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熔铸共同价值观：“移民国家”的立国之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路曲,肖榕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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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熔铸共同价值观：“移民国家”的立国之本试读：

人类已迈入新世纪，中国正经历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意义久远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以“人民的福祉”为愿景，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制度创新”为主要特征，其深度、广度与难度，均超越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次改革，其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回首往事，在过去的100余年里，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法治、公正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祖国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的创立、“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我们的人民进行着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艰难的思想探索与体制重塑。直到20世纪末叶，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今天，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来铺就通向美好愿景的坚实大道。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重任是思想解放的话，时至今日，36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浓厚的思想解放的氛围与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引向“深水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制度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早在2012年11月17日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必然。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建设的过程。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上的失误的原因时就深刻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也明确指出：“注重制度建设，是这次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制度的存在，制度文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和标志。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强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更加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国际社会的各种运行机制，及早具备卓有成效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不管历史多么漫长，文明多么悠久，不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在其他各个领域，单方面依靠自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同时，必须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优秀经验。制度文明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只要我们本着为我所用的方针，对外国的东西进行认真的鉴别与分析，密切结合中国的特点，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不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是可以做到“洋为中用”的。

新加坡承中华文明之血脉，汲西方文化之养分，融现代法治之精神、民主之理念，营建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加坡模式”的“和谐社会”。尽管新加坡是个小国，新加坡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我们不可照搬照抄，但其结合了长期增长、政治稳定与传统价值的成长经验，是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重要参考。新加坡经验是中国各级官员高度认可并认真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议会制度与政府行政制度，把“为民服务”的宗旨与“以民为本”的理念，有效地落实在执政能力上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

当前，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公正的国家治理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艰巨任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出于这种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顶针智库”在世界未来发展基金会鼎力襄助下，历时有年，编纂了“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于2015年初春时节付梓。该丛书的作者有新加坡的前国会议员、行政官员，也有新加坡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丛书既有作者大量的切身体会与经验，又有专业的理论深度与水平，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有着极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希冀本丛书能够为探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与方案，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顶针智库刘鹏辉博士2015年4月8日长期执政靠什么

我去新加坡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但是每过五年社会上就有公开的选举，这究竟是一个民主体制还是一个集权体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到新加坡访问了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终于揭开谜底，并找到了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人民行动党是依靠什么长期执政，又是怎样长期执政的？今后是否会永久执政？

一

新加坡有600多万人，人口虽然不算很多，但是一党长期执政，毕竟需要大量的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我去之前心里想，这么一个拥有几万党员的执政党的党中央，怎么都得有一座大楼。去了一看只有一座三层小楼，还得从最靠边的门进去，拐好多弯才到了接待的地方。负责接待的老先生告诉我们，这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一共有12个人，办公面积不到两百平方米，还是租的别人的地儿。这样一个执政50年，被外界认为高度有效、集权威权的领袖和政党，怎么就这么点儿人呢？它靠什么执政呢？

老先生是人民行动党的日常接待人员，相当于咱们副秘书长的日常值班。他说，人民行动党不是通过武装暴力夺权，也不是靠宫廷政变，而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也就是说，它从第一天获得政权，就是依托民意。李光耀开始就是一名律师，带领一帮律师从事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后来通过参加选举，使自己的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另外，相比其他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建者如李光耀等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李光耀夫妇都是学法律的，毕业于剑桥大学，其他创始人也大多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与历史上其他高度集权倾向体制国家的领导人非常不同，那些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从事武装斗争，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小知识分子。

新加坡的李光耀取得政权的起点是参加选举，创立的体制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一个虚君，虚君在新加坡就是总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可以组成政府，由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内阁所有部长都是由执政党党员担任的。也就是说，你要成为部长，前提是你要被选为议员，而议员必须是执政党党员。

李光耀当总理，包括现在李显龙当总理，都要经过这样的选举程序，所有的部长也都是打过选战的。五年一选，相当于每过五年人民就要对他们进行考试，考试及格了，人民行动党就得到了议会多数议席，那就继续执政。至于连续几届没有限制，可以一直执政。另外，如果总理让你做部长，只要选举成功你就可以做，如果选不上那你就退休。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名在去年的选战中失败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交谈。在他那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提出五个人参加竞选，反对党也提出五个人，如果赢了这五个人都当选，输了就都落选。他们去年在那个集选区惨败，没能当选，这在人民行动党内部算是一个重大挫折。之后他就不做部长了，出来到社会上工作。

二

人民行动党人很少，大量选举工作怎么进行呢？

第一，不是靠军队。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党的武装力量。新加坡军人是不能参加政党的，除非你是国防部长，人民行动党执政了要派你当部长，那么你可以参加政党，而部长以下的次长（就是比副部长更低的事务类公务员）都不能参加政党。这是沿用的英国体制。

