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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正仁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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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史试读：

序言

2007年，对我、对世界经济都是关键年。这一年，我以49岁年龄重返研究生毕业后阔别19年的母校武汉大学，投在中宣部“马工程”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首席专家颜鹏飞教授门下，攻读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学位；这一年，得到所在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大力支持，让我脱产一年，放下繁忙的教学行政事务，潜心学习研究。这一年，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美国发生了房贷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这一系列危机面前，曾经于20世纪90年代随苏联解体、东欧易帜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各社科领域攻城略地、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解释乏力，束手无策，陷入困境。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受到热捧，西方经济学中迅速崛起的演化经济学也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起了挑战。

大量研读18世纪以来经济学经典著作后，我发现，经济思想史上存在着均衡和演化两种视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同时兼有两种视角，魁奈的《经济表》、“萨伊定律”、马歇尔均衡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是均衡视角，而李嘉图、马尔萨斯、李斯特、西斯蒙第、马克思、恩格斯、凡勃伦、列宁、熊彼特、发展经济学家、诺斯、纳尔逊、温特、霍奇逊等的经济分析均是演化的视角。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均衡视角无法解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债务危机时，从演化视角却能够较好地提供解释。这是因为，从长期看，经济过程的本质是演化而不是均衡，这是马歇尔创立均衡分析方法时已经注意到了的，但却被后来的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忘却了，以致于将短期均衡分析方法完全数学化、模式化，应用于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于是，我决心做一件前辈们专注经济学研究而未来得及做的事——写一部经济演化分析史。我的大胆想法得到了导师颜鹏飞教授的支持，索性将博士论文定名为“西方经济演化思想研究”，将精力集中投放。

正当我全力以赴投入博士论文写作时，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激发我获得基金支持的愿望，当年申报“经济演化分析史研究”课题获立项，更加激发我的信心和热情，并寻求到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高林英教授、刘旭友教授作为研究团队成员。新立项的课题范围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范围相比明显扩大了，继2010年6月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后，又历经3年，终于完成课题并通过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的验收。最终成果为两书，一本定名《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史》，即本书，由我独立完成；另一本定名《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史》，由我与高、刘两位教授共同完成。两书是姊妹篇，共同构成“经济演化分析史研究”。

课题成果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通讯匿名评审鉴定专家的高度评价。专家甲：“经济学说史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就经济演化分析史作出专门研究的成果还较为鲜见，《经济演化分析史研究》可以说弥补了经济学说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专家乙：“该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本课题研究将为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到助推作用；本成果可能对拓展演化经济学家们的视野、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来发展演化经济学、尤其是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演化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演化经济学，也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成果旁求博考，并自成机杼，深切著明，必定积厚流广，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它的出版将成为高校经济思想史教学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总之，本成果作为科研成果，既能正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保持了理论专著的严密逻辑，视角新，立意高，力求做到论述准确，论理清晰，学术规范，材料翔实，可谓体大思精，调高意厚，文理俱惬，反映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学术底蕴，代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水平。”

专家丙：“本课题是对经济思想史从演化分析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的一部成果，填补了学术界目前尚无相关研究成果的空白。”

专家丁：“该课题作者的努力是目前见到文献中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具有一定的经济思想史的创新意义。该成果的突出特点是一以贯之地以演化分析的视角来梳理有史以来的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其主要建树是在这方面书写了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并在其中具体体现了作者的演化分析思想”。“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经济思想和理论史，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并为读者提供了了解演化分析思想的文献索引。其间接的应用价值是读者在有关启发下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会增加新的角度。”

在深深感谢这些素昧平生的匿名鉴定评审专家的赞誉之时，不甚惶恐。水平的有限，时间的有限，尤其是重返工作岗位后精力的有限，使得课题研究挂一漏万。还望关注经济演化分析的专家、学者给予批判，予以完善。汤正仁2014-5-17

第一章 绪论

经济演化分析与经济均衡分析是经济学的两种不同分析方法。经济思想史和学说史将有史以来各种主要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书则将有史以来运用经济演化方法的经济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对经济演化分析进行历史考察的专著，但由于经济过程的动态性和演化性，对经济学说或经济理论的历史考察，均或多或少地含有对经济演化分析进行历史考察的内容。本章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挖掘他们在经济演化分析历史考察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将对经济演化分析新的系统性成就——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简单介绍。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本书的研究背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对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解释乏力，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和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挑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是展示经济过程演化分析的历史，以期启迪思维、促进经济演化分析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拓展演化经济学家们的视野，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发展演化经济学。一、研究的背景

曾几何时，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光芒耀眼，以此为基础概括的“华盛顿共识”，以其“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浑然气势席卷全球，就连高举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学界，也将其奉为圭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似乎只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才叫经济学，似乎只有那些建立在自利理性经济人、自由竞争、个人财产私有假设基础上的数学公式符号，以及相应的图表和曲线所表达的才叫“经济学”，就包括长期以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著称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校系统，也以讲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则越来越少。以至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大声疾呼：在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

谁曾料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了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滑铁卢”：世界级的巨型投资公司、银行和工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欧洲一国接一国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给全球带来了继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以奥巴马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首脑相继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和经济金融刺激计划；为拯救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连续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均将强化金融监管作为重要主题；被冷落多时的马克思《资本论》在西方国家重新被受到热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的强大生命力使“北京共识”受到世界瞩目。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面对2007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现实束手无策，而且面临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演化经济学的强有力的理论挑战。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演化经济学给出了与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相反的回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过程的静态性、均衡性、同质性、确定性；而演化经济学则强调经济过程的动态性、非均衡性、异质性、不确定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强调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正确地对这些信息进行决策，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效益，使各市场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演化经济学则认为：经济主体只具有限理性，人们不可能掌握完全市场信息再行决策，因为市场信息收集需要成本，即使掌握完全市场信息，各市场主体也不一定有能力正确处理这些信息并作出正确决策，即使作出了正确决策，在决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因而经济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经济过程的结果不可能达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种“最优”状态，而只能是一种“次优”或“满意”状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是现有资源的最佳利用，演化经济学则强调新资源的创造和发现。

显然，演化经济学比目前仍然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经济过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演化经济学未来将有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然而，在“演化经济学”旗帜下聚集起来的众多学术派别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贾根良教授将演化经济学划分为四个主要派别：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2004），被称为和自称为演化经济学派别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复杂性的以及其他的流派，甚至阿尔奇安等人还被称为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演化经济学的各派别，各有自己的理论概念、理论基础和理论架构，范式的多样性既反映了演化经济学蓬勃发展的态势，也凸显出它的重大缺陷：①对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力度大大减弱；②对现实经济演化过程的解释杂乱无章；③为标榜自己是正统演化经济学相互攻击。

演化经济学目前存在的上述矛盾和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熟。为此，贾根良教授认为，对演化经济学各派别进行“创造性综合”、形成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时机已经到来，可将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新熊彼特”学派与法国“调节”学派、法国“调节”学派与老制度学派进行创造性综合，在这种创造性综合中，注意以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展为基础，发挥马克思研究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大胆的设想，笔者远没有贾根良教授上述看法那样乐观！笔者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还没有成熟到通过创造性综合形成统一分析范式的阶段，一个试图取代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异端经济学，难以在短短30年的复兴中形成对现实经济过程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一致的、基础理论统一的成熟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远未得到充分发展，演化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还有待于各自的充分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演化经济学，需要对经济演化分析的演变进行更为系统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二、研究的目的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经济过程的本质是演化而不是均衡，展示经济过程演化分析的历史，将各种演化分析归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对各种传统的经济演化分析进行小结，以期启迪思维、促进演化经济学各流派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为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实现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提供支持。三、研究的意义（1）本研究提供一部《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史》，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2）本研究将为经济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到助推作用。（3）本研究可能对拓展演化经济学家们的视野，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发展演化经济学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节 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对经济演化分析的演变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当然，这并不等于以前的经济学家们没有对该问题作过探讨，由于经济过程是动态的、演化的，客观、科学的经济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含有演化分析的成分，因此，对经济学说或经济理论的历史考察，均或多或少地含有对经济演化分析进行历史考察的内容。有史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理论专著数不胜数，在一些经济学伟人的理论巨著中，也设有经济理论史专章或篇目。这里，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挖掘他们在经济演化分析历史考察方面的成就，同时，对当代演化经济学家们所作的相关研究，也选取代表性成果进行综述。主要涉及的人物有：亚当·斯密、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霍奇逊等。一、亚当·斯密对经济学说的历史考察和其中包含的对经济演化思想的分析

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最早可追溯到第一位经济学伟人——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系统地考察了早期的经济理论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1.斯密对重商主义理论体系和政策观点的评析

斯密首先概括了重商主义原理，并对其进行了评析。

重商主义认为金银货币与财富是同义语，有很多金银货币的人被称为富人，只有极少一点货币的人被称为穷人；国家同样如此，富足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有很多金银货币，因此，在任何国家，贮积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尤其是对于那些同外国发生联系，而且有时不得不对外作战，因而有必要在远地维持海陆军的国家，需要送出货币支付给养，这就非得在国内先有许多货币不可，为了保证战时的需要，和平时期就需大量积累金银。因此，那时的欧洲各国都尽力研究在本国累积金银的一切可能的方法。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金银贵金属供给欧洲的主要矿山占有者，曾以最严厉的刑罚和苛重的关税严禁金银输出，苏格兰、法兰西和英格兰古时候也曾采用同样政策。这些是早期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所提倡的基本政策。

随着上述欧洲国家逐渐演化成为商业国，商人们普遍感觉到这些政策给他们的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从而反对严禁输出金银的政策。于是出现了晚期重商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首先，购买外国货物输出金银，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内金银货币的数量，反而会增加它们的数量。因为如果国内对国外购买的货物的消费量并没有增加，而是将这些购买的货物作为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之后再销往国外，会增加利润，带回的金银财宝会比购买国外货物时输出的部分多得多。其次，由于金银价值大体积小，极易走私，禁令并不能真正阻止金银输出，而防止金银输出所必须关注的是贸易差额。一国输出货物的价值大于输入货物的价值，外国就欠该国一个差额，就会用金银货币来偿还，从而增加该国国内金银数量；反之，当输入的货物价值大于输出的货物价值时，就欠外国一个差额，同样需要动用该国的金银货币进行偿还，从而减少该国国内的货币金银存量。因此，为了增加一国国内金银货币数量，需要多卖少买，保持贸易顺差。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和政策进行的评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斯密不赞同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看作唯一财富的思想。他认为，金银货币仅仅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部分，并且“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只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第二，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的政策主张。斯密认为，以高关税和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可能会形成生产这些货物的国内产业的国内市场独占。这当然会有利于这些享有独占权的产业的发展，但并不一定会引导全部产业走上最有利的方向。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同时，强调了他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然秩序”思想。第三，对于重商主义学者提出的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濒于灭亡的预告，斯密用强有力的事实予以驳斥。第四，关于重商主义主张出口奖励金制度，斯密认为，由奖励金引起的外国市场的推广必定牺牲国内市场。

对于重商主义的结论，斯密指出：重商主义企图提高完全制造品价格或减低原料价格，都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其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而为贫困人民利益经营的产业，往往被忽视和压抑。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的君主，应给予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公正平等的待遇，不能为了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阶级的利益。在重商主义背景下，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尤其是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利益，牺牲了消费者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利益。这是十分错误的。2.斯密对重农主义理论及政策观点的评析

