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帝国重臣的人生起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范军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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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帝国重臣的人生起落试读：

在中国历史上，仕途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局组成的。历朝历代朝廷上衮衮诸公在一起钩心斗角是局；改朝换代是从一个权力场转到另一个权力场。既是转场，又是出局与入局。总之，从“局”的角度看权力场上的人生，一切人事便有了意味深长的感觉。局是圈子，是组织，其实也是江湖。江湖风波恶，局也一样，充满阴谋与算计。有明规则，更有暗规则。它划定权力场的等级与秩序，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互动，有悬念，从而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内部的运动轨迹。这便是中国历史的看点所在，从里到外看隐蔽的仕途历史，我们便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

仕途上权力场与权力场之间虽然各有千秋，却也大同小异。因为权力场是人设的，也是人在演绎。人在社会，便有等级之分。有等级之分，便有攻和防。以大名鼎鼎的仕途中人张居正为例：在隆庆末年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张居正先是联冯(冯保)倒高(高拱)，稳住自己的阵脚；之后借李太后之力，成功上位内阁首辅，搭建权力铁三角(李太后、冯保和张居正组合)；在这个基础上，他华丽转身为帝王师，成功登顶权力巅峰。与此同时，整合内阁成员，使张居正党羽人际关系互动良好，但正所谓成也铁三角，败也铁三角。曾经固若金汤的铁三角在万历亲政后彻底崩塌，张居正死后还遭清算，仕途之凶险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说仕途“险恶”，是因为权力场是权力的集中地，腹黑和厚黑的学问全在其中。康熙九子夺嫡、雍正手足相残，清代最高权力场充斥着颇多杀机，是人性之恶，更是“局杀”的代名词。

我们关注“仕途”其实是为了关注仕途中人的生存状态。当然，关注仕途中人的命运是离不开历史大背景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更透彻。过去有句话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意思是贵如帝王者，其命运也不能自主，同样被历史所绑架。如果从“仕途中人”的角度重新品味这句话，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彀中人人生败局千回百转的路线图，是无人可以逃脱其中的。

公元前208年7月，仕途走到终点的李斯被处以“具五刑”“夷三族”。死前“身具白骨而四眼之具犹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惨不忍睹。一个时代的大人物的故事戛然而止。李斯的仕途曲线先扬后抑，泾渭分明，使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很多年后，唐朝诗人胡曾还感慨万千，为他的墓题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真是一声叹息，仕途的惆怅，个中滋味一言难尽。范军第1章｜｜李斯：命运设计师的悬念与意外 思考

公元前280年前后，这个世界还好吗？如果用关键词来指代，除了阴谋、杀戮与死亡，是否还有其他的意境？

战国末年，秦将白起率军攻赵，夺取光狼城（今山西省高平县西），斩杀赵人三万。随后白起顺汉水南下，攻克郢都，生擒楚怀王。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省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部分地区给秦国。战国诸雄的多年嘶杀似乎在这一年要见分晓了，秦国很有统一天下的霸气，但其实不然。历史向来讲究的是欲擒故纵——从这一年算起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真正统一天下，差不多还需要六十年的时间。六十年一轮甲子，时光荏苒，历史在起承转合。一位重要的人物，李斯，刚刚出世，与此同时出世的还有另外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增、吕不韦和韩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不同凡响的人相生相克，注定要掀起波澜。

本文的主人公李斯可以说是在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出生的。这个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的出生地草长莺飞，有成群的野兔出没，另外，李斯家乡的东门外水草丛生，空气湿润，让人流连忘返。事实上，它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在风姿绰约的水草里险象环生，如同此时的楚国及各邻国。这位出生于乱世的男人若干年后走在刑场的路上时，曾百感交集地对其儿子感叹：“我多想再和你到上蔡东门外牵黄犬逐狡兔，不知是否还有机会？”这些充满意蕴的话，似乎参透了人生的得与失。

李斯的人生张力很足，跌宕起伏一个轮回下来，势大力沉，非常人可以比拟。

现在看来，李斯人生轨迹的第一个拐点源于他的深度思考。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曾想过，但李斯不是想，而是深度思考。李斯的思考源于两只老鼠，他曾看到一只是在厕所里吃人粪的老鼠，另一只是在仓库里吃粮食的老鼠。前者惊慌失措，骨瘦如柴；后者怡然自得，心宽体胖。同样是鼠，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李斯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句“在所自处耳”昭示了李斯的命运将是不断变化的。唯有行动才能最终改变命运。此时的李斯只是上蔡县城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仰人鼻息，没什么前途好言。在他心里，自己或许与在厕所里吃人粪的老鼠没多大区别，人前人后都谈不上光鲜亮丽。于是改变就从那一刻开始，李斯改变的初衷有逻辑基础、性格基础和欲望基础。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心动之后就立马行动的。李斯后来的人生之所以丰满而立体，在于他从不将人生的起点当作终点，即便许多年之后，从终点再回到起点，但此起点已非彼起点，一切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李斯恰恰就是这种“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经历了，而结局无所谓”的人。

荀子作为李斯的老师，也是一个一生漂泊的人。荀子的漂泊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后人的评价当中，荀子的人生要宏大和深刻的多。但至少在李斯拜他为师前，这个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经奔走于秦、赵、齐等国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乱世中仁术式微。在秦国，荀子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未果；在赵国，荀子向赵孝成王提出“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未遂；在齐国，荀子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国之乱相提出批评，碰壁。虽然他一度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但对时政的影响实在有限。所以当他五十岁才游学于齐国并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时，其从政之路可以说是坎坷的。这样的坎坷化作人生经验，便是荀子告诫他的学生李斯在毕业找工作时需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从荀子学帝王之术，有所成就后对恩师如是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荀子彼时的心情想必是百感交集的，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当年西去秦国碰壁而归，如今学生李斯却要重蹈覆辙。荀子建议他在楚国首都的政府机关里当一名小公务员。而李斯的回答却是“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向西的心态不可动摇，在设定目标的道路上，李斯不玩曲线救国，更不肯降低目标，苟且一生。“做一只什么样的老鼠”关系着他的人生质量。他人的经验虽然可以参考，毕竟时移世易，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李斯和荀子此时此刻心态的不同预示着人生道路的不同。荀子授之以道——儒家之道，李斯学之以术——法家之术，这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所谓各取所需。

