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史家巨擘弃政从学的心血之作，海外汉学界权威的五四研究。汗青堂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策纵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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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史家巨擘弃政从学的心血之作，海外汉学界权威的五四研究。汗青堂系列。)试读：

出版前言

周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抗战期间毕业于重庆中央政治大学，1945年开始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便出自他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后因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他毅然辞职赴美留学，从此潜心学术。

正如周策纵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他是成长于“五四”余波下的一代人，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因此，研究“五四”对他而言，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更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是周策纵先生写作此书时的原则，只求真理与事实，也正是“五四”精神的体现。

经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后浪出版公司在该书面世半个多世纪之后，重版中文简体版。本书前七章的翻译来自周策纵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几位研究生，第八章以下，则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率领一批青年学者完成。由于本书译者众多，存在许多译名不统一、引用不一致、语言习惯不和谐的问题，在此番重版时，我们已尽力进行核对修订，以期为读者呈现一个令人满意的读本。在此，感谢欧阳哲生老师在重版期间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帮助，还特别寄来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体例上，本书沿用英文版的结构，所有标注引文来源的注释皆附于正文最后，而作者对观点的阐述说明，则置于页下。由于本书篇幅浩大，注释部分保留原有译稿中的格式，仅作微调。来源于中文资料的引用，都核实还原为中文（包括人名、报刊名、书名）；而英文资料也做了简要翻译，便于读者了解。

本书详尽还原了那场以1919年5月4日为原点，席卷中国并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的运动。其中涉及大量人名、地名、报刊名、书名、社会团体名，若有漏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时及时更正。

后浪出版公司已出版了周策纵先生以下著作：《周策纵作品集1：忆己怀人》《周策纵作品集2：文史杂谈》《周策纵作品集3：〈红楼梦〉大观》《周策纵作品集4：经典训诂》《周策纵作品集5：弃园诗话》，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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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reader@hinabook. com2019年4月中文版自序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这是汉朝《盐铁论》“文学”中引用孔子说的两句话。王充的《论衡·对作篇》也引用过。我多年来都把这两句掷地有声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用来勉励我的学生和年轻的朋友。我在20世纪50年代草写英文《五四运动史》时，这两句话对我也起了鼓舞支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特地标举出来，觉得也可用来和国内的读者共勉。《五四运动史》的英文本，已出过好几种：1960年哈佛大学最初的精装本，台湾虹桥书店的地下影印本（包括精装和平装两种），稍后有斯坦福大学的平装本，最后哈佛又收回权利，自出平装本，至今已出了好几版了。后出各本有一二处修正，但没有多大改动。

中文译本比较复杂，从各中译本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里不必详说。不过应该提一提1996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子平先生等五人合译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这是从英文原题直译来的，但我在英文题旁，早已自题中文书名《五四运动史》）。这是国内的首次中文全译，译文很流畅，我该感谢译者和出版者的努力。只可惜人名和专有名词颇有差错。这一方面由于我未见到译文的定稿，主要原因还是译者未见到1963年哈佛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之故。从那书里都可找到《五四运动史》里所有的专名中文。其实我的原稿本来是一部书，哈佛出版社顾虑到印成一书太厚，又因中文太多，会影响销路，所以临时分成两书出版。这后面一书现在已经绝版了。我很希望以后能在国内翻印重版。我虽对那个译本做有相当长的《正误表》，但未能夹入书中同时销售，又未早提醒译者，都算是我的不是，真愧对读者。

这次的版本，应该是完备的中译本了。前面七章基本上是最初在威斯康星大学几位研究生分别翻译的，原在香港《明报月刊》分期刊出，后来由明报出版社和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先后分别出版成上册。这部分译文是经过我自己校改过的。第八章以下，因原译者毕业分散，又各忙于工作，致有耽搁。但后来终于全部译完，丁爱真出力尤多。只因我近一两年来十分忙碌，修改未完，没有交付出版，是我万分对不起译者和桂冠与明报两家出版社。

现在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安排该校一批青年学者把第八章以后完全译过。我虽未见到这一部分译稿，相信他们会忠于原文，对读者做出满意的交代。我该感谢他们和出版社的热忱和努力。

