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福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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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英雄邓世昌：青少版试读：
序言
每次看中国地图，我都深为祖国的地大物博、山河壮美和历史悠久自豪。中华民族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血与火的战斗、生与死的考验。明清两朝，由于国势衰微，国家陷入灾难深重、任人宰割的境地，多次受到侵略者的肆意欺凌、掠夺和瓜分。国家饱经外患而仍生生不息，是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奋力反抗的结果，在这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卫国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不畏强敌，挺身而出，带领人民群众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这才使得国家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奋勇杀敌，舍生取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是真英雄的写照。面对侵略敢于战斗，面对强敌敢于亮剑，方显英雄本色。卫国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
我们都有一个梦，名字叫“中国梦”。目前，全国人民正并肩携手走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少年强则国家强，我辈少年当自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青少年学习英雄精神，接力团结奋斗。卫国英雄的浩然正气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卫国英雄的光辉事迹彪炳千秋，催人奋进。卫国英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为青少年所敬仰。当代青少年有幸生活在我国几十年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中，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觉得天下太平。环视周边安全，需要高度警惕，不能掉以轻心。我国国土尚未完全统一，台湾一直孤悬海外，没有回归祖国。目前，台湾政权轮替后，岛内分裂势力更加猖獗，两岸和平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变数。同时，从东海到南海，从钓鱼岛到永暑礁，我国主权受到域内外的多方挑衅和侵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今日之周边战云密布。在国家安全环境复杂的新形势下，用历史告诉现实，引导青少年弘扬前辈英雄戍边卫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少年向卫国英雄学习什么？我认为，核心即是学习他们炽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要时刻关注国与国之间每日存在的科技、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我们还面临许多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常常受到发达国家的不公正对待。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青少年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到合适的爱国路径。
我高兴地看到，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卫国英雄丛书以人物传记的方式，介绍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抗倭名将俞大猷、明平息倭患的胡宗宪、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清朝道光时期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抗法名将冯子材、抗法抗日的刘永福、甲午海战名将丁汝昌和邓世昌等十位卫国英雄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故事。十位卫国英雄尽管所处时代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战斗故事不同，但都敢于同外敌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用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套丛书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情节生动，文字优美，通俗易懂，适合青少年学习和阅读，可以说是青少年学习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教材。我相信，青少年读者阅读这套丛书，一定会为卫国英雄的爱国故事所感动，为卫国英雄的凛然正气所感染，从卫国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勇气、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人生梦想，绽放绚丽青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良驯2016年5月17日第一章从小立志投军报国第一节乱世得子盼世昌盛
大清帝国已经被迫对外“开埠”的南方大港广州，蜿蜒曲折的珠江穿过全城。沿江帆樯林立，舳舻相接；两岸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已划入广州市海珠区）一个殷实人家，户主名叫邓焕庄，先祖原为东莞怀德乡人，至二十三世传焕庄，专营茶叶生意，曾经在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邓氏第十九世至二十四世族系表是：晋富（十九世），子积喜（二十世），积喜子成旺（二十一世），成旺生四子，分为大宅、二宅、三宅和四宅。大宅和三宅无资料可考。二宅景新，字映霞；四宅景能：他们都是邓氏第二十二世。景新子焕芬，字秋甫；景能子焕庄，字端甫：同为二十三世。焕庄的妻子郭氏于1849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八日）生了一个男孩，此男孩也是他们夫妻的独生子。因为邓焕庄饱受世道黑暗和战乱之苦，殷切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这个儿子起名为邓永昌；然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故知情达理的邓焕庄又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
邓焕庄为子起名希冀事业兴旺，家道昌隆，期盼时世好转，政治昌明，毕竟仅仅是主观愿望。客观的情况是：这个孩子对家庭来说是“生不逢时”、命运不济，但对苦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却是生得其时、才为世出。他的一生虽短暂，却像彗星行空，凤凰赴火，发出了绚丽夺目的奇光异彩。
