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果戈理著 满涛 许庆道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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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魂灵试读：
前言
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一八〇九年四月一日出生于乌克兰密尔格拉得县的索罗庆采镇。果戈理父亲蛰居乡间，管理自己的田庄，写作诗歌与喜剧；母亲笃信宗教，祖母对古时查波罗什哥萨克的事迹、习俗十分熟悉，她们常讲故事给小果戈理听；当地的集市也常常吸引果戈理去观看。童年的果戈理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对父亲的喜剧的演出十分喜爱，同时乌克兰农村风俗与绚丽的草原景色，哥萨克的古老传说与地主庄园生活，也给他留下了丰富的印象。
十九世纪初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随之俄国解放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反对沙皇与专制农奴制的自由思想十分流行。普希金等诗人的诗作广为传诵，它们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这对在中学学习的果戈理影响很深，他认定自己将来要为社会伸张正义。
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一种新的都市生活展现在他眼前。他当过文牍小吏，生活困顿，闲暇之余开始创作。一八三〇年果戈理刊出小说《圣约翰节前夜》，诗人茹科夫斯基读后大为欣赏，并约见了他，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果戈理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部，《夜话》大都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吸取了民间狂欢文化的营养，充满欢快、幽默的笑声，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勇敢、情爱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嘲弄邪恶势力的愚昧。一八三五年果戈理出版《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著名的《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和《鼻子》等。与早期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幽默的笔调与揭露社会丑恶相结合，在思想容量上更为深广。当时别林斯基独具慧眼，一下就看到了果戈理作品的独创精神，称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
写作小说时，果戈理就在尝试喜剧的创作。一八三五年春之前，他写了《三等符拉基米尔勋章》《婚事》等喜剧。一八三五年普希金将自己搜集的《死魂灵》素材交给了果戈理，而这时果戈理正迷恋于喜剧创作，要求普希金再给他提供这方面的题材。普希金当真又给他叙述了一则荒诞的见闻。于是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果戈理后来在《作者自白》里写道：“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其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集中地嘲笑它一次。”作家认为，喜剧应是笑的艺术，而笑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要使那些霸道专横的人见了噤若寒蝉，这实际上就是讽刺艺术。《钦差大臣》揭示了俄国黑暗王国的真实图景，它的有力的讽刺倾向，使俄国的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转折。
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创作在《钦差大臣》写作之前就已开始，前后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七年之久。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一八四二年初，书稿遭到莫斯科审查机关的否定，后来经过别林斯基的斡旋才得以在彼得堡出版，但按审查机关的无理要求只得删去个别章节。《死魂灵》第一卷问世，立刻引起了争论，有人把它贬得一无是处，有人又不恰当地把它誉为当代的《伊利昂纪》。后来的十多年间，果戈理写有《外套》《作者自白》《与友人书简选》等，但作家主要是在朋友的争论和对立、宗教思想和生活的烦扰以及精神病痛的不断发作中度过的。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果戈理去世，终年四十二岁。《死魂灵》的出现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死魂灵》描写的故事是一个惟利是图的生意人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省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等官僚，然后向该地地主收购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企图把他们当作活的农奴抵押出去，骗取大笔押金，但在丑事败露之际逃之夭夭。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对官僚、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狗苟蝇营、卑琐庸俗、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讹诈、冷酷、钻营的丑恶行径，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闻、震慑人心的新东西，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信息。这些所谓“生活的主人”被剥去温文尔雅的假面具之后，现出了原形，他们原来是群向权力谄媚的奴隶，虐待农奴的暴君；是群饕餮之徒，吞食人民的血肉与生命。小说的这种揭露倾向，曾使当时的俄国有识之士深感震惊，其客观效果也使作者本人大为惊恐，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作家竟在小说第二版（1846年）序文中说，书中的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但进步的社会舆论却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使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死魂灵》在人物塑造、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小说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肖像画的方法勾勒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如对玛尼洛夫等几个地主的描写就是如此。另一种是以历史过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作者都很注意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支配作用，而不像过去的文学仅仅把环境当作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在人物刻画中，作家又十分自觉地强调其个性特征，一旦抓住了这个特征，就充分地加以集中与夸张，把它们推向极限而不失其真，以致使这些典型人物成了俄国文学中的“普通名称”或“泛称”。
