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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志东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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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试读：

导言

一、国家认同的概念及其理论

在我们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对“国家认同”这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按照《辞海》的解释，在社会学中，认同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之间产生内心的默契。那么，什么是“国家认同”呢？新加坡学者崔贵强认为，“认同”是英语identity一词的汉译，identity原有身份、个性的意思，至于其演绎为“认同”一词则有归属感的含义。“说到国家认同，即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个人把国家作为效忠对象，因此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个人悍然执干戈，以卫社稷，必要时为国牺牲。”日本学者尾高邦雄曾经对“认同”和“国家认同”作出过如下界定：“所谓认同意识是某一团体或组织体的成员，不仅在形式上是隶属于此一团体，而且在心理上认为该团体是自己的团体。是自己生活所依据的团体，同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该团体的一分子的意识。”新加坡学者宋明顺则认为，“所谓认同本来是精神分析学及社会心理学用来研究自我发展过程的一种术语，它是指个人同个人以外的对象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亦即通过心理的内摄作用，将外界的对象包摄在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结果在无意识中，将自己认为对象的一部分，并作为该对象一部分的活动，换言之，经过认同过程之后，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物理上虽然分离，在心理上却结成一体”。有学者对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作了如下具体阐述：“作为一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自认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混种人；对于象征新加坡团结的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必须有好感及尊敬，并参与国家的事务，必要时愿意为国家而牺牲。”综合以上说法，可以理解为不管国家认同有何种定义，其最根本之处在于：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并愿意与之同甘苦、共患难的一种意愿和决心。

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是初级认同。对国家具有初级认同的人，只是主观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对国家尚未产生浓烈的感情，因而不大热心参与国家的事务，甚至不闻不问。第二层是中级认同。具有中级认同意识的国民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因为他们知道国家与个人息息相关。他们主动地关心公共事务与国家前途，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人民与国家的活动。第三层是高级认同。凡是有高级认同意识的人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思想。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一旦国家面临外来侵略，则毫不犹豫地执干戈、卫社稷，虽死不足惜。2．国家认同的形成

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按照学术界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族群认同”指的是一个人由于客观的血缘连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产生的一体感。譬如犹太人在千年流离中，靠的就是族群认同来维系其共同体的存在。中国的侨民移居世界各地，有许多人仍自命为中国人，甚至要求下一代也不能忘掉自己的祖国，其主要的根据也是族群认同。当然这种认同的客观基础有时很薄弱，但族群一体感借助文化认同的力量是可以被“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文化认同”指的是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在东西方文明中，只要是历史绵延久远的国度都会有很强的文化认同，如中国、印度、英国、埃及等。文化认同通常是依附于一块范围固定的土地而发展起来的。在祖先开拓过的地方，后代子孙继续繁衍，源远流长，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各种礼俗、文学、行为规范等。即使个别成员远离故土，仍然不易忘怀这些自幼深受熏陶的文化记忆。但是，由于集体的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进行主观建构或重新建构的，因此，文化认同有时也会面临变迁或割裂的情况。“制度认同”指的是一个人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如果说文明古国靠的是文化认同来维持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感，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文化传统的新兴独立国家而言，就只能靠合理完善的制度凝聚国民的民心，形成向心力了。具体而言，这种认同的基础在于宪政制度、基本人权保障及公平正义原则等，正如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多元文化的国家证明了培养宪政原则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并不要求所有公民分享相同的语言、种族或文化根源。相反的，政治文化本身就可以作为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3．国家认同理论两大流派分析

对于国家认同理论，国际社会科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流派，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我们将在综合提炼的基础上，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认同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

民族主义流派的代表人士有埃瑞斯特（Gellner Erest）、本尼迪克特（Anderson Benedict）、安东尼（Smith Anthony）等。他们认为，国家是维持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而认同是个别成员认清自己所属脉络，从而产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由于个人确认了民族国家对自我实现的关键性，所以形成了国家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也可以说是民族认同。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国家认同是认同于民族自身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这些认同的基础包括血缘关系、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由于这些基础都是形成于过去的，所以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认同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可能，也会对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他们认为国家宛如生养自己的父母，子女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弃之而去。因此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应该保持终生，不可改变。

以夏皮罗（Schapiro）、沃特金斯（Watkins）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私人的利益、防止彼此侵犯的弊病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是国家公民从自己的考虑出发，确定国家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后，从而认可国家政治权威。这种意义上的认同不强调归属与情感，多了一些意志选择的成分。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认为现代社会价值分歧，如果要共同从事什么事业或防止不同价值之间相互侵犯，就必须在异中求同，也就是要以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式建立某种共识，否则这一互利体系就无法成立。因此，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必须对国家有起码的承认与奉献，通常表现在遵守宪政法律等制度规范，遵守这些规范就是体现国家认同的主要表现。自由主义国家认同理论认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在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他们认为国家认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不赞成随意变换国家认同，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改变抑或保留自己的国家认同。移民国外是个人应有的选择权利，不是对原祖国的背叛或离弃。同理，一个国家对外来移民也应一视同仁，只要他们确定遵守移入国的宪政法规，那么就应该给予他们国民待遇。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认同理论互有短长，但是如果我们从它们的对比来看，由于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构建是非常复杂的，它常常是各种认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两种理论对于正确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都是必要的，当然在具体运用中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中，笔者基本上采用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再结合相关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来考察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其特征。

二、研究的缘起

世纪之交，民族极端主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尤其是美国“9·11”事件的爆发，使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充分地表现出来。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世界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它甚至改变了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例，1923年欧洲只有23个国家，而到1999年欧洲大陆的国家已经增加到50个。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都直接缘于民族分离主义。此外，在英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酿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新加坡所处的东南亚地区，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也十分巨大。1998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黑色五月暴动”就酿成了震惊世界的人间悲剧。

对于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制衡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瓦解打开了民族主义肆虐的“潘多拉盒子”；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而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西方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地区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并延续至今；还有人提出国际上大国的干涉和国内政府的错误政策也导致了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也容易导致和激化一国之内的民族矛盾，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往往成为议会政治的牺牲品，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热衷于推广的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大大加剧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急剧发展，导致国内局势的严重动荡。

对于二战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原因，各位学者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遗憾地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难道对于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逆流的大肆泛滥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加强国家认同，从而防止国家分裂呢？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与其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宏观研究，还不如静下心来踏踏实实从事一些个案研究显得更有现实意义。而处于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新加坡所创造的独特的国家认同发展道路为世界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

三、研究的意义

研究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发展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殖民征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被“边缘化”、“半边缘化”纳入世界体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非殖民化等形式先后获得了民族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版图大多是延续殖民者的统治区域和统治范围而形成的。由于历史上殖民者在统治区域划分的过程中几乎很少考虑当地的民族、文化、地理等传统因素，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因此这些国家在实现独立后，由于组成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在文化、宗教、经济地位等方面差异极大，同时它们缺乏为民族利益抗争的历史记忆，因而国家认同感极弱，这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分裂的一个重要诱因。新加坡的建国历程正是体现以上诸多情况的一个典型案例。新加坡1965年建国后，在威权主义强国家统治下，通过种种有效政策和有力措施，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稳定、经济上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并在国民中建立了基本的国家认同，其成功被誉为“亚洲奇迹”。因此，研究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的成功经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研究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分析其国家认同建构的特殊性。一般来说，世界民族国家大都是先有民族而后有国家，但新加坡是先有国家而后有民族。传统理论认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斗争中，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运动都发生在独立前几年。而新加坡在1965年获得独立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或民族主义，其过程刚好同其他国家相反。在新加坡，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主义的发展。国家本身成为民族认同的第一个重要象征。由于独立，才开始产生其他民族主义因素。这种先建立国家后建立民族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有何特征？这种强国家主导下的国家认同是否有其限度？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前景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很有研究的必要。

四、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对新加坡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其中研究新加坡民族关系与国家意识成果比较突出的有曹云华教授的《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启示录》一书，该书以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同欧洲的瑞士相比较，对新加坡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探讨。马志刚先生在所著的《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考察新加坡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在其中探讨模式平衡状态中的文化、社会要素时，分析了新加坡复合协调的民族文化社会。其中主要对共同价值观、多元宗教观以及华语运动产生及发展方面进行了阐述。山西大学李路曲教授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从政治社会层面考察了新加坡的现代化道路，并着重对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对新加坡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南京大学陈祖洲教授所著的《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着重分析了新加坡权威主义政治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国家的控制过程和机理，其中涉及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他认为，新加坡奉行的民族主义政策是新加坡权威主义发展的产物，它密切配合了人民行动党在政治上实行的高度控制政策，对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云南大学郑临川教授所著的《新加坡治国之道》从新加坡的价值重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论述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形态创造工程。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所著的《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的政治的诠释》，对比邓小平与李光耀的儒家政治思想，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从东方的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家庭为根、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东方式民族主义等方面对新加坡国家意识中的重要环节“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思考。东北师范大学李晔教授对新加坡的民族主义的形成进行了界说，她认为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的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合东西方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现代文明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大致定型于60年代中期，七八十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二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是融合型民族主义。刘稚研究员在《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一文中考察了新加坡民族政治的构建，认为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使各民族利益的诉求被压低到最低程度，将来自不同国家的各族移民逐渐改造成具有新的国家意识和一体感的新加坡民族。因此实行多元民族主义的实质正是为了淡化民族意识。台湾大学洪镰德教授对新加坡的种族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其《新加坡学》一书中，他对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从历史和社会统计学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新加坡的政治暨国家认同问题。台湾大学李威宜先生以华人为例，其研究成果《新加坡华人游移变异的我群观：语群、国家社群与族群》对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的游移和发展变化进行了考察。