邓世昌少年时期，帝国主义接连不断地入侵，他目睹外国侵略军在广州街头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鸦片的侵袭，使茶叶生意大为萧条，邓氏家境每况愈下。第二节少年萌发报国宏志
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用舰炮轰开中国大门，先是“五口通商”，继而扩大到沿海各重要港口。南面的广州和中部的上海是他们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桥头堡，因此，这两地的中国商民受害最深。
邓世昌的祖父景能公，早年经营茶叶。开始阶段，生意兴隆，家业发达。自从英人输入鸦片之后，中、英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茶叶虽仍是清国对欧洲的大宗贸易物，但渐趋衰颓。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战火，更是日益萧条。老掌柜景能公心事重重，不时摇头叹息，为生计犯愁。少掌柜邓焕庄，更是思虑无策，夜夜忧叹。他听说上海商贾云集，出口额大，决意往沪上一走，投奔朋友，再起商号，拓展茶业。于是将此心事向老父诉说。景能公斟酌良久，终于允可。邓焕庄自幼随父经商，深谙茶道，颇为得法，去了几趟上海后，便在那里租屋开了一个小茶行，稳步扩大经营资本与规模。其时上海虽然亦与广州一样，遭受外夷侵扰，列强瓜分，但与粤地比较起来，时势稍为平和些。更因其四通八达，物源丰盛，且城市不断扩大，人口速增，所以商机较多，经营茶叶优于广州。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一天，他路过街头摊市，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山民，正在吆喊出卖树苗：“好树种，苹婆树，紫荆树，栽种庭院最合适……”邓世昌自幼好读古诗，酷爱书法，虽小小年纪，已打下深厚的古文底子。当他听到“苹婆树”三个字时，顿时想起战国著名文学家宋玉的《风赋》中的句子：“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唐李峤《风》诗：“落日生苹末，摇扬遍远林。”更有曹寅“争似苹婆双院里，挥毫日日醉春风”的诗句。他情不自禁地说：“家院里种上一棵苹婆树，一棵紫荆树，绿阴婆娑，清风拂面，然后临窗挥毫，岂不令人陶醉？”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将其买下，兴冲冲地背回家中，在院子里挖了两个深坑，将其种上。就在他培土浇水即将完毕之时，家仆出来呼唤道：“少爷，老爷有事找你，我在书房客厅寻了个遍，想不到你在这里！”
邓世昌立即洗手，掸掉身上尘土，正冠、整衣，到厅堂里去聆听父亲教诲。
世昌向父亲鞠躬、问安之后，焕庄说道：“世昌，你已完成小学学业，不能长久囿于家乡一隅之地，应多见世面，长见识，我想把你带到上海去就读。”
世昌听后，喜上眉梢，恭敬地说：“父亲所言极是，孩儿早怀远行之志，今日能如愿以偿，定不辜负父亲期望。”
焕庄高兴地说：“好啊，明日你随同为父去沪，抓紧准备书籍、行李去吧！”
世昌欣喜异常，雀跃而去。
焕庄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这在把英语当作“蛮夷之语”的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当他携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一个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极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世昌身材不高，性格沉毅，状貌雄健，无论读书、做事，都是专心致志，心不旁骛。来到上海已近半年，他一直埋头读书，几乎“足不出户”，与外面喧嚣热闹的花花世界仿佛隔绝。第一学期学业完成后，有短暂的假期，加之“外师”要回国探亲，所以有了一点空闲时间。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游历上海。他常到外滩，看到沿江一幢幢鳞次栉比的西式楼房，全是英、俄、美、法等国的领事馆、教堂和各色各样的洋行；黄浦江边，看到挂着各种旗帜的外国军舰在中国海口、内江任意进出，横冲直撞，畅行无阻，不禁萌发出以保卫国家为己任的念头，慨然兴叹道：“中外通商日盛，外舰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肇衅，何以御之？”（《海军实纪·邓壮节公事略》）
从此，他蓄志投身海军，这就决定了他后来所走的生活道路。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强邻肇衅，何以御之”的慨叹，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十二三岁少年发出的，特别是以敏锐的眼光忧虑“强邻肇衅”，实属可贵。当时处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惧怕的是欧美列强，没把还未勃兴的东邻日本放在眼中，昏昏然高枕无忧。直到十来年后，日本公然并吞琉球，出兵侵占台湾，才看到“强邻肇衅”的危险，引起朝廷哗然。
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中国人被殴打、欺凌和任意监禁，几乎天天都有，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据邓世昌长孙邓小鹏回忆，他曾听父亲说过祖父邓世昌小时客居上海滩的一段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三道头’（外籍巡捕）毒打拉车工人，他看不过去，出面劝阻：‘不要这样，你晓不晓得这到底在中国！’那个‘三道头’却回答说：‘你晓不晓得这是在租界！’反而弄得他无言可答。”这次目睹，对邓世昌刺激很大，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沉重压迫，进一步激发他树立强我中华的宏伟志向。第三节投笔从戎献身海军
邓世昌少年时代，正是国家和民族危机空前加剧，那些“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加强海防建设的时期。关心经世之学的邓世昌悉心研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启并给予他一个广阔的心灵世界。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明确地阐述了作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全书字里行间充满着魏源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尖锐指出，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完全是清统治者昏聩造成的恶果。面对顽固派用反对“奇技淫巧”的滥调来反对“师夷长技”，他愤怒地痛斥道：圣人造舟制楫，以济不通；制弦剡矢，以威天下，难道也是“形器之末”？凡有用之物，“夺奇技而非淫巧”。如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尽耳目心思之力，以利国家和全民所用。
魏源认为其正确态度应该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此即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夷之长技”是什么？魏源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中国设立兵工厂、造船厂，并学习西方练兵之法，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魏源还认为，学习夷之长技，不局限于武器装备，西方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都在学习和制造之列。《海国图志》中，也反映出了魏源明显的发展民间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机械”者应予鼓励，此论邓世昌也很欣赏。