其次，作家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幽默与讽刺的才能。果戈理曾谈到，人们对他的创作发表过许多议论，但未能触及其主要特征，他说只有普希金觉察到了。诗人对他说：“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这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凡夫俗子的庸俗，那么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被滑过的琐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而幽默与讽刺在这里正是果戈理揭示庸人卑俗的主要手段。这些琐事、人物特征、场景的描写，具有十足的喜剧色彩，它们不仅引起笑声，而且也使人陷入悲哀的沉思，体现出作家内心忧愤之深。
果戈理还善于从荒诞不经的事件中摄取题材，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中发现其合理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事物的偶然性，使之转化为高度的艺术夸张，从中显示出艺术的必然性。买卖死魂灵就是如此，在这一荒诞事件的描绘中，小说显示了多么丰富的内涵！
在这部讽刺小说中作者也安置了好些抒情插叙，读来别有情致，这种情况在俄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抒情插叙，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赋予了小说以激动人心的力量。《死魂灵》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阶段，使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俄国文学时，曾把它称之为“果戈理时期”，同时指明果戈理奠定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死魂灵》已译成各种文字而为世人所传诵，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它所展现的艺术画面，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经改头换面，却时有显现。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笑与讽刺，这也正是小说使我们感到亲切的缘故。钱中文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卷第一章
在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了一辆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乘坐这种马车的多半是单身汉：退伍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大约百把个农奴的地主啦，总而言之，一切被人叫作中等绅士的那些人。在轻便折篷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他的莅临没有在城里引起任何骚动，没有伴随着发生任何特别事故；只有两个俄国庄稼汉站在旅馆对过的一家小酒店门口，交换了一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仅仅涉及马车，而不是涉及坐在车上的人。“你瞧瞧，”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车轮子！你觉得怎么样，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轮子拉得到还是拉不到？”“能行。”另外一个人答道。“可是我想，到喀山就不行吧？”“到喀山可不行。”另外一个人答道。谈话到此就打住了。此外，当轻便折篷马车驶近旅馆时，迎面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又紧又窄的白斜纹布裤子，一件想赶时髦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用一支土尔出产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年轻人回过头，朝那辆马车瞅了一眼，用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刮掉的帽子，接着又赶他的路了。
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上前来迎接绅士先生的是一个旅馆侍仆，或者如俄国旅馆里通常所称呼的，一个伙计，他动作机灵敏捷到这种程度，连他的脸是什么模样也叫人看不清楚。他一只手拿着餐巾忙忙叨叨地跑出来，整个颀长的身子裹在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里，后身差不多一直顶到后脑勺，他把头发往后一撩，灵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穿过一条木头长廊，领他去看上帝给他安排的卧房。卧房是常见的一种卧房；因为旅馆也是常见的一种旅馆，就是在省城里经常可以遇见的那种，旅客们一昼夜花费两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面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室，中间往往被一口五屉柜隔开着，隔壁住的一位邻居，虽说是一个沉默而又文静的人，却非常好奇，一心想探知新来客人的一切细节。旅馆的正面和它的内部倒也相称：长长的，有两层楼；底层没有抹泥灰，露出了深红色的砖头，砖头本来就有点脏，几经严寒酷暑，颜色越加灰暗发乌了；上层照例抹着黄漆；下面是一排卖马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在旮旯儿里的一家铺子里，或者不如说是在窗口里，端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小贩，身旁摆着一只赤铜制的茶炊，小贩的脸红得跟茶炊一样，远远望过去，竟像是窗台上摆着两只茶炊，如果其中的一只不是缀有漆黑漆黑的胡子，简直就区分不出来。
当过路绅士察看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搬进屋里来了：首先是一只有点磨损了的、说明已经不止一次经过长途跋涉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是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脸相有点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跟在箱子之后搬进来的，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这一切东西都搬进来了之后，马车夫谢里方跑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而听差彼得卢什卡就在小小的前厅，一间黑沉沉的狗窝般的小屋里，开始安置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也带进了自己身上的一股子气味，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满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口袋也给染上了。在这间小屋里，他把一张狭窄的三只脚的床靠墙放稳，再铺上他从旅馆主人那儿要来的一条小小的垫褥般的东西，这东西又薄又扁，有如一张薄饼，恐怕油腻得也不亚于一张薄饼。