从此，李斯的人生从心动开始行动，凡是和既定目标偏离的干扰因素，都要剔除。公元前238年，荀子逝世。同年，嬴政亲政。这位13岁就被拥立为秦王的人物是当时最大的传说。李斯的机遇隐约可见，可是，他能抓住吗？走近一个人与走进一个人的心里是有本质区别的，初出茅庐的青年李斯能否跨越其中的沟壑？无人知晓。 机遇

事实上走近秦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李斯欠缺一个合理的身份。李斯到了秦国以后，欲献帝王之术，以什么身份晋见呢？若以布衣之身贸然闯宫，即便见了秦王嬴政，后者凭什么对他言听计从？在这里，机遇问题成为李斯成败的关键。

李斯选择的对策是曲径通幽。先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再由其引荐，隆重推出，向秦王献帝王之术。所以细究起来，这里存在两个机遇：首先是走近吕不韦的机遇问题，其次才是走近秦王的机遇问题。而李斯在其中分寸拿捏得当，很有一气呵成之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走近吕不韦的。

吕不韦当年曾重金资助被质典于赵国的秦王孙公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认为其“奇货可居”。事实上这真是一桩眼光独到的投资，吕不韦收获颇多。因为子楚归国后即位，成为秦庄襄王，他任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至太子嬴政即位后，吕不韦更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吕对秦王的影响力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其门下食客更达三千人，家僮万人。而李斯有何德何能，能够在数千门客中脱颖而出，引得吕不韦的关注呢？

李斯的解决之道是依靠两样东西：一是荀子门生的身份；二是写得一手漂亮的小篆。再加上吕不韦面试时，李斯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事自成方圆，顺利过关，成为其门下一名舍人（门客）。

当舍人易，出人头地却难。就像毛遂自荐的典故那样，要想鹤立鸡群，非得有大实力不可。李斯进相府后，有两件事做得与众不同，终于引得吕不韦格外关注。其一是修订《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著书立说的重要标志，当然具体工作是让门客（舍人）去完成的，内容含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成稿的质量也视门客水平而定。李斯既为荀子门生，擅长纵横之术，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篆。其工作业绩自然是很突出的。不妨这么说，他领衔修订的《吕氏春秋》起码在文字修辞上无可挑剔。因为吕不韦曾自豪地将修订后的《吕氏春秋》发布在咸阳城门上，又在旁边悬挂一千赏金，号称若有人能增减一字，就给予千金奖励。结果无人能够领走奖金。如此底气和豪气，一大半应来自于李斯的自信及吕不韦对他的赏识吧。

其二是李斯对国政献策，并且一鸣惊人。秦国境内在公元前243年发生严重蝗灾，庄稼绝收，百姓亟需救济，而富户豪门却一毛不拔，坐视朝廷困局。秦王嬴政想采取手段，却不知从何下手。李斯向吕不韦献策说，相国不妨请旨下诏，富户豪门凡交纳粟谷一千石者，可拜爵一级。此谓以爵求利。如此，囤积居奇的困局可解，而朝廷则可用交纳的粟谷救济饥民。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李斯的献策是有实效的，当然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收获是吕不韦对其刮目相看了，并最终将他引荐给秦王。李斯的第一个机遇至此完美收官。

接下来的机遇是能不能获得秦王的信任，以售帝王之术。如此，说服工作就相当重要了。《史记》记载李斯的说服理由是“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没有条件的时候要潜龙勿用，时机成熟时要立马抓住，免得错失良机。李斯对错失良机的后果做了如描述“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意思是大王您如果犹豫不决，各诸侯国重新强大起来，合纵连横，到时候（秦王）即便有黄帝之贤，也不能统一天下。

李斯的“机遇说”既说给秦王听也说给自己听。所谓成大事者能察时机之变，见势而为。如此机遇，秦王抓住了，也便是李斯抓住了。秦王要是不以为然，李斯前面的种种努力也就付之东流。但李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务虚，更务实。因为抓住机遇是个空泛的概念，怎么抓、最后以什么手段达成什么目的才能真正动人心弦。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斯提供了他的方法论、他的远见和他对时局深刻的洞察力，也才使秦王真正的信任他，依计而行，并且重用他。

李斯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点。一是“离间和贿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这个很像当年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即软硬兼施；二是“远交近攻”，确定“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李斯建议秦王先攻韩、赵，“此举则韩亡，韩亡则荆（楚国）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破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因为当时六国中韩、魏、楚与秦国接壤，楚国较强，韩、魏较弱。李斯远交近攻、先弱后强的战略部署与当年张仪的合纵连横针锋相对，在秦国已然强大的背景下作为破衡之道，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此同时对提升秦王统一天下的勇气和信心也有莫大的帮助。李斯的方法论才是真正的务实，才能让秦王化心动为行动，开始有所作为。

当然对李斯的人生设计来说，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机遇改变命运，李斯被秦王拜为“客卿”。 客卿居于三公和九卿之间，有崇高的地位。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机遇成功学，李斯有所作为，在这一点上比他的老师荀子走得更远。但机遇的背后是危机。接下来李斯遭遇了三大人生危机，他能否一一化解？“做一只仓鼠而不是厕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李斯深有体会。 危机

