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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史蒂文·约翰逊（StevenJohnson）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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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燃创新的人试读：

史蒂文·约翰逊天生就对所有的新事物拥有无限的好奇心，而在布朗大学研究符号学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学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对于细节的洞察力以及对宏大历史的掌控力，还让他独创了揭示创意之源的“长变焦视角”。

我们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创意满天飞的时代，而史蒂文·约翰逊通过他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颠覆式创新的源泉。在《助燃创新的人》（The Invention of Air）中，约翰逊通过描写现代化学之父、伟大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传奇跨界人生，为我们重现了普里斯特利的五大创新思维特质：跨学科思维特质、生态系统思维、长变焦视角、社交之网特性和乐观主义精神。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以及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之下，一个伟大创新者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在《伟大创意的诞生》（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中，约翰逊指出：人们通常会把颠覆式创新的产生过程浪漫化，想象一个个伟大的创意会超越环境的限制横空出世，但实际上新创意更像是从一些旧思想和僵化的传统中发现的一些全新的创意。从600年创新自然史之中，史蒂文·约翰逊成功归纳出了七大创新模式：相邻可能、液态网络、慢直觉、意外的收获、有益的错误、功能变异和开放式“堆叠”平台，并进一步揭示出：一个创意是一群细胞组成的网络，会尽可能地在相邻空间里，去探寻一些新的网络组合方式。这一点适用于任何一次创意的产生。在《极速传染》（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中，约翰逊通过描写流行文化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揭示了打造上瘾型产品的四大思维：游戏化思维、社交思维、参与思维和系统思维。谁能调动用户的这四大思维，谁就将拥有价值无限的创意，让自己的产品真正引爆流行。跨界科技、人文的创新引领者，数字化未来十大科技思想家之一

约翰逊一直将写作方向聚焦于科技与创新前沿，他在科技与人文领域的跨界，让他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视角。他曾作为《连线》杂志的特约编辑，记录科技的最新发展；还曾作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权威媒体的专栏作家，写下他对于科技创新的深度观点；他的文章《Twitter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登上了《时代周刊》，《纽约客》杂志还特邀他与凯文·凯利（Kevin Kelly）对谈，畅聊技术对创新的影响；而在TED上，与《伟大创意的诞生》同名的演讲“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约翰逊的研究广泛影响了商业范式的革新与城市规划的进阶，作为跨界创新者，他被英国《展望》杂志评为“数字化未来十大科技思想家之一”。兼具无限探索精神与超强洞察力，影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畅销书作家

约翰逊是世界著名科普作家，其著作多聚焦于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以引人入胜的观察与深入的洞察力知名。迄今为止，他共著有包括《助燃创新的人》《伟大创意的诞生》《极速传染》《涌现》《幽灵地图》在内的8部畅销书，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推崇。《伟大创意的诞生》更是受到《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极力推荐。因为在自己的书中善于使用广博的素材，描写超长的时间尺度，被读者评论为：阅读时的体验，就像一边在科罗拉多大峡谷高空跳伞，一边品着拿铁咖啡。跨界生态核心

作为科学家，他是指引科学进化的彗星：普里斯特利发现了氧气、二氧化氮、氨气、二氧化硫等10种不同的气体，首次揭示出世界生态系统观。

作为哲学家，他是思想领域的关键人物：包括《电学的历史、现状及原创实验》《与物质、精神有关的研究》《基督教腐败史》等享誉世界的哲学著作，影响了穆勒和边沁等伟大哲学家的思想。

作为政治理论家，他是理性之火的续燃者：普里斯特利声援法国大革命，大力支持英国殖民地斗争。他是政治理论家富兰克林的门徒和密友，是英国首相谢尔本伯爵的幕僚。同时，普里斯特利也对美国两位重要总统影响至深，他是约翰·亚当斯的宗教顾问，也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导师。而且，普里斯特利在政治、教育、信仰领域写了50多本书和小册子。思维特质