这里我也要再谢谢翻译前七章的以前的几位学生，后来都各有自己的成就了。丁爱真原任艾奥瓦大学的永久教职，现专门从事小说、散文和美术创作。王润华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并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永久教职，是东南亚的主要诗人和作家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和欧美小说著译很多。洪铭水原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永久教职多年，现任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出版有关于袁宏道和晚明文学思潮的英文专著，对台湾文学和《红楼梦》也都有研究。陈永明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发表了许多哲学和文学著作，经常在香港电视台有主讲节目。陈博文现任纽约公共图书馆分馆主任，她在这座大图书馆工作多年，贡献颇多。钟玲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长，是著名的女诗人和小说家，英译过李清照的诗词全集，著作丰富。

这些人还是学生的时候，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发大愿心，自动去合力翻译《五四运动史》，真可说大有“诗人疾之不能默”的精神。1999年1月15日于美国加州阿巴尼市借水借山楼繁体再版自序认知·评估·再充

明报出版社打算将拙著《五四运动史》再版。一本初稿写成于41年以前，初版也已35年的书，居然还能再版，当然莫怪作者颇有侥幸之感。

回忆本书英文初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好友杨联陞教授见我不断修改，催我赶快出版。他说：“我们现在著书，只求50年内还能站得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应该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还担心什么呢？”我说：“我固然不敢存这种奢望。不过像五四运动这件重要而可引起争论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只见成千成万的官方或党派解释和评价，外国人又漠视不提。（这是指1958年以前的情况，从这年起，已有美国学者参考我的原稿，补写中国近代史。）我现在必须弄清事实，不能只做一时应景的摇旗呐喊。我认为，中国史家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后一点，也是西洋古代史家的志愿。我素来尊重这些作风，现在写‘五四’历史，对这些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你说50年，我想自己活不到90多岁到100岁，那已是身后的事了，蒙你这样相信，自然不敢当。可是我如果过于谦虚，也会近于虚伪和自欺欺人。想你也不会赞同的。”

我当时所举秉笔直书的例子是众所周知的，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的事。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国赵盾的堂弟（一说是堂侄）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太史董狐便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句记录在朝廷公开宣布。虽然赵盾否认，但他那时是正卿，晋国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事后他就派赵穿将灵公的叔父接回国继位为成公，可见董狐记录的正合于史事的实质。不过灵公本来无道，赵盾究竟还是个很好的军政领导，他并未禁止这一记录，也没有加害于太史。所以后来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件事可能在当时影响不小，60年后，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齐国的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太史也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杀了这太史；可是太史的弟弟照样这么写，崔杼便杀了弟弟；另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杼又杀了他；但第三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只得作罢了。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杀光了，就带着竹简到京城去，要照样记载，后来听说已有人写了，这才回去。这件事，从齐太史的措辞看来，显然是在仿照董狐的笔法，但整个事件却更壮烈，更可歌可泣。所以，文天祥在狱中写的“天地有正气”，首先便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来做例子。我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史家最好的榜样。董狐比西洋所乐道的“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还要早上150多年。当然，希罗多德写了一本厚厚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The Histories），董狐却只留下了一句五个字的简短记载，从分量上说，还不能相比。不过我们也不必只从数量方面说，若从史德、史质和史家影响而论，董狐和齐太史们自有他们独特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我当时注重这点，是深痛于当代某些中国史家逢迎上意，为党派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其如此，所以才有这番议论。

至于第二点，不求取悦当世，而期待将来，这种看法可能首先见于《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解释孔子为何作《春秋》。传文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司马迁大约非常欣赏这个推测，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出，他作《史记》也是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里也谈到，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名山是神话传说古帝王藏书之所，这也就是说，要把原稿藏在大图书馆里，把副本放在首都，让后世知音者广泛阅览。司马迁又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这后面两句话不见于先秦记录，后世学者以为“其言似急于求名”，不像孔子说的话，可能是司马迁“臆度失当”。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不过《论语》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的“称”字应读平声还是读去声，本难判定；再说，著书以求“自见于后世”，也不见得有何不妥。司马迁在同篇下文又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段话也可能只是司马迁的臆测或根据传闻推断，不过却说得很恰当，至少代表他自己写历史的立场：既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也要自负责任，让后世读者评判。