魏源还指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养兵练兵之法亦值得我们学习。西洋之兵“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如果“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因此他认定西方的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认为治绿营水师，必须“精训练而严节制之”。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先筹养兵”。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邓世昌带兵训练的准则之一。
邓世昌读书，不是囫囵吞枣的全盘接受，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领会其精神，吸取其精华，摈弃其片面性或偏见。他对于魏源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主张，认为这只是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状况下御敌的权宜之计，不可作为长期的海防之策。他对书中指出的“江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这段话写了眉批：
欧罗巴诸国，越七万里而遍于中土，非偶然也。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此乃真正海上强国也。若我绿营水师能横渡大洋抵泰晤士河口，何用守珠江、长江内河以御敌？
这是邓世昌后来极力主张的“邀击强敌于外海”战略思想的萌芽。
邓世昌还喜欢古往今来的军旅诗，那些金戈铁马、气势磅礴的诗篇常常成为他练习书法的内容。一天在学西语后的课余，他用楷体写下了李贺《南园》诗的第五首：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接着，以草体挥写了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在写到最后两句作结时，他心情激荡，托诗言志，使书法刚劲有力，神采飞扬。正在此时，他的父亲焕庄默默地进来观看，他竟未觉察。“写得好，有了长进！”父亲连连点头，表示称赞。
邓世昌不好意思地搁笔，向父亲请安。
邓焕庄通过世昌书写的两幅字，仿佛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便问道：“莫非孩儿要弃科举仕途，怀投笔从戎之志？”
邓世昌见父亲既然已经点破自己久存胸臆的夙愿，便大胆进言道：“科举仕途实为摧残人才的千年枷锁、无形杀手，多少人皓首穷经，结果乃是秀才到顶。龚公、魏子、左氏都是旷世奇才，却累试不第，前车可鉴，儿不能重蹈其覆辙而虚掷平生。”
邓焕庄本是个开明通达之人，加之长期生活在与洋人通商的广州上海，思想观念转变较大，觉得觅生之路不如经商，原来就不打算让世昌去读书做官，只是没想到他要去从军。自己经营生意多年，本来希望有个接班人和帮手，但看到市面萧条，从商艰难，也就改变了初衷，便说道：“人生贵适志，不必苟于名利，为父遂儿所愿。”
邓世昌喜出望外，向父亲出示近几年来他用心收录的朝廷重臣的言论，即他们赞成在中国创建坚船利炮体系，邓焕庄细读了之后，频频点头赞许，叹为远见。此后，邓世昌遂坚定了干海军保卫祖国海疆的志向。第四节毅然报考船政学堂
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上奏称：要想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要想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在于海防的极端薄弱，“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所以“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著”。
当时，中国自己设厂造船，困难重重，从选择厂址到解决机器、技术、经费、驾驶、养船等，无一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左宗棠在奏折中都一一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清朝政府谨慎地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并允准将闽海关四成结款四十万两白银作为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经费。
造船与学造船、学驾驶并重，是福州船政局的一个重要特点。左宗棠把“学”视为船政局成败的重要标志。在左宗棠与洋人日意格商定的创办船政局保约中，规定了创办学堂与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
接替左宗棠办船政的沈葆桢为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作“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不管起什么名字，此对建设近代海军说来，“是为中国防海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设校之基”。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寒门子弟。他们难免为贪图食宿免费和每月四两的饷银而来。所以事前明确规定：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因为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的吸引力不大。由于生源不足，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将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甘结。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首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都在12岁至15岁。由于人数不足，决定再从广东和香港招生，并把年龄要求放宽。
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录取。此次考取的除邓世昌外，还有张成、吕翰、叶富、林国祥等人，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做教室。
艺局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其基本精神是促使他们进取。为此，制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学堂的第一个章程：
一、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后、夜眠前，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惰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二、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