跨学科思维特质：跨学科思维是普里斯特利的才智的标志。他一生做过教师，当过牧师，讲授过语言学、文学、现代史、法律、口才学及辩论学等，甚至教过解剖学。他既是科学家、神学家，还是政治理论家，他的一生都在连接科学界、思想界、政治界重要的知识领域，而思想的开放性则有助于培养这种思维。

生态系统思维：从疯狂的空气实验到发现氧气再到揭示世界生命系统观，从伦敦咖啡馆到离开英国再到影响美国，从连接科学家、哲学家到政治理论家，普里斯特利建立了一个个激发伟大变革的生态。

长变焦视角：从电学的启蒙到发现氧气的科学创新，从哲学研究到政治领域的理论创新，普里斯特利一直在以进化的长变焦视角看待世界和万事万物，让他可以从一个范围跳到另一个范围，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学科。

社交之网特性：普里斯特利是富兰克林的门徒、其电学思想的主要传播者，是亚当斯的宗教顾问，是杰斐逊的导师，也是亚当斯、杰斐逊即使在交恶时，也共同将之奉在圣殿之上的人。

乐观主义精神：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他们多少都有悲观倾向，但普里斯特利即使在他遭到驱逐以及相继遭受丧子丧妻之痛后，依然洋溢着乐观主义，坚定地认为世界必然会见证理性之光。在把积极的情绪带给他的朋友身上，普里斯特利似乎有着非凡的能力。献给杰伊

英国的等级制度（只要其结构有缺陷）同样会因空气泵或发电机而颤抖。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为了实现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教化，为了人类状况的改善，思想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传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自然创造了它们——出于仁慈而专门设计了它们。它们像火，在天地间蔓延，任何地方都无法减弱它们的强度。它们也像我们呼吸并身处其中的空气，无法被幽闭或独占。托马斯·杰斐逊前言　激发相邻可能，思想者的寻根之旅

就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数日前，在一家国家级电视台的节目上，一位美国总统的重量级候选人被问及他是否相信进化论。然后，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幽默”地避开了这一问题。“竟然问一个总统候选人这样的问题，这很有趣，”他说，“但我没有编写中学科学教科书1的计划，我寻求的是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

这位候选人的回答很搞笑，但那种俏皮话也只有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中才会有意义。如果想让他的话中意义呈现出来，那么讲话之人与他的听众就必须共享一种基本假设，即“科学”是某种专门的知识，从政之人即使完全不懂科学，也无碍于工作开展。假设有一位总统候选人被问及他的外交政策经验，为了避开这个问题，他说，他是在竞选总统，而非写一本国际事务教科书。这种俏皮话当然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默认外交政策专长是总统的一种核心素质。但是，科学呢？很多人认为，那完全属于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家伙们。

自那时起，那位总统候选人的话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本书的中心脉络表明，他的话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个主要寓意的话，那就是：知识成就的主要领域不能相互隔离，也不能限定给某些专家，政治界人士可以也应该从科学的洞见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在这一故事的主要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思想可以在政治、哲学和科学等领域间顺畅流动。这一故事中最像主人公的是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在一个把那些不同领域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里度过的。这一故事的其他主要人物，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则让人联想到另外一种对“中学科学”言论的理解。这一言论无疑是反智的，但在总统竞选的背景中，它的煽动性更加明显。

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最后一段通信期长达13年，颇具传奇色彩。他们互相通了165封信，这些信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争执。在这些信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指名道姓地提及了5次，乔治·华盛顿被提及了3次，而他们的共同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只被提及了两次。相形之下，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虽然仅在美国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却被提及了52次。单从这一数据来看，普里斯特利在那两位美国奠基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这既是因为他在杰斐逊和亚当斯交恶及最终和解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他独特的世界观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它在30年前对富兰克林所产生的影响那样。然而，到了今天，在绝大多数流行的记述中，普里斯特利几乎都只是一个注脚。这本书试图搞清楚普里斯特利为何对这一时期的伟大人物那么重要，这些伟大人物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英国和法国。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个人传记，不如说是一部个人思想的传记，普里斯特利的思想是他社交和影响力的媒介，把他和当时科学、信仰、社会中的史诗性变化联系起来。