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对新加坡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克拉默（John Clammer），他分别从新加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民族融合以及政治上多元民族主义对新加坡种族、阶级和文化的影响进行微观考察；崔贵强教授在《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两本书中着重分析新加坡华人在新加坡建国以后，其国家认同逐渐从中国向新加坡本国发展转移的历史过程，详尽分析了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对华人的影响与后果；LaiAhEng博士在其论文中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新加坡的种族现状、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及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新加坡的种族差异和种族政治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反映，还提出了建立新加坡CMIO（C＝Chinese，M＝Malay，I＝Indian，O＝Others）国家认同的观点；新加坡学者宋明顺在《新加坡青年的意识结构》一书中对多元文化政策下的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青年对国家认同的转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通过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数据调查和分析。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对新加坡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华侨华人和国际政治的有关研究中，其中一些著作对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很好的介绍和阐释。但不足之处在于，迄今为止，国内尚未有这方面研究的专题著述。在有限的论及民族关系和关于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文章中，对国家认同问题也没有较深层次上的研究和发掘，大多数著作只是宽泛的情况介绍。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其特征，以及新加坡国家认同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国内学者研究新加坡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新加坡经济成功的经验介绍与分析，并希望通过介绍这些成功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对于东南亚研究的深入，这类介绍性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对新加坡现代化模式进行探讨。与此同时，民族研究尤其是国家认同、国家意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田野考察和实际感受。而大多数中国学者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没有条件到研究对象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因而限制了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出现。

同大陆学者的研究相比，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新加坡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有更为独到之处，国家认同问题是台湾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他们对新加坡这个以华人居多的岛国的国家认同考察更为仔细，有较多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问世。

国外研究新加坡民族关系的著作可以分为新加坡本地学者所著和西方学者所著两大类。对于新加坡本地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深入细致，由于有着大量的感性认识和实际体会，并可以通过大量的访问调查和数据统计进行系统的直观研究，因此他们在新加坡国家认同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国内政治限制，或者由于学者本身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对于某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不愿或者不能进行明确解释，颇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憾。而西方学者对新加坡民族政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对新加坡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亚洲式民主”不加分析地挞伐，并极力从传统的西方哲学理论体系去认识新加坡这样一个“东西文化合璧”的城市国家，也常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

五、研究资料、方法与基本结构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分析归纳法去认识新加坡不同阶段的国家认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获得了新加坡南洋学会的大力支持，它为笔者提供了前往新加坡实地考察的机会，得以进行实地考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新马特藏文库和东南亚研究所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通过与联络所、居委会、华人会馆等组织的座谈交流增进了感性认识。本书正是在大量的实地采访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新加坡国家认同问题加以分析的。2．本书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考察了新加坡殖民地时期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背景，并以华人会馆和碧山亭为个案进行了详细剖析。

第二章，介绍新加坡国家认同转向和发展历程。认为新加坡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制度型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发展。

第三章，分析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改革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影响。

第四章，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考察了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变迁，认为国家在新加坡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第五章，介绍随着经济现代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新加坡在新世纪前后从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向文化认同型国家认同转型的尝试及遭受挫折的原因。

第六章，对新加坡从建国到新世纪前后国家认同道路进行了反思。

第一章 多元民族社会的形成与殖民地时期国家认同考察

新加坡是一个以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种族、语言、文化错综复杂，是一个标准的“多元性质国家”。因此在探讨新加坡的国家认同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和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基点。本章将着重对新加坡独立前的社会结构加以考察，并将以华人为重点介绍殖民地时代新加坡人民的国家认同指向。

一、各民族移民的到来与殖民政府的统治政策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的咽喉，是贯通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

新加坡的历史按社会形态演进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公元前至1819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19—1959年）；新加坡独立建国时期（1959年至现在）。据中外史料及考古文物资料证实，在公元前2000到公元1000年间，已经有原始马来人生息在新加坡、马来半岛一带，这些人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奥朗·罗越。这是对马来文Orang Laut的音译，其中奥朗意为“人”，罗越意为“海”，合称为“海人”。《新唐书·单单传》中曾提到过这个国家：“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根据唐代贾耽《广州通海夷道》所记载方位，罗越国就在马来半岛南端，包括今天的马来西亚柔佛州和新加坡。在那个时期，罗越国已经是一个贸易相当繁盛的国家了。到了12世纪，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中心。马可·波罗曾经来过这里，并记载这里有“很大、很有名的城市，有国王以及自己的语言”。此时的新加坡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国家龙牙门、单马锡。到了13世纪中叶，单马锡改称“信可补罗”或“新加坡拉”（Singapora）并发展到其鼎盛时期。正如《马来纪年》所述：“信可补罗是一个大国，从各方面来的商贾不可胜数。它的口岸，人口极为稠密。”

16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东南亚侵略扩张。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东西方贸易港口马六甲。马六甲国王苏丹玛未率领大臣退居柔佛。1525年，苏丹玛未建立了柔佛王国，其管辖的领土包括柔佛、彭亨、新加坡、廖内和苏门答腊等地方。国王派了一位天猛公官衔的高级官员常驻新加坡，全权处理新加坡事务。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率领舰队向东南亚进行殖民征服。1月29日，英国舰队在新加坡强行登陆。莱佛士在1819年2月与柔佛苏丹东古隆和新加坡的天猛公进行多次谈判后，于同年2月6日签订了《新加坡割让条约》，条约规定将新加坡及其周围岛屿完全割让给英国；允许英国在柔佛王国的所有商埠和海港以最惠国的待遇进行贸易；英国给予天猛公一定的经济补偿。从此，新加坡进入了殖民地时代，自1819年到1959年完全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英国殖民者为这个荒凉的小岛带来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在这个世界海上贸易的连接点上产生，新加坡逐渐“边缘化”而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

在整个殖民统治期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很快形成独特的转口经济模式，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二传手”。其经济模式为：一方面，英国商人从本国出口商品到新加坡，再依靠华人为中间商在东南亚进行销售，以获得佣金；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土特产和工业原材料汇集到新加坡后，再出口到欧洲。

在这种有利的经济贸易模式的影响下，新加坡成为东西方交通辐辏之地。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移民至此，并发展成为今天新加坡的三大种族。（二）华人移民新加坡及早期华人社会基本特征

1．华人移民新加坡

中国人同新加坡交往的历史悠久。《汉书》中即有“皮宗”即今天新加坡的记载，此后，三国、唐、宋的史籍都有关于新加坡的记载并称其为凌牙门、龙牙门、单马锡。元代著名的大航海家汪大渊曾经到达过新加坡，并在其著作中提到“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这条记载说明了在14世纪上半期，新加坡确实已有中国人居住，他们与当地女性通婚，和当地人混居在一起。但华人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后，在英国殖民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华南移民纷纷渡海而来。1836年，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马来人，成为新加坡人口最多的种族。到19世纪末，新加坡岛上的华人人口已经突破10万。大量华人移民新加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英国殖民地当局的大肆招揽。

1819年莱佛士开发新加坡之后，英国殖民地官员锐意开发新加坡，要将其发展为英属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与东方贸易的主要海港，因而急需大量劳动力。因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移民的政策，大肆招揽华人。（2）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废除海禁政策，移民海外合法化。

清朝建立后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商人出海。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订立了《南京条约》，明确规定开放五口。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明确规定“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但准与英立约为凭……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以上规定使中国对外移民合法化，几百年来的“海禁”政策的大门被彻底打破。（3）中国国内天灾、人祸、兵燹使大量华人出国冒险寻求生路。

近代以来，中国南方天灾频仍，人民深受其苦。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068年至1911年的843年间，福建发生饥馑800多次，其中漳州、泉州、莆田等17县发生了321次，平均不到3年就发生饥荒一次。广东省台山在1851年到1908年间发生水灾、台风、地震、大旱、瘟疫等共36次。因此，福建“丰年也不足食。乡曲贫民，终岁吃红薯者十室而九”。而广东“土瘠民贫，山多田少，于是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西方商品大量输入中国，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导致了大量的白银外流，国内经济极度恶化。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先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农民运动，在打击清朝政府的同时，大大破坏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南部的经济，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出海谋求生计，这促使了大量华人“下南洋”。

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新加坡人口骤增，莱佛士等英国殖民者兴奋不已。他在致索默谢公爵夫人的信中就说：“我的新殖民地迅速走向繁荣，开拓不到4个月这里的居民就已经超过5000人，他们主要是华人，而且人口在日益增长中。”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迅速，不到50年增长超过15倍。表1-1　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资料来源：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 to race events and conditions leading to it establishment 1823—1877，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vol.16，1960.

