年的寂寞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奈。
我对先生的景仰，对先生的爱戴，在那一刻凝聚成一股强烈的愿望：我要陪伴先生，了解先生，我要写写杨戴的传奇爱情和他们戏剧般的人生。于是有了我每周造访小金丝的难忘经历。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每周一次与老人对坐，如清风拂面。
我们谈读书无禁区、思想无束缚的年代；谈他的私塾教育和我少时的文化饥荒；谈他学生时代的博览群书和现今的应试教育；谈他众星捧月的童年、少年，却没有被宠坏；谈他从豪门阔少到党员同志；我们谈文革反思，谈“三顾茅庐”和“七擒孟获”。
我们谈文学，谈翻译，谈他如何“平生厌读《红楼梦》”，我为何不喜欢简·奥斯汀；他最终以《红楼梦》译者闻名世界，而我最早付梓的文字是翻译关于奥斯汀的文学批评。
我给他看我去牛津寻找他和戴乃迭足迹所拍的大量照片，让他想起撑篙荡舟察威尔河的美好时光。给他看我在墨顿学院档案馆里搜到的1936年墨顿新生的集体照——44个西装笔挺、英姿焕发的小伙子中只有一张东方面孔；他早已不记得还有这样一张照片。
我告诉他在大英图书馆读到许多戴乃迭给亲友的书信，那是记录中国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赞叹戴乃迭很会写信，也很能写信。
我惊叹他把一尺多厚的《资治通鉴》翻译手稿轻易送给了国外汉学家，他说没什么，汉学家也想翻译《资治通鉴》，他的译稿对他们也许有参考价值。
我们谈他和戴乃迭的四年牢狱，他说没什么，自己没受什么大罪，狱友们也对他很尊重；若在外面，也许早被打死了。倒是戴乃迭不易，四年单独监禁，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自言自语。
我们谈他和戴乃迭的永恒爱情，从诗情画意到颠沛流离，从领袖座上宾到政治阶下；谈他们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却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我们谈当代人的爱情短暂，婚姻易变；谈当代社会的物欲横流，理想缺失；甚至谈我自己的人生惶惑……我们就这样，天南海北，想到什么聊什么。久而久之，似乎变成了朋友，忘了我要写书的初衷。
然而，有一天老人失声了，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眼神和手的触摸。
又一天，老人走了。
我过去三年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我不再每周一次沿机场高速从北五环奔二环去造访小金丝胡同。
我开始奔波于伦敦、牛津；北京、南京。
我开始从旧书市场上淘书，搜集所有外文出版社早年出版的杨戴译著、熊猫丛书。
我在记忆中回味自己的好运，感恩忘年交的缘分，搜寻那个把我从大洋彼岸引领进小金丝胡同的无形的线……它始于儿时对书本的饥渴，后来对知识的追求，再后来对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崇敬。《金丝小巷忘年交》不仅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丰富的经历之一，也是我向杨、戴二老最深情的致敬。
浪漫预言
最初想写杨戴之恋，因为我钟情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不朽爱情；更因为我鄙夷当下闪婚、闪离，追宝马、爱豪宅的“爱情观”。
有作家言，“这个时代拒绝深刻、拒绝意义、拒绝不朽”。我崇尚深刻、崇尚意义、崇尚不朽；所以杨戴的不朽爱情和事业上的珠联璧合，让我感到对当今的时代尤为有意义。
有朋友说，不要写“爱情”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同宪益老人面对面坐得久了、聊得多了，我也感受到了老人身上的更大“能量”，觉得爱情主题已远远不够。
但写杨宪益、戴乃迭如何能不写他们浪漫的跨国之恋和六十年的风雨同舟？而且，我自以为挖掘出了别人没写过的细节。
对那些熟知杨戴之恋的读者们，希望你们能发现过去没读到过的细节；对于不了解杨戴故事的读者们，请你们与我一起走进他们既浪漫传奇，又坎坷多难的人生，去体味深刻、发现意义、感知不朽。
故事始于一个浪漫的预言。
1935年夏，一艘地中海豪华游轮停泊在埃及的开罗，游客们将在开罗游览三天。在大腹便便、雍容华贵的头等舱欧洲阔佬中，有一位年纪轻轻、举止儒雅的中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修长的身材、细长的眉眼、黑油油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向脑后。
经历了两天骆驼背上的沙漠探险，领略了金字塔的历史古韵，也在琳琅满目的市集上淘了宝物，年轻人又梳洗一番，洗去了白天的沙尘和疲倦，在夜幕降临之后，又上路了。
那是一个将近满月的夜晚，银霜般的月光给白天炙烤的沙漠带来一丝清凉。年轻人骑着一匹高大的白色阿拉伯马，俨然一个白马王子，走进夜色。他的埃及导游，栗色小卷发，瘦癯的脸廓棱角分明，也骑在马背上，并肩前行。
年轻人年仅二十岁，来自天津，名杨宪益。他的埃及导游并不比他年长太多，我们就叫他卢克曼吧。他们骑马走进沙漠，经过一座座金字塔。靛蓝色的夜空下，金字塔裹着银色的月光，比白天显得更神秘；斯芬克斯远眺的目光，更令人遐想。迷人的夜色和古埃及文化历史的灿烂撩拨着杨宪益的思绪，他驻足下马，与斯芬克斯静静地对望。卢克曼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先生，我很擅长算命，”他在杨宪益耳边轻轻地说，“这样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是最适合算命的，我想我会算得非常准确。”
杨宪益扭头看着他，卢克曼凹陷的圆眼睛炯炯熠熠，充满期待。杨宪益乐了。他突然想到，“Lukman”原意不就是“先知”的意思吗？他既然想算命，我试试也无妨。“我只需一枚银币，”卢克曼说，左手掌心向上，已伸到杨宪益眼前。“我需要在掌心上印上一个神奇的印记。”
杨宪益掏出半个克朗放在他的手心上，卢克曼用右手拇指在掌心上捻了几下，银币便不翼而飞，他的掌心上只留下了银币的印痕。然后他面向斯芬克斯，口中念念有词，目光从斯芬克斯移向远方：“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个英国女郎，在水一方，金发碧眼，向东方眺望，她正为你而憔悴。”
杨宪益怦然而笑。“你俩尚未相遇，”卢克曼面不改色，继续用他诵经般的声音唱诵道，“但是相遇就在不久的将来，探险、猎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在你们的前方等待……”
早在一年前，十九岁的杨宪益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随英国老师朗曼先生辗转北美赴英国求学。先用近半年时间补读了拉丁语和希腊文，于1935年春天顺利通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然后进入面试。“希腊文和拉丁语学了多久？”考官问。“五个月，”杨宪益答，“来伦敦后请了一位私人教师专门学的。”“什么？才五个月？”考官吃惊不小，“你知道吗，我们在校的英国少年通常要学七到八年的拉丁文和希腊语才能进入大学。你才学了五个月，能通过考试纯属偶然。”