普里斯特利及其同侪的故事之所以让今日的我们如此痴迷，是因为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多个领域的变革，包括政治、化学、物理、教育。因此，我写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是努力解决下面的问题：这些变革为什么会在它们发生的时候发生，以及为什么一些罕见之人会同时涉足那么多的领域。我认为，仅仅从经验维度出发，这两个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仅仅通过个人传记，关注那个伟大人物及其同路人的个人生活，这两个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同样，如果采用群像式描述，广泛地解释社会运动方面发生的变化，这两个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于是，我采用了多维度、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正如普里斯特利及其同路人在他们自己的事业中所做的那样。因此，这本书是一本记述启蒙运动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史书，从植物自身的碳循环开始，讲到火药的化学原理、欧洲文化中咖啡馆的出现，再到两个在历史环境下互相背叛的朋友的情感轨迹。为了回答某些思想为什么会改变世界这一问题，你必须求助于化学、社会史、传播学、生态科学和地质学。这种跨学科的感受力有悖于我们专业知识文化的特性，但对普里斯特利、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及其同辈来说，这种感受力不啻为第二天性。这种感受力是我们的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助燃创新的人”，听作者亲自讲述创新从何而来。引言　从旋涡中心到流亡之途1794年5月北大西洋

当海龙卷形成时，海面上首先会出现一个暗斑，仿若一圈黑墨水般。如果大气状况适宜，那么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会有一股螺旋形的光和深色条纹开始绕着那个圈旋转。很快，一圈水花会上升到空中，那是水分子被外围加速的风推到了高处。然后，水柱迅速形成，从海面席卷到天空，并受到时速达240千米的旋风的助推。

与陆地上的龙卷风不同，海龙卷往往在晴天形成。它是一种风的旋涡，会“从天而降”，能够摧毁小型船只。虽然没有龙卷风那么危险，但在海员讲述的有关海上生活的故事中，它早就是一种能引发恐惧和惊叹的景象。公元前1世纪，卢克莱修（Lucretius）描述过“一种柱子，（它）从天空垂到海里，受到强风的激荡，瞬间周围的海水开始沸腾。如果船只陷入这种骚动之中，就会剧烈颠簸，险象环生”。1此时，海员会敲鼓，并向海里泼醋，希望吓跑他们认为潜藏在水柱里的妖怪。他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奇异的景象神秘化。旋涡向上的拉力很强，足以把鱼、蛙、水母从水里吸出来，送至云端，有时候还会把它们抛到距离原来位置数千米之外的地方。科学家现在相信，那些貌似虚构的关于鱼和蛙从天而降的故事，实际上正是海龙卷把众多生物从水里吸出来，然后在水柱登陆并消散时，被抛到了“莫名其妙”的人们头上。

海龙卷景观是一种罕见的气候现象，即使在出现得最频繁的热带海域也是如此。在北大西洋较冷的水域里，尤其是在初春时节，船只基本上不会遭遇它们。但是，1794年春季的一天，在驶往纽约的“参孙号”（Samson）商船上，100多名乘客看到远处有4股海龙卷同时在海面上迁移，这种奇特的景象令人深感惊讶。“参孙号”上的绝大多数乘客不会把陡然出现的水柱视为统计学上的异常现象，但即使不把它们视为十足的威胁，也会把它们视为不祥的征兆。一些乘客肯定一看到它们就吓得跑到了甲板下面，而其他乘客则会惊奇地盯着它们。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几分自信说，有一名乘客一发现海龙卷出现的迹象，就会冲到甲板上，站在那里并目不转睛地观察水柱的喷涌模式和云的形成。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会借船长的望远镜，凝望旋涡，估算风速，也许还会一边观察一边匆匆地记笔记。他应该知道那场关于海龙卷的激烈的科学辩论。那场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老友本杰明·富兰克林发起的，其主题是：海龙卷是像龙卷风那样从云端下降形成的，还是推动自身从海面升到空中的。对这名乘客来说，在北大西洋的一次航行中目睹4股海龙卷不是不祥的征兆，也不是危险即将来临的迹象，而是难得的好运。