2．早期华人社会基本特征

概括地讲，早期华人社会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叶落归根、认同于中国。

同东南亚各国的绝大多数移民一样，大多数华侨都有“侨居、作客”的传统思想。许多人孑然一身来此谋生，其理想是通过经商做工积攒财富，然后能“衣锦还乡”买地建房，置产业，光宗耀祖，福荫子孙，年老时“叶落归根”回到出生地安度晚年。即使有人不幸客死“番地”，也要托人将尸骨运回故里安葬。他们对于新加坡这块土地并不眷恋，有利便留，无利便走。其国家认同和国家忠诚总是指向母国——中国。（2）分裂的社会。

根据1881年新加坡华人统计资料，可以将客居新加坡的华人分为6大籍贯、10大方言群。6大地域性籍贯分别为福建人（占28.8％）、潮州人（占26.1％）、广东人（17.5％）、海峡华人（11％）、海南人（占9.6％）和客家人（占7.1％）。10大方言群分别为闽南话、广州话、潮州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上海话、福清话和普通话。早期华人为生计所困，乘舟出海，大多依靠同乡、同胞的提携与帮助。由于在新加坡谋生不易，再加上殖民官员盘剥，华人纷纷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在新加坡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华侨华人传统会馆组织。它们一般分为地缘性的会馆、血缘性的宗祠和业缘性的公所。其中地缘性组织较血缘和业缘性组织作用要大，数目也较多。一方面，这些地缘会馆、血缘宗祠和同行公会的组织，对于为那些初到新加坡的同乡推荐职业、资助鳏寡孤独、调解帮派纷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利益之争，分属不同组织、方言群体的帮派之间互生嫌隙，再加上方言隔阂，语言不通而甚少往来。因此，华人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裂局面。（3）阶层分化。

王赓武教授认为，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层，即“商”与“工”两大群体。前者包括商人和小贩，后者则是指广大劳工。后来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南下者增多而产生了“士”这个阶层。颜清湟博士在王赓武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他认为在新加坡“商”、“工”、“士”三大阶层中，商人属于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又可以分为资本家与普通商人。“士”包括公司文员、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士。而“工”可以分为手艺工人和普通工人。日本学者根据1931年的统计资料将新加坡华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其中，上层主要指经营种植业、采矿业和开办商行、从事建筑业以及银行业的富有阶级，这部分人约占华人人口总数的0.8％；中层主要是指直接从事生产的自耕农、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等，这部分人约占华人人口的15.31％；下层的劳工中，以橡胶园劳工最多，其次是采锡工人以及交通、建筑工人等，这部分人约占华人人口的83.89％。由以上比例可见，华人在新加坡阶层分化严重。少部分富有者富可敌国，涌现了一批大资本家，如陈嘉庚在事业鼎盛时期就同时经营米业、黄梨业、航运业、橡胶业等，公司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各地，其雇用员工多达几万人。而贫者则一贫如洗，朝不保夕。（4）物质化与商业化。

通常而言，华人移民到了新加坡就在工人、小商贩和大资本家三个阶层之间奋斗。如果冒险创业成功就成为百万富翁，失败者则在矿坑和橡胶园中挣扎终生。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尽管大多是苦力出身，但出于移民冒险的天性，很多人敢拼敢闯，并且极为务实，是些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三）印度人移民新加坡及其社会特征

1．印度人移民新加坡

新加坡的印度人实际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这些南亚大陆国家的人。印度很早就与新加坡有了联系。“Singapora”这个名词本来就源自印度梵文，pora在梵文中是“城”的意思，singa在梵文中是指“狮子”，因此新加坡又被广泛地称为狮城。这证明信可补罗王朝时期已经有印度商人、学者、宗教界人士到新加坡活动并有人开始在那里定居。

19世纪20年代，印度人开始大量移民新加坡。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其随身卫队就有120名印度籍士兵、水手和用人，其中还有一位名叫比列的印度商人。在新加坡的印度移民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派驻新加坡的驻军；第二类是进行经济贸易活动的商贩和自由劳工；第三类是印度流放到新加坡的囚徒。

英国拓殖新加坡以后，由于人力短缺，因此殖民者除了从中国引进劳工以外，还大量吸收印度劳工。印度人在新加坡多从事种植业和公共工程建设，或充当警察和用人等。由于印度和新加坡同为英国殖民地，印度大量的破产农民、士兵和囚犯迁移到新加坡从事垦殖工作，这使新加坡的印度人人口从1821年的132人增至1931年的5.08万人，110年间增长了384.3倍。表1-2为新加坡的印度人人口增长情况表。表1-2　新加坡的印度人人口变化情况资料来源：Kerrial Singh Sandhu，Indian im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3，p．775.

2．印度移民社会基本特征

在早期的新加坡，印度移民社会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高度的流动性，认同于印度。

由于印度人大多把新加坡作为赚钱的工作场所，因此印度人都具有典型的移民心态。很多印度人一般过几年就要回印度一次，有的人回国后就不再回新加坡。据1947年的人口调查，新加坡的印度人共有6.8万人，其中土生的印度人只占36.3％，新入境的却占63.7％。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新加坡的印度人构成中，新入境人口还比当地自然出生的人口多得多。同时他们的国家认同基本上指向其母国或者宗主国——英国，对于新加坡这块居留地毫不留恋。（2）高度分裂的社会。

正如一位学者在评价印度时所指出的那样，印度人口、宗教、文化纷繁复杂，是个“一应俱全”的国家。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同样由于种族、方言、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高度分裂的状态。如以种族划分可以分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孟加拉人、巴基斯坦人、信德人、泰卢固人、帕坦人、僧伽罗人、遮拉人等。如以宗教信仰划分可以分为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等，这使整个印度移民社会显得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缺乏凝聚力。（3）注重现实，更具物质性。

从一定程度上讲，印度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由于许多印度人都将希望寄托在来世，所以在印度才会有那么多的宗教和伟大神话传说。但是移居新加坡的印度人同母国人民比较起来，更为现实，更加注重物质利益，“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印度人是英国人殖民新加坡的随从和伴侣，而马来人是被殖民对象，华人则是来充当苦力的”。大量的印度人在新加坡成为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律师，有的还进入工商、金融和建筑行业，并跻身于政界和军警部门，更为务实。（四）马来人和其他移民在新加坡的发展

马来人也不是新加坡的原住民。马来人进入新加坡按照其时间的先后和出发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1000年移入的原始马来人，他们的祖先是从亚洲中部移民进入马来半岛的，其中居住在马来亚柔佛州南部及新加坡的原始马来人被称为“海人”（Orang Laut）。这些“海人”在七八世纪曾经在柔佛建立罗越国，其国土包括了现在的新加坡。英国殖民者在1819年登陆新加坡时，岛上仍然有30户“海人”。第二部分马来人是7世纪自印度尼西亚诸岛移入的，被称为开化马来人。他们曾经于12—14世纪在新加坡建立了早期的封建王国“单马锡”。马来人在新加坡一直是当地最大的种族，但由于华人人口增长迅速，到1830年其地位被华人取代，成为新加坡的第二大民族。

在殖民地时期，马来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椰子、橡胶、胡椒、甘蔗、木薯、水果等农作物，并出海捕鱼，过着比较传统的农渔生活，受现代化冲击较少。马来人支系繁多，其中主要有马来人、爪哇人、波亚人、布吉斯人、班加人和米南加保人，他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传统风俗和文化特点。新加坡的马来人与马来群岛的马来人在文化上几乎融为一体。

在新加坡除了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三大民族之外，存在许多“少数民族”，新加坡官方称为“混种人”，其中包括欧洲人、欧亚混种人、阿拉伯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日本人、泰国人、缅甸人以及犹太人等。如此繁多的民族在100年间的历史中先后汇集于新加坡这块小小的土地上，诸多民族，各色人种，千姿百态汇聚一堂。种族的多样性必然带来宗教、文化、语言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再加上各民族性格、交往方式、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的不同，由此导致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新加坡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不仅多，而且差异极大。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也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因此，独立前的新加坡是一个极为纷繁复杂、极易分化的社会。（五）殖民政府的统治政策及其对新加坡民族关系的影响