最后，杨宪益被告知他需要再补习一年拉丁语和希腊文，因为入墨顿学院主修古典人文（Classics，指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文学、历史），语言基础十分重要。而让杨宪益推迟一年入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墨顿学院每年只有一个亚非学生名额，这个名额已被占用。学院决定接收杨宪益1936年秋季入学。
既然已经通过考试，年轻的杨宪益不想再花费一年时间苦读语言。他认为与其把钱用来请私教，不如用来旅游，用这一年的时间游历欧洲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从阿尔卑斯山脉的徒步旅行到地中海的豪华游轮，公子哥出身的杨宪益对旅行的质量与气派毫不含糊。“我那年的旅行确实有点‘过于奢华’。”杨宪益晚年回忆道。但那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的是钱，想让自己的旅行经历尽可能舒适、尽兴。
在莱蒙湖畔的锡壅古堡，杨宪益寻着拜伦的足迹，感受他创作《锡壅的囚徒》的激情；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陵园，他凭吊王尔德、莫里哀、普鲁斯特等文学大师，也为浪漫传奇中的阿伯拉尔和爱络绮思带来一份年轻的感动；在希腊，他造访了巴塞农神庙，在栩栩如生、满壁生辉的浮雕中体味古希腊艺术的辉煌；他游览了诗人萨福的故乡勒斯波斯岛，在橄榄树、无花果的飘香中回忆起三年前初译萨福诗歌的激情。那时他还不能阅读希腊文，读了英译的萨福诗歌残句，就喜欢上了这位古希腊女诗人的优美诗歌。
除了游历四方，杨宪益还利用这一年的时光广泛阅读。从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到比埃尔·罗蒂的波斯游记，从拜伦的长诗到萧伯纳的戏剧，他兴趣广泛，大量阅读。他对诗歌与戏剧的兴趣，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都在这一年的读书中得到强化。1936年秋入墨顿学院时，一年前埃及导游的浪漫预言早已被他遗忘。
格莱迪斯于1919年生于北京，父母为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她住在抽屉胡同一座四合院里的童年时光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中国新年庙会的糖葫芦和各种玩耍；春天放飞的风筝；夏天院子里盛开的棉花朵，颜色从黄到粉到红到突然有一天变成大朵大朵松软雪白的棉花团；还有冬天里运煤的骆驼队，脖子上的铃铛叮咚作响。甚至大街上杀鸡宰羊的场面也吸引她，红红的血流让她既害怕、又激动；沙尘暴漫天的黄沙，也让她觉得刺激。家里在北戴河有夏屋，格莱迪斯和姐姐希尔达常常赤脚在沙滩上赛跑；一次同她们一起赛跑的竟然是她们崇拜的英雄伊利克·里达尔。
1926年，格莱迪斯和希尔达被送回英国读书，姐妹俩在伦敦附近的七橡树寄宿学校读完小学、中学。格莱迪斯成绩优异，于1937年获国家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主修法文。儿时的美好记忆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开学不久就把她带到牛津的中国学会，并在那里与杨宪益相遇。谈起初识宪益的印象，格莱迪斯回忆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我挺吃惊，他面色白皙，眼睛细长，手指也细长，而且非常彬彬有礼。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好朋友邦尼·麦洛正追求格莱迪斯，他很快就发现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觉得这是因为两个人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除了难忘的北京童年，格莱迪斯的父母仍在中国教书，父亲戴乐仁曾在天津新学书院任教，而这正是杨宪益后来就读的学校。邦尼觉得杨宪益是他追求格莱迪斯的天赐帮手。每当他约会格莱迪斯时，如果加上一句，“尊敬的杨也会加入我们”，格莱迪斯一定欣然赴约。
于是，牛津处处留下了他们三人行的身影：三人一同在察威尔河撑篙泛舟，或在鳟鱼酒店的酒吧高谈阔论，或在牛津学生俱乐部聊天。他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莫过于石屏街上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也许格莱迪斯对童年北京的怀想和杨宪益对家乡的思念在异国风味的印度餐厅能得到些许的缓解——“泰姬陵”似乎是牛津最富东方色彩的地方。也许印度餐馆的老板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对三个热爱东方文化的年轻人格外热情。总之，他们在“泰姬陵”最舒心自如。
一次，杨宪益和邦尼边饮边谈牛津毕业后的计划，一个想回到祖国，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量；一个想去印度，为大英帝国效劳。他们越谈兴致越高，越喝越口若悬河，直到一醉方休。离开餐馆时，两人跌跌撞撞地从二楼走下，最后瘫倒在楼梯拐角处，大口吐起来。格莱迪斯在一旁观望，不知所措，尴尬异常。
两个年轻人甚至陪格莱迪斯一起上法文课，一人一边，坐在格莱迪斯身旁，很是惬意。不知课堂上他们是陷入纷飞遐想，还是沉浸在当下格莱迪斯的美丽光彩之中？一次，老师请他们翻译《罗兰之歌》，点到杨宪益头上。“我、我、我很抱歉，”杨宪益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准备，我是旁听生。”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头也越来越低，面颊绯红。这一次难堪居然促使杨宪益开始发奋学习法文。虽然法文课只上了一两个学期，但这一经历在日后却派上了大用场。
邦尼是否想过“三人行”的潜在风险？或许身为《察威尔报》的编辑，又弹一手好钢琴的邦尼十分自信，自以为细眉长眼、温敦儒雅的中国朋友绝不是他的对手。然而，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之间的相互倾心却在邦尼不知不觉中迅速发展。除了“三人行”的活动外，杨宪益和格莱迪斯还肩并肩地在中国学会工作。