斯密用了八章的篇幅评析和批判重商主义，对重农主义的理论政策观点，则只用了一章的篇幅加以评析。也并非这一学说不重要，并非这一学说没有多大价值，而是因为斯密认为，这个将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重农主义学说，从来未被任何国家所采用，只存在于少数法国学者的理论中，它们没有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但这是一个“极微妙的学说”，斯密对它的轮廓进行了很好的描绘，并对其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斯密简述了重农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概括了重农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提炼了重农主义学说中的阶级关系。对重农主义作出了如下评价：这种学说最大的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看作全不生产的阶级。一是既然这种学说承认这一阶级每年生产了他们自身消费的价值，说这个阶级是不生产阶级就是一种错误；二是将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与家仆一样看待是完全不适当的；三是认为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是不妥当的；四是在其他各种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工商业国的收入，比无工业和无商业的国家的收入多得多。

尽管重农主义学说有许多缺点，但斯密认为，到那时为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因此，凡愿研讨这个极重要学科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重农主义认为，国民财富并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使这种再生产能以最大限度增进的唯一有效的策略是完全自由。在斯密看来，重农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他客观地评价了重农主义对法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是使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农业；二是解脱了法国农业一向所受的几种压迫；三是长期不受侵犯的9年土地租期延长到27年；四是各省间谷物运输的限制完全废除；五是输出谷物到国外的自由已被国王习惯法所确认。

总体上说，斯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学说的评析，属于一般的经济理论评析而非经济演化理论评析。但我们看到，因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学说，在促进国家工商业发展、促进国家农业发展、促进新殖民地发展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济演化分析的内容，因此，斯密对这两大学说的评析中也就含有对经济演化分析进行评析的丰富内容。他对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经济演化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批评，对重农主义经济演化思想中的“自然秩序”的充分肯定，以及他的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的思想，显然对后来的经济演化分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西斯蒙第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

西斯蒙第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的第一篇，用了三章分别考察了“重商学说”“重农学说”和“斯密学说”。除了对重农学说给予诸如“天才的学说”，产生了“很大魅力”“破天荒地使全国人民都管起国事来”等高度评价外，对重商学说和重农学说的分析，西斯蒙第没有达到斯密的研究和分析水平。值得重视的是西斯蒙第对“斯密学说”的研究和评价。

西斯蒙第认为，斯密是不同于“重商学说”和“重农学说”的第三种政治经济学说的创始人，他将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实验科学，“它完全以各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并且只有对事实作过细致的观察，才归纳出原理”。在西斯蒙第看来，《国富论》是一部对过去各个时代经济革命事实进行总结分析后，首次发表的增加国民财富的普遍法则。斯密将劳动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

西斯蒙第对斯密学说的看法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斯密推崇备至，认为斯密的学说就是他的学说，他的著作整个都是为了发挥并补充斯密的立论。“他（指斯密——引者注）的天才在科学领域所燃起的火炬，把他这个学派的人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此外，我们以后所获得的任何进步也都要归功于他，我们是依靠他才发现他自己所没有发现的真理的”。另一方面，他又对斯密的结论很不满意，认为他的结论与斯密大相径庭。他认为，只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还很不够，还必须加上：“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使资本增加就算得上富裕，而是在资本增加的同时，也使本国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富足的时候才算富足”。在西斯蒙第看来，富人增加他们的财富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增加新产品，另一种方法是窃夺穷人的大部分财富。因此，政府应当保护弱者的权益不受侵犯，应当代表公众的长远利益，使长远而稳定的集体利益不受个人利欲的侵犯。所以，与斯密主张抛弃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相反，西斯蒙第认为政府应当介入收入的分配过程。因为他看到，在经济演化的过程中，虽然自由竞争使工业生产能力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许多人民阶层中也产生了可怕的痛苦。

从西斯蒙第对斯密学说的评析可以看到，如果说斯密将国民财富的增加作为经济演化目标的话，西斯蒙第则进一步认为，经济演化的目标应当是用增加的国民财富造福于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富人。三、李斯特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

如果说西斯蒙第是以斯密的思想和方法为基础，以学生对老师的补充和发展得出了与斯密不同的结论的话，作为德国历史学派先驱的李斯特，则是一开始就站在斯密的对立面，对斯密学说进行分析批判。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共分为历史、理论、学派和政策四个篇目，其中的“学派篇”是对经济理论史的考察。该篇用了5章，分别考察了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工业主义”（被流行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交换价值理论（被流行学派误称为“工业主义”）——亚当·斯密”和“交换价值理论（续）——萨伊和他的学派”。

关于意大利国家经济学派，李斯特认为，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于1613年写成了专论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主要论述各“王国”获得丰富的金银供应的方法。虽然作者将金银看作唯一财富属谬见，但对于财富的起因却叙述得相当清楚。在舍拉看来，农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壤的肥沃是财富的可靠来源，但更加有利的来源是工业，因为工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于人民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于地区的性质和环境，而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政体、公共秩序、城市自治自由、政治保障与法律的稳定性。李斯特赞赏舍拉提出的衡量一种政体好坏的标准：是否体现国家利益？是否推进国家的积极进步和演化？因此，李斯特认为，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不容易分出优劣，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迥然不同，有的地方，民主政体并未促进经济系统的良性演化，君主政体也并未阻碍经济系统的积极进步和发展，“有时会出现具有雄才大略的专制君主，使国家一下子作几个世纪的跃进，为国家恒久的生存与进步打下基础”。显然，李斯特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历史的观点，是其建立国民经济学而非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基础。直到今日，对于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工业主义或“流行学派”（指正统的主流学派）误称的重商主义，李斯特认为，工业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的论著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作品，其始终注意的只是英国实况与科尔伯特政略的是非得失，虽然能够从他对货币、银行、商业恐慌、贸易平衡、人口问题的论述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他的著作写得十分无条理，欠明朗。李斯特总结了该学派三个大的方面的成就和七个方面的不足，最后得出结论说：该学派的政策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外事业与国外贸易，其间不免发生许多错误，但就整体来说是有重大成就的。后来的一些学派对工业主义作了错误的责难，认为工业主义只是将贵金属作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多卖少买以获取金银货币。这种观念是这些学派强加在工业主义头上的。英国在国家政策上遵循了工业主义学派的原则，即一个国家只有靠输出自己的工业品，并从国外输入工业原料与生活必需品，才能达到富强，从而取得成功。李斯特对这一准则的评价是：“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在农业上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这实在是一个唯一正确的准则。”

关于重农主义学说，李斯特认为，在法国，有土地有资本的人对农业全无兴趣，农民依然陷于人身依附和迷信，怠惰与愚昧、农业凋敝的状况令人深深忧虑，加之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与宫庭、贵族和教士的密切关系，使得他们不会也不便公开反抗，而是将他们的改革计划隐藏在一种奥妙的学理之下，表面上不露痕迹。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可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为了绝意证明这一真理，不惜用荒谬的论点进行论证。李斯特认为，重农主义学说有一绝大长处，它在表面上为地主打算，攻击科尔伯特的工业促进政策和工业者享有的特权，而在实际上被它一拳打中的却是地主的特有权益。

关于斯密的学说，李斯特将其称之为交换价值理论。与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对斯密的赞赏不同，李斯特对斯密的看法，批评大于赞扬。在李斯特看来，斯密陷入了一个将贸易绝对自由作为准则的根本错误，凡与这个概念相左的任何事物，总要在其著作中把它抛弃或加以驳斥，这种先入之见使斯密在对人对事、对历史和统计、对政治措施与措施的主持者作出评价时，均以这一基本原则为依据。这样一来，斯密的理论就被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围之内。如果某位政治家企图建立工业，促进海运，扩大国际贸易，用海军力量保护贸易或开拓殖民地，这位政治家就会被斯密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阴谋家。李斯特认为，斯密学说的缺陷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或全人类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说来说去，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完整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得以继续保持。”尽管如此，李斯特对斯密还是作了高度评价：斯密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分析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凭借这个方法和他的惊人智慧，斯密阐明了科学的一些最重要部门，这些部门原来几乎完全是不清楚的；通过斯密的著述，才有可能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对这门科学所贡献的材料，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甚至以后的任何人。

对于同样被称为交换价值理论的萨伊的学说，李斯特认为，他只是把斯密在一种不够完整的方式下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阐述，加以系统化、通俗化而已。他的著作除了确认被斯密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这一点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但在李斯特看来，精神劳动的生产力的见解却无法纳入斯密或萨伊的体系，萨伊著作中唯一独创的东西是关于学理的形式方面，他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物质财富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这是他和他的学派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按照李斯特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萨伊那样，所具有的真实材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势力却那样大。

对于斯密和萨伊的交换价值学说，李斯特认为，他们的学说在一些次要问题的学理解释上是成功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整个理论基础上是错误的。在李斯特看来，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只是教导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分配和怎样被个人消费，作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教导政治家们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

显然，李斯特高度重视了一国经济文化走向繁荣富强的积极演化，而尽可能避免出现衰退和被摧毁的消极演化。他是名副其实的经济演化分析家。从他对各经济学派的评析中，我们能够窥探到他的极为丰富的经济演化思想。四、马克思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对经济理论史的考察，事实上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考察。严格意义上讲，马克思同在他之前的其他经济理论家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对经济演化分析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因为那时还不存在专门的经济演化理论，因此，他对经济演化思想的分析体现在他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学者有：詹姆斯·斯图亚特、魁奈、杜尔阁、配第、斯密、李嘉图、詹·穆勒、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约·穆勒、马西、休谟、洛克、诺斯、西尼尔、奈克尔、兰盖、洛贝尔图斯、巴顿、凯里、霍普金斯、威克菲尔德、拉姆赛、舍尔比利埃、琼斯等数十位经济学家。这里，我们只提及马克思关于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与经济演化分析相关的内容。

对詹姆斯·斯图亚特在经济演化中资本产生方面的贡献，马克思认为，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将其理解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但他将这个过程看作是大工业存在的条件。关于重农学派，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认为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作是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为转移的社会生理形式，是其巨大功绩；将魁奈的《经济表》称为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但在经济演化分析方面的贡献，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因为重农学派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看成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将支配资本主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支配一切社会的抽象规律。

关于斯密，马克思认为，他在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上比重农学派进了一大步，不仅将农业，而且将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看作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部门。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当他从简单商品交换转到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时，他发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失效了，他强调指出，随着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产生，随着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独立化，价值规律似乎转变到了它的对立面；这种交换关系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演化，即从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但斯密并没有解决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来源之间的矛盾，而是构造了一个混乱而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体系。