当时我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这些中国古代史家的影响，也受了西洋古代和现代史观的启发。就上面第二点说，我很佩服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55—前400），他在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里写道：“由于我这部历史没有罗曼史的因素，它也许会减少一些兴趣；然而，如果有人想要对过去有准确的认识，以便解释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而认为我这书有用处，我就很满意了。我写这书不是为了讨好目前的大众，是要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是个非常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但即使我能力不够，显然达不到这目标，难道就不该取法乎上吗？在另一方面，我采纳了多元历史观，在我的初版自序里早已说明，这一部分是受到罗素的影响。

还有一点启发我对史学看法的，是《春秋公羊传》在书前和书末都说过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我觉得对这几句最精彩的史观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解释。从何休（129—182）以来，长篇大论都在讨论这所谓“三世”是指什么世代或朝代。依我的看法，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指出了对历史的两个敏锐观察：一是把亲自所见的、所闻的和间接所传闻的区分开来，这样就可大致判断，直接见到的比较可信且可知其详，就可以说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所记的“何以不日，远也”（为何未载日期，由于事件发生时距记录时已经遥远）；另一是指出无论所见、所闻或所传闻的，报道起来，都不会完全相同，都将各有“异辞”。这两点都可算是对历史记载最敏锐的观察，却没有受到注意，至少我未见到受到应有的注意。尤其是，能指出“所见异辞”，真不容易，何况是2000多年以前呢！

这几句话对我写“五四”历史，最为适合。我当时觉得，就“五四”情形说来，不但各人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自己说的也前后不一致，间接传闻者更不消说了。所以我有时就加了两个字：“所见前后异辞，所闻前后异辞，所传闻前后异辞。”这对“五四”时代的人物描写得更恰当，因为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们，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格外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添油加醋，或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杀事实，或夸张减料，或涂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我看过许多当下和后来的报道或回忆，也认识接触过许多当时的人物，自然大多数是善意者、诚实人，可是多不免“前后异辞”。而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而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却不得不审慎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我必须谨慎，不要随便接受道听途说和有目的的陈述，更须提倡“不轻信”（incredulity）这一观念和习惯。

上面说了许多我所尊重的古今中外史家的目标，其实一方面试图强调自己力不从心，绝未达到这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如要解释或评估，首先必须努力“认知”该事件的真相和实质。我虽然还未做到，但到底是向这方向努力了。

谈到认知和评估，我想首先澄清一点：我的英文原著书名是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自题中文书名为《五四运动史》。这英文副标题的前半部译成中文并不容易，有人译作“思想革命”，也有人译作“知识革命”，本来两者都包含在原文的意义里，却没有一个能包括原文的全部用意，因为在本书结论章第五节里，我还特别指出，这也表示该运动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1969年5月，《明报月刊》出版“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专刊”，约我写稿，我发表了《“五四”五十年》一文（见该刊4卷5期，总41期），在开篇我便指出，中、日文的书评作者多已把副标题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译为“知识革命”，就“知”的广义说，也是可以的。我进一步指出：这“知”字自然不仅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

而且还包含其他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

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

有行动的意思。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说明“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及其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热忱的重要性之外，还提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还是“五四”时代那个绝大的主要前提。那就是，对传统重新估

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

手：用理性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

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我提到，“我至少曾把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总结：“这个前提，若用更简单的方式说出来，就是‘真知第一’。这潮流从中国久远的历史看是极不平凡的，为什么呢？”接着解释，依我的看法，欧美的文明，除宗教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文明。虽有个别的例外，但主要历史事实确是如此。所以我当时说：后代的历史学家应该大书特书，（“五四”）这种只求诉

诸真理与事实，而不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

条，这种只求替自己说话，不是代圣人立言，这种尚“知”

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是探索“是什么”“为什么”“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完全做到，但许多人有了这样的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同时，我也指出，“可是这种清浅的理性主义，如果没有和当时救国运动的热忱结合在一起，就不能造成巨大潮流”。接下去我检讨了“‘五四’末期所遭遇的逆风”，即1924年以后，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我不认为救国或救亡的热忱必然会使新思潮、新文化改革运动流于偏失，早期知识分子原是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这些革新也因救国热忱而得以迅速开展。当然，我也不否认，群众运动热忱的本身具有暴力的本质，像汽油燃烧，可以炸毁一切，也可作为有秩序的和建设性的推动力。蔡元培早把它比作“洪水”，可能也是这样看法。事在人为，“五四”时期的改革理性和救国热忱配合得相当好，这点不应被抹杀。