当仆人们张罗、忙乱着的时候，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旅客都知道得很清楚：总是那么几堵涂过光漆的墙，墙的上部被烟草的烟雾熏得发黑，下部被各种各样过路客人，特别是当地商人的背脊磨得发亮，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都要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总有一盏熏黑了的枝形吊灯，灯架下面垂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每当伙计灵巧地托着叠满多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的茶碗的托盘，跑过铺在地板上的磨损了的漆布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就也都跟着跳动起来，叮叮当当地磕响起来；挂满整个墙壁的总是那么几幅油画，——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旅馆里常见之物；差异只不过在于：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个仙女，一对乳房如此之大，想必是读者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不过，这种造物的恶作剧在各种各样历史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历史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打从哪儿，由谁带进了我们的俄罗斯，有时甚至还是我们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说，在意大利大批买下来的哩。绅士脱掉了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毛线织的花花绿绿的围巾，凡是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是由妻子亲手给织的，一边织一边还细语温存地告诫说，该怎样围才暖和，至于单身汉呢，那就说不准是谁织的啦，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之后，就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旅馆里通常有的各种各样菜肴，譬如说：好几个星期来就为过路客人保存好的菜汤加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常备不缺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当给他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仆，或者说是伙计，扯起各种各样的废话来：以前开这家旅馆的是谁，现在的东家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是不是一个大坏蛋，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是一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或者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不跟仆人攀谈几句，在旅馆里是吃不下饭的，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开一下仆人的玩笑。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如果[1]说不上非常关切的话：谁有多少魂灵，住得离城多远，甚至问到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这一切询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确周到，简直不像是仅仅出于好奇。绅士在举止之间自有一种庄重威严的神气，连擤起鼻子来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有什么诀窍，不过只听见他的鼻子发出像吹喇叭一样的响声。可是，这一显见是无足轻重的特点却给他赢得了旅馆侍仆的无上尊敬，每当侍仆听到这种响声，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腰，弯倒着头，问道：要不要什么东西吗？吃过饭之后，绅士喝了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把一只靠垫塞在背后，在俄国旅馆里，靠垫里塞的不是柔软轻松的羊毛，却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硬邦邦的东西。这时候，他开始打起哈欠来，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没有多久就睡熟了，一口气睡了两个钟头。醒来之后，他应旅馆侍仆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按规矩送警察局备案。伙计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纸片上的一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伙计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仔细辨认纸片上的名字的时候，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察看城市去了。显然，这城市使他感到挺满意，因为他发现这城市无论如何不比其他省城稍形逊色：砖房的黄色油漆极其鲜明触目，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暗沉沉的，显得谦恭朴素。房子有一层的，两层的，和一层半的，都千篇一律地附有省城建筑师认为是挺美观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有些地方像是孤零零地被扔在荒野似的广阔街道和渺无穷尽的木头栅栏之中；有些地方又拥挤成一簇，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扑进眼帘的是一块块被雨水淋洗得几乎褪尽颜色的招牌，上面画的不是小甜面包就是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着一条蓝裤子，下面还写上了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2]有一家商店出售鸭舌帽和制服帽，标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的字样；又有一家店门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站着两个打台球的人，都穿着燕尾服，就是在我们戏院里等演到最后一幕时才姗姗来迟的看客们所穿的那一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被画成用台球杆在瞄准目标的样子，两条胳膊有点往后缩，两条腿弯着，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架势。