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看李斯的眼神显得阴郁而狐疑。这个他自己一度非常器重的智囊人物因为郑国这个人的出现也变得将信将疑。差不多在十年前，韩国人郑国来到秦国，通过吕不韦说服他兴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三百余里。给出的理由是秦国欲富国强兵、实现天下统一，就需先保证农业丰收，而关中平原没有一座大型灌溉渠确保农田用水，所以兴修水利乃当务之急。当时的秦王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一脸忠厚的水利工程师其实是韩惠王派来的间谍，替韩国救亡图存来了。因为在此前不久，秦国夺得韩国都城新郑的重镇成皋、荥阳，很有一鼓作气将韩国纳为己有的意思。郑国此来，抱持“疲秦之计”，以说服秦国兴修水利为由，使该国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投入到修建郑国渠的劳役中，以此耗竭秦国实力，同时延缓其攻打韩国的时间。韩国苦心孤诣，直让清醒过来的秦王连呼上当，并紧急开展整风和清理门户运动。

所谓“清理门户”便是秦王下令驱除异邦客卿。李斯也在此名单之列。这个来自楚国、师从于荀子的异邦客卿，虽然有些才，可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些什么呢？那些他脑子里“嗖嗖”冒出来的主意到底是出于真心还是阴谋？无人知晓。秦王可不想再花十年时间来验证一个阴谋的发酵过程。所以，还是一并赶走了事。毫无疑问，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李斯版”。李斯这才明白“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他的职业生涯迎来了第一次生存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他的智商和情商。

李斯的应对之策是写信，写《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逐客令。李斯的这封信先从历史谈起，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摆事实讲道理，雄辩地论述秦国之所以走向强大，靠的就是引进人才，有容乃大。文采不是一般的华丽丽。紧接着李斯指出秦王逐客——“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告知秦王这是祸国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在这封信的最后，李斯真诚希望秦王要胸怀宽广，“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与此同时，郑国也为自己的行径辩解到“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指出郑国渠并非完全百害而无利，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秦王对异邦人的恶感。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郑国渠建成后，于秦国多有稗益，《史记》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当然对李斯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命运转危为安了。这是一个由水渠引发的仕途危机，只是李斯的纵横之道实在了得，他旁征博引，内外夹攻，终于让秦王抛弃成见，也为自己赢得了进一步的生存空间。秦王取消逐客令后，重用李斯，封其为廷尉。所谓世事有惊无险，否极泰来，李斯是真切感受到了。

但是，世事难料。公元前233年，天象异常。天王星与海王星合相于双子座18度。这一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在弗尼吉亚城朱庇特神庙前，面临其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解开该庙在几百年前由戈迪亚斯王系设计的一个复杂的绳结。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别无选择。这个冬天他进兵亚细亚，很有要做亚细亚帝王的意图。而天命中出现的这么一个绳结成为考验他帝王资格的试题。身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注视着他，目光复杂。所谓成王败寇，一切尽在绳结中。那么，亚历山大大帝是怎么做的呢？面对这个之前无数人都解不开的复杂绳结，只见他快刀斩乱麻，拔出战剑，一剑下去，绳结应声而断——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复杂，只是需要独辟蹊径的眼光和手段而已。

同样是在这一年，李斯的同学韩非死了，死于李斯的特殊手段。韩非之死标志着李斯的又一大人生危机的解除，因为在此之前，秦王对韩非非常欣赏，很有神交已久、揽为己用的意思。秦王曾对李斯这样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同为荀子的学生，李斯当然能听出秦王话语背后的意思。李斯太明白韩非在秦王心中的分量了。《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此人研习慎到的“势”、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书，在各国君主间流传，颇有当时意见领袖的潜质。秦王就是拜读了他的大作后成为其粉丝的。因此，就帝王之术的精到而言，毫无疑问李斯是自愧不如的。

公元前234年，韩非终于有机会站在了秦王面前。这个机会说起来相当的残酷：秦国进攻韩国，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以化解危机。由此，秦王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而韩非的学问也让他肃然起敬，秦王甚至产生要重用他的想法——李斯的人生危机就此降临。因为相国之位向来跟君王之位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君王之位还讲究个血脉延承，相国之位则完全靠才能说话，并且它也不讲究先来后到——对成大事者而言，谁能为君王所用，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李斯的危机处理方案，从这一刻起不得不紧急启动。

其实就客观条件来说，韩非有所长，也有所短。第一，他说话口吃，不善辩论。虽然有才，才大多在“肚子”里，不能脱口而出；第二，韩非不懂人情世故，说话容易冲撞人。这与他的贵族出身有关。不懂得看别人眼色，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第三，韩非从韩国来，却在第一时间上书秦王，劝他先伐赵，缓伐韩。其私心昭然若揭。李斯认为，这最后一种情形对韩非来说最致命。他找机会密陈秦王“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见《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先将韩非来秦的动机定性，是“为韩不为秦”，然后提出解决之道——与其放虎归山，不如不留隐患，“以过法杀之”。只有这样做了，秦王才能成就霸业。但秦王却没有按李斯的建议去做。他似乎在观察韩非的所作所为，以进一步确定其来秦的动机。的确杀一个人是容易的，但韩非这样的大才子如果轻易杀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不妨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如果能转变过来，何乐而不为呢？就此，局势宕开一笔，李斯的危机并没有解除，而时间，实在是对韩非有利——他的确是为其帝王之术寻找实践对象来的，之所以劝秦王先伐赵而缓伐韩，这里面虽有爱国因素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出于战略布局的考虑——时间会证明韩非的动机是有利于秦国和秦王的。