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其实，从1937年的夏天开始，杨宪益就已经利用暑期在伦敦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作为最年轻、也最富有活力的中国留学生，他成了中国学者、学生抗日宣传的领导者，不仅到处演讲，还自己出资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和当时在伦敦学习、研究的吕叔湘、向达等办了一份中文的抗日简报。因为当时在伦敦的中国人大多为从事洗衣、餐饮的劳动者，未必能读懂英文报刊。杨宪益把每天英文报刊关于中日战事的报道摘要编译，再由吕叔湘、向达刻板印刷，然后分发给伦敦的中国人。
后来，杨宪益还单枪匹马地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定名为Resurgence（意为“复兴”“重生”）。他独自编社论、写文章，鼓舞士气、分析形势、谴责侵略者，而且每月都自费将三四十本杂志分别邮寄给英国一些与中国友好的机构。甚至有一次心血来潮，年轻的杨宪益竟给驻扎在天津的日军守备队司令部寄了一份。“当时我只想气气他们，”七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童颜鹤发的杨宪益仍露出一副顽皮的微笑。在英媒纷纷报道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山西平型关战役后，杨宪益备受鼓舞，写了一个以平型关战役为题材的英文独幕话剧，把它刊登在自己办的英文杂志里。
当然，杨宪益在伦敦的抗日宣传活动都是利用假期进行的。牛津学期期间，他就回到学校上课，但仍然在牛津的中国学会从事宣传抗日工作。他很快成为中国学会的主席，后来格莱迪斯担任秘书，成了他的得力帮手。他们共同努力，组织各种活动，力求提高学生们对日本侵华暴行的认知。他们自己出资组织雪利酒会、察威尔河撑篙划船游等活动，吸引学生们加入中国学会。杨宪益继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组织学生抵制日货。杨宪益的演说和组织能力在同学中颇有影响，所以杨宪益身边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响应支持他的小团体。机灵、热情的弗兰克·B就是这个小团体中的一员。七十年后，他这样评价杨宪益：他善于演讲、富有亲和力，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弗兰克回忆说，为了支持杨宪益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打字机捐献出来，以便杨宪益可以打印活动通知等等。
为了引起当地居民对抵制日货的关注，杨宪益和他的团队一起去“购物”，面对店家呈上的丝绸领带，他们会严肃地指出：“这些都是日本货，我们不要！”他们要求买毛料的领带。因为当时东方的丝绸等物大都来自日本。女孩子们则拒绝买日本的丝袜，她们坚持要买棉纱长筒袜。杨宪益还会借此机会向商铺里的员工、顾客们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要求店家抵制日货。喜欢吃橘子的弗兰克，因为橘子是从日本进口的，也忍痛割爱，坚持不买橘子。
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团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中国学会在他们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很快就达到了他们制定的千人会员的目标，超过了日本学会。日本学会原本资金雄厚，背后又有日本大使馆的支持，所以一直比较强大。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前方院的宿舍里挂了一幅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国地图，地图展示着不同朝代各个诸侯国的疆域。正是从这些地图上，格莱迪斯看到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和丰厚的历史知识。同时，杨宪益爱好古代诗歌，常常出于兴趣翻译几首唐诗。他信手拈来的翻译往往令同学们钦佩不已。时任学生报编辑的邦尼就把杨宪益翻的唐代诗人李贺的几首诗刊登在了《察威尔报》上，并撰文介绍杨宪益，还配上了他身着长袍的儿时相片。邦尼这一不无幽默的版面设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让杨宪益小出风头。而杨宪益翻译的李贺的诗句，则再一次打动了格莱迪斯的心：“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童年的北京印象原本就让格莱迪斯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保有浓厚的兴趣，与杨宪益的相遇相知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她与逝去的童年和遥远的中国的距离。主修法文的格莱迪斯在杨宪益的影响下转了专业，改学中文。
当时在牛津教授中文的修中诚牧师（E.R.Hughes）很高兴门下收进一个主修中文荣誉学位的学生。修中诚早年在中国的福建一带传教，他的中文学识完全局限于四书五经及宗教典籍，而且口语颇具闽南风格。所以格莱迪斯对导师指导的阅读常常感到枯燥乏味。杨宪益便给格莱迪斯推荐一些古典诗词、唐宋传奇以及更近代一些的散文作品。这些读物确实比导师修牧师的教材更有趣味，而且格莱迪斯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杨宪益。杨宪益已经在1938年春季通过了拉丁、希腊古典语文荣誉学位的资格考试，随后还需要再修一门人文课程才能完成荣誉学位的学业，杨宪益便选了法国文学。学习了一段中古法语之后，随着格莱迪斯放弃法文转修中文，杨宪益也从法语转修英国语言文学。虽然他只学了一两个学期的中古法语文学，但这一短暂的经历却在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可以想象这对风华正茂、彼此倾心的年轻人，分别学习对方祖国的语言文学，可以互帮互学，一定是其乐无穷，事半功倍吧。
他们互帮互学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屈原的《离骚》翻译成英语诗歌的英雄偶句体（HeroicCouplet，也译作英雄双韵体）。这是英国文学中的古典诗体，始于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的乔叟（1341—1400）；后为德莱顿（1631—1700）、蒲柏（1688—1744）发展完善，成为英语诗歌的重要体裁。它双行押韵，每行五个音步、十个音节；因为这种体裁常被用于英雄史诗或英雄剧，所以称作英雄偶句体。
把中国古代最早的伟大诗人的诗歌以英国古典诗歌的英雄偶句体译成英文，在形式上无疑是很贴切的；在语言上又是极具挑战的。而这样一项近乎不可能的诗歌翻译，竟是出自一对比翼展翅的年轻人之手，足见他们优势互补，潜力无穷。