图下面写明：“台球房在此”。也有干脆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起胡桃、肥皂和跟肥皂相似的姜饼来的；还有一家小酒饭馆，招牌上画着一条肥大的鱼，鱼身上插着一把叉。见得最多的是暗淡失色的双头鹰国徽，如今它们已经被“酒家”这一简洁的牌号所代替了。路面到处都显得有点糟。他也去看了一下城市的公园，公园里只有几棵生根很浅的枯瘦的树，树身下面都撑着用绿色油漆漆得挺美观的三角形支架。虽然这几棵树还不及芦苇般高，可是报纸在描写挂灯结彩的节日时却写道：“感谢地方长官为民操劳，我城乃得享有庭园之乐，园内遍植嘉树，枝叶茂密，绿阴如盖，炎夏酷暑之时，惠人以清凉之佳趣”，又说“观夫市民满怀感激而心灵跃动不已，双目泪如泉涌，对市行政长官感恩戴德，此情此景殊使人感动莫名而掷笔三叹也”。他又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如果有事要去寻找市议会、政府机关、省长，应该怎么走才近一些，在这之后，他就走去看了一下在城市中间流过的河，顺路扯下了一张粘贴在柱子上的戏报，为的是回到旅馆后可以把它好好读一遍。这时在木头人行道上走过一个长得挺不难看的女士，一个勤务兵装束的小厮手捧一个包裹跟在她后面走着，他目不转睛地朝女士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再一次对四周所有这一切投以一瞥，仿佛要好好地记住地形似的，这才转身回去。一到旅馆便由旅馆侍仆轻轻地搀扶着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喝过茶，在桌子跟前坐下，叫人拿一支蜡烛来，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戏报，凑近烛光，稍微眯缝着右眼，开始读了起来。可是，戏报上吸引人注意的[3]东西并不多：正在上演柯楚布的剧本，由波普廖文先生扮演罗拉，齐雅勃洛娃小姐扮演柯拉，其余的角色就更不值得注意了；可是，他却把这些名字也一个不漏地全都读了，甚至读到池座的票价多少，并且知道了这戏报是由省政府印刷局承印的，然后，他把戏报翻过去，想知道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读，可是没有找到什么，于是就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整齐齐折起来，放到他的那只小匣子里去，他有个习惯，不论碰到什么零七八碎的东西，总是要放到那只小匣子里去的。[4]最后，他大概是吃了一盘冷小牛肉，喝了一瓶喀瓦斯之类酸溜溜的饮料，然后照广阔的俄罗斯国家某些地方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从而结束这一天的。
次日一整天花在拜客上面；过路客人出发去对城里所有的官吏进行了访问。首先对省长进行了执礼恭敬的访问，那省长原来跟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有人传说他就要荣[5]膺星形勋章了；不过，他却是一个心肠非常好的人，有时自己还要在透空纱上绣几针哩。其次，他去拜访了副省长，再其次，去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遗憾的是，不能把全部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一一提到；可是，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过路客人对拜客这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活跃，他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登门致了敬意。然后，他又许久地坐在轻便折篷马车里，琢磨着还有什么人应该去拜访，可是在城里再也找不出其他的官员了。在跟这些权贵们谈话的时候，他善于很巧妙地对每个人都恭维奉承几句。他仿佛顺便地向省长提了一下，陌生人到了他省长管辖下的省里，有如进入仙境一般，道路到处都平坦光滑得像天鹅绒一样，又说，那些善于任用贤明官员的当局是值得大大赞扬的。他对警察局长就城市岗警说了一些非常中听讨好的话；而跟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的时候，虽然明明知道他们两个都不过是五等文官，却偏[6]要两次说错话，称呼他们“大人”，这使他们非常高兴。其结果是：省长对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当天光临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邀请他，有的请他吃午饭，有的请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吃茶点。
关于他自己，过路客人看来是避免多开口的；如果一定要说，那也不过是泛泛地说上几句，口气中含有一股显而易见的谦虚劲儿，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谈话就带上几分书本上文绉绉的腔调：他是这尘世间一条百无一用的蠕虫，不值得旁人对他多加关注；他一生阅历已多，由于奉行真理在仕途上受尽挫折；他树敌甚多，敌人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现在但求安宁，所以要寻找一块地方定居下来，他来到这个城市之后，认为他责无旁贷必须对当地的高级官员们表示他无限的敬意。这便是满城上下关于很快就要出现在省长家的晚会上的这位新人物所能知道的一切。参加这次晚会的准备工作占用了两个多小时，过路客人对于修饰打扮如此用心，这确是不大常见的。他在饭后小睡之后，叫人端水来盥洗，把两边脸颊涂上肥皂，用舌头从里边把脸颊顶得鼓起来使劲地搓了好长时间；然后，从旅馆侍仆的肩膀上拿过毛巾，把他那张圆滚滚的脸从耳朵背后起前后上下都擦干，而在这之前先冲着旅馆侍仆的脸接连哼哧了两回鼻子。然后，对着镜子穿上硬胸，拔掉两根钻出来的鼻毛，接着立刻套上一件樾橘色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这样打扮好之后，他就乘上自备的马车，沿着只被有时一闪而过的窗户里射出来的暗淡灯光照亮的无比广阔的街道飞驶起来。可是，省长的邸宅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哪怕开舞会的气派也不过如此；门前车水马龙，一辆辆弹簧马车都亮着灯，门口站着两个宪兵，[7]远处传来前导马骑手们的吆喝声，——总之，凡是光耀显赫的东西，这儿是应有尽有。刚走进大厅时，乞乞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缝起一分钟，因为蜡烛、灯和女士们的衣衫晃晃闪闪得实在厉害。一切都盈溢着光芒。黑色的燕尾服或者分散或者簇成一团，在这里那里闪动、飘荡，活像在七月炎夏，一大群苍蝇围住晶莹洁白的糖块飞旋一样；这时候年老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子前面把大糖块砸成亮晶晶的小碎片，孩子们老是围住她，兴致勃勃地观看她那双粗糙的手拿着榔头上下起落的动作，而成群在空中游弋的苍蝇则趁着和风，俨如主人似的，肆无忌惮地飞进屋里，那老婆子视力差，阳光又照得她眼睛发花，它们就借此机会，有的地方三只两只，有的地方结成密密一团，钉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其实，丰饶的炎夏把美味的东西撒得俯拾皆是，它们早都被喂饱了，飞来根本不是为了找东西吃，却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挨近糖块前前后后飞一阵子，把后腿或者前腿互相蹭一下，或者搔搔自己翅膀下的身子，或者伸出两只前爪蹭一下自己的脑袋，转身匆匆飞走，然后带着一群群惹人厌烦的苍蝇重新飞回来。