关于李嘉图，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因此，从李嘉图的立场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使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一半，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因为人类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一倍。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整个观点之所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因为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如果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相悖，李嘉图就会无所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因此，马克思评价说，“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对此，马克思批评了西斯蒙第的观点，认为他将保证个人福利同发展全人类生产力对立起来，就是不理解人类才能的发展开始会牺牲多数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类也像动植物界一样，种族利益总是以牺牲个体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猛烈地批驳了马尔萨斯，认为他从科学前提出发，却有意作出只符合统治阶级的结论，不是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只希望维持和加强现存制度进行有限生产。马克思对他们三人关于发展生产力理论的评析，也可以说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演化分析理论的评析，从中我们能够窥探到马克思的一些经济演化分析思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对李嘉图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存在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评析中，了解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学派解体的评析，论及托伦斯、詹·穆勒、麦克库洛赫、威克菲尔德、斯特林、约·穆勒等人，几乎没有涉及经济演化分析的内容。对这一时期涉及经济演化分析方面的人物，马克思认为很有意思的是舍尔比利埃。舍尔比利埃的观点是西斯蒙第和李嘉图的互相排斥的见解的奇怪混合物，他认为，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不管能给雇佣工人带来怎样的好处，也消除不了他们贫困的原因，他们照旧被剥夺了对资本的任何权利，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这是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根本缺陷，需要有一场变革来阻止这个占有规律统治下的发展进程，再前进一步，废除土地私有制。

总体上，马克思并不是以经济演化分析为线索展开他对经济学说史的考察，而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线索，这似乎与本书的主题关系不密切，但是，由于马克思将资本和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主线，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积累、危机等经济思想的分析，就是对经济演化思想的分析，因此，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和吸收有益于本书的极为丰富的思想。五、马歇尔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

马歇尔未对经济演化分析理论进行专门的历史考察，在他以前的时代，经济演化分析尚未独立，还融汇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中。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二”中，考察了经济科学的发展。在他看来，最初出现的经济理论是重商主义体系，此时科尔伯特贸易保护条例执行的严厉程度前所未有；之后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倡导一种节制贸易限制的新思潮。他认为，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在法国御医魁奈领导下的重农学派进行的，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他们的政策基石是顺从自然，坎悌恩（坎梯隆）1775年完成的内容十分广泛的《商业性质的考察》一书，是一部系统的著作，马歇尔认为在某些方面是超时代的，并在注释中提到，杰文斯将坎悌恩（坎梯隆）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奠基者。在马歇尔看来，尽管重农主义学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但它对近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是很大的：一是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辑上的一致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商人财富和国库收入，而是减轻因过度贫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从而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品行的目的。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迈出的第二步也是最大的一步是斯密的著作。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涵盖当时他的英法同辈著作的全部精华，他是第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此，马歇尔认为，斯密也许有权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自由贸易论，而且将价值论视作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在对其前人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开创性努力。但由于他所开创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成。

马歇尔对李嘉图同样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那卓越的创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他的获得新奇结果的能力是空前绝后的。马歇尔同时认为，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致命缺点是他们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们不具有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可能性的信心。马歇尔对社会主义者作出的评价是，一方面，虽然他们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其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依据，他们不理解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懂得经济学家未考虑的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傅立叶、圣西门、蒲鲁东和勃朗等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在其狂文绝句中潜伏着敏锐的观察和建设性的意见，值得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学习，并认为约翰·穆勒的转变是因为他阅读了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与当时生物学、历史科学的发展相关，使其放弃了当初李嘉图的立场，传播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马歇尔对李斯特也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命题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指出，自由贸易的效果在当时的德国和美国是有害的。当时的美国工业家将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马歇尔认为，边沁虽未写过多少经济学著作，但他的功利主义对19世纪英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杰文斯的著作巧妙地综合了各种优点在经济学史上取得了辉煌不灭的地位。

值得特别提起的是，马歇尔对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经济学派的评价，认为他们在经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是领先的，他们和他们的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它几乎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演进”。这一评价是极高的，从中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一是德国历史学派在该领域的研究是领先的；二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有重大价值的；三是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及其所体现的神圣原则是演进的，而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从这样的评价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马歇尔对历史分析方法是赞同的，但他也察觉到这有可能导致将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倾向，好像这些概念过于死板，不适于活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有机体，马歇尔指出，现代经济科学必须既适应世界现实需要，还必须具有严谨的、仔细的推理和分析。

遗憾的是，马歇尔在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并没有提及马克思，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应当是继斯密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六、熊彼特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三卷本）是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三卷本）之后经济理论史上的又一部巨著。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剩余价值理论》以剩余价值及相关理论为中心展开理论史的考察，《经济分析史》则涉及更广泛得多的领域；二是《经济分析史》比《剩余价值理论》晚半个多世纪，囊括了更多经济学家的理论，而且还涉及后者没有涉猎的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的经济学；三是马克思更多地注重经济的理论内容，而熊彼特更加强调经济学方法论。加之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以“创新”为特征，而“新奇”是演化经济学的本质，因此对于本书的主题——考察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来说，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会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更多的启发意义。由于《经济分析史》涉猎的内容非常广泛，更因为我们的主题要求，我们仅对它在经济演化分析史方面的贡献进行述评。

在《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熊彼特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的经济课题思考者和谈论者的区别在于他们掌握了经济分析的技术，这些技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二是统计；三是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经济分析”。由于历史是演化的，统计是动态的，经济理论分析也应当是演化的或动态的，而不应当是静止的或均衡的。因此，熊彼特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我们进行经济演化分析理论史的考察，具有重大的启发价值。

熊彼特认为，经济思想史起始于古代神权政治国家的记载，而经济分析史是从希腊人开始的。从古代中国思想家那里也许能够找到经济分析的痕迹，从他们的各种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但并没有流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可以称得上科学的著作。只是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经济分析终于出现了。熊彼特将亚里士多德称为“优秀的分析家”，并将他的概念综合成一套互相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他把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出发，谈到分工、物物交换以及为克服直接交换的困难而使用货币。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分析的历史在东罗马帝国统治的上千年中出现了断档，一直到中世纪经院学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的经济学仅处于萌芽状态，他的经济学只不过是家务管理，其经济学仅仅是公平价格论和利息论。继托马斯之后，经院学者的中期代表、佛罗伦萨大主教圣·安东尼也许是第一个全面考察了经济过程的所有主要方面的学者。对于主要源自于17世纪自然法哲学体系，并且后来对经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边沁的功利主义，熊彼特作出了以下评价：功利主义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和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对于解释实际动机问题比没有价值更糟糕；功利主义假设实际上只对“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对于17、18世纪的法国学派，熊彼特认为布阿吉尔贝尔不足以成为重农学派的始祖，而是“一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亚当·斯密同样清楚地看到经济秩序的原则在于竞争，但他比斯密早了半个多世纪！在熊彼特看来，坎梯隆是把经济的循环流转弄得具体而明白的第一个人，他提供给我们一幅经济生活的鸟瞰图，他才是第一个编出“经济表”的人，只不过他没有像魁奈那样将它浓缩为一张表格形式而已；坎梯隆对银行、银行信用与货币铸造的分析，差不多历经一个世纪都没有人能够超过。对于魁奈，熊彼特认为他是重农学派的核心，他对进步事业满怀信念，他的行为法则处于领先地位，这个行为法则就是：以最小的劳动或痛苦以求得最大的满足；他还是完全竞争最大化学说最重要的创始人，断言竞争社会中各种利益之间是普遍协调的；他的人口理论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比马尔萨斯先走了一步；他的资本理论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他的《经济表》虽然是在坎梯隆的相关理论之后，但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列表方法可以达到极大简化；二是这种列表分析方法的简化为数量理论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坎梯隆—魁奈的“表”是最先设计出来用以表达明确的经济均衡概念的一种方法。熊彼特对杜尔阁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认为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他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并当之无愧地享有与意大利的贝卡里亚和英国的斯密组成的三位一体中作为一份子的权利。他于1766年（比斯密《国富论》早10年）完成的《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如果将马歇尔130年后完成的《经济学原理》删去正文、附录和注释而只保留每页旁边的提要，那么杜尔阁这本书就很像《经济学原理》了，可见，杜尔阁的理论骨架显然比《国富论》更高一筹，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它所缺少的是任何合格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补足的，比斯密和贝卡里亚更有才华的杜尔阁之所以没有使他的著作更成熟，产生像《国富论》那样的影响，是因为后来的公务活动占据了他的几乎全部时间，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是在18～34岁完成的。熊彼特将贝卡里亚称作是意大利的亚当·斯密，他在1769—1770年完成的《公共经济学要义》以规范方式给经济学下定义，随后着手考察技术、分工以及人口演变，第二篇和第三篇接着考察农业和制造业，第四篇考察商业，含有丰富的价值和价格理论，依次考察了物物交换、货币、竞争、利息、外汇、银行、私人信贷以及国际信贷，类似于19世纪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表述方式。贝卡里亚之所以没有达到斯密的成就，不是因为他的才智，而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米兰共和国。对于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熊彼特认为他是一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富论》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或许是迄今为止除《物种起源》外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但熊彼特同时指出：《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在该书出版的1776年，没有一个是全新的。一些人之所以将这部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主要是由于该书所鼓吹的自由放任、自由贸易、殖民政策等各项政策。即使是自由放任原则，斯密也不是发明者。尽管《国富论》并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但仍不失为一部伟大著作，因为该书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当时亟须的对各种新出现的思想的协调整理工作。在我们感兴趣的经济演化分析方面，熊彼特尤其强调指出了《国富论》第一篇前三章对分工的讨论，认为在斯密之前和之后，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而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至投资，都是由分工引起的。分工产生于人们喜欢以物易物的先天倾向，分工的发展则是因为市场的逐步扩大。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第二卷（或第三编）对我们的经济演化分析史的研究，启发很大。第三编考察的是1790—1870年间经济分析的各种思想和理论，第三编介绍的知识背景中提到了五种“进化论”：一是哲学家的进化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三是历史学家的进化论；四是孔多塞与孔德的唯智主义进化论；五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哲学家的进化论，熊彼特主要提到了黑格尔，认为他的“绝对实体”被假定在正、反、合的本质上是逻辑的过程中经历一种内在的进化，评论是：从中或许会发现，我们从经验中所了解到的实在，其本身可能就是从内在的必要性引出的一种进化过程，而不是一组寻找一种确定状况或水平的现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熊彼特认为虽受黑格尔影响，但“唯物史观”显然具有实质上的独立性，他用三个基本点概括了“唯物史观”：①政治、政策、艺术、科学、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创造，全部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②历史的进化是由经济的进化推动的；③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熊彼特评价说，这种成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成就应当归之于马克思一个人，“这种构思是极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在最有力的批评给予了它最严惩的打击以后，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依然存在，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并以某种方式赞成了无法维持的社会局面，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关于历史学家的进化论，熊彼特提到了李斯特图示——将经济阶段划分为狩猎、农业、农业加制造业、农业加制造业加商业，认为其意义仅在于：将经济政策同变动的经济结构相联系，不能由一套一成不变的处方构成。熊彼特也提到了希尔德布兰德交换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图示，罗雪尔的“经济史规律”和施穆勒的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和国家经济的类型序列；关于孔多塞与孔德的唯智主义进化论，熊彼特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后指出，这种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假定了它所要说明的东西，但仍然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熊彼特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对于人类的宇宙要领的永久重要性，足以与太阳中心说相比拟”，但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尽管马克思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感到很满意，但他们两人的进化论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彼此都没有给对方以支持，尽管达尔文提到他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得到启示，但熊彼特的结论是：“经济学对达尔文学说的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也同那群著名的鹅对罗马所提供的服务有些类似。”此外，从进化的意义上说，熊彼特也提到了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他有一种社会变化的构想，隐约预示了经济史观；二是有一种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真实性质的理解和瞥见。