三、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四、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
五、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六、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七、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
八、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即令做监工、做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求是堂艺局不久后便迁往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两部分，但还未有确切名称，通称“法语学校”和“英语学校”。前学堂、后学堂正式名称的出现，第一次见于1873年12月7日《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称：“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从此即为中文资料所沿用。前者包括造船、设计专业和学徒班，后者包括驾驶、轮机专业。
福州船政前、后学堂的开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文明进步的重大事件。它是第一次“官办”新学，聘请的是蓝眼珠、黄头发、高鼻梁的洋人执教；念的是叽里呱啦的“蛮夷之语”；研制的是向来被封建士大夫嗤之以鼻的“奇技淫巧”和“至愚之器”……中国最早发明的指南针，不再是用来看风水的工具，而是被洋人精制成可以用来在汪洋大海上准确导航的罗经了；火药更不仅仅是用来制爆竹，而是装入了威力巨大的炮弹中。
被洋人痛打之后的中国开始清醒，一代莘莘学子从头学习，谦恭地向洋老师求教，邓世昌便是其中一位出类拔萃者。
课堂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还需要经过练习舰的实习。如同沈葆桢所说：“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1869年，沈葆桢派员到香港、南洋一带购置轮船，没有找到合适的。次年夏天，船政局“福星”轮下水，沈葆桢打算将其改成练习舰，可是“福星”轮太小，难以容纳多人。直到年底，才在福州购得德国三桅夹板船“马得罗”号，易名“建威”号，按照军舰式样改造。“建威”号长38米，宽8.2米，排水量475吨，虽然使用多年，但船的木料很好，做工也很讲究。二层舱内，能住百余人。这是船政学堂拥有的第一艘练习舰。第五节出类拔萃上舰任职
福州船政局的首批毕业生，经过了两至三年的海上实习，确定了分配的去向。1873年12月，沈葆桢在五年限满之际，除奏请继续造轮船外，还根据“日起而有功”，“循序而渐进”的精神，提出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建议从前、后学堂中，挑选天资颖异而学有根底的学生，出洋学习驾驶和造船，以便推陈出新，练兵制胜。这样，三五年后，“有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其用”。这是一个选拔提高人才的重要途径。
还有一个当务之急就是，此时船政局已经有了几艘舰船，这些舰船有的是向德、英购买的（如“建威”舰），有的是船政局自造的（如“福星”轮）。海军始建，就这么一点家当，必须挑选成绩优异、身体健壮、实习时表现出众的佼佼者上舰任职，要挑选已有能力驾舰蹈海的“致用”之才。第三类是学习成绩好而身体差的学生，不能人厂上船，就到学堂担任教师。这样的分配方针原则，真可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
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沙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正因为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尤其是在随“建威”舰到南洋的实习中，邓世昌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的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加之邓世昌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沈葆桢就于1871年底派他去管“建威”号兵轮。邓世昌上舰以后，“执事惟谨”，以身作则，爱护士兵，深受人们爱戴，在部属中享有很高威信。1874年，沈葆桢对他奖以五品军功，并派充任“琛航”舰大副、“海东云”管带（清末新军制，统辖一营的长官。海军舰长亦用此称）。时年，邓世昌25岁。他是船政局的毕业生中最先冒尖、最早在舰船上任职者之一。与他同时或稍后任职的第一届毕业生还有：张成先后任“海东云”“靖远”管驾，吕翰任“长胜”“振威”管驾，叶富任“海东云”管驾，林国祥任“琛航”管驾，林泰曾任“建威”大副，黄建勋任“扬武”正教习，方伯谦任“伏波”正教习、“扬武”管驾。
沈葆桢离任之后，由丁日昌总管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派学生出国学习一事，最后由李鸿章与丁日昌、吴赞诚等人函商筹议，于1877年1月提出选派船政局学生出洋肄业章程和上奏清廷。根据这个奏折和章程，李凤苞于1877年2月到福州船政局，挑选去法、英学习制造和驾驶的学生。3月31日，李凤苞带领船政局首届出国学生，乘船政局“济安”轮去香港，4月5日改乘外国公司轮船西行，分赴英、法学习。
这批出国人员中，除华、洋监督外，有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学生除已在法国的魏瀚等2人外，还有学制造的郑清廉等12人，艺徒裘安国等4人，学驾驶专业的刘步蟾等12人，共30人。马建忠、陈季同和罗丰禄三人，既是工作人员，也是学生，加上他们是33人。随后，李凤苞和日意格认为：“艺徒人数尚少，不敷分拨”。船政大臣吴赞诚根据李凤苞等人“添加艺徒，俾便分习”的意见，将同年十月随洋员斯恭塞格去法国的5名艺徒，留在法国学习。这样，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往英、法的留学生共有38名。这批出国学生的选拔采取保质勿滥的方针。《船政学生出洋肄业章程》说：“选派生徒，应由监督溯查考绩，详加验看”，严禁选派不应出国学生滥竽充数。对此，《章程》特别规定：“如有不应出洋，滥收带往，不能在官学官厂造就以致剔回者，其回费由监督自给。”
这批被选拔的学生，大都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质量是比较好的。据不完全记载，学制造的14人中，都是前学堂的首届学生；学驾驶的12人中，除萨镇冰、林颖启是后学堂二届学生外，其余10人都是首届学生。此外，文案陈季同是前学堂的首届学生，翻译罗丰禄是后学堂首届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如魏瀚、刘步蟾、林泰曾等人，早被沈葆桢以“其工学习有年，其才均堪造就”，于1875年派随日意格西行出国考察；有的如吴德章、罗臻录等人，自己还独立设计制造过“艺新”轮。因而，吴赞诚称赞说：“本中华杰出之才，收庄岳数年之益，习英学者可期为良将，习法学者可望为良工。”
根据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选入出洋留学之列，只是因为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在国内风涛海浪中锤炼。事在人为，邓世昌虽然未正式出国学习，但他作为海军良将，素养仍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李鸿章等人几次派他出国去接收新舰。邓世昌在出国接舰过程中，抓紧机会，虚心好学，弥补了未在国外深造的缺憾。第二章西行接舰开启心智第一节“水师中不易得之才”