乞乞科夫来不及把四周看清楚，他的胳膊已经被省长抓住了，立刻带去介绍给省长太太。过路客人这时的举止也不失身份：他讲了一句对于一个具有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官衔的中年人说来是非常得体的恭维话。当成对的舞伴把大家挤到墙边去的时候，他把双手抄在背后，非常注意地对他们瞧了大约两分钟。许多女士穿得很漂亮，很时髦，另外一些女士就靠着省城里的那些行头胡乱打扮一气。这儿的男人也像在任何别处一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瘦子，他们老是死气白赖地在女士们的身边转；他们中间有的人是这么一种人，简直很难把他们跟彼得堡的男人区分开来，他们也有着极其精心梳剪成的漂亮雅观的连鬓胡子，或者干脆是体面的、剃得滴溜精光的鹅蛋脸，也随随便便挨近女士们去坐着，也操着一口法国话，连给女士们逗趣也跟彼得堡的男人一个样。另外一种人是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一样，就是说，不太胖，但也不太瘦。与前者相反，这些人见了女士连正眼也不看的，避之还惟恐不及，只是不时朝四周扫那么一眼，看看省长的仆人在什么地方摆出了打惠斯特牌的绿呢桌没有。他们的脸是丰满的，圆滚滚的，有人甚至有个把小硬瘤，有人还有一些麻瘢，他们的头发既不梳[8]成鸡冠式，也不打鬈儿，也不梳成如法国人所说的“任其自然”的式样；他们的头发不是剪得短短的，就是梳得光光的，而脸庞大多是圆滚滚的，结结实实的。这些便是城里可尊敬的官员们。唉！在这个世界上，胖子处理起自己的事务来可要比瘦子精明强干。瘦子干的多半是专员的差使，或者只是挂个名，而人在四处鬼混；他们的存在分量太轻了点，飘忽不定，根本靠不住。胖子却从来不占据次要的位子，要坐就总是占据首要的位子，并且他们如果在哪儿坐下了，就坐得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一屁股坐下去，宁可叫那只位子在他们的屁股下面压得瘪下去，压得格啦格啦直发响，他们也绝不会让位的。他们不喜欢表面的光彩；他们身上的燕尾服不像瘦子的剪裁得那么贴身，可是他们的首饰箱里却积聚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在三年里头剩不下一个没有抵押到当铺里去的魂灵；胖子却日子过得挺舒服，一眨眼——在城市尽头什么地方出现了一幢用他妻子的名字买进的房子，然后又在城市的另一头买进了另外一幢房子，然后又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买进了一处田庄，然后又买进了一个水土肥美能供多种经营的村子。最后，在为上帝和国家效忠了一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意之后，胖子就辞官隐退，换个地方定居下来，变成了地主，变成了非常好的俄国老爷，他慷慨好客，日子过得挺美。在他去世之后，一些瘦子继承人把父亲留下的家产按照俄国的风俗习惯飞快地挥霍得一干二净。无可讳言，当乞乞科夫仔细察看那一伙人的时候，他心里转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念头，结果是：他决定厕身到胖子堆里去，他在那儿碰到的几乎全是些熟人：检察长，他生有两条非常浓密的黑眉毛，左眼睛稍微有点眨巴，仿佛在说：“老弟，咱们到隔壁屋里去，我要跟你说两句体己话。”不过，他却是一个严肃庄重而又沉默寡言的人；邮政局长，一个矮个子，但却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和哲学家；民政厅长，一个极其审慎稳重而又温厚亲切的人，——这三人都像对待老朋友似的招呼他，乞乞科夫略略弯着腰，但还是不无殷勤雅意地向他们鞠躬答礼。也就在这当口，他认识了非常和气而又彬彬有礼的地主玛尼洛夫和外貌有几分笨拙的地主索巴凯维奇，后者在缔交一开始时就踩了他的脚趾，道了一声歉：“请原谅。”接着，有人就递给他一张纸牌请他去玩惠斯特牌戏，他又是谦恭地一鞠躬，把纸牌接了过来。他们坐到绿呢牌桌跟前去，一直打到吃晚饭没有站起身来过。一切谈话都停止了，正像人们专心致志做一件正经事儿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邮政局长虽然非常爱饶舌，可是他牌一拿到手，脸上就立刻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下唇咬紧上唇，并且在整段打牌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姿态。当他打出一张大牌的时候，总要用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一下，如果是王后，就叫道：“去你的，老虔婆！”如果是国王，就叫道：“去你的，唐波夫的乡下佬！”而民政厅长则叫道：“我扯掉这小子的胡子！我扯掉这婆娘的胡子！”有时他们一边把牌往桌上重重地摔，一边情不自禁地叫道：“啊！管他妈的，没别的牌了，就打红方块吧！”或者干脆叫道：“红桃！红桃烂货！黑桃草包！”或者叫道：“黑桃蠢货！黑桃傻瓜！黑桃愣小子！”甚至干脆叫一声：“黑鬼！”——他们在自己一伙中间便是用这些名称来叫各种各样纸牌的。牌打完之后，他们照例要争吵一番，嗓门都扯得相当大。我们这位过路客人也参加了争吵，但却不知怎的，他争吵得非常巧妙，因此大伙儿发现，他争吵虽是争吵，然而吵得令人感到怪舒服的。他从来不说“您出错了牌”，却总是说“您一不小心慌了神，我荣幸地吃掉了您的小二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为了使争论对方更加悦服起见，他每一回总是把他的一只镶嵌珐琅的银鼻烟匣送到大家跟前去，在这只鼻烟匣的底上可以看到两朵紫罗兰，那是为了增添香气而放在里面的。特别吸引过路客人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他立刻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唤到一旁，打听起他们来。客人提出的几个问题显示出他不但好奇，而且胸有成竹，因为他首先就打听他们每人有多少个农奴，他们的田庄处于什么状况，在这之后方才打听他们的名字和父称。用不了多少功夫他把他们本人也完全迷住了。地主玛尼洛夫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有一双像糖一般甜蜜蜜的、笑起来总是眯缝着的眼睛，他被乞乞科夫弄得简直神魂颠倒了。他长久地握住乞乞科夫的手，恳切地请求乞乞科夫赏光一顾他的寒村，照他说[9]来，他的田庄离开城关只有十五俄里远，乞乞科夫听了非常温文有礼地把头一侧鞠了一躬，诚恳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回答说，他不但十分乐意遵命，并且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神圣责任。索巴凯维奇略为简洁地说了声：“也请上我家来玩。”说着用脚后跟磕碰一下行了个礼，这脚穿在这样一只奇大无比的长统皮靴里，要找到和这靴子相配的脚恐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神话式的巨人勇士在俄罗斯也开始消踪绝迹的时候。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里去吃午饭并消磨一个夜晚，在那儿从饭后三点钟起便摆开了惠斯特牌局，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顺便提一句，他在那儿结识了一位地主诺兹德廖夫，这是一个三十上下年纪麻利活泼的小伙子，他没有说上三两句话就跟乞乞科夫“你我”相称起来。诺兹德廖夫对警察局长和检察长也称呼“你”，谈吐之间十分亲密友好；可是，当他们一坐下赌起大的输赢来的时候，凡是他所吃掉的牌，警察局长和检察长都要非常仔细地看过，并且几乎始终十分注意他每次打出的牌。第二天，乞乞科夫在民政厅长家里度过了一个夜晚，民政厅长穿着有点油渍的睡袍出来迎接客人们，不管其中有两位太太在内。