本书还牵涉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我认为，若分开两者，它们都无法被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又如“五四”思潮是反整个传统的吗？“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一词是我首先使用于本书，后来被许多人采用。其实，我本应说清，只有少数激烈分子是反对整个传统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领袖，多只是反对传统中某一部分，却采纳、提倡或尊重其中另一部分。他们所极力反对的是当时许多顽固派和流行观点坚持的“凡传统的都是对的”。因此，我后来常说，这不如叫作“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这些人的观念，绝不能以西洋近代社会学者所说的有“系统性”和“封闭”排外性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来概括。有人认为，他们即使承认传统中有优点，在“意识形态”上仍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若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为例，这顶帽子总是不适当的。若只征引胡适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说的话，而不拿他在别处说的话来平衡，那可是误导人的。主张“五四”人物是全盘反传统的人，同时却认为“五四”以思想改革为一切改革的前提乃是受了儒家影响（这点我并不完全否认），而“五四”思潮实是继承中国过去一元式的作风，“整体主义”（totalism）的作风。这后一点难道不自相矛盾吗？我以为这也许忽略了杜威和胡适当时极力提倡文化改革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胡适也否定有能解决一切的“万灵丹”。这种思想岂能说是“整体主义”的？对于这些，还有其他的论点，我过去都做了好些评论，大体上可参看我的两次演讲：一次是1971年5月1日应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各校中国师生在安娜堡联合举办的“五四”52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讲词《五四运动告诉我们什么？》发表在《明报月刊》（6卷9期，1971年9月），转载于《大风》等刊物及台北百杰出版社出版的、陈少廷主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1979年）一书中；另一次是1991年6月15日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所做学术演讲，讲词《以五四超越五四》，载于该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2期，1991年9月）。历年来，胡菊人先生访问和介绍我对“五四”看法的文字颇不少，其中之一是1979年3月29日我经过香港时，他做的长篇访问《五四的成就·五四的感召》，载于《明报月刊·“五四”60周年纪念特辑》（14卷5期，总161期，1979年5月）。我在这几篇里都粗略谈到我对“五四”的一些看法，当然不完备，这里就不再说了。

五四运动如果从最早期算起，至今已80年，可说已经过了整个20世纪的主要年代。这期间，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历史绝不会重演，今天来重温“五四”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常说，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未竟的事业。“五四”提倡理性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20世纪由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由原子能文明进展到电子文明、信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21世纪，科技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逐渐改变和扩张。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我在1979年“五四”60周年时写作那一首诗：“从古自强依作育，至今真富在求知。百年以后谁思此，旧义新潮两不移。”我经过多年考虑，和许多前辈一样，认定富强之道，首先要靠发展教育；但我更坚信，真正的“富”乃是“知识”。从这方面说，“五四”思潮实在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五四”的另一方面，救国热忱，后来促进了国家“最高主权”（sov-ereign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使民族主义抬头。这固然受到了政党的推动，但仍然可说是五四运动的后果之一。我素来认为，民族主义不能算最后的目标，只是应变的必需。现在世界已走向跨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照理限于一国的民族主义应该不会再占势力。可是长期以来，个人和个人集团都受到国家法律和武力的保护和制约，像国际贸易和国土主权，几乎没有一国愿意放弃本国的保障。美国研究民族主义的主要学者谢弗教授（Boyd C. Shafer）所著《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旧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1972年，纽约），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现代各国的趋势，分析精密，也参考征引了本书的英文版。他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人期望国际主义和世界政府，但绝大多数人还情愿受“民族国家”的保护。照目前中国的处境看来，“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热忱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也许还会受到重视。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如此。试问目前有哪一个国家肯放弃这些呢？

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本书出版后这35年间，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出版机构对这一主题和相关因素，已发表了许多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然在某些细节方面可以补充或修正本书。不过就我所知，这些还不能使我做重大改动。所以中译本基本上仍保存了英文版的原貌。1995年9月2日夜深于威斯康星陌地生英文初版自序