第二，也不是靠企业。新加坡的淡马锡是政府的主权基金，相当于国有企业，也是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与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两个最大的政府基金，但它们不属于政党。这两个庞大的企业属于政府，是内阁管理的一部分，它们的部分盈余纳入国家储备金，同时由总统管理，而总统并不一定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所以，人民行动党的竞选不是靠企业或者金钱。

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也没有企业，为什么每次选举都能赢呢？我发现，靠两点，这两点其实在中国经常讲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得很好。

第一是密切联系民众。人民行动党内的议员、部长每周四或周五都要在自己的选区接待老百姓，从上午八点开始，有时候会接待到深夜一点。选区里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多了，但是这种接待一做就是50年。我有一个朋友是议员，我去看过他的接待，他真是跟每个人都熟，啥事都知道。每个选区就这么几万人，群众有什么事都找议员说，而议员就在竞选的时候拜托大家选他，靠他替大家办事。

据说李显龙也会来接待，这里有政党的一个小活动室。议员做接待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事调解调解就可以解决，更多时候需要指导群众循着法律途径去解决，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那就安慰他们，跟他们沟通，帮他们出主意。新加坡的议员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两万到三万人需要接待，每次接待都有八百多人。议员就摆一张桌子来聊，这个问题聊一会儿，那个问题聊一会儿，也靠这个来听取民意。

第二就是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人民行动党办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办了专门照顾儿童的公益基金，在社区创办低收费的幼儿园。这种基金是大家捐钱办的，与政党的基金没关系，属于公益组织。

另外，人民行动党举办很多工会活动。在新加坡，工会是自由的独立组织。李光耀就是做工会起家的，他曾经对工会承诺：你们要的东西，一旦我执政都可以给你们。在这50年里，他践行了承诺，比如帮助工会支持工友充分就业，为工友提供生活保障等，与工会之间的互动一直很有信誉。工会里有一种平价卖场，就像咱们的合作社，那里的粮食、油等都是最便宜的，这也得到了人民行动党的支持。另外，工会还办了保险公司，为工友解决寿险、保险问题。人民行动党为工会办了这么多实事，工会可以让工人们投票给人民行动党，这是一种良性机制。

还有就是凭业绩。就像王石，他在万科没有什么股份，但是他做董事长快三十年了，董事会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有业绩，不断的业绩累积使人们更信赖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组织精英的团队和建立高效的政府，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我们看到，那些竞选议员的人都是精英，当选后才能做部长。同时，新加坡有设计得很好的国家治理制度，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又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这样下次选举时就很容易成功了。新加坡50年创造的业绩有：人均GDP全世界排第三，营商环境全世界排第一，新加坡政府还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人民行动党的这张成绩单，在它执政27年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所以后来又让它执政23年。

所以说，一个政党的长期执政是可以不靠暴力、谎言、威胁和强制的。人民行动党会不会永久执政呢？新加坡的议员和部长说不会，比如最近这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又失败了，那就让别人上，作为反对党的工人党就很强势地来了。

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在2011年的大选中得到的公众支持率却降到历史最低，所以他们非常有危机感。他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与执政的议员年龄差距很大，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思维模式也不一样，这是造成现在支持率降低的原因。于是，崔宪来部长等人非常谦卑地去跟年轻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赢回年轻人的心。

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永久执政，而认为应该不断适应挑战，赢得选民的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长期执政。如果有一天人民行动党做得不够好，或者已经做得很好，很难更好了，而人们希望更好的愿望是不变的，有可能想换换口味，那么工人党就上去试试，人民行动党可能就下台了。

三

再说说执政党的经费和待遇。党中央这12个人花多少钱呢？党中央一年的经费将近500万新元，包括房租、人员薪资，还有一笔预算就是接待，比如我们去了，给我们一瓶水喝，这都得纳入预算。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党费只有一点点，更多是靠议员、部长，他们捐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大概有两三百万新元，加上党费大概500万新元。党中央的部长都没有公车，从家到办公室得开自己的车。

做部长比一般人有没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呢？没有。他们应该就是为选民服务。我以前也听说，新加坡部长的薪资是一两百万新元，所谓高薪养廉，但是要知道这是裸薪，以后是没有退休工资的，如果你不当部长了就一分钱都没有，另外也不会管你的用车和看病。这有点像明星拿片酬，片酬之外都靠自己打理。这样算来，部长们的薪资不算高。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精英，比如同是剑桥毕业，在私人公司工作的同学一年拿一百万新元，当部长的话却只有七十万，这就叫机会成本。因为你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所以你要减少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部长真是做奉献。再对比香港的公务员，虽然他们名义工资很低，但是退休以后的二三十年国家都会管。所以按劳动力市场的标准算，当新加坡的部长应该是市价的七折。如果以后不当部长了，他们可以去做公司，相当于咱们国企控股的那种，也可以在私人公司当董事，还可以自己去做生意。因为部长是裸薪，以后还得养活自己。