李斯开始焦灼不安了。危机酿成危局，这是他没想到的。从秦王模糊的态度可以得知，他对韩非还是有期待的。一旦韩非翻盘成功，他李斯将死得很惨。毕竟自己曾在秦王面前进过馋言。所以必须趁热打铁，进一步采取行动。李斯接下来便是借助外力，从侧面进攻韩非。由此，一个叫姚贾的人浮出水面，开始为李斯所用。魏国人姚贾本来和韩非没有什么关系，但韩非给他定性，称其为“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实在地说，韩非所指亦是事实。因为姚贾的确出身“世监门子”，他的父亲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出身卑微，而他本人又在楚、燕、赵和韩四国联合攻秦行动中被秦国用间，最后被赵王逐出境。所以“赵之逐臣”的称谓也算属实。但韩非说这番话是在秦王重用姚贾的背景之下——秦王后来派他出使四国时给予高规格待遇——“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回国后又拜为上卿，封千户。韩非自己尚属考察期却肆无忌惮地攻击秦之重臣，李斯认为这是其自掘坟墓。他马上联合姚贾，给韩非致命一击。

秦王却还想给韩非最后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但这恰恰是韩非的短处。在朝堂之上，韩非结结巴巴地说姚贾“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浪费秦国的金钱，为自己谋利益，又攻击他出身低贱，难当大任。由此，同样出身低贱的李斯充当二辩，为姚贾辩护称，用重金贿赂四国君王是秦之国策，姚贾要是有私心，“外自交于诸侯”，他为什么会在他国卧底三年重回秦国呢？这恰恰是一种忠诚；另外关于出身的问题，李斯提出姜太公、管仲和百里奚等出身都不高贵，但对其所效忠的“明主”可谓殚精竭虑。韩非出身高贵，却不在他的祖国效力，跑到异国他乡来献帝王之术，这样的行为难道是效忠“明主”的表现吗韩非至此完全目瞪口呆，无力为自己辩护了。他说话口吃，又不懂人情世故，现在被老同学逮住机会狠狠一击，真是百口莫辩。秦王也最终下定决心，将韩非下狱审讯。他的命运就此注定——李斯密派手下给韩非送去毒药，让其自杀。而韩非也别无选择，死在了自己老同学手里。李斯遭遇的这次危机至此完全解除，他坐稳了秦国最高智囊的位置。

李斯人生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公元前210年。这一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北归时得了重病，不久就死在沙丘(今河北省巨鹿县东南)。帝国的形势立刻变得微妙起来。是长子扶苏还是幼子胡亥继位，直接关系到李斯的前程。按秦始皇临死前的本意，是想让扶苏上位。因为他给扶苏发了诏书及符玺，希望他回来参加葬礼。两年前，扶苏被父亲派往上郡（今陕西省绥德县）做大将蒙恬的监军，此刻他并不在秦始皇的身边。这里面实在是有深意的。不是秦始皇不信任蒙恬，也不是他要流放自己的大儿子，而是让他出去历练，之后直接掌握兵权，以便将来可以成就大事。秦始皇其实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快离开人世，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向这个远在异地的大儿子发出召唤，希望赶快回来继承大统。

世事在这里变得微妙起来。李斯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危机。一朝天子一朝臣。扶苏跟蒙恬的关系又是亲密无间的。而这蒙恬，实在是帝国重量级的人物。他出身于名将世家。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代官至上卿。父亲蒙武是与王翦齐名的人物。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灭楚之战中战功赫赫。蒙恬自己也在公元前221年被封为将军，后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弟弟蒙毅也官至上卿。蒙氏家族可以说是大秦帝国的顶梁柱，而秦军主力多在蒙恬手中。现在扶苏有蒙恬掌握的兵权作倚靠，若实现“扶蒙配”，李斯的相位是岌岌可危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和扶苏政见不合。李斯主导焚书坑儒事件时，扶苏曾上书明确反对。只因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行动，扶苏才悻悻作罢。现在扶苏即将上位，他李斯还有明天吗？弄不好就是杀身之祸！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斯这一次的人生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严重。更要命的是，他竟然想不出破解之道。

有一个人为他想出了破解之道——赵高。作为胡亥的老师，中车府令赵高的目标是让胡亥称帝，当然这里面存在两大障碍：首先是如何对付扶苏，阻止他上位；其次是如何对付李斯，将其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拥戴胡亥称帝。事实上赵高比较有把握的处置之道是第一个。因为秦始皇准备发给扶苏的信件当时还握在他手里，尚未发出。要不要发，如何发，主动权取决于他。但赵高以为，真正的难点还在其次，也就是如何对付李斯。李斯是在秦始皇时代上位的，他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始皇帝给的。现在始皇帝死了，留下的政治遗嘱李斯肯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此谓报恩。所以接下来，赵高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李斯身上，试图以他为突破口，扭转政局。

面对赵高苦口婆心地劝说，李斯陷入两难境地。他或许觉得这个叫赵高的人实在不懂得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赵高竟然用一连串的排比句质问他——“你的才能是否超过蒙恬？你的功劳比蒙恬高吗？你的谋略能胜过蒙恬？你的声望名誉好得过蒙恬？你与扶苏的私人情谊比得上蒙恬？”李斯听了那真是无动于衷。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纠结于这些明眼人都知道的表面问题，而是寻求破解之道——既然我们的阵营在诸多方面不如对手，那如何取胜呢？这是其一。其二，扶苏背后站着蒙恬，秦国的武装力量都掌握在对方手里，这是比扶苏个人实力更强大的国家实力。赵高拟让胡亥篡位，从技术手段上问题不大，因为信息不对称。但篡位之后事更多。首先，政局不稳，扶、蒙肯定要“反攻”；其次，他李斯的位置就不会动摇吗？未必。多少事，兔死狗烹；多少人，能做到急流勇退？怕是到时候你想退却找不到退路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李斯不愿意做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甚至是背负骂名的牺牲者或者说是替罪羊，所以他对赵高的回应话语充满敷衍色彩，“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均出自《史记·李斯列传》）

但李斯最后还是屈服了，因为赵高使出了杀手锏，说出了如下话语，“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这便是赤裸裸的威胁了，特别是“祸及子孙”四个字，让李斯不得不对厚黑学的精髓再一次深有体会。不错，扶苏如若上位，对自己的仕途是有影响，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赵高拥戴的胡亥派更是不按常理出派。不仅拥有合法伤害权，更享有预期伤害权，这是一种透支，透支的不仅是李斯当下的命运，更是他整个家族未来的命运。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李斯只能做出苟且的选择。《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李斯不得已听从了赵高。