20世纪50年代，杨宪益应邀到中南海接受伟大领袖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介绍他为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这使舞文弄墨、爱好诗词的最高领袖边握手边惊异地问道：“你觉得《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宪益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主席，想必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领袖略显迟疑，似乎想继续探讨《离骚》究竟可翻不可翻，但下面还有列队等候接见的其他知识分子代表。伟大领袖后来微微一笑，再一次握了翻译家的手，便继续接见其他人了。
杨宪益晚年忆起这段往事，认为伟大领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就把《离骚》译成了英语，而晚年却也怀疑诗歌是否是可以翻译的。
当然翻译有不同的标准。若要把诗歌的韵、律、意都原汁原味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无疑是不可能的；翻译只能是一种再创造——在信、达、雅三方面找到最佳平衡的再创造。
我们不妨看看年轻的杨宪益和格莱迪斯是如何把《离骚》转换成英语英雄偶句体的：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DewfrommagnolialeavesIdrankatdawn，
Ateveforfoodwereasterpetalsborne.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LongdidIsighandwipeawaymytears，
Toseemypeoplebowedbygriefsandfears.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waywaslong，andwrappedingloomdidseem，
AsIurgedontoseekmyvanisheddream.
英语是严格的双行同韵，每行十个音节。这样的翻译前提是必须精通中文、英文，古文、今文的；这样的英语韵律也必是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推敲的。
杨宪益曾说，他们翻译《离骚》是翻着玩儿的。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对年轻人在墨顿学院的花园里的身影：或在芳草如茵的绿地上，或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身边摊着书本，手里捧着词典，两人耳鬓厮磨，相互切磋。他们觉得好玩儿，因为他们不仅相互倾心，也热爱语言、热爱文学，喜欢挑战他们各自的双语能力。
当然，在他们切磋学习的同时，杨宪益也讲了不少“好玩儿”的故事。他曾经问过格莱迪斯是否见过醉酒的金鱼，格莱迪斯大睁着一双蓝眼睛，不知金鱼何以能够醉酒。杨宪益津津自得，讲他小时候如何把家里的洋酒偷偷倒进鱼缸，观察金鱼们如何高亢地上下翻滚，然后一一醉死。“好玩儿”后来变成格莱迪斯形容杨宪益的常用语，“好玩儿”也成了他们做事情的口头禅。“好玩儿”的事情，他们一定乐此不疲。
杨宪益的另一个故事，也给格莱迪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宪益有一把玩具气枪，深受周边同学的喜爱，几个要好的男孩子经常聚在杨宪益的宿舍里比赛射靶。但没多久这一游戏就玩腻了。某天晚上，有人提议他们以杨宪益窗户对面的墨顿街街灯为靶子，看谁能最先射下街灯。于是四五个调皮的男孩子开始轮流对着街灯打靶。但灯罩的玻璃实在太结实，虽然几次中弹，仍然岿然不动。正当他们不依不饶，连续作战时，教务主任从窗前经过，一颗“流弹”嗖的一声擦着他的鼻尖飞驰而过，他本能地往后趔趄了一下，然后顺着开启的窗户往里窥探。虽然屋里一片黑暗，但借着街灯黄蒙蒙的光亮，他仍然可以辨认出几个匍匐在地面，不敢抬头的男孩子。
第二天，杨宪益被传唤到教务长办公室。不管如何追问，杨宪益只承认气枪是他的，主意也是他的，不肯出卖其他任何人。虽然教务长认为杨宪益还是个不错的学生，肯定不会是这件事情的主谋，但无奈，杨宪益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最后也就只好没收了他的气枪，罚了他二十英镑。当然，事后他的“哥儿们”都认为他很仗义、够朋友，更喜欢与他交往。虽然这是杨宪益入学第一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格莱迪斯尚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后来他的朋友们常常会对这件事津津乐道。
吸引格莱迪斯的很难说清是杨宪益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博学多识，还是他的幽默风趣，或是他对朋友的仗义豪迈。对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最初的相互吸引恐怕都是始于一点、两点。杨宪益的“好玩儿”，他的博学，他的值得信任，想必都是格莱迪斯看重的品质。而对于年轻的杨宪益，他承认一开始就为格莱迪斯的美貌所动。已经满头银发的杨宪益曾经笑语：男人嘛，肯定会被女人的美貌所吸引。但年轻的他也很快发现，格莱迪斯不仅仅是外貌美丽大方，她还喜欢读书、善于思考、性格独立，完全不像他以前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小姐们那样爱慕虚荣，思想肤浅。正是格莱迪斯的内在品质，使得他们之间最初的相互吸引得以发展和强化。
聪明人大概都清醒地知道没有谁会青春永驻、美貌长存，徒有其表、缺乏内涵的美貌更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爱情的持久、婚姻的坚实绝不是美貌、金钱、权力、财富可以换来的，因为外在的一切都像纸牌屋一样可以随风飘散。杨宪益曾说他和格莱迪斯有共同语言，“谈得来”；而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价值观——构建了他们坚不可摧的爱情之舟：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暴风骤雨，他们始终能不离不弃，共同驶向心灵的港湾。
与格莱迪斯相爱之后，杨宪益不免回忆起在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前，导游卢克曼的预言。虽然他并不相信任何占卜算命，但他确实遇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郎并与之相爱。这是巧合还是命运？他无意深究，不过也偶尔会想想卢克曼所言在前方等待他的“探险、猎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将会是什么。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墨顿学院的花园观看露天话剧。每到夏天，学校的学生剧社就会在校园的广场或草坪上演出一些经典剧目，这是许多英美大学的传统。这次上演的是王尔德的喜剧《认真的重要》（也译作《不可儿戏》《贵在真诚》等等），舞台就搭在枝叶繁茂、树冠如穹的大树下。