这名乘客就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他以前居住在英国的哈克尼，此刻他正处于搬去美国的旅途中。此时，普里斯特利61岁了，是他们那一代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其兴趣和影响之广只有富兰克林可以与之媲美。在不到40岁时，他基于各种气体做了一系列实验，获得了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相当于后来的诺贝尔奖）。自1761年以来，他出版了近500本关于科学、政治等领域的书籍和小册子。普里斯特利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富兰克林、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一样，是启蒙运动和早期工业革命中的伟大人物。

虽然普里斯特利的光辉事迹在新建立的美国赢得了众多追随者，但他之所以会搭乘“参孙号”，却多亏了另外一项可疑的荣誉。而这时，他已然成了整个英国最受憎恶的人。海上迷失

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在18世纪末非常凶险，即使船只能够避开“在海上迷失”的重大风险，也还有其他风险存在。那个时期留下了很多关于海上旅行的可怕记录，戈特利布·密特勒伯格（Gottlieb Mittelberger）的《宾夕法尼亚之旅》（Journey to Pennsylvania）便是其中之一，它描述了1750年夏天“奥斯古德号”（Osgood）从鹿特丹驶往费城的场景：在航行中，乘坐这些船令人非常痛苦，乘客会面临臭气、

烟雾、恐惧、呕吐、各种晕船症状、发烧、痢疾、头疼、便

秘、疖子、败血症、癌症、口疮，等等。此外，还有补给品

短缺、饥饿、口渴、严寒、高温、潮湿、焦虑、压抑、痛苦、

悲伤以及其他问题，因为……虱子多得吓人，尤其是在病人

身上，他们几乎能把身上的肉挠下来……船上供应的水常常

又黑又稠，满是虫子，所以即使渴到了极点，人们也非常厌

恶喝水……“奥斯古德号”的航行快结束时，我们被迫吃起

了船上早已变质的饼干，哪怕在一美元那么大的饼干中都几2

乎充满了红色虫子和蜘蛛的卵。

当然，我们至少可以说，“玛丽王后号”皇家邮轮上的状况并没有如此恶劣。对于那些喝了漂浮着虫子和蜘蛛卵的黑水的乘客，一次痛痛快快的沉船可能都会开始显得有吸引力了。根据普里斯特利多少有些模糊的记述，在“参孙号”上，酗酒的船长和大副吵得太激烈，以致水桶无人照管，众多二等舱乘客“大受其苦”。在驶离英国后，“参孙号”一再遭遇巨浪，普里斯特利的妻子玛丽遭受了连续3个星期的晕船之苦。

要在61岁的高龄开始这样一场旅行，既需要无所畏惧，也需要保持乐观。这两样，普里斯特利都不缺。几乎所有对他的详细描述最终都会谈及他始终如一的积极人生观。他无法相信自己面临着一系列威胁，这种坚信几近病态。在抵达纽约后，他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参孙号”的航行：我们在旅行中碰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如漂亮的冰山景

观、在那些海域里非常罕见的水柱、飞鱼、海豚、鲸、鲨鱼3（我们逮到了一条）、明晃晃的海水，等等。

信中描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描述那场几乎让船沉没的风暴的文字仅有短短几句：我们遭遇了非常剧烈的暴风天气，一阵狂风乍起，猛烈