至此，李斯人生的第三次危机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化解了。胡亥上位，扶苏、蒙恬相继被自杀，他继续做着秦国的国相。或许，在某些花好月圆的时刻，李斯想象着兔死狗烹的故事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自己做出的不是投机而是明智的选择。退一步讲，这其实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投资，当他将全部身家都压在胡亥、赵高一方之后。那么，世事果真如此吗？李斯这只秦帝国最大的“仓鼠”能否安享晚年？一切还需时间来揭晓。 死生之事

公元前211年，两件事情的发生让当时时为国相的李斯心惊胆战。一为陨石事件。在帝国东郡掉下一块大陨石，上刻 “始皇帝死而地分”等字眼。当然这块陨石李斯没有亲见，不知真假。只是作为政治流言，这样的消息流传就是凶兆，不可等闲视之；二是百官云集相府事件。关于此事，《史记·李斯列传》这样记载“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嫁的都是秦国的皇族子弟。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咸阳时，李斯在家中设下酒宴，文武百官都前去给李斯敬酒祝贺。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

李斯害怕了。因为他想到了老师荀子教给他的一个词：物禁大盛。这其实是盛极而衰的意思。李斯感慨自己“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史记·李斯列传》）“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实在是自惕之语，李斯也很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只是前途叵测，他担心自己不知道归宿在何方（税驾犹解驾，即休息或归宿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看发生在一年后的李斯在赵高挟迫下拥立胡亥上位的事件，便是相当的意味深长。李斯没有遭遇扶苏、蒙恬的反攻倒算，却遭遇了赵高的步步紧逼。事实上这样的结局他也曾经设想过，同盟军一夜间易为敌手的事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但李斯以为，他还是有反制之道的。赵高者，中车府令也，职务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在帝国的官职品秩中，只能算是中级官吏，归属太仆（相当于交通部长）管辖，官秩六百石，实在是不多。虽然赵高拥立有功，再给他找一个优点，书法写得也不错，是帝国除李斯外无出其右的人物，但那又怎样呢？李斯不相信这个人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即便新皇帝想让赵高上位，起码得给自己一个下来的理由吧。李斯思前想后，实在找不出这样的理由。

但李斯想不到，赵高实在强悍，因为他具备两点李斯没有的。一是策划事件的能力。所谓无中生有、打击报复、为我所用，没事也能给你生出事来；二是信息垄断权。以前李斯和秦始皇沟通顺畅，但新主上位后，这样的沟通权为赵高所独有。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裁判也无从谈起。李斯一旦有事，赵高落井下石，形势对他实在是不利。李斯首先感受到危机是秦二世对他生厌，继而起疑心。这其中，赵高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他运用信息垄断权总是挑秦二世寻欢作乐时通知李斯进去禀报，要命的是李斯自以为是老臣、忠臣、直臣，一进宫就对秦二世重建阿房宫、大修驰道等奢侈浪费行为提出批评，严重影响秦二世的好心情，招致其厌烦；随后赵高运用他的策划能力，无中生有地向秦二世密报李斯倚功自重，目无君上，招致其疑心。李斯的相位至此岌岌可危，几乎不保。

那么，李斯如何应对呢？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清晰却又出人意料的答案。堪称以毒攻毒的典范。李斯竟然上《行督责书》，引申不害“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之名言为秦二世纵情恣欲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意思是“君主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才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贤明的君主，又怎能看不清这一点呢！”李斯凭着其《行督责书》那些搏出位的话语和理论，向秦二世进媚言，献忠心。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决绝姿态扳回一局，也让赵高大跌眼镜的同时心生寒意：“要说做人无底线，李相您是我的老师。”

李斯的《行督责书》果然收效显著——秦二世对他再无疑心了。这当然是李斯自保的一个手段，但赵高却曲径通幽，再掀波澜，从另一个侧面入手，寻找打击李斯之道。这一次赵高瞄准的是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公元前209年7月 ，陈胜、吴广的部队相继攻下大泽乡、蕲县和淮阳，直指李由据守的荥阳，李由发急信求援“贼军十万已到许县，日夜可达荥阳，城内25000名士卒日夜铸兵器，加固城墙，挖拓城河，防哨巡守。无奈兵力悬殊，存粮也只可用数月。望速派兵增援。”这样一封信件被赵高利用了。赵见李由未能取胜，向秦二世落井下石到“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来敢言。”（《史记·陈涉世家》）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有罪推定，以此请求派人督查李由与农民军相互勾结之事。这里有一个背景还需交代，那就是李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李由虽为李斯之子，却自小和扶苏关系甚好，同在蒙恬手下学习兵法，政治立场十分可疑。如今扶苏、蒙恬已死，父亲处境堪忧，李由将兵在外，会不会和“贼军”里应外合，试图举事？不可不疑，也不可不防。赵高从这一层微妙而危险的关系入手，直挠皇帝疑心，直击李斯痛处，李斯自然是辩无可辩。

但还是要辩的。锒铛入狱后的李斯上《狱中书》，以一种反讽的可谓为自己激情辩白。他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如是这般为自己邀功摆好的“罪名”李斯列举了七条，他试图绝地反击，为自己谋一线生机。只是李斯没想到，这实在是雪上加霜！因为你李斯既然可以威胁韩国，削弱魏国，击败燕国、赵国，削平齐国、楚国，最后兼并六国，俘获他们的国王，那还有秦王什么事呢？功劳都是你的，天下也都是你的了。所谓功高盖主，本是不可言说之事，现在好了，不打自招。