在《经济分析史》第二卷中，熊彼特对“古典的”三种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讨论，正属于我们的主题——经济演化分析研究的内容。第一种可以称之为“悲观主义”理论，它与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主要思想是：现在已经存在的人口压力将来会更大，自然对人类为增加食物供应所作的努力越来越吝啬，劳动的净报酬将不断下降，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到头来终究不能抵抗致命的报酬递减规律，他们全部都预期将来会出现一种静止状态。第二种属于“乐观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的理论与凯里和李斯特相联系。他们直觉地感到，资本主义的主要事实是它创造生产能力的力量，而且看到了在最近的将来朦胧地出现的巨大的潜在可能性。第三种经济前途的想象和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是由马克思一个人提出来的，他的理论依据的是对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社会状况的诊断，熊彼特认为这种诊断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污染，没有充足的事实和分析来支撑人民大众将日益贫困化的预言。但熊彼特仍然对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发展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与那个时期所有其他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发展相比较，是最强有力的，因为其他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发展只是经济静态学中的一个附属品，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则是中心论题，他将他的分析力集中使用在证明以下观点：由于自身内在逻辑而不断变动的经济过程是如何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结构——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这种构想是伟大的，对于未来资本主义引擎的规模和力量，在当时没有人比马克思有过更全面的构想，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中，只有关于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个提法需要放弃，其他结果都可以留下来。熊彼特对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发展图式作了正确的描绘：社会进化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种力量推动的，这种力量就是积累，在竞争的压力下，各个企业被迫尽可能多地将利润投在生产设备上，投在日新月异的机器上，但这并不能使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永久获益，只有捷足先登者能够获得暂时利益，而其他弱者将会被剥夺，这样，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规模扩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生产能力，最终会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涉及的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有限，主要原因可能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学说，是均衡分析方法逐步形成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尽管如此，熊彼特在对此时期经济分析史的考察中也涵盖了部分经济演化分析的内容。一是第四编第五章第八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考察；二是第五编第四章对“动态学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研究。

概而言之，熊彼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史学家，他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三卷，涵盖了世界各国主要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对经济理论史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对各位经济分析家的评析，虽也存偏颇之处，但与总体客观公正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尽管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并没有专门分析经济演化的理论，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挖掘到非常丰富的经济演化分析思想。经济演化分析历史考察方面的启示，本书得益于熊彼特的，比得益于任何其他经济学家的都要多。七、霍奇逊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

当代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在《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199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文版，2007）中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堪称本论题的前沿。该著作的第二部分“演化经济学的演化”，以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和新事象的引入为线索，系统地考察了1914年前德国社会科学中的生物学隐喻，斯宾塞、马歇尔、霍布森与英国社会科学中的生物学隐喻，生物学类比与美国制度主义的兴起，美国社会科学中对生物学的反动，生物学的衰落与美国制度主义的衰败，生物学零星的回归以及演化经济学的重生，之后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意识形态与科学相结合是危险的。对人性以及人类行为的原因的考察是科学的任务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样的理论常常可以用来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会使二者都堕落。第二，完全割裂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是靠不住的，因为现实中的人类并未与他们的自然基础完全割裂开。但将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完全合并也会带来许多危险。因此，有必要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成熟的关系，可以运用生物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洞见发展一个新的演化经济学。

之后，霍奇逊对凡勃伦、康芒斯、霍布森、米契尔，尤其是纳尔逊和温特进行了评析。在霍奇逊看来，凡勃伦是第一个将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思想广泛应用于经济演化的经济学家，是当之无愧的首位演化经济学家，但他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并不是那么直接；他讨论了人类自由和不确定性问题，天才地指出应该给予目的性一个演化论的解释；他的理论进路是交互作用论和反还原论的，虽然承认社会生活有其生物学基础，但凡勃伦并不认为人类行为可以完全由基因遗传来解释。霍奇逊认为，康芒斯注意到了物理学中的量子革命，看到了人文领域关于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的争论；他一再强调有目的的行为的重要性，对个体的“人的意志”的作用和“集体行动”的地位的认识构成其主要贡献；主张人类行为者的有机主义概念，人们塑造环境也为环境塑造；康芒斯与凡勃伦一样，没有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突现”概念。霍奇逊对霍布森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看到了人的错误、游戏中的发明在人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因而成为持续的演化过程中的创新的来源；他从他自己的有机论中得出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和反还原论的结论，认为整体是一个新产品，它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虽来自于部分但未必为部分所有；霍布森在讨论凡勃伦的书中赞许地提到了20世纪前几十年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对于演化过程中的新事象以及机遇因素的强调，构成了对于决定论哲学和日常思维逻辑的直截了当的挑战；他坚定地抛弃了机械论的隐喻，认为它拒绝承认新事象和人的创造性。因此，霍奇逊认为，霍布森比凡勃伦和康芒斯更清晰地表述了演化经济学的范式。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第一代中的第三号人物米契尔被霍奇逊排除在演化经济学家之外，但他对还原论的强有力批判引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照霍奇逊的标准，凯恩斯符合“新事象”“反还原论”标准，可划在演化经济学家阵营。

霍奇逊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指出了纳尔逊和温特在建立演化经济学方面的重大贡献：“纳尔逊和温特所合作完成的理论工作具有丰富的意义，开创了演化思想在生物学在经济学中的最广泛和严谨的应用，”“他们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注定要成为20世纪后期经济学的经典”，他们的创造性贡献在科学上进行了一场切实的革命，他们成为一条新的探索之路的先锋，形成了多年以来对新古典主义正统根基的最重要的挑战。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一个替代企业最大化分析的新的演化模型，这个模型的选择机制是建立在企业内部“常规”基础上的，常规是“企业的集体记忆”，常规具有相对耐久性和复制能力，类比于企业的基因；他们引入演化模型的第二个概念是“搜寻”，这个概念包容企业常规中的变化；他们引入经济分析的第三个概念是“自然选择”，这是生物学中“生存竞争”法则在市场竞争中的应用。三个概念的关键类比使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与生物学的相应观点相连接，从而使他们的演化思想从各种有关“演化”术语的纷争中脱颖而出。

霍奇逊对经济演化分析进行的系统的历史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深入把握演化经济学的传统、理解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明了当前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态势具有很大启发，他的《演化与制度》是演化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掌握得过于严格，将许多本应属于演化经济学家（诸如熊彼特等）的理论排除在演化经济学之外，使他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考察过于狭窄，从而留下了需要进行经济演化分析历史考察的大量空间。

第三节 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本书将主题定为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高度重视经济演化分析，是与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不仅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在中国也得到迅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出版发表演化经济学著作和论文

以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学名著《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在中国的出版为标志，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得到较为迅速地传播。主要推动者有贾根良、黄凯南、陈平、蒋德鹏、盛昭瀚、孟捷、陈劲、杨虎涛等学者。他们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陈平，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演化经济学》（蒋德鹏、盛昭瀚，上海三联书店2002）《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贾根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演化经济学》（陈劲、王焕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黄凯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交汇与分野——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家的对话》（杨虎涛，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演化经济学的综合》（贾根良，科学出版社2012）；发表的主要论文涉及演化经济学的广泛内容，主要有：演化经济学对新的研究程序的开创（贾根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演化经济学的动态及综述（蒋德鹏、盛昭瀚，《经济学动态》2000）、演化经济学与东亚模式的互证（贾根良，《天津社会科学》2002）、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的创造性综合（贾根良，《学术月刊》2002）、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贾根良，《南开学报》2004）、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刘凤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评价（杨虎涛，《学术月刊》2006）、演化经济学的困境与前景（杨虎涛，《经济评论》2007）、演化经济学方法论述评（商孟华、刘春英，《文史哲》2007）、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及影响（马涛，《学术月刊》2009）、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刘志高、尹贻梅，《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卢现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认知理性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黄凯南，《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黄凯南，《经济研究》2009）、技术变革与创新：一个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文献述评（王方瑞、陈劲，《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王胜利、张棉，《经济纵横》2010）、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政策分析范式比较研究（王焕祥，《社会科学辑刊》2010）、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演化经济学分析（吕守军，《教学与研究》2010）、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蒋海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张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中国稀土问题的经济史透视与演化经济学分析（贾根良、刘琳，《北京大学学报》2011）、演化经济学四个基础理论问题探析（黄凯南，《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演化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中的新进展（侯和宏，《学习与探索》2011）、多层面生物学视角下的演化经济学评述（白瑞雪，《经济学动态》2011）、论演化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关系（黄凯南，《社会科学辑刊》2011）、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贾根良，《学术月刊》2011）、演化经济学中的广义达尔文主义与连续性假设之争（杨虎涛，《经济学家》2011）、演化经济学视野中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叶初升、宋宗宏，《理论月刊》2011）、演化经济学技术——制度二分法的理论演进（王立宏，《山东社会科学》2011）、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比较与互补（马涛、龚海林，《福建论坛》2012）、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新进展（黄凯南，《理论学刊》2012）、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贾根良，《教学与研究》2012），等等。其中，三部著作有必要专门提及：一是陈平的《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二是盛昭瀚教授和蒋德鹏教授的《演化经济学》；三是贾根良的《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发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和其他古老文明国度？）引起了他转向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浓厚兴趣，1973年春天他在美国《今日物理》杂志上读到了普里高津写于1972年底的一篇专题论文“演化的热力学”，知道了系统开放是结构演化的前提，于是努力寻求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导致经济社会停滞的原因；1978年他发现西欧商人对香料贸易的持久需求源于西方以牧为主的农业结构；1981年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伊里亚·普里高津研究中心，耗散结构论的创立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成为他的导师。198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平集》第一版，副标题为“封闭·冲击·演化”；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标题为《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劳动分工的历史演化与生态行为的人口动力学模型，二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稳态时间序列分析与经济混沌的模型，三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和时事评论；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书名为《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

概括地说，《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第一部分从生态演化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与复杂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劳动分工的演化机制，讨论了李约瑟问题、沃勒斯坦佯谬和斯密悖论；第二部分引入观察宏观与股市波动的非线性趋势参照系和时间频率空间的时变滤波器，以分离经济时间序列中的周期与噪声分量，发现经济混沌存在的广泛证据，证明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内生的生物钟而非外生变量的影响，从而奠定了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系统地质疑均衡经济学观察的片面性与理论的空想性，认为宏观计量经济学依据的弗里希噪声驱动阻尼振子模型等价于热力学第二类的永动机，是一种空想；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卢卡斯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违背了概率论的大数原理，观察到的宏观波动相对偏差的数量级，无法由劳工或企业的时间替代效应来解释，而可能由产业组织的大幅波动去理解。第三部分内容朝着一个共同方向：演化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框架能比经典力学的均衡（优化）模型更好地统一理解复杂的经济动力学现象。