当落日的余晖将西天染成玫瑰色，橙子般的太阳渐渐西沉时，一阵疾风突然而至，穿着蓝色碎花纱裙的格莱迪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尽管那一颤很轻很轻，站在一边的杨宪益却感知了。他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披在了格莱迪斯身上。那还带着杨宪益体温的衣服迅速把一股暖流传遍了格莱迪斯的全身。她从西装的下摆伸出手来，抓住了杨宪益的手。两只手就这样紧紧地握在一起，直到演出结束。王尔德诙谐的妙语不时令他们开怀大笑，开心之处，他们会对望一眼，同时手捏得更紧。“浪漫的精髓就在于它充满种种可能”，王尔德的警句在他们的心里唤起了种种美好的憧憬。也许就是这次观看王尔德喜剧的经历让格莱迪斯深信，杨宪益不仅是个“好玩儿”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人。
不久后，杨宪益在自己墨顿学院前方院的宿舍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订婚派对，宣布了自己和格莱迪斯的恋爱，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祝福。虽然杨宪益也邀请了邦尼，但他并没有出席。不难想象这一消息对于邦尼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从此疏远了好朋友杨宪益。至于邦尼是否把他失恋的苦痛迁怒于格莱迪斯，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2008年夏，当我第一次在大英图书馆读到戴乃迭（格莱迪斯婚后的中文名字）致亲友的书信时，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
抗日战争结束后，杨宪益一家随国立编译馆于1946年8月迁回南京。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途中险象环生，虽然他们搭乘的船最后有惊无险，终于到达南京，但载着他们行李和好几箱书籍的另一条船却沉入江底。到达南京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当时已在香港大学做教务主任的邦尼的来信，信中说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收到好几箱贴着日本人封条，写着杨宪益名字的书籍。原来这是杨宪益和格莱迪斯1940年回国时从牛津运回香港，被日本军队扣押的一批书。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人的撤退，这一批书竟辗转到了香港大学，而且被熟知杨宪益的邦尼发现。邦尼在信中说，只需要杨宪益给香港大学写一封信，说明这些书是他的，香港大学就可以把这些书物归原主。“一共六百多本书，”戴乃迭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想我可以彻底原谅他了。”
为什么要“原谅”？为什么是“彻底”，或者是“诚心诚意”（原文wholeheartedly）的原谅？难道失恋后的邦尼做过什么对不起格莱迪斯的事情吗？9月份回京后我便带着我的疑问去访问杨宪益。九旬老人对于六七十年前自己的未婚妻和情敌之间是否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毫无印象。他只记得自己和邦尼后来的握手言和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相互访问。
或许格莱迪斯独自承受了邦尼的怒气，甚至感情的伤害，杨宪益毫不知情；或许年轻时代的情感纠葛早已是过眼云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也或许曾经的往事恰好印证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自从宣布订婚以后，杨宪益在与格莱迪斯的通信中总会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上帝保佑你！但如果没有上帝，我会保佑你！那时的杨宪益可能万万不会想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都自身难保，遑论保佑格莱迪斯和他的家庭。
漫漫回家路
1940年的5月，希特勒的闪电战已经让德军攻占了一座又一座欧陆城市。尽管欧陆已经硝烟四起，格莱迪斯还是在暑假一开始就去了巴黎——她要去访问她在巴黎学习法语时寄宿的家庭，因为她深知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巴黎度假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有去巴黎的机会了。
5月10日，法兰西战役开始，欧陆战火蔓延，局势日趋严重。杨宪益开始为格莱迪斯的安全担忧。他赶到伦敦，每天都去滑铁卢火车站焦急地等候格莱迪斯的归来。大约第四天或第五天，杨宪益终于从面容疲惫的来自巴黎的旅客中看到了格莱迪斯的身影。他们虽然分别没有太久，也许只有两个星期，但在烽火连天、人心恐慌的日子里，显得格外漫长。他们又惊又喜，相拥而泣，似乎一次分离经历了地老天荒。仓促的人流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他们无知无觉，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中。当火车站的广播播出法军大败，德军已向巴黎进军的消息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平添一股劫后余生的幸运感。
为了庆祝他们战争风云笼罩下的团圆，他们决定去静谧优美的剑桥度假。
剑桥那个田园牧歌般的古老村落早已通过诗人徐志摩的笔墨走进国人的视野：“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今译格兰切斯特），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诗人“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正是这种神灵性的美感，吸引着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他们在格兰切斯特度过了难忘的两周：在拜伦曾经游泳的拜伦潭嬉戏；在罗素曾经“熟知每一片草叶”的大草甸漫步；在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品茶的果树下休憩吃茶……