悲剧就此注定。李斯一生中最著名的三大书《谏逐客书》《行督责书》和《狱中上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推力，在两次救赎了其命运之后终于彻底崩盘、一泄千里。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被处“具五刑”“夷三族”。死前“身具白骨而四眼之具犹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惨不忍睹。一个时代的大人物的欲望故事至此惨败收场。李斯的命运曲线先扬后抑，泾渭分明，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很多年后，唐朝诗人胡曾还感慨万千，为他的墓题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真是一声叹息，个中滋味冷暖自知。第2章｜｜窦婴：仕途浮沉观察 出局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西汉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做詹事一职，仕途相当的不明朗。所谓詹事即给事、执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曰：“詹，给也。”这样的一个官职主要管皇后、太子家中的一些事，类似于管家。窦婴即为窦太后的侄子、景帝的同母弟，顺理成章地管理太后官属之事。这个好养宾客的宗室子弟此前也在文帝时代做过吴相，后因病免。病免其实是种含蓄的说法，江湖传言窦婴这个人“任侠、自喜”的性格明显，自鸣得意、自视甚高，喜欢和江湖中人打成一片，吴王濞便疏远了他。窦婴以病告退，实在是给双方面子，所谓皆大欢喜。因为文帝时代，窦太后当时还是窦皇后，作为其从兄子，窦婴自然算皇亲国戚，吴王濞不便太得罪。在仕途上有远大抱负的窦婴决定潜龙勿用，退而做一名詹事，以待时机。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的确是生事的年头。这一年汉武帝刘彻才刚满3岁，那是真正的潜龙勿用。他自然不可能生事。生事的是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楚王刘戊及吴王刘濞等，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就发生在这一年。而在此之前，洛阳东宫大火，焚毁大殿、城室；御史大夫晁错多次上书倡议削藩，更定法令三十章，导致诸侯大哗。晁错的父亲从老家颍川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当面呵斥儿子。晁父以为，晁错“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多方树怨”，实在是不聪明。晁错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不忍目睹“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的帝国乱相，要有所作为。晁父见势不可为，服药自杀身亡。死前留下一句话“刘氏安而晁错危，祸已加身，何其蠢也……”

就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微妙氛围里，帝国时局观察者窦婴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以致于“詹事”这一闲职都做不了了，彻底成一个闲人了。这件事与一场宴饮有关。宴饮的主角是景帝、窦太后和梁王，配角是窦婴。梁王即刘武，汉文帝的儿子，生母是窦太后，可以说是景帝的同母弟、亲弟弟。论亲疏远近，三个主角是母子关系，窦婴作为窦太后的从兄子，关系自然就远了一层。本来这场宴饮没他什么事。作为詹事把酒陪好、把话说好，窦婴当万事大吉，但恰恰在后一点上，他犯错误了，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以致于影响了他的仕途，连出入宫廷的资格都被取消，彻底成为帝国仕途的局外人。算起来这也是与其“任侠、自喜”的性格有关。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景帝与梁王酒过三巡，其乐融融，趁着醉意说了这样一句话：“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即我死后你来继位。窦婴听罢，在一边坐不住了，忙引卮酒（卮是一种饮酒的礼器。一卮酒等于市制四升，即4000毫升)进言道：“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得传梁王!”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凝固在窦婴碗里4000毫升的酒中，而窦太后的表情尤为尴尬，因为窦婴的不合时宜，窦太后心里一定在想：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你有什么资格评说帝王家事呢，即便我是你姑姑，你是我侄子！

也难怪窦太后生气，因为她实在是太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了。窦太后与汉文帝育有一女二男，长子刘启即汉景帝，而她自己最宠爱的是小儿子刘武。在她的影响下，刘武先在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代王，四年后迁为淮阳王，十二年迁为梁王。封四十余城，拥有的珠玉宝器比京师王宫里还多。这梁王自己也很有大志，招纳的社会贤才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等坐而论道，很有胸怀天下的气概。景帝也给了他最高礼仪。每次入朝，景帝都要派使者持节以皇帝乘舆车马迎于关下，来京后多留住半年以上。入则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苑中，真可谓手足情深。所以此次宴饮时，他与梁王说出“千秋万岁后传于王”一语，听上去毫不突兀，也不是醉言，当是水到渠成之意，听得梁王心喜，窦太后亦深以为然。

但窦婴的理解却不是这样。当时景帝未置太子，与梁孝王宴饮酒后戏言，要么就是一种抚络之术，要么出于孝心。无论哪一种情况，窦婴都认为要不得。的确，当下的背景是诸王多有欲反之势，景帝表示去世后要将帝位传给亲兄弟，有抚络人心的意思，可以一时安稳局面，但却深埋巨患——一旦日后景帝另立君主，传位于他的后人，将极可能兵连祸结，导致政局不稳。所谓君无戏言，道理就在这里；另一种情况是出于孝心，景帝真的打算自己去世后要将帝位传给亲兄弟，窦婴也觉得决不可行。因为这里涉及儒家和道家的理念之争。嫡长子继承父业，是周宗法制，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兄终弟及，乃殷商之制。道法自然，自然是不反对兄终弟及。特别是窦太后，秉持黄老之学，又有溺爱幼子的心结在里面，所以对窦婴的固执己见，那是相当的反感。

事实上，这就为窦婴之后的仕途之路埋下了一条灰线。表面上看他和窦太后之争是立谁为君的问题，但深层次的问题还在观念上，是黄老治国还是以儒治国？窦婴的仕途在接下来的时日里之所以几经浮沉，就与这种姑侄间的观念冲突有关。

也与景帝的机心有关。事后证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的家庭宴饮上，窦婴以他的慷慨陈词替其解围，为帝国排除了继承人问题上的隐患，但景帝却依旧以机心待窦婴。窦婴被窦太后除门籍，不得朝请时，景帝不置一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不敢忤逆母亲，不敢进言之故。但平定七国之乱后，窦婴以大功在仕途上重新崛起，连窦太后都站出来为这个侄子说情时，景帝依旧不愿对其加以重用——窦婴仕途浮沉的复杂性，人力、天时乃至政治格局都逃不了干系吧。