然后，到副省长家里去消磨了一个夜晚，在专卖商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在检察长家里吃了一顿说是规模不大，然而不亚于一席盛宴的午饭，又去出席了商会会长招待的晨祷以后的茶会，虽说是茶点小吃，却也跟午饭不相上下。总而言之，他没有一个钟头得闲留在家里，他回到旅馆只是为了住一宵睡一觉而已。过路客人不知怎么的对样样事情都善于应付，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经验宏富的上流社会绅士。不管谈到什么话题，他总是能够应付裕如：谈起养马场，他就谈养马场；谈到良种狗，他对此也能发表一些中肯的意见；如果谈论到税务厅起诉的一桩案件，他又能够表示出，他对于法院里的那套把戏也并非毫无所知；话题转到打台球，他对打台球也不是一窍不通；讲到美德懿行，他对美德懿行又谈得娓娓动听，眼睛里甚至含着热泪；讲到酿制烧酒，他对酿酒也讲得头头是道；讲到海关督察员们和海关官员们，他也能把他们评述一番，仿佛自己曾经当过海关督察员和海关官员似的。可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讲到所有这些话题时，他善于措辞稳重，举止得体。他说话既不响，也不轻，完全恰如其分。总之，不管遇到什么场合，他总显得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所有的官员都挺喜欢这位新人物的莅临。省长认为他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检察长认为他是一个挺干练的人；宪兵上校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民政厅长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值得尊敬的人。警察局长说他是一个可敬可亲的人；警察局长的妻子说他是一个顶顶和蔼、顶顶讲究礼貌的人。甚至连难得对别人有好评的索巴凯维奇，那天从城里回家已经很迟，当他脱了衣服，挨着他那个瘦骨嶙峋的妻子躺到床上的时候，也对她说：“宝贝，我在省长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在警察局长家里吃的午饭，结识了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真是一个使人觉得挺愉快的人！”他的妻子听了只回答一声：“哼！”并且蹬了他一脚。
这样一种对于新来客人恭维备至的意见就此在城里传开了，这意见一直保持着，直到客人的一个奇怪的特性，他办的一件事情，或者按照外省的说法，一件咄咄怪事（关于这一点读者不久就会知道），使几乎全城的人完全陷于迷惑之中为止。第二章
新来的绅士住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他接连不断地赴晚会和午宴，如人们所说，日子过得好不快活。终于他决定把他的拜访移到城厢以外，去拜访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这是他曾经答应过他们的。也许，激励他这样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件更严重、更贴近他心坎的事情……可是，关于所有这一切，读者到时候自会逐步知道的，只要有耐心读完眼下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很冗长，以后越是接近收场部分，场面展开得就越是广泛，越是开阔。马车夫谢里方得到吩咐，要他明天一大早就把马套上那辆读者已经知道的轻便折篷马车；彼得卢什卡受命留在家里照看房间和皮箱。认识一下我们主人公的这两个奴仆，对于读者说来不会是多余的事。当然，他们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们是所谓第二流的或者甚至是第三流的人物，虽然这部长诗的主要线索和关节不是建立在他们身上，只不过偶或涉及他们一下，笔头轻微地带到他们一下而已，可是作者却喜欢把一切都交代得非常详尽周到，从这一点来说，他虽然是俄国人，却愿意像德国人一样准确精细。不过，这不会占用许多时间和篇幅，因为除了读者所已经知道的情况之外，不需要再加添什么描写了，那已经知道的情况就是彼得卢什卡身穿一件老爷穿旧了的略嫌肥大的深棕色常礼服，并且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一样，生着一只大鼻子和两片厚嘴唇。他生性与其说是饶舌多话，宁可说是沉默寡言；甚至有一种好学不倦，也就是说要读书的高贵欲望，至于书的内容，这毫不使他为难：书里讲的是主人公的恋爱冒险经历也好，只是一本识字课本或者祈祷书也好，对他说来完全一样，——他同样全神贯注地一股脑儿都读下去；如果他碰到一本化学书，他也不会放过不读。使他感到乐趣无穷的不是他读到些什么内容，而是读书这件事本身，说得更清楚一点，是读书这件事本身的经过，也就是像他所说的，字母拼起来永远会构成一个字，有时鬼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读书的事儿，他大多是在前厅里，在床上，在床垫上，以躺着的姿态予以完成的，因而把床垫弄得又扁又薄，活像一张薄饼。除了喜欢读书之外，他还有两种习惯构成他的另外两种性格特征：一是睡觉不脱衣服，就穿着那件常礼服和衣而卧，二是始终带有一股子特别的气味，那是他自己身上的味儿，有点像卧房里的气味，所以，随便在什么地方，哪怕在一间以前从来没有住过人的屋子里，只要他去搭上他的床铺，把外套和零星什物搬到那儿去一放，这间屋子就已经好像有人住过十来年了。乞乞科夫虽然是一个爱挑剔的，有时甚至是吹毛求疵的人，可是，早上当他那敏感的鼻子一闻到这股子气味的时候，他只是皱一皱眉头，摇一摇头，说道：“你这家伙，鬼知道你是怎么搞的，出汗了吧？你顶好去洗个澡。”彼得卢什卡听了一句话也不答理，却立刻尽力去找点什么事情做做：或者拿着一把刷子走到悬挂着的老爷穿的燕尾服前面去，或者干脆拾掇一下什么东西。当他沉默不语时他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在自言自语：“真有你的，同样那些话说上四十遍也不觉得腻味……”——那只有上帝才能够知道，当一个家奴受到老爷的教训时他会想些什么，这一般人是很难知道的。以上便是初次关于彼得卢什卡所能奉告的一切。马车夫谢里方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啦……可是，作者觉得非常过意不去，竟使读者这样长久地去听有关两个下等人的叙述，因为他根据经验知道，读者是很不愿意认识下等人的。俄国人便是这样的：他非常爱跟一个哪怕官衔只比自己高一等的人结识相交，和一位伯爵或者亲王的点头泛泛之交，在他看来也比其他任何亲密的朋友关系好得多。作者甚至为自己的主人公感到担心，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六等文官罢了。也许，七等文官会愿意认识他，可是，[10]已经爬到将军级别的那些人，上帝知道，恐怕就要对他投以轻蔑的一瞥，如同一个人高傲地看待那些卑躬屈膝匍匐在他脚下的人一样，或者还要糟糕，也许竟然不屑一顾，这对于作者可以说是致命的啦。尽管前后两种情况都是十分可悲的，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回过头来交代一下我们的主人公。这样，他还在隔天晚上就作出必要的吩咐，第二天一清早醒来，盥洗完毕，用一块浸湿的海绵从头擦到脚，这是只有星期天才做的一件事，——而这一天恰巧是星期天，——接着把脸刮得精光，使双颊在平滑和光泽这两点上看起来十足像缎子一样，完了穿上一件樾橘颜色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然后再披上一件熊皮外套，由旅馆侍仆一会儿从这一边，一会儿又从另外一边搀着胳膊走下楼去，坐上了轻便折篷马车。马车咕隆咕隆响着，穿过旅馆的大门，驶到了街上。一个过路的神甫见了脱下帽子，有几个穿着肮脏衬衫的孩子，伸出手来，说：“老爷，赏给孤儿一点钱吧！”马车夫看到其中的一个很想攀登到踏脚板上，就抽了他一鞭子，于是马车在石子路上跳着，蹦着，向前驰去了。不无高兴的是，前面看见了有条纹[11]的拦路杆，这就是一种标记，说明石子路和一切其他苦难不久即将结束；乞乞科夫的脑袋又在车身上重重地磕碰了几下之后，马车终于载着他在松软的泥土路上奔驰起来。