在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中，部长以上的可以参加政党，而常任秘书（即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以下的公务员不参加政党。参照英国的体制，公务员、军人、警察中的事务类人员都不参加政党，只有政务类的部长、副部长参加政党。如果以后工人党竞选成功，可以把部长换成工人党党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入党程序不是多么严格。比如某次选举过后，发现某个年轻人不错，就会说服他参加人民行动党。他入党后就开始接受培养，通过一套很严格的面试体系，包括心理测试，最后一关就是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当部长，选不上就该干吗干吗。一些人年轻时被选中加入人民行动党，但是后来放弃政党，如果后来选上公务员了，可以再做一次审核。专业团队不需要什么倾向，就如公司员工不需要代表各自的股东，否则公司就乱套了；对于一个执行团队，事务类以下的全部是非党，属于职业技术官僚。

偶尔走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我发现世界上的华人地区还有这么一个政党，通过选举掌握政权，通过吸纳民意来为选民服务，凭借精英团队和良好业绩长期执政，而且不以永久执政为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多年的盛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这也算是我这次旅行的意外收获。世界未来基金会冯仑2015年4月8日绪言

记得笔者5年前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正值新加坡44周年国庆，当年的庆典节目中有一项颇具创意，就是在国庆日当晚，全国各角落拉响警报，呼吁新加坡人一起宣读信约，这个场景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有些人不以为意：新加坡的学生们不是在每个上课日都念信约吗？为什么还要在国庆日号召全民念信约？笔者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3月1日的一则报道能给出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答案。那则报道提到，2007年至2011年，每年平均有1200个公民放弃新加坡国籍，其中300人是新移民。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人口趋势报告，这些人移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可能他们对新加坡的认同感还不够高。

无论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还是在当今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的时代，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正变得日益重要。前者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和必然选择；后者是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如何看待和把握国家认同，以保持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的问题。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和接受，解决一个“我是谁”的归属确认。1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克提出：“现代社会高度依赖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国家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获得这种承认的能力。”2可以说，国民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新加坡开埠不过200年（其中受殖民统治历史就长达140年），但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资源贫乏、经济腹地很小的城市国家，在独立的短短50年间，一跃成为先进工业国，创造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奇迹，被誉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典范。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经验。那么，新加坡到底有什么“秘诀”让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念念不忘？在笔者看来，新加坡的权威政治、民主法治、经济模式、社会管理、生态城市建设和共同价值观等都是鱼尾狮身上闪闪发亮的耀眼鳞片，但最耀眼的当是在凝聚国民共识方面值得称道的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各种外来的因素的影响。作为典型的移民社会，新加坡的国民成分复杂，具有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的特点。同时，新加坡曾经被英国长期殖民，它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都有依附性，它的人口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最初并不打算在此长期居住但最终留下来的移民构成了人口的多数。例如，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的民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保留和弘扬着他们各自种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并从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中寻找着精神支柱，铸造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即使到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也没有完全褪去传统的乡土意识。在他们之间，由种族、宗教、风俗习惯和利益造成的人们之间的隔阂没有消除，民众仍然把新加坡作为谋生地，对国家的归属感很脆弱。无论哪一个种族，即使是在本地出生的这些移民的后代，也把自己内心的效忠给了他们想象中的祖国——华人效忠中国，马来人效忠马来亚，印度人效忠印度。正因为如此，当时“新加坡人”的认同是一片“空白”，国家认同感是分裂的。

这一时期，新加坡经济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种植业、手工业和小规模的转口贸易，是半自然的半商品经济，转口贸易促进了按种族划分的劳动分工，在此基础上，殖民政府对各种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种族分层最上层的是白人；其次是受英语教育的印度人，他们在殖民当局的低级官员中占有很大比重；最低级的差事，像邮差、士兵和警察中有一部分是马来人；华人则被排除在公务员队伍之外，他们广布于各个经济领域，大多数人从事低收入的各种手工业，还有一些人是苦力。也有少数华人经商，这一时期新加坡的商业主要是由华人和英国人经营的。这是一个等级化的多元社会，由于各种族之间很少往来，超越种族界限的越轨行为很难施展，因此各种族能保持相对和睦。在当时，“人民”是分属于各种族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认同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3

从1819年到1959年的140年的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中，“新加坡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不存在的。在这份遗产中，除了受殖民主义统治的耻辱外，还使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受英语教育的居民有了少量的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的认识。另外，不可回避的地理因素也在起作用，文化与地理因素的交互影响使新加坡成了马来世界中一块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飞地”。在“飞地”内部，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更易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

这些因素都对国家认同的产生起着潜移默化的阻碍或促进作用。在英国统治时期，由于它的统治延及马来亚和周围一些地区，因此“飞地”并没有在国家的层面上成为现实。一旦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这里的华人建立起自治政府，这块“飞地”就成为现实了，这时就需要构建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它的“人民”以维持生存和发展。