1824年签订《英荷条约》之后，英国和荷兰在新加坡海岛地区的势力范围大体确定，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商港被英国控制。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隶属于孟加拉管区。1851年，海峡殖民地划归印度总督管辖。1867年又改由英国国王直接管辖，由英帝国殖民部负责管理，并在新加坡设立总督，其行政权除受英国政府殖民部大臣的节制之外不受其他部门约束。总督之下设立咨询行政会议，行政会议成员由总督、高级军官、辅政司、槟榔屿和马六甲的参政司、检察长、财政司、工务局长等组成。海峡殖民地于1861年成立了殖民地立法会议，由行政官员和大法官以及若干非官方人士组成，但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宣誓效忠国王。

随着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的开发与垦殖，新加坡的经济迅速腾飞。1824年至1868年，新加坡贸易额增长4倍多。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华人、印度人移民到新加坡充当劳动力。1860年，新加坡的华人人数达到了50043，约占总人口的62％。同时有大量的印度人、布吉斯人、爪哇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和欧洲人移民新加坡。英国殖民者当局对各种族集团的管辖采取“分而治之、间接管辖”的策略，在每个种族中指定一个人充当头人，称“甲必丹”（Captain），每个甲必丹必须对本村落人口的行为负责，负责调解族人纷争。概括起来讲，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统治方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间接统治

按照传统殖民理论，不同的利益决定了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不同的政策。由于英国的殖民利益主要是在印度和非洲。因此对英国来说，新加坡是边缘国家（peripheral state），在英国的海外殖民事业中不占重要地位。对于英国而言，新加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它处于印度和欧洲到中国的海上贸易商路的关键点，是控制东西交通的枢纽。第二是具有经济意义。新加坡是转口贸易港，英国殖民者一向把新加坡看成沟通英国和东方殖民地的中转站，有较大经济价值。除此之外，英国在新加坡再没有更多的利益。与新加坡这一战略地位相一致，英国对新加坡实行间接统治，充分利用其战略地位，谋求经济上和商业上的利益，尽量避免官方干预。正如一位英国外交大臣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政策是“随波逐流，偶尔运用外交这把篙子避免碰撞”。因此，英国殖民当局只是对当地人实行实现其商业目标所需的最小层次控制。同时由于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殖民当局鼓励自由资本主义，行政管理追求的“小政府”，使行政、司法和立法权高度重叠。1830年海峡殖民地高级官员由19名减少到8名，其中新加坡仅保留2名。1830—1867年尽管新加坡人口增加了3～4倍，但统治官员人数没有任何增长。

当然，无论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它们都是英国殖民者实行的一种政治控制方式，只是前者在行政上和政治上给予受统治对象以某种程度上的内部自治。具体内容是指由殖民政权委托各族首领管理各族内部具体事务，但其实质都是殖民政府统治新加坡当地社会的工具。海峡殖民地的甲必丹制度在成立后不久即被明令废除，但殖民政权仍然无力直接统治新加坡社会，取而代之的是亭长制度（Tingchu System）。所谓亭长，是一批与某庙宇有关的华埠名流推举出来的领袖，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地缘、血缘性集团的领袖。实际上，亭长成为华人社区的直接管理者。

2．行政效率低下，权力分散

在有限的新加坡殖民官员中，许多官员对新加坡事务并不熟悉，而且由于语言不通，不能与华人、印度人进行有效交流。他们除了不断地向东印度公司提交各种报告和数据外，没有多少时间用在实际管理上。再加上英国在新加坡实行自由港政策，没有经济收入，财政也捉襟见肘。许多官员不懂马来文、中文，有些文件还需要送到香港翻译。以至后来有学者如此评论：“在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个政府像海峡殖民地政府那样同其人民隔膜之深。”这一切导致新加坡政府缺乏效率，很少能顾及当地人民的生活，导致新加坡地区海盗盛行，抢劫不断。1843年新加坡商人举行抗议集会，劝说政府组织警察力量。但直到1857年新加坡才开始有全日制警察。

由于政府管理低效，导致新加坡各种社团和秘密会社兴起。各种族在官方体制之外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行自我控制。华人社会中青帮、红帮等秘密会社曾一度大为泛滥。

3．分而治之

由于英国殖民者是凭借坚船利炮占领新加坡的，他们为了分散各族人民的反抗而对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实行了分而治之政策。1819年，新加坡成为殖民地以后，殖民当局就令居民按不同种族分区居住。华人大量集中于牛车水（Chinatown）地区，印度人大量集中于石龙岗路（Serangoon Road）地区，马来人大量集中于新加坡东部的吉兰士乃（Geylanghe）和莱士路（Eunos Road）地区，各种族之间界限分明。殖民者留下的种族隔离的影子，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新加坡的城市人口布局。

由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政策，新加坡在开发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变成一个“民族的大熔炉”，而是恰恰相反。新加坡逐渐成为一个界限分明的多元社会。一位19世纪到过新加坡的拜访者爱德华（Edward）就惊奇地发现，“每个不同的种族都形成自己不同的社区，并且完整地保存了它们的传统，就好像它们根本就不是由外地迁移而来，倒像是本地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新加坡在爱德华作出如此评价100年后，依然被描绘成“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在这儿没有任何文化看起来是“本土的”，所有的都是舶来品。殖民地的运作完全取决于英国殖民者。

二、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国家认同

由于殖民统治者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新加坡大多数居民的国家认同是指向原住国的，这种认同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在殖民地时期，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都建立了大量自治性的宗教、业缘、血缘、地缘等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力图通过这些“虚拟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寻求和证明自己的国家认同。这其中数量最多、结构最为完善的就是华人的会馆组织。下文将以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情况为例，对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国家认同进行深入剖析。（一）殖民地时期华人的国家认同

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是指向中国的。“他们身在海外、心怀汉阙，怀着一股浓烈的中国政治意识，把中国视为祖国，把自己视为中国的子民，他们认同于中国、以中国为效忠对象。他们关怀祖国的存亡绝续、荣枯兴衰，并愿意为祖国献身。这种归属的认同感，是心理与感情的融合，使自己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分彼此。”新加坡华人不但在感情上效忠于中国，而且把自己的事业甚至生命都同中国紧密相连。例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28人是华侨。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毁家兴学”创办厦门大学，导致自己千辛万苦创下的经济王国毁于一旦。这些例子都充分证明，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是强烈指向中国的。这种国家认同意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爱国爱家的传统文化影响

凡是出国谋生的华侨，他们在艰难困苦中漂洋南下的动力之一在于“衣锦还乡”的美梦。长期以来，华人所注重的叶落归根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人的国家认同。海外华人为了生活而不辞辛劳，流血流汗。但是，在英国殖民者的压榨之下，仍然免不了饱受歧视和欺凌。因此，在华人的潜意识里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就算为之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2．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的社会分化

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实行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殖民政策，使新加坡社会极度分化，根本就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和集体国家观念。除了经济利益外，对移民没有任何吸引力。

3．传统华文教育和华文报章的催化作用

受传统文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海外华人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不忍目睹后代失学，成为化外之民，因此开办了大量的华文私塾和学校，在早期，大多数私塾念的是四书五经，宣扬儒家思想。在近代大量兴起了华文学校，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1931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侨务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新加坡的华文学校无论教材还是教师大多来自中国，在学制上也效仿中国。华文教科书多是由中国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些教科书中，都蕴涵了大量的爱国主义内容，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新马华文报章扮演了催化者的角色，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和所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孕育了侨民认同于中国的政治意识并使之茁壮成长。以上种种因素使华人的国家认同大多是指向母国——中国的。（二）华人国家认同与华人社团发展

海外华人爱国爱乡认同的基本承载体是各种华人社团组织，下文将就新加坡华人社会团体的发展、功能及其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

1．华人会馆的建立与发展

伴随着大量华人移民的到来，在新加坡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华人社会，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新加坡华人移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建立在“帮”的基础上的。所谓“帮”，就是操同一种方言的人，通过若干不同的社会组织，凝聚在一块结合成一个团体，于是形成一个“帮”。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主要有五个帮，即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和海南帮。福建帮以闽南人为主，其方言主要是厦门话，这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最大也是最有实力的方言群体。潮州帮是由包括广东潮州的八邑人士组成，讲潮汕方言的方言社群。广府帮主要由珠江下游包括南海、顺德、东莞、番禺、番山五邑和潭江下游的新宁、新会、恩平、开平四邑组成。客家帮是讲客家话为主的方言群体，包括广东嘉应州、潮州的丰顺、广东大埔、福建长汀与广东惠州等地人士。海南帮是由来自海南岛说海南话的方言群体所构成。除了以上五大帮派，还有福州、福清与兴化人组成的福州帮，以及江苏、浙江人所组成的三江帮等。