这一田园诗般的生活曾被诗人布鲁克（RupertBrooke1887—1915）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曾住在朴素的村舍，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在玫瑰园里研究莎士比亚，赤脚在大草甸上漫步，裸身在拜伦潭游泳——而且他还把这幅田园牧歌的景色永远定格在他的诗里。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喜欢诗歌的杨宪益就会想起布鲁克的诗句：
我多么想
去格兰切斯特，去格兰切斯特！
……你可以终日躺在睡意正浓的花草间
仰望康桥的蓝天
听着时光的脚步带着清爽走过你的身边
直到一个又一个世纪交汇融合
在格兰切斯特，在格兰切斯特！（…wouldIwere
inGrantchester，inGrantchester！
…thatyoumaylie
DaylongandwatchtheCambridgesky
And，flower—lulledinsleepygrass
Hearthecoollapseofthehourspass
Untilthecenturiesblendandblur
InGrantchester，inGrantchester.）
这大概是他们年轻时代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诗情画意的假期。
返回牛津后，他们就投入到最后的毕业考试以及回国前的准备。“我始终很清楚牛津毕业后我一定会回国的，”杨宪益这样回忆，“我对回国的决定从未有过一点迟疑，即使中日战争已经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他已经无法回到天津的家，因为天津已被日本人占领。而银行家的父亲去世时留下的丰厚家业，由于叔叔们的挥霍无度及投资失误，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繁华；战时的通货膨胀，无疑雪上加霜，加快了家道的败落。即便如此，他回国的决心也未曾动摇。
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一位曾经在墨顿学院做过研究员的哈佛学者推荐他去哈佛大学一边做助教一边读古典人文的博士学位。而来自西南联合大学的邀请，却让他喜出望外。因为西南联大是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三所北方知名大学的联合学校（清华、北大、南开），汇聚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因为举荐他去任教的是沈从文和吴宓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文学家，还是他很景仰的师长；因为他将为学校创建迄今尚无的古希腊、拉丁语言文学课程。这一切都令他激动不已、憧憬无限。
格莱迪斯虽然对沈从文和吴宓不甚了解，但通过杨宪益的介绍，也对二位充满了敬意，甚至萌生了翻译沈从文小说的愿望（吴宓精通中、西学）。
然而，回家的准备带来的并非都是激动与憧憬，还有重重困难。
首先，由于家境的日渐式微以及战争带来的通讯不畅，杨宪益已经好久没有收到家里的汇款了。就在他已经弹尽粮绝，焦急地等待家里的支援时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中说家业实已破产，无法再给他提供资助，好在他也马上要回国了等等。而此时的杨宪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他自嘲自己一夜之间就从挥金如土变成一文不名。
幸好杨宪益爱书，不仅爱读书也爱收藏书。五年多他已经藏书丰厚，而且有些书还是珍版、绝版。为了筹资，他决定卖掉大部分藏书。接下来的日子，他和格莱迪斯一起分拣图书。他们挑选出大约八百本图书准备运回中国，余下的一多半卖给布雷克威尔书店。
坐落在牛津宽街48-51号的布雷克威尔是一家闻名遐迩的学术书店，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服务上乘。顾客可以买书、看书，还可以把自己的藏书卖给书店。书店的墙上嵌着一块木牌，上书：“没有人会来问你要什么，你想翻阅任何书籍，尽管自便。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店员随时为你服务。不论你来看书或是买书，都会受到同样的欢迎。”这是一个爱书人的理想天地，不管是看书还是买书，杨宪益一直是布雷克威尔的忠实顾客。
卖了大部分藏书，杨宪益在英国最后两三个月的生活费有了保障，但回国的旅费仍然没有着落。最后，他不得不向未来的岳母大人借钱支付旅费。
毕业和回国的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别是一番滋味。许多同学尚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其中包括积极追随杨宪益参加中国学会活动的弗兰克。前方不断传来的同学伤亡消息，让杨宪益想起才华横溢的诗人布鲁克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军，献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在哀伤和惋惜的同时，也更激起了他内心对战争的痛恨，坚定了他回国加入人民反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
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是否会时常想起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和平的来之不易？是否会反思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时代的命运紧紧相扣，如果没有国家的安定、时代的和平，个人何以安身立命？是否会感恩命运、感恩时代，从而珍惜生命，服务社会？
由于战时的金融管控，所有离开英国的旅客只能携带二十英镑的零花钱。而他们回国的航线也只能穿越大西洋，横穿北美大陆，再穿越太平洋到达香港；因为另一条取道红海、印度洋的航线很不太平，地中海海域的轮船常常会遭到德国战舰的袭击。
虽然旅途漫漫，但因为全程旅费都已经在启程前通过旅行社全部支付，杨宪益并没有担心二人总共四十英镑的零用钱会令他们捉襟见肘。那是没有信用卡的时代，今人恐怕难以想象只怀揣二十英镑登上穿越两大洋、一大陆的漫漫长路吧。
1940年8月末的一天，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从英格兰的南安普顿港登上了加拿大太平洋船运公司的一艘女皇号轮船，取道加拿大赴香港。
战争的风云，淹没不了他们回家的激动——格莱迪斯就要重回儿时记忆中那个奇妙的国度；杨宪益就要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尽管离别的六年中她经历了种种被侵略被蹂躏的苦难。