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新加坡政府考虑到由于本国缺乏自然资源，市场狭小，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很难生存下去，因而想与马来半岛联系在一起，以把马来半岛作为它的腹地、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因此，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时就把马来语定为唯一的国语，为合并做准备。这一时期，新加坡人开始认同马来亚。1963年，合并虽然实现了，但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两年后，新加坡被迫退出。这时，对于新加坡来说，就不得不着手构建一种新的自己国家的认同了。因此，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培养认同，是从1965年独立后开始的。4

独立之后，新加坡向日本学习，实行了雄心勃勃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很快使经济发展起来，经济的成功、社会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新加坡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种族自豪感，促进了国家认同。同时，面对构建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新政府采取远离利益集团的策略，疏远包括工会和华校学生在内的左翼利益集团。尽管这些集团是人民行动党在种族主义运动和大选中依赖的主要力量，但现在必须疏远他们，这可以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不隶属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执政党。另外，政府还推行多元种族主义，通过这种策略划定了各种族的政治活动空间，致使各种族“安分守己”，难以走出国家的法律之外去要求特殊的政治权力。政府在种族关系中的这种中立地位，避免了任何种族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同样，新的国家和新的经济秩序的构建过程也是新型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那些为发展经济和加强国家认同而制定的政策的深刻影响，例如教育、语言、住房以及家庭模式。

自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执政以后，政府大力发展教育，深谙学校不应仅仅局限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还应向受教育者反复灌输新的国家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的道理。在殖民制度下，除了少数英文学校由殖民当局提供经费外，大多数人受教育都要由各族群自己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这种按种族的政治、文化和语言划分的母语学校所进行的国家认同的教育，效果是很不相同的。教师和教科书都要从他们的“祖国”引进，教科书的内容也很少涉及这个新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自治政府为了避免激化种族情绪，引发潜在的政治对抗，推行在各母语之间保持名义上平等的教育政策。不过，这时自治政府也开始力图构建一种新的国家教育体制，它制定了各语言学校共同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表，编写本地的教科书，培养本地的教师，制定统一的考试标准。通过这种统一的教育，在当地人民中建立起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政治上，政府还规定了一些国家礼仪，例如，在中小学每周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在国歌声中，国旗缓缓升起，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渐渐注入国家的神圣意识。还有向国家宣誓的仪式，最初用四种语言，现在统一用英语了。举行这些仪式都是为了不断地灌输国家认同。

1965年开始的政府建房计划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加坡人的居住结构，也使组屋成为灌输国家认同的场所。新加坡独立之时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政府为改善居民的住房而提出了由政府修建公共组屋的计划，开始大兴土木。这不仅可以较快地改善居住环境，而且也使政府成为组屋的管理者，在这里可以有效地灌输自己的国民教育计划。最初，居民们反对强行拆除他们已经住惯了的旧房和定居点，一度进行了抵制。然而到70年代初，这种有组织的抵制迁徙的斗争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组屋的条件明显好于过去的旧房，而自动瓦解了。应该看到，由于过去的村庄是按照种族居住的，这些定居点的拆除等于破坏了种族的据点和依附于此的文化实践，先申请先分配的原则和种族杂居的政策加速了这种分散过程，从而也加速了地方割据意识的破灭和国家意识的增强。由此可见，公共住房工程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居住环境的改变，而且也加强了民众对人民行动党和政府乃至国家的认同。

新加坡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后，人们在感情上给予了更多的认同，但这些认同具有本能的和容易移情的特点，要实现国家的政治认同，使国民从感情认同转变到认知认同上来，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在新加坡“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公共的和私人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亚洲的和西方的、种族的和国家的这些相反的文化因素和价值取向的互动是其国家认同的最主要组成部分。1991年，新加坡政府经过国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旨在代表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观”，意在使新加坡各种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在国家层面上享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使人民为共建这一价值观而努力。“共同价值观”有五项基本内容：一、国家至上，社会优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四、协商共识，避免冲突；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价值观是解读国家发展和国家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价值、价值关系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有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5，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以及社会关系的较理性的“是非判断”。它可以反映出社会精神氛围的风貌，反映出社会凝聚力的状况，并且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动力和导向。国家的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种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有价值观念。共同价值观作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和国家发展理论或软实力中的重要部分，对一个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可以提供重要的文化基础和不可或缺的理论论证。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缺乏整合这个社会或共同体的文化纽带，那么这个社会或共同体或者不能形成一个国家，或者是即使用强力建立了一个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也无法形成国家的价值或凝聚力，由此，轻则会使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受到阻滞，重则导致整个国家、社会和种族的衰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

围绕着“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教育。领导人率先垂范，人民群众广泛学习，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国民的践行，共同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新加坡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明确规范和政府推广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国家，在国家建设中较为成功地协调了不同种族所固有的不同价值观的关系，增强了不同种族对新加坡的认同感。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久而久之，自然在这片土地生根，也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国民性”，随着国民意识的日渐加强，新加坡人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自然而然也增强了。