对于早期移民来说，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达新加坡，面对陌生的环境，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栖身之所，解决足以糊口的生计问题，于是来自同一区域讲共同方言的移民逐渐凝聚在一起团结互助，由此，基于地缘认同的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19世纪的地缘性组织多以“会馆”命名。根据饶宗颐教授的研究，会馆最初的组织常号称“公司”，如客属的梅如众记公司、丰永大公司和潮属义安公司等。“公司”的任务主要是“以旅客茔墓之处理，最为迫切，故华人社团，实发轫于公冢，由公冢而组织会馆”。也就是说，由于一批批无法叶落归根的海外华侨，尽管魂系故里，却只能埋骨他乡，于是有人领头“招募唐人，请人各量力捐金善舍以建墓冢地”。这样一来，在异国他乡便渐渐出现了集中掩埋客死当地之同宗、同乡或者同胞的“义山”，以及管理“义山”的必要团体。“同时由于海外华人多是孤独一人在外，为了寄托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为了祈求故土神灵的庇护，为了表达自己依然是炎黄子孙的赤诚情怀，于是有人出面聚集起同宗、同乡或同胞，而建立起了中国式的神庙、宗祠，虔诚地燃起了袅袅香火。”正是环绕着如此生生死死的追求，在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相继建立起一批会馆。在新加坡的众多会馆当中，最早的是广东台山的宁阳会馆，据说它是1822年由广东台山人曹亚志所创建的，亦被称为宁阳公司。在19世纪，广东的地缘组织有香山公司（中山会馆的前身）、南顺公司、冈州会馆、东安会馆、番禺会馆、肇庆会馆与三水会馆。客家会馆有应和会馆、茶阳会馆、丰顺会馆等。潮州人士的初期社团组织，则以义安公司的名义出现，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正式成立。琼籍会馆建立较晚，1857年琼州会馆才开始创建。

由于会馆建立的动机之一在于建立料理同乡人身后事的墓地，故规模较大的会馆多自购墓地。新加坡墓地多以“亭”为名，故福建人有恒山亭，他们将位于甘榜峇鲁（Kampong Bahru）、石叻路（Silat Avenue）的小山丘作为安葬客死他乡的闽南移民墓地。潮州人的主要公冢有泰山亭，位于东陵区（Tanglin）。操客家方言的丰顺、大埔与永定三邑人士组成的丰永大公司也在荷兰路购置一座坟山名为“毓山亭”。广州、肇庆与惠州人士组成集团联合购置义山是为“碧山亭”。广惠肇集团还与嘉应及丰永大公司联合购置位于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的“青山亭”。

19世纪，在新加坡出现的血缘组织，是在大的地缘组织中分化出来的小集团组织。其成员由来自同姓、操同种方言群体的移民组成，其宗旨在于会员间患难与共，彼此扶持，恤贫济急。血缘组织有“社”、“宗祠”、“堂”、“馆”、“会馆”及“公会”等形式。一般而言，血缘组织会员人数少，财力单薄。

19世纪初，新加坡还出现了业缘组织。同行同业的人，为了促进感情及维护共同的利益，便发起了行业公会的组织。于是广东的木匠们组成了北城行（1868年）祭拜鲁班先师，经营饮食业者组织了姑苏慎敬堂，从事戏剧业的组织了梨园堂（1857年），建筑工友们也组织了鲁班行（1890年）。下面，笔者将新加坡历史上出现的主要华人会馆进行整理归类，见表1-3至表1-5。表1-3　新加坡华侨地缘性会馆简表资料来源：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3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1977。表1-4　新加坡华侨业缘性组织简表资料来源：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3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Song Ong Siang，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S ingapore，San Fransi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pp．37-38.表1-5　新加坡华侨宗亲会馆简表资料来源：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3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1977。

2．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分析（1）群体利益的维护者。

华人社团在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移民群体的利益，成为华人利益的维护者。我们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例，1906年成立的中华总商会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华人最高的机构，并成为中国侨民政策的宣传者和侨民利益的维护者。它不断向殖民政府呼吁请求普及华文教育，取消树胶限制，增加立法议会与行政议会中华籍代表人数，并反对外侨登记律例。同时它积极排解华人之间纠纷，协助政府平息华人不同族群间的械斗，为维护华人利益作出了较大贡献。（2）华侨爱国爱乡、关心桑梓的组织者。

新加坡华侨虽远在南洋，但对祖国的一举一动都甚为关切。在20世纪初，中国外患不断，内战不休，地方官僚劣绅与兵匪勾结狼狈为奸，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于这种状况义愤填膺，开展了一系列救国救乡运动，会馆则是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发起人。

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和遭受侵略时，海外华人都会热心捐钱出力，共同抵御外侮。当外敌入侵时，新加坡侨团便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筹款赈灾，抵制日货。当内战爆发时，他们便发表电文呼吁停战，虽不能制止利欲熏心的军人、政客的内争，却也能造成一股舆论的压力，使滋事者有所顾忌。（3）华人教育的资助者。

海外华人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不忍目睹后代失学，成为化外之民，总是想方设法筹建学校让子女有机会受教育，做个知书识礼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社团便办起学校。社团是华校经费的主要源泉之一，它们捐助学校，提倡华人教育，使华人的后代文化薪火相传。表1-6是1905—1940年会馆创办学校情况。表1-6　1905—1940年会馆创办学校情况（4）排解华人纠纷、革除陋习、济贫救困等社会福利功能的提供者。

新加坡的华人会馆，帮派林立，地域偏见颇深，尤其是秘密会社分子营私结党，彼此结怨很深，往往因为一些小事而相互争斗酿成大祸。在19世纪不同派系的私会党徒，常因争夺地盘，诉诸武力，械斗之风极盛。1906年福建籍、潮州籍人士发生了大规模械斗前后延续了五六天，造成若干人伤亡，打斗范围涉及纽马吉路（New Market Road）、合洛路（Have Lock Road）、丹戎巴葛与石龙岗等区。滋事者闯入商店，烧房抢人形成暴乱。新加坡中华总商与警方通力合作，并请相关会馆出面调停，排解纠纷，维持了华人社会和新加坡社会的稳定。

新加坡会馆组织还敦请政府禁绝鸦片、肃清烟毒，并对华人中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进行批判，以社会改革为己任进行移风易俗，革除一些华人的传统恶习。同时华人会馆筹集大量善款，建立医院，造福华侨众生。1885年广东新会会馆修建“同济医院”。1892年由华人社团慷慨捐巨款重新修建“同济医院”大厦，在其49位经理人和21位协理中，包括了福帮、广帮、潮帮、琼帮等各属人士，他们出钱出力，维持医院的各项活动。

由上可知，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的华人社团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英国殖民者长期受古典经济学影响，一贯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再加上新加坡殖民地同宗主国距离遥远，统治力量薄弱，英国对新加坡统治主要采用间接统治。因此，新加坡的华人社团在新加坡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并成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和赞助者，华人社团的这些社会作用强化了华人爱国爱乡的国家认同。（三）新加坡华人虚拟血缘关系组织的个案分析——碧山亭的创建与发展

1．碧山亭的创建

碧山亭正式创立于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是由来自广东省广州府、惠州府、肇庆府三属人士所组成的丧葬机构。《广惠肇碧山亭万缘胜会特刊》中曾谈到碧山亭创立的缘由。“远在同治初年，侨界闻人鉴于三属同侨南来经营者众，而捆载归国者固多，暴骨异域者亦不少。于是慨然倡议，登高一呼，万山响应，遂于同治五年辛未年始购置坟地，完成义举。”碧山亭初期规模很小，但发展很快，到19世纪末已有33个社团规模，到了1948年已经增加到133个社团总坟。1922年开始，碧山亭开始正式由南顺、番禺、东安、中山、宁阳、冈州、三水、惠州、肇庆9大地缘会馆组成碧山亭会馆董事会，各会馆派出4名代表共同管理碧山亭。20世纪前半期，随着广、惠、肇移民的增加，先后根据地域建立起若干新的会馆，陆续有高要、清远、增龙、花县、顺德、鹤山、恩平7个会馆加入。到新加坡独立前，碧山亭已经发展成为涵盖16个广东地缘会馆的坟山组织。

2．碧山亭内部组织及其活动

厦门大学学者曾玲将新加坡的坟山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团总坟”，只要是经注册的广、惠、肇三属社团，不论地缘、姓氏、血缘、业缘团体都能在碧山亭安葬；第二类是“一般坟地”，只要是三属人士皆可埋葬，但必须根据碧山亭管理者的安排，不得自行择地；第三类是“自择坟地”，凡是三属同乡，缴纳固定费用，便可以在碧山亭指定的坟场内自由选择坟地。