邓世昌在驾驶和管理舰艇上所表现出来的将才素养、风度，既是本身修养的成绩，又是船政学堂严格教育培养的结果。福州船政后学堂本为学习航海而设，故最重视驾驶专业。驾驶班专门培养航海人才，而航海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科。“世昌自入堂学习，各门考核屡列优等。”
沈葆桢在船政后学堂学生历时4个月的航海实习之后奏称：“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至于台风飓风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定如何，以分其优劣。”
经过练船远航实习之后，择优破格擢拔带船者。邓世昌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驾船技术高超，指挥技能精湛。舰船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全舰的命运集中于舰船长一人。
权威是在实践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即在多次的实际考验中表明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赢得大家的信赖。邓世昌驾舰技巧很高超，各种复杂的海区和气象条件他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驶舰艇。再有，舰艇与轮船不同之处是有武器装备，这是战舰的“利齿”和铁拳，一个称职的舰长必须熟练指挥全舰的武器装备，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各种火力的威力，而邓世昌在这些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故有“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的赞誉。
搞航海需意志坚强，遇险情能镇定自若。大海喜怒无常，脸色骤改，“晦明百变一弹指”。海波动荡，百态千姿，妙笔难描。平静海面，如娴静少女，温柔可爱，“万顷一碧波粘天”；突然间，海浪簸荡，如泼妇发疯，怒不可遏，“打崖裂石与君看”。大海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是英雄好汉的活动舞台。所以历来有“经风浪”、“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说法。在大海中航行充满着危险性，在蓝色的帷幕掩盖下，有深谷暗礁，海流漩涡，还有信风季风等十分复杂的自然现象，这都是对航海者的威胁。良好的航海心理，突出地反映在具有快速反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上，不但要能及时应对每个迫在眉睫的危局，而且要能随时防范各种危局的出现。邓世昌就具有逢忙不乱、遇险不惊、临危不惧的气质，以及沉着冷静、坚忍不拔、机智果断的性格。因此，他总是能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情况。
例如，1879年，邓世昌调入北洋舰队后，先任“飞霆”管带，不久，又调任“镇南”管带。1880年8月，总教习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艇巡游黄海。
当时正值台风季节，四艇巡弋至海洋岛附近时，邓世昌感到天气湿热所引起的不舒适，他看着气压表竟自往下降落，心想：“附近哪里的大气起了恶劣变化哩。”他手执望远镜注视前方，只见圆形的海面波光微闪，宛似一片起伏的灰色丝绸。四“镇”以“镇南”为前导，耕田似的犁破那海面，一道深痕旋起旋消。惨淡而无光芒的太阳从浓云间隙里泼下铅样重的热气，令人喘不过气来。时近傍晚，气象骤变，顷刻间狂风呼啸，雷电闪击，海上一片惊涛骇浪，海浪拍向艇首，砰然作响，瀑布似的海水漫上甲板。有时整个艇的头和尾都淹没在奔流的雪白泡沫里。
总教习葛雷森下达旗语：“编队航向右转30度，顺浪航行！”
此时，编队已抵海洋岛东端约2海里处，此海区多暗礁险滩，向右转舵似有不妥。邓世昌刚意识到可能有危险，突然，“嘭”的一声巨响，“镇南”艇真的触了礁！全艇官兵立即出现了惊怕和慌乱的情绪。
邓世昌神态镇定，目光沉毅，指挥沉着，他当即下达命令：“损管队堵漏！全艇人员不准乱动！”“左退一！右退三！”邓世昌下达了这样特殊的用车令，让炮艇产生后退力的同时有一定的扭转力，而不是单纯用两车齐倒以致破损扩大，这一着果然奏效，“镇南”艇“旋即出险”。
由于邓世昌指挥正确，艇体所受的破损较小，浮力没有大的影响，“镇南”艇稍减低航速后安全开回旅顺港检修。
这件事的责任应该具体客观地分析，即海图是否完善、精确（注明水深和暗礁所在等），编队指挥员规定的队形、选定的航线是否正确，下达的指令是否得当，艇长操纵是否偏离航线等，一般说来，管带和编队指挥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葛雷森不敢承责，推诿过失，片面地自写报告。清政府偏信洋人的报告，竟将邓世昌撤职，由洋教习英人章斯敦接任。不久彻底弄清了事实真相，就很快让邓世昌复了职。但邓世昌以此为终身之借鉴，此后十几年，在舰艇操纵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小事故。
航海要求航海者运算细心缜密，作风认真严谨。常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海上航行来说，是再也恰当不过了。海图上稍出点差错，在实际航行中会偏离几百、几千甚至上万海里。由于海上航行及海上作战责任重大，故对舱面指挥军官的航海工作提出了必须严肃认真，绝不能粗枝大叶，更不能有半点虚假的严格要求。如果不是这样，就可能发生航海事故，甚至在海战中贻误战机。航海作风专指一个人在航海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持久风格，一经形成之后就会变为稳定的行为方式，成为促进航海工作规范化进程的无形动力。在这方面，邓世昌从船政学堂求学时，就接受外师的谆谆教诲，并努力在实践中点滴养成，可称典范。第二节荣调北洋平乱朝鲜
在清政府决定组建“三洋”舰队之后，邓世昌调到防守津门要地的北洋舰队任职，后屡建功勋。这首先应归功于马建忠慧眼识英才，是他在考察后竭力向李鸿章推荐。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马建忠出身书香门第，但他不走当时知识分子传统的科举道路，而转学“洋务”。他希望通过学习知识，特别是西方知识，为中国富强寻求一条道路。
十几年后，一心向上的马建忠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不仅古文基础好，还掌握了英、法、希腊、拉丁等外文。他读书的面很广，内外政史、地理、数理化、生理、植物等无不涉及。后来，他阅读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也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其内容。当时，像他这样中、外知识都很丰富的人是不多的。李鸿章发现后，就把他收入幕府。
1879年，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号兵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得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对此马建忠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建忠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马与邓年龄相差4岁，两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一见如故，成为知己。邓世昌对马建忠的学识与见解也很钦佩。