人们把新加坡人的认同史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与其他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相比，这个课题仍有待深入。但是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有两个特征，一是它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积极培育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加坡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从而使“新加坡”和“新加坡人”这两个概念名副其实，从人类历史来看，这并不容易。可以说，新加坡人如今这种对国家强烈的认同感，已经成为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新加坡号”最重要的压舱石和指南针。

二是“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性较强。这是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较早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兼容并蓄，尽管它并非不对这些外来的现代文化进行去粗取精的改造。尤其是，它还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共同价值观”赋予新的内涵，以与时俱进。

当然，新加坡并非不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不同时期都有人对人民行动党的一些政策和执政方式提出批评，也有反对党提出应该给反对党以更大的政治空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移居海外。7但这些人数毕竟很少，并不代表主流的文化。尤其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尽可能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另一方面也坚持理性原则，不轻易随波逐流，向民粹主义低头。这也说明“共同价值”在凝聚国民精神方面并不是万能的，仍有提升的空间。

共同价值观作为社会稳定的凝固剂和国民的精神名片，在新加坡的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和党政部门的高度关注。纵观世界，新加坡是构建与传播国家价值观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突显，因此，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借鉴他国有效的价值观教育经验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增强我国的国家凝聚力，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书是关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素描，它探讨了新加坡构建共同价值观的背景、过程以及培育、践行共同价值观的经验和做法，以期提供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第一章共同价值观的萌芽

这些移民没有定居和扎根的打算，他们对新加坡有着强烈的“异乡观念”，挣钱回家和叶落归根是普遍的心态，他们对新加坡的认同感非常低。第一节　社会情势的变化

移民社会

2014年5月15日是第21个国际家庭日，当天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共有2.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0%。想起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说，上海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常年居住着950多万外来人口，北京、深圳则以770多万、750多万排名其后。看到这里，我们为中华大地这等生机勃勃而惊叹，但又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在各地流动迁徙，虽说各地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但毕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而且不同方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都客观存在，天南地北的人们走到同一个城市，他们如何和谐相处，确实值得深思。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和最显著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各城市也通过提炼城市精神，意图凝聚人心。如北京提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提出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天津提出了“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重庆提出了“登高涉远、负重自强”，广州提出了“务实、求真、宽容、开放、创新”，深圳提出了“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武汉提出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西安则提出了“承古开新、开放包容、勤奋进取、文明诚信”等等，不一而足，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引导和培育各自城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具有凝聚力、兼容并蓄的现代城市文化和价值观。

实际上，作为城市国家的典型，新加坡也走过这样的路，可以说是构建城市精神的先驱。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原住民很少，大部分国民都是移民及其后裔。根据马来人的传说，新加坡最早的定居者是一位印度人，后来这里成为马来人的聚居地。15世纪初，它成为马六甲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霸权；17世纪又被荷兰控制。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处于马来天猛公的统治之下，属于马来柔佛王国管辖。据天猛公说，当时新加坡有150人，其中马来人120人，华人30人。按理说当时人说当时事比较准确，但有的历史学家指出，这是当时新加坡人的主要聚居地——天猛公所居的渔村的人数，而在深林中还有未算在内的华人种植者。例如，根据新加坡国家档案局的资料记载，1819年以前在新加坡种植甘密和胡椒的知名华人至少有陈银夏、陈亚路、王端、戴汉良等人，还有一些散居的马来渔民，都未被计算在内。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当时新加坡的实际居民要多于天猛公所说的150人。8

到了1919年，英国人莱福士率军队占领了新加坡，得到了马六甲，并且强迫柔佛苏丹和天猛公签订“割让条约”9，使新加坡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国开始了新加坡港的建设和商业发展，同时也加快了新加坡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新加坡开埠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劳工拥入此地。最初是由南洋各地，如马六甲、廖内、槟城等地移民而来，然后扩展到中国的东南沿海。1821年2月，第一艘中国航船由厦门抵达新加坡，进行商业贸易。1823年，英国派驻新加坡的总督颁布训令取消进口课税及礼金制度后，华人的商船更是纷至沓来。从此以后，新加坡的华人与日俱增，到1860年，已增至5万余人，超过马来人，占到当时总人口的63%，成为第一大种族。这主要得益于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内部的推动力。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到了晚期，整个社会缺乏活力，腐败丛生，尤其是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致使清政府偿付巨额赔款，这自然都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加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相继爆发，战乱频仍，也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迫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些都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大量损耗，清政府和地主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就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这一时期，地主的租金往往高达一般收成的50%以上，这就直接导致了许多农民的破产，造成很多农民入不敷出，遇到天灾人祸就极易陷入绝境，要想活命，只有逃往他乡。