一个帝国仕途特立独行的标本，枯干在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冬天里。寒风瑟瑟，窦婴似一个弃子，在政治上既无生气，也无利用价值。但是七国之乱的大事件呼啸而至，没有人知道，他很快要重出江湖，再起波澜了。他的人生有了新的变数。 入局

仕途浮沉有定数。定数来自预见和铺垫，来自寻常生活里的态度和处理事情的方和方法。在这方面晁错和窦婴很相似。不错，他们都是极有个性之人，也都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但相比之下晁错更激进一些。御史大夫晁错曾多次上书言削藩，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吴王称病不朝，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动。所谓反相已显。公卿、列侯和宗室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却没人敢上言削藩。就像晁错父亲所预料到的那样，晁错“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多方树怨”，实在是不聪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齐、楚和吴三个封国占有天下之半，一旦削藩，胜负之局难料。关于这一点，文帝当年也是投鼠忌器，不敢有所作为。当吴王称病不朝，晁错上书论法当诛时，文帝却下不了这个狠手，只是打几杖了事。吴王后来之所以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动，其实正是看透了天子的虚弱心态。从文帝时代到景帝时代，尽管藩王们反迹已显，朝廷却一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只有晁错一个人上言削藩，试图一劳永逸。

那么，窦婴的反应是什么呢？当公卿、列侯和宗室在景帝面前默不作声时，窦婴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在这里窦婴恰恰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个性。公卿、列侯和宗室之所以在景帝面前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不好表态。如果支持削藩，一旦事败，他们将处境堪忧；如果反对削藩，却又担了坐视藩王们欲反却默许纵容的罪名，而景帝自己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正所谓事无绝对，表态就要负责，不表态便是最好的表态了。

在这一点上，窦婴的个性呼之欲出。反对削藩是因为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并非投机之举。至此，他和晁错的命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所谓仕途浮沉便在这一言一念间。接下来，晁错的命运就像他的父亲所预见的那样，先是“疏人骨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去楚王的东海和薛郡、赵王的常山以及胶西王的六县。随后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名号。由此，晁错的命运被逼到一个死角——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他的生死存亡，而景帝当时并无必胜把握，同时还揣了投机心理。当有人向他建议诛晁错可使吴楚罢兵时，景帝很快就默许了。他的第一个举动是罗织罪名，密令丞相陶青、中尉嘉和和廷尉张欧弹劾晁错，称其“不称主上德信，离间群臣百姓，欲以城邑予吴，大逆不道，罪当腰斩”，建议“（晁错）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而景帝接下来顺水推舟，批复同意。至此，御史大夫晁错的性命进入倒计时。几天后，一个中尉奉旨召晁错，不明就里的他着朝服便被斩于东市，成为这场与他有关联的帝国战争危机的第一个买单者。所谓仕途浮沉很多时候意味着生死攸关，窦婴目睹于此，应该深有感触。

所以他下意识采取的一个举动是“避”。逃避的“避”。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的家庭宴饮上，窦婴以为自己的仕途划上了句号，但没想到世上事避无可避。晁错被牺牲后，吴王刘濞自称东帝，依旧不肯罢兵。至此，历史将窦婴推向前台，意欲让他成为一出重大事件的主要人物，而当初的伏笔此刻也彰显了出来——景帝想到了窦婴当初的反对削藩，如是，收拾帝国残局的人物非他莫属了，“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可窦婴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此处应该是窦婴仕途的关键节点，被拜为大将军，赐金千斤，从一个被除门籍、不得入朝请的局外人转瞬间走向权力的中心，窦婴的仕途可用一个词来形容——咸鱼翻身。这与平定七国之乱后他被封为魏其侯一脉相承。做了魏其侯的窦婴其实是很风光的。“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但窦婴真的就此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窦婴“任侠、自喜”的性格为其仕途反复奠定逻辑基础，当然也就不被景帝所看好。还在七国反叛、局面危急时，窦婴借口有病，不能胜任平叛工作而招致景帝不满。景帝为此曾说这样的话，“天下正有急难，你怎么可以推辞呢？”可以说窦婴后来即使被封为魏其侯，靠的是战功而不是他耿介的性格。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在景帝看来当然是危险或者说不讨喜的——很快，窦婴在仕途上的另一场风波就降临了。他不能再上一层楼，终景帝时代，魏其侯窦婴都不能拜相，无疑他遭弃用了…… 再出局

风波和太子被废有关。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景帝以立长的原则，决定立栗姬所生长子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这一年，魏其侯窦婴为太子太傅，即太子的老师。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位，仕途中人都以为，如果不出意外，窦婴的前途将一片大好。有战功，有封侯，又有人脉关系或者说预期，所欠缺的只是时机而已。但是三年后，世事有了转折，栗太子被废，为临江王。这大约与栗姬失宠有关，这件发生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正月的帝国权力场风波毫无疑问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当事人的心情。四个月后，谜底进一步揭晓，王美人被封为皇后，景帝宣布，立其儿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刘荣是刘彻的兄长，景帝立幼废长，按窦婴的性格当然是要据理力争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交代说：“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意思是栗太子被废，魏其侯多次为栗太子争辩都没有效果。魏其侯就推说有病，隐居在蓝田县南山下好几个月，许多宾客、辩士都来劝说他，但没有人能说服他回到京城来。

事实上也只有窦婴这样性格的人才做得出这种事来。先是争辩，争辩没有效果就罢工。这里窦婴其实犯了两个大忌：一是按他的立场或者位置来说不该争。作为太子傅，太子被废是要退而避嫌的。哪怕问题真的出在景帝身上，因为喜新厌旧，所以立幼废长，但由当事人窦婴出面来为社稷的伦理纲常来正名，颇有以公谋私之嫌，说服力不够；二是在争的过程中不够光明磊落，夹带了些小动作。刘荣被废固然和母亲栗姬失宠有关，但也与他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有关。按照西汉律令，这是一种重罪了。刘荣因此被传到中尉府受审。审查期间，窦婴偷偷派人送给刘荣刀笔，让他向景帝写争辩材料——案子还没审清，窦婴就不明不白地掺乎进来，景帝明白真相后，颇为恼火。