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任何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惹起各种争论，广泛地被讨论，可是对它的正式研究却又是如此贫乏不足。对部分中国人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生和解放的标志；而另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国家民族的浩劫。即便是经常讨论或颂扬五四运动的人，他们之间的意见也极端分歧。在过去的40年中，每逢5月，就有无数的文章发表，来分析评论“五四”。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中文书籍也已有好几本了，内容涉及该运动的书本，更是数以百计。有关“五四”的文字可以说非常丰富，然而，这些书刊却都是争论性的居多，描述史实的极少。大多数西方人士，对该运动的认识更是零碎而又充满误解的。由于上面种种原因，我觉得写一本书来确切记录“五四”的史实，详细检讨它的流变和效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驱使我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我少年时代在长沙，对五四运动就已感兴趣。那时我就读的高中，15年前毛泽东正是从那里毕业。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颇为活跃，也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自然感到骄傲和钦佩。那时，我已经写过上千首的旧诗，可堪注意的是，我的第一首白话诗，题目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这首诗曾在郭沫若与田汉合办的报纸《抗战日报》（长沙）上发表过。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后来，我在一所国民党创办的大学念书，校方通常禁止学生运动，那更增强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

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人们对五四运动意见纷纭，很容易激起争辩，所以尽量征引史实，而且大量引用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希望能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抱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即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交互关系，虽然是构成五四运动这一类重大事件的主要因素；但其他的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心态、领导人和参与运动的人物，以及看来微小却也许深具关键性的偶发事件，凡此种种，都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这部分因素，我都下了一点点功夫去分析它们与“五四”的关系。

这本书分成两部分：上编，是依时间先后，叙述分析有关的活动和事件。唯一的例外是第八章，为了给第九章提供必要的背景，在时间上曾稍加调整。下编，分别相当详细地剖判和检讨当时文学上和思想上的主要潮流。本书引用的有关书目、中外专名和词汇解释，以及“五四”期间出版的各种书刊的目录和简介，都在我的另一部书（即哈佛大学于1963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研究资料》——译者）里刊出。1959年10月于麻省剑桥，哈佛第一章导　言五四运动的定义

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为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1时间的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5月4日的抗议示威则发展成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新兴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平了道路。但是此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旋涡，最终使得运动中结成的新式知识分子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通过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此番运动的态度因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广：它推动了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公众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这场运动还加速了旧式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此外，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包括，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根本的致命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

起初学生们和出版物所采用的“五四运动”一词并不包括所有上面列举的事件，它仅仅指5月4日北京的学生示威运动。同样地，1919年6月3日及以后所发生的大拘捕则被称为“六三运动”。随后几年，一般人提到五四运动时，固然并不一定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狭隘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整个运动和“五四”事件本身与后果混为一谈。因此，在过去许多例子里都可见到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和“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被交替使用。

关于五四运动的范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五四运动”一词是否应当一方面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1917年就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呢？

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而且彼此没有多少关联。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2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

鼓吹这种见解的人忽略了学生们的行动是和他们的思想发展息息相关的。这派人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夸大其他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例如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凡是细心研究过五四3运动史的人，多不曾接受他们的观点。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做专题研究，自然无可厚非；但这无法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另外还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的学生活动与新文化运动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一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更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社会和政4治活动。他采纳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五四”的学生活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而胡适则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尤其是白话文问题。由于胡适及其他持相同见解者发表的英文著作，使不少西方人形成一种印象，认为这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白话文的采用固然是五四运动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然而我们应当认清，文学革命实在只是这段时期里多方面大进展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我认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及新观念的出现，其重要性不亚于白话文的推广。此外，我们不能把五四运动只当作是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现在中文惯用的“学生”一词，仅仅指在学校里求学的人，与英文“student”一词的意义不完全相同。“student”可包括学者，5或校外自修的人。当然，学生和青年是五四运动中最大的推动力，然而，成年知识分子，例如大学教授和新思想的作家，却肩负过领导和灌溉“五四”新思潮的责任；而且青年知识分子和成年知识分子二者也都曾参加过学校范围之外发展的活动。这样看来，虽然我们可以从学生运动或青年运动的角度来适当研究五四运动，但却不应该单单从这个小角度来讨论它。