二是新加坡的诱惑力增加了。此时，英国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为新加坡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工匠和劳工带来了商业发展和就业的机会。新加坡作为一个刚刚开埠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商业意义的新领地，需要大量的移民来作为其发展的劳动力。而且英国政府也给予了新加坡相当大的自由，例如把新加坡从东印度公司管辖变为受殖民部直接管辖。在这种相对自由的制度之下，新加坡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新加坡港口的货物集散量日趋增加，不断扩大的港口规模提供了大量的用工需求。此外，种植业和农业也因此发展起来，也要雇用大批劳工，这一切带来的诸多诱人的机会吸引着大量的华人来到新加坡谋生和发展。

自19世纪中叶以后，华人已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主流，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时，新加坡的社会分工已经相当专业化，职业种类已经非常广泛，至少有100多种职业，可以说，除了高级行政职务和立法、执法部门外，所有的职业都有华人从事。自19世纪末期以后，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参事局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同时，一些受英语教育、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华人与殖民政府在政治交流和情感联系方面更加密切，受到殖民政府的信任，殖民当局在制定对华人社会的政策时经常与他们商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情况已经较为频繁。10

英国人拓殖新加坡以后，由于当地的开垦和建设需要大量人力，因此除了从中国引进劳工以外，也吸引印度劳工和商人，有一些英国人通过经纪人招募印度人来新加坡。不过，由于印度本身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还要顾及印度的利益，所以印度人的移民一直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限制，人数有限。印度人当时在新加坡多数是为英国人种植甘蔗、咖啡、树胶，或者从事筑路、畜牧、捕鱼工作，或是成为用人和警卫人员等，待遇一般高于华人。他们也不像马来人那样缺乏从商经验，在商业方面并不亚于华人，警察中也有不少是印度人。在当时，印度人与英国人的关系比华人和马来人与英国的关系都更密切一些，这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人是英国人殖民新加坡的随从和伴侣，而马来人是被殖民的对象，华人则是来充当苦力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人在政治上的经验比较丰富，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随着新加坡的不断开发和经济的繁荣，来自各地的移民在这块土地上有了立足之地，他们与这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移民为新加坡的开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移民相比，新加坡移民的特点是：那些国家的移民主体是欧洲人，在移民的同时移植了政治制度，构建了新型种族国家，基本上属于同质的基督教文化；而新加坡移民的主体是亚洲人，移民的目的是为了谋生，基本没有政治动因。11这些移民没有定居和扎根的打算，他们对新加坡有着强烈的“异乡观念”，挣钱回家和叶落归根是普遍的心态。这里是异质文化并存的，体现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并存、冲突和融合，对新加坡的认同感非常低。

新加坡的移民历史决定了它的社会特性，可以浓缩为四个字：多而且杂。这是新加坡的国情，也是新加坡社会的现实。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如今的新加坡有20多个种族，其中最主要的种族有三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此外，境内居民还有欧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泰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等。多元种族又导致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存在，各种族都带有本种族的传统文化，各持自己的种族语言，信仰各自的宗教。例如新加坡社会存在着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奉行佛教、儒家思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种人群，大体上代表了三大种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李光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是世界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在我们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中有着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源流的人民……在这里，各种族杂居在一个密集的社会里。”12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大城市中，都没有这么多元的种族和语言交集。

国情和现实往往是历史的积淀。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曾有过殖民时期、日治时期、马来亚联邦时期、自治时期和独立时期，效忠过英王，服从过天皇，遵从过最高元首，缺乏较长时期的对某一统治权的认同。由于其效忠和归属的对象多次变更，导致了新加坡居民在国家归属和认同上的脆弱。同时，新加坡国民对祖先居住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依然强烈，而且港口城市的定位更加剧了其文化上的“无根感”，新加坡人很长时期内都不把这里看成自己的祖国，大多数人怀有一种过客心态，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并不十分关心。加上英国殖民者长期垄断政权，把各国移民长期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加深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这一切导致居民对作为典型移民国家的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极其脆弱，乃至在建国初期的新加坡，由于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使国家认同具有不稳定性，使刚独立的新加坡难以形成政治整合力和凝聚力，人们很难强化对新国家的认同和效忠。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民的特性也明显地具有双重性。李光耀认为：“移民国家就有一个优点——她们的人民富有创造性的冒险精神”，“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历史短浅，树根子还未十分稳固，有时遇着暴风雨，难免会摇晃，因为大部分的移民都习惯于以一种是否有利可图的观点去看待一切事物——这点我们要承认”。13确实，在长期的移民生活中，移民们形成了一种讲求实际的观念，以“是否有利可图”来衡量一切事物。大部分的移民之所以要脱离他们的祖国，是因为他们要寻找比较好的生活，一旦此地生活不合他们的心意，就习惯性地往别处迁移，这种流动意识和讲求实际的观念，即便在现在的新加坡社会，也还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移民社会特征并没有随着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而发生根本改变，而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国民的国家意识就难以形成。因此，构建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来促使移民及其后裔淡化对移出国的原始情结，放弃移民观念，强化对新加坡的认同，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其必要性越来越迫切。