陈平教授将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系统动力学比较后认为，在方法论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使用的是线性均衡方法，其特征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代表者模型与单体问题）、观察的线性趋势和噪声表象（随机线性过程）；而他的演化系统动力学引入的是非线性非均衡方法，其特征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群体模型、多峰分布与多体问题），观察的非线性趋势和波动表象（时间频率的测不准关系，高斯小波与伽柏空间），经济混沌的普遍存在意味着经济动力学是复杂的不可积系统，目前广泛使用的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需要发展非稳态非参数方法分析复杂的经济系统。在理论模型方面，以新古典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的线性供求理论、金融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与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同宏观经济学观察到的持续波动和经济危机是互相冲突的片面理论；他认为，经济结构是三个层次（微观、中观——金融中介与产业结构和宏观）而非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经济持续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方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新陈代谢，而非新古典主义主张的根源于需求方的理性选择与工资的价格刚性；劳动分工演化的动力是科学技术发明引起的新物质资源的开发、新旧市场规模的生灭和外来冲击下结构转型的震荡；人的本质是适应环境变化的复杂的社会动物，而非无视环境变化的理性（优化）的个体机器；市场竞争的主导模式是生态资源约束下的市场份额竞争，而非预算约束下的价格竞争。

从上可知，陈平教授在经济演化动力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突破性的，不仅具有技术突破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研究范式创新的意义。他的这种突破是在吸收和综合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突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更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吸取了熊彼特的生物演化经济学、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哈里斯的文化人类学与文化唯物主义、年鉴学派的物质生活与世界系统的演化观、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普里高津的非平衡态热力学与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人口学与化学反应模型、多峰分布与决策论混沌、分岔与演化树等）。他将这种综合概括为生态经济演化动力学或经济复杂系统。

南京大学盛昭瀚教授和蒋德鹏博士从1997年起跟踪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动态，对企业成长、产业演化和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演化理论方法的探讨，于2002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演化经济学的专门著作——《演化经济学》。该书在介绍演化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剖析了经济演化理论被许多经济学流派吸收的原因，评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演化模型，比较了经济增长演化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阐述了演化模型对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意义，综述了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指出了在演化分析中使用实验方法的必要性，介绍了演化博弈论。该书的出版对于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推动中国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在其《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中，对演化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考察了它的起源与发展概况、它在当前的几大派别，分析了它的重大前沿理论问题。根据贾根良的研究，“演化”术语和生物学类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非常流行，凡勃伦广泛运用达尔文思想作为经济学基础，创建了制度经济学，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首的老制度主义，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的主流学派；1910—1940年，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声名狼藉，演化主义的发展坠入“黑暗时期”，并随着20世纪40年代经济数学化和实证主义哲学兴起的浪潮进入沉寂状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阿尔钦、罗金、纳尔逊和温特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准备了条件。博尔丁1981年出版的《演化经济学》，特别是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起飞，目前已有许多不同研究传统聚集在演化经济学旗帜下，形成了老制度主义、“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法国“调节”学派、演化系统动力学、演化博弈论等不同流派。贾根良分别对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派别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的演化经济学——演化脉象学的思路，勾画了演化脉象学的本体论基础、方法论原理、目标和经验准则等。

贾根良认为，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想存在内在的冲突，但却与演化经济学相通，变化日新是《易经》的核心假定，也是演化经济学关注的“新奇创生”。关于演化脉象学的本体论基础，贾根良认为，“和实生物”，形成了多样性和创新的基础；“道”与“阴”“阳”是演化脉象学的演化机制，可将“阴”类比于结构或制度，将“阳”类比于能动作用或个体，这样，就可以将阴阳学说表述为这样的结构与能动作用：结构与能动作用作为对立面互相变通，两种力量的相互推移、互为消长产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阴阳不测之为神”是本体论的含义，本体上的道既不在“阴”，也不在“阳”，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不断创新是演化经济学脉象学派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阴阳不测之为神”反映了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本体的本原看，与传统科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构成论”不同，演化经济学脉象学派的本原是“生成论”；脉象学派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是“性习论”，而不是新古典主义中的“经济人”。关于演化经济学脉象学派的方法论原理，贾根良认为，可以概括为“观物”“取象”“比类”“体道”。“观物”就是直接观察；“取象”的“象”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的外在现象，二是模拟或模型，“取象”不是制作模型，而是在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将对象提炼为意象；“比类”即类比，通过“比类”才能提炼出理论或模型，“比类”的另一层含义是将理论或模型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体道”强调的是，本体的道不会直接显现，只能从事物的变化中透露出“道”的意蕴。在贾根良看来，按照四种圣人之道（察言、观变、制器和卜占）的指导，演化经济学脉象学派的目标有四个：一是提供经济生活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理论；二是为企业战略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直觉的“影像”；三是对经济和制度变迁进行文化阐释；四是预测经济变化大趋势和行动的结果。二、出版演化经济学丛书和杂志

组织出版演化经济学丛书。2004年，由贾根良等组织翻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演化经济学译丛”，主要著作有：《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重新定向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创新经济学、新技术与结构变迁》《从跟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与创新》。2007年，孟捷与卢桑共同主编了“演化经济学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的主要名著有：拉佐尼克的《车间的竞争优势》、佩蕾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时代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霍奇逊的《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梅特卡夫的《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弗里曼和卢桑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杜格和谢尔曼的《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这些著作代表了当代西方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一些学者看轻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贡献，使这些成果受到局限，但“演化经济学译丛”和“演化经济学丛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推进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中国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建立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出版《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杂志。2008年，由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的专门杂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第1辑。该杂志的办刊宗旨是“致力于介绍近些年来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并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提供平台”。第1辑收录的论文囊括的专题主要有：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演化分析、演化微观经济学、制度演化研究，涉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演化经济学基本理论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也与我国制度创新深化与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主题相呼应。截至2012年12月，该杂志总共出版了10辑，多由陈劲主编。该杂志的出版，为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深入研究和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平台。三、召开演化经济学年会

截至2012年，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召开了5次。最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中国科学院刘志高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虎涛教授及浙江大学王焕祥博士共同发起的。分别由中国地质大学经管学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绿色跨越研究中心和环境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承办。第四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暨南大学等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等专业性学术期刊出版单位的130位代表出席。第五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于2012年10月27日—28日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重镇“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召开，本次会议拟订的主题是“制度与演化”，会议邀请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主编、欧洲演化经济学协会原主席、国际著名制度演化经济学家Geoffrey M.Hodgson教授以及其他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作主题发言。

笔者坚信，未来的演化经济学，将会在中国找到最肥沃的土壤，将会在中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但那已经不是当今的西方演化经济学，而是将包括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各种演化分析传统取得的理论成就融为一炉，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尤其是充分吸收总结新中国60余年来经济演化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理论成就之后，形成的中国演化经济学。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本书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对可以算得上是经济演化分析历史考察的经济学家取得的相关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简要介绍了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背景为：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以之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遭遇了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滑铁卢”，并面临着迅速兴起的“异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严峻挑战，而生机勃勃的演化经济学流派众多，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概念和框架体系，难以形成取代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揭示经济过程的本质是演化而不是均衡，展示经济过程演化分析的历史，将各种经济演化分析归于不同学术传统，以期启迪思维、促进演化经济学各流派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为在更广阔领域实现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提供综合支持。关于经济演化分析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献综述，笔者主要梳理了亚当·斯密、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霍奇逊等7位经济学家的文献。关于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笔者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演化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论文，出版的丛书和杂志，以及最近几年来召开的演化经济学年会。

第二章 经济演化和经济演化分析图景

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定义经济演化和经济演化分析，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上作出重要贡献并不等于在经济演化分析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描绘了西方经济演化分析的图景。

第一节 经济演化和经济演化分析

按照演化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的观点，他们的经济演化理论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了经济过程“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他们认为，既然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给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提供了刺激和启迪，经济学家们就永远有权利借用这种“自然选择”思想：市场环境提供企业成功的界限；一个企业群体里各种不同的存活及增长类型，能够说明那一群体特点的经济总量的变化；“组织遗传学”的一种看法，支持强调这种靠“自然选择”进行的演化。纳尔逊和温特提到了“演化的”较为广泛的含义，认为它“包括对长期的和渐进的变化过程的关注”，从而“这一概念将一切已知的现实都看作以前一项重大事件不断演化的结果”。至于经济过程中的连续逐渐发展的思想，与他们的演化分析方法“至多只有有限的关系”，因为它没有“质变”或“革命性”的变化。2.霍奇逊的界定

当代演化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奇逊面对林林总总的“演化”概念，指出：“没有什么比混淆经济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更容易产生混乱和使知识的进展徒劳无功的了。”为此，他“关注的主要焦点在于变迁的‘个体发生’概念和‘系统发生’概念的重要区别”。生物学中的“个体发生”是一组给定的和不变的基因所设定的特定有机体的发展，尽管环境也影响作用，但它的成长依靠的是基因指令的驱动；“系统发生”指的则是一个种群完整而持续的演化过程，既有基因库的变迁，也有组成结构的变迁。将生物学中的“演化”概念引入经济过程时，霍奇逊认为这种“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区分关注的是演化的机制和过程，“演化”的本体论基础是引入“新事象”。引入了“新事象”，才可被称为“经济演化”。3.本书的界定

复杂性科学并不强调生物学概念的引入，而是创造了新的概念系统来研究“演化”过程。对“演化”的关注，强调的是系统结构的“相变”“耗散结构”的形成和“突变”。将复杂性科学概念引入经济“演化”过程分析，与生物学概念的引入一样，也能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示。

本书所使用的“经济演化”概念，不仅仅是纳尔逊和温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也不仅仅是霍奇逊的“新事象”的引入，而是指经济主体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学习行为引致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进而引致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相应变化的过程。这一概念既包含了经济的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新变化，也包含了这种新变化中的“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种群关系。只有技术层面而无制度层面的新变化，或只有制度层面而无技术层面的新变化，还只能称之为“技术演化”或“制度演化”，不能称之为“经济演化”；另一方面，只有经济“个体的演化”而无经济“系统的演化”，如一个企业采用了新技术和新制度但并未对整个经济系统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仍然不能称之为“经济演化”。

需要指出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制度的引进引致的“经济演化”，并非一定会带来经济系统的进步或提升，“经济演化”存在着风险，从效率和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方面看，“经济演化”既有可能提高效率和人们的福利水平。也有可能降低效率和人们的福利水平。在提高总体效率的同时，既有可能提高每位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也有可能只提高少部分成员的福利，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或很少享受到总体效率提高带来的福利，更有甚者，社会总福利提高的同时，其中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不仅没提高，反而有所降低。

明确了这一点，使我们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演化”具有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也使我们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演化与社会进步、经济演化与社会全体成员和各阶层成员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促使经济演化朝着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进步成果的方向，尽可能地避免经济演化造成社会退步，或者进步而不能使多数人获益的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就摆脱了经济演化分析的完全实证性，而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结合，事实研究与价值判断的结合，“自然秩序”与社会政策的结合。二、非演化的经济分析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经济演化分析的演变历史。因此，哪些经济分析属于演化分析，哪些经济分析是非演化的分析，就有必要加以区分。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把握主题，只将那些属于经济演化分析的理论纳入本书考察范围。这里要明确的是：在经济学说史上，并不是所有对经济学作出过贡献的经济学家都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过贡献。

