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述中共党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建国,陶德臣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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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论述中共党史试读：

绪论　深入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论述

第一章　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 第一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第二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原则、方法

第二章　邓小平论述党的重要会议 第一节　邓小平论述遵义会议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党的七大第三节　邓小平论述党的八大第四节　邓小平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五节　邓小平论述党的十三大

第三章　邓小平论述重大问题 第一节　邓小平论述农业经济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人才工作第三节　邓小平论述市场经济第四节　邓小平论述监察工作

第四章　邓小平论述党史重大事件 第一节　邓小平论述整风运动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挺进大别山”第三节　邓小平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大事件第四节　邓小平论述“文化大革命”第五节　邓小平论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第五章　邓小平论述党的领袖人物 第一节　邓小平论述毛泽东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邓小平

第六章　邓小平著作的史料价值 第一节　《邓小平文选》的史料价值第二节　邓小平专题文集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后记绪论　深入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论述一、选题的价值

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对邓小平的研究。研究中共党史学史，同样也离不开对邓小平的研究。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能够站在学者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审视中共党史。邓小平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百花园中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研究历史，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创造历史。对“邓小平论述中共党史”进行梳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相关研究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学术界已经发表的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党史方面的论文有100余篇。在正式讨论本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学术界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介绍。在对有关论文进行梳理后，笔者认为可以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类。1．对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贡献的综合探讨

温乐群在《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上发表的《邓小平与中共党史研究》，对邓小平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概述。牛崇辉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发表的《论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及其实践》，将邓小平的党史研究实践概括为几个方面：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科学阐明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亲自撰写一系列论著，开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尹书博在《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从〈历史决议〉看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的两大贡献》，通过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研究，认为邓小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是非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树立了一个正确评价革命领袖人物的典范。以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为例，分析了邓小平的史学思想。邰凤琳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全文分两部分：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分析论述；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第一部分又分为四个方面：适应形势，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高屋建瓴，善于对党的历史进程进行宏观考察；对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客观的评价；拓宽领域，把党的历史放到国际国内大环境中进行全方位研究。第二部分又分为三个方面：完善的党史功能论；公正的历史评价原则；多侧面的党史研究方法。这篇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对于邓小平对党史研究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肖贵清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上发表的《邓小平论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主要从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个人功过几个方面对邓小平关于国史研究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卢国琪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从“邓小平把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邓小平所阐发的理论和思想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等方面，对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维子、阎平云在《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从几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对中共党史的认识与借鉴功能的重视；对中共党史的宣传与教育功能的重视；坚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坚持“宜粗不宜细”的研究原则；毛泽东的功过论是邓小平坚持两个原则的具体体现。作者认为：“邓小平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同时，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对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共党史的主线，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王先俊、张家芳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共历史学的贡献》，认为：“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共历史学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为中共历史学的发展重新确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二是丰富了中共历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三是拓展了中共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并就以上几个方面展开了全面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对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研究

庾新顺在《桂海论丛》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试论邓小平研究中共党史的思想和贡献》，对邓小平研究中共党史的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邓小平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做了科学论断；领导全党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坚持党史研究科学性和党性的高度统一；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党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反复强调研究党史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和将来。陈威在《党史博采》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学习邓小平理论与研究中共党史》，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张兆文在《理论导刊》1999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认为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研究党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作者认为：“邓小平不仅科学地研究中共党史，正确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上的教训，而且更注意身体力行，用这些经验教训指导全党的工作，带头纠正党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上的弊端。他是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学习的典范。”刘华正在《桂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上发表的《邓小平与中共党史研究》，从“谆谆教导人们重视和学习中共党史”、“邓小平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王炳林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邓小平的党史观》认为，邓小平在论述党史时所提出和蕴含的党史观，是对党史研究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其基本点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历史主义和辩证思维；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恰如其分”与“宜粗不宜细”；党史研究要采取宽广的国际视角。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党史观，是贯彻以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该文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平。谢元炳在《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上发表的《邓小平中共党史理论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分期、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若干重要阶段、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总的指导思想等几个方面对邓小平中共党史理论进行了论述。周敬清在《党政论坛》2002年2月号上发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问题——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方法探析》，对邓小平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邰凤琳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上发表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国史研究的贡献》，从“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本来面目”、“注重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国史”、“敢于创新，提出研究国史的理论、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王先俊、张家芳在《北京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对邓小平“宜粗不宜细”原则的考辨》，对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一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问题的特殊指导原则，而不能广泛指导党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在评析或运用这一原则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泛泛而谈，曲解邓小平的原意，乃至误导党史研究。”王先俊、张家芳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1期上发表的《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认为：在长期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共历史学功能观，这些功能在实践中的运用，又使中共历史中蕴含的丰富智慧内化为邓小平个人的能力素养和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发展思想理论的重要政治资源，并结出了丰硕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又得益于邓小平所运用的几个主要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化成败为财富，肯定成绩，直面失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侧重宏观，探求规律；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立足现实，反观历史；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继承前人，侧重创新。吴银丽在《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浅议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观》，认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观，是它的历史观和党史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田兴斌在《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贡献》，从“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理论贡献的内容”、“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理论贡献的原因”、“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理论贡献的影响”等方面，对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探讨。杜宝青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从“关于党史研究的功能”、“关于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关于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关于对领袖人物与重大党史事件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陶德臣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增刊上发表的《邓小平的历史观探析》，从历史观是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的角度对邓小平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认为，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历史问题，鲜明地体现了历史观的自身特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思想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坚持彻底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正确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三是坚持以史为鉴，着眼未来的方针，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3．邓小平对党史研究具体工作的探讨