2007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移民联系组”，以方便协助新移民尽快在新加坡社会落地生根。移民联系组根据新移民的特点，组织各种商业、生活的培训活动，开办英文课程，举办有关住房、教育甚至国民服役课题的对话会，旨在加强新移民对新加坡社会的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新加坡政府很认真地看待新移民如何融入社会的问题，并意识到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2010年，为了增强凝聚力和发展公民意识，新加坡政府一度探讨过举办“公民日”（Citizenship Day）的可能性，让新加坡人，无论新公民或原住居民，都能欢庆共同的公民身份。新加坡政府吁请新加坡人以开明的态度欢迎新移民，而新移民本身也要努力融入本地社会。目前人民协会已经安排它的基层组织和领袖举办社区活动，让新移民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马林百列集选区成立了一个附属委员会，为新移民举办聚会和共享新加坡的资讯。

2012年，新加坡《联合早报》一项针对51位年龄介于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18%的年轻人只有在特殊的状况下才会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另外6%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新加坡人。有近四分之一受访的年轻人甚至表示，当他们对政府有太多不满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移居外国。南洋理工大学宇航系四年级学生林子睿（24岁）在一年一度的部长论坛上，对国务资政吴作栋说，他身为新加坡人却对国家归属心态产生了微妙转变。他说，五年前，他以身为新加坡人为傲，但是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外来人才的拥入，他和很多一起服役的朋友都觉得，现在的保卫家园，不知道是在保卫什么价值观。他觉得年轻人的新加坡精神日趋淡薄，对身在自己的国家越来越感到不自在。半数（51%）的年轻人认为家人和朋友在此，是让他们对国家产生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另外41.1%的被调查者则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对自己生长的环境感到熟悉。调查也发现，高涨的生活费与通货膨胀（有68.6%的不满率）、住房问题（47.1%的不满率）和外来人才的拥入（43.1%的不满率）这三方面是年轻人感到不满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高级政务次长及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张思乐认为，虽然很多年轻人到国外寻求发展，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这个国家缺乏归属感。14为此，新加坡社区发展理事会设立平台，设立更多兴趣小组，供国人参与，让新公民和老公民建立友谊，以增进国人之间的了解。西北区市长张俰宾以区内的轻快走小组为例说，居民一旦开始经常参加活动，就会培养起归属感和友谊。15统筹本地五个社区理事会的西南区市长许连碹则强调，任何融合的工作都是持续性的工作。她说，大多数基层领袖都欢迎和接受新公民的加入，愿意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这些新公民有当义工的心，愿意到基层组织帮忙。不过，许连碹说，新公民也必须付出努力来融入社会，多了解本地人并同他们建立友谊，双方都必须有所行动。16社理会还通过设立社会融合基金来资助这些计划，会拨款来推行这些活动。

经济奇迹的背后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的民众适应了中纪委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反腐节奏，大家无不拍手称快，“翘首以盼”“坐等”中纪委的打虎大戏，但在旗帜鲜明的反腐行动外，我们还要正视和反思各类道德失范现象：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轨的过程中，见利忘义、道德滑坡、伤风败俗等道德问题，该怎样看待？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道德旗帜，怎样才能高高飘扬？这些年，每每谈及道德问题，人们往往叹气连连。“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楼倒倒事件”“碰瓷假摔”等等，一桩桩涉及行业暴利、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建筑安全、道德底线的恶性事件像一把把利刃，划出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引得人们牢骚满腹。

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偶然中是否有“必然”性呢？梳理一下中国自古以来的商业道德发展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儒家的“义利观”更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源远流长，优秀传统商德作为其主体部分，主要讲究公平交易和诚信不欺，贯穿于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中。在古代，对商人的约束主要靠一些非正式规则，如道德说教、亲情、血缘关系等来实现，由此所延伸出来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并渐渐与商业公平交易等原则融会贯通，指导着古代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建设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平台作为贯彻基础，具体平台则是村落、工厂和单位。“熟人社会”的特性使人人相互监督、相互关爱。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也在社会转型中“解散”了民众，人们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而交际外延的急剧扩大，又衍生了很多问题。现阶段，市场的弱点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上来，致使道德领域出现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现象，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一些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这是造成如今经济和社会领域道德失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类经济奇迹后的腐败和道德滑坡等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资本主义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中，各国都出现过道德滑坡的现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过“道德滑坡”时期，也有过假冒伪劣产品满天飞的现象。但随着规范的逐渐确立，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渐渐得到改善。因此，从客观上来说，这是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从主观上来说，采取有力的措施引导人们的价值观，抑制其发展，是改变这一状况的直接方式。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就堪称世界奇迹。从1959年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到今天这56年的时间里，它已经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贫穷落后的弱国发展成一个繁荣发达的国家。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人均200美元到2013年的5.3万美元，增长了250多倍，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但由于人民行动党从执政伊始就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政策，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新加坡固有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冲击也日益加剧。