色诺芬的《经济论》是早期进行经济分析的比较系统的著作，但它是论述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的，它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指出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系统地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并讨论了如何训练妻子、管家和奴隶，是一部重要的经济著作，但该书并没有进行过经济演化的分析；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将金银货币看作是唯一财富，将对外贸易视为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认为对外贸易能够同时给国家、商人和国王带来利益，通过多卖少买的“贸易差额”获得更多的金银货币，显然，托马斯·孟也未专门进行经济系统的演化分析；威廉·配第被视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创者，他的《赋税论》主要讨论国家的财政税收，当进一步深入探求其根源时，自然就涉及商品的价格、货币、工资、利息和地租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也没有对经济系统进行过演化分析；法国重农主义开先河者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讨论了财富的性质和本源、社会再生产、赋税、货币的性质和职能等问题，同样没有进行专门的经济演化分析；著名的魁奈《经济表》分析了社会总产品在几大阶级之间的价值实现和物质替换问题，也即社会再生产问题，对经济思想史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并没有对经济系统进行演化分析；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首创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在“导论”之后分为独立的“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三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在经济学说史上影响深远的“萨伊定律”——产品用产品购买、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但他也没有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贡献；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和“帕累托最优”中，没有“新事象”的引入，只是将现有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其达到最佳均衡点，看不出经济演化分析的影子。以此为基础，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中虽也有“动态经济学”之说，但显然与引入“新事象”和我们定义的经济演化分析格格不入。

新自由主义很难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贡献，这是由它的基本特征决定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具有6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聚焦于既定稀缺资源的配置；二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三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四是边际增量分析和边际决策；五是一般均衡原则；六是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分析。资源是既定的也就没有新资源的引入，个体主义方法论抹杀了经济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差异，没有异质性也就不会有“新事象”，也就不会有演化，现实经济过程中的完全理性是不存在的，如果各个经济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各种决策都是完全理性的决策，都达到了均衡状态或最优状态，也就没有什么经济的演化。显然，从新自由主义的上述基本特征出发，也就没有了经济的演化分析。如果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演化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成就，也不是他们坚持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放弃和背离了这些原则的结果。例如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最具发展潜力的方面。诺斯强调，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显然，诺斯在制度演化分析方面作出的这些贡献不是因为他坚持了新自由主义，而是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本书对西方经济演化分析的研究，原则上没有将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纳入，由此引起的不便或疏漏，敬请谅解或批评。三、经济演化分析及背景

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发展经济学家、新熊彼特学派、老制度主义者、奥地利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等。按照分析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他们分为两大类别：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在西方经济演化分析中，又可分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演化分析、历史主义传统、制度主义传统、熊彼特和新熊彼特传统、生物隐喻分析传统、发展经济学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中，又可分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演化分析、列宁和苏俄时期的经济演化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演化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等。本书研究的是西方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的历史是另一部著作的内容，二者形成经济演化分析史的姊妹篇。

经济演化分析往往与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如果经济学家处于经济迅速变动的历史时代，他们就会更多地关注经济演化，进行经济演化分析。如果经济学家处于经济在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时代，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经济均衡问题，更少进行经济演化分析。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产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国家要解决的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经济演化分析是自然的事情；李嘉图、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古典经济学家均处于英国产业革命深入推进并对法国产生影响的时代，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进行了经济演化分析。当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工厂、取得经济霸权并企图维持这种霸权时，英国也就不需经济演化分析，而需要维持现存状态的均衡分析。与此同时，落后的德国首要任务是推进经济的强有力发展和正向演化，作为德国历史学派先驱的李斯特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施穆勒等经济学家，自然要对本国发展高度关注从而进行经济演化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需要解决经济演化和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于是进行经济演化分析的制度主义兴起，并在一度时期内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熊彼特的经济演化分析也受到赞赏。而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后，维持这种霸主地位的需要使经济演化分析退居后面，均衡分析成为主流。随着日本在战后的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美国的危机感要求自身的进步和演化，以保持自身的优先地位，于是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生物学隐喻的经济演化分析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演化为目的的发展经济学也蓬勃兴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和分析方法使其本身必须进行经济演化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在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灾难，其他欧洲各国和美俄等国深入推进产业革命，经济急剧演化引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矛盾的加剧，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创立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考察经济过程，进行的自然是经济演化分析。列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背景和俄国背景出发，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要求进行经济演化分析。毛泽东要解决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新中国，自然要进行经济演化分析而不是均衡分析。邓小平要解决的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问题，要进行改革开放，要进行巨大变革，理所当然地要进行经济演化分析。

第二节 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图景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经济演化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杜尔阁（1766），他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社会集团关系的演变：首先，他从农业与工业的分工中划分出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随后，又从土地耕种与土地占有的分离中解释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形成；同时，他又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中，划分出企业家或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个阶层。此外，杜尔阁还考察了货币资本的起源，分析了黄金和白银能够成为货币的原因，指出货币的使用大大促进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进步。亚当·斯密的宏篇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开篇三章论述分工，认为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有三个原因：一是分工使工人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二是分工可以免除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三是分工促进了工具的改良和机器的发明。从第一和第三个原因中，我们看到了经济演化的基础和实质：“新事象”的引入；斯密通过分析货币的历史演变，引出了铸币制度；考察了国民财富自然发展的秩序和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资本首先应当大部分投在农业上，之后是工业，最后是国外贸易，但欧洲各国的现实却与此相反，认为这是由风俗习惯所迫，随即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受到的阻抑、都市的勃兴与进步以及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很显然，斯密在他的经济学巨著中进行了内容丰富的经济演化分析。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进行的经济演化分析是以他首先提出的两条公理为前提的：一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二是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那么，人口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比率增加，结果是：人口的增殖力是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的。因而，让全部社会成员都过上快乐闲适的幸福生活，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人类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的“第三篇论领土财富”中，讨论了宗法式的、奴隶制的、对分制的、劳役制的、出租制的、人头税制等等土地经营制度，不同的经营制度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会有不同的影响，反映了经济演化的多样性质；在“第四篇”的“第七章 论劳动分工和机器”和“第七篇”的“第七章论机器的发明造成人口过剩”中，分析了分工、机器发明对社会、工厂主、劳动者及家庭带来的影响，包含了经济技术层面的演化、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分析。二、历史主义的经济演化分析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了系统性贡献。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是经济思想史上进行经济演化分析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他通过叙述意大利、汉撒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意志各邦、俄国、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各国经济演化遵循不同的道路，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不存在共同的普遍规律；其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应采行不同经济政策等思想，显然是对经济演化分析的重要贡献。

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坚持了李斯特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序言中将“历史方法”概括为四条原理：第一，国民经济学不单纯是致富术，而是试图分析、判断和控制人类的一种政治科学，对人类活动和思想的记述只有与国家史、法律史、文化史相结合才是可能的；第二，对国民经济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观察和分析现代经济关系，对以前各历史阶段的经济关系也要作出相应研究；第三，发现一系列复杂现象的本质是很困难的，故只能将不同国度的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并考察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第四，从来没有一种制度对各国不同文化阶段都有益或有害，因此，历史方法从不轻率地赞赏或非难某一特定制度。显然，历史学派的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的实质是经济演化的分析。

新历史学派的创立者施穆勒称自己的方法为“历史—伦理”方法，他认为，经济只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文化的基础条件是宗教与伦理体系，伦理以习俗、法律与道德的形式体现在社会制度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伦理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推进人类社会的演化；调控市场中企业活动的经济政策的有效载体是内含伦理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方法指导下，施穆勒的研究纲领可简要归纳为：一是检验特定社会中的多种制度；二是观察制度，并对其进行描述与分类；三是研究制度依时间维度的演化；四是揭示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施穆勒方法与罗雪尔历史方法一脉相承，继承和发展了其历史重要，社会系统性、有机性、制度多样性等思维和传统。

德国历史主义的演化分析对美国制度主义产生过重要影响。三、制度主义的经济演化分析

制度主义者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不少演化经济学家将演化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凡勃伦那里。老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899）是经济思想史上从事经济演化分析的重要著作，此前他提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用生物进化论来说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在他看来，“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存在两种主要制度：一是生产技术制度；二是私有财产制度。《有闲阶级论》主要研究了财产所有权制度即有闲阶级制度的起源、演化以及它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早期制度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同凡勃伦一样，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他的“制度”含义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我们可能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如果说凡勃伦是制度学派中社会学派的代表，康芒斯则特别强调法律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是制度学派中法律学派的代表，在康芒斯看来，一切制度中，法律制度最重要，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虽然资本主义存在普遍利益冲突，但可通过国家的法律系统进行公正的调节，从冲突中建立秩序。

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目标和公共目标的背离，大企业将其目标强加给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分配不平衡、组织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发展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被加尔布雷斯称作计划系统的美国1000个大型公司企业，由于能够更有力地控制技术、成本、价格、顾客和政府反应，与构成市场系统的1200万个较小商号相比，能够获得更多利润，得到了更快发展。大公司的权力主要不在所有者手中而在“专家组合”手中，由此使得公司目标主要不是公司利润而是“专家组合”的利益，“专家组合”的最大利益在于公司的不断扩张，在这种扩张中，不仅价格、技术、利润、消费者等受大公司的控制，就包括政府也不得不适应“专家组合”的目标和需要。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公共识力；二是政府解放。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斯，揭示了经济变迁过程中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性质，在他看来，任何现实的制度选择都不是任意的，“现行的制度特征来自于过去对现行的选择集合所施加的限制”，因而都是已有历史的延伸。四、熊彼特和新熊彼特学派的经济演化分析

熊彼特是进行经济演化分析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提出了“创新”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或演化的本质是“创新”或引入“新事象”，他将“创新”定义为“能执行新的组合”，这包括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方法，打开新市场，控制新的原材料供给来源和执行新组织，而这种创新或经济演化是由企业家推动的；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将马克思称作“先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导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它的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存活下去，但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被杀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后来的一批学者沿袭了他的“创新”分析方法，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形成了当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派别——新熊彼特学派。

从熊彼特那里获得灵感的演化经济学家自称和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梅特卡夫的《演化经济学和创造性毁灭》（1998）受到熊彼特极大影响，在梅特卡夫看来，演化经济学家们能够从熊彼特著作中受到许多启发的原因，是因为熊彼特描绘的是一个充满连续的结构变迁的经济世界，这里的结构变迁不是外部力量的推进，而是内部驱动的结果，是通过企业家们将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新的组合而产生的。企业家们的创新行为引起局部的经济变迁，并以连续的形式贯穿于经济体系之中。在这里，成功地从事创新活动以及复制这些创新活动的企业和行业会得到快速发展，由于这种发展是以从原有行业中抽出资金和人才为前提，有可能导致旧产业行业的毁灭。佩蕾丝1983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结构变迁与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吸收”，2002年，她又出版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她的著作明显受到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位经济学巨人的重要影响。弗里曼为她的著作写的序言中对她的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她1983年的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作出了三个贡献；《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甚至作出了更富于原创性和启蒙性的贡献”。多普菲、福斯特和波茨三人于2004年在《演化经济学》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微观—中观—宏观”，指出了新古典主义、计量经济学、数学化方法在解释开放系统经济演化的极大局限性，提出了新熊彼特学派与当代其他学派明显不同的分析框架。将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复杂的规则系统，中观领域是演化的关键，是演化的基本单位，微观领域的基因变化通过中观领域的结构变化，引致整个系统的宏观变化。五、生物学隐喻经济演化分析