城市刚刚退到背后，在大路的两旁便照例开始出现一些荒凉杂芜的景物：土墩啦，杉树啦，一丛丛低矮细弱的幼松啦，烧焦了的老松树的枝干啦，野生的杜松啦，以及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扑入眼帘的有几个一直线延伸开去的村庄，村庄里家家户户屋子的结构都挺像垛起来的旧柴把，铺盖着灰色的屋顶，屋顶下面有雕刻的木头饰物，形状像是一排垂挂下来的绣花毛巾。有几个庄稼汉照例披着羊皮袄坐在门口长凳上闲望。面庞肥大、胸部扎得紧紧的娘儿们从上面的窗子往外张望；下面的窗子里不是有只牛犊，就是一口瞎眼的猪在探头探脑。总而言之，这些景象是尽人皆知的。走了十四里路之后，他忽然想起来，按照玛尼洛夫的说法，这儿应该是他的田庄了，可是，甚至十五里路都驶过去了，而田庄还是看不见，如果不是迎面遇见两个庄稼汉的话，那么，他们恐怕就要白跑一趟了。听得有人问查玛尼洛夫卡村庄离这儿远不远，庄稼汉脱下了帽子，其中有一个长着一把尖胡子的比较聪明一些，答道：“也许你说的是玛尼洛夫卡，不是查玛尼洛夫卡吧？”“嗯，是的，玛尼洛夫卡。”“玛尼洛夫卡！你得再走一里，往右一拐就到了。”“往右拐？”马车夫应答着。“往右拐。”庄稼汉说道。“你这就走上去玛尼洛夫卡的路啦；可是，查玛尼洛夫卡是压根儿没有的。它就是这个名字，它就叫玛尼洛夫卡，可是查玛尼洛夫卡这儿根本没有。在那边，你一眼就可以在山上看到一幢房子，一幢砖房，两层楼的，老爷的宅子，就是说，那儿住着老爷本人。这就是你要的玛尼洛夫卡，可是这里压根儿没有什么查玛尼洛夫卡，从来也不曾有过。”
于是又驱车前去寻访玛尼洛夫卡。走了两里，遇到了一条岔路，折进去是乡间土道，然后仿佛又走了两里，三里，或者四里路，可是两层楼的砖房还是没有看见。这时候乞乞科夫忽然想起来，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到十五里以外自己的村庄里去，那么这就等于说，到那儿去至少有三十里的路程。玛尼洛夫卡村因为所处的地点关系能够吸引来访的人不多。老爷宅第孤零零地耸立在开阔的空地上，也就是在一处丘岗上，随便刮起什么风，这丘岗都能够刮得着；丘岗的斜坡被修剪得短短的草皮覆盖着。在那块斜坡上，按照英国方式点缀着三两个花坛，里面栽的是紫丁香和黄色的金合欢；五六棵白杨树分散在几处，扬着叶子细小的、稀疏的树梢。在其中两棵树下面可以看见一个绿色扁圆顶、蓝色木头圆柱的凉亭，上面刻着题词：“沉思冥想之神殿”；往下走几步，就是一个覆盖着绿色浮萍的池塘，不过，这种池塘在俄国地主的英国式花园里并不是罕见的。在这丘岗的脚下，一部分也就在斜坡上，纵横错落地散置着好些灰扑扑的用圆木搭成的农舍，我们的主人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立刻数点了一下，发现有两百多个；在这两百多个农舍中间没有一株蓬勃生长的树或者一片什么绿阴；到处只看得见一根根圆木罢了。能够使周遭风景增添生气的，是两个娘儿们娇美如画地撩起衣裙，把衣襟团团掖在腰间，在水深齐膝的池塘里涉水徐行，用两根木杆在拖一张破渔网，渔网里可以看到有两只被网住了的龙虾，还有一条斜齿鳊的鱼鳞在闪闪发亮；这两个娘儿们看来是在吵嘴，为了什么事在破口大骂。再远一些，孤零零地有一片单调乏味、非青非灰的松树林子。甚至天气也挺凑趣：这一天既不晴朗，也不阴暗，而是笼罩着一层淡灰色，这种颜色只有在警备队的士兵——一支生性和平的，但每逢星期天总要喝得醉醺醺的队伍——穿的旧制服上面才可以看到。为了把这幅图画补充得更加完备起见，还缺少不了一只公鸡，这变化无常的气候的预报者，尽管它由于一些风流韵事头上被别的公鸡啄得光秃了，它却还是扑打着两只光秃得像两片老韧皮似的翅膀，挺响亮地在喔喔啼叫。乞乞科夫的马车还没有驶进院子，他就看见主人穿着一件绿色毛呢常礼服站在台阶上，把一只手搭在眼睛上，以便把驶近来的马车端详个仔细。随着轻便折篷马车越来越靠近台阶，他的一双眼睛就变得越加欢乐起来，微笑就显得越加开朗了。“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当乞乞科夫从马车里跨出来的时候，他终于叫了起来，“您总算记起我们来啦！”
两个朋友热烈地接过了吻，于是玛尼洛夫把客人领到屋里去。他们走过门廊、前厅和餐厅虽然要不了多大工夫，但我们却想试试能不能借这片刻工夫关于屋主人说上几句话。可是，作者于此必须承认，这件事是很难办到的。如果描写一个性格突出的人物，那就容易得多；你只须随手把颜料涂到画布上去就行：一双漆黑的、燃烧般的眼睛，挂下来的眉毛，皱纹纵横的前额，搭在肩膀上的黑色的或者火红色的斗篷，肖像就画成了；可是，像眼前这样的一些先生，在世间却是为数众多的，他们从外表上看来都很相似，然而你再仔细看看，就会看出许多十分难于捉摸的特征来，——这些先生就很难描画啦。这就必须把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方才能够使一切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特征突现在眼前，总之，非用那已经精于探索的眼光去深入地挖掘不可。
只有老天爷才能够说得出玛尼洛夫是一种什么样性格的人。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被说成是：平平常常，不好也不坏，如俗话所说，既非城里的包格丹，又非乡下的谢里方。玛尼洛夫也许应该归在这一类里吧。外表上，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他的相貌不乏亲切可爱之处，可是，在这亲切可爱里面，仿佛过多地掺杂进一些甜味儿；他的举止和措辞带着一股子要讨人喜欢、攀个交情的阿谀谄媚劲儿。他动人地微笑着，长着一头淡黄头发，一双蓝眼睛。在跟他谈话的头一分钟里，你不禁要说：“一个多么令人愉快的善良的人啊！”在下一分钟里，你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再过一分钟，你就要说：“鬼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远远地走了开去；即使不走开，你也会感到忍无可忍的厌倦无聊。你不能期望从他的嘴里听到任何一句生气勃勃的，甚至哪怕是傲慢自大的话，这种话在触及一个人的嗜爱之物时从每一张嘴里都会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嗜爱之物：一个人嗜爱猎犬；另外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十分善于领会音乐中一切深刻精妙之处；第三个人是饕餮大家；第四个人喜欢扮演哪怕是比命中注定他扮演的角色略高一筹的那种角色；第五个人抱有更加偏狭的愿望，做梦也想到仿佛自己跟一位御前侍从武官一起散步溜达，以便向他的朋友、熟人，甚至不认识的人炫耀一番；第六个人天生有这样的一只手，会熬不住地想在一张红方块爱司或者小二子上面押上赌注；而第七个人的手，则不论到哪里，总一个劲儿地想整顿一下秩序，[12]尤其爱找到驿站长或者马车夫们的脸面上去，——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特性，可是玛尼洛夫却什么都没有。他在家里说话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思默想，可是他到底在思索些什么，却又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能够说他是在经营田产，他甚至从来没有乘车去察看察看他的田地，庄稼仿佛是自生自长的。当总管对他说：“老爷，要是如此这般地去做就好了。”“是呀，这倒不坏，”他通常一边抽着长烟杆一边答道，抽长烟杆的习惯还是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养成的，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位最最谦虚谨慎、温文尔雅、教养有素的军官，“是呀，这真是不坏。”他还会重复说上一遍。如果一个庄稼汉跑来找他，搔搔后脑勺，说道：“老爷，让我去干点私人的活儿，挣点钱好交人头税。”“去吧。”他一边抽长烟杆一边说，甚至压根儿没想到庄稼汉是偷空去喝个酩酊大醉。