更让景帝恼火的事还在后头。刘荣被废，窦婴以病为由好几个月不来上班，置天子颜面何在？窦婴如此这般的性格注定了他在仕途上是颇为坎坷的。尽管后面有窦太后为其撑腰，自己又战功赫赫，但景帝还是顶着压力拒绝其出任相国。景帝说：“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意思是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啬而不让魏其侯当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容易自我欣赏，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此重任。

帝国仕途拒绝个性，当然更拒绝个性带来的副产品，就像景帝所称的“沾沾自喜，多易。”他最后用了建陵侯卫绾为丞相。和窦婴相比，卫绾的性格走了另一个极端。中庸平和，讲究无为而治。这个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因功升为中尉的人在拜相之前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背景：系废太子刘荣生母栗氏的亲属。本是失势人物，却在仕途意外崛起，刘彻被立为太子后，卫绾竟入了景帝的法眼，先是诏封为太子太傅，随后升为御史大夫，五年后再拜为丞相。他做丞相期间，“朝奏事如职所奏”，不图创新，但求无过。窦婴见了，也只能感叹仕途无情加无耻，自己时运不济罢了。 再入局

仕途浮沉不以一波一浪为起伏。窦婴没想到，几重波浪之后，他竟然在武帝时代位居其人生的权力顶峰。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拜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组建了新的权力格局。这其中其实不是窦婴再立新功，也不是他改了臭脾气，更不是武帝对他格外青睐，靠他来治国平天下，而是田蚡在其中加以斡旋和布局的缘故。

这武安侯田蚡说起来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汉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算是国舅了。汉景帝去世，王太后摄政，田蚡和他的弟弟田胜，被分别封为武安侯和周阳侯。所谓新外戚上位，一直未得重用的老外戚窦婴更没戏了。在仕途理想上，谁都看得出来田蚡瞄准的就是相位，但没想到田蚡竟然推荐窦婴出相，自己只做一个太尉。这样的举措貌似很不符合历史逻辑。《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交代说：“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是武安侯田蚡的门客，他出谋划策说，“魏其侯显贵已经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归附他。现在您刚刚发迹，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当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您还有让相位给贤者的好名声”。这当然是一种布局，其真实意图是谋划于长远，徐而图之。之所以如是布局田蚡也是迫不得已的。其一，因为和魏其侯窦婴相比，田蚡的资历实在是太浅了。当窦婴已是大将军之时，田蚡还只是个郎官，来往于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子孙辈一样。其二，田蚡是靠王太后上位的，但窦婴依傍的窦老太后还健在，并且资历更高。田蚡想一步到位，实在是困难了些。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布局将来。

就此，窦婴再成权力场上的宠儿，抵达其人生的辉煌点。但世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窦婴的个性再次显现出来，这一次，他得罪的人还是窦老太后，以致于自己在仕途上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下位，结束了其短暂的相国生涯——起因便是倡导儒术、议立明堂，直接触犯了窦老太后的权威和利益。

观念之争便是利益之争。世上事就怕联系和联想。窦婴做丞相后，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同时倡导儒术。这也是武帝所需要的治国理念，但毫无疑问，喜好黄老之学的窦老太后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新帝刚上位，要搞搞新意思和新动作，她不便过涉过多。恰恰在这个博弈点上，窦婴居于敏感地带，动辄得咎。而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接下来的举措就像一股推力，将窦婴推至矛盾冲突点，欲进不能也欲罢不得——窦婴仕途上的折返点不期而至了。

赵王二人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议立明堂。在古代，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和养老诸典均在此举行。赵王二人把他们的恩师申培请出山。这个在当时颇有名声的儒学巨子精通古制且极富说服力。在他的影响下，武帝下令“列侯皆就国，以礼为服制”，这是廓清天下的意思，希望列侯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不要都留在京城无事生非。而矛盾冲突也由此产生了。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背景需要交代的是，当时的列侯多为外戚，外戚多娶公主，所谓贪恋长安城的繁华富贵，没几个人愿意去封国找苦吃。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在武帝祖母窦太后面前去诉苦。这样一来，窦太后对窦婴的印象大变，赵王二人尤被她所厌恶。冲突已是不可避免，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或理由罢了。在冲突发生之前，赵王二人做的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窦太后，以致于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一是赵绾等人着手制定巡狩、封禅、改历和改服色诸事，完全走以儒代道路线；其二是赵王二人联名上了一个奏章，说按照古代的规矩，妇女不得干预朝政。现在皇上亲自治理天下，什么事都应当自己作主，为何还要去向东宫请示呢？不妥。建议皇上今后不要把政事禀奏给太后。由此，窦太后勃然大怒，以孝道问罪汉武帝，迫其废立明堂，下赵绾、王臧于狱，将窦婴、田蚡罢官——窦婴的国相生涯就此结束，他和倒霉蛋武安侯田蚡一起只能以列侯身份闲居家中，再一次充当了权力场上的看客。

从此以后，窦婴一蹶不振，未能东山再起。就像办公室政治中的悲剧角色一样，在派系势力消长之间，权力的翻云覆雨手将他时而推向顶峰，时而打入谷底。这里面当然有个人能力、机遇乃至性格所起到的综合作用，但仕途曲线图就是这样，先扬后抑，再无向上攀升的可能与空间。而命运的残酷性还在于，它不仅可以剥夺你最重要的东西，甚至还要剥夺你的全部，包括生命。这其中，一个叫灌夫的人物开始浮出水面，并且与窦婴的命运生死纠结，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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