马建忠经过考察之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带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番禺县续志》卷二三，《邓世昌传》）。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加之此时他正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打着“求贤若渴”的招牌收罗人才，有邓世昌这样出类拔萃的管带，当然是乐意招于麾下，于是便将他调到北洋海军，任职“镇南”炮船。
邓世昌调入北洋舰队之后不久，就在平定朝鲜动乱事件中立下了功勋。这件事，在《番禺县续志》卷二三中有简略的文字记载：
八月，朝鲜国内乱，署直隶总督张靖达公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世昌以兵舰运送之。世昌鼓轮疾驶，迅速异常，迳赴仁川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比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迳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奉旨邓世昌著免补都司（清代绿营军官，职位次于游击，分领营兵），以游击（位次于参将，分领营兵。相当于尉官）补用，并赏给勃勇巴图鲁（按：满语勇士）勇号。
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使日本想借机扩大侵略的阴谋未能得逞，不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清政府都打了一场漂亮的主动仗。此事与后来在1894年，李鸿章与袁世凯等人处理朝鲜肇乱事件，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斗争中的种种蠢举和失策，简直有天壤之别。
此事发生在1882年，即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十二年，当时能顺利解决，是与薛福成的积极建议和马建忠的临危制变有密切关系。
朝鲜这一次发生内乱时，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回合肥奔丧、丁忧。在此期间由淮军将领张树声代任总督。张树声虽是淮军名将，但他决策、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显然缺乏能力，于是派遣马建忠到合肥请示。当马建忠到了上海后，闻知朝鲜局势恶化，薛福成上书提出迅速出兵平乱的建议。马建忠当机立断，不去合肥，返回天津，说服张树声采纳薛福成的意见，并亲自到威海，敦促丁汝昌立即派舰前往。
薛福成在1882年6月写的《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形势、日本的阴谋以及他力主的对策，此后还有一篇“补记”，对于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颇有教益和启示。特别是从这篇补记里可以充分看出军情的紧急和当机立断的必要。日本军舰比中国军舰至仁川“仅迟半日耳”。真是兵法中所讲的“兵贵神速”。战略指挥员的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还需要战术指挥员坚决贯彻其意图。
邓世昌驾舰护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赴朝，援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者。他在执行这次战斗任务中，驾舰“鼓轮疾驶”，争门先敌，既体现了官兵平时训练有素，更体现了执行命令的坚决和完成军事任务的迅捷。其主要原因是：邓世昌管带下的军舰平时保养很好，机械和军事装备都处于战备状态，所以军舰的速度与接舰初期相差不大。因为军情紧急，他要求全舰官兵严守岗位，尽心尽责，不出丝毫差错，及时排除故障，从而充分发掘了军舰长期高速航行的潜能，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仁川港。“致远”舰比日本军舰先到，不仅入朝鲜国都“办理竣事”，而且严阵以待。后至的日舰“争门而不得入”，只能无功而返。从而挫败了日本侵略计划。薛福成在补记的最后说：“此事枢纽，全在赴机迅捷。”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重要的军事情报的呢？原来是他的好友黎莼斋为出使大臣，驻日本，侦得确切消息后，急递密电。于是薛福成极力主张不经请示，立即派遣军舰前往，以争得先机。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薛福成说：“余于是役颇盛称莼斋为首功。”只是可惜奏事匆促，没有来得及上报皇上，对其进行表彰，“然其功不可掩也”。（《庸庵文编》）
不埋没朋友之“首功”，堪称美德；情报得失与战事胜负息息相关，又是一个例证。第三节师夷之长受教英伦
邓世昌服从水师初建时缺少管带的需要，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就开始带船，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因此他十分珍惜去欧洲接船的机会，努力学习加以弥补。1887年他带队赴欧洲接“致远”等四舰，这是他第二次出洋。早在六七年前，他已经赴英接过舰了。
1879年，当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驶抵大沽时，赫德专程前往天津接船，他向李鸿章推荐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造巡洋舰的图样。图样介绍这种军舰“可保追赶碰坏极好的铁甲船”，所以当时又译称“快碰船”，造价65万两。李鸿章经向天津的法国海军军官咨询后，通过赫德电饬金登干购办。两舰长67米，宽9.7米，吃水4.3米，排水量1350吨，马力2400匹，首尾主炮口径为254毫米。清政府将此二舰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
1880年底，“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即将造成，于是，李鸿章派遣炮船督操丁汝昌、总教习葛雷森、管驾官林泰曾、邓世昌等航海赴沪，先在吴淞轮船操练，然后乘轮赴英验收。
早在船政学堂求学时，邓世昌就精心研究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世界地理和海洋学有特殊的兴趣和爱好。但过去学的毕竟在书本上，现在能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正是他的夙愿。
此次出洋，邓世昌不仅扩大了眼界，而且由于潜心钻研，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
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
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如同蹲伏在波涛之上的狰狞怪兽，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
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
他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其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
他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座旧日的王宫，如今是世界海军的圣殿。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在回廊的墙上，他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灭法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