虽然激动，这一次海上旅行却完全没有了五年前地中海游的奢华；已经“不文一名”的杨宪益不仅没有乘坐一等舱，连二等舱都买不起，只能和三等舱旅客挤在又闷又热的船下舱，而且还紧挨着轰鸣不止的轮机舱。格莱迪斯作为一个英国淑女，是不允许乘坐二等舱以下的舱位的，所以她在二等舱。好在除去睡觉的时间，杨宪益可以和格莱迪斯一起待在二等舱甚至一等舱的休息厅。
1940年9月7日傍晚，大西洋上空阴云密布，在无边无际的浓黑的水域上，他们的轮船就像要被黑暗吞噬的一叶扁舟。轮船上的无线电广播传来希特勒开始大规模轰炸伦敦的消息。这真是黑暗的一天，旅客们个个心情沉重，对于格莱迪斯和杨宪益尤为如此。一个刚刚离开的祖国正被德军撕开胸膛，狂轰滥炸；另一个正要回去的祖国已经备受日军的残暴蹂躏。他们的将来也像茫茫大海上漂荡的扁舟那样飘忽不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们拥有彼此，在这样的时刻似乎足够了。他们相互依偎着，无声无语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天连海、海连天的一片灰暗的远方，任凭呼啸的海风舞弄他们的头发、鼓动他们的衣装。
他们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登陆，南下多伦多，西进温哥华，横穿加拿大后又登上“俄国女皇号”邮轮，开始穿越太平洋的航程。
进入亚洲海域之后的一个雾蒙蒙的清晨，他们的轮船被一艘日本战舰拦截，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持枪的卫兵登上了俄国女皇号客轮。日军把三等舱里的所有中国旅客全部赶到甲板上，排成队，一一盘查。
天空一片青灰，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躲在浓云密雾之后勉强射出几道冷冷青光，空气中凝重的水汽给这个灰色的清晨平添了一股凉意。
排在杨宪益前面的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着中式便装，一副学者模样。他显得有些紧张，左右两腿不断地变换重心。杨宪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格莱迪斯在一起，所以对三等舱的旅行同伴不甚了解。
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英语不够好，对于日军的问话，戴眼镜的“学者”回答得结结巴巴。日本军官头一歪、眼一斜，身旁的卫兵马上扑上去把他带走了。
轮到杨宪益，日本军官问什么名字，杨宪益平静地给出自己的名字；军官低头扫了一眼手上似乎是乘客名单的文件。
——职业？
——学生。
——到哪里去？
——香港。
——香港何处？
——中国银行。
杨宪益感觉手心有点出汗，正担心继续追问下去他给不出具体地址该怎么办，日本军官手一挥让他走了。
如释重负，他的第一反应是冲到上面的二等舱——格莱迪斯一定在焦急万分地等待着。但他还是先回到自己的船舱，耐心等着日军官兵撤离。边等边想，究竟是自己无可挑剔的牛津英语，还是给出的中国银行目的地，还是自己的西式装扮让自己得以解脱？那个被带走的戴眼镜的“学者”再也没有回来。
当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再聚首时，他们如同在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相聚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静静地、久久地，似乎又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如果我真被带走了……”杨宪益自言自语道，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曾把自编自印的英文抗日杂志《复兴》寄给过天津日军司令部一事，如果他当年因此而上了日军的黑名单，后果将不堪设想。“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阻止他们的！”格莱迪斯轻声说，但字字铿锵。“俄国女皇号”途经上海时需要停泊一天。当时的上海正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孤岛时期，经济依然繁荣，交通尚且稳定，所以他们决定上岸住一晚。下船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们一前一后走在舷梯上。突然，一声“少爷、少爷”的呼叫是那样耳熟，杨宪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在舷梯边上向他恭敬地弯腰行礼，原来是天津老家来的阔别六年的仆人潘福。紧跟在杨宪益身后的格莱迪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觉得又吃惊又好玩儿，同时，两个人也都有些感动。毕竟当时的通讯是那么不方便，潘福不可能知道他们轮船到达的确切时日，一定是来此等候几天了。当然，潘福也是来传递老家的信息，希望他能回去。但杨宪益决心已定，是不会回到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的，他们仍按原计划取道香港去昆明。
然而，到达香港后，离目的地虽近在咫尺，他们却陷入了困境。
“一脚踏回中世纪”
到了香港，两个年轻人身上带的四十英镑已经花光。他们住进了九龙一个英国人开的小酒店，是船上一位热心的英国旅客介绍给他们的。酒店虽小，但服务周到，英伦气息十足。两个人分别给家里写了信、发了电报，等候家里援助旅费，以便完成他们的最后一段旅程。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寄出的信，发出去的电报却都石沉大海。他们每天穿戴齐整，装模作样地出门观光游览，但都按时回到酒店用餐及下午茶。这样他们便可以把账单签到房间，不产生任何花费。两个人操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又穿着体面——都是英国品牌的西装、裙装，一副英国绅士淑女派头，所以酒店的管理人员丝毫没有怀疑两个年轻人囊中羞涩，还以为他们每天必在酒店用餐完全是出于对酒店的英伦氛围和优质服务的欣赏，所以对两个年轻人更加殷勤友好。
两个人每天出门逛街，只能“观光”——店铺遍布大街小巷，商品琳琅满目，却只能看不能买；面对劳伦斯·奥利维尔《蝴蝶梦》海报中深邃的目光，和《摩登时代》里查理·卓别林骑着齿轮的滑稽形象，他们只能在海报前驻足，却不能走进影院。如此等待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不得已，他们将卖掉行李，凑齐酒店的费用和去昆明的路费。他们毕竟有很多行李，是精挑细选后留下的全部家当。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格莱迪斯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在一封信中说过在香港有一位好朋友，情急之时可以寻求帮助。于是格莱迪斯开始翻箱倒柜，翻检一本又一本小记事本或地址簿，搜寻父亲曾经为她写下的一些朋友的地址、电话。由于格莱迪斯生性独立好强，所以当时并没有对父亲给出的朋友信息太在意。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香港的地址和电话，冠名陈翰笙博士。二人喜出望外，立即与陈博士取得了联系。