程度也许闻所未闻。如果不是乘客帮忙，很多帆都会被刮跑。

玛丽对那场风暴却不太乐观，她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夜晚。”在对航线临时调转的描述中，她勉强挤出了一点与她丈夫相似的积极情绪：由于天气恶劣，我们的航行有时非常令人难受。但是，

吸引人的东西也不少，在船上能经历的境况我们都经历了，4

除了沉船和饥荒。

从“吸引人的东西也不少”这一句中，我们不难听出咬紧的牙关与委婉的讽刺。当然了，她是在模仿她深爱的丈夫“P博士”就最近的“明晃晃的海水”或别的某种吸引人的东西所说的话。在晕船的那3个星期里，这样的话她听得太多了。向着新世界奋力前行

但是，无论普里斯特利夫妇在1794年春前往美国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危险有多么极端，他们都别无选择，只能预订“参孙号”的船票。他们遭遇到无数公开的愤怒和暴力行为，这让他们只能做出逃离的决定。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普里斯特利在藏身之所间不停穿梭，因为报纸、小册子作者、漫画家都在呼吁要他的命。他遭受的迫害让很多人把他比作苏格拉底。在普里斯特利离开英国之前，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写道：“这个民族能迫害一个普5里斯特利，正如从前另外一个民族迫害一个苏格拉底那样。”现在看来，普里斯特利可以说是英国乔治三世时代的萨尔曼·拉什迪(1)（Salman Rushdie）。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知识分子，普里斯特利的政治主张和神学思想让他成了众矢之的，去美国对他来说是一条合乎逻辑的出路。

在“参孙号”航程后半段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普里斯特利会站在船尾，把一根系在绳子上的温度计放进海里，记录不同深度的水温。这样精确的测量在18世纪伊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直到1714年，加布里埃尔·华伦海特（Gabriel Fahrenheit）才发明了密封的水银温度计。华伦海特为他的奇妙装置设计了刻度，确定32华氏度为结冰点。正如科学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测量精度的提高会引发对世界认知的根本转变。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航海者曾盲目地、无方向地横渡北大西洋，如今，对海水温度变化的准确标记让他们航行时能够确定并利用一种洋流模式。他们发现，一股暖流从热带出发，沿着北美海岸一路向北，然后在经过科德角时骤然右转，流向欧洲。在沿着美洲东海岸航行的过程中，海员们早就开始利用洋流的能量了，但除了最富经验的海员，无人发现它横跨了北大西洋的轨迹。

对那一洋流进行的首次精确测量间接来自在信息流里发现的一种模式。1769年，波士顿海关就从英国寄来的信函的速度，向英国财政部提出正式投诉。实际上，经常跨越大西洋通信的人们早就注意到，与欧洲寄往美洲的信函相比，从美洲寄往欧洲的信函速度往往更快。说来也巧，当投诉抵达时，北美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就在伦敦。英国财政部于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他，希望他对信函的延迟抵达做出解释。更巧的是，这位副局长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最终把这个邮政之谜转变成了他事业中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这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对洋流的宏大模式有了直观的感受。富兰克林为这项任务做了充分准备。1726年，时年20岁的他在首访伦敦后返回美国的途中，在日记中记录了“海湾草”在北大西洋水域里盛行的奇怪现象。20年后，在一封信中，他谈及向西横渡大西洋时较慢的速度，他当时认为，这可以归因于地球的自转。在一封写于1762年的信中，他提到“水流从北美海岸向西班牙和非洲的海岸移6动，在那里再次进入信风的影响范围，继续这个环流”。他把那种海水流动称为“海湾流”（gulf stream）。