从碧山亭的管理规定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这个广东华人社团的内部组织运作。那么碧山亭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广、惠、肇人士呢？根据曾玲对1953—1973年碧山亭埋葬证书的整理，她发现20年间的埋葬者们都需要一张埋葬证书。而埋葬证书上必须有碧山亭下属各会馆负责填写的证书编号，然后才是死者的姓名、籍贯、年龄、住址等，且必须由会馆负责人签名盖章后才能生效。因为碧山亭的理事长是由各会馆轮流担任的，所以碧山亭是16个会馆的集体象征，要判定谁有资格进入碧山亭就必须由各个会馆来进行甄别。而碧山亭所代表的“广帮”身份，也就是通过会馆的运作而确定的。通过地缘会馆、坟山组织等团体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构成了蜘蛛网状结构，每一个地缘会馆都是这个网络的各个节点，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在这个网络中的不同节点之上。华人社会正是通过像碧山亭这样的坟山组织对华人形成地缘认同的，无论何人，他都必须证明他的广惠肇三属的身份，才被允许去世后安葬于此。在新加坡的坟山组织中，一个人的族属甚至在他死后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他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某一确定地域的人。他的认同是明确的，那就是明确指向家乡，指向中国。

碧山亭作为一个丧葬机构，除了购置义山、修路、管理登记等一般事项之外，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祭祀“社群共祖”，以达到整合华人移民之目的。李亦园教授曾经指出：“籍祖先祭拜的仪式，不但使家系延绵不断而且使亲属关系和谐均衡，所以作为子孙的人，对祖先首要的任务就是祭祀他们，使祭拜的香火不断。”在每年农历的清明节和重阳节期间，新加坡各个华人社团都会举行祭扫社团总坟的仪式，通过“春秋两祭”、“万缘胜会”等活动对虚拟社群先人进行祭拜，以团结和加强社群成员对故乡、对祖国的认同感。根据1980年碧山亭出版的《万缘胜会特刊》，我们可以了解到，万缘胜会是为了超度广、惠、肇三属先人而成立的。在仪式上要邀请僧、道、尼进行宗教仪式、做法事，并设置“广州府上历代祖先之神位”、“肇庆府上历代祖先之神位”、“惠州府上历代祖先之神位”三属先人灵位，供人祭拜，并进行善款捐助。正如1980年广惠肇碧山亭在《万缘胜会特刊》中所指出的那样，其目的有二：“一为超度、一为筹款。大超度之举，在科学进步一日千里之现代，对于茫茫六道，其理幽渺，或认事涉迷信，然孝子贤孙追怀先人，慎终追远，乃华族之美德，用意既善，又遑论其所操之形式乎？至若筹款之举，则三属同仁晚近肯以本邦为第二故乡，生聚既番，凋谢亦伙，碧山亭扩展墓地，修筑道路，亟宜筹措；于是万缘圣会之举办，乃超度筹款，两者兼成，询良策也。”由此可见，社团总坟是新加坡早期社群认同爱国爱乡的象征，是虚拟的“社群共祖”之所在。从碧山亭的历史来看，1922年碧山亭倡议万缘胜会，1943年、1952年、1958年、1978年、1998年都举行过万缘胜会。

在碧山亭，会馆的建立和社团总坟的设立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是先有会馆而后有总坟，有许多会馆却是因为先有总坟而后有会馆的，地缘会馆和社团总坟都是“海外华人虚拟血缘关系”的体现。通过这些组织及活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同中国的地域宗乡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移民生死与之紧密相系的组织。这极大地影响了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国家认同，华人移民的国家认同目标不在于新加坡本土的现实生活，而在于遥远中国故土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中，从而确定自己的归属。华人之间也许彼此并不相识，但是进入会馆、坟山这种“虚拟血缘”组织中就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传统社会组织在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章 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发展

在世界民族国家中，大都是先有民族而后有国家，新加坡的建国却是先有国家而后有民族。新加坡不是文明古国，也不是单一种族组成的国家。没有一个主要的宗教，也没有指导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又因受制于独立初期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不能走民族国家的建国路线，所以只能以别具一格的特殊方式培养国家认同。那么，这种别具一格的国家认同指的是什么？新加坡在建构这种国家认同中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它们都有什么特征？这将是本章要着力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与制度型国家认同的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英国的溃败、日本人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与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屠杀”，使许多新加坡人的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占领期间，新加坡饱受凌辱，共有10多万人被杀害。战争中各族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的抛弃导致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马来人、印度人和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第一次认识到英国并不是战无不胜的，黄种的日本人的得势使英国人显得“靠不住和缺乏勇气”。他们逐渐产生了寻找自己政治归属和国家认同的愿望。对于新加坡人口最多的华人来讲，“大检证屠杀”唤醒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使他们开始在战后为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而斗争。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一隅，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使新加坡华人的认同指向出现了迷惘和困惑。再加上英、美势力对大陆的封锁使寄居新加坡的华人回到祖国变得异常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执行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运动使大量海外华侨的财产被没收。这些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的国家认同逐渐由指向中国大陆转向脚下这片真切的土地。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华人争夺公民权的行动中。二战后初期，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执行反共、反华政策，并宣布不承认新加坡华校学生的毕业文凭，大量的华校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极为愤恨，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这样，反英、反殖和争夺公民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使新加坡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和立场日益坚决。

1945年9月5日，英国新加坡战区统帅蒙巴顿勋爵“以接受日军投降”和“维持秩序”为借口，率领英军重新占领了新加坡。英国在新加坡恢复殖民统治之后，于1946年1月和12月分别发表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宪法的声明》和《马来亚政治建议书》两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要将二战前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合并成为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则从二战前的海峡殖民地中单独划分出来。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马来亚联邦”成立，新加坡也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在新加坡现代历史上被称为“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英国殖民当局推出的政策，遭到新加坡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各进步团体和商会纷纷发表声明，揭露英国力图恢复殖民统治的阴谋。1946年新加坡爆发了多次反对殖民统治的罢工。1952年新加坡的英国军港工人先后于2月、9月和12月发动了3次大罢工，参加人数由5000人增加到1万人，并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新加坡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使英国殖民当局被迫改变对新加坡的统治方式。1953年英国派出了以乔治·林德为首的“制宪调查团”到新加坡调查。1954年2月英国政府颁布了《林德制宪报告书》，提出在新加坡成立一个由32名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并组织成立以劳工阵线领导人马歇尔任首席部长的民选政府。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影响下，英国殖民政府提出的大选并不能使新加坡人民满足。1956年3月12日至18日，新加坡爆发了要求立即结束殖民统治和实现独立的“独立运动周运动”。有20多万居民在独立意见书上签字，10万人参加了在加兰机场举行的争取独立大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被迫邀请新加坡各派政治力量代表到伦敦谈判，讨论新加坡政治地位问题。经过两年左右的谈判，双方于1958年5月28日签署了《关于新加坡自治谈判的报告书》，达成了关于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问题的最后协议。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立法议会选举，1959年6月3日新加坡宣布自治，由李光耀出任第一届政府总理。（二）新加坡“指向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失败与独立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形势变化，新加坡人的认同逐渐转向了本土。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人民普遍认为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和销售市场，作为一个“没有身子的脑袋”，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马来西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新加坡人的政治忠诚是朝向马来西亚的。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邦总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在新加坡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提出为了避免使新加坡成为共产党和左派势力的基地，建议把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和文莱5个地区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6月3日，李光耀总理在庆祝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上对拉赫曼的建议表示支持。8月23日，拉赫曼与李光耀进行会谈，达成原则协议，并设立工作委员会具体研究合并事宜。马来亚、新加坡议会分别在10月16日和12月16日通过新马合并计划。1962年9月1日，新加坡就同马来亚联邦合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90％的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74％的人表示赞成。1963年7月9日，新加坡、马来亚联邦、沙巴和沙捞越4个地区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关于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协定》。协定规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分别作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英国维持在新加坡占有和使用军事基地以及其他设施的权力；新加坡仍保有自由港地位，并在劳工、教育和保健方面拥有自治权，以及保留其财政收入的3/4作为行使自治权的费用，但新加坡必须在5年内付给中央政府1.5亿新元作为发展沙巴和沙捞越的费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以后，人民行动党主张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马来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主张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政治理想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华人与马来人关系恶化。双方在中央政府领导人选、联邦中央议会议席分配、新加坡自治权益和经济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导致政局动荡、经济陷入困境。国内种族矛盾尖锐。在万般无奈之下，新加坡被迫退出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7日，在英国政府主持下，英、马、新三方经过协商，在伦敦签订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协定》。这个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新加坡“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完全失败。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正式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从此新加坡人民进入了新加坡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全新阶段。（三）新加坡“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的建立

学术界研究成果认为，基本上一个国家的认同可以来源于三方面，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因此国家认同可以在概念上分成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对于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来说，由于国内种族矛盾复杂，同时新加坡本身就是民族矛盾的一个产物，所以尽管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绝对多数，但新加坡是处于马来人海洋中的一个小岛，这决定了新加坡不能走通过族群认同建国的道路。而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在文化上相互隔阂，缺乏交流，同时缺乏为国家独立而艰苦奋斗、齐心协力的共同历史记忆，这残酷的现实也否定了新加坡通过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愿望。因此，新加坡要建国、要生存就只有最后的一条道路可走了，那就是通过制度认同建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自由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定义，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私人的利益、防止彼此侵犯的弊病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认同是国家成员从个人考虑出发，确定国家可以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后，从而认可国家对他的政治权威。这种意义上的认同一般不强调归属与情感，而多了一些意志选择的成分。