纳尔逊和温特是生物学隐喻经济演化分析的典型代表。演化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以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出版为标志，经济演化分析逐步走向成熟，进入了建立“演化经济学”的学科体系阶段。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批判了处于主流地位的正统经济学存在的各种弊端；创建了构筑演化经济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第一是组织“惯例”，它是组织内部长期形成的一套决定做什么事和如何做事的方式。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企业行为不是像正统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受“利润最大化”所支配，而是受企业“惯例”所支配。“惯例”（Routine）是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它是有机体持久不变的特点，并决定有机体可能有的行为。由今天的有机体生产出来的明天的有机体（如建设一个新工厂）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惯例可以继承。具有某些惯例的有机体可能比其他有机体做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惯例可以选择。纳尔逊和温特将惯例分为三类：一是与一个企业在何时做何事有关，这种支配短期行为的惯例叫做“经营特点”。二是决定企业资本量（在短期内是那些固定的生产要素）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增加或减少的惯例。赢利的企业将增长，不赢利的企业将收缩，较为赢利的企业的经营特点将成为它们在该行业活动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的原因。三是惯例随时间的流逝修改企业经营特点的许多方面。在这样的演化分析中的典型企业被认为拥有市场分析部门、运作研究部门以及研究与开发实验室。这些由惯例指导的、改变惯例的过程，在下面的意义上，被建立成搜寻的模型。第二是“搜寻”，这里的搜寻概念显然相当于生物进化论中的变异概念，搜寻部分地决定于企业惯例，与生物理论中变异部分地决定于有机体的遗传构造相似。“搜寻”活动与现有“惯例”的评价有关，它们可能导致修改甚至取代现有惯例。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惯例一般起着基因的作用，而搜寻则随机地产生变化。第三是“选择”“选择环境”是影响组织选择扩张和收缩程度的全部考虑，市场是一种选择环境，还有诸如学校、医院等非市场部门的选择环境，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环境下组织的选择规则、选择行为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坚信，以上述基本概念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型远比正统经济学优越，对经济过程具有更强得多的解释力。这是因为：①这种演化模型把企业看作复杂性的组织，组织的记忆保留在惯例中；②演化模型打破了把价格和市场看作积极传递信息的仅有的社会机制的束缚，而正统理论、哪怕是最先进的正统理论仍然受到这一束缚的限制；③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演化过程，一个摸索和渐进的过程，既有路径依赖，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④演化分析与此前许多经济学家采取的规范分析的看法一致，这是因为有比较和选择；⑤这种演化模型的假设不是像正统西方经济学那样抽像掉历史与现实，而是以历史的延续和现实的存在作为假设的前提。六、发展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演化分析（一）发展经济学的经济演化分析

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演化分析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被研究演化经济学的多数学者所忽略的。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1954，1955）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演化的恰当分析。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两大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工资明显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可以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工资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促进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发展。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起飞”论（1960，1963）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规模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中，起飞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至关重要的阶段。

赫尔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该理论是从批评均衡发展理论开始的，他认为平衡发展不能成为一种发展理论，导致偏离均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都是非均衡的。一些行业的率先发展，为相关的另一些行业创造了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提供了发展机会，由此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各产业试图进行全面均衡推进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也是非均衡的，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总是首先出现在一些点上，之后再通过这些点的影响和作用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1964）分析了传统农业的特征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生产要素，考察了新的有利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和农民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提出了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路。

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1950年首次提出，后经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J.B.Boudeville）引入区域经济理论，之后又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Fridhman）和赫希曼（A.O.Hisch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增长极”演化模型，被认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理论的基石。按照“增长极”演化模型，一个国家要实现“大推进”式的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经济发展过程通常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开始，通过这些“增长极”的带动作用，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它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关注的是GNP的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森认为，这些固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扩展社会成员享有自由的手段，但要使人们获得自由还需要依赖其他的决定因素，如教育和保健设施、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等。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有：贫困及暴政、缺乏经济机会以及这些机会被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演化分析

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性质，因此被看作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由他开创的奥地利学派，20世纪40年代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原创意识得到重现，并在70年代获得了复兴，产生了柯兹纳、拉赫曼等重要代表人物，以及英国的罗斯彼和德国的威特等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该学派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基本假定的强有力的批判者，突出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预期和想象力至关重要，企业家在发现常人不能看到的机会上具有独创性。奥地利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市场过程的演化理论方面。根据马克卢普（Machlup，1982）和柯兹纳（Kirzner，1991）的归纳，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有：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认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回归到个人行为；②主观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感觉、知识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③边际主义的经济分析范式，强调决策者的数量预期变化对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④强调边际效用递减对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⑤认为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机会成本而不是实际成本；⑥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强调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协同，注意生产的“迂回性”；⑦将市场和竞争看作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⑧强调个人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奥地利学派上述特点中的前面五个与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重合，从而其相关理论已被纳入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话，奥地利学派的后三个特点——时间的作用、学习和发现的过程、不确定性使其发展成为当今演化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

本章小结

本章定义了经济演化，对经济演化分析和非经济演化分析进行了区分，描绘了经济演化分析图景，几乎相当于本书的总纲。经济演化是指：经济主体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学习行为引致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进而引致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相应变化的过程。笔者认为，并不是对经济思想作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就一定会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贡献，认为以均衡分析为主导的经济学家很难对经济演化分析有所作为。新自由主义不能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贡献是由它的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一是聚焦于既定稀缺资源的配置；二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三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四是边际增量分析和边际决策；五是一般均衡原则；六是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分析。随后，提出了“经济演化分析往往与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观点，经济学家处于经济迅速变动的历史时代，他们就会更多地关注经济演化、进行经济演化分析；经济学家处于经济发展较高水平的相对稳定时代，就会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均衡、进行经济的均衡分析。之后，将经济演化分析划分为“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演化分析”两大类别，又将“西方经济演化分析”划分为早期古典经济学（杜尔阁、斯密、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历史主义传统（李斯特、罗雪尔、施穆勒等）、制度主义传统（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诺斯等）、熊彼特和新熊彼特传统（熊彼特、梅特卡夫、佩蕾斯、多普菲、福斯特和波茨等）、生物学隐喻传统（纳尔逊、温特、霍奇逊等）、发展经济学传统（刘易斯、罗斯托、赫尔希曼、舒尔茨、佩鲁、布德维尔、阿马蒂亚·森等）、奥地利学派等。

第三章 古典经济学演化分析传统

古典经济学的演化分析传统是从对重商主义经济演化分析的批判开始的。本章内容主要涉及：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经济学演化分析观的根本差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英国不同时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经济演化分析思想，布阿吉尔贝尔、坎梯隆、杜尔阁、西斯蒙第等法国不同时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经济演化分析思想。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与重商学说经济演化观的分野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产生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古代世界的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特征，孤立的、偶然的剩余商品交换没有对贵金属货币的渴求，不可能有重商主义思想产生的土壤。随着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新的国际市场的开拓，远洋军队、船只的供养，发展国内工业采购原辅材料，满足和提高宫廷的奢侈消费需求，无不需要金银货币。这样一来，在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家那里，金银货币就成了财富的唯一象征，如果只在一国国内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货币虽在其中也起到媒介作用，但并不会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只有通过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出超，才能从国外获得金银货币，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和干预。因此，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①金银货币是唯一财富；②一国获取金银货币的途径是对外贸易盈余；③保持对外贸易盈余的基本手段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的干预。

在以上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国家干预所要达到的主要政策目标，一是利用全国保护性关税限制进口、促进出口，并建立国内自由贸易制度，使国家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统一；二是通过奖励国内工业发展，增加物质产品；三是通过鼓励出口贸易，获取更多金银货币以促进国内高就业；四是利用国家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使本国能够积累更多的货币财富。

从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目标中，我们可以对其经济演化思想作出概括和分析：一个国家经济的演进目标是国家的富裕和强盛；实现这一演进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金银货币财富的获得；国内贸易只能使金银货币从国内一个地区流向另一地区，从国内一些人手中流入另一些人手中，不可能增加一国金银货币财富，从而不可能实现富裕和强盛的国家演进目标；使一国金银货币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也即实现富裕强盛演进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对外贸易盈余；对外贸易盈余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需要有国家“奖出”“限入”政策的干预，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经济富裕强盛的演进目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显然，重商主义的经济演化思想有其合理的成分：一是它的经济演化目标；二是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开放性；三是国家在实现经济演化目标中的作用。我们不赞成那种经济演化进程中自由放任、国家采行不干预政策的主张。这是因为，经济系统的自然演化过程可能会出现三种基本的状态：第一种状态在较短时期内保持不变，第二种状态是向好的方面——国家的富裕和强盛方向的演化，第三种状态是向坏的方向的演化。经济系统不同于自然系统，自然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可以不涉及好与坏的价值判断，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对经济生活中每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会产生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因而价值判断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充分保证经济系统的演化进程能够给一国全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带来利益而不是损害，需要国家介入经济生活。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的经济演化思想中存在着许多错误的思想，在下面古典学派对其进行批判的诸多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要强调的它的主要错误：一是它将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系统的序度的关键变量）确定为金银货币的获得；二是它将实现经济演进路径主要依赖于外部而不是内部。二、古典学派对重商学说经济演化分析的批判

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古典经济学家都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其中，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下卷中用了一半的篇幅对重商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猛烈的批判，是古典学派反对重商学说的杰出代表，我们可以从中整理出他对重商主义经济演化思想的评析。

斯密并不认同重商主义学者关于经济演进的目标是通过外贸盈余获取大量金银货币，以使国家繁荣强盛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试图证明财富不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其所购各物构成，且货币只在购买货物时才有价值的做法未免过于滑稽，但货币通常只是国民资本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远不是其全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心，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一个有实力购买金银的国家，无论何时缺乏货币需要补足，都会比补足缺乏其他商品更为方便。例如：粮食缺乏必使人民陷于饥饿，制造业原料缺乏必使工业陷于停顿，而货币缺乏则有多种弥补方法，或物物交换，或赊账买卖，或代用纸币，等等。

对于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经济演进路径，斯密持完全否定的观点。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不一定需要对外贸易，例如古代埃及人极不注意国外贸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他们都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代表的其实是一国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利益，他们通过国家干预政策获取贸易垄断权形成大量贸易盈余，这种贸易垄断肥了从事外贸的商人，却损害了国内制造商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整体看来，是弊大于利，并不能真正使国家繁荣强盛。斯密对重商主义在对外贸易中的各项国家干预政策进行了一一批判。

对于“限制从国外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的重商主义政策，斯密认为，这种国内市场的独占对享有独占权的各产业给予很大鼓励，能够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财转用到这方面，可更迅速地流入有利的特定用途，使特定制造业有时能比没有这种管制时更迅速地确立起来，能在国内以同样低廉或更低廉的费用制造这些特定商品，但这种办法对引导全部产业走上最有利的方向并非确有好处，“管制的结果，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不但没有顺随立法者的意志增加起来，而且一定会减少下去”。从而造成社会收入的减少。如果没有上述管制政策，虽然特定制造业不能得以确立，但因资源流向更加有利的用途，社会商品并不因此而更加缺乏，资本与收入也许可能以最大的速度增加。

关于对不利于一国贸易差额的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进行异常限制的重商主义政策，斯密同样持否定观点，认为无论按照重商主义原则还是其他原则，这种异常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从重商主义的原则看，即使英、法间自由通商的结果有利于法国，也不能断言就不利于英国，例如法国葡萄酒比葡萄牙的葡萄酒更价廉物美，英国需要进口葡萄酒，那么英国从法国进口葡萄酒既对法国有利，也对英国有利，因此，因为法国出口葡萄酒给英国对法国有利，英国就限制法国葡萄酒的进口，从重商主义的原则看，也显然是不合道理的。从其他原则看，上述异常限制政策更是不合理的。