当英国财政部把关于不可靠的邮件寄送速度的投诉转交给富兰克林时，他马上怀疑海湾流是罪魁祸首。为此他咨询了新英格兰经验丰富的海员蒂莫西·福尔杰（Timothy Folger）。他们俩一起准备了一幅墨西哥湾流的完整路径图，希望“这样的图和说明也许能帮助我们的邮船缩短航行时间”。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福尔杰-富兰克林航海图第一次显示了横跨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的完整轨迹。但是，这幅图依据的是传闻证据，这些证据大多来自新英格兰捕鲸者的经验。于是，1775年，在从英国返回美国的航行中，富兰克林详细测量了沿途的水温，发现了一股虽宽却浅的暖流，这股水流往往携带着那些来自热带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杂草。富兰克林写道：“我发现它总是比它两侧的海水要温暖一些，并且在夜里也不反光。”1785年，79岁高龄的富兰克林给法国科学家阿方索·勒·罗伊（Alphonsus le Roy）寄了一篇长论文，其中包括了他收集的数据和福尔杰的航海图。他谦逊地把这篇论文称作“杂乱的海洋观测”，但它发布了第一种证明墨西哥湾流存在的实际证据。

因此，当普里斯特利把温度计浸入大西洋的海水里时，他是在重复富兰克林在近20年前做的事情。另外，那4股海龙卷的景观也会让他回忆起老友。在写给罗伊的信中，富兰克林就怀疑北大西洋的海龙卷很有可能是由于冷空气和墨西哥湾流的暖流碰撞而形成的。虽然在历史记录中并无直接证据，但那些海龙卷目击事件完全有可能使普里斯特利开始他的探索。他测量海水的温度，试图收集证据，证实他的老友在10年前仓促做出的猜想。富兰克林已经去世将近4年，但他们的知识合作仍在继续。战争和距离无法阻碍这种合作，就连死亡也不能。

普里斯特利对富兰克林的1775年之旅的重复不仅仅只是沿途所做的科学实验。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最后几天也惴惴不安，被丑闻和战争的爆发赶出了英国。20年后，普里斯特利面临相同的威胁，开始了相同的旅程。虽然他们的信仰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观和政治观非常契合。在知识敏感性方面，富兰克林与普里斯特利也很接近，接近程度超过了他和任何一位美国奠基者。他们相似的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也存在淡淡的讽刺成分：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想让他们拥有了一套相同的政治价值观，让他们都认为理性将最终战胜盲从和疯狂。但是现在，旋涡已经把他们俩都吞噬了。

普里斯特利周围充满了汹涌澎湃的巨大能量，有海龙卷细细的旋涡与墨西哥湾流巨大的传送带，也有将他送入流亡之途、来自英国煤矿的能量。普里斯特利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涉及流经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能量循环，即空气的来源。在他观察系着温度计的绳索在大西洋的海水里上下摆动时，他呼吸的正是空气。所有这些力量都汇集到了他的身上，而“参孙号”则在洋流中从西方驶来，向着新世界奋力前行……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风筝1765年12月｜伦敦

伦敦咖啡厅位于圣保罗教堂院内，距离教堂仅有几步之遥。它是一个拥挤的城市空间，神学院学生、书商、仪器制造商熙来攘往。虽然与教堂毗邻，却没有阻碍这家咖啡厅成为伦敦一些最著名的“异端”人士的聚会场所。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这里，可能是因为在英国最令人敬畏的圣地的不远处探究正统宗教的局限性让他们觉得非常刺激。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一群自由思想家就会在这家咖啡厅聚会，开始一场长时间的漫谈。现代科学文化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活动，行业会议期间的深夜狂欢也许与它最为接近：在包含咖啡因、酒精、尼古丁的化学鸡尾酒的刺激下，参与者们分享着有可能获利的基本信息。这群自由思想家的组织最终被命名为“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命名者是它的创始成员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有时会参与他们的聚会，他谈到了相关体验：它由神职人员、医生和其他人士构成……（其中包括）