陈翰笙和格莱迪斯的父亲戴乐仁先生都是工合运动早期的组织者，二人志趣相投，很快成了朋友。当时陈翰笙在香港担任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秘书，而戴乐仁已远赴甘肃，在第一线推广工合运动，协助抗战赈灾。这也正是戴乐仁没有收到女儿的求助信的原因。
两个山穷水尽的年轻人从陈翰笙处借到一笔钱，结算了酒店费用，购买了去重庆的飞机票，终于结束了他们十几天滞留香港的困境。
他们原先的计划是走陆路，经越南到昆明，但到香港后才发现从越南到云南的铁路已经被日军切断。他们虽然还可以选择乘马车，走山路进入中国内陆，但这是一条极不安全的道路，旅客们时常遭遇土匪抢劫。好在重庆是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陪都，所以香港—重庆之间有相对稳定的航班。
十月中旬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了一架仅有十四个座位的DC—2飞机。那好像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月光如水，给不远处的山峦撒上一层银霜，显得既神秘又静谧。这让杨宪益想起五年前另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他骑在高大的阿拉伯马背上，前去观瞻夜色中的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还有他的埃及向导卢克曼。那个早已被他当作玩笑忘到脑后的浪漫预言，眼下却变成了现实，那个卢克曼所预言的“美丽的英国女郎”就坐在他的身边，他带着她回家了！他不免洋洋自得，情不自禁地向格莱迪斯投去深情的一瞥。
终于踏上了漫漫回家路的最后一段旅程，又是这样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格莱迪斯也同样感到了回家的激动和夜色的浪漫：“我们多幸运啊，”格莱迪斯轻声说道，“在这样一个月色美丽的夜晚完成我们最后的旅程。”
话音未落，就从前面的机舱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请先别说幸运，小姐。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夜间飞行吗？”坐在驾驶舱的飞行员头也不回地说道，“明亮的月光只能让日机更容易发现我们。”
飞机刚刚轰鸣着升上了夜空，飞行员紧接着又宣布飞机因为技术故障需要返回地面。杨宪益和格莱迪斯相互对望了一眼，两只手紧紧相握，神情将信将疑。究竟是技术故障，还是飞行员发现了日本飞机？他们不得而知。飞机直到下半夜才又起飞，到达重庆时天已破晓。
格莱迪斯把自己初到重庆的第一印象概括为“一脚踏回中世纪”。在她未完成的自传中，格莱迪斯这样记录了当初的观察：“担水的人肩挑满溢的水桶从嘉陵江边艰难地拾级而上，大呼小叫的叫花子不断地围着我们乞讨。宪益雇了两辆黄包车把我们送到一个朋友家。”从朋友那里，他们得知杨宪益的母亲和大妹敏如已经迁居重庆。这真是意外的惊喜！难怪发回天津老家的求助信和电报都没有回应。于是朋友立即差遣仆人去杨家通报杨宪益和格莱迪斯的到来。两人随后坐滑竿去了母亲在重庆的寓所。
原来母亲竟是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邻。国立中央大学于1937年秋随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杨宪益的母亲和妹妹到达重庆后在罗家位于小龙坎的两层小楼里租了一层的两间房。
母亲见到阔别六年的儿子，自是喜出望外；又亲眼看到儿子带回的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不仅美丽端庄、礼貌可亲，还能讲中文，原先的不安与担心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了。原来在她刚得知儿子与一个英国女孩恋爱时便忧心忡忡；虽然大女儿敏如已经根据哥哥的指示做了种种铺垫，但母亲还是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哭了整整一天。作为一个文化不高、守寡多年的女人，在唯一的儿子终于长大成人，学业有成，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的时候，又突然发现这个男人被一个外国女人夺走了，她的失落与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从那时起，伤心的母亲决定放弃“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铁定了心思要与大女儿敏如过一辈子。
现在儿子回来了，准儿媳也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洋”得陌生隔阂，母亲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然而团聚的喜悦与兴奋还未散去，母亲又悲从中来，泪水沾襟了。原来是杨宪益告诉母亲，他们只是途径重庆，目的地是昆明，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西南联大的聘约。刚刚团聚，又要分离，而且又是战乱时期，人人自危，母亲哪里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只要杨宪益一提去昆明的事，母亲就低头不语，泪水涟涟，让杨宪益实在不忍心坚持下去。
刚好中央大学也缺教师，既是房东，又是校长的罗家伦先生便邀请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中央大学的柏溪分校任教。这一安排似乎皆大欢喜，尤其博得母亲的欢心，让杨宪益无法拒绝。于是他们放弃了前去西南联大的计划，双双去柏溪教授英语，从此改变了杨宪益的学术道路。
西南联大没有开设古希腊、拉丁语课程，杨宪益也几乎再没有走进古典人文的领域；这当然是后话。
格莱迪斯就这样在原始落后的中国西南内陆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不久，他们结婚了。
虽然戴乐仁先生曾经很明智地建议女儿不要急于结婚，先在条件艰苦的中国内陆住上几年，看她能否适应那儿的环境，看她的爱情能否经得住考验，然后再考虑结婚。但也正是因为条件简陋，生活极其不便，他们才选择了早日成婚，毕竟共同生活更利于相互照应。何况初回“中世纪”的格莱迪斯经受了种种磨难——起痱子、拉肚子、打摆子，不一而足；而且每次回到母亲处，只能和敏如挤在一间屋，杨宪益和母亲合住另一间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