有时候从台阶上望望院子又望望池塘，他会嘟哝着说：如果突然一下子从屋子门口起筑一条地下通道，或者在池塘上架一座石桥，桥上两边开设小店，让商人坐在里面兜售农民所需要的零星杂货，那该有多么好啊。在这当口，他的一双眼睛就会变得异乎寻常地甜蜜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心满意足到了顶点的表情；可是，所有这些设想只不过是空话罢了。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本书，书签夹在第十四页上，他把这一页经常翻读已经有两年了。他的屋子里总是欠缺点什么东西：客厅里安放着一套漂亮的家具，上面蒙着很讲究的丝织料子，料子的价钱一定挺不便宜；可是短缺了两把椅子的料子，于是这两把椅子便一直罩着一层蒲席；不过，接连好几年每回有客人来，主人总是用如下的几句话警告他的客人：“别坐这两把椅子，它们还不能用哩。”在另一间屋子里压根儿没有安放家具，虽然在结婚的头几天里曾经说过：“宝贝，明天得去张罗一下，给这屋里摆上几件家具，哪怕是暂时对付对付也好。”一到傍晚，桌上就摆出一只暗铜制的挺漂亮的烛台，上面饰有古色古香的希腊三女神的雕像和漂亮的螺钿托板，而旁边放着的一只烛台却是瘸腿的，歪歪斜斜，积满油垢，简直像个铜制的残废人，虽然对这一点，不管是主人也好，主妇也好，仆人也好，大家都满不在乎。他的妻子……不过，他们互相是十分满意的。尽管他们结缡以来已经过了八年多，可是，他们还时常要敬给对方吃一片苹果，一颗糖，或者一颗胡桃，用一种表示十分恩爱的温柔动人的声音说道：“宝贝，张开你的小嘴，我要把这一小块放进你的嘴里去。”不用说，这样一来，小嘴自然就妩媚地张开了。逢到生日，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如小玻璃珠子穿成的小牙签套之类的东西，总准备好了。常常会有这样的事：两人原来好端端地坐在长沙发上，忽然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自己的长烟杆，而另外一个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互相拥抱起来接了一个情意绵绵的长吻，长得足足有可以从从容容吸完一小枝雪茄烟的工夫。总而言之，他们是所谓洪福齐天的一对儿。当然，在一个家庭里，除了长久的接吻和意外的礼物之外，不难发现还有许多别的事儿要做，也不难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质问。譬如说，为什么厨房里做起菜来总是乱七八糟，毫无盘算呢？为什么贮藏室里几乎空无一物呢？为什么管家婆的手脚老是不干净呢？为什么仆人们个个邋邋遢遢、嗜酒如命呢？为什么所有的下人都是贪睡得不成体统，醒来之后又一味胡作非为呢？可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低贱的，而玛尼洛夫太太是教养优良的。大家知道，优良的教养只有在寄宿女塾里才能够受到。大家又知道，在寄宿女塾里，三门主要的功课构成着人类美德的基础：一是为家庭生活的幸福所必需的法语；二是使丈夫娱其闲暇之时的钢琴弹奏；三是家政，也就是编结钱包和其他出人意外的礼物等等。可是，在教学方法方面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改进和变更，特别是在目前；这多半要看寄宿女塾校长的明智和才干如何而定了。在有一些寄宿女塾里，先后次序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钢琴弹奏，其次是法语，最后才是家政。可是，有时也往往安排成这样：首先是家政，就是说，编结各种出人意外的礼物，其次是法语，然后才是钢琴弹奏。方法可谓多矣。可是，这并不妨碍我还要指出一下：玛尼洛夫太太……可是，我得承认，我很害怕谈到女士们，何况现在是我应该回过头来写我们的两位主人公的时候了，他们已经站在客厅门口有好几分钟，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赏个脸吧，别这样费心和我谦让，让我在后头走。”乞乞科夫说道。“不行，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不行，您是客人。”玛尼洛夫一边用手向他指着门，一边说。“别客气，请您别客气啦。请吧，请您先走。”乞乞科夫说。“那可不行，请原谅，我绝不能让这么一位令人愉快的、教养有素的客人在后头走。”“哪里说得上教养有素？……请吧，您先请。”“嗳，还是您先请。”“那怎么敢当？”“嗳，这理所当然嘛！”玛尼洛夫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说道。
最后，两个朋友侧着身子，相互稍微挤了一下，同时走进了门去。“请容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贱内。”玛尼洛夫说道，“宝贝！这位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
经这么一说，乞乞科夫的确看到了一位先前他跟玛尼洛夫一起在门口弯腰鞠躬时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太太。她长得不难看，衣着和她的人品挺相称。一件浅色绸布长袍穿在她的身上挺有模样；她的纤纤玉手把一件什么东西急忙往桌上一扔，抓起一块角上绣花的麻纱手绢儿。她本来坐在一只长沙发上，这时站了起来。乞乞科夫不无快感地走近去亲了亲她的小手。玛尼洛夫太太就说开啦，她甚至有点咬舌头，不能把P这个音发清楚，她说，贵客光临使他们夫妇十分高兴，又说，她的丈夫没有一天不想到他。“是呀，”玛尼洛夫补充说，“她老是问我：‘你那位朋友怎么不来呀？’‘再等一等，宝贝，他会来的。’好啦，现在您终于赏光驾临寒舍啦。这真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是五月的阳光，心灵的节日……”
乞乞科夫听见对方说出心灵的节日云云一类的话，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就谦逊地答道，他既没有响亮的名望，甚至也没有显赫的官衔。“您一切都有。”玛尼洛夫浮现出这样令人愉快的微笑，打断他说。“您一切都有，甚至还不止这些哩。”“您觉得我们这座城市怎么样？”玛尼洛夫太太问道。“您在那儿过得愉快吗？”“那是一座很好的城市，非常出色的城市，”乞乞科夫答道，“时间过得挺愉快：我碰见的都是一些非常和蔼而有礼貌的人。”“您觉得我们的省长怎么样？”玛尼洛夫太太问道。“他不是一个最可尊敬、最和蔼可亲的人吗？”玛尼洛夫补充说。“说得完全对，”乞乞科夫说道，“一个最可尊敬的人。再说，他对自己的职务研究得多么精深，理解得多么透彻啊！应该希望多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才才好。”“他是多么善于这样地，您知道，恰如其分地接待每一个人，处世为人多么讲究礼仪呀。”玛尼洛夫浮现出微笑，补充说，高兴得几乎把眼睛完全眯缝了起来，活像一只被人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的猫。“一个挺有礼貌的、令人愉快的人，”乞乞科夫接茬儿说下去，“一双手又多么灵巧啊！这是我甚至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他把各种各样家庭刺绣绣得多么好啊！他给我看了他做的钱包：很少有一位太太能够绣得这么精致的。”“还有副省长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可不是吗？”玛尼洛夫又稍微眯缝起眼睛，说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可尊敬的人。”乞乞科夫答道。“嗯，请问，您觉得警察局长怎么样？他是一个挺叫人感觉愉快的人，可不是吗？”“非常叫人感觉愉快，并且是一个多么聪明、多么博学的人！我跟检察长和民政厅长一起在他家里打过惠斯特牌，一直打到鸡叫好几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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