邓世昌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像。
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在参观英、法、德各国海军营垒时，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国家的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比较，各取其长，为己所用。
邓世昌在学习研究中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作战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选择贯彻作战意图并能灵活指挥的将领。当年，拿破仑动员了强大的兵力，亲自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进攻英国的计划，但他手下的维尔纳夫是个畏敌如虎、优柔寡断、缺乏信心的庸将，而英国的海军将领纳尔逊却是个足智多谋的奇才。
纳尔逊大胆提出一个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新战法。他预料法国舰队将依照传统作战队形排列，为了全歼敌方，他决定将自己的舰队分为三个编队，一个编队由他自己率领突击敌舰队中央，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另一编队由科林伍德指挥，利用帆船掉头困难，前卫驰援很慢的特点，突击后卫；预备队将在发现敌旗舰后发起进攻，一举打乱其指挥机关，迫使敌人陷入混乱。为了不失战机，他允许所属的舰长们在攻击方式上享受极大的自由。他只要求他们充分发挥勇猛顽强、主动进攻、敢于近战的精神。这种新的思想、新的战法，在海战史上是首创的。正因为有创新精神，终于取得了海战的重大胜利，一举打败了法西联合舰队，并使自己成为世世代代受英国公民尊敬的海军名将。
在世界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都曾称霸过海洋，但都是昙花一现，惟英国海军在同欧洲诸强的多次海战中不断发展壮大，长达一个多世纪一直是海洋霸主。其“谜底”是什么？邓世昌经过认真考察和研究，找出了主要原因。他在与协同接舰的副手陈金揆交谈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金揆兄，你曾留学美利坚国，又到过欧洲诸国，见多识广，能否就英伦何能成为海军强国并长久不衰予以赐教？”“邓兄提及问题，陈某虽亦有同感，只是未加深究，故无真知灼见，请兄启愚，余洗耳恭听之。”“依吾之见，原因有五：其一是英伦乃工业革命先行者，为其建海军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是英伦视海洋和海上交通攸关生死存亡，必须有一支强大海军保护之，政府不惜巨款建造众多新式战舰；其三是从皇室到公民都崇尚海军，海军人员薪俸和待遇优厚，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其四是杰出将领主宰战事，他们在关键性的战役中或是扭转危局，或是以少胜多，战功显赫；其五是战术、技术敢于革故鼎新，摒弃旧法，吾以为此乃英伦海军独领风骚之秘密也。未知金揆兄意下如何？”“邓兄之高见启愚益智，令吾茅塞顿开，”陈金揆感慨地说，“吾大清国若能按邓兄之研究心得与高见建设海军，则必是国家有幸，苍生有幸！”
邓世昌在英国接舰的最大收获，是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的欧洲，像一面镜子对比出封建专制制度下祖国的落后，无论从政治开放、经济发达、文化普及、风俗习惯、军事装备、军队的战斗力等方面，老大的封建帝国大清都是与人家无法相比的。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他，看到这些，怎能无动于衷，又怎能不为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而思虑！推荐他调任北洋舰队的马建忠，1877年曾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谈了到欧洲后的思想认识，他颇有同感。马建忠的信中写道：
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章，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之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者也。
邓世昌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诚哉斯言”四个字。
然而他也知道，变革政治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无回天之力。他能做到的，主要是如何带好兵、练好兵，履行一个军人对使命尽心、为祖国尽忠的职责。
邓世昌对英将纳尔逊、俄将乌沙科夫早就提倡将舰队分成若干战术群，互相配合，机动作战，非常赞赏。认为此种战法比排成横队、大炮决战的战术先进得多。因为这种阵式，整个队形难以保持，也不便机动。回国之后，他曾向丁汝昌建议过大胆改革阵法，然而北洋海军领导层仍死守陈规，致使在甲午海战中充分显示出严重后果。
邓世昌还着重研究了英国海军的规章制度。通过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必须严格治军，把规章制度当作法规、铁则。在这方面，比他先出国留学的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感受也很深切。后来，即在1887年，北洋舰队自接铁甲舰“定远”、“镇远”，继而接巡洋舰“致远”、“济远”、“靖远”、“来远”之后，制定北洋舰队规章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刘步蟾、林泰曾等对北洋舰队装备不足、训练无方、自卫力差等情况，心急如焚。邓世昌也有同感，就积极鼓励他们为北洋舰队研制章程。刘、林根据留学时所学得的知识结合北洋舰队的具体情况，写成《西洋兵舰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上奏李鸿章，提出“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的发展海军的合理化建议。邓世昌也主张扩充海军力量，对列强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可惜他们的意见未受到重视和采纳。第四节纽卡斯尔港的节日
1881年8月3日，“超勇”、“扬威”竣工，由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英国纽卡斯尔举行中国巡洋舰的升旗仪式。在二百多名中国海军官兵和三十多位英国官员、制造商及女眷们的注视下，曾纪泽把龙旗冉冉升上了军舰的旗杆。水兵们鸣放了礼炮。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自从1864年总理衙门奏定中国国旗为中画飞龙戏珠图的黄色三角旗后，挂着这面旗帜的舰艇只在中国沿海和东亚、东南亚地区航行过。现在此旗却在英国本土上高高飘扬。原先中国订制英国军舰，都雇请英国官兵升英国旗驾驶来华交接。这次派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及英国总教习葛雷森、教习章斯敦率领三百名官兵前往英国接舰，也是一件空前的壮举。
1881年8月17日，英国纽卡斯尔港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超勇”、“扬威”两舰今日要放洋启程。纽卡斯尔市议会还在丁汝昌率军舰离开之际，发来一份祝词：