关于奖励出口的“退税”政策，斯密进行了区分，认为只有输出品真正输到国外去，不再秘密输入本国时，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但有些退税往往被滥用，产生了许多既有害于公正商人又有害于收入的欺诈行为。

关于出口“奖励金”政策，斯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由奖励金引起的外国市场的推广，必定牺牲国内市场，而且奖励金相当于向人民课两种税：一是为支付奖励金的纳税；二是因国内市场该种商品价格提高而产生的大众缴纳的税。

关于“通商条约”，斯密认为，虽然可能有利于受惠国的商人及制造业者，但必不利于施惠国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对于后者来说，是把一种有害于他们自己的独占权给予某一或某些外国，这样，要购买他们所需的同样的外国商品，就需比自由竞争场合付出更加高昂的价格。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经济演化思想和政策的批判，有相当一些方面切中要害，但并非这些批判都是公允和正确的。尤其是斯密全盘否定国家干预政策在促进一国经济系统良性演化方面的作用，一味指责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而看不到政府引导经济系统的十分重要的正向价值，并且完全迷信自由放任和市场神话，这些都是很不可取的。三、古典学派的经济演化观

按照一般观点，我们将由威廉·配第（Williiam Petty）、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约翰·穆勒等英国经济学家和布阿吉尔贝尔、坎梯隆、魁奈、杜尔阁、西斯蒙第等法国经济学家统称为古典经济学派，这些经济学家不仅均处于20世纪前，而且他们的经济演化观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培根方法、牛顿机械自然观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始于哥白尼，中经开普勒、伽里略，完成于牛顿的机械自然观，既与中世纪的神学相对立，也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相对立。机械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由质上完全同一的微粒所组成；自然界的物体的千差万别，只是由于微粒的数量的不同和空间排列组合的不同；物质的运动本质上是位置的改变；一切运动，包括生物的生长，不是受神秘的力的驱使，而是机械位移和机械碰撞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们深受机械自然观的影响，他们的经济理论崇尚自然秩序，崇尚人类理性，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君权神授，反对政府干预，将市场看作一个可类比于自然界的场所，将市场力量看作自然力，主张市场自由竞争，认为通过自由竞争可以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人们各自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均可达到最大。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年），学医于荷兰、法国，1646年返回牛津，在那里遇见了玻意耳（与培根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皇家学会创始人圈子，在他的经济学代表作《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1690）的前言中，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他的彻底的培根主义经济学方法，在研究中，他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数字、重量和测量结果来表达自我；只采用理性的论据，只考虑这样的理由，比如说它们在本质上存在有形基础”。

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皮埃尔·德·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1646—1714年）在其代表作《法国详情》（1695）中认为，能够维持秩序与和平的，不是国家，而是自然本身。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虽然买者和卖者固然都受到利润的驱使，但供求之间的平衡迫使双方均要遵从理性的安排。因此，尽管人们只关心各自的利益，但只要国家不予干涉，他们的交易行为自然会对公众福利有益。在这里，国家的作用不是干预市场的交易，而是建立公正和安全的机制。值得提起的是，布阿吉尔贝尔认为市场秩序也有失灵的时候，如粮食市场，因此自由放任规则也有例外，政府应当通过参与粮食市场交易，通过粮食储备的增减以稳定粮食价格。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堪称人类历史第一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演化观，也深受机械自然观的影响。首先，在对社会生活中的人的看法方面，就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是很小的，可类比于机械自然观中构成物质的同质微粒。人与人之间所以会形成哲学家和挑夫的差异，不是先天的自然禀赋，而是后天的专业分工。“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牲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其次，斯密认为，良好的经济运行无须国家干预，市场力量形成的“自然秩序”，像一只“无形的手”将各种经济资源安排在恰当的地方。尽管每个人均怀有利己心，但这些利己心并不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会促进这两种利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最后，斯密的“自然秩序”的经济演化观也有例外，这就是看到了政府在立法和执法、安全以及公共基础建设方面的巨大作用，这有可能是受到霍布斯（Hobbes，1588—1679年）君权社会契约论的刺激和影响。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1651）中的基本论点是：只有由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才有可能实现公平社会。他把社会的自然状态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自利心驱使人们进犯别人保护自己，合同无法执行，财产陷入危险，经济生活不可能有秩序，社会普遍存在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此，必须选择一个最高统治者（人或机构）作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以保证社会秩序。尽管霍布斯的思想难以纳入斯密的市场“自然秩序”框架，但由于其很有说服力，斯密也不得不考虑这种现实的状态，从而引入了政府作用这个市场自然秩序的例外，正是政府通过立法和执法维护市场“自然秩序”，这个“自然秩序”才能够得以正常运行。

法国重农学派强调了经济演化过程中自然规律的作用。其代表人物魁奈和米拉波在《农业哲学》（1763）中，强调了社会的进化，认为伴随农业社会成长的商业社会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终点，尽管贸易是重要的，但农业是根本大计，因为只有农业才能获得超出生产成本的净收益，这是由于农业具有自然生产力；从魁奈的《经济表》可知，人为刺激制造业，干预农业，保持食品低价，税收等法国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害的，应当予以废除。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任何政策都不能采行，而是说国家的政策以不削弱其所依赖的繁荣为条件，这种约束是自然规律所给定的。法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杜尔阁也致力于发展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消除贸易壁垒，简化税收，给每个人以工作权，给一切商业部门以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励市场竞争，使制造业生产出最完美的产品，并给予购买者最优惠的价格。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经济演化分析思想，深受机械自然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帮助经济学家们取得了显著的分析成就，同时，也成为这些经济学家们理论局限的深刻根源。

第二节 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演化分析

斯密对经济演化分析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的分工理论。“分工”这个名词不是斯密的发明，该名词的发明权归功于斯密的老师哈其生（Hut－cheson），而这个概念的内容在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9—347年）那里就得到了解释。但只是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释和分析，形成完整理论时，“分工”对经济演化的重大贡献才为人们高度重视。

经济演化首先表现为劳动生产力的进步。那么，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进步呢？斯密认为是“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举了制扣针的例子雄辩地证明了他的上述观点：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不知如何使用职业上的机械（专门机械的发明成为可能也是分工的结果），竭尽全力，也许每天制造不出1颗扣针，要生产20颗扣针是绝无可能。但在分工的情形，扣针的制造分为18道工序，斯密见过的一个小厂雇用10个工人（其中有的工人操作2～3道工序），每日生产48000枚扣针，人均生产4800枚。为什么分工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呢？斯密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技巧因业专而日进；二是分工免除了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损失的时间；三是分工使简化和节省劳动的机械发明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斯密关于分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例子及原因是令人震撼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但是当斯密转而论述分工的原由时，他却把问题颠倒过来，认为虽然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分工会带来许多利益，产生普遍富裕，但这并不是人们进行普遍分工的原由，分工的原由来自于人类具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换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和特有。斯密的这种观点让人感到迷惑：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根本没有任何剩余物，也就没有任何交换的可能和必要的情形，人类怎么会有这种交换倾向的产生？但斯密并没有让我们一直糊涂下去，在后来“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对分工原由的表述，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在这里，他将分工原由产生于人类的“交换倾向”改变为“交换能力”，他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进而，斯密讨论了市场交易、交换价值、货币、商品价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建立了他的宏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因后面这些经济理论不属于本书讨论的主题——经济演化分析，我们不再赘述。

关于斯密在经济演化分析方面的贡献，除了他的分工理论外，至少还需指出三点：第一，他从自然和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他认为，从自然的角度看，“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但在当时的欧洲，顺序似乎完全相反，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因国外贸易和制造业引起。斯密的总结对我们研究经济演化的秩序具有重大启发，即在经济演化分析中必须注重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第二，关于城乡演化关系的论述，斯密认为，工商业都市的繁荣与富裕，对周围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激发了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改进；二是都市居民所获财富常用于购买待售土地，其中很大部分往往是尚未开垦的土地，从而进行土地的改良；三是城市工商业的发达使农村居民能够有一个好的政府和秩序，使个人有安全和自由，免除了中世纪经常与邻人的战争和对上司的依附。第三，关于国家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以促进经济社会演化。斯密认为这些机关和公共工程对一个大社会有很大利益，但由个人和少数人办理不能偿其所费，必须由国家来进行。除国防和司法外，这些公共工程主要有便利社会商业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工程。

综上，斯密对经济演化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种贡献远不是充分的和全面的。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经济演化分析，集中体现在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该书第一版的书名是《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葛德文和孔多塞是当时杰出的激进派，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问题的症结，应当更平等地分配资源，以便人人过上像样的生活。马尔萨斯正是针对这些激进派的思想提出他的观点，认为“让全部社会成员都过上快乐闲适幸福生活，不担忧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任何空想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可能消除他提出的两大自然法则，而正是这两大法则的作用使得人类永远陷于苦难和罪恶。

马尔萨斯以他提出的两条公理为前提，给我们描绘了人类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悲凉图景。第一条公理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第二条公理是，“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这样，如果不加抑制，人口就会按几何比例高速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比例低速增加，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给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大自然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极其慷慨地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须的营养和空间方面却较为吝啬，这是人类贫困的最终根源，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深陷贫困，其境遇永远难以改善。因此，必须对人口增长进行抑制。抑制人口有两种方法：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是要对婚姻限制，没有养育能力的穷人不要结婚，满足于独身生活，但这种婚姻限制的不良后果也十分突出，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而这使两性均陷于不幸。对人口的积极抑制包括饥荒、战争、瘟疫等。在马尔萨斯看来，所有这些对人口的抑制因素，均可归结为贫困与罪恶两大类。

马尔萨斯对经济演化前景的描绘，已被最近两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他的演化分析给我们的警示，必须高度重视，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充分保障人类具有永久维持良好生活的条件，人类应当克制自己的欲望，并不断提高获取生活资料的技能。三、李嘉图

李嘉图以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构筑了他的严密体系。面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粮食价格和农业地租飞涨的局面，他试图证明两个命题：第一，地主的利益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相悖；第二，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原因是缺少可耕种的土地。他的体系有三大立足点：一是级差地租理论；二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三是斯密资本积累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级差地租理论被用来解释地主得到的国民收入份额，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被用来解释劳动者的工资，产品的新价值扣除地租和工资后就是资本家的利润，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动力，高利润鼓励资本家投资，提高劳动力需求从而使工资维持在高水平。但另一方面，高工资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提高了粮食价格，更多土地得到耕种，或同一土地会有更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这时就会引起地租上涨，吞食利润，利润下降引致积累和投资下降，阻碍经济增长。降低粮食价格，使劳动者得到更加便宜的食品，从而降低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在国内粮价高涨时本可以从国际市场进口更加便宜的粮食，但英国的谷物法严格限制进口，从而维持了粮价的高水平。李嘉图理论证明，只有废除谷物法，利润才会上升，增长才会持续，因此，李嘉图倡导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并建立了他的比较成本学说。

李嘉图对经济演化进程的分析，是惊心动魄的阶级分析，在他的分析图景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具有一致的利益，并代表了经济增长、发展和进步的方向，地主阶级利益则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并代表了经济的停滞和退步。马克思的理论是以此为起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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