那么，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呢？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国家认同是认同于自体生命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这些认同的基础包括血缘纽带、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由于这些基础都是形成于过去，所以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这种认同显然不可能适用于新加坡。长期以来，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下，各民族相互之间分区居住，相互隔膜，缺乏共同的经济生活，更谈不上共同的历史和社会心理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更多的是采用自由主义国家认同观念。具体地讲，这种认同的基础在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因此，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为：它是以制度认同为主，结合文化认同等其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完全摈弃了传统的由族群认同发展成为国家认同的道路。这种认同具体是指一个人基于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如果说文明古国靠的是文化认同来维持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那么像新加坡这样没有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特殊原因而形成的新兴国家，就只能靠合理完善的制度对国民产生凝聚力了。

二、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新加坡人民的国家认同可以用“一波三折”来比喻，先是认同于移民自己的原住国，然后是认同于马来西亚，最后形成的才是对新加坡本土的认同。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之后就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工业化计划，并取得了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在新加坡人民心中注入了一种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的意识。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从1965年到2000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家生存阶段，它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发展上，其指导思想是“危机生存”的实用主义；第二阶段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柔性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迅猛发展而提出的国家中心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在面临国内外情况变化的条件下，由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转向文化认同型国家认同的转型调整阶段。下面，我们将就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形成原因等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阐释。（一）“危机生存”时期的国家认同构建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以后，经济上百废待兴，政治上一片混乱，种族矛盾错综复杂。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新加坡不会存活下去，英国的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新加坡殖民地的撤出与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丹尼斯·沃纳曾经撰文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依然是行不通的。”对于当时新加坡面临的困境，李光耀自己也认为：“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情况更恶劣的还在于其外部安全环境，当时新加坡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敌视和包围之中。有学者曾这样形象地比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如同一把钢钳，紧紧地钳住新加坡这个如同核桃般脆弱的小国。在西方世界质疑新加坡能否生存下来的声音中，新加坡选择了全盘西化的危机生存战略。形象地说，这种战略就是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行全盘工业化，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力求获得援助，积极向英美靠拢，通过越南战争的经济刺激为新加坡的发展寻求生存机遇。与此相适应，新加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采用了实用主义的国家认同策略，对于西方的所有一切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心态，宣扬危机，在人民中灌输危机意识，以此激励广大民众为生存而奋斗。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把新加坡同亚洲价值观画等号，然而对于历史的真相而言，这是一个玩笑。李光耀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东方主义者，他在现代化初期便采取了完全的西化策略。长期以来，新加坡所鼓吹的“亚洲价值观”文化认同，在历史渊源上多指向在东亚具有典型意义的儒家文化。然而我们如果追溯新加坡早期现代化历史，很难寻找到它一以贯之的脉络。对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家庭观念”的鼓吹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但在现代化早期的新加坡对东方传统家庭制度的声讨是最激烈的。1968年，李光耀在新加坡优素福学院十周年纪念讲话中，从女性在亚洲家长制社会中的地位谈起，强调新加坡社会传统势力之弱是新加坡发展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传统势力很弱和历史的残渣很容易被清除的社会”，虽然就亚洲的情况而言，“工业化过程并没有改变他们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新加坡“作为一个交通中心通过报纸、电影、电视，通过男男女女的来访和新思想的接触，我们受着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的激荡。因此，人类文明各大中心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使我们的社会受到启发，我们是有较充分的准备去迎接世界挑战的”。这番讲演的含义非常明显，亚洲的传统家庭社会是相对落后的，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中心，而迎接世界的挑战意味着摆脱旧传统尤其是亚洲家长制的束缚。“同时李光耀对中国传统的汉文化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东方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是造成中国近代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为摆脱古典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深感庆幸，“当你离开了你的祖国，并且不再受那些用《论语》培养出来的达官显贵的支配而是接受‘总规则’培养出来的英国行政官的管理时，那就非常容易摆脱过去那种无益的羁绊了”。这番话充分表现了他对东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政治生活的反感与厌恶，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推崇与接受。

新加坡在现代化早期采用这种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其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正如李光耀自己所言，“在一切的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也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奉送辛苦得来的技术秘密……电子计算技术、电子学、宇宙火箭的差距不断在扩大……在美国、英国和一般的欧洲技术专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情愿同非欧洲集团分享技术的同时，他们却比较容易同那些类似欧洲的集团扩大这样的合作。”因此，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采取了西化的危机生存指导理论。当然这与李光耀从小所受到的西方化教育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制定政治制度时，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参照系，使人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西方文明的汲取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本领，并且在建国初期不断地向他所领导的国家强调西方的政治文化。尽管在此后的发展中，一些西方学者将新加坡归纳为“柔性威权主义”，但新加坡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法理型社会特征极其鲜明。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外交大臣将李光耀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为典型的英国人”，西方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的早期国家意识形态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新加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认同，可用“西化生存”这一原则加以描述。与实用主义和西化生存原则相适应的是政策层面的“生存政策”。其一，政治方面在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建国的同时，强调精英治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加强执政党建设。同时以“生存第一”为号召实行种族平等、宗教宽容政策。新加坡政府反复告诫国民，“新加坡人民必须团结、忠诚、艰苦、朴素，才能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下去、繁荣下去”。其二，经济方面以科学技术为先导，通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明确指出“迅速而顺利地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那些把变革作为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迫切需要的和堂堂正正的一项任务加以接受的社会……变革，作为一种生活手段，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通向建立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唯一合理的途径”。正如新加坡学者所述，从新加坡“生存政策”的内涵可以看出，“这个生存政策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即新加坡社会和经济发展，其他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其内部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情况在世界同类国家中都是罕见的。宗教信仰的差异，文化类型的不同，种族、语言的隔阂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新加坡通过实用主义生存策略逐一解决了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市场要素，化解了东南亚邻国的猜忌与怀疑等问题。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成功证明了新加坡的危机生存认同的有效性。（二）“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发展阶段

1．国家中心主义的形成背景

新加坡建国以后，在政治强人李光耀的领导下迅速建立起了威权型政治统治。威权主义政治在新加坡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新加坡国小民穷、资源匮乏、没有广泛的农村和农业，国内市场狭小。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转口经济模式，使新加坡的现代化必须同世界结合起来，必须依靠同外国资本尤其是同西方资本的结盟。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客观上要求新加坡保持国内高度政治稳定，唯有这样，才能吸引外国投资和世界贸易。第二，新加坡掌握权力的不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受英语西化教育的资产阶级上层。据此有人认为，人民行动党所代表的是统治的阶级（Governing Class）而不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要求参政的热情极度高涨。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确保自己的统治目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必须坚决实行集权制，并使广大人民非政治化。第三，尽管新加坡人民奋起推翻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更新的理论工具，而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所遵循的仍然是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理念。这种政治文化使人民对于“仁慈的家长式政府”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心理。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为威权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在威权主义国家领导下，随着新加坡“危机生存”发展战略的有效执行，新加坡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7％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名列前茅（见表2-1）。表2-1　新加坡宏观经济指数资料来源：W. G. Huff，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298.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在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问题，希望对干预他们生活的各种法规和政策拥有更大程度的发言权。面对国内情况的变化，显然单用“危机生存”国家意识形态来统率全国人民已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了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作为新时期国民意识指导原则，同时为自己威权主义政权模式寻求理论支持，以此彰显威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2．国家中心主义及其内涵

国家中心主义是指新加坡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利益群体和个人按照一定的方式组成社会组织，并以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合作体制。其实质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基层组织如居委会、联络所等非官方机构，把人民纳入政治生活之中。同时对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宗亲会馆组织进行改造，使人民有限度地参与到国家社会生活中，以此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联系，使人民能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存在，拉近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从而树立起爱国意识，加强对国家的认同。但是这种交流不是无限度的，它必须是在尊重中央权威，不与人民行动党政府相对抗前提下的有限民主。结合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国家中心主义从利益表达和权力分配上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这个体制的中心，政府通过相互参与和掌握领导地位来制约各种社团组织和人民，同时国家以仲裁人的身份来制约各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权力分享。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各种利益冲突之中，而是超脱于各种矛盾之上。由于各社团之争很少将矛盾指向政府，这就使政府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在社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出面调解就显得比较公正，也就更加突出了政府权威和仲裁人地位。（2）在国家合作体制内，各个社团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成员的独立利益。政府一般通过半官方、半民间的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人民协会等组织，把下层人民的要求反映到上层去。各种地方社团组织的领导也常常被邀请参与地方事务，为制定各种地方政策提供建议。这样就加强了下层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各大商会中都设有向政府提供咨询和信息的专门机构与渠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下层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欲望，密切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加强了对国家中央政府的认同。（3）不鼓励国家合作体制之外的利益表达。同威权主义相一致，新加坡实行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有限制的民主，它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有限民主，国家不鼓励甚至镇压在这种“有限民主”之外的利益表达。如果一个居民不参与到各种地方社区组织中，那么他的利益也不会得到任何保护。如果公开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对政府的批评，政府甚至会动用国家内部安全法，不经任何审讯就将其定罪甚至投入狱中。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国家权威的一面。