曾纪泽公使并大清国海军丁汝昌督操：值此贵国海军将士驾舰离港归国之际，请接受我们诚挚的祝贺。多年来，贵国资质聪明之海军军官多人在我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成绩优异，此次又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购置新型巡洋舰，冠名“扬威”与“超勇”，由我国教习与贵国将士协同驾驶回国，此乃英中两国合作与亲善之体现，必将增进两国和两军之友谊。相信新舰到华之后，必将扬威慑敌于东亚，超勇驰骋于海战，为贵国海军倍添荣光。祝万里海程，一路顺风。大英帝国纽卡斯尔市议会公元1881年8月17日“超勇”、“扬威”从纽卡斯尔港启航，开始了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是中国人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均鸣礼炮致敬，这就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此次清国水师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终于到达香港，历时61天。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坞修。
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于11月22日驶抵大沽口。
11月24日，李鸿章到大沽口视察验收两舰，并另两舰前往旅顺。途中虽遇冰雹和雪，但照常航行。李鸿章乘坐“超勇”舰，航速达到15节，他颇为满意。他将该舰特点归纳为三条：船小、炮大、行速。“船小则不甚昂，炮大则能卸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然而，经过使用，发现军舰前后主炮过大，遇风颠簸，难于取准，初次巡海，尚能达15~16节，久则滞涩，仅驶12~13节。
实践证明，这两艘巡洋舰实际上性能不佳，缺乏战斗力，以致在黄海大战中成为累赘和最早的牺牲品。这是李鸿章在购此舰时出于不给南洋“分羹”，为一己私利宁愿买已经落后的舰所造成的恶果。
清廷给予接舰有功人员以奖赏，赏林泰曾“勃勇巴图鲁”勇号，以参将补用；赏邓世昌戴花翎，以都司补用。
1887年，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等四人出洋带船时，世昌遂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管带。
已经是第二次出国接舰带船的邓世昌，此时已被大家公认是一个“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舰艇远航训练是海军官兵的必修课。北洋水师由于舰艇吨位较小，训练经费不足，平时一般都在家门口转悠，很少进行远航训练，特别是到深海大洋中去摔打。
远航训练是单舰或舰艇编队远离港岸进行较长时间航行的训练。目的是提高舰艇或编队的战斗活动能力，检验舰艇航行的精确性、武器装备和技术器材长时间运转的工作状况，培养舰员海上吃苦耐劳精神和生活习惯，锻炼指挥机构和各级军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后勤支援保障能力，是舰艇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必修课。
正因为如此，邓世昌认为，接舰实际上是不可多得的最好的远航训练，所以每次回国航行途中，都积极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清人余思贻，是清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颇有文才，他随舰回国后写了本《楼船琐记》，共两卷，现存的有1901年的石印本，真实地记录了邓世昌及其他北洋水师将领带舰回国的各种情况和见闻，是今天我们研究邓世昌及“致远”舰的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楼船琐记》中记述了邓世昌在归途中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副管带陈金揆主动提出代替其操舰，请其静心养病，以便早日康复。邓世昌充分领会和接受了同事的好意与关心。陈金揆也是留洋学生，无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也有独立操船的能力，从技术上来讲，邓世昌是放心的。但是邓世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全舰官兵在沿途进行不间断的各种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符合战斗的需要，并且要求正规化：“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余思贻《楼船琐记》，卷上）
他要求操练，“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各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因此，正如《朝警记》一书中所称道的：“邓军门督率诸艺士，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第五节指挥若定排除险情
舰艇在服役过程中，经常在各种复杂气象和海区航行，因为战斗和事故，造成舰艇进水、失火、武器装备破坏等灾害，虽是难以避免，但毕竟会直接影响舰艇战斗力。而充分发扬舰员的主观能动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限制和消除灾害，则能保障和恢复舰艇战斗力。这种保障和恢复舰艇战斗力的行动称为舰艇损害管制（简称“损管”）。损管的主要内容有：防火、防爆与灭火；防沉和抗沉；保障武器装备正常工作。作为舰艇指挥官，不仅自身要具有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果断处置的心理素质与能力，而且在平时要作为训练科目，组织官兵经常操练，使他们达到能英勇顽强地进行损管，迅速而有效地消除舰艇损害的影响，以保障舰艇的安全和作战机动能力。
舰艇遇到险情，是对每个指挥官最实际的考验。在这个关头最能看出此人有没有将才的气质与素养。宋朝苏洵在《心术》中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将才的智勇，最主要的是表现出敢于负责的勇气。如果一遇到危险和紧急情况，就惊慌失措，必将危及全舰的安全和导致战斗的失利。在这方面，正反面的教训不胜枚举。《楼船琐记》一书还记述了邓世昌训练海军时表现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据载，他接舰回国航行到西班牙水域时，某次他和下属官兵一同乘舢板离舰操练。在返回时“适逢风大涛急，波浪扑上舟内，衣袂尽湿”。与时操纵如果稍有不慎，就有覆舟葬身大海的危险。
邓世昌临危不惊，泰然处之，应对自若，他目视浪涛涌来的方向，挺身上前，对船上乘员说：“诸位不必担心，坐好勿动，保持稳性。”
接着他亲自把舵，斜迎着涛头，排浪前进，绕到“致远”舷侧，逐渐接近，在剧烈颠簸中，看准机会，迅速驾舢板靠上军舰。
登舰后，“同船者之衣皆滴水不止，真是与狂涛骇流争生命于顷刻之间”。
在军舰经过印度洋的过程中，有一段是“南北潮头汇集之处，……潮头激撞，有高至数十丈者”，非常惊险。这时，邓世昌虽然正在生病，但他不依靠洋员，亲自登上驾驶台指挥，从而使军舰顺利通过险区。
临险情而气静，处大事而心定，这是对将帅心理修养的一种高境界的要求。舰艇编队在过地中海时，一天晚上，“致远”舰的烟筒突然冒火，火光冲天，大管轮（相当于今天的轮机长）立即向邓世昌报告。
邓世昌立即从驾驶台转过身来，观看了火情，向大管轮质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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