就道德进行著述的普赖斯先生……我们喝酒，“砰砰砰”地

敲桌子。一些人边抽烟斗边发表意见，谈话相当正式，有时

候充满智慧之光，有时候又十分激烈。到了9点的时候，可1

以取用威尔士兔子、苹果酥、啤酒和牛排。

1765年12月19日，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坐在一张被圣保罗教堂的阴影遮盖的咖啡桌旁，开始了一场将改变他人生的对话。伦敦的景象令人眼花缭乱，商店里充满最新的科学设备，英国皇家学会致力于开创性的研究。但是，就像当时的年轻男女那样，普里斯特利之所以来到这座大城市，只因为一个动机：他想要写一本书，这本书将传递一种新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发现，他已经跻身于诚实的辉格党人之列了。

普里斯特利时年32岁，既是牧师，又是教师，平易近人，思想自由。由于一直有口吃的问题，他的事业一度受挫。他10年前第一次来伦敦，接受了语言治疗师安吉尔先生一个月的治疗。安吉尔承诺2“治愈一切语言缺陷”，并要求他的病人发誓不泄露他的技术。普里斯特利于1733年出生在距离利兹约9.6千米的小镇菲尔黑德，他所在的大家庭不信奉英国国教，而当时的英国教会与其反对者经常发生激烈的政治、神学冲突。即使处在那种非正统的环境中，他还是打破了界限。19岁时，他被约克郡的赫克蒙德怀克独立教会革除了教籍。20多岁时，在被他们家恪守的加尔文教派驱逐后，他开始向尼德姆和楠特威奇的一些反对英国国教的小团体传教。他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理论标新立异，常常触怒一些教区居民。

楠特威奇的固定会众只有60个人，这让普里斯特利有了充足的空闲时间。他在镇上开办了一所小学校，一星期给30个男孩上6天课。他在那个时期开始写作，就一些神学问题起草了一些短论，使徒保罗超自然的宗教转变是他喜爱的一个主题。他把它们拿给一些导师看，然后把它们放进了抽屉，留待日后修改。虽然这些短论最终会有大批读者，但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英语语法基础》（The Rudiments of English Grammar）。虽然这本书的主题争议较少，但他采取的做法同样激进。在这本书中，他以学者们早就应用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严密逻辑，系统地阐述了英语的结构，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之一。普里斯特利把语言学学术创新和政治的煽动性写作方式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两个世纪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英语语法基础》帮助普里斯特利获得了沃灵顿学院（Warrington Academy）的助教职务，那是约克郡的一所著名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学校。他精通6种语言，所以最初受聘去教授语言，但他迅速引进了现代历史和政治课程。在一种仍然致力于列举语言动词变化的教育体制中，这可以说是最前沿的课程。在沃灵顿学院任教的第一年，他在威尔士的雷克瑟姆与玛丽·威尔金森（Mary Wilkinson）结婚了。玛丽的父亲是企业家，他在雷克瑟姆经营着博尔夏姆钢铁厂（Bersham Ironworks）。后来，在回忆录中，普里斯特利这样描述他的婚姻：“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门当户对、幸福的结合。我的妻子有着出色的理解力，并且这种理解力还通过阅读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她非常坚忍，思维能力超群，非常热情、慷慨，善于为他人着想，3很少考虑自己。”电学家的奇迹展柜

在楠特威奇的那些年里，普里斯特利培养了一种业余科学爱好。虽然很少能做到收支平衡，但到了18世纪50年代末，他终于凑够了钱，买了一台空气泵和一台“发电机”，再加上一架非常精准的天平，这3种必不可少的奇妙装置可谓当时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在后来的岁月里，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撑了普里斯特利建造的科学创新巨塔。等到去了沃灵顿学院，他已经对科学有了深入的了解。用当时流行的术语来说，他已经涉猎“自然哲学”。

就像众多同辈那样，他一开始喜爱的研究对象是电。要理解电在18世纪中期受教育阶层心目中的重要性，你必须理解让它显得如此迷人的那种罕见的收敛性。在多数情况下，当宇宙中的一种基本力量首次被科学正式理解时，依赖科学而存在的流行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滞后一段时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没有立即引发人们根据他的方程式制造一些小器具。即使是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后，也至少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催生出DNA检测这样的主流技术。但是，在电身上，这两种现象重叠了：你发现了自然界中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并立即可以在客厅玩出一大堆迷人的把戏。如果你拥有令人敬畏的科学天赋，也拥有一些小装置，那就万事俱备了。