陈东林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具有完成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意义，邓小平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等。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贡献，为当代人研究当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指南。4．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关系的考察

199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党史工作者在武汉召开了“邓小平特色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研讨会”。与会者就“邓小平特色理论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主线和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特色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于当时尚未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所以概念的使用也不够规范。不难看出，会议旨在探讨“邓小平特色理论”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研讨会很难说有多深入，但毕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推动对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学术界就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研究方面贡献的探讨逐渐深入。应该说，王炳林的专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代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5．从三代领导人对中共党史学贡献角度进行考察

部分学者将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放在三代领导人对中共党史学贡献之中进行考察。潘治富在《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上发表的《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党史观及实践运用探析》是一篇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文章，该文对邓小平的党史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不过，该文并非专门探讨邓小平党史观的，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意犹未尽。马永恒在《理论导刊》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三代领导核心论中共党史》，在很短的两页纸内，分析了三代领导人对中共党史的论述，有关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的部分只占很小的篇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王炳林主编的《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该书部分内容论述了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一书是一部很特别的资料书。该书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按专题进行摘编，是一部很好的资料书籍，为学术界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提供了方便。三、研究思路

邓小平向来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研究，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研究中共党史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对中共党史有很深的研究，对中共党史学的科学化、学术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这个课题，学术界研究得还很不够。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主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各级党史研究机构的建立、充实、完善，大量党史资料的出版，档案资料的开放，大量回忆录的问世，大批党史研究刊物的创办，又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组织条件和专业学术阵地。在邓小平的悉心关怀下，中共党史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的轨道，堪称中共党史学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亲历者，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不仅熟悉，而且有精深的研究。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以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高度与深度是一般学者所无法企及的。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包含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邓小平在深入研究了中共党史（不仅仅是党史）后，得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为学术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基本准则，有利于中共党史学的健康发展。

研究重点：邓小平中共党史学思想；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的有关论述。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中共党史学才得以形成并走向繁荣。邓小平为中共党史研究所确立的规范，为中共党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邓小平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讨。本书是学术界第一部对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有关论述进行系统整理的论著。

我们原先拟定的思路是：一是实证分析。尽可能占有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做到言之有据。二是系统分析。我们将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放在整个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三是典型分析。选取邓小平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论述，进行文本学意义上的分析。四是比较分析。将邓小平复出前后的中共党史研究状况进行比较，看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实际立项后，我们发现原先的计划与实际条件差别比较大。所以，最终的思路还是沿袭学术界通常的做法，主要论述邓小平对中共党史所进行的研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将基本思路进行了调整：一是介绍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重点介绍邓小平中共党史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影响；二是介绍邓小平有关党的重要会议的论述；三是介绍邓小平对重大问题的论述；四是介绍邓小平对重大党史事件的论述；五是介绍邓小平对党的领袖论述；六是介绍邓小平著作的史料价值。第一章　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

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中共党史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共党史学的创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的一种全新体例：以论带史。尽管有不少人对这种体例并不赞成，但绝大多数人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这样的史学体例开辟了一条充分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对中共党史学的形(1)成、发展起到了极为有效的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共党史被简化成“两条路线斗争史”。只要谁“出了问题”，马上就被彻底妖魔化。而有些“历史书”则成为“四人帮”整人、害人的工具。一句话，所谓的“历史书”本质上却缺乏对“史实”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现象，一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改观。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大量档案资料解密并且出版，中共党史学的繁荣迎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此外，与中共党史学相关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全国规模的中共党史学学术讨论会、地方性的中共党史学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为中共党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完全可以说，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繁荣与邓小平的关心、支持、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中共党史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988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2)解。”正因为具有一般历史学家或党史专家所没有的这种特殊优势，他在60余年的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党的创建和发展，经历和参与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他不但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而且继承了毛泽东的优良传统，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加重视，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1978年3月，他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表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并特别提到“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3)情就没办法再了解”。邓小平的用意和目的是抓紧时间收集党史资料、搞清史实。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会议均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对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的党史学思想的完整内容，为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力保障，也指明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范例和理论基础。在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指导下，新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胡锦涛将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4)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当前，学习、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仍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了文献资料《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王柄林出版了研究专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王柄林还主编出版了《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学术界发表了近百篇相关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推动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已有研究成果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必要，且至今尚无一部《邓小平论述中共党史》的专著出版。笔者打算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为中共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微薄之力。第一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