关于是否应当强调“五四”的文学方面，或是强调青年方面和政治方面，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争论问题。1939年3月，当中共支持的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的时候，会中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纵按：我后来见到一份早期文件记载，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曾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实在延安会议之前。）全国各地许多机构纷纷接纳了这项建议，国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后，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却改行采用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而另把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青年节”。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自此以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五四”。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只认为“五四”是青年运动，也不是说，国民党只认为“五四”除了文学外，便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显示他们双方对“五四”意义的观点不同。

除了上述诸种观点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一词采取更广泛的观点。他们对这个名词的一般用法同时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层含义。在这一意义下，五四运动包括1919年前后这段时间一切思想变动的各方面。例如，冯友兰所论及的五四运动，是指6当时的新思潮和西化运动。倘若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随便挑出一位水平一般的学生，问他什么是五四运动，他准会回答，它同时包括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和新文学、新思想运动。而每当有人讨论“五四”时代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主旨时，很少有人会不提“民主”和“科学”。“五四”以后，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政党的领袖，也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纳这种广义的观点。一位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作家说：“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指1919年5月4号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7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这种对“五四运动”一词所采广义的用法，是有很充分理由的：第一，那些鼓励大众进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的领导人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新兴分子。而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言人，或自称为固有传统的代言人。第二，当时思想改革家的反军阀、反强权活动的根据，正是早期一群知识分子所鼓吹普及的民主思想。由此看来，“五四”的示威活动的确是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第三，许多与示威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他们活动的宗旨不只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他们所关心的也不只限于外交问题。在示威事件发展以后，他们对社会和思想改革，与对爱国运动一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最终，1919年至1920年间的运动留给人最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他们在思想界掀起的革命和社会上推动的改革；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思想则是对社会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偶像破坏。由于上面这种种事实，我想我们应当采用五四运动的广义含义，并且认为这场运动导致了影响社会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动。

因此我们可以对“五四运动”做如下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案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并希望能依据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次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由许8多不同观点主导的活动汇合而成，虽然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此外，五四运动所指代的时间段也出现了混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往往被作者们滥用。它有时是指紧接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几个月，有时是指“五四”事件以后的几年；另外一些作者认为这一时①段始于1915年或1916年，终于1923年。还有一些作者则把“五四”时代延长到1925年，因为那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成为另一个时代②的开始。陈独秀在1938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甚至认为“五四”时代11一直延长到“现在”。在本书里，由于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个多面性的现象，所以没有把它的起讫日期做严格的断限。虽然如此，仔细研究“五四”的主流，我们会发现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间。1917年，新兴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团结他们的力量，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后，运动多已发展为直接的政治行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五四”时代划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一段时段之内，而这段时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一些新兴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里，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了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已超出了纯粹的思想界。

不过我们也不应把“五四”时代严格地限定在这几年之内。有些民族思想和新思潮早在1915年就已成雏形，因为这一年的“二十一条”促使大家觉醒，感到国耻沉重；这一年不少学生已开新风气，严肃地考虑中国问题，而且《新青年》（当时还称为《青年杂志》）就在这一年开始发行。我们也不应当认为，五四运动在1921年就宣告结束了。许多“五四”期间发展起来的思想论争，仍是当今最重要的事件。1922—1923年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若是忽略这些，我们便不能对五四运动做出彻底的了解和评估。总之，五四运动应看作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自19世纪西方势力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中国就开始了她的蜕变，她调整了脚步，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来适应现代文明，而五四运动实是这段旅程中要事频繁、最富于决定性的一个阶段。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倘若我们认为上述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可以接受，那么就可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适应变化的进程在这段时间会加速了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即使只解答一部分，也必须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情况的各种变化，以及国际大势对中国的影响。

在与现代的西方世界接触之前，中国的经济在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工业未曾发展。在这种经济下，她财富的大部分由地主和商人拥有。他们通常以下列四种主要方式来积累财富：将农产品中获得的利润用于购买更多土地、经商、民间借贷，从公职中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收入。由于在20世纪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上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财富积累的方法也都往往取决于农业生产。结果，以土地投资方式作为资本积累的观念，左右了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下面这两句谚语式的民谣，确切地说明了这个观念：“隔12着玻璃亲不了嘴，穷就穷在没有地。”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废除了长子继承遗产的制度，因此也防止了土地过度集中和大规模财富积累的发生，使家庭和乡村成为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半商业半家庭式的、靠学徒制度维持的各种手工业店铺是中国仅有的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和交换，大部分由地方性的同业公会来处理。这一切办法和习惯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大规模工业的发展。