建国初期，新加坡经济停滞，失业问题严重。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对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百废待兴的种族政府来说，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人民行动党政府紧紧抓住了这个主题和机遇，从一开始就推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1959年初，人民行动党政府刚刚组建就颁布了第一、第二号法令，即《新兴工业（减轻所得税）法令》和《工业扩展（减轻所得税）法令》，前者规定凡属促进国家工业发展或国家尚未开发的新兴工业所用的原料，一律免征进口税；后者规定凡投资已获国家批准的现有企业，可按所投资本之多少累进计算所得免税。也就是说，所投资本越多，相对减税就越多。这两项法令对吸引外资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外资流入加快。

继而，新加坡政府着手制定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为了使远景规划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政府特别邀请了联合国工业调查团来新加坡实地考察，并为新加坡起草了第一个工业化计划。为实施这项计划，新加坡政府还于1961年专门设立了经济发展局，负责具体贯彻执行。为了解决资金来源，李光耀与国家发展部部长王永元、财政部部长吴庆瑞先是商定由政府发行一亿元政府公债，同时还以贷款和参股形式向社会和国外筹集资本。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在制造业方面大力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低技能、低投资的中小型企业，如食品加工、服装加工、木材加工和半导体装配等，这类企业需要的投资少，但发展好，且很快缓解了失业和贫穷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加坡对外交流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社会危机开始出现：分层教育、双语政策、英才教育等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不公平的不满情绪滋生；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参与意识的增强，使得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呼声日渐高涨；宗教教育的宽松一度导致宗教热情增长，出现了宗教干预政治的现象；过分强调儒家伦理，导致其他种族的不满；英语至上的潮流导致母语衰落，传统文化流失、断裂；特别是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在新加坡泛滥，导致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开始盛行，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等等。可以说，新加坡思想文化领域的西化倾向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学者曹云华将其归纳为九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传统式三代同堂家庭已趋解体，青年一代的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等均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二，遗弃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三，犯罪率居高不下；第四，离婚率不断增加，婚前性行为和妇女堕胎事件层出不穷；第五，吸毒问题日益严重；第六，改信基督教者日益增加；第七，个人至上，无视社会和国家利益，缺少见义勇为精神；第八，一些新加坡人的形象越来越丑陋；第九，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受严格纪律的约束。17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威权体制。

20世纪80年代，是新加坡经济实现人均GDP从6000到10000美元跨越的黄金发展期，与此相伴的是，自7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继续加剧，新加坡社会步入迅速变革时期，社会加速转型，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益格局分化明显，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价值冲突普遍化。“新加坡人越来越西化，人民的价值观也从儒家伦理的克俭和为群众牺牲的精神转为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18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及其带来的新加坡同西方的联系的日益密切，这些问题日益严重。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在1989年的施政演说中说：“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19

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与不良风气也随之侵入，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东方传统社会理念被打破。新加坡出现了以金钱挂帅、唯利是图、贪图享受、物欲横流、人际关系冷漠等价值倾向，以及吸毒、卖淫、嫖娼等现象，尤其是青少年受“西化”思想的侵害更为严重，造成了新加坡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据统计，新加坡离婚率由1978年的4.4%增至1985年的11%。1985年，未婚少女堕胎数占合法堕胎总数的5%。而在80年代，新加坡的吸毒问题也有恶化的趋势，据统计，1984年，因注射和吸服海洛因而被捕的人有2584人，1988年增长到5220人，增加幅度达到102%。因上述原因，新加坡一度出现强烈的海外移民倾向。70年代，每年申请移民外国的家庭只有1000户，到80年代早期，亦不超过2000户，而到1989年则高达7000户。新加坡政府当时做过一个调查，每六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人曾考虑要移居外国。20

面对社会道德的沦丧和日趋严重的西化倾向和社会问题，新加坡领导人早在70年代末就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怎样在继续拿来的同时，又有效地防止西化倾向，使新加坡人保留住自己的根呢？这个问题在近年来已经成为新加坡领导人的中心议题。”21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是否能维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结构。”

文化再生运动

新加坡地处东西方的交汇点，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得它成为东西方文化冲击、交汇和融合的桥头堡。从文化的版图来看，世界四大主要文化即亚洲的儒家文化、穆斯林文化、印度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新加坡都有传播。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或者根本未受过教育，但在他们的观念意识和风俗习惯之中都深深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个社会中还没有一份中文报纸，没有一所近代华文学校，更没有其他近代的文化传播媒体，人们只能依靠道听途说和小道消息来收集社会新闻和传播信息。当时到访的中国文人曾称新加坡是一片“文化沙漠”。但就在这片“文化沙漠”里，西方文化很早就开始耕耘了，英国殖民者和西方人的传媒、宗教和学校不断填补着这一片文化空白。另一方面，自19世纪初新加坡开埠起，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认同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世纪初，华人社会中就出现了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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