中共党史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探索并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的科学。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深刻揭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5)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如此重要，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十分重视中共党史研究，从诸多方面深刻分析和精辟阐述了中共党史学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党史研究的功能观。一、重视用中共党史教育人民和广大青年

众所周知，“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6)发展壮大的历史”。中共党史记载着许多优良的传统与作风，包含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是一部无可替代的生动思想政治教科书，具有强大而特殊的宣传、教育功能。为了搞好青年的历史教育工作，邓小平对思想教育战线的工作人员寄予厚望：“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7)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党史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干部成为“四有”干部。他号召大家学习、研究党史。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8)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他提出要用历史，讲历史，要求老同志用自己对历史熟悉的优势，做一个报告员，并认为做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可以讲现在的问题，也可以讲历史。讲历史我们可是有资格的，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革命故事多得很。他又说：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邓小平说，一定要教育人民、教育青年，让他们懂得，“从根本上说，(9)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1981年年初，他又指出，“也要学点历史”，因为考虑到“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10)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一定要明确“没有中(11)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12)国”这一基本历史结论。他指出，要“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强调“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13)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他提出，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后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干扰和煽动，造成“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出现了1986年的学生闹事。针对这一“重大失误”，邓小平认为，改变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14)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87年2月18日，他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中，系统回顾了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百年的悲惨历史，深刻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针对“青年不了解这些历史”的问题，他认为，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5)这里讲的历史，内容比较广泛，但自然包括中共党史。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方(16)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该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了这一失误。这说明包括中共党史教育在内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是灾难。这就是邓小平时刻强调要用中共党史教育青年的根本原因。“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17)的未来和希望”，但青年又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在世界风云变幻、各种思想纷至沓来之际，产生思想上的动摇和迷惑。这就迫切需要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青年，使他们懂得“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18)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全国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19)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时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长知识本领，锻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二、关注中共党史为中国发展提供的精神动力

学习、研究中共党史，能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20)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21)要力量源泉”。邓小平认为，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列强野蛮侵略面前没有灭亡，靠的是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现和发扬了这种民族精神，党才能从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取得了全国胜利，中国也从任人欺凌的国家发展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强国。在创建新中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贡献了自己的宝贵青春和一腔热血。这种不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誓死反抗外来侵略，甘愿为祖国强大献出一切的宝贵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因此，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七国宣布制裁中国时，在巨大压力面前，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22)精神动力。”中共党史学就是要研究、弘扬这种精神动力，促使人们树立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高尚道德品质，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帮助人们利用这种精神动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和困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23)好未来！”三、重视利用中共党史统一思想向前看

邓小平一向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纯学术性范围，必须扎根于社会现实，利用党史研究成果统一人们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这一核心功能出发，他一向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作用，强调以史为鉴，说明现实问题，为人们指引正确的行动方向。因为，中共党史是执政党的历史，对过去问题的看法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研究和认识过去的历史，就会离心离德，成为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一旦有了统一的正确认识，就能凝聚人心，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战斗。对此，2010年6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精辟指出：“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涉及党的历史。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必须(24)“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邓小平十分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阐明重要的理论问题。早在1938年，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中，分析了中华民族儿女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决死时刻，动员新兵却有诸多困难，第一条就是历史原因，“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