自从19世纪西方势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制度便开始发生变化。1863年中国设立了第一间工厂，是一家兵工厂。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工业仍旧很少有发展的机会，部分原因在于，列强通过暴力或外交手段攫取特权，将物美价廉的外国工业产品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

这种外国商业竞争的压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告减轻，因为那时西方列强都正专心致力于军需品的生产。从那时开始，由于入超量的减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到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1914年到1920年间，纺织厂、面粉厂和其他轻工业所生产的国货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年的繁荣景象，后来回顾起来，常被认13为是中国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至少和以前相比，情形确是如此。由于这一次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长期侵入，中国传统的自足农业乡村经济的崩溃更加速了。土地投资已渐渐显示出向工、商、金融等企业投资转移的征兆。培育工业发展的新兴组合股份公司比起以前发展得更快。1920年前的那几年，中国的国币“银圆”已大半取代了墨西哥银洋，于是国内部分地区获得了币制统一，促进了金融活动的发展，大城市里开办了更多的新式银行，许多旧式的钱庄也改组为银行。1912年、1915年、1919年、1920年和1921年，都是现代中国货币与信用制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而资本的集中和都市经济的成长等倾向，也都日益显著。然而，这些经济的变化仍属于雏形阶段，而各处发展不均。虽然一些中国大都市的经济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与20世纪的西方都市一样，但是内陆辽阔的乡村地区仍然保持着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经济特色。中国的农业经济制度正在开始分崩离析，但是还没有被一种现代的经济制度全盘取代。20世纪初期，中国必将产生一种社会经济转变程序的模式，从破坏到废物清除、重建和改革，这是早就可以预期到的。但是相反地，事与愿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上述培养了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的国际局势也宣告结束。由于日本对华影响的增加，以及其他列强纷纷14重回中国市场角逐，中国初具雏形的工业举步维艰，浮沉不定。中国和列强经济势力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这些相继出现的经济变革、国内繁荣、危机，以及存亡的挣扎，在不同的时段显著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活动。

伴随着经济方面的变化，许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在发生。中国旧有的寡头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三股社会势力的联合：一方是皇室和军事集团，另一方是地主集团，在这二者之间还有士大夫集团。可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一传统社会的均势联盟已经严重失衡。科举制度已在1905年废除，而新的有效的人事铨叙制度尚未确立。具备能力的有志青年，大都不能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公职。在历史上的危难时期，中国社会通常依靠家庭或乡村的各种自给自足及合作方法来补救，以渡过难关；但由于这次危难的无比艰巨，已远非那些传统的方式所能救济。再者，随着新兴都市迅速发展，新式商人、企业家和城市工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城市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例如，1919年“五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北京约有60万人口；到1923年，即4年以后，北京的人口数便增至11015万，几乎是1919年的两倍。由于内战（1915年到1922年间有10次16严重的内战，它们的持续时间总计48个月之久）、灾疫以及农村经济的崩溃，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的人数大增。他们变成穷人之后，很多人背井离乡，成为职业军人，有些则沦为土匪或流氓。这批不安的人口，滋养了军阀主义，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是军阀主义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同时，一个根本且长期重要的因素，开始在中国社会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地主和士大夫的逐渐式微，一群掌握了一定现代西③方学识的新式知识分子出现了。自1907年新式的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大规模施行以后，此后的10年内，大约有1000万人曾经或正在接受各种方式的新式教育。（统计见本书附录一。）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接触，与传统思想意识及统治阶级逐渐背道而驰，使他们能带领其他不安的民众，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五四运动正是反映了以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重新组合。