直到18世纪40年代，电还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流体，人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本杰明·富兰克林做了一系列精妙的实验，其中有很多实验使用了一台意在产生静电的机器，这令他的客人感到震惊。在做了这些实验后，他萌生了一系列对电的基本见解。时至今日，这些见解仍未受到挑战。他首先提出，电由一种单一的流体构成，含有两种不可分离的电荷，他把它们称作正电荷和负电荷。他还发现，这两种电荷可以相互作用，电流会从一个带正电荷的物体流向一个带负电荷的物体。他由此推导出了名为“电荷守恒”的定律，即电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只能从一个导体传给另一个导体。《富兰克林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认为，在费城经营出版生意的那些年里，富兰克林仔细研究了资产负债表，在此启发4下有了电荷守恒原理。

电的这种基本模式在今天仍然是定律，富兰克林为了描述它而构建的词汇也仍然在使用。“电池”“带电”“导体”都是他创造的词。然而，有关电的装置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妨看一下图1-1。图1-1　17世纪中期的电学表演场景

虽然看着有些离奇，但在17世纪中期的客厅和露天市场，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它们是启蒙运动流行文化的特殊效果。在图1-1中，一个借助丝绳悬在空中的小男孩被一台产生静电的机器导入正电荷，那个小男孩的头发竖了起来。接着，随着旁观者被惊讶到屏气凝神时，他伸手去触摸一个小女孩，电火花在他们的手指之间闪烁。有兴趣的观众经常被拽出来充当志愿者，亲身体验那种电压。在这一神奇领域的早期探索者里，既有科学家，也有表演者，他们被称作电学家（electrician）。这一名称也持续用到了今天，只是含义发生了变化。

电学家的奇迹展柜中最具变革性的装置是避雷针，这也是富兰克林发明的。从概念突破到快速进入实际应用是富兰克林科学的一个特点，它后来也成了普里斯特利科学的一个特点。人类早就认识到，闪电很容易就会击中它附近的最高地标性建筑，因此教堂尖顶的夸张高度，尤其是其易燃的木质结构，展示了一种令人困惑却无法否认的事实：上帝似乎反常地喜欢烧掉为向他表示敬意而竖立的建筑物。

1750年，在写给朋友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首次提出制服“电火”（electrical fire，即闪电）的想法：在对一些尖状物所做的实验中，有某种东西在发送或吸

收电火。这还没有得到充分解释，我接下来打算解决它。这

些尖状物所呈现的理论非常奇妙，它们的效果也真的非常精

彩。此外，就我在实验中观察到的情况来说，我认为，通过

某些方式，房屋、船只甚至城镇和教堂也许都能有效地避开

闪电的打击。风信鸡、风向标、教堂的尖顶、尖塔、桅杆的

顶端经常放置木质或金属圆球，我认为不应该放置圆球，而

应该放置一根2.5米或3米长的铁棍。这根铁棍应逐渐变尖，

直到像一根针那样尖。为了防止生锈，还要给铁棍镀金。如

果这根铁棍顶端被分成几个尖端，效果会更好。我认为，这

样在电火能够发动“攻击”之前，它就会被悄悄地从云里吸5

引出来……

随着富兰克林的想法在杂志间传播和在咖啡厅中流传，他的假说迅速传播开来，甚至跨越英吉利海峡，到达了法国。1752年，避雷针理论首次成功进行了实验，实验是在法国进行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富兰克林与法国的关系的开端。在写给柯林森那封具有推测性质的信后不到5年，避雷针就成了欧美各地教堂尖顶上的常见事物。富兰克林的传记作者卡尔·范多伦（Carl Van Doren）准确地描写了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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