(25)(26)服”，因而“造成了动员新兵的极大困难”。如何克服困难，打开局面？邓小平提出多管齐下，采用多种办法，最终让人民群众(27)“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这种认真总结历史斗争经验，指导人们工作的做法，体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初，其《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该文分析了抗战以来5年中3个阶段的对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对敌斗争10个方面的宝(28)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巩固新生的政权后，国家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邓小平从长期领导工作的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研究党史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多次告诫人们要充分注意这一问题。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特别强调在建设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要特别关注总结历史经验。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29)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邓小平这一警告不幸很快得到验证。之后，由于没有好好总结经验，“左”倾错误和思想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泛滥成灾。由于指导思想上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造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栽了大跟头。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1958年所犯急躁冒进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但并未从指导思想上总结历史经验，不可避免地带来“左”倾错误愈发严重。为此，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30)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邓小平重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历史经验教训来说明现实问题，并科学地预见未来，给人们行动以正确的引导。邓小平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后深刻指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才(31)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在谈到对外开放和闭关自守问题时，他郑重地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32)展离不开世界。”1980年3月，在谈到中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一问题时，他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33)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这段话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基本结论。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时，他说：“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34)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揭示了中国官僚主义的形成原因和特点。在谈到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35)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这就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历史现象，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邓小平这种科学地运用党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现实问题，指导今天工作的做法极为普遍。1980年1月，他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有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36)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同年4月，他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37)靠什么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的经验第(38)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这就需要立足国内，总结经验，也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39)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为此，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理论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40)这个问题”。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41)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特别提醒全党：“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很少，(42)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他认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力，“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并强调：“这是中国从几十(43)年建设中得出的经验。”就这样，邓小平通过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角度的历史、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对当代中国一系列问题得出了正确结论，为统一人们思想，正视现实，展望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引导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党史学功能的鲜明特征。他提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44)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这种观点在他思想中一再加以体现。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45)来决定如何去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大量历史问题急需解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46)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1980年2月，他再次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47)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经过3年不懈努力，到1981年，大规模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还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彻底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一极端复杂、极端重要的问题。在谈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郑重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48)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今后的工作就是“一心一意搞四化”，他要求即将通过的决议，要“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49)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四、总结中共党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制定路线政策服务

邓小平研究、总结中共党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说到底都是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他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87年，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在系统回顾1925年到1966年的党史后，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最终“这样的基(50)础是最可靠的”。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一九七八年(5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关于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财富”的思想，邓小平就多次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因为有‘文化大革命’做比较，‘文化大革(52)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事实证明，邓小平往往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或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并进而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利用党史智慧，开创社会主义建设局面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正是他这种发挥党史资政功能的认识方法，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他深刻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53)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心血结晶，因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无比的优越性，这是中共党史功能发挥的突出表现。第二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研究中共党史，着眼于“未来”、“向前看”，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为侧重点，全方位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功能，开创了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撰写了大量的党史论著。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等。同时，由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总结，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1992年，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及其他一系列文献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非凡胆识对中共党史的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为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搞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历史研究总是以一定思想做指导，不以这种思想做指导，就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以那种思想做指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因为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指导思想十分密切，虽然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党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党史学得以初创，但是党的指导思想已经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导思想日益向“左”转。10年“文化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严重错误，中共党史学变成了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御用史学和影射史学。新时期中共党史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密不可分的。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中共党史学正本清源的重任。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

(54)果”，他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为切入点，迎难而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亲自领导起草并主持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内容。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正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55)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实现的。邓小平阐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面深入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本身就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更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这一科学思想方法，其内核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党史

对此问题，学者多有注意，但看法不太一致，因而仍有继续研究(56)的必要。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成为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核心和根本指针。他提出党史研究不但要解放思想，还要实事求是，并首先身体力行。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决策、重大政策，均凝聚着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和非凡智慧。运用这一精髓论述党的历史，邓小平的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同样得到集中体现。1．十分重视解放思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左”倾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全国人民渴望的新局面无法打开，国家处于徘徊状态。面对这一严峻局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理论功底和大无畏政治胆略，大声疾呼，提出一定要解放思想，把人们从僵化状态及“左”倾思想中解放出来，切实恢复和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高高举起了解放思想的旗帜。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57)符合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并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当时的情况是“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邓小平仔细分析后，认为主要有4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58)帽子，打棍子。”思想不解放，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了起来，随风倒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59)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段话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2．反复强调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进行哲学思想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60)(61)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62)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63)求是。”他又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64)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65)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邓小平的这些话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深刻总结。邓小平经常(66)说他自己：“我是实事求是派”，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67)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对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68)实事求是的原则。”

当然，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落脚点，两者不可偏废。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还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中共党史观的核心内容，顶住压力，大胆论述党的历史问题，集中体现了他的革命胆识、科学精神。1977年5月，他还没有重新出来工作，但就在谈话中公开批评“两个凡是”的口号，旗帜鲜明地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不行，指出革命导师、党的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会有错误，要求“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69)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毫不客气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列(70)宁、斯大林，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1977年8月，他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就批驳了“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诬蔑，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教育战线取得的成绩。针对“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71)一切成就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尚未开展的情况下，极“左”思想和个人迷信还比较严重，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所说，体现出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非凡胆识和伟大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成功解决了党和人民最为关心的中共党史问题，正确解决了党史上的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正确解决和处理了党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问题，开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中共党史观的核心内容。3．党史学思想核心内容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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