3．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的效果分析

在实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新加坡国家在一切公共领域都扮演了合作者和指导者的角色，从不放弃介入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正如李光耀所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发展不到今天”。同时，国家中心主义超越了种族阶级观念，它是一种使各个功能不同但互相依赖的社会组织，为它们的共同目标——民族国家的富强而奋斗的一种民族团结精神。在这里处理一切事务的原则是“国家利益”，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拉惹勒南就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设计一种民主模式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新的符合新加坡实际的意识形态，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充分吸收两者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不断重塑新加坡人的民族心态，并提出“新加坡人应当是乐于维持多元种族的、乐于助人的、向前的人”。这一说法宣扬认同指向国家，以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通过国家中心主义，新加坡有效地抑制了种族沙文主义，保持了种族和谐。反过来，只有种族和谐，才能保证国家至上；只有树立国家的权威，才有利于维护种族和谐。因此，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国家中心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消除种族偏见、实现多元种族主义的确是有其必然性的。（三）国家认同创新与调整阶段

新加坡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在世界上出现了“新加坡式”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提法。在国家自豪感空前加强之时，新加坡政府及领导人看到更多的却是其中的危机。建国之初，当新加坡人民在失业、“屋荒”和几乎“一无所有”的困境下，在种族关系紧张、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以及英军撤退等一连串危机的打击下，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携起手来团结奋斗。这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保证。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80年代的社会繁荣，这种危机消失了。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享受，受英文教育的人和一些“雅皮士”甚至羡慕和模仿西方人生活方式。同时，各种族、宗教矛盾不断涌现，制度型国家认同和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局限性凸显，这种状况迫使新加坡领导人去寻求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新加坡国家认同进入新的调整和创新阶段。在这个时期新加坡建构了“共同价值观”，实行文化复兴运动，力图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配合制度认同建立起新的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努力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成功。新加坡国家认同如何进一步发展？还将是一个渐进的摸索过程。

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实际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其他东方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以期实现文化认同的混合价值观。下面拟从国家认同角度来解析“共同价值观”。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这一条是指在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问题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看来，党即政府，政府即国家。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国家利益先于个人利益是新加坡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共同价值观”仍然继承了前期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体现了其理论的继承性与延续性。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由于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许多移民都有客居的思想。新加坡建立国家以后，由于国家极小、资源贫乏，国际化程度极高，许多由国家培养的精英由于对政治和生活环境不满而移民美国、澳大利亚。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高潮，因此培养国民意识、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非常有必要。

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间。一方面，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完善；另外一方面，古老传统的社团组织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一些社团自治历史悠久，其中的种族集团还有国际背景。尤为让人担心的是，一些社区日渐成为反对党的基地，这使政府对这种种族政治表现出忧虑。在“行政主导”的新加坡威权主义统治模式下，国家是调节各种社会集团冲突和矛盾的权威机构。正因为如此，“共同价值观”尤其强调国家的权威和个人的献身精神。在实践中提出国家至上的原则，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的限制和对种族政治的警惕。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李光耀曾经指出：“家庭把社会价值观念用潜移默化而不是正式讲授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在不失去它的文化冲劲、同情心和智慧的情形底下自力更生，我们就必须保存这种珍贵的家庭结构。”家庭是社会的根本。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只有把家庭看成社会的基本构建单位，并使其稳定下来才能建立一个大而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新加坡政府提出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主要是针对新加坡人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家庭分崩离析的状况。其强调家庭的目的，仍然在于希望通过家庭的稳定而树立起爱家、爱国观念，从而最终从爱家走向爱国。

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新加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工商业社会，竞争非常激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为了确保社会公平，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除“授人以鱼”之外，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帮助失败者获取生存的技能。但新加坡政府的原则很坚定，那就是坚持“精英主义”，绝不走西方福利国家的道路，不搞福利主义。之所以强调“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将对社会的不满因素尽力缩小，实现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将危及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社会公平，从而树立起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建立共同使命感。

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显然这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准则。它要求各个民族本着互谅互让、互敬互爱的精神来处理分歧意见，维护共同的利益。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是涉及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一定要谨慎处置。如果缺乏忍让与求同存异的精神，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从而危及国家的稳定。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在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指出，种族与宗教和谐是新加坡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之一。长期以来，政府在处理种族与宗教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易于操作的方法和原则。例如，通过让马来人免费上学来提高马来人的文化水平，以享有与华人平等的竞争机会，在选拔官员时保证马来人和印度人能够占一定的比例；在组屋区实行多民族杂居政策鼓励人们结交异族朋友；等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种族关系的和谐。“共同价值观”提倡的五种精神是新加坡政府根据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内容而形成的。因此，“共同价值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它的提出消除了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末紧张的宗教与种族关系，消除了新加坡内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据记载，在“80年代末，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一些伊斯兰教团体和穆斯林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十分敏感……对基督教徒诽谤伊斯兰教为‘残忍’、‘邪恶’感到愤怒……”同时，先后出现的几起宗教组织参与国家政治的事件，促使政府运用国家权威颁行“共同价值观”，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国民获得了更高的同质性和认同感。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共同价值观”不是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威人为制定的。它在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协调方面获得了成功，但这种价值观对于传统的过分强调已经不适应新加坡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世界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逐渐消失。尤其是新加坡中产阶级势力的急剧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和建立在制度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极大冲击。新加坡发展到21世纪，国家公民已主要由新加坡建国后出生的第二代人构成，由于“代际价值”转换，适用于第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未必就适合于新加坡第二代人。尤其是新加坡作为国际自由港、国际会议中心、旅游热点，在“四面透风”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第三章 新加坡华人主导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与国家认同

正如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那样，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配合其他认同而形成的。而制度认同指的是一个人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在新加坡，这个“制度”在政策上主要体现为“华人主导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当然由于新加坡政府并不明确把自己国民划分为若干个不同民族，在国内政策的制定方面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民族政策”。我们平时所说的“民族”大多数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从研究的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说的。这里的多元民族主义政策是“一个学术界用语而不是政界用语”。那么，新加坡的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它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对其如何评价？本章将着重就以上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界定与发展原因

1．在国家与种族同化的研究中，从理论上一般可界定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理论”两种

同化论者强调“同化”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一般表现为比较落后的民族与比较先进的民族交往时，自然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直至最后完全丧失自己的民族特征变成了别的民族”。同化的最终结果是形成同质社会。“多元文化理论”的提出国是加拿大，1971年加拿大总理提出，“我们不主张同化，我们不主张消除文化差异，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加拿大和平共处”。1978年澳大利亚宣布自己为“多元文化社会”，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澳大利亚召开的文化多样性大会上，对多元文化政策作出了如下定义：多元文化包括各种族平等享有“文化认同权、社会公平权以及经济受益需求权”。美国研究移民问题的著名学者斯特芬·卡斯特对多元文化政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点：第一，外来移民有权成为移入国家的公民；第二，给予外来移民组群平等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三，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或个人有权要求得到尊重；第四，主流社会应当根据移民族群的特殊文化需求修订相关政策。总之，“多元文化理论”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而是一个囊括了给予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权等多重内涵的理论体系。多元文化主义在政策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多元民族主义政策。

2．新加坡建国之初就一直宣布将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

1965年2月8日在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总统优素福即宣布：“新加坡将以更大的决心，实现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容忍社会。这种政策将建立人人满意的社会，使原住民与在英国殖民时期移入的人民同感满意。”这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是：（1）确认新加坡是个多民族社会；（2）政府平等对待各民族，并始终不渝地保护少数民族、少数宗教集团的利益；（3）以马来语为国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英语四种语言均为官方语言；（4）政府在教育、就业和福利方面给马来人适当优待，以逐渐消除民族间的经济差异，同时鼓励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之后，这些原则被贯彻到各个领域。当然，由于华人在新加坡人口占有绝对多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是华人主导下的民族主义。那么，新加坡为什么会采取华人主导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呢？其出发点和动机又是什么呢？下面将对新加坡选择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二）新加坡选择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原因剖析

我们从历史大背景可以看到，新加坡独立于战后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当时新加坡华人约占新加坡全国人口的70％，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斗争中，包括许多新加坡华人在内的马来亚革命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在客观条件下为华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错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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