同时，1915年以后，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局势也是培养革命的一片沃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氛围在全世界盛行，尤其是亚洲地区。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政治理想主义，例如他所提倡的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等，都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欧洲政治新思潮的转变，新兴共和国的增加，女子选举权的争取，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民权的确立，以及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等，都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但是当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重建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时，中国人民由空虚的希望坠入深切的失望，于是爱国情绪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都爆发了革命，显示出借群众起义来改变大局的可能性。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加上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属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及其他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影响了东方的政治趋势。日本在1918年8月爆发了“抢米风潮”，朝鲜在1919年3月1日发生了也是以学生为主的“三一运动”。“五四”事件的前两个月，第三国际（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成立，并且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与这些国外的革命狂潮相比较，中国人当时却活在一团漆黑的国内政局中，共和政府虽然试行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政党政治，而实际上则完全被军阀操纵。1914年，军阀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宪法。1915年和1917年相继发生了没有成功的帝制运动和复辟运动。袁世凯取消共和政体，自1916年元旦起，到3月23日止，改称“洪宪”帝制，前后共83天。安徽省督军张勋拥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由于他的辫子兵在北京被驱散了，只支持了12天之久（1917年7月1日至12日）。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实权都落在互相对抗的督军手里，而中央政府的大权则落在袁世凯的旧部段祺瑞手里。段氏就是受日本经济支援的军阀官僚政治集团——安福系——的领导人。为了反对这样的北京政权，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从此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胜负不定的南北内战，举国为之骚动。“五四”事件之前不久（1919年2月20日起），北京和广东双方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鼓励下，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拖延的、徒劳无功的南北内战和谈，这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所建议的类似和谈的讽刺性预演。上海和巴黎两处和议的忽起忽落、惊疑不定，在心理上给予中国人的社会情绪以极度的干扰。我们应该记住，辛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这些政治上的混乱和落后现象，更坚定了新式知识分子的信念：为了使古老的中国重获新生，必须实行大规模的基本改革。同时，段祺瑞之所以拥护徐世昌当总统，本是皖系想利用他来对付直系和其他军阀，徐上台后则企图通过与南方议和来节制段派，因此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反对段派亲日，不但有南方和国民党及进步党的支持，并且有北洋政府内反段系势力的制衡。“五四”的成功，可说时机难得。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与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件。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屡见不鲜。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42年，即孔子诞生后9年。郑国当时的执政子产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去关闭学校，而是虚心接纳了批评。他说：“（毁乡校）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他这种开明宽容的政策受到当时及以后许多中17国历史学家（包括孔子在内）的赞赏。在西汉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1000多名太学的学生在博士弟子王咸的领导之下，抗议朝廷惩处一位刚正的官吏司隶鲍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学学生直接干涉内政的事件。在公元2世纪东汉时，太学生郭泰和其他人联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领袖们，大胆批评朝廷和宦官，后来数百官吏和学生被当作“钩党”关入牢狱并判处死刑，造成“党锢”事件。这是18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要的党争。在宋朝（960—1279），学生运动更趋于空前普遍。徽宗宣和七年（1125），太学生陈东（1087—1128）领导太学学生，请求皇帝处死宰相和部分军事领袖，控诉他们处理国事失误；但是这次上书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年，即钦宗靖康元年（1126），陈东又率领几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当时支持他们的“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他们要求皇帝惩罚宰相，起用李纲为相，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以抵抗北方来的金人的侵略。皇帝的内侍遭受民众猛烈的袭击，被杀死了数十人。结果朝廷处死了与这次暴力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民众数人，但也受到民意逼迫，改变了一些外交和内政政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校学生领导平民干涉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后来陈东和许多其他学生也都被处死了。然而，在宋朝后期仍然发生了五六次类似的学生运动，并且还有学生罢课事件的记载。在宋代的历史里，也可以找到教师们鼓励或支持学生运动以反抗19朝廷的事例。依循这些先例，明朝（1368—1644）的学生运动，更20连续不断地卷入党争的旋涡。

这种学生干涉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呢？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民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群体想要设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早期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例如17世纪，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实际上就曾主张过一种政治制度，把学校当作消息灵通的发表公共舆论的场所，或一种立法代表机构；并且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上古的“三代遗风”。21

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接受了这种学生负有政治使命的传统观念，可22以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再三强调这一观念作为证明。但是20世纪的学生运动和它们的传统模范，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学校”和“学生”二词在中国古时的用法，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般用法，事实上，也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制度已逐渐改向西洋方式时的用法。传统的官办学校，套用现代的制度来比较，大致从中学阶段开始，它们与科举制度关系密切，这些学